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医生人物
2003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首次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当年，钟南山就以“战疫者”的身份出现在了“感动中国”的舞台上，17年后，钟南山又以84岁的高龄继续抗击新冠病毒。本章，我们梳理了从2003年-2019年历年来入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医生。看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应能体会到，岁月静好里少不了医者的守护。仁医，本就是济世良药。无数医者用大爱情怀和精湛技艺书写了医务工作者忠于信仰、无私奉献的人生轨迹，感动了中国。
高耀洁：“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2004年2月20日，高耀洁被评为“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1927年出生的高耀洁，直到她从河南中医学院教授职位退休后，才不经意间成为了社会的“高光人物”，也成就了她余生的事業。多年来共花费近百万元自费印刷防艾宣传资料、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她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1996年，高耀洁第一次接触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那天，她去某医院会诊，遇到了一位女病人，身体极度消瘦，高烧不退，皮肤上还出现了暗紫色的斑点。高耀洁的脑海里闪过艾滋病的症状，但刚有这个念头，就被别的医生否定。那时，艾滋病对于国人来说，还很遥远。
“开始我也根本不相信。后来那个女病人被确诊是艾滋病，而且以前接受过输血。我叫她的爱人来检查，又叫她的孩子来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下我才相信她是因为输血感染的。”高耀洁回忆道。当时高耀洁和同事都认为艾滋病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可患者不可能是性工作者。凭着医生的直觉，她开始调查艾滋病的传染源。
听说河南开封某地疫情严重，高耀洁带着记者赶了过去。一到那儿，他们就被客气地“请”上了回郑州的汽车。“我告诉司机要去开封的家。”司机就在离开封40多公里的地方让他们下了车。高耀洁一行人在路边一晚5元钱的旅店住下。第二天，天还未亮，高耀洁就叫醒两位随行的记者。他们半路上打动了一个三轮车夫，坐着摇摇晃晃的三轮车抄小路进了村。那次，高耀洁一口气走了7个村子，被捂得严严实实的真相一个个地“炸开”……
类似这样“游击战”式的调查，高耀洁进行了六七年。从最初暴发的老疫区，到新的疫区，高耀洁越“打”越接近“血浆经济”导致众多农民感染艾滋病的真相。
通过调查发现，所有患者都有献血史，高耀洁开始意识到血液传播艾滋病的严重性。从此她积极曝光河南省通过采血而导致的艾滋病急速传播，继而被人所知。她也成为第一个拉响中原艾滋病警报的人。
最初高耀洁自费印刷防艾传单，自己到火车站、汽车站等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的地点分发，甚至曾到夜总会宣传。多年来，她走访了河南省100多个村庄，见过1000多个艾滋病患者;高耀洁自费出版《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免费发放30万册;由她主办编写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报》以“宣传和预防艾滋病”为己任，长时间战斗在中国防艾战线的最前沿。
高耀洁至今忘不了那一幕。2001年10月的一天，高耀洁去探访艾滋病患者，一进村就听见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在喊，“你下来，你下来”，声音都有点嘶哑了。高耀洁推开一间破旧的茅屋，竟看见一个女人吊死在房梁上。她的脚边，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一边喊着，一边饿得啃她的脚跟。村民告诉高耀洁，孩子的父母卖血时感染了艾滋病，男人已死，女人在贫病交加中，实在活不下去自杀了，孩子也患了艾滋病。
从此，高耀洁改变了对艾滋病人的救助方式，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艾滋病死者的遗孤。
高耀洁所定义的“艾滋孤儿”，即艾滋病患者去世后留下的未成年子女，与“艾滋病孤儿”不同，他们并未感染艾滋病，但是他们失去了依靠的亲人，生活没有着落，经常吃不饱穿不暖。
高耀洁先后救助了164个孤儿。她给他们寄钱，寄衣物。春节的时候还把孤儿们带回家过年。孩子们都亲切地喊她“高奶奶”。
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高耀洁“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2002年，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同年，又被《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2003年，她被中国官方媒体评为“中国人物”“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又获得“亚洲的诺贝尔奖”——拉蒙·麦格塞公共服务奖。
桂希恩：“一个教授做的五年，可以影响中国五百年”
2020年初，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春节假期，年逾八旬的桂希恩仍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
桂希恩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湖北省艾滋病临床培训中心主任，2004年度十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颁奖词对他是这样评价的：“一个教授做的五年，可以影响中国五百年。”
1960年，桂希恩即将大学毕业，同学们都想方设法留在大城市，桂希恩的父亲桂质庭、母亲许海兰都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他完全有条件留在武汉，但年轻的他心中有一个抱负——将自己的所学献给缺医少药的边区人民。他向父母表达自己的这一愿望时，父亲对他说：“你以后的路由你自己选择，你只要把握一点，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于是桂希恩到了青海，主要从事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
1976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桂希恩调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当了一名传染科医生。上世纪80年代初，桂恩希两次赴美国进修学习。80年代末被国家卫生部授予“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称号。
1985年，为了开展国内的出血热治疗，桂希恩从美国带回了基因工程干扰素。由于这种干扰素需要进行临床实验，桂希恩将其注射进自己的体内，结果高烧不止。他是我国第一个接受基因工程干扰素注射的人，也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基因工程干扰素的医生。
从1985年到1987年，桂希恩连续3年都到湖北钟祥进行出血热防治工作，每次一去就是三个月。1986年底，在钟祥进行病毒唑治疗出血热的临床实验，要过年了，同去的人都走了，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既当化验员又当医生，240例临床实验他一人就完成了80多例。
1999年夏天，桂希恩的一位来自河南上蔡的学生告诉他一件事，说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几天后，桂希恩就来到上蔡县文楼村。第一次抽了11人份血样回来，结果10人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第二次抽140人份血样回来，一半艾滋病是阳性。而且他们都卖过血。
从那一年开始，桂希恩数十次深入到河南艾滋病高发区，倾其所有为当地人提供检测和治疗的帮助，并开展家属内传播和母婴传播的研究。在长达5年的工作后，艾滋病高发区终于被发现。桂希恩不仅揭示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之众，而且还揭示了艾滋病在中国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此前，高耀洁等人的发现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对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之后，桂希恩开始接受社会捐赠，每一笔捐赠和去处他都造册登记，并向医院报账，累计超过了10万元。有一次他不小心说漏了嘴：“我们家庭投入这个事的钱要比捐赠的钱多得多。”
桂希恩曾数十次去河南，为500多名艾滋病高危患者做过检测。不仅往返路费和住宿的费用是他自己出，就连其中许多病人的检测费用都是他支付!至今已有100多个艾滋儿童和艾滋病人接受过他的资助。
桂希恩对病人非常慷慨，可他对自己却非常苛刻。走进桂希恩的家，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个有着海外关系的、大学教授的家，书柜是上世纪60年代的，桌子是70年代的，椅子是80年代的，就连最值钱的“家当”也不过是一台25英寸的彩电!墙壁不但没有任何装修，刷的还是卫生漆，油漆的颜色还新旧不同。
文楼村的艾滋病病人程金在武汉治疗时，看到桂希恩竟无一件像样的衣服，十分难过。在离开武汉前，他特地将媒体捐赠给他的一件崭新的衬衣悄悄压在桂希恩的枕头底下，并在纸条上写下留言：“作为一个专家，您的穿着也不比我好，这件衣服您留着比我更有用。我知道当面给您，您不会接受，所以在临走前将衣服放在您的枕头底下，只有这样才能再次表达对您的感谢……”
2001年5月，桂希恩将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做全面的检查，医院将他们安排住进一栋将要拆掉的两层宿舍楼。此举立即引起邻居们的抗议，面对重重压力，桂希恩把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自己家中，与这些病人同吃同住，以此向公众表示与艾滋病患者正常的生活接触不会被传染。
2004年2月19日中午，湖北浠水的艾滋病患者万晓(化名)来到中南医院找桂希恩看病，桂希恩带着她做了各种检查，中午安排她吃了中饭。万晓给桂希恩带来了两瓶洋酒，趁桂希恩出去给她配药的时候偷偷放到桂希恩的办公桌下。因为艾滋病，万晓感到“自己两口子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她记得“桂教授每次来住处看我们总给我们资助，给我们做检查时，都不戴手套。我有时还提醒他防护一下。他总是摇摇手对我笑笑说，没事，这样不传染”。
桂希恩回到办公室时发现了她的这一“小动作”。他“威胁”万晓：“这样我就不再给你瞧病了。”万晓流着泪说：“每次都给您添麻烦，我们都不好意思。”桂希恩说：“省下钱把病治好，抚养好孩子，比送什么东西给我都好。”
临走之前，桂希恩叮嘱她要按时服药，并让她去药店配另外两种药，“这两种药在药店比医院便宜”。
2004年2月，桂希恩因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上的杰出贡献，成为第四个“贝利·马丁奖”的获得者。桂希恩当场宣布把该奖奖金5000美元拿出来投入到艾滋病防治工作。
李春燕：守护苗寨的白衣天使
李春燕，贵州省从江县丙妹镇大塘村卫生室副主任医师，2005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00年，李春燕从卫校毕业后，随丈夫孟凡斌来到贫困村寨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大塘村。这是一个从没有过医生的苗族村寨。
2001年，在家人的支持下，李春燕卖掉家里唯一值钱的两头耕牛，筹资2000元，开办了大塘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卫生室。
卫生室创办之初，为节省开支，李春燕连药箱也舍不得买，只好用竹篮子代替，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也是从当医生的父亲那里借来的。山高坡陡、交通闭塞的大塘村，村民生病只能步行到很远的乡里或县里医治，高昂的医疗费用使一些贫困、愚昧的村民求神拜佛或请来巫师驱神弄鬼。因此，李春燕的卫生室在创办后受到村民欢迎的场面并没有出现，长期相信巫师的村民们对这个挎着竹篮、不穿苗族服装的年轻姑娘没有太多的信任，找她治病的村民寥寥无几。
李春燕向来对巫术深恶痛绝，她决定用实际行动来“抢占领地”，为了便于与村民沟通，不会讲苗语的李春燕在家人的帮助下学会了苗语。于是，一场医学与巫术的争斗自李春燕创办卫生室后悄然在大塘村展开。
大寨村民组一吴姓人家孩子得了肠炎无钱治疗，只好请巫师来“治病”，恰巧李春燕路过，当即为患者作了诊断并开了药，没几天，孩子的病治愈了。随着治愈患者数量的增多，李春燕慢慢获得了村民的信任，找巫师的人越来越少，来卫生室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刚边寨村民王岁山患了肠套叠，在医院治疗花光了几千元的贷款后，只好来找李春燕。从李春燕家到刚边寨，走得最快的人都得半个小时，为给王岁山治病，李春燕每天得往刚边寨来回跑4趟。两个月时间，她累得连走路都走不稳，最后，索性把王岁山接到家里来治疗，一个多月后，王岁山痊愈，而李春燕分文未收。
王岁山并不是村里唯一享有李春燕特别照顾的病人，她每次出诊，从不收取费用，村民穷，拿不出钱付医药费，大多数人看病只能赊账，卖给村民的药，也与批发价差不多，要是遇到特别困难的村民，她甚至连药费也不收。
行医的同时，李春燕还为村里的产妇接生。每年，村里通过她迎接的新生命都有几十个。接生一个孩子，得到的回报很少超过5元钱，有时守候一个通宵，只有幾角钱。
到2004年底，李春燕为全村近7000人次消除疾病，把许多病人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自己却欠下了7000余元的债务，辛苦创办的村卫生室面临倒闭。
生活的艰难让李春燕想到过放弃，和丈夫一起出去打工。但在离家前的那个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他们拿着零钱和鸡蛋来还债……捏着村民们还来的一堆皱巴巴的总数才100多元的块币和角币，李春燕猛然读懂了乡亲们眼神里的期盼和信赖，她没有离开大塘。在李春燕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大塘村原来的一些不良生活习俗也慢慢得到了转变。
