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其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境，通过文献梳理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调节、教育和培训、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参与等城市融入方面都存在问题，加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对城市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
一、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
1978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从而形成了“民工潮”。我国到目前共经历了三次的“民工潮”。第一次“民工潮”从1978年开始，大约经过四五年时间，主要贡献是发展了乡镇企业，同时解决了全国的粮食问题，第二次“民工潮”从1992年开始据统计大约有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第三次“民工潮”出现于上世纪末，而沿海地区则成为农民工的主要集聚地，第三次的“民工潮”也是三次“民工潮”中规模最大。
综合农业部的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4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2 亿，进城农民工总数达 1.3 亿;2009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3 亿，进城农民工总数达 1.5 亿;2011 年底，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53 亿人，进城农民工总数达1.59 亿人。农民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于“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1983年张雨林教最早提出了“农民工”这一概念，农民工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此时的农民工也称为“旧生代农民工”。
2001年王春光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这一早期概念，后又修改成“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学者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年龄在 16 岁以上，毕业以后就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的青年。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 1.2～1.6 亿人之间，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对城市的向往与归属，是新生代农民工所追求的。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问卷调查中，问到“您是否在乎城市工人对您的印象”，86.8%的被访问者都希望城市人能够积极地看待他们，在工作中，他们也希望能够参与企业管理，关心企业的发展，把自己和企业紧密的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与农民工相比，有着更为积极向上的一面，在企业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然而当问及到是否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而换取非农户口时，我们发现并非所有新生代农民工都愿意，有些是没有想好，有些是没有想过，可见，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还有少许“血脉相连”。
工作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例外。在工作之余，也有自己的娱乐方式。通过文献的梳理，可以得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是在睡觉、上网、与朋友聊天、看书、杂志和报纸、看电视、打牌、看电影、出去逛街以及其他，而睡觉、上网、与朋友聊天则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关于娱乐方式，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娱乐方式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模仿城市人的生活，尽管在做同样的事情，如上网、与朋友聊天，但内容却不相同，新生代农民工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消遣、打发时间，上网就是看看电影，与朋友聊天就是拉拉家常，而城里人上网则可能是为了了解行业、就业信息以及创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方式并不怎么认可。也有学者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这样的娱乐方式是逐步融入城市化的一种体现。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以初中、高中为主，大学生所占比例约为5%，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2013 年底，我国农民工月均收入 2609 元，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经济收入主要为2000～3000 元/月，年收入主要集中在5000～30000元之间。然而，学历是企业的重要考察因素之一，薪酬随着学历升高而增长，从学历的层次来看，大专毕业生平均2850元，普通本科平均3050元，重点本科平均3650元，硕士平均4650元，博士平均7350元。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与较高学历的毕业生同样在城市工作，自己的收入则显得捉襟见肘。
婚姻是每个人期待的，也是人类的传承。进城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在16～32岁之间，工作两三年后不可避免地要面临选择结婚对象的问题，然而与农村婚姻、城市婚姻相比，特殊的身份和不确定的生存状态，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则显得艰难。
在几项调查对象涉及到全国十几个省份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中，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传统的低端的职业岗位，如美容美发、居民服务、家政保洁服务、建筑安装、销售、餐饮等，这些岗位都具有工作时间长，节假日没有保障的特点，为此，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结交朋友、谈恋爱。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组成部分，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与传统农民工有着明显的个性特质，然而在他们渴望融进城市，努力成为城市人的同时，却又带着“边缘化”和“半城市人”的标签，并未真正融入城市化，在融入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心理调节
心理适应不良，则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需要经历的情感波动。身份认同混乱、人际关系不良、情感困惑增多是心理适应不良的主要表现。从静态上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自己是城市人，从动态上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呈递减趋势，而不认同农民身份和对农民身份认同模糊的呈增长趋势。然而，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依然是农民，身份认同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此时处于年轻时期的他们，对交友的需求和对城市的新鲜感增加，但是，新的城市并没有多少亲戚和朋友，身边多为老乡、同学、同事，生活圈较为狭窄，需求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得他们多少有些失落和迷茫，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把这座城市定义为“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二)教育和培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从社会学研究角度看，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教育的社会价值导向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教育获得职业资质，从而实现向更高阶层的流动。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状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就业行业主要是一些服务业，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体力劳动者，并没有在城市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这与他们的文化水平有很重要的关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很难真正地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主人，从长远看，城市化进程中的整体人力资源水平不能得到很好的提升，本身也不利于城市的迅速发展。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问题和培训问题，另外一层含义是当代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和培训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问题研究，不同学者也都做了实证研究，总体归纳来看，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问题，主要是从基础知识培训、专业技术培训、法律常识培训几个方面来入手，积极调动政府、职业院校、企业、社区和个人等多方位教育主体参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三)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和社会参与两个方面，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全体国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由“国强”到“民富”。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贡献着自己青春的同时，其生存与发展困境中的社会保险问题也应该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在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的调研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存在缺失，具体表现为：养老保险参保率低，且参保意识薄弱;医疗保险严重缺失;失业保险参保率较低;工伤保险需求强烈，但参保率极低，生育保险则基本没有享受。五种保险的参保率从高到底为：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
社会保险，作为企业支出的重要部分，企业缴费占到个人工资的29%及其以上，有些地区企业缴费比例更高，为此，有提出“五险一金”变为“四险一金”的说法来减轻企业负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对社会保障的不了解，企业则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少缴或者不缴，而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伤保险需求强烈，这是与其从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以及居民服务业等相关。
作为社会成员，每个人都有社会参与的权利和义务，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力量， 是城市居民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社会参与则是其顺利融入城市的重要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参与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对改善自身状况具有信心，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有序的社会参与能够维护自身权益，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然而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低、福利待遇差产生不满与怨愤，通过社会参与无济于事或者社会参与边缘化，则容易酿成严重社会危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城市梦想，容易产生受挫感和失落感，甚至导致犯罪。
四、总结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进程中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文条件的制约，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有些望而却步，一些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城市梦，而还有一些则返乡就业，出现了逆城市化，能否科学合理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进程中遇到的困境，则需要政府、社会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共同努力，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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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作者：李楠 周茜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和中国工业化的主力。他们的命运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必须从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局出发，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诉求和面临的障碍，既立足当前，帮助他们解决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又着眼全局和长远，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序融入城镇，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社会管理体制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人口结构调整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他们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是现代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涉及上亿农村人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全局和国家未来发展。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2011年全国外出进城农民工达15863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估计超过1亿人[1]，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大军的主体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虽与传统农民工同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境遇，但因其所处特殊的年龄阶段和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而成长，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一)多元性
