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工作感悟

反贪工作感悟

反贪工作感悟 篇1

王 琳

距离2012年4月，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两年之前，我对反贪工作的了解还局限于反贪就是查办贪污贿赂，两年之后，我对这份神圣的工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熟悉了我所从事的反贪局内勤岗位，知晓了反贪工作的辛苦与快乐，也感受到了同事们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

我的第一点感受是：学无止境。

内勤，顾名思义，就是部门内部的勤务兵，作为同志们的后勤人员，需要掌握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比如线索管理、案件的进展情况、文书的制作等要力求面面俱到，详细具体。虽然自参加工作以来自己就是从事内勤工作，但是反贪内勤对于我同样是一个全新的岗位，需要从头学起，比如立案之后要向市院提交相关案件材料，提交哪些材料，怎么整理材料等等，都要从头学起。小组成员由于绝大多数都是反贪新兵，缺乏反贪工作经验，每人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学习业务知识，所以，全局上下形成了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的浓厚学习氛围，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学习，并迅速成长起来，这是这份工作带给我的最大的快乐。

我的第二点感受是：一定要“勤”快。

作为内勤，一定要做到“勤“字。内勤工作繁杂琐碎，工作量大，成效往往不明显，出了问题却一目了然，影响很大。这就要求内勤人员要做到眼勤、腿勤、手勤、嘴勤、脑勤，尤其要做到手勤和脑勤，常动手，做好工作日志，记录每天的工作、待解决的问题等等，确保工作没有遗漏；常动脑，善于总结经验做法，以便提高工作效率，把工作做好。

我的第三点感受是：一定要有安全办案的意识 现在我依然清晰的记得第一次接触当事人时的情景，由于之前不了解办案程序，安全办案意识不强，在将当事人带到办案工作区门口后，感觉已经到了“安全地带”，而且还有同事在旁边，自己就松懈了，离开了一小会儿，后来綦局长得知情况之后很严肃的告诫我，在确保当事人的绝对安全之前，千万不能随意离开当事人，一定牢固树立安全办案的意识。这句话给我敲响了警钟，使我认识到了安全办案的重要性，同时，作为反贪内勤，有时比其他办案人员接触的案件信息更全面更集中，一旦发生信息泄漏，将会给案件的侦查等各个环节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日常工作中也必须时时刻刻紧绷安全办案这根弦，做到不该说的坚决不说，不该讲的坚决不讲，以确保案件的顺利办结。

我的第四点感受是：工作要细心、耐心、有恒心 做到工作细心、耐心、有恒心，不仅是对自己的要求，更是我对反贪工作的一个感触。

职务犯罪案件需要查证核实的材料比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比较多，很多时候还要奔赴外地调查取证，有时奔波数千里却无功而返，或是摸到的线索价值不大，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三心”，耐心细致的排查，掌握确凿的证据，把工作做实，把工作做细，确保案件的顺利办结。

反贪工作感悟 篇2

第一, 我觉得基层反贪工作的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检查系统的内部, 甚至可以说是来自整个政治体制。其中有个规定就是请示制度。作为机关领导负责制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来无可厚非, 但是把它引入检查系统明显弊大于利。

案件请示本身就是司法体制行政化和法院体制行政化的产物。案件请示其实是对程序正义的否定, 容易影响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赖, 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而且案件请示往往影响办案效率, 严重阻碍侦查与证据收集的进行, 给犯罪分子以反侦查或者逃匿的机会, 很多案子就因为请示制度而贻误战机, 严重影响了办案, 给侦查员的心理和生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创伤。

第二, 办案中的时限问题。无论是传唤还是拘传, 其目的是使案件的当事人接受讯问, 调查核实事实, 以保障案件的顺利进行, 但是法律规定都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即一次讯问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的“12小时问题”。12小时制度的存在, 彰显了我国对人权的保护, 对反贪侦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第一次讯问的成败与否, 对案件的进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反贪面临的往往是高智商的犯罪, 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强, 12小时就显得很紧张、短暂和急迫, 一旦12小时突破不了, 就难以对受讯者采取强制变更措施, 对以后的侦查增加更大的难度, 甚至将案件办成“夹生饭”, 前功尽弃。对12小时的问题上, 有这样一个矛盾, 12小时后突破不了放人还是为了突破他超期办案。突破不了, 就会使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 而超期办案又难以保障程序正义。