从2005年起，一些媒体陆续对李春燕的事迹进行报道，媒体的关注使她得到了全国各地热心人的支持和资助。在新闻媒体对李春燕报道后的一段时间，她每天都会接到多个来自各地的电话，其中不少是被她的事迹感动后邀请她外出发展的。“别人的邀请并不是没考虑过，如果我真的走了，这里乡亲生病就没有人给他们医治了，我舍不得丢下他们，虽然贫穷，但他们的生命同样可贵。”村民的依赖和信任使李春燕婉言谢绝了他人的邀请。
在热心人士帮助下，2006年4月，总投资22万余元的大塘村新村卫生室终于竣工。这个使用面积达270平方米的村卫生室，有药房、治疗室、病房、办公室、B超室等。现在，李春燕工作的大塘村博爱卫生站共有医务人员4人，每年都有志愿者前来服务。
华益慰：“人民的好军医”
华益慰，著名医学专家，主要从事胃肠、甲状腺、乳腺等普通外科临床工作，曾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外一科主任、主任医师、专家组成员。在48年的从医生涯中，他用仁心仁术累计治愈上万名患者，从未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被广大群众誉为“人民的好军医”“值得托付生命的人”。2006年6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号召全军广大医务工作者向他学习。同年，华益慰被授予“白求恩奖章”，当选“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华益慰1933年3月生于天津一个医学世家。解放前，华益慰父母开办了一家“华氏夫妇医院”，家里挂着的一块“医乃仁术”的长匾，让他记了一辈子。“医乃仁术，无德不立;大医有魂，生生不息。”这些深深刻入了华益慰的脑海里。他的少年是在南开中学度过的，“允公允能”的校訓同样让他铭记在心。1950年，华益慰从南开毕业被保荐到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医预系。1953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被调往军医大学学习，入伍参了军。这次选择，决定了他未来一生的走向。
作为我国建国后培养的第一批8年制医学毕业生，华益慰从医以来一直在临床一线，手术数千例没有发生一起医疗事故。华益慰医术精湛，他把“对事业极端负责，对病人极端负责”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他说：“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不是‘你交钱我看病’这么简单的交易关系，医生是一个社会角色，选择了当医生就是选择了责任。”
多年来，华益慰一直坚持每次查房都是稳稳地站在病床前，和颜悦色，低声细语，耐心地解答病人每一个问题，认真地记下病人每一个细小变化;冬天为病人查体时，他总是先搓热双手、焐热听诊器、尽量少暴露病人的身体。遇到女性病人，他都要求一名女医生或女护士在场，体现对患者的尊重。他常对年轻医生讲，查房时一定要站稳，眼睛看着患者讲话，这既是一种尊重，也是给患者一种踏实感。每次手术后，他都不急着换下手术服，而是和护士一起把病人抬上车，送回病房。病人醒来时，他总是认真查看术后情况，询问病人感觉，交代注意事项。华益慰始终坚守着“病人以生死相托，责任千钧”的行医理念。
在华益慰眼里，病人都是亲人，没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他给许多高级干部看过病，但从来没有利用医患关系办过一件私事;他给贫困患者看病，也是同样地周到细致热情。在别人看来，一名外科医生不收患者一次红包，好像令人难以置信，但华益慰做到了。1997年的某一天，一名患者家属在爱人手术前到华益慰家里咨询治疗方案，硬塞给他1000元钱。华益慰执意不收，反复退也退不回去，就以送钱人的名字在银行给送钱人存了起来，最终把存折还给了本人。
华益慰总是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尽量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挂不上他的专家门诊号，就会到家里去找他。为不耽误给患者看病，他特地在家腾出一间房用来接待病人，并且不收一分钱的费用。
1960年，华益慰刚工作没多久，他便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参加支援西藏医疗队。当时，军队组织了支援西藏医疗队，名单上没有他，但他再三申请终于得到组织的批准，为此他推迟了一年的婚期。在这次任务中，华益慰表现出色被评为“积极分子”。通过这次锻炼，华益慰真正体会到了军人的荣誉与职责，为国家所担负的神圣使命。
1975至1976年，海城、唐山大地震接踵而至，华益慰都义无反顾地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特别是在参加唐山救灾半年多时间里，正赶上爱人病重，妻儿三人无人照料，困难重重，但他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1981年，华益慰的妻子张燕容因患直肠癌住进了他们的科室。那一天，给妻子做完手术，华益慰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伤痛，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失声恸哭。为了减轻华益慰的负担，张燕容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了自己的肩上。
1985年，华益慰的母亲病危住在301医院，老人走的那一天，正赶上他有一台手术，连老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能看上。第二天早晨，他简单办完丧事后就赶回医院，又站在手术台旁。华益慰并不是不懂亲情，上世纪70年代，他把父母从天津接到身边，老人眼睛不好，小黑白电视看不清，他就和妻子取出家里的积蓄买了彩电。母亲病重时想吃新玉米面粥，他下班骑着车到处找。
1998年，华益慰退休。以他在外科界的名望，有很多机会到社会上去挣大钱，但他仍然坚守在医院临床工作一线，从不要组织的特殊照顾。他总是说：“我要留下来，还可以为科室建设和发展提一些建议，病人到医院可以找到我，我还能为医院出点力。”
退休本来是退出工作岗位在家休养，但华益慰不顾自己患有颈椎病、腰椎病和高血压，依然坚持为患者看病，全神贯注做手术。年过七旬还坚持每年做100多台手术，有时手术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常常累得大汗淋漓，两层手术衣都被汗水湿透。由于体力不支，他专门准备了一个高凳子，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坐在凳子上为病人做手术。直到2006年7月25日，华益慰被初步诊断为胃癌，他依然平静地走进手术室，为预约好的病人成功地做了手术。这是他从医生涯中最后一台手术。
华益慰先后3次接受大手术治疗，他忍着病痛把自己作为“活教材”向临床医生传授医术。华益慰找到医院病理科主任丁华野，对他手说：“我的病情多次检查未能确诊，手术后可能见到的所有并发症都同时出现，这是我行医几十年里从未遇到的，所以一定要做尸体解剖，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也好给后人积累一点经验。”华益慰的父母、岳父母4位老人都在去世后把遗体捐献给了医院，用于医学解剖。一套父母脏器标本的教学切片是老人留给儿女的唯一纪念。
2006年8月12日，华益慰病逝，在遗嘱中，他写道：“身后的一切形式都不再有意义。我愿以我父母曾经的方式作身后的安排：不发讣告;不作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自愿作遗体解剖，此事希望委托丁华野教授安排，对疾病的诊断和医学研究有价值的标本可以保留……”
陈晓兰：执著打假的医生
陈晓兰，原上海一家地段医院的理疗科医生。从1997年开始，陈晓兰一直从事医疗器械行业打假，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达20多种，其中8种假劣医疗器械被查处，因此被央视评为2006年度“3·15质量先锋”。多年不懈地与医疗腐败现象顽强斗争，她也因此成为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
1997年，当时45岁的陈晓兰已经有近30年医龄，业务水平也得到认可。7月的一天，陈晓兰的一位老病人向她求助，说医生非给他打一种“激光针”，一打就很痛，人还发抖。陈晓兰于是开始关注这个新进入医院的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她看到仪器上写的是“ZWG-B2型”，说是“激光针”，其实是紫外光。随后，陈晓兰了解到，“光量子”一次治疗收费40元，每开给病人一次，医生可以拿到7元提成。因经济利益刺激，“光量子”使用越来越频繁。
8月底，陈晓兰偷偷从住院部借来这台仪器，拿一瓶装了生理盐水的盐水瓶，加入丹参并充氧，模拟人体，然后用“光量子”仪器进行“治疗”，结果瓶内产生了大量的絮状物。
这个“光量子”肯定有问题!陈晓兰经过研究后发现，这一医疗器械其实是没有科学依据并违法的东西，说是可以治疗57种病，事实上啥也不能治。按照说明，仪器的发明者是上海医科大学的陆应石教授。可陈晓兰到上海医科大学询问，却被告之，查无此人。陈晓兰开始去寻找使用了“光量子”治疗的病人。1998年夏，她找来挂号室的同事，搜集了一些使用“光量子”的病人病史，以作为资料保存。
为了获取准确证据，陈晓兰决定“以身试医”。她充当患者，先后到4家医院使用了“光量子”，然后在1999年3月15日，将这4家医院告到上海市虹口区法院。这样惊心动魄的举动也很让陈晓兰后怕：在一家医院打完针后，她回家就发起了高烧，不得已服用了免疫抑制药物。
1999年4月15日，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当时的医疗保险局、医药管理局，作出了禁止使用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和石英玻璃输液器的决定。“光量子”从此在上海销声匿迹，但北京、河南、河北、四川等地还在使用，并能进入医保报销范围。直到2005年3月18日，卫生部发布有关文件，这一治疗方法才被彻底制止。
“这是我打假的开始。”陈晓兰说。人们盛赞她打假的勇气，陈晓兰却认为：“这并不需要勇气，只是一种职业习惯，就像看到瘟疫、传染病要让它们停下来一样。”
选择揭露医疗黑幕，意味着站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也意味着要面对各种威胁、阻挠甚至诬陷。从陈晓兰对自己所在医院进行实名举报之日起，医院内部就有人到处散播“陈晓兰有精神病”的流言，而且流言像流感病毒一样快速扩散。陈晓兰算是有心人，退休前特意开了一份出全勤的证明，她只能以此说明，自己一直处于工作状态，“没有工夫闹神经病”。
在上海医疗界，陈晓兰名声在外，她去一些医院、诊所调查取证，很容易遭遇盯梢、阻拦甚至搜身，她经常随身携带不止一个录音笔。
10年来，经陈晓兰举报而被查处的伪劣医疗器械和欺诈性治疗方法，除了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还有石英玻璃输液器、鼻激光头、光纤针、半导体假冒的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血管内激光和药物同步治療、静舒氧输气器及其进气器件等。
为了举报伪劣医疗器械，10年来，陈晓兰在京沪线上往返了40多次。曾经有人提出要为她募捐，资助她经费，她全都回绝了。“一旦拿了钱，即使你把这些钱全都用到正道上，也会有人说你另有所图。我不拿，我就行得正。”
2007年10月，以陈晓兰事迹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陈晓兰说：“如果不是走上了这条路，我现在也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但我是医生，我在和生命打交道!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王万青：情系藏族同胞的汉族“曼巴”
“风雪行医路，情系汉藏缘。四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这是2010年“感动中国”组委会给甘肃省玛曲县人民医院原外科主任王万青颁奖词中的一句话。
1968年，24岁的王万青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志愿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服务牧区。得知玛曲县最艰苦，王万青又毫不犹豫地来到了玛曲草原。“真不是头脑发热，也不是想出风头，就是觉得人一辈子应该做点什么。”王万青说。
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玛曲县阿万仓乡还没有通公路，马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王万青来到海拔3600多米的乡“中心卫生院”，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两间破旧的土坯房，几张掉了油漆的桌子，药柜里只有寥寥的几瓶药，没有病床，整个卫生院最贵的医疗设备是院长亲自掌管的血压计。完全听不懂的藏语，更是让王万青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这些都没有让王万青打“退堂鼓”，他把常用的话语用汉语注音，得空就背，不到半个月王万青能独立看病了。
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玛曲草原上的牧民生了病往往求医无门。王万青来了，带着先进的医疗理念、精湛的医术和一颗医者的仁心，长期缺医少药的藏区群众终于有了好“曼巴”(藏语医生的意思)。
王万青第一次骑马出诊是去抢救一名烧伤的老人和一名患急性扁桃腺炎的妇女。可是马走到半路，突然受惊，王万青从马背上摔下来，胳膊脱臼，疼得他躺在草地上直打滚，他强忍着刺骨的疼痛，指导同行的两个牧民对自己进行上臂复位，并吊着伤臂坚持前行，圆满完成自己首次出诊任务。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不论刮风下雨，王万青绝对不让病人焦急地等待，只要能为群众解除病痛，他就要尽一切办法去做。
在玛曲草原上，至今流传着“王曼巴”救人的故事。那是1984年的一天，一名叫南美的10岁藏族孩子，被牛角顶穿了肚子，外露的肠管都已变色。家人将奄奄一息的孩子送到乡卫生院时，小南美的血压已测不到了，必须立刻做手术。乡卫生院根本不具备做手术的条件，但如果转院救治，要翻一座山、过七道河，如此折腾，孩子性命难保。征得家长同意后，王万青把两个办公桌拼在一起，当作手术台，一个电灯泡加上一个手电筒，充当了“无影灯”。实施麻醉后，王万青冒着风险，为南美做了坏死肠管切除手术。