我国有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年龄结构、能力素质、利益诉求等差异性大。他们从小就与电视和手机相伴，比较了解城市和外部世界，进城打工的目的趋于多元化，除了赚钱外，他们更把外出务工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人生道路的一种途径，或寻求自我发展和立足城市的机会，或为回乡创业打基础，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二)发展性
据农业部农研中心的调查，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年，比上一代农民工高1.6年，其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近30%，显著高于上代农民工[1]。良好的教育及发达的电视、网络信息平台让他们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了解，对就业有更高的预期，在利益诉求和思想上他们不再满足于工资能按时发放，他们渴望有优越的工作环境、认同感和成就感，希望能学到知识和技能，有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空间。他们更加看重发展前景、社会地位和人身权利，渴望市民身份认同、待遇平等及融入城市。
(三)多变性
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16岁到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1-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四)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又主要在城市生活，与家乡渐行渐远，脱离了输出地政府的监督和基层组织的管理，农村对其影响力日益弱化。而一些输入地基层政府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没有做好相应准备，现有管理与服务跟不上农民工的输入规模与现实需求。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边缘人处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管理的真空地带。新生代农民工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又无法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大雇主的中小企业，也是一个新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两个新生的、又都是比较困难的群体相伴相生，非常容易产生利益上和观念上的冲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说，“拔根农村”比较彻底、“扎根城市”力不从心，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现实障碍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五大需求，第一层次是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求，没有安全感，人就不可能有归宿感;第三层次是社交或情感的需求。不但有亲情、爱情，而且有真挚的友情、邻里情;第四层次的需求是尊重，自由表达权是尊重的基础;第五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就是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有成功感、成就感。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难以在城市立足，又不能适应农村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传统二元社会结构中衍生出的“第三元”，在再社会化、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
(一)生存障碍
由于财政、社会保障条块分割体制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和失业登记、劳动合同签订、就业援助、技能提升等工作没有纳入地方政府工作目标。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只有36.9%[2]。由于文化素质较低，主要集中在建筑、采掘、纺织、冶金、餐饮、商贸等条件艰苦、污染较重的行业和第三产业一些收入较低的岗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以非正规就业为主，频繁跳槽，流动性很大，不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据统计测算，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0%在城市稳定就业，近80%处于不稳定状态[1]。没有稳定的就业，就难以有自身的成长积累，难以有产业工人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难以保证收入稳定增长。
(二)安全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也是城市生活的守望者。他们创造和改变着城市，保障着城市24小时的运转和生活，但他们却被城市“遗忘”和“边缘化”。城市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重监管轻服务，重使用轻规划。为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集聚。当出现矛盾纠纷时，因沟通渠道不畅，群体性失语现象比较明显，有时被迫法外维权，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加上近年来依附于户籍制度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生存费用的上涨，职业安全隐患多，使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成为在城镇安居乐业的市民。
(三)社交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正值充满憧憬和幻想的年龄，对交友、恋爱、结婚有着十分强烈的渴求。但特殊的经历和境遇又使他们的追求和现实存在一定距离。由于生活在集体宿舍、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他们中很多人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苦闷、孤独、焦虑与无助使他们缺乏幸福感。长期的心理、精神需求被忽视，缺乏有效的沟通和疏导机制，极易心理失衡，一旦有事就有可能出现情绪失控，产生极端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四)尊重障碍
尊重，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信任、友爱、诚信的基石，社会这个大家庭，每个成员间的相互尊重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更是一个城市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规划上已经不再满足过去那种简单的生存需求，他们渴望用自己的汗水和付出融入到城市中，渴望拥有更为体面的劳动和福利，用劳动赢得尊严。但因未获得城市户籍和市民身份，政府、企业和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人文关怀不足，有时甚至被歧视。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他们权利表达的渠道都很少，权利表达渠道的狭窄，导致他们的权利诉求总是被漠视。
(五)发展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而是社会权利、角色意识、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一系列变迁过程[3]。新生代农民工怀揣梦想进城，渴望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但他们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职业技能、心理素养等基本素质，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同时，农民工的发展上升问题、他们的明天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突出表现在技能培训、职业发展指导、继续教育严重不足，身份及地位上升通道并不通畅。
三、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成因
“十二五”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城市化的主角。为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诸多针对农民工的保护与服务政策。然而，城市社会的多重阻隔，严重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适应和融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根本原因
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系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一国两策”，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严格分离。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享受的权利不平等，以及城市群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各种偏见，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产业，但是身份是农民，他们居住生活在城市，户口却在农村。他们尽管较长时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归属于城市，而是认为他们归属于农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像城市市民一样，平等地就业、平等地获得工资报酬、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和城市发展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
(二)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是直接原因
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非工非农的尴尬境地，尽管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数量庞大，但很少参加各级党代会、人代会、工会和企业职代会，遇到困难时很少得到专门组织的救助、互助，加上信息渠道的不畅和流动的不确定性，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利益诉求。同时，城市社区没有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规定和条件，农民工不能实现参与社区政治的愿望。农民工自身的素质也限制了其参与社区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农民工对城市管理的参与程度过低，导致自我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差，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影响微弱。作为农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但农民工常住城市，受选举利益的关联性、时空阻隔，及信息不畅和选举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不会回原籍去参加选举，导致其政治权利形同虚设。无法参与村民代表大会，又与城市基层民主制度隔离，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通，阻碍了他们合法、有效地利益申诉，不利于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
(三)综合文化素质偏低是主要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不仅关系生存和就业，还影响其身份地位的提升。与父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教育水平、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观念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其自身素质与城市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和城市现代文明生活的需要仍存在较大差距，存在社会阅历浅、文化素质低、抗压能力差、心理脆弱、自卑等问题。受自身文化、技能、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维权、政治参与和人际交往，使之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
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并将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力资源。必须从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局出发，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诉求和面临的障碍，既立足当前，帮助他们解决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又着眼全局和长远，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序融入城镇，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一)创新城市公共管理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传统的户籍制度以及所依附的二元福利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必须加大户籍及相关福利制度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一要建立统一高效的协调管理体制，加强输入地和输出地政府间的衔接与协作，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转移的组织化和有序化程度[4];二是不再出台与户籍挂钩的社会福利政策，从制度上淡化身份差别和身份意识。同时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让其仅成为公安部门进行人口登记管理的手段;三要积极探索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为条件，采取积分式、择优式、渐进式等方法，设置准入门槛，确保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尽早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同等的待遇;四要在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按照“体系完善、制度对接、水平适度、覆盖广泛、重点突出”[5]的总体思路，逐步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基本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制度，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看病难、子女入学难、住房难、权益维护难、融入城市生活难等问题，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一起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创新劳动就业制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生存能力