第三, 办案的管辖问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实行分级立案侦查的制度。基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本辖区的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的人民检察院管辖。亦即按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管辖本基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 其中基层检察院反贪部门管辖本基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按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对在其他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无权管辖, 除非上级检察院指定管辖方才能行使此侦查权。《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地域管辖的规定很可能会放纵其他行政区域的贪污贿赂犯罪分子。

第四, 办案的线索收集及来源问题。案件线索是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前提和依据, 没有侦查线索, 职务犯罪侦查工做就成了无源之水。当前, 基层检察院反贪工作面临的状况是:一方面实际生活中职务犯罪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并未与之对应地反映至检察机关, 基层检察院反贪工作面临案源逐年递减、枯竭的窘境。而且案源缺乏且成案率低。举报贪污、贿赂犯罪处于不均衡状态, 忽高忽低很不稳定, 上升趋势慢, 而贿赂犯罪由于取证困难, 成案率相对更低;举报线索中初查后能够立案的较少, 而表面化、感情化、抓不住事、道听途说、举报失实的居多, 案件线索成了制约办案的“瓶颈”问题。

第五, 侦查现代化的问题。基层反贪干警长期停留在传统的“一张嘴、一枝笔、一张纸”的突破案件方法上。调查取证往往严重依赖犯罪人的口供, 缺乏书证和物证。而且沿袭“由供到证的”证明模式。这种传统的工作模式在一定情况下是有可行性的, 但是随着贪污贿赂犯罪日趋呈多样化、信息化、智能化、隐蔽性高、关系网复杂化, 犯罪人的反侦查意识和能力增强, 传统的工作方式明显乏力。因此, 科技强检、科技强侦是检察机关侦查办案跳出传统工作模式,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新形势下势在必行的唯一出路。

第六, 后勤保障问题。这主要涉及财政支持。兵法云:“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一场战争如果后勤无法保障, 哪怕你是多么好的战术和战斗力, 那结果肯定是一败涂地, 无从谈起。反贪侦查工作也一样, 若没有后勤作保障, 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肯定会举步维艰。只有有了充分的后勤保障, 解除侦查员们的后顾之忧, 才能调动侦查员的办案积极性, 提高工作效率。然而在基层反贪局后勤保障一直是整个检察系统的一块短板。

后记: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在反贪局的实训生活, 到一线和腐败犯罪分子真刀真枪的斗智斗勇, 初查, 前期摸排, 询问, 取证等工作, 每一个环节都有很深的学问, 吾尝终日而思矣, 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短短的3个月就让我深入了解了反贪这个大系统, 我甚至能发现它的诸多不足与缺陷, 尽管我没有一套成熟的想法去弥补它们, 但我想, 随着反贪技术、理念的进步和法律的不断完善, 基层反贪工作一定会迎来它的春天!

摘要：基层反贪机关处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第一线, 他们在查办贪污贿赂案件中为反腐败斗争、廉政建设和地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同时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 严重影响了反贪工作的顺利开展, 制约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进行。本文对基层检查机关的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案。

关键词：基层反贪,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黄伟波, 郑朝雄.基层检察院反贪工作现状及对策思考[J].法制与经济, 2010 (11) .

[2]龙雨华.建立检察机关经费保障体制的设想[J].检察理论与实践, 2005 (4) .

[3]黄承云.检查机关反贪部门应强化能力建设[J].法制与社会, 2010 (4) .