手术后10多天，南美开始进食了，南美得救了!一时间，牧民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夸赞这位神奇的“曼巴”。像这样救人的传奇故事不胜枚举。在阿万仓卫生院的20余年时间里，王万青每年接诊病人3500余人次，20多年累计接诊7万余人，累计手术上万例，而当时阿万仓乡总人口才3400余人。在当时医疗设备不足、乡卫生院基础设施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王万青以精湛的医术，以一名医生高度的责任心成功救治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患者。
1993年，王万青被调到玛曲县人民医院担任医院外科主任。在玛曲县人民医院工作期间，王万青或主刀或主持参与过颅脑、颈、胸、腹、骨、妇产、五官科等各类手术数千例，有的手术还填补了玛曲高原外科手术空白。
长期的草原行医过程中，王万青认识到要减轻藏区群众的病痛，光靠看病还不够，没有完善的基础医疗普查就没有藏区健康状况的根本改善。8年时间，一个人、一匹马，王万青完成了阿万仓乡人畜共患的布氏杆菌病的普查摸底，完成了全乡牧民孩子的计划免疫。因为重视防疫，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阿万仓乡，很多传染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惠及牧民群众达1500多人。与此同时，王万青和他的同事建立了严格规范的门诊制度，先后为3000多名牧民建立了门诊档案，这在当时的玛曲县乃至甘南州都尚属首例。
为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王万青自费购买了一套俄文原版的《医学百科全书》，工作之余，刻苦攻读，翻译医学资料10万余字;在国家级和地方各级医学杂志上发表20余篇科研论文，部分论文获奖后还引起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所及国外医学界的关注。正因为他取得的突出成绩，王万青曾获得省部级表彰10多次，并于2010年荣获“感动中国”年度获奖人物。
数十年，王万青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了玛曲大草原的土地上。后来，年逾古稀的王万青出诊时，他身边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身穿藏袍的老妇人的身影，那是他的藏族妻子凯嫪。年纪大了，妻子已经不放心王万青一个人奔波在草原上。他们的大儿子接了王万青的接力棒，成了一名新的“草原曼巴”，二儿子做了警察，两个儿子都娶了藏族妻子，唯一的女儿则嫁给了当地的牧民。
“我要用我剩余的时间继续救死扶伤，更重要的是要讓全国、全世界看到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融合，看到藏区的发展成就。”王万青说。
吴孟超：“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现在看来，回国，学医，参军，入党，这四条路的正确选择才让我能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我庆幸自己的选择，也永远感激党和国家，感谢部队这个大家庭对我的教育培养。”2019年1月14日，97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吴孟超在自己的院士退休仪式上动情地说。
从医70多年，吴孟超自主创新30多项重大医学成果，创建我国肝脏外科论基础，主刀完成包括我国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术在内的16000多台重大肝脏手术，使我国肝脏疾病的诊断准确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均达世界领先水平。如今全国肝胆外科的专家和医生中，八成以上都是他的学生。
1922年，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县。5岁时随母亲移居马来西亚，初中毕业后，他放弃学做生意的机会回国抗日，年轻的吴孟超深深懂得：“国家不强盛，咱们的腰杆就不硬。”
1943年秋天，吴孟超考取了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毕业那年8月，上海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在社会上公开招聘医生，吴孟超前去应聘，从此走上了医学报国之路。
自从选择了肝脏外科作为自己的事业，吴孟超就与肝脏结下了不解之缘。
肝脏是人体的“营养库”和“化工厂”，一直被视作外科手术的禁区。在我国，肝脏外科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一片空白。1956年，外国的一个肝脏外科专家访问中国时断言：中国的肝脏外科水平要达到世界水平，至少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国家荣誉高于一切，吴孟超带领他的肝脏外科团队，仅用7年时间，从无到有，不断创新，实现了我国肝脏外科理论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的重大突破。
1959年，吴孟超创立中国人肝脏“五叶四段”的经典解剖学理论，奠定我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1960年，他主刀成功完成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发明“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法”，开创我国肝脏外科手术止血方法先河;1963年，他成功完成世界首例中肝叶切除术，使我国迈进国际肝胆外科的前列。
1975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挺着像临产孕妇一样的大肚子来求治，被吴孟超诊断为肝巨大血管瘤。血管瘤像个马蜂窝，容易破裂导致患者死亡，当时国内外的救治成功率很低。吴孟超带着40人的医疗团队，决心手术，手术做了12个小时，切下的瘤子重18千克。直到今天，这仍是世界之最。多年过去了，已经80多岁的陆本海还经常打电话给吴孟超，反复表达他们全家人的感激。
“肝母细胞瘤”是一种罕见的小儿肿瘤，发生肝细胞瘤的危险很大。1983年，吴孟超成功为一名仅4个月的女婴切除了重达600克的肝母细胞瘤，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一个星期后，女婴身体的各项指标全部趋于正常，体重还增加了1公斤。
吴孟超医术高超，来找他切除一个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总是想方设法减轻患者负担，千方百计为患者省钱。每次手术缝合，他都是用手缝线。他说：“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患者服务，器械用一次，‘咔嚓’一声1000多块，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特需科主任杨甲梅教授说，吴孟超对患者关怀备至，冬天查房时，他总是先把手搓热了才开始给患者检查。做完检查之后，总会顺手为患者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把鞋子放在最方便的位置。
常有全国各地被“判了死刑”的肝癌患者，都冲着吴孟超的名望来医院。正是患者的敬慕和信赖，让吴孟超坚守在肝脏外科一线。他说：“虽然退休了，但只要组织需要，只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进入战位，投入战斗!我觉得我身体还可以，所以我有信心，也有决心。如果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是我最大的幸福。”
2006年，因为在肝脏外科界作出的突出贡献，吴孟超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500万奖金。解放军总后勤部也奖励他100万元。吴孟超说：“我所有的知识和荣誉都是党和军队给予的，而我回报祖国和人民的还太少太少。600万元对我没什么用，还不如拿出来培养人才。”他把奖金500万用于培养科技人才，100万元用于奖励有重大贡献的医护人员。
在一次中德医学会学术年会上，吴孟超发现王红阳思路敏捷，就推荐她到德国留学。回国后，为她建立最好的实验室。后来，王红阳在肝癌等疾病信号转导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培养出超过自己的接班人，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吴孟超说。目前一批以院士、长江学者等组成的学术人才梯队脱颖而出，他培养的25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已成为我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
周月华：靠着拐杖和丈夫的后背，“爬”遍了方圆13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岭
“她背起药箱，他再背起她。他心里装的全是她，而她的心里还装着整个村庄。一条路，两个人，二十年……”这是“感动中国”评委会给予“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西河村乡村医生周月华和丈夫艾起的颁奖词。
1969年出生的周月华，8个月大时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左腿因此残疾。然而身体上的不便，没有让周月华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凭着自己的执著，周月华完成了中学学业并顺利从卫校毕业。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周月华因身体残疾而四处碰壁。后来，看到乡亲们每次都要步行几个小时才能到镇上医院看病，她就动了行医的心思。在父母家人的支持下，1990年11月，“柳荫镇西河村卫生室”正式挂牌营业，那时她21岁。
起初的几年，周月华左手拄着拐杖，右肩背着药箱，独自一人奔走于村民家与卫生室之间。这种行医方式一直到她遇到艾起才有了改变。
第一次看到周月华，艾起的目光就无法从她身上移开。在他眼中，她自强自立，乐观向上。
“我很想和你一起去追寻美好生活。”当周月华问艾起为什么会向自己这样身体有残缺的人提亲时，艾起说道。
1995年，艾起与周月华喜结良缘。婚后，周月华和艾起将卫生室搬到邻近西河村小学的一套三层旧楼房里，而这里也成为他们的家。从这以后，艾起正式成为周月华的“专职司机”：无论风雨，无论路况，有周月华的地方，就有艾起，有路的地方他骑着摩托载着她，没路的地方他背着她，一步步前行。
艾起是村里的会计，除了本职工作外，他也承担起家务活，洗衣做饭。周月华忙碌起来，出诊探病、接待病人，不得不连轴转。背起妻子的同时，艾起也为妻子做好一切后勤工作：周月华忙得没时间吃饭，艾起就把热饭端到她面前;周月华列出诊所需要的药品清单，艾起骑着摩托出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1998年的一天，凌晨3时，细雨蒙蒙。睡梦中的周月华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原来是村民杨光照家的儿媳临产了，想请周月华去接生。“艾起，快起床!”她赶紧摇醒沉睡的丈夫。艾起二话没说，背上周月华就出诊了。
那是一条怎样的山路啊!路面凹凸不平，盘旋陡峭。右边，是高高的峭壁;左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亮，艾起背着周月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杨家走去。在一个拐弯处，突然，艾起左脚一滑，右腿一下子跪在地上。周月华一下子被摔了下来，等她回过神来，才发现艾起不知道摔到哪里去了。“艾起，你在哪儿呢?”周月华哭着大喊。喊了一阵，黑夜里终于传来丈夫的声音。原来艾起掉到下面，幸好被崖边的一丛灌木挡住了。爬回路面后，艾起右腿膝盖处已是鲜血淋漓。但两人没有停留，又赶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为杨家顺利地接生了一个健康的小宝贝。
虽然那次的经历至今还让周月华有些后怕，但只要乡亲们需要出诊，她还是会让艾起背起自己就走。
这个男人用20多年的行动，默默支持着妻子的事业。20多年来，周月华靠着拐杖和丈夫的后背，“爬”遍了方圆13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岭，为辖区近5000村民带去了医疗服务，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最美乡村医生”，感动了全中国的观众。
“没有他，这么多年，我做不到的。”周月华说，“他是我这辈子的第二条左腿。”“我说过要背她一辈子，就要实现这个诺言，永远都不放弃。”艾起说。
胡佩蘭：98岁高龄的仁心医者
2014年1月22日，“中国最年长的出诊医生”胡佩兰走了，她用简单平凡的一生感动了中国。2014年2月10日，胡佩兰被评为“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
胡佩兰1916年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县城北关。193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大学医学部，1944年毕业。1986年，胡佩兰70岁才从郑州铁路中心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位子上退休。她担任这个职务多年，是医院著名的妇科专家。她曾带头攻克了多个妇科疑难杂症，也经常临危担纲危重手术。退休后，胡佩兰先后在解放军3519职工医院和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每周6天，每天接诊30余人，20多年来从未间断。
解放后，由于在医院勤勤恳恳，胡佩兰被评为铁道部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1951年，胡佩兰参加了天安门阅兵，走在第一排，周恩来和朱德同她亲切握手，她还参加了周恩来举行的酒会。
胡佩兰养育了包括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在内的4个儿子。70岁退下来后，家人都劝她歇歇，但她坚持去出诊，为此，她还一度和家人“生气”。
每天早上8时，胡佩兰都会准时来到医院开始接诊。满头银发、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她在仔细听完病人叙述后，会用力撑着桌子站起身，扶着椅子走进检查室给病人手检。检查完她再扶着门框慢慢移出，略作思考，一笔一画地写下处方，用手指一行一字检查确认书写无误后，叮嘱病人几句，再迎接下一个患者。这一系列动作，缓慢但是娴熟，胡佩兰每天上午都会重复二三十遍。