就业和工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最基本条件，必须创新劳动就业制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生存能力。一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完善劳资争议处理机制，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歧视性规定;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署劳动合同，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加强各地就业信息的沟通与共享;二要加大对中小企业政策扶持力度，出台面向中小企业的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扶持措施。鼓励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自谋职业、返乡创业、兴办工商服务小企业，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渠道;三要采取职业教育与在岗培训相结合，学历教育与技能培养相结合，校企合作、产学合作等方式，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创业技能和整体素质。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减少就业的盲目性，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高收入;四要通过规划加强区域协调，进一步优化城镇群布局，大力促进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着眼于各地的特色优势，把一批经济基础较好、人口规模较大、环境承载力较强的县城(镇)培育成产业支撑强、地域文化特色鲜明、人居环境良好的经济强县和强镇，提高其产业和人口聚集能力，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转移和就业。
(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减少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营造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一要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整合延伸到社区的人口、就业、社保、民政、教育、卫生等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建立以社区服务站为主体的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将农民工服务管理纳入其中，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平台;二要探索建立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职业培训、社保经办、政策咨询、法律援助、文化娱乐、计划生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居住登记和公共证件办理、劳动争议仲裁和调解、党团组织管理等公共服务;三要充分发挥现有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团组织的作用，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就业扶持服务，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推动拓宽新生代农民工参政议政渠道，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心理疏导和婚恋交友服务。
(四)创新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提升，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职业技能素质、心理健康素质、安全生产素质、公民意识、职业规划意识、法律知识、文化修养、子女教育和城市生活常识等。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提升，既要发挥国家、用工单位及社会相关部门的积极性，也要发挥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素质提升问题，把它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目标考核工作总体部署。增加财政资金投入，通过政企民联动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素质教育和培训。一是建立多功能教育培训体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输出地和输入地规划建设一批职业教育学校和实训教育基地，同时推行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程;二是针对农民工各个层次的不同需求，开展“订单、定点、定向”、或“送教上门，工余学习”、或网络大学等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形成常态化的制度安排;三是完善多元化教育培训机制，由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共同分担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建立起促进农民工成长成才的激励机制和长效保障制度;四是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就业、生活的企业和社区，建立和完善生活、学习和锻炼等公共服务设施。如充分利用社区阵地，围绕农民工关心的话题，组织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人员开展访谈、对话和交流，积极引导农民工融入城市文明。通过定期开展“社区邻里节”、“邻里赏月茶话会”、“好邻居评选”、“好邻居趣味运动会”、“家庭厨艺秀”、“社区文化体育节”、“全民健身社区行”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为社区农民工和本地居民搭建一个感情交流与沟通的平台，让他们“相知、相识、相亲”，使农民工感到人格上得到尊重，身心上得到愉悦。五是逐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不断畅通他们反映诉求和问题的渠道，让他们拥有“话语权”，成为社区“自家人”。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融入城市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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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莫仲宁
作者：罗继红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伴随着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其内容主要集中体现在经济、社会和心理等三个层面的适应与融入。当前，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较之城镇居民而言明显偏低，他们尚未能够以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城市发展建设当中来，对自己的定位依然偏向于“过客”、“外来者”等，在心理上对自己社会身份归属的判断也依然是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外的“农民工”。为此，我们应当改革户籍制度，疏通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渠道，并设立专门机构，使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化。此外，还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奠定基础。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2010年1月31日，在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所谓“市民化”包含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狭义的市民化指农民、外来移民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的过程，如居留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而广义的市民化还包含市民意识的普及以及居民成为城市权利主体的过程。对于农民工而言，市民化就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由从事农业到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从习惯的乡村文化到接受城市文化、从农村生活方式变为城市生活方式、从农民变为市民的过程，这种市民化过程也就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
一、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及特点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调查》对武汉市江汉区、汉阳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问卷237份，其中有效问卷211份。调查表明，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相对较小，教育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其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也同老一代农民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1)同土地与乡村生活的联系弱化。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长久以来农民对土地都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一点在老一代农民工身上依然有着明显的体现，而新生代农民工同土地和乡村生活的联系已经明显弱化。调查显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多少种地和务农的经验，在进城务工之前，他们当中有的在乡镇企业工作(15.3%)，有的在学校读书(42.7%)，真正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数比例仅有20.4%。由于缺乏直接务农的经验，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土地已经没有传统农民那样深厚的依赖之情，土地对他们而言已并非唯一的谋生手段。在调查当中，认为土地“很重要”的人数比例仅有19.1%，29.5%的人认为家乡的土地“有比没有好”，还有44.9%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家里的土地“可有可无，无所谓”。这些数据说明，较之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少受到土地的束缚，农业生产意识比较淡薄，再加之来到城市以后，同土地与乡村生活的联系又进一步弱化，这些都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愿意也更加容易接受了城市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有利于他们城市融入的进程。(2)向往城市生活，渴望融入城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类较高的精神层面的需求总是产生于低层次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时，生活条件还极为艰苦，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满足温饱等物质生活需求上;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比起父辈已有较大改善，再加之他们往往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更强的自我意识和更为丰富多样的精神生活，因此，对于新一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已不仅仅是获取工资的地方，他们还希望在城市中实现理想和自我价值，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在本调查当中，当问及“对今后生活的打算”时，40.7%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留在武汉，成家立业”，20.2%的人选择了“回老家成家，再找合适的工作”，8.9%的人选择了“去其他城市发展”，其余30.2%的人选择了“说不清”(17.8%)或者“没考虑这个问题”(12.4%)。(3)社会身份认同处于城市和乡村间的真空地带。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城市工人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户口在农村，却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他们既不是传统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这种身份与职业的错位难免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首先，从与乡村的情感联系上说，第一代农民工生长于农村，在家乡有着稳定的人际圈和情感纽带，他们在心理上认同自己“农民”、“农村人”的身份，虽然身处城市，但精神上仍以乡村为归属。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生活的时间不长，对“农民”的身份以及农村的生活方式还未形成稳定的认同感。在来到城市打工之后，他们远离了家人、朋友，不能够经常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与互动，这就会逐渐弱化他们同乡村之间的情感纽带，使他们产生一种无根的漂泊感。其次，从与城市的情感联系上说，第一代农民工心理上是自外于城市的，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始终以农村为背景，来到城市的目的不过是获取经济收入;而新生代农民工强烈期待能够融入城市，实现由“农村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换。然而，由于目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新生代农民工在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福利待遇等各方面都同城镇居民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他们虽渴望成为“城市人”，现实中却只是城市的“边缘人”，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危机就很容易导致各种心理冲突。