浅析反贪工作的机遇和挑战 篇3

一、反贪工作的机遇

（一）技术侦查权。新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第2款、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基于侦查犯罪需要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通常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者秘密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在反腐败工作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已经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检察机关是否可以进行技术侦查做出明文规定。近年来，职务犯罪呈现隐蔽化、智能化、跨地域化等新特征，加上职务犯罪主体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难度越来越大，发现难、取证难的问题非常突出，有鉴于此，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在呼吁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技术侦查手段，以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顺应了这种呼吁．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二）强制措施。新刑诉法第73条第一款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住处或指定居所，并对其活动加以监视或控制的一种强制方法。监视居住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之一，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衔接前后的重要作用。监视居住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强制措施，其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国际范围看。较少有国家规定有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只有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在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类似于监视居住的限制居住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或者是保释制度的附加条件。对于反贪工作而言。监视居住制度具有独特的价值。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对某些犯罪嫌疑人，若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可能会不利于案件的顺利查处。但若直接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又稍显过于严厉，同时还要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风险。监视居住制度恰好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难题，能够使检察机关不通过羁押的方式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防止其脱逃、毁灭罪证、伪造证据、串供或者干扰证人作证，促进案件的顺利办理。

（三）增补证据种类。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较之现行新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把物证和书证区分为两类不同的证据，并明确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电子数据增补进证据种类。鉴于在反贪工作中很少产生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种类的增补中。对反贪工作影响较大的，是电子数据被正式列入证据种类，与视听资料一起构成独立的证据门类。电子数据一般是指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电子形式的证据。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以电子数据形式展现出来的证据越来越多，新刑事诉讼法把电子数据规定为证据类型，有利于适应新形势下打击犯罪面临的新要求。从反贪工作实际看，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很多时候是违法犯罪事实的有力佐证。新刑事诉讼法明确把电子数据规定为证据类型，客观上有助于增强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证实犯罪的能力，必将会对反贪工作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反贪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

新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而言，在新刑事诉讼法明确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而律师辩护人依法拥有诸多的权利，能够及时了解案件情况．主动收集证据，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入的权益。相对地．这也就对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进一步增大了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难度。

（二）辩护律师的会见权。

新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下转第104页）（上接第81页）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也就是说，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虽然，为兼顾打击犯罪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在几种特殊情况下对辩护律师会见权也作出了一些限制，在第37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然而，从总体上看，较现行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极大增强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使得大部分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畅通无阻地得到律师的指点和帮助，伴随着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而产生的彷徨无助、恐惧、焦虑等情绪将会得到缓解。心理防线会得到巩固，对抗侦查的能力会得到提升。相应地。这必将大大增加检察机关审讯庚破犯罪嫌疑人的难度，对反贪侦查人员的取证方式和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非法证据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对自身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也就是说，在证据合法性法庭调查过程中，只要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检察机关不得拒绝。新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序的建立，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侦查取证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法庭调查中，侦查人员要应人民法院的通知出庭说明情况，这对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是一大考验。

（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入法。

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入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项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从民主法治的角度看，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进一步规制了侦查行为，强化了对人权的保护，是一种进步。而对反贪工作来说，则无疑会增加证明犯罪的难度。

检察机关反贪工作实践总结 篇4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正确实施国家法律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如何创新开展检察工作，为东丽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实现全区经济平稳发展、和谐发展，快速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在实践中，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紧紧围绕“争创先进检察院”

这一奋斗目标，以更加卓有成效的工作，当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排头兵，为使我区各项工作走在全市前列，为实现东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一、坚持以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为工作重心，不断加大办案力度。

东丽区检察院党组始终把反贪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把办案作为为企业服务的一项举措，同时也是衡量反贪干警能力的标准，突出抓办案。一是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办案质量，打造“精品”案件。反贪局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早起步，早规划，打造反贪工作新亮点”的整体工作思路，同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措施，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二是强化办案奖惩机制，在办案中全面调动干警的积极性以推进办案工作的开展。加强和完善对办案情况的量化考核，从线索摸排、立案、起诉、判决和检察建议等各个不同环节建立起具体细致的量化考核指标，使干警有压力感、紧迫感、责任感，从而不断增强干警的敬业精神和进取精神。三是创新队伍管理模式，充分挖掘干警的潜能。发挥每个干警的特长，做到优化组合，将全年反贪工作任务量化到科组。