亲手为每一个患者检查，亲笔记录每一份病历，接诊期间不休息、不间断，不看完病人绝不下班。“只要能活动一天，我就要为病人服务一天，国家培养了我，我要为人民服好务，不能白吃公家饭。”胡佩兰这么说，也在这样做，认真、笃定。
“便宜药治大病”是胡佩兰的口头禅，她在给初次看病的患者开药时往往只开3到5天的药量，病人服药见效后才会再增开药量。
在病人眼里，胡佩兰既是贴心的医生也是严厉的家长。一次，胡佩兰给一个23岁的女孩检查时，发现她已经做过8次引产，胡佩兰十分生气，严厉批评女孩不爱惜身体。她把每一个病人都当做家人，看到他们生病痛苦的样子，她都打心眼里感到心疼。
年事已高的胡佩兰记忆明显下降，但是病人的名字、病情、病状她却记得清清楚楚。哪个病人复查来晚了，哪个病人病情加重了，有时不用看病历她就能说得出来，特别是跟着她10多年的老病号，病因、病情、病症，甚至开过什么药，吃什么有效她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很多人经熟人介绍，不远千里慕名来到这个不起眼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胡佩兰看病。时间一长，前来求诊的病人也越来越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担心胡佩兰会过于劳累，曾限定每天门诊挂号名额，胡佩兰得知后十分生气。“看病还能拖日子?怎么能让病人白跑一趟?”此后无论多晚，胡佩兰每天都会坚持看完所有病人才下班，经常从早上一直忙碌到下午两三点。
胡佩兰性格耿直、待人热情，把徒弟当做孩子一样照顾，可一旦发现徒弟做出有违医德的事情，她就会劈头盖脸一顿训斥，绝不容情。胡佩兰说：“做医生要担得起责任，对得起病人的信任，贪慕虚荣，见利忘义就对不起医生这个职业。”有时看见电视上报道医生收受红包，卖药提成时，她总是摇头叹息，气愤地对孩子们说这样的人毁了医生的名节。胡佩兰行医70年从未收过一个红包。很多经胡佩兰治愈的病人都会带点礼物到她家中看望，表示感谢，胡佩兰推辞不掉收下礼物后，坚持补还现金。
70年的从医经历让胡佩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常见、高发的妇科病胡佩兰基本能药到病除，但是对待每一个患者她依然会耐心检查，小心诊断。胡佩兰年纪虽大，但她对现代新型的治疗技术和医疗检测设备并不陌生，接诊时如果遇到患者病情复杂，社区服务中心没有相应的检测设备，她会清楚地告诉病人去什么类型医院做哪些方面的检查。
由于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胡佩兰的腰部束上了钢板，不能走远路，但是她每天坐着轮椅，风雨无阻坚持出诊，在她看来，自己做的都是“小事情”。“病人跑多远来了，找不见人，心里肯定不舒服，这儿收钱不多，来看病的都是一般的老百姓，我只是给病人解决点小问题。”胡佩兰说。
除了坚持出诊，胡佩兰还拿出微薄的坐诊收入和退休金凑在一起，在8年间捐建了50多个“希望书屋”，托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
2014年1月22日，98岁的胡佩兰逝世，她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病人看完了，回家吧”。
肖卿福：坚守40多年麻防路
肖卿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皮防所支部书记、皮防科科长。2015年2月27日，肖卿福被评为“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
上世纪70年代，人们“谈麻色变”。1972年，24岁的肖卿福从赣南卫生学校学成归来，被分配到县皮肤病防治所，得知是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时，家人坚决不同意。但第二天，他还是走进了黄麟乡安背康复村。
“刚接手麻防工作时心里也怕，麻风病人长期患病后身体一些部位会发生溃烂，看起来很吓人。第一次进村，我害怕得一夜未睡，连床都没敢碰，蹲在地上一直到天亮。”回忆起当年，肖卿福并不掩饰最初对这项工作的恐惧心理。
接治第一位麻风病人的场景，让他至今不能忘怀。一位刘姓老人是畸残患者，治愈后双手双足成爪形，在他面前，老人蹒跚前行，那个背影是如此的凄苦悲凉。那一刻，肖卿福暗下决心，下次还要进村来，这一进就是40年。
为了不漏掉一个病人，单位采取分片包干、上门服务的办法。他负责的片点多、任务重，当时交通不便，只有骑自行车下乡，单程一趟好几百里。工作起来往往要好几天，每次就在外面住一宿，第二天继续工作。碰到雨天路滑，土路泥泞，他就扛着自行车，坚持探访完最后一个病人。
长期的坚持和努力，使肖卿福赢得了病人的亲近和信任。“要治病，先得走进病人的心里。”肖卿福说，麻防是一条艰辛的医务路，他每天除了为患者身上的溃疡脓液进行清创，还要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心病，取得信任，配合治疗。为深入了解全县麻风病人的病情，大多数时间，肖卿福都是独自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穿梭于村落和田壟间。通常，他从县城出发，沿一条线走乡串户，一路随访病人家，一趟就是十天半个月。
肖卿福把患者当亲人。通常下乡工作要谢绝在村民家里吃饭的，但他恰恰相反，和病人一起吃饭，成为工作的一种方式。起初，患者们抵触，甚至不耐烦，但肖卿福用理解和宽容得到了病人最终的信赖，也让他最真实地了解患者的病情。
病人钟某，1976年患麻风病，属多菌型传染性，左脚溃烂得十分严重。当时他只有20多岁，曾多次想要轻生，肖卿福一边细心开导，鼓励他战胜疾病，一边专门为他制订治疗方案，与有关医疗单位联系，实行医、护、清洁消毒三管齐下，最终使该病人康复。钟某康复后激动地说：“是肖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4小时不关机，这成了我的习惯。”肖卿福说，常有病人打电话给他，但询问的大都不是关于病情的话题，而是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群病人的生活圈子太窄，能接纳他们的人不多。在病人眼里，肖卿福就是亲人，他们生活中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想到的人就是肖卿福。
在村里，肖卿福既要当医生又要当护理员，不管是看病还是病人的日常料理都是他一个人在做。他为病人打针、敷药、清洗溃烂的伤口，护理手脚畸残的病人，给他们喂饭、喂水、擦身子。
1995年冬的一天，一中年妇女见到步行40余里来她家回访的肖卿福时，禁不住双眼含泪，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恳求肖卿福救一救他们家。原来，该妇女丈夫因病已故，她只身带着一对幼年小孩，而且左足严重内翻导致外踝着地形成复杂性溃疡，毫无自食其力的能力，在她的眼中，肖卿福就是她的救星。肖卿福回所里后，立即向有关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最终经多方协调，该妇女被收入了康复村治疗，小孩移交亲朋抚养，费用则由县、乡民政解决。一年后肖卿福主刀为该妇女免费做了截肢术，并安装了假肢，后来她与村内一男性留院养老者喜结良缘，一时被传为佳话……
1998年夏天，面对一个全身大疱性表皮松解症，全身皮肤呈现“熟牛肉状”的多菌型病人，肖卿福并没有避而远之，反而是在转入上级医院未能如愿的情况下，带领同事们住进了麻风康复村，与麻风病人24小時“零距离”接触，历时40余天，最终肖卿福赢得了与死神的较量，从死亡线上拉回了该患者。
麻风病患者在当时非常受歧视，这给肖卿福走访群众、排查病情带来了阻力，群众怕医生到家里来走访后，会让亲戚朋友误以为自己家有人得了麻风病，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来我家”，“有的人远远看到你来了，马上就把家门反锁，不让你进门。”让肖卿福更尴尬的是，不仅群众远离他，连朋友、医院其他科室的同事也不欢迎“麻风病”医生，大家都怕他们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染上了麻风病，“想去朋友家坐坐，很多人都说没时间。单位里开个会，其他科室的同事也要和你保持距离”。
虽然大家都歧视“麻风病”，但是肖卿福越干越有劲。为了尽快消除人们谈“麻”色变的心理，肖卿福组织人员利用版画、海报、广播，到各乡镇广泛宣传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还将有关麻风病咨询问答资料印发到各个村组，举办麻风病知识培训班、办起了宣传栏。他还蹲点在乡镇，利用晚上的时间走访群众，摸查各地麻风病的发病率，消除群众的担心。
在肖卿福和前面两代“麻防人”的努力下，当地的麻风病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消灭，肖卿福的业务水平在工作中不断提高，他撰写的多篇科研性论文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在全国麻防领域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多次被全国麻防中心、省麻防指导组指定参与重要科研课题。
肖卿福有多次机会可以调整工作岗位，但最终他选择了坚守。他说，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他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直到走不动那一天……
中国援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毒展现大爱
2015年2月27日晚，“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播出，在接近尾声时，现场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特别致敬环节，致敬的对象，就是抗击埃博拉病毒中国援非医疗队。
2014年3月，埃博拉疫情突然在西非爆发。这是一种人类束手无策的病毒，感染性强，死亡率极高。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三个国家成为重灾区。而且疫情正在不断蔓延，威胁着周边国家的安全。
疫情最早出现在几内亚，第一例埃博拉患者就是由中国医生曹广亲自接诊的。曹广曾徒手翻开患者的眼皮检查瞳孔，成为距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这名患者在入院后第二天死亡。随后20天，医院接诊了12名感染者，有9名几内亚医护人员被感染，6名死亡。一时间，世界各国谈“埃”色变。
中几友好医院的中国医生选择了坚守，他们借鉴抗非典的经验，制定出一套疫情应急方案，并向几内亚工作人员和当地华侨华人广泛宣传，普及防控知识。很快，中国的后援医疗队抵达这里，一场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大接力开始了。
2014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声明，宣布西非埃博拉出血热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议疫情发生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有些援非国家开始撤走本国医生，召回驻疫区国外交官。
在声明发布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决定派出3支专家组分赴西非三国，对当地防控埃博拉疫情进行技术援助。同时，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于当地时间11日分别运抵三个国家。
9月，塞拉利昂的疫情严重起来，中国增援的医疗队和检测队，共59人在9月中旬抵达塞拉利昂。
11月，又一支队伍从中国出发，远赴万里之外的利比里亚，他们很快新建一所100张床位的埃博拉出血热诊疗中心。
2015年1月12日，在这里就诊的三名埃博拉患者康复出院。疫情虽然并没有过去，但正在出现转机。
两天之后，新一批援助利比亚和塞拉利利昂的医疗队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奔赴疫区一线。
在2015年3月底举行的埃博拉病毒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时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崔丽指出，中国先后向西非提供总价值约7.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派出抗疫医务人员近1000人，累计检测病毒标本约5000份，收治患者近900例，完成公共卫生培训逾13000人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领域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
为了应对疫情，中国人不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有不少一线医护人员、专业人士和志愿者远离家人，冒着风险奉献。使命彰显大爱，在征战西非的背后，有许多爱的故事。
在西非，医护人员需要在隔离区内治疗病人，身着三层防护服和三层手套，在西非高温的环境下常常因缺氧而头晕，汗水常常打湿了全身。但是，这个时候需要靠坚强的意志力来控制行为。一旦在暴露的病毒区域中将口罩摘了下来，那么就会被感染病毒了。
雅尤玛是个9岁女孩，失去亲人的她3天没有进食，高烧、呕吐、腹泻……死神随时可能把她掠走，她虚弱无力地蜷缩在病床上，一双无助的大眼睛时而睁开时而紧闭。第302医院重症监护中心内科护士长、第二批援塞医疗队护理组组长黄顺，被这眼神深深地刺痛了。
每次给雅尤玛喂水，黄顺总是用手腕先试好水温。平时，手腕试水温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隔着三层厚厚的防护手套却很难准确感知。为了减少判断失误，她在办公区域先调好水的温度，穿戴上防护用品后，再反复去感觉那个温度。
爱是战胜病魔的最好良药，雅尤玛的病情逐步得到缓解，却常常独自一人发呆。黄顺把国内带去的熊猫玩具送给雅尤玛。雅尤玛接过小熊猫，抱在胸前，爱不释手，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黄妈妈!黄妈妈!”雅尤玛康复出院时，她搂着黄顺，两张不同肤色的脸紧紧地贴在一起。
玛鲁芭是利比里亚的一名患者，当女儿出世时，她与女儿一起被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她被救护车送来时已经在发高烧，当告诉她被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时，她一句话都没说，也没一丝泪花，眼神无助和绝望。
经过中国援非医疗团队20天的奋战，玛鲁芭体内病毒消失。她在医疗队的春节联欢会上，向着台下到访的各国医疗队代表、联合国维和部队代表说：“是中国医疗队救了我的命!”