二、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分析
(1)社会支持系统缺失，合法权益受损。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以后，其社会支持系统是极为不健全的：远离家乡，难以直接获得亲人的支持;多从事临时性工作，缺乏有效的组织依靠;权力、地位、经济上处于劣势，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稀缺资源或特殊等价物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交换中，去换取自我发展的资源和机会。因此，同城里的年轻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源非常匮乏，从而导致其生活质量和发展前景受损。可见，作为城市中的边緣和弱势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系统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状况，不仅使其心理上感觉到孤独无助，同时也使得其合法权益受损的状况屡屡发生。而由于缺乏组织机构的支持以及自身文化水平的局限，农民工在现有体制下很难通过工会等组织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在权益受损或受到不公平对待后，缺少申诉、维权的渠道，只能被动承受或通过一些过激行为寻求解决。(2)职业技能提升乏力，收入待遇偏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的更新换代，企业对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技术能力、市场竞争意识等较之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客观来说他们的人力资本结构与用工单位乃至城市发展所要求的人才素养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就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收入待遇和职业地位相比城镇居民来说都存在较大差距，属于就业弱势群体。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有着迫切的需求。然而，作为城市外来型的“边缘人”，他们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实力去满足这些需求，而无论是企业、社会或是政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技术培训与学历教育的重视和投入还远远不能满足这一群体的巨大需求，这样一来，新生代农民工待遇偏低、就业不稳定，将无法支付居住城市所需的较高的生活成本，因而也就难以成功实现市民化。(3)交往群体同质化，缺乏与城市居民全面的社会互动。由于各种隔阂与偏见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始终存在较大的社会距离，基本不存在与城市居民相融合的生活圈子，他们在城市中很难获取外部社会资源的支持与帮助，也很难在城市居民的圈子里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一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空间就成为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夹缝”，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这些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与内群体或同类群体成员交往，如老乡、熟人、农民工朋友等，而很难或不愿意与城市居民进行全面的社会互动，其社会网络停留在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初级关系，很难同城市居民融合与交往。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身处城市，却对所在的城市和社区没有归属感，更无法产生主人翁意识，对城市的社会活动不关心、不参与，增加了对城市的冷漠和疏离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阻碍了他们现代性意识的生成和发展。
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措施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疏通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渠道。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是农民工受到不平等待遇、处于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要从根本上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剥离其背后附着的利益体系。首先，应逐步淡化直至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分类，以居住地为界划定户口归属，消除对于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淡化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无形鸿沟，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分享城市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其次，应加快剥离户籍制度上附着的一系列利益，促使户籍制度同劳动、人事、工资、教育 、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制度相分离，避免农民工由于身份的限制而遭遇各种不平等待遇。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上加以保障，改变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城乡二元分割状态，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畅通渠道。(2)设立专门机构，使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化。目前，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既缺少能够真正代表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正式组织，又无法通过现有的工会等机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政府应帮助农民工成立自己的权益保护组织，包括专业的法律援助机构、农民工工会等。这样，一方面能够为农民工维权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让农民工懂法、用法，掌握维护和实现自身权利的合法手段;同时，通过这些专门机构的引导，能够逐步培养农民工遵纪守法的理念，成为具有良好法律意识的现代公民。同时，通过农民工工会等机构的运作，能够使政府有关部门及时了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实际困难，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更好地帮助农民工群体解决问题。(3)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首先，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的投入机制。政府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负有重要的责任，在制定政府预算时，应增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支出。此外，还应鼓励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培训，成为培训农民工的主体，例如鼓励和引导教育培训机构和劳动输出(派遣)机构以及用人单位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订单培训或输出协议，约定双方责任和权益，实现培训与输出(派遣)的良性互动。其次，鼓励城市教育培训体系向流动人口开放，鼓励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实现再教育和继续教育，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团体辅助的方式整合现有的教育培训资源，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作用，积极探索政府、企业与社会共同推进农民工教育和培训的新路径，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和素质教育，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第三，开展市民教育，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学会遵守城市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爱护公共环境、讲究文明礼貌，改变生活陋习，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适应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努力成为一名真正的城市居民。(4)推进城镇安居工程建设，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居住面积小、居住环境差等问题，难以融入城镇居民的生活环境，极大地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从多方面着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问题。首先，鼓励用工单位自建农民工宿舍。目前，宁波、广州的一些工业园区已经修建了专门的农民工公寓，以较低的租金租给在当地就业的农民工，我们可以借鉴相关城市的经验，在农民工集中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按照园区的规模，规划出一部分土地，按照集约用地的原则，集中建设农民工集体宿舍，并强化配套的公共基础设施。同时给予用工单位建设集体宿舍更大的政策优惠，简化建设用地审批程序，减免部分税收，使企业更有积极性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其次，将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保障房享受范围。政府可考虑放宽保障性住房的准入条件，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构成部分，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大量的廉租房，并允许他们购买经济适用房等。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有效的管理，而且能够极大地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他们定居城市的可能性，帮助他们同城市原住民进行交流与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将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1]王俊秀等.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周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D].沈阳农业大学.2011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促进城乡統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课题组.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内涵及推进方向[J].农村金融研究.2011(4)
[4]李良进等.试论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系统[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
[5]陈星博.区隔与阻断：青年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对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转型过程问题的思考[J].当代青年研究.2003(8)
[6]李蕾.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1
作者：刘闻佳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外出农民工中约占60%，人数近亿。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由于成长环境、教育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不论从价值追求、行为方式、消费观念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近80%的人未婚，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
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
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和上一辈人最大的区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追求和梦想。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也渴望融入城市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据公安部2007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
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
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
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
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
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迫在眉睫”
人数近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当他们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必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隐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之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极为淡薄，很多人把他们归纳为“愤青”的一代。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能“安贫乐道”，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了愤世嫉俗。有着改变现状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强烈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而且，农村新生代和城市的新生代相比，心理更容易出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