二、积极拓宽线索渠道，强调不同线索不同措施。

针对东丽区企业及涉农问题较多、职务犯罪突出以及驻区大型国有企业采购环节多、监管不严等突出问题，反贪局主动深入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部门开展线索调研，拓宽案源渠道。深入群众反映强烈的单位开展专题调研，发现和摸排了多起线索。

加强分析研究，将案件线索分为即查型、缓查型、待查型，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予以应对。对于“即查型”线索，采取“快立快审”的方式。对于“缓查型”线索，采取“查微析疑巧破案”的方式，分析认为案情不确实，急于行动会打草惊蛇，应暂缓查办，以使涉案人员放松警惕，同时，干警们并不松懈，而采取秘密方法经营扩线，获取尽可能多的外围证据，待涉案人员丧失防备时闪电出击，将受贿案件一举突破。对于事实不明确、证据不充分的“待查型”线索，要采取“不定期经营”的方式。

三、办案方式灵活多变，着力提高侦查能力。

（一）制定侦查预案因案而异。对于举报线索与我们掌握情况不一致的，要求侦查人员做好两手准备，先制定侦查预案，再根据初查情况适时调整，选准突破口；对于已经掌握主要证据的案件线索，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充分考虑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制定周密侦查预案，适时突破案件。

（二）获取预审口供因人而异。在抓预审突破中，强调预审的深度，注重谋略和技巧的运用，注重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全面收集，在分析、运用及对证据的梳理和整合下，充分运用预审策略获取预审口供，从而突破案件。

（三）指挥调度因时而异。在侦查工作中注意把握时机和节奏，尤其对重大案件、说情干扰严重的案件，科学指挥调度，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出击，迅速突破，不给犯罪分子喘息之机。一是院领导以身作则，靠前指挥，亲自参与

一线办案。二是打破反贪部门科与科、组与组之间的界线，根据案情需要及时调整预审思路，充分挖掘每个办案人的潜能。三是加强反贪部门与控申、预防等部门的沟通，探索建立全院侦防一体化的联合办案机制。

四、积极履行反贪职能，为企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反贪干警面对各种复杂情况，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秉公执法、公正廉明、执法为民、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铸就了反贪干警们一心为公、廉洁敬业的工作作风。在办案期间，往往犯罪嫌疑人会通过各种关系进行活动，很多人追踪关注着案情的进展，登门说情的，捎信托咐的，写条关照的，打电话暗示的，令人应接不暇。干警们不为权力所惑，不为利益所动，在他们维护法律尊严坚定的行动中，只有默默地奉献和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在企业和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展示了新时期反贪卫士的风采。同时，通过办案为企

业的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一）发挥职能，维护企业利益。

工作中反贪局立足反贪工作职能，围绕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民生民权的中心，通过“抓系统、系统抓”，认真组织开展多项重点领域和系统的专项整治活动，突出查办了一批社会危害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案要案和窝案串案，保障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二）文明执法，注重社会效果。

反贪侦查协作工作调研报告 篇5

一、对区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的总体评价

近年来，区人民检察院坚持“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惩治和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则，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上级检察机关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及时有效查办贪污贿赂案件、预防腐败。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55件66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7000余万元，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安全，为促进我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一)围绕中心工作，突出重点，加大反贪工作力度

始终坚持将依法独立办案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相结合，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一是坚决查处发生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贿赂犯罪，将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案要案作为主攻方向，先后查办了南京市旅游园林局副局级干部王某、南京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赵某、副总经理沈某、南京市卫生局规划财务处助理调研员王某等人受贿案，遏制了重点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发势头。二是严厉打击民生领域侵害民生民利、造成恶劣影响的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了南京市儿童医院原副院长龚某、南京农业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王某等一批受贿案和南京水务集团副总郑某、尤某等六人受贿的窝串案件，惩治了腐败，净化了社会风气。三是深入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抓住项目审批、招标投标、规划调整、质量监管、拆分转包等关键环节，持续开展工程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查处了中铁二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郑某、黄某、项目党支部书记杨某等人受贿案，为地铁等重大市政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创新工作机制，提高执法办案水平