浙江省疾控中心副主任蔡剑说，当地的电视台和电台都采访过他们，他听到当地人对中国评价最多的一句话就是：“China is good!”
梁益建：“只有爱心能促使你去做一个更好的醫生”
作为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极重度脊柱矫形领域的权威专家，梁益建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被手术、查房、问诊、回访占去。梁益建荣获“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中国医师奖”“大美医生”……满载荣誉，却永葆初心。
在荣获“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之前，梁益建的名字就已经在脊柱畸形患者圈中广为流传。2008年2月，他做了职业生涯中第一例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手术。当时，梁益建在四川盐源县泸沽湖附近做医疗支援，遇到一个胸口几乎贴着大腿的人，走路时眼睛只能看着地面，他叫伍才林。“当了多年骨科医生，还是第一次见到驼得这么严重的患者。”梁益建仔细观察后，说了句：“我可以做手术让你站起来。”伍才林起初不信，梁益建又拿出纸笔，跟他讲解原理，伍才林才答应做手术。
同年5月，梁益建把伍才林接到成都，经过13个小时的手术，这个原本身高不到1.3米的小伙子康复后长高到1.78米，实现了站起来的梦想。为了铭记这一人生的转折，他将名字改成伍才立。伍才立手术成功后，梁益建名声大振，全国各地的脊柱畸形患者很快找上门来求医。从此以后，梁益建与重度脊柱畸形矫正结下了不解之缘。
梁益建另一次“出名”有些意外。2013年5月，一名身着手术服、穿着拖鞋，连口罩都忘摘的医生侧卧在两把小凳子上睡熟了。当时的手术室护士长见状，偷拍了一张照片。照片被传到网上之后，感动了不少人。这名医生就是梁益建。他当天做了两台手术，手术结束后，病人腿部的麻醉效果还没结束，他就在旁边等，一等就睡着了。
骨科护士长陈澜说，这种情况对梁医生而言是家常便饭，有时一些高难度的手术甚至需要7个小时，他稍作休息之后，还会亲自去查房。梁益建每周平均做5台手术，其他时间就诊、开业务讨论会。
脊柱畸形，会导致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而我国一大批人正在饱受这种困扰。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中，75%以上是脊柱侧弯130度以上，四处求医无门的重度脊柱畸形患者。脊柱畸形改变的不仅是人的外形，与之相伴的呼吸衰竭、心脏衰竭，也在不断侵蚀着人的生命。面对患者，梁益建沙哑的声音说得最多的就是四个字：“我治得好。”据统计，2013年至2016年，梁益建在该院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达507名，其中，417人术后出院，余下90人继续接受治疗。
为了在脊柱矫形领域走得更远，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多年来梁益建一直勤学不辍，在考取重庆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两年后，又受邀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站到了世界脊柱矫形界的学科最前沿。学成后，他怀揣着建立一个国家级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治研究中心的梦想，婉拒了美国医院丰厚的薪酬，毅然回到中国。多年来，他参与过的“驼背”手术有3000多例，亲自主刀挽救了上千个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的生命。
梁益建在无数个本可以拒绝的病例中创造出了一连串“之最”，突破了国际上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的手术三大禁区：极重度脊柱畸形无法矫正、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髓畸形无法矫正、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极重度呼吸功能障碍无法矫正。他治疗过的病例已经囊括了极重度脊柱畸形的所有类型，年龄跨度从2岁到80岁，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这些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都是难以复制的奇迹。
为打造一个国家级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治研究中心，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梁益建的手机时刻保持畅通，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自己的科室人员也保持手机24小时开启，以便病人可以随时问诊求医。他每天坚持7：30到岗，晚上7时后才离开，像一根上紧了的发条——查房、问诊、手术、回访，回家还要研究病例，甚至周末也是各种讲座和交流，每周的工作时间接近100个小时。
根据学科未来的发展，他把科室的研究方向重点放在了重度脊柱畸形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脊柱退行性疾病的微创治疗和非融合技术以及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治疗策略研究。他依托医院麻醉科、呼吸、消化、心血管科等相关科室的整体优势，成立了一个有近50名副高职称以上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确保完成一些重危、高难、超高龄和疑难病例的诊疗，其技术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已经处于国内先进水平。由于梁益建不断追求极致，人类治疗重度脊柱畸形的水平在他的努力下，一次次被推向更高的高度。
“作为医生，除了要有技术，更重要的是富有爱心，只有爱心能促使你去做一个更好的医生，这种情感是很温暖的。”梁益建对于病人，可谓是殚精竭虑：他联系了一些大学志愿者来为住院的孩子补课，还自掏腰包请了声乐老师来教孩子们唱歌，以锻炼肺活量;对于一些极度贫困的患者，安排他们的亲属在医院做护工以保障他们的住院生活不受影响;病人住院期间，他请来计算机老师，想帮助这些身体不便的病患多学一种技能;等病人出了院，他又积极联系爱心人士帮他们解决工作问题。2013年，梁益建及其团队与智善公益基金会开展合作，该公益基金会至2017年2月已向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定点捐助了220名重度脊柱畸形患者，捐助金额达到880万元。除了在医院做手术，梁益建每年都会去贫困山区、藏区义诊。
聊及职业目标或计划，梁益建回答：“小医生有什么目标和计划，做好当下工作最重要，还有好多病人等着我呢!”
郭小平：艾滋病孩子的“大家长”
“大家认不认识我无所谓，我只是想通过节目让大家认识我们学校的这群孩子。”“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郭小平不止一次这样说。
郭小平，出生于1963年，曾任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我国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的创办者和校長。
“最早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根本没想到后来会成立一个学校。”回忆起创办学校的过程，郭小平如是说。
2004年，郭小平所在的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建立了专门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区“绿色港湾”，其中有几名因为母婴感染、一生下来就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由于父母去世，亲戚也不愿意接他们回家，4个孩子长期住在病区。
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纪，但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容易。由于经常发病，他们身体虚弱，随时可能住院;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歧视也让孩子们受到不少伤害。曾静是4个孩子中的一个，他曾去学校上学，可当老师和同学知道他有艾滋病后，他就被彻底孤立了。“上课时，我被孤零零地安排在教室的一个角落;下课后，也没人愿意跟我说话。”后来，曾静得了抑郁症。抑郁症好了，他也不想再回学校了。
这些无辜的孩子本就生死未卜，还被人歧视，这让郭小平很难过。“也不知道孩子们能活多久，就是想让他们学一点知识，过得快乐一点。再说，呆在医院里，也不上学，不成文盲了吗?”
为此，医院腾出了一个病房，买了一块黑板、4张课桌，“爱心课堂”就这样“开学”了。医生、护士轮流当老师，拿来自家孩子用过的课本，利用空闲时间教孩子们认字、做算术。课堂虽小，但孩子们高兴极了，经常是刚拔掉输液管，就飞奔到教室。病区里的患者刘丽萍主动请缨给孩子们当老师，多年前，一次术后输血时，她不幸感染上了艾滋病。“想到过自杀，也想过要报复社会”，但这个小课堂让她看到了希望。
课堂建立不久，孩子们的命运迎来了转折。2005年，医院收到国际捐助的儿童抗病毒药物。这种药可以抑制患者体内的病毒，增强免疫系统，只要按时服用，孩子们就能健康地活下去。
一年后，“爱心课堂”里的孩子增加到了16名。孩子多了，临时教室就不够了。2006年9月，依靠社会捐助，“红丝带学校”建立起来，但招老师却成了郭小平的心病。只要有教师资格证，愿意来的，他们统统招收。“我们待遇不好，又是这样的学校，没啥人愿意来。”郭小平记得，聘来的第一个老师上课时戴着手套、穿着消毒外套，不愿意跟孩子们接触，没多久就离开了。但现在好了，学校有七名教学老师和两名生活老师，郭小平的女儿也是其中之一。“我闺女从小就跟着我，和孩子们在一桌上吃饭，她根本没有‘歧视’这个概念。从医科毕业后，我说你去学校教孩子们吧，她乐呵呵地就来了。”
对学校的25个孩子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有人教授从小学到初中的课程。一进校门，你就能看到一组图画：郁郁葱葱的树上挂着大苹果，每个苹果上都贴着一个孩子的笑脸，周围簇拥着一棵棵向日葵。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郭小平又有了一个心病。学校成立6年来，一直没有办学资格，孩子们没学籍，也就拿不到毕业证，不能参加升学考试。为此，他跑过不少地方，但一直难以解决。
转机悄然到来。2011年11月15日，世卫组织“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彭丽媛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还和他们一起吃了午餐。彭丽媛的到访，大大推进了学校“转正”，不到一个月学校正式挂牌。
学校合法了，孩子们有了学籍，郭小平的心也大了。“以前，我觉得孩子们能上个职业学校，能自食其力，也就够了。现在，我对他们的期望也高了——考高中、考大学。”他难掩兴奋，“初三的孩子，我亲自抓学习，还挺见成效的”。
因为担心孩子们不被正常的高中接收，郭小平已经提前聘请了高中老师。“考上考不上，那是凭个人的本事。但是，受教育是孩子们的权利。”对这一点，他很坚持。
被问及办学的艰难，郭小平笑了：“你们总爱问我多难，难事当然有，但过去了我就忘了，只记得那些快乐的事。”人们对艾滋病的态度的变化，是最让郭小平快乐的事：热衷于公益的人越来越多了，社会的歧视减轻了。“以前我做艾滋病防治，别人都不愿意跟我一桌吃饭。现在我们发起了‘5·26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到了那一天，来的人太多，坐都坐不下。我们学校旁边是个村子，刚建校的时候，孩子们去村里理发，没人给理，想买东西，人家也不卖，现在就好多了。”他还开玩笑说，过去连小偷都不来，现在“都有人开始偷我们的菜了”。
郭小平告介绍，学校里有一半孩子是孤儿。“这些孩子要是没人管，还不就自生自灭了。等长大了，你说他能不憎恨社会?很多人都说艾滋病儿童的问题，光说有啥用，总得有人去做吧。”
也曾有人对红丝带学校提出质疑，认为建一个专门的艾滋病儿童学校，本身是一种隔离政策，不利于孩子们的成长。郭小平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建立专门的艾滋病儿童学校确实不是最好的办法，可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孩子们很可能就没有学上。这就是现实。”但他相信，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我希望有朝一日，不再需要有红丝带这样的学校。”
对孩子们的未来，郭小平的想法十分清醒。尽管歧视减轻了，但他们想要像普通人一样上学、工作、生活，仍然不容易。他常会和孩子们聊起人生、梦想、将来的职业选择，给他们建议。
“别人说，我有社会责任感。其实，我和孩子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他们就是我的孩子。”郭小平认真地说。
(参考资料：《高耀洁：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文史参考》2010年第4期、《桂希恩：中国抗艾先锋》《人民文摘》2005年第4期、《李春燕：感动中国的苗寨医生》人民网2007年8月3日、《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人民日报》2006年07月13日、《陈晓兰：一个医生的救赎》《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48期、《王万青：情系藏族同胞的“汉族曼巴”》新华网2014年8月12日、《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新民晚报》2019年4月6日、《周月华、艾起：背起梦想一起前行》《中国青年报》2013年3月26日、《“仁心大医”胡佩兰：中国最年老的出诊医生》《郑州晚报》2014年6月18日、《肖卿福与麻风病人共同坚守的白衣战士》《人物周刊》2015年第10期、《中国援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毒展现大爱》《青春期健康》2015年第14期、《梁益建：每周工作近100个小时医者仁心大爱情怀》《四川日报》2017年11月6日、《郭小平：艾滋病孩子的“大家长”》《环球人物》2013年第32期等;作者：林颖、钱忠军、田巧萍、高翔、孙晓娟、李惊亚、王丽、关军、柴会群、姜伟超、左妍、王帅等)
作者：黄梦怡
沈健
他们来自中国，是医生、护士和医学专家。他们不远万里来到非洲，给非洲人民带来健康、希望和信心。他们拥有一个响亮而骄傲的名字——中国援非医疗队。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冯勇向我提供了一组数据：自1963年4月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应邀前往阿尔及利亚以来，56年间，中国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出2.1万人次医务人员，先后救治了2.2亿非洲患者，先后有42名中国医务工作者永远留在了非洲大地上。
冯勇副司长参加了2014～2016年支援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行动。2014年，埃博拉病毒开始肆虐非洲，数以万计的患者在中国医疗队救助下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冯勇介绍，中国援非医疗队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胜利完成了习近平主席专门为此次援非提出的“打胜仗、零感染”目标，成为非洲大陆外各国援非抗埃行动队中唯一一支没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队伍。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那一阶段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四国共报告1711人确诊或疑似感染病例，其中932人死亡。
我们闪亮影业公司去年在与中国外交部的接触中听到了一些关于中国援非抗埃行动的感人事迹，起意将其拍成电影，经过多方洽商最终将西非国家加纳的博赛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确定为合作方。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北京接见中哈合拍电影《音乐家》剧组。活动中，我们也向习主席汇报了拟与加纳电影界合拍《埃博拉》的打算，习主席希望我们将《埃博拉》拍成一部感动中国、感动世界的电影。
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来华参会并进行国事访问的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从《中国日报》上看到了中加两国即将启动合拍《埃博拉》的消息，大加赞赏。在阿多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的当晚，他的夫人在北京会见了闪亮影业管理团队。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今年10月19日，闪亮影业在福州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与加纳博赛国际传媒正式签约，合拍故事片《埃博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发来祝贺：《埃博拉》的投拍可以再现中国援非抗埃医疗队的英勇事迹，传承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光荣传统，谱写新时代中非友谊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感人篇章。
《埃博拉》是中国与非洲首部合拍故事片。津巴布韦前任驻华大使保罗·奇卡瓦说：“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情同手足，电影人的心也是相通的。《埃博拉》将为中非电影合作开启新纪元。”奇卡瓦大使说：埃博拉病毒给非洲特别是西非三国造成巨大伤亡和痛苦，中国是第一个做出反应并迅疾派遣医疗队进行援助的国家。中国地处亚洲，与非洲相距遥远，我相信中国这样做并非因为惧怕埃博拉病毒传入中国，而是为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非洲兄弟姐妹并肩对抗人类面临的疾病挑战。《埃博拉》这部电影会表现痛苦和灾难，更会给观众带来战胜病毒的幸福与喜悦。
前任非洲驻华使团团长、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维克托·希科尼纳说：“《埃博拉》这部电影承载着一个重要使命，那就是必须让全世界知道，是来自中国的医疗队帮助非洲国家最终战胜了埃博拉!”