首先，要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需要中国的城镇管理政策尽快作出调整，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当部分人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农民工，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观念已完全过时，那种给农民工的进入设定众多门槛的做法，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以感恩、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们，城市要敞开胸怀接纳农民工，让农民工融入到城市中来，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
其次，要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这比在城市生存更重要。这就要政府构建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
让他们享受与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以逐步达到将他们市民化的目标。农民工住房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否则，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无能为力在城市安稳定居。各地各有关部门应当把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尽快放上议事日程，将他们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利用城市改扩建、发展小城镇、建设卫星城等机会，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须的基本住房条件。
第三，要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冲击着旧有的农民工管理方式和待遇机制，他们不能容忍低工资，不能容忍劳动条件差、住得不好吃得不好，不能容忍没日没夜地加班。虽然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较上一代农民工有了明显所进步，但从总体来看，农民工的问题依旧是相当突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各项合法权益。特别是要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现实。
最后，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学历上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两者面对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老一代农民工是在短缺经济阶段进城或者到沿海地区打工的，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是过剩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局面。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他们显然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先前很多的技术都成了“屠龙之技”，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新的产业结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掌握新的技术，这就要求社会和政府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让他们适合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要，促进平等就业。
参考文献资料：
1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2韩长赋，关于“90后”农民工。人民网，2010年2月1日
3《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路在何方》
4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03-19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情况调查论文
——形式政策
院系：机械工程系
专业：08机制二班
姓名：张凌允
学号：200801020024
摘要：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高度重视和关怀，同时也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它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相呼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解决农民工出现后所产生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分析、建议及对策 正文：
1、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
1.1新生代农民工界定及特点
1.1.1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
1.1.2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等，进而实现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因此，农民工城市融入不仅包括从农村到城市的地域转变、从农民到工人的职业转变以及户籍转变这些外部特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与城市融为一体，最终成为符合城市文明要求的、具有现代市民素质的城市居民。
1.2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
1.2.1有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加快现代化建设
城镇化不是单纯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有关设施的建设，而是要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不是只给农民工办个城市户口，而是要让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教育、社保、就业权利。也就是说，推进城镇化的核心是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有序地融入城镇，成为真正的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能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
二、三产业，实现从农村流向城市的目标，也能够合理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1.2.2新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内需不足已成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当前，城市人口消费已接近饱和，农民工确实最大的潜在消费群体。但目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消费水平还相当有限，较低的收入使他们不敢也无力扩大消费，再加上其家属多数在农村，其消费水平自然不高。全国有1.5亿农民工，加上其家属约有3亿人，如果能让更多的农民工成为市民，在城市稳定就业、买房定居下来，同时，其主要赡养人口也能够进程安居，使他们具有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则将有助于把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落到实处。据推算，如果每年有1000万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融入城市，完整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将使我国经济增长率提高1%。
1.2.3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目前，“三农”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为解决“三农”问题找到了突破口。当前，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土地承载力过重。如果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就可以减少农民数量，降低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人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现在，在劳动力外流较多的地方，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已使耕地逐步向种田大户集中，不仅扩大了其土地经营规模，而且提高了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业收益。农民工市民化不但能为城市创造财富，而且能为农民增收和城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改变城乡二元机构、解决“三农”问题闯出一条新路。
1.2.4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够有效弥补城乡差距，更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能够进一步促进城市的繁荣发展，使自身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从而为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民素质提高和权力意识的生成，进而推动农村政治发展。同时，能够加快城市先进文化向农村地区辐射，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
2、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
2.1经济层面
良好的经济条件是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城市化最核心的因素,时下,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方面主要面临着就业困惑以及劳动投入和收益报酬不均衡等问题。
2.1.1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造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显性失业
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面临的一大困惑,这直接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巨大差别,导致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与用工单位的需求函数成反相关,据调查,“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238万人,减少7. 8%,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954万人,减少22. 5%。”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是2009年下半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人口红利对于我国有些“一线城市”来说不再是廉价资源。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自身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比老一代农民工要高,但是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的积累的速率不能有效地匹配城市化过程中产业升级的要求,使得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显性的失业工人,这样会造成了城市管理成本的增加。
2.1.2劳动投入和收益报酬的不均衡性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投入和收益的非均等性,造成“付出”和“回报”价值不等的剪刀差现象,调查显示“2009年,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 4小时。其中,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 8%。”但是他们的“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创造经济社会增长的比率与收益分享增速的非均衡性,即新生代农民工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却未能实际的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实惠。这与“由人民创建,由人民共享”的新型城市发展观背道而驰。收入收益的低值和待遇不平等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昂的落差,进一步挤压了他们的物质精神追求,易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2.2社会层面
作为一个经济要素流入到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飞经济领域遇到了各种社会壁垒，出现“经济接纳，社会拒入”得现象。
2.2.1 城乡二元分割体制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造成“社会隔离”,制度的屏障使得他们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在宏观的社会结构中扮演着“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双重角色。因此,只有消除制度隔阂,才能实现其身份和职业的双重置换。
2.2.2应享有的合法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
由于我国现代社会福利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体制的不健全以及农民工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比例仍比较低,为数不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甚至还处在“真空”状态。2009年,从全国范围来看,“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 6%、21. 8%、12.2%、3. 9%和2. 3%。