积极应对贪污贿赂犯罪形式多样、手法隐蔽、反侦查能力增强等新特点，着力在创新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工作合力上下工夫。一是推进“两化”建设。主动适应信息化时代侦查办案的新要求，加大侦查装备建设投入，积极推进电子取证、数据恢复、手机定位等新型侦查装备的应用，不断改进和扩大与行政机关信息共享的方式和内容。二是拓宽案源渠道。加强举报宣传、信息收集和线索管理工作，健全与区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信息沟通、线索移送、办案协作等工作机制。三是深化办案一体化机制。完善检察系统内部协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人、财、物的整体效能，从控申、预防、刑检获取各类职务犯罪线索，切实增强查办大要案和行业性、系统性腐败犯罪的能力。

(三)规范执法行为，提升反贪工作质效

一是突出抓好案件质量。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将举报线索受理和案件查办各环节纳入统一管理，加强流程监控和质量把关。认真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切实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采取强制措施，完善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机制。依法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认真听取意见，确保案件公正处理。二是坚持惩防并举。在依法查办贪污贿赂犯罪的同时，按照中央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要求，结合办案，拓展渠道，创新手段，积极推行案件立案与预防立项同步、案件分析与案件侦查同步、检察建议与案件终结同步、案件通报与警示教育同步，着力从源头上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发生。三是自觉接受外部监督。及时主动地向同级党委和人大会汇报高检院及省、市院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通报大要案查处情况，强化内部制约，规范办案行为，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努力提升执法的社会公信力。

(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以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的反贪队伍为目标，不断提升反贪干警的综合素能。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反贪干警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三严三实”等一系列主题教育，不断强化反贪工作的政治方向，真正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反腐败神圣职责和使命。二是加强纪律作风建设。经常性地开展廉洁从检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加强职业纪律约束，把对干警的监督延伸到八小时之外，增强干警自我管理、廉洁执法的自觉性，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三是加强执法专业化建设。深入推进反贪队伍全员业务培训，切实提升干警发现犯罪、侦破案件、收集证据、适用法律等能力。开展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规则专题学习培训，针对反贪工作实践性强的特点，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和实战竞赛，不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

二、面临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相对于当前严峻的反腐败形势，相对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区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在很多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调研中各有关方面对惩治贪污贿赂犯罪、预防腐败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主要集中在：一是反贪污贿赂工作的执法理念、查办力度等方面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反腐败形势发展需要，反贪工作成效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差距;二是查办贪污贿赂犯罪获取线索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靠自行发现、上级交办等，行政执法部门和发案单位很少移送线索;三是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还不完善，对贪污贿赂“多发、易发”行业、领域实施有效预防的手段还有待加强; 四是与反腐败的要求相比，反贪工作部门还存在人员偏少、侦查手段单一等问题，熟悉经济、金融、证券、科技等专业知识的侦查人才不足，反贪污贿赂工作队伍专业化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关于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几点建议

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加强反贪污贿赂工作寄予厚望。区检察院要深刻认识到检察机关在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职责使命，从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反贪污贿赂工作的责任感，正确处理好查办贪污贿赂案件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用执法办案的效果推进法治玄武建设。为此，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要始终保持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压态势。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要求，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继续保持反贪污贿赂的强劲势头，加大查办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彰显反腐肃贪的决心。坚决查办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职务犯罪的大案要案，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犯罪案件，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二是要努力扩大反贪污贿赂的线索渠道。加强举报宣传，落实高检院、公安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增强人民群众的反腐信心和参与热情。深入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机制建设，强化与各行政机关的协调互动，督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打击犯罪的法定职责，及时发现并查处隐藏在背后的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线索。继续完善举报信息的集中管理、集成研判和跟踪督办的制度建设，加大举报信息的利用和查处力度。

三是要深入推进预防贪污腐败工作体系建设。主动融入全区反腐败工作大局，加强对贪污贿赂案件高发领域犯罪防控工作，指导区各有关单位充分运用现代网络信息化科技手段，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贪污贿赂行为的发生。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群体，采取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方法，开展生动有效的廉政教育，充分运用查办的典型案例，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单位“一把手”的廉政意识，提高其拒腐防变的能力。继续做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检察建议等工作，帮助有关单位堵塞管理漏洞、制定预防对策、完善监督机制。