加纳驻华大使爱德华·博阿腾先生也发来祝贺。他说：中国与加纳即将迎来建交60周年。我们总说两国之间、中非之间友谊深厚，但事实上我们并不十分了解对方。我在中國当大使已多年，发现中国人民并不常听到来自非洲的故事，非洲人民也不常听到来自中国的故事，当然现在中国日益强大，非洲人民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我认为合拍《埃博拉》将是一次重要的尝试，也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除了埃博拉，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讲述的故事。在非洲尤其是西非，主要铁路都是与中国共建的，今天的人们对此似乎并不十分了解。整个非洲的独立自由解放运动也曾得到中国的巨大支持和援助，有一些中国人甚至为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我们的开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经过不懈努力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中加友谊。这些都是我们想讲也是非洲人民想听的故事。
博阿滕大使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从未间断的中国援非医疗是非洲人民永远无法忘怀的珍贵记忆，《埃博拉》是非洲人民最为珍视的中国故事。我相信，这部电影一定能促进中非相互了解，让双方人民倍加珍惜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友谊，以影像的魅力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者：沈健
摘要: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是岁末年初媒体备受关注的社会传播现象,文章以有代表性的《感动中国》为例,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论分析和阐释,以达到对此社会传播现象有较为全面、理性的认识。
关键词:《感动中国》 议题设置 传播 受众
《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精神品牌栏目,以评选出当年度具有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人物为主打内容,从电视传媒延伸到网络传媒,在传媒舆论宣传引导、媒介社会责任彰显等诸多方面表现突出,已然成为岁末年初受众回顾一年新闻事件,净化心灵的文化盛宴。
从大众传播特别是传播效果研究理论角度来看,《感动中国》呈现出如下新闻传播特质。
《感动中国》的议题设置方式
议题设置公众化的视角。在海量信息面前,传播媒介可以发挥一个重要功能——设置议题,引导受众的注意力转向媒介所设置的问题上。朗格夫妇指出:“大众传媒迫使人们注意一定的问题,建立公共人物的公共形象,经常以自己关于客观存在的表述规导受众应该思考什么、了解什么和体会什么。”①从2003年首届《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到2010年“2009年度十大感动人物”揭晓,连续8届的《感动中国》共评选出77位感动人物和11个感动团队,获得了全国观众极大的关注。央视主流媒体的强势地位使得《感动中国》议题设置有了鲜明的特征——视角公众化,即将某些领域如普通小人物、弱势群体等置入公众视野,平凡岗位的默默奉献、新时代的新人物、农民务工问题、教育科技创新问题等,这些公众化的信源扩张了个人、团体的力量,使得个人在信息环境构建过程中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议题设置的主流化过程。大众传播学效果研究中“培养分析”理论的核心内容认为:媒介,特别是电视的内容必然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接触越频繁,影响越大。“培养分析”理论注意到的是信息传播的长期影响,所以也被称之为“文化规范理论”。《感动中国》通过人物或事件所表现的各种行为以象征性的奖励、授予其社会地位等方式,传播了一定的规范和价值,从而为社会公众提供关于现实的图景,并且规范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现实社会生活中,公众的价值观、人生观等意识、信念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这其中,必有若干成为绝大多数人“共识”从而构成社会文化核心观念的“主流”思潮。在这一“主流形成”过程中,媒介,尤其是电视有可能发挥强大的促进作用。②《感动中国》由于“感动”基点有吸引力、能反映真实的现实,同时会以紧紧抓住眼球的方式传播,比如有真切的标题、震撼的图片、煽情的渲染等,所以会在观众中形成“主流”。
议题设置的“选择性注意”。秉承当代社会信息接收自由的特质,《感动中国》通过人物征集、投票选举、颁奖等系列活动,展示了文字、图片、影像等内容差异,使受众接收信息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等得以强化。感动中国各年度的人物和团队来自不同行业、职业和阶层,代表了各自的群体利益,因此,公众对这些与自身名誉、利益、地位、兴趣、习惯等需求的信息,表现得比较敏感。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受众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关心的人物或内容进行浏览,通过选择性注意进行所选议题的注意、理解和接受。
在一个信息渠道多样化、价值形态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在越来越多地学会独立思考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拒绝被动接受,《感动中国》中令人感动的人和事符合传播学意义上受众心理接近性的要求,也符合受众地理接近性因素。因此,在《感动中国》的人物中,干部有郑培民、牛玉儒、经大忠、沈浩,公安武警有任长霞、孟祥斌,医生有钟南山、桂希恩,知识分子有季羡林、钱学森,乡村教师有李桂林、陆建芬、李灵,还有普通民众、大学生等,受众有选择地对信息进行接收、理解,个体意志得到发扬,选择性接触会进一步加强,符合受众选择性注意的心理特征。
受众在对所关注的人物进行了解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全部接受,而是在下意识中向自己熟悉的或希望的方向引导,如2005年感动中国人物洪战辉在获得人们的褒奖与欣赏的同时,媒体一窝蜂发起的学习洪战辉精神被学者评论为是一种适得其反的道德教化,而不少观众则认为学习洪战辉应当是人们发自内心的、用行动来证明的,而非媒体的大力鼓吹。因此,“强效果论”会回归为“适度效果论”,传播学的效果理论阐释再次得到印证。
《感动中国》的议题设置效果评价
社会环境的守望者。作为个体的受传者在社会信息的认识上存在或多或少的盲区,许多问题需要得到社会中他人或其他社会力量的提醒与说明。大众传播具有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③《感动中国》通过媒介的议题设置,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环境问题、农村问题、教育问题等急需但并没有被注意的方面。因此,从积极意义上说,《感动中国》的议题设置承担了“环境守望者”的角色,将媒体的责任与社会的良知做到有效的统一,帮助人们准确、全面地把握社会的变化。
电视传媒和网络传媒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这决定了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意见在整个社会中能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公众关注的热点也凸显了民生问题,反映“民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关注、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央视岁末年初“感”的主题直入社会主流视野,这种守望对于电视传媒、网络传媒以及社会理性的良性发展都是有所助益的。
发挥媒体教育引导功能,提高社会整体素质。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已不仅仅是提供客观的信息,它还要向人们提供被主流社会认可的思想方法,用自己的报道内容、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认识社会。《感动中国》正是通过媒介以设置议题等各种形式的努力,把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所要坚持的正义、公平和美好的东西不断传播到社会的全体成员中,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向善、向上,对提高社会的整体素质有积极作用,从而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如2009年“母爱最真”的新疆阿里帕·阿力马洪妈妈没有民族之分,没有偏见之心,用一份温暖的关爱为一群孩子撑起一片天空,为整个社会诠释了什么是大爱至真。在一个信息渠道多样化、价值形态多元化的社会里,《感动中国》是媒体对公众引导和传播理想社会价值观的一次尝试。它体现了媒体在忠实履行环境监测基本职能的同时,谨慎地探索着媒体教育引导功能的可能。
抵御不良信息。通过议题设置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向特定的方向,是国家和主流社会的要求,也是媒介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今社会信息污染现象严重,特别是色情、暴力信息充斥着网络、手机媒体,不良的信息传播环境必然会导致本国民族文化的衰落,为此,《感动中国》通过媒介的突出传播,以突出的现实问题、强烈的人文关怀等“议题”去占据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是十分必要的。
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当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比较混乱,各种力量不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凝聚力的时候,通过媒介对某些问题的集中报道,往往可以使公众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面。④《感动中国》在不同的年份,根据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推出精心设计的议题,通过特定的人物或事件,为公众确立应当关注的问题和方法,并最终将大家的思想引向健康的方向。
《感动中国》独特的语言,增加了公众对社会道德意识的凝聚力,也使得公众对社会道德意识的认知能力得以强化。近些年的《感动中国》在细节方面表现得更加细腻,对人物的概括也更加精准,尤其是颁奖词后的四字概括,显得格外凝聚人心。但也有观众对于一直以来《感动中国》颁奖典礼所形成的现场气氛提出异议,认为主持人的言行举止过于煽情,将人物推向一种正义的极端,对事实真相加以刻意的渲染,夸大了他们的伟大与贡献,没有尊重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
总之,《感动中国》的传播效果是非常强大的,媒体不仅仅代表公众实现了对“感动”人物、事件的理解与选择,而且还将民族的道德认同、价值标准融入到媒体评价标准之中,实现了最为有效的传播。但《感动中国》的信息传播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特别是炒作、作秀、拔高等方面的问题比较集中。关注其传播效果,不仅能为更好地利用传媒,还能为应对可能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提供理论上的参照。
注 释:
①K.Lang and G.Lang,“The Mass Media and Voting”,in Berenard Berelson and Morris Janowitz(eds),Read in Public Opinion and Communication.New York:Free Press,1966:468.
②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③赵建国:《传播学教程》,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④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作者为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
编校:郑 艳
作者：陈万怀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
看了感动中国后，总觉得那些评选出来的人物都让人敬佩感动。在这个简单的却又内涵丰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不是那些耀眼的明星，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
在2014年的感动中国节目中，虽然感动我的人有十个，有黄旭华;有刘盛兰;有陈俊贵„„但是在这些人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刘盛兰。
刘盛兰，一位89岁的贫穷老人，住在烟台招远市一个小村庄里，他17年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吝啬”的连一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可正是这个倔老头，却在贫苦交加的17年里，慷慨地将所有钱财捐给了全国各地的贫困学子。“他干的都是积德事儿，但日子却过得连要饭的都不如。”刘盛兰的亲友如是说。 一个孤寡老人，靠拾荒谋生，更靠拾荒而做慈善。“做慈善”是个很专业的说法，通常都指那些功成名就后转而投身公益活动的名人大家，刘盛兰老人没有万贯家财，没有庞大产业，然而凡是了解老人事迹的人，恐怕没有谁会不认同老人在“做慈善”——17年坚持不懈，靠拾荒攒钱，17年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吝啬得连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却在贫苦交加的17年里，慷慨地将靠拾荒所得的7万多元捐给了全国各地的100多个贫困学子，这不是“做慈善”又是什么?