2.2.2.1社会保险方面的缺失。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包括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从总体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意识增强了,他们普遍年轻且部分人拥有一技之长,也有一定文化,他们满意的工作即是能够享有与城镇企业职工一样的社会保险待遇,合理的工资,工作时间8小时。很显然,这些都是他们应享有的合法权益,但用人单位看来成了额外需求。其次是他们普遍从事的行业性质是有风险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存在着严重工伤事故隐患,缺乏工伤保险;失业风险严重,缺少失业保险;在医疗保障、养老保险方面仍然是保障水平较低的新农合与新农保,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更高档次的保险又没有纳入他们。女性农民工的生育保险更是严重缺失。
2.2.2.2社会福利的缺失
在社会福利待遇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是无法与城镇职工相比的,虽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也在从事与城镇职工同样的工作,城镇职工除工资收入外,还享有大量的实物性福利。而农民工社会福利缺失主要表现在住房福利或补贴、在职培训或进修、各种劳动保护及保健费、子女教育、入托、社区服务等方面与城镇职工存在明显差别。
2.2.2.3社会救助的缺失
我国的社会救助依据救助内容分为生活救助、灾害救助、失业救助、住房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和法律援助,扶贫开发。在生活救助、失业救助方面,城市己为城市居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但生活在城市的他们并不能被覆盖到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当中。
当前,我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处在边缘化状态。应当认识到,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农民职业的非农业化、生活质量城市化、社会身份市民化。
2.2.3部分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歧视和行为上的排斥
对于城市市民来说,由于户籍制度而附着在其身份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致使他们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拥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从而使得为数不少的城市居民持有一种天然的心理优越感,在心理与行动上歧视和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认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扰乱了城市的社会治安,破坏了城市的生活环境,分占他们的资源。新生代农民工应该说是农民工群体中综合素质较高的人,也渴望得到社会尊重、认可与接纳,也有着与城市人交往的强烈意愿,这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包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偏见”甚至“歧视”,实质是一种社会或群体不信任。这一道无形无影的心理沟壑,加深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两大群体之间的疏离感,产生“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也难以产生认同。
2.3自我层面
2.3.1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欠缺
在当下,不断整合、升级的社会产业需要匹配有高素质、高技能、强体力、有思想的新生代农民工,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在市场投放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具有一定的知识与技能素质,但还欠缺,从2009年外出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情况看“51. 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劳动素养培育深度不够,不能有效的适应市场的需求。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城市化的障碍之一。
2.3.2新生代农民工多元化的价值观,掺杂着不良的价值取向
与老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意识、权利意识、自我发展意识大大增强。但是由于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以及社会亚文化的驱动使得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滋生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的价值观,这种不健康的价值取向会产生消极的导向作用。
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建议和对策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与之相伴的农民工群体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长期存在,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城市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本质上解决“三农”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需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从政府、社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几个方面统筹考虑
3.1坚持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原则，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而且据《2009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7年， 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平均增长70.1%， 但是市辖区中人口增长只有30%。也就是说， 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远远低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大量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说明现有的城镇化是不完全的、是有缺陷的。我们的城镇化缺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因此，今后应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原则，把城镇化快速推进与质量提升有机结合起来， 使土地城镇化的速度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与规模相协调， 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要把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特别是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作为城市发展的重点，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以更多、更快、更好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在城里安居乐业。
3.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扫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藩篱
“制度是一个群体获取资源,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农民工并非盲流,他们是否到城市就业生活,是否愿意在城市定居成为市民,基于现存制度能不能为他们提供较大利益的理性考虑。”在与农民工利益相关的社会制度设计上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和创新,逐步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和制度性障碍。在现行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实行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我国的户籍制度下的城市户口被人为的赋予了太多的“附加值”,其常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权利挂钩。鉴于此,政府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弱化,剥离,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功能,逐步形成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
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可根据我国的国情“先试点,再推行”,同时完善城镇、城市的基础设施,有步骤的取消户籍制度,以逐步达到将新生代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标。
3.3政府应强化社会管理,健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理应得到和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政府应强化社会管理,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大多数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推崇经济指数的增长的“GDP崇拜”。而忽视了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均等化。政府应转变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积极采取政策措施消除就业与用工制度上的差异,实行同工同酬,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特别是子女教育问题。另外,政府应当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发挥主体作用,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现实需要,以劳动关系为参照标准,采取分类分步的保障办法,优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最迫切的需要和最突出的问题,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纳入当地的城市经济发展规划中,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安居和就业问题,逐步有序地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效度。
3.4.营造一个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至今并没有被城市真正接纳,作为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他们心态严重失衡,虽然身体是健康的,但人格是残损的,社会心理是不健全的。相当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相对剥夺感、社会差异感、社会距离感、身份认同危机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等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城市的心理认同,阻碍着他们实现城市化的和谐推进。因此,必须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避免因为心理问题积重难返而引发社会矛盾。首先,政府和社会要转变观念,平等对待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巨额财富,政府理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作出的贡献进行大力宣传和表彰,充分肯定他们在城市化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和主人翁地位。社会要引导城市市民平等地对待、接纳新生代农民工,摒弃歧视、排斥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主动地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给新生代农民工以更多的精神关怀和人文关怀。大众传媒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纠正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妖魔化的偏差等等。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一个公平、合理、自由和尊重的社会环境。其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开通心理咨询热线、举办心理讲座等方式,为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心理门诊、心理训练和心理健康教育,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正确分析问题,提高认知能力,缓解消极、自卑、压抑、孤独等不良情绪,保持轻松、平和的心境,成为心理健康的人,最终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
3.5新生代农民工要加强自我主动学习,提高技能和综合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关心自己的“钱途”,更要着重关注自己的“前途”。新生代农民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自我主动学习,利用业余时间“充电”,根据工作的状况自我心理调试,积极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满腔热情对待生活,要学法、懂法、增强自己的维权意识,能够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4、小结