反贪工作感悟 篇6

时间：2012-06-29 作者：姜兴厚 闫佳楠

来源：正义网

确保安全率、提升成案率、扩大满意率,是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纲领性要求,也是提高反贪办案质效的标志。为用制度机制管人管事管案件,哈尔滨市检察院反贪局围绕以往存在或今后可能出现的办案质效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反贪办案管理制度机制设计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规制办案工作的实效性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入口要“严”,节点要“紧”

(一)严把案件线索审查评估第一关口。针对过去有些案件输在起跑线上,有的办了不属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有的对办案风险和负面影响缺乏应有的评估,个别的也不能完全排除办关系案、人情案的情况,必须严格实行审查评估制度,以保证案件线索来源清楚、正当,不受利益驱动,不被他人利用。自行收集和办案中发现的案件线索,必须有线索来源说明、书面举报或案件佐证材料并经评估审批。

(二)收紧立案、不立案、采取或变更强制措施、侦查终结、撤销案件等关键节点。立案必须严格把握立案标准和条件。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措施,对因严重疾病等不宜继续羁押的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坚决防止嫌疑人死亡等事故发生。

二、过程要“稳”,结果要“准”

(一)办案过程要依法规范稳妥安全严格管控。

1、初查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报备和指定管辖手续。不随意扩大使用查询银行存款等措施的对象范围。不轻易调取发案单位的财务账目,尽力避免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初查应防止久拖不结,三个月内不能初查终结的必须说明理由并报请延期,初查终结应做出立案或不立案决定。

2、讯问必须在办案区和看守所进行,不得将办案区作为临时羁押场所。讯问要语言规范,着装严整,禁止吸烟和接打手机,严禁侮辱人格或借侦查谋略之名引供诱供。对已采取强制措施的,严格限定在看守所提审,不得带回检察机关办案区讯问。严格执行健康检查制度,对讯问中突发疾病的及时安排救治。同步录音录像必须做到全程全面全部,对“双录”内容要不定期抽查点评。

3、严格执行办案安全规定。切实增强办案安全意识,加强对人身安全、涉检上访、网络媒体炒作、执法行为风险的评估和防控,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安全措施,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

(二)办案结果要实体程序证据文书准确无误。

1、客观全面收集、固定和审查证据,确保案件实体处理结果及其依据的证据合法。杜绝一切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侦查方式和取证手段,严禁体罚虐待、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避免证据缺陷和瑕疵。

2、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期限,确保办案程序期限合规。提高办案效率,杜绝违法超期羁押,严禁人为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或与其它办案部门相互“借用”期限。提请逮捕必须在3日内向本级侦查监督部门报送,7日内向上级侦查监督部门报送。对确因案件重大、疑难、在期限内不能完成报送的,应提请侦查监督部门提前介入。

3、依法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确保上缴返还处理有据。扣押款物必须法律手续完备、及时上交本院财装部门统一保管、依据法院生效判决处理,防止因超法定范围扣押、拖延上缴返还等引发涉检上访。

4、精心拟制法律文书,确保文书制作和卷宗装订质量优良。审查结论报告、检察建议书等法律文书要观点论证准确,语法逻辑顺畅,校对印制精细。

三、措施要“硬”,问责要“真”

(一)落实领导办案、集体讨论、请示报告、旁听回访等硬性规定。

1、副处长以上领导必须带头办理上级机关交办、群众反映强烈、涉及企业项目建设的案件,对制定初查方案、确定侦查方向、接触被调查人及讯问犯罪嫌疑人等全程督导、跟案掌控,确保案件质量、效率、效果和安全。

2、办案关键节点必须经过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作出决定,防止个人主观臆断。汇报案件要有书面材料,会议记录应完整准确反映讨论发言内容及会议形成的结论意见。

3、严格案件请示报告制度,自觉服从上级的知情权和指挥决策权,不得对领导封锁消息、隐瞒实情或报喜不报忧,严禁在重大事项和关键问题处理上各行其是。案件转换环节必须按规定及时向案件管理中心报送信息。