17年如一日的“裸捐”，是大爱使然。刘盛兰老人的大爱的成色，并不因他的“私心”而打折。不仅会得到那100多个贫困学子的记得，而且会得到我们所有人的记得。刘盛兰老人的故事也启示我们，想让他人“记得”是很正常的心理需求，问题是依凭什么记得。可以肯定，盖茨一定会被后世时时提及，而提及的最大理由，一定是因为他的善举，而未必会是“微软”;巴菲特也一定会被后世时时提及，而提及的最大理由，也一定是因为他的善举，而未必是因为他是“股神”。同样，在中国今天的富人中，如果有谁想被后世记得，或被后世记得，那么首先一定是他的慈善情怀，而未必是因为他的财富。
那撼动心灵的颁奖词：残年风烛，发出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人间写下大爱。病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旬的高龄俯视生命。一叠叠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答案。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泪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感动，只不过是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中，我们忘记了用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这些让我们的内心能为之震撼的感动事迹。
韦云
2014年2月11日
中央电视台每年都要举办“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就是在为这些曾经奉献过的人送上一束鲜花，端上一杯清茶。已经举办了十几年了，这次在毛概课上，老师也给我们看了2011年的感动中国。看了这次的感动中国，我有了很大的感触。
在这个社会上，总有一些不能改变的道理。那些有公德心，并且帮助过人们的人，总会被人所记住，并给予回报;但没有公德心，有伤害过人们的人，总会被人唾弃，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而在“感动中国”这个简单却又美丽的舞台上，走上的人的事迹各不相同。有的是为国家人民奉献;有的是对贫穷的人帮助;有的是热爱自己的工作所奉献。
王茂华，谭良才三次冲入火海勇救6名孩子，他们本不在现场，是听到消息赶去的，如果第一次冲进去是本能，责任，第二次呢?是果敢，豪气，那第三次，就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了。王茂华只是一名教师，他不但火海救人彰显其英雄本色，医院救护时，在全身98%都烧伤时，疼痛可想而知，在一个多月的抢救时间里，他多次植皮，截肢，身体和心理上的负荷难以预料，可王老师竟一声未吭，不喊一声，不叫一声，只为了妻儿不要牵肠挂肚，撕心裂肺。这个真正的男子汉把一切都背起来了。王茂华是一个80后，事迹发生后，他被授予革命烈士五四青年奖章等等荣誉，他的行为目的不在于此，否则他不会付出生命。可他的行为却向世人证明了80后的豪情。在长者眼里，80后及以后的孩子们是垮掉的一代，可在多事民族的灾难面前，80后们一个个一次次谱写了一笔笔大写的人字。他们有很多不足，但他们同样有一颗热爱祖国人民的赤子之心。
另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王伟”的军人。在舟曲特大泥石流中，他不顾家人的安危，战斗在第一线，负责转运犯人和救援。当得到空闲时，见到自己的妻子打来的未接电话，打回去时却只有冷漠的嘟嘟声，得知自己的妻子遇难和才落下伤心的泪水。这种为国家奉献，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随时听从上级的指示，勇于奋战在第一线的人民解放军，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的。
现在的社会都主张“扶贫济困”，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也是越来越高，所以这个项目只有经济水平较好的人们，或国家来实现。你曾想过，一个生活简陋，是一个采石场的普普通通的工人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捐钱为婴儿治疗白血病，他挤出生活上的支出，让一个月薪只有300多元家庭的孩子上学。你可以问他为什么要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帮助别人，可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叫——郭明义。看完他的事迹后，我一直在想：如果社会上再多一些这样的好心人会怎样?如果社会上再少一些对贫穷的歧视会怎样?
这些只是感动中国中的几个例子而已，像这样的有社会公德心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是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无私奉献。
其实在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人在自己平凡的生命中感动着别人，也感动着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逐渐富强起来，也是因为这些有太多的有道德，有品质的中国人。
也许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无力去做一些感天动地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为集体做些什么，为家庭做些什么，那我们会成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而我们的家庭，集体，祖国也就越来越好了。
相信每个看了感动中国的人都会有有一种真实的清洁感，就像一次精神上的沐浴，而同时，走路的脚也更结实一分，就像是一次的充电，一个缺点的电池再度内心充实，于是，又可以支撑自己，也希望可以帮助别人。这正是感动的一种力量。
正如《感动中国》结束语所说，在《感动中国》已经走过的九个年头里，近百位感动中国人物与团体的赤诚真情曾让无数华夏儿女泪水充盈。九年来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曾经无数次触动着我们感情神经的底处，让我们泪眼婆娑，怦然心动;九年来，每一次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和颁奖活动都撼人心魄，“让整个名族都为之动容”。
是啊，“让整个名族都为之动容”——感动你我，感动中国。他们用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停的刷新着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尺，我们在这份尺度中升华、渗透，互感而动之。让感动(这种动容的情感)洒满中国，让中国布满感动(这种行为的人和事)。
完美力学演绎科学救国，有情有义彰显赤子之心
————科学泰斗—钱学长
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的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要学造飞机大炮，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 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为国而学，致力于物理，为新中国开创力学的科学教育体系的道路。作为中国近代力学与应用数学主要奠基人，中国“三钱”之一的他，他的这种科学精神和爱国精神将永远激励国人，前进，再前进。
“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他用六十多年的报国路诠释了自己一直坚持的专业：爱国。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意有祖国.
总问别人还需要什么，总问自己还能多做什么
————"雷锋传人”——郭明义
有人会说，因为钱学长在科学、政治、教育等等每个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他太不平凡了，可以感动中国当之无愧。也有人会说，大多数人，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是无力去做一些感天动地的事情，然，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人郭明义，却以一种不平凡的精神彰显了简单的伟大。
从1996年开始担任采场公路管理员以来，他每天都提前2个小时上班，15年中，累计献工15000多小时，相当于多干了五年的工作量。工友们称他是"郭菩萨"、"活雷锋"，矿业公司领导则称因郭明义使整个"矿山人"的精神得到了升华。 他20年献血6万毫升，是其自身血液的10倍多。2002年，郭明义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鞍山市第一批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06年，郭明义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和眼角膜自愿捐献者。 1994年以来，他为希望工程、身边工友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先后资助了180多名特困生，而自己的家中却几乎一贫如洗。
请问，你现在还会说平凡不能去做感动的事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为集体做些什么，为家庭做些什么，那我们也会成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
80后的姐姐，资助90后的弟、妹
————“最美”洗脚妹——刘丽
刘丽，就是这个为别人做些什么的“傻傻”洗脚妹。
为了“生计”打拼的刘丽，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大部分积蓄都捐助给了那些贫困学生，她自己却仍然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刘丽家有五个兄弟姐妹，因家境贫寒，14岁那年初中辍学，外出打工，挣钱为弟弟妹妹交学费、贴补家用。她先后到湖北、江苏等地打工，做过服务员，保姆。甚至做到至今29岁的洗脚妹。
正是这么个人，从2006年她通过厦门市妇联在同安一些中小学校展开一对一资助，资助人数也从最初的7个至10个，到现在固定的37个。她把赚来的钱几乎都资助了贫困学生，还号召数百位好心人加入她的爱心团队。
这是一个瘦弱的姑娘，更是一个善良的姑娘。她身上有圣洁的光芒，像红硕的花朵，不是叹息，是不灭的火炬。指引我们这群90后去传承这份光芒，这份温暖，这份感动。
打马赴草原踏千万里，风雪行医路系汉藏缘
———草原曼巴—— 王万青
是什么让他自愿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州玛曲县工作，在贫穷落后的玛曲草原一呆就是42年，甚至放弃了多次回上海的机会，艰难地通过了生活关、语言关，毅然选择长期留守在高原?40多年来，是凭着对玛曲人民、对藏族同胞的深厚感情他视藏乡为故乡，视牧民为亲人，克服重重困难，全心全意为牧民群众解除病痛，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书写了一段藏汉水XX融的民族团结佳话。
王万青在阿万仓卫生院的20余年时间里，每年接诊病人3500余人次，20年累计接诊7万余人，累计手术上万例。在任阿万仓乡卫生院院长的10年中，他建立了全乡3000余人的门诊病历，使全乡90%的牧民有了健康档案……
他的家人子女全都生活、工作在这片土地上，可以说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草原，奉献给了玛曲的卫生事业和这里的人民。
如今虽然退休了，但他仍然坚持经常指导县医院的外科手术，并经常在家里给上门的藏族群众治病送药，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草原曼巴(好医生)”。
他的这种扎根玛曲高原，情系医疗卫生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在玛曲草原从80年代开始到今天被传为佳话。
百战百胜百炼钢，上天上地上战场
——兵中神枪——何祥美
这是一个传奇的军人。
刚到部队时，何祥美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但他见缝插针看书学习，所有的节假日都有效利用起来，经过3年艰苦努力，他通过全军法律专业自学考试的全部15门课程，拿到大专文凭。从农家子弟到具备特种爆破、深海潜水、伞机降等30多种作战本领的军事尖子，从普通一兵到“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1999年入伍。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何祥美就已经让自己成为一名具备“三栖”作战能力的全能战士。2006年以来，先后参加20多次汇报演示，被上海合作组织峰会、APEC会议等指定为安保人员、1号狙击手。2007年11月，给军委徐才厚副主席汇报演示时，一发准确命中目标靶心，受到徐副主席的表扬和肯定，并单独接见和合影。被表彰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荣立三等功2次。 当一名神枪手的目标实现后，何祥美又有了新的目标——成为“空中猎鹰” 。4个月的训练时间，何祥美成功处置10多次险情。凭借过硬的素质和技术，何祥美试飞某飞行器成功并当上教员。
南京军区战士何祥美，用青春、热血和忠诚，把自己的军旅生涯书写得既精彩又壮美。
活着，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更好的活着
————“ 警界保尔”——孙炎明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而他孙炎明，是一个活着的人，也正是一个“活着”的人。
孙炎明是一个看守所任监管民警，从警28年来他立足本职，恪尽职守。9年来，孙炎明分管和协管的监室从未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他分管的两个监室在所里保持着两个最好：在押人员秩序最好，教育改造效果最好，保住了重犯监室年年平安。而他的生命还要经历更多风险：查出患脑癌后手术不断，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是他始终保持快乐向上的心态，与病魔抗争，并坚持战斗在公安基层一线。
“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干好一天的工作，监所安全我才心安。”孙炎明说。 感动，不仅仅是感动，正像我们缺少的不是能力，不是计划，而是勇气，是践行勇气的决心!是安然，是微笑坦然的心境。这是一个敬业的人。这是一个坚强的人。这是一个“活着”的人。他抖擞精神，让阳光驱散铁窗里的冰冷，他用微笑诠释着什么是工作，用坚强提示着什么是生活。人生都有同样的终点，他比我们有更多坦然。
他们行笃在言忠信义的大地上，他们奔赴于舍身取义的乾坤中
—— 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
狭义翁婿—王茂华、谭良才
一个是给先期回汉的民工发放工钱。春节前发放工钱，是哥哥孙水林对民工的承诺。
一个是奋不顾身地数次冲进火海。民房厅堂里有5名幼童在嬉戏，一孩儿玩火机起火。
一个是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哥哥孙水林一家五口全部遇难，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 “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
一个是成功救出5名孩子，岳父谭良被严重烧伤，女婿王茂华多方救治无效死亡 。
他们，为尊严承诺，为良心奔波，在大地上行笃了一场悲情接力。雪夜里的好兄弟，只剩下孤独一个。雪落无声，但情义打在地上铿锵有力。
他们，用果敢应战，用牺牲做大!一对侠义翁婿，火海中三进三出，为人们讲述了生命是舍生忘死，人间挚爱!