总而言之，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最容易城镇化的，它的出现是社会进 步的体现，有助于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迄今来自政府对农民工最精确的定位。但“非城非乡”的身份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新生代农民工是我们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中的一支生力军，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对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都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0 年 1 号文件的要求，认真研究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课题，通过完善政策法规推进制度机制创新，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宽松的进城环境，在大量减少农民的前提下，通过广泛提升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和服务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的产业化水平，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邢克鑫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若干思考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0 5 [2]杨箴立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及其人文综合素质的培训 社保之窗 社保论坛2010 5 [3]费杰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及对对策—以吉林省为例 行政与法 2010 9 [4]向会斌 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城市化问题浅析 枣庄学院学报 2010年8月第四期 [5]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 2001, 3 [6]国家统计局. 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0-03-19. [7]王 宏 康彩霞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探讨 现代商贸工业 2010年第9期 [8]李 昱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探析 求索 2010.10 [9]林凤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分析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四期 [10]李红见 王文博 新生代农民工融城之困与对策分析 社保之窗 社保论坛 2010 11
课题名称：生活方式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在理路
项目名称：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09]第 390 号
生活方式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在理路
长春工业大学曲海峰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扩大，融入城市的愿望非常强烈，笔者认为只有生活方式城市化才是其城市融入的内在理路。本文从概念辨析入手，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现状，并分析了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希望能为具体解决问题提供一种参考。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融入 生活方式城市化
中国人口13亿多，其中农业人口9.5亿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目前已有3亿多农业人口转进了城市就业与生活。
三十年的时间，也已足够让这个群体产生值得注意的代际差异。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抛开80后无农民的忧虑不谈，本文关注的是：这些拥有融入城市愿望的新生代农民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圈子进入更加广阔的生活空间，固有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在一个新的空间里，他们的生活方式将会面临怎样的变化和挑战?这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一、相关概念辨析
1、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这一称谓是1983年张雨林教授首次提出的。
2006年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指出：“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
二、三
[1]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农民工作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群体，对时代变迁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这就是代际更替,一般而言，学者以农民初次外出打工的时间是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为界,划分“旧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者的差异性研究也引起了学者莫大兴趣。总的来说，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三高一低”的群体特点：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职业期望较高、物质和生活享受要求较高、劳动耐受能力
1较低。[2]
但也有学者对此存疑，如徐勇认为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特别深刻的乡土记忆，也欠缺城市经验，所以他们还是不是农民工值得探讨。
2、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体系。生活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活方式涵盖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物质消费生活、闲暇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等广阔领域;狭义的生活方式主要把分析的边界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物质消费、闲暇和精神文化、社会交往方式，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乐’。 [3]
考虑到文章的篇幅限制，笔者把本文研究的农民工生活方式界定在狭义范畴。但是如同农民工这个群体出现伊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一样，其生活方式也受着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城乡二元制度。农民资源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传导到生活方式上，就是与城市生活方式的脱节和差距，如总体较为落后、层次偏低、缺乏积极主动心态等等。
二、空间转换之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现状
生活方式所包含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往往是在人比较小的时候形成的，它意味着长期的积淀，因此，生活方式的差异不是简单空间转换就能消弭的，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尴尬之处在于，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乡村氛围中成长，但是却需要在城市中生活，有些甚至要度过生命中余下的大部分时间，如何实现融入，而不是一直保持一种备受歧视的游离状态至关重要，但是在当前农民工普遍物质贫困的状况下，解决问题的优先权让给了经济条件的改善。
令人生疑的是，是否改善了“硬件”，农民工就能顺利地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换?笔者认为：只有实现了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才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在理路。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笔者在这部分将作一描述，同时为了避免面面俱到，笔者将观察的重点放在物质消费、文化生活和社会交往三个方面。
1、从就业到定居：新旧两代农民工进城目的差异分析
有人形容：老一代农民工是“扛麻袋进城”，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拉皮箱进城”，这只是对进城起点的描述，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起点不同必然导致对城市生活要求的不同。
农业收入和城市里的非农工作收入有比较大的收入差，因此老一代农民工只是通过打工改善家庭经济条件，期望值不高使得老一代农民工在学习和发展方面
的兴趣极度缺失，从事的工作多是体力性的，人过中年，体力衰减就不得不返回农村，这是他们早就预期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多少抱怨。乡村中的家庭仍然是他们真正魂牵梦绕的重心，城市生活虽然有吸引力，但是老一代农民工对此并不存有太多奢望，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没有必要费尽心力融入工作的城市，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因此没有多少改变。
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他们不想再重复老一辈人艰辛而卑微的生活道路。国家政策调整和老一辈人所能提供的经济条件使他们没有老一辈人那么严重的贫穷记忆。经济条件改善已经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而是寻求更高目标：个人发展。在这个目标统率下，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注重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他们对城市的感情也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单纯，而是充满了“渴望难及”的矛盾心理。 “他们不再满足于能够进城务工，而是要求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他们厌恶城里人对他们的‘农民工’、‘外来工’、‘外出务工人员’等称呼，而希望被像城里人那样称呼为‘市民’、‘居民’、‘工人’”。渴望身份认同实际隐含着一个愿望，那
[4]就是彻底的融入城市，摆脱异化的命运，从而获得平等、体面和尊严。
2、俭省和超前：消费习惯中的城市融入倾向
消费也许是新生代农民工遇到体制或观念性障碍最少的一个方面，商业社会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极少有什么消费上的“特区”。
在这方面，众多的研究者似乎不能统一意见。比如严慧和刘庆在《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一文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有超前消费、品牌消费和追求自我发展三个特点;幸丽萍的《城乡二元结构视角下的农民工消费研究》则认为：消费水平比较低、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和消费类型比较保守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主要特征。
上述是两类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倾向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某个极端。但笔者更认同李荣在《第二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分析——基于苏州市第二代农民工消费结构的调查》中提出的观点，他更细致地剖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内在逻辑。他在研究中发现，许多农民工在饮食方面的支出非常谨慎，例如有人“经常会为了在面条里放不放个个鸡蛋犹豫半天”。 但在衣着支出中，他们的消费相对较高，而且买衣服的地点多选择在专卖店。他得出的结论是：消费结构基本合理，讲究实用，但同时也注重时尚。[5]
实际上除了衣服，能在社交时产生炫耀感的消费品，比如手机，也在农民工群体中普及率比较高，甚至超过白领和商务阶层成为智能手机的主要消费人群。笔者认为，这其实反映了新生代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种尝试，他们年轻，学习能力强，喜好新鲜事物，经常愿意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来影响自己的消费行为。也许内在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难以一下子改过来，但至少在外在“硬件”
上，可以多少寻找到心理代偿。
3、无奈的旁观者：农民工文化生活“孤岛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文化教育需求研究”课题组曾对4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休闲娱乐方式排在前十位的依次是：睡觉(59.1%)、听广播(56.5%)、听歌(47.04%)、逛街(36.88%)、玩扑克或麻将(32.15%)、看书(29.08%)、上网(26.24%)、看电影(24.11%)、看电视(13.24%)、去KTV(4.25%)。
从上述排名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层次比较低。越是需要花钱的休闲娱乐方式越得不到广泛认同，说明农民工的休闲方式还是比较受限于经济条件的。值得注意的是，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频繁接触网络，但是各方面深入调查显示，“即使有的农民工开始接触网络等较新潮、高级的手段，他们也大多把网络理解为单纯的用来打发无聊时间的工具(聊天、看电影等)，而没有有意识地
[6]利用网络在信息传递、文化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许多研究对农民工娱乐方式的评价是“资源匮乏”、“单调”，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评价惯性，也就是把对农村休闲娱乐的评价直接套用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不得不说评价本身也带有歧视色彩。实际上，观察到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方式和普通市民比并无太大差别，真正的差异在娱乐质量和信息创造性吸收及运用上，比如同样是上网，农民工把它当做单纯的消遣工具，久居城市的人可能用其寻找就业和创业信息、表达意见、学习等，对信息利用深度而不是资源种类决定了二者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的根本不同，这一点不改变，农民工很难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到城市里。目前，农民工在闲暇时间主要采取的是自我娱乐或群体娱乐的方式,不具备明显的城市文化生活特征。
他们身在城市中，却有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之与城里人区分开，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文化生活确实像是“孤岛化”了。
4、城市里的“陌生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交往处境
融入意味着与新的社会环境中的群体达成一致，否则，仅仅从一个空间转换到另一个空间，只是位置的机械变迁，而不是有机融合。“达成一致”的关键就是交往。
社会交往理论认为，社会交往基本上是一个同质群体和异质群体不断交往和互动过程。“人们的社会化所走出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也是由单纯的与同质群体的互动逐步扩展为与异质群体的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扩大交往和加深相互