4、办案人员必须参加旁听庭审,并书面报告庭审情况和工作意见。判决生效后,要回访发案单位,听取意见反映,改进办案工作。

(二)落实述案讲评、评查剖析、考核问责等真格措施。

1、对每一起案件,都要进行案后述案讲评;对问题案件要进行评查;每季度至少剖析1件典型案件。

2、对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按初查成案率、办案质效、办案安全,有无涉检访和被通报情形等进行考核排序。

浅议反贪工作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篇7

关键词：反贪,宽严相济,完善

2006年,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为此,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等规定。在反贪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对于有效地打击犯罪, 化解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

北大学者陈兴良教授认为, 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宽”指宽大、宽缓和宽容, “严”指严格、严厉和严肃, “济”指救济、协调和结合, 宽严相济是轻罪刑事政策与重罪刑事政策的统一。 (1) 也就是说当宽则宽, 该严则严, 宽以济严, 严以济宽, 宽严有度, 宽严审时。在做到宽严相济的同时, 还要做到宽严有度。这里的“度”, 一是指要有一定的标准, 不能无原则的宽或严;二是指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不能超过法律的幅度。所以要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政策指导法律的制定和适用, 但在具体在什么时候可以适用, 又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在法律范围内体现出政策。

具体而言, 对于宽严相济中的“宽”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非司法化, 在一些情况下, 犯罪情节较轻的案件, 可以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便得以了结;二是非犯罪化, 就是本来可以作为犯罪行为处理的案件, 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 不作为犯罪论处;三是非监禁化, 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 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 (2) 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肃、严格和严厉, 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 不徇私情;严格是指法网严密, 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 从重惩处。

二、反贪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实状况

虽然我国一贯以来对于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都是坚持从严从重打击的政策, 但是我国在实际立法和司法活动中也有很多地方体现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例如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我国在九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社会同时进入了转型时期,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和新问题, 社会价值观出现了变化, 与此同时犯罪数量也增加, 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司法机关开始进行“严打”斗争, 强调从严从快地惩治犯罪, 沉重打击犯罪分子嚣张气焰。正所谓“乱世用重典”,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严打”是符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与此同时, 我国刑事法律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也调整频繁, 从1979年刑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到2009年刑法修正案 (七) 中关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构成受贿罪的相关规定, 无不反映出我国刑事法律对于规定贪污贿赂犯罪罪名的增加和犯罪主体的扩充, 体现从严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态势。

然而, 在刑事法律中对于刑罚的规定, 又体现出区别对待, 宽严有度的特点。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 根据情节轻重, 可以按四档规定予以处罚, 而且还规定, 对于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这就体现出在刑事法律中,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从“宽”的表现, 表现为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 或者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 以及罪行虽然严重, 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 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 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 不作为犯罪处理。

三、反贪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问题

1.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从1997年到现在, 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大幅增长, 当初的5000元如今价值已打折扣, 其所体现的经济含量、社会劳动价值、在犯罪论中的社会危害性等等都已不能同日而语, 5000元的起刑点与现实生活状况已明显不符。同时, 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很不平衡, 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与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亦存在巨大差异, 同一贪污受贿数额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是不同的, 若对其处以相同的刑罚则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因此固定的数额标准易抹杀法律的实质公平, 不利于个案公正, 未能体现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政策;

2.在处理贪污贿赂犯罪中存在宽严失衡的现象, 特别是在现实中自侦案件考评机制下, 办案部门为了考评需要提高起诉率, 在案件侦查终结后全部移送起诉, 没有区别对待, 影响检察机关办案的整体效果, 势必会造成司法活动的负面影响。

3.法院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幅度较大, 容易造成情节相似、数额相近的同类贪污贿赂案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判处的刑罚区别较大, 甚至造成严重的轻重不均, 大量适用缓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 也使得法院的判决偏轻, 使法律失之于宽, 削弱了惩罚功能, 无法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四、如何在反贪工作中完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1.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可根据立法精神对各个档次的具体数额作出解释,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在上述规定的数额幅度内, 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 避免起刑点与现实生活状况的不符, 而对于情节轻微的违法犯罪人员, 不一定都要动用刑律, 可以通过党政纪多种途径处理, 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精神。