玉树震“塌”、铁汉屹立不倒，舟曲哭“泪”、砥柱中流而上
———
康巴铁汉——才哇
舟曲之子——王伟
当我们为汶川地震的离去稍呼口气的时候，又一场灾难光顾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
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住玉树州粮油公司的才哇在马上投入到救人当中。在墟里刨挖的双手一直没有停歇下来......
在紧张运送了近30多名受伤的各族群众，安排好下一步工作，急急忙忙赶回家去的他，看到的是从废墟中挖出的3位亲人的遗体，撕心裂肺的巨大痛苦迅速穿透了才哇的身心。
对乡亲有最深的爱，所以才不眠不休，对生命有更深的理解，所以才不离不弃，铁打的汉子，是废墟上不倒的柱，不断地梁。他沉静的面孔，是高原上最悲壮的风景。
但是我们不能沉痛在悲哀里，8月7日雷电、暴雨笼罩着舟曲县城。
在那个最黑暗的夜晚，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王伟与战友营救20多个小时，让23条生命逃离了死神的威胁，而自己怀孕2个月的妻子和岳父母一家四口人却遇难，被浑浊的泥石流无情吞噬。五百米的距离，不是这个战士不想回家，而是他和同志们双肩担起一城信心，万千生命。有多少次进进出出，就有多少次不离不弃。他用希望扩展希望，用生命激活生命。
回眸祖国2010，有些许的伤痛，玉树也罢，舟曲也罢成就，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玉树的废墟上将有一个崭新的城市诞生，这就是我们强大祖国的力量和雄心。舟曲的“泪”水中也将会再次绽放更蓬勃的微笑之花，生机之花。
当然，更多的，是成就和感动。不管是世博也罢，亚运也罢。让我们在骄傲中回味喜悦，有太对的考验让我们这个民族从自立中走向坚强，美好的11年我们有了更多的追求，更多的期待。美好的11年，我们的生活中，也会有更多人在自己平凡的生命中感动着别人，也感动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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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2012 感动中国人物2012 人物事迹 感动中国人物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2012 感动中国人物2012 人物事迹 感动中国人物
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感动中国2010人物评选”活动已经结束，评选结果14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揭晓。
获得感动中国荣誉的是：科学泰斗钱伟长，“舟曲之子”王伟，“草原曼巴”王万青，“英雄翁婿”王茂华、谭良才，“雷锋传人”郭明义，“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最美”洗脚妹刘丽，“三栖尖兵”何祥美，“玉树铁汉”才哇以及“警界保尔”孙炎明。
感动中国特别奖授予了三个群体，他们是：铁道部K165次列车乘务组;在海地地震中遇难的八位维和英烈以及中国志愿者群体。
●科学泰斗 钱伟长
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
●舟曲之子 王伟
王伟，武警甘肃总队甘南藏族自治州支队舟曲县中队副中队长。2010年8月7日晚，王伟带领25名官兵冒雨冲入泥石流现场。没有任何工具，王伟和救援官兵徒手掀开瓦砾，他与战友营救20多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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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让23条生命逃离了死神的威胁，而自己怀孕2个月的妻子和岳父母一家四口人却遇难，被浑浊的泥石流无情吞噬。
●雷锋传人 郭明义
郭明义，从1996年开始担任采场公路管理员以来，他每天都提前2个小时上班，15年中，累计献工15000多小时，相当于多干了五年的工作量。工友们称他是“郭菩萨”、“活雷锋”。他20年献血6万毫升，是其自身血液的10倍多。1994年以来，他为希望工程、身边工友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先后资助了 180多名特困生，而他一家3口人至今还住在不到40平方米的斗室里。
●最美洗脚妹 刘丽
刘丽，29岁，来自安徽颍上县的农村姑娘。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挣钱为弟弟妹妹交学费、贴补家用。2000年至今，刘丽一直在厦门一家足浴城当“洗脚妹”，为了“生计” 打拼的刘丽，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大部分积蓄都捐助给了那些贫困学生，她自己却仍然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刘丽资助人数现在固定有37个。
●草原曼巴 王万青
王万青，男，汉族，66岁，上海人，中共党员，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2003年退休。1968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自愿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玛曲县工作，在贫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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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玛曲草原一呆就是42年，书写了一段藏汉水乳交融的民族团结佳话。
●信义兄弟 孙水林孙东林
孙水林，男，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泡桐镇人，建筑商。孙东林，孙水林弟弟。2010年2月9日，腊月廿六。在北京做建筑工程的孙水林决定赶在封路前，赶回武汉，给先期回汉的民工发放工钱。当晚，孙水林提取26万元现金出发了。次日凌晨，由于路面结冰，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水林一家五口遇难。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
●枪王 何祥美
何祥美，男，汉族，29岁。江西崇义人，现人民解放军73653部队73分队上士。从农家子弟到具备特种爆破、深海潜水、伞机降等30多种作战本领的军事尖子，从普通一兵到“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南京军区战士何祥美，用青春、热血和忠诚，把自己的军旅生涯书写得既精彩又壮美。
●英雄翁婿 王茂华谭良才
王茂华，男，1983年11月出生，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伯塘中学教师。谭良才，男，1966年4月出生，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冷水村村民，系王茂华的岳父。面对大火的无情，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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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火海，舍生忘死，救出六个孩子。生与死关头，他们义无反顾，用朴实的行为、无声的壮举诠释了什么叫崇高、什么叫伟大。
●警界保尔 孙炎明
孙炎明，男，1962年10月出生，浙江省东阳市看守所任监管民警。从警28年来，孙炎明同志立足本职，恪尽职守，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失足人员。2004年被查出患脑癌，6年来三次做手术，与死神擦肩而过。
●康巴铁汉 才哇
才哇，男，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扎西达通村第三社社长。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才哇在废墟里刨挖的双手一直没有停歇下来……在紧张运送了近30名受伤的各族群众后，他急急忙忙赶回家去。可那个时候，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亲戚们帮助他料理亲人后事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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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2012 感动中国人物2012 人物事迹 感动中国人物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2012 感动中国人物2012 人物事迹 感动中国人物
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已经结束，评选结果14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揭晓。
获得感动中国荣誉的是：科学泰斗钱伟长，“舟曲之子”王伟，“草原曼巴”王万青，“英雄翁婿”王茂华、谭良才，“雷锋传人”郭明义，“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最美”洗脚妹刘丽，“三栖尖兵”何祥美，“玉树铁汉”才哇以及“警界保尔”孙炎明。
感动中国特别奖授予了三个群体，他们是：铁道部K165次列车乘务组;在海地地震中遇难的八位维和英烈以及中国志愿者群体。
●科学泰斗 钱伟长
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
●舟曲之子 王伟
王伟，武警甘肃总队甘南藏族自治州支队舟曲县中队副中队长。2010年8月7日晚，王伟带领25名官兵冒雨冲入泥石流现场。没有任何工具，王伟和救援官兵徒手掀开瓦砾，他与战友营救20多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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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让23条生命逃离了死神的威胁，而自己怀孕2个月的妻子和岳父母一家四口人却遇难，被浑浊的泥石流无情吞噬。
●雷锋传人 郭明义
郭明义，从1996年开始担任采场公路管理员以来，他每天都提前2个小时上班，15年中，累计献工15000多小时，相当于多干了五年的工作量。工友们称他是“郭菩萨”、“活雷锋”。他20年献血6万毫升，是其自身血液的10倍多。1994年以来，他为希望工程、身边工友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先后资助了 180多名特困生，而他一家3口人至今还住在不到40平方米的斗室里。
●最美洗脚妹 刘丽
刘丽，29岁，来自安徽颍上县的农村姑娘。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挣钱为弟弟妹妹交学费、贴补家用。2000年至今，刘丽一直在厦门一家足浴城当“洗脚妹”，为了“生计” 打拼的刘丽，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大部分积蓄都捐助给了那些贫困学生，她自己却仍然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刘丽资助人数现在固定有37个。
●草原曼巴 王万青
王万青，男，汉族，66岁，上海人，中共党员，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2003年退休。1968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自愿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玛曲县工作，在贫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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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玛曲草原一呆就是42年，书写了一段藏汉水乳交融的民族团结佳话。
●信义兄弟 孙水林孙东林
孙水林，男，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泡桐镇人，建筑商。孙东林，孙水林弟弟。2010年2月9日，腊月廿六。在北京做建筑工程的孙水林决定赶在封路前，赶回武汉，给先期回汉的民工发放工钱。当晚，孙水林提取26万元现金出发了。次日凌晨，由于路面结冰，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水林一家五口遇难。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
●枪王 何祥美
何祥美，男，汉族，29岁。江西崇义人，现人民解放军73653部队73分队上士。从农家子弟到具备特种爆破、深海潜水、伞机降等30多种作战本领的军事尖子，从普通一兵到“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南京军区战士何祥美，用青春、热血和忠诚，把自己的军旅生涯书写得既精彩又壮美。
●英雄翁婿 王茂华谭良才
王茂华，男，1983年11月出生，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伯塘中学教师。谭良才，男，1966年4月出生，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冷水村村民，系王茂华的岳父。面对大火的无情，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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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火海，舍生忘死，救出六个孩子。生与死关头，他们义无反顾，用朴实的行为、无声的壮举诠释了什么叫崇高、什么叫伟大。
●警界保尔 孙炎明
孙炎明，男，1962年10月出生，浙江省东阳市看守所任监管民警。从警28年来，孙炎明同志立足本职，恪尽职守，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失足人员。2004年被查出患脑癌，6年来三次做手术，与死神擦肩而过。
●康巴铁汉 才哇
才哇，男，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扎西达通村第三社社长。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才哇在废墟里刨挖的双手一直没有停歇下来……在紧张运送了近30名受伤的各族群众后，他急急忙忙赶回家去。可那个时候，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亲戚们帮助他料理亲人后事的场面。
一年一度，观看感动中国。开学前夕，接受精神洗礼。
人活着，要像钱伟长那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勇敢地担当起建设祖国的历史重任。钱伟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科学家报效祖国的典范。作为小学教师，虽然谈不上纯粹意义上的研究学问，但是我们双手托起的是祖国的希望。教书育人，培养栋梁，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人活着，要像郭明义、刘丽那样，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自己是一介平民，却关爱着更为弱势的贫民。超越了世俗的金钱观，回归了做人的本真。以己度人，举己全力，帮困扶贫。平凡的工作，不平凡的境界，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当我们为一点个人的利益而斤斤计较的时分，不要忘记这两位本同我们一样，以至收入还不如我们的草根平民。不要忘记，人生的意义不在索取，而在奉献。
人活着，要像王茂华、才哇、王伟那样，舍小家顾大家。在困难面前，在生死抉择面前，先人后己，赴汤蹈火，舍死忘生，尽显英雄本色。中国，从来不缺这样的英雄人物，正是这些铮铮铁汉挺起了民族的脊梁，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铸就了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华夏精神。
人活着，要像孙东林兄弟那样，讲一个“诚”字。一诺千金，人无信而不立，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尤其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功利社会，叫唤诚信、坚守诚信、以生命捍卫诚信，当看孙氏兄弟。
人活着，要像草原医生王万青那样，义无反顾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人往高处走，不应成为选择工作的准则，更不应成为获取名利的不正当追求。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毛时期的响亮口号，理应穿越时空的隧道，响彻在追求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
人活着，要像军人何祥美那样，立志岗位成才。纵然司马迁感叹李广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和平年代依然需要神兵强将。爱岗敬业，岗位成才，在当下社会更具广泛意义的职业价值。把本职工作做好，做到极至，努力成为各领域里的行家里手，当是每一个人毕生的事业追求。
人活着，还要像孙炎明那样，坦然面对有限的人生。也许经常跟死神打交道的人，更懂得生命的可贵。“如果给我三天光明”，是美国盲聋哑作家海伦·凯勒的名言;“今天不明白明天怎样”，是身患绝症的孙炎明的口头禅。笑对生活，爱洒有罪之人，以情动人，金石为开，挽救灵魂，赢得尊重。仁者爱人，人恒爱之，短暂的生命演绎精彩的意义，并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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