[7]间的理解。”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指出这一点，农民工群体之间的信任要远高于对城市居民的信任，这是基于传统的血缘(亲戚)、地缘(老乡)和身份一致性(工友)
产生的信任，这种信任有悠久的历史积淀，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发生着作用。总的来说，农民工之间是熟悉的，也是容易交往的，他们形成了社会网络中的强纽带关系。但是若要融入一个城市，单纯的同质群体交往是不够的，新生代农民工必须把交往扩展到城市居民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异质群体中，如老板、当地居委会及政府干部等等。在一个充满歧视的环境里，这实际上非常难以做到，这种社会网络中的弱纽带关系会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存在。
农民工工作和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却同时外在于这个城市，他们不时悲哀地发现，不管为这个城市做了多大贡献，其实都是这个城市里的陌生人。
三、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几个因素
笔者在上面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物质消费、文化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现状，之所以用“现状”而不是“存在的问题”一类字眼，是因为后者带有某种歧视色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制度造成的弱势位置，但如果少一点儿人为歧视，也许融入会更顺利一些。
1、户籍制度：一个老生常谈的歧视之源
农业人口向城市移民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是因为户籍制度而导致一个庞大的群体遭受诸多不公平待遇却还是比较少见的。户籍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的影响在两个方面体现的比较明显：一个是市民身份的获得比较困难，这一点对农民工生活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另一个是与户籍制相联系的各种保障带来的城市福利缺失，农民工的物质消费和文化生活因此受到限制。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保障覆盖面不够，保障水平也比较低，这是扩大内需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以前二者之间的关联主要围绕城市展开。现在农民工工资水平也在逐年上升，工资增速意味着庞大的储蓄积累，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严重不足情况下，如何激发出该群体的消费潜力，已经成为另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2、社会身份认同：选择生活方式的前提条件
身份和生活方式密切相连，它对生活方式有隐性的界定，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工人之间的生活差异将是非常明显的。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方式研究尤其特殊，一般而言当我们对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时，这个群体的身份是固定的，围绕着身份有相对清晰的生活方式。而农民工则有很大不同，他们心里拒绝承认农民身份，据调查显示，87%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想当农民，但是城市又拒绝给他们 市民身份(拒绝在两个层面，一是制度性的，另一个是社会性的，即城市居民不把他们当平等群体看待，有时后者的伤害更大)，真实身份和虚拟身份之间产生了错位，这导致了农民工心理归属上的茫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带有了非农民非市民的变形特征。
3、 格格不入：难以让城市文明接受的不良生活习惯
贫困是现实的状况，而不是借口。不能因为目前的贫困，就拒绝改变自己，延续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样做，是给自身城市融入制造障碍。
虽然我们的社区建设没有西方那样悠久的历史，也没能达到那个标准高度。但是人们对干净、和谐、文明的生活环境有天然的向往，现代中国城市正一点一点向那个目标过渡，在这个过程中，逆潮流而动的必将受到鄙夷。农民工在乡村长大，那是一个不把吐痰当成不文明行为的成长环境，他们身上许多自然而然的行为习惯在城市里是不允许或受鄙视的，不改掉这些陋习，即使经济条件有了很大变化，依然难以获得足够的尊重和认同。
分析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笔者在本文只是试图描述现象，并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至于解决思路则是另一个复杂而系统的问题，受限于文章篇幅不能展开，笔者将在另外的文章做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1]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改革，
2006.5
[2]何瑞鑫 傅慧芳，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变迁，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2005(11)
[3]纪韶 李舒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北京市为例，广
东社会科学，2010(2)
[4]许叶萍 石秀印，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追求及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中国
文明网()2010. 6.24
[5]李荣，第二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分析——基于苏州市第二代农民工消费结
构的调查，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http://rurc.suda.edu.cn)，2009.12.31 [6]国虹，互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以Q市H区为例，杂志网(http:// )2009.12.08
[7]李雪，浅析农民工虚拟社区的建构及其运作，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9(7)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比第一代更充满着自我矛盾的群体，关注这个群体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采取适当对策解决其社会归属问题，对于我国城市化、农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顺利进行，“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早日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成为我国产业工人中活跃的生力军，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何去何从，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和敏感的社会问题。关注他们的社会归属问题，建构一种合理制度并采取适当对策使他们顺利实现城市化和非农化的转移，对于我国城市化、农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顺利进行，以及“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早日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文化生活需求、医疗保障、就业创业政策、子女入学、住房困难、公共医疗卫生等问题是他们融入社会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如何有效融入城市生活，关键在于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培训，提高职业技能，让农民工在城市中能找到工作、按时拿到工资、有保险，有地方住，子女有学上。
访谈政府工作人员。访谈对象主要选取相关部门负责人(农业局、人社局、扶贫办、公安、政府研究室、人大政协农办等)和一线具体负
责的政府工作人员。
访谈提纲：
1.您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总体看法?
2.您认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异同是
什么?(现状、特点、制度和政策环境、对策等)
3.您是如何看待甘肃省新生代社会融入问题的?(主要是对策)
4.您认为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过程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
角色?
5.请谈一谈您在具体工作中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事
例。
6.您是如何理解中央和省上对这一问题的政策措施的?
近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党中央所看中的问题，从减免农业税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到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都可以看出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随着农民工的“更新换代”，新生代农民工登入了历史舞台，并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对他们进行了这样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力低。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生存、工作等基本的权益问题，也要关心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等更高层面的需求与权利。现在以龙城区委样本，对这已群体的精神生活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一、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与分析
龙城区地处郊区，辖区内18到35岁的青年人数为42338人。通过问卷调查统计：新生代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单休，一半以上每天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百分之七十八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般，百分之八的被调查者为不满意。影响其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因素除了时间、金钱以外，组织者的缺乏也是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一是有百分之八十四的企业配有篮球场、兵乓球室，少部分企业还设立了阅览室等文娱设施，但利用率低，只有百分之十四的被调查者表示使用过。二是共青团、社区组织的文娱联谊活动、志愿者行动只能覆盖百分之二十一的被调查
者，企业单位自行组织的文娱活动每年只有一二次，有部分企业并没有开展相应活动。三是有百分之六十三的被调查者没有参任何社会团体，参加的社会团体以老乡会居多，其次就是网络团体QQ群及微博、团购团、交友平台等。 在平常工作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上网、看电视，散步逛街，也有百分之十六的人表示不上网。上网的主要活动是看新闻、打游戏、看电影电视剧、网购等等。有百分之十四的人表示会坚持跑步、散步、打篮球等。还有百分之六的人表示会偶尔打麻将、打牌，但输赢不大，有少部分人表示听说过别人去观看艳舞表演等。总体上来讲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宅”。 在工作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遇到不开心的事或挫折的时候，他们更多地是选择和工友相互聊天，找亲友倾述，或者下馆子喝酒，或者选择上网听音乐、玩游戏、聊天释放烦恼和压力。在个人成长方面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参加过驾驶培训、职称培训及其他等。在表达自身对文化活动的希望时他们的选择较为多元化，涉及：文体娱乐活动、爬山户外旅游、看电影演出、公益活动、知识技能培训等等。
针对问卷调查反映的现状与问题，结合目前共青团正在或计划开展的工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采取措施进一步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是注重吸收新生代农民工为志愿者，参与社会公益。强化企业团建，以企业团组织为基础建立企业志愿者服务队，让新生代农民工能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公益
事业。如近期开展的“用我们的爱心给这个冬天多加一份温暖”的捐冬衣活动得到了部分企业团组织的积极响应，也受到了青年员工的大力支持。二是充分发挥青年联谊会的作用，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到联谊QQ群，除了在全市层面适时举办各种大型联谊活动的同时，鼓励各网络团支部积极吸纳新生代农民工，以各QQ联谊群为单位，组织开展登山、骑行、歌咏比赛等文体活动。三是联合开发区、文广新局等部门每年举办一两次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运动会、文娱晚会等，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运动热情，让他们的才艺有一个展示舞台。四是在目前的筹备基础上，加速开发区联谊会的建立，让更多的企业以单位会员的形式加入，由团市委、龙城区牵头，龙城区团工委组织实施，协调各会员单位每月轮值开展相应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原有的文娱设施。五是加强与农民工自组织老乡会的沟通，与劳动输出地团委取得联系，争取在老乡会的基础上建立团组织。驻外团组织除了组织活动以外，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愿意找老乡倾述的心理特点，积极与心理咨询师沙龙等志愿者组织合作，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六是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出台优惠措施让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免费进入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阅读图书或参加文化活动。七是发挥信合创业学院和各乡镇街道服务站的优势，组织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技能培训，满足其求知需要。八是深化青年文明号创建、青年岗位能手评比活动，开展技能比武、团员示范岗设立等活动，将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的
发展融入到企业的发展中。九是及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优秀青年，吸收进团组织，对其进行表彰，让其充分表达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十是继续深化关爱农民工子女行动，让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安心工作。
共青团朝阳市龙城区委员会二○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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