2.侦查部门应该在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环节上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作出反映, 并据此作出是否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是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要求, 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在这方面, 我们既不能滥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办“人情案”、“关系案”, 也不能矫枉过正、宁枉勿纵;既不能片面追求大案数而对贪污贿赂数额较小的行为不追究, 也不能片面追求起诉率而限制不诉率, 要做到宽严适当, 尊重事实。因此, 一方面要摒弃因循守旧, 重打击轻保护, 重视从重从严情节、忽视从轻从宽情节的办案倾向;另一方面要以科学的态度, 充分考虑移送审查起诉的必要性, 对符合起诉条件的坚持该诉则诉, 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 可以依法移送不起诉,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

3.自侦部门应该和其他部门建立经常性的协调配合工作机制, 形成资源、信息共享。对于轻微职务犯罪案件或重大案件中具有从轻、从宽情节的犯罪嫌疑人, 要及时建议从轻从宽处理, 保证在强制措施的使用和诉讼程序的适用上得到充分体现。要加大与法院的沟通和协调, 统一认识, 统一执法尺度, 公诉部门应加强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力度, 落实量刑建议制度, 确保案件处理结果尽可能地符合案件事实, 符合法律规定, 体现刑事政策, 真正做到宽严适当, 把宽严相济政策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宗剑峰.中西文化与贪污贿赂犯罪学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3]陈兴良.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N].光明日报, 2006, (12) .

[4]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M].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1996, (1) .

[5]王利军, 袁清彪.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OL].中国法院网发表.

[6]郭德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如何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OL].2006-9-28.东方法眼 (http://www.dffy.com) 发表.

反贪工作感悟 篇8

一、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概念及内涵

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最佳治国理政方式。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

有学者从四个方面来诠释法治思维的特征：第一，法治思维是受规范和程序约束、指引的思维，第二，法治思维在现阶段主要是指限制、约束权力任意行使的思维；第三，法治思维在价值追求上是一种趋于实现公平、正义，保护权利、自由的思维；第四，法治思维是理性思维，是讲究逻辑推理、修辞论辩和解释技术的思维方式。而法治方式则是以权利为本位、保护自由、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所建构的行为模式。[1]具体来说，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包含以下内涵：第一，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要求坚持法律规则至上。法治意味着一种法律的统治，法律有最高的权威，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法律，而不是所谓的人情，关系等潜规则。第二，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要求坚持程序公正优先。一方面，程序可以限制恣意，约束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维持法律的稳定性。第三，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核心是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极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核心之一，就是通过分权与制衡原则，确立司法的权威性与终局性；核心之二，就是通过公开，将公权力在各领域、各阶段的全方位、全过程在阳光下运行。核心之三，就是将行政权力、侦查权力、决策权力的行使确立科学、民主、透明的程序，确保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非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受侵害。

二、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开展反贪工作的必要性

首先，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贪工作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贪腐行为当然为法治所不容。腐败行为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降低，削弱政府的行政能力。反贪工作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部分，如何开展反贪工作至关重要。在当前以法治国的大环境中，必须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开展反贪工作。

其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保证和促进反贪工作健康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的纠问式诉讼模式根深蒂固，影响广泛，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符合法治观念的执法理念和做法，例如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重实体，轻程序；重配合，轻监督制约等。这些理念与当代法治理念不符，在实践中易引发办案事故和公众的不理解，损害检察公信力。为了保证反贪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抛弃旧观念旧思想旧方式，树立法治观念，培养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

再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保证反贪工作符合以人为本、司法为民原则的重要要求。腐败问题关系国家稳定，社会和谐，是人民关注的焦点。时代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和权利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对腐败的痛恨情绪也通过各种渠道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这对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在执法办案中，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观念，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不断端正侦查观念，运用法治思维，为民办案，为民服务。

三、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对反贪工作的要求

法治中国建设，不仅要求政法工作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公正司法，同时要求政法工作者转变观念，遵循法治理念，养成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严格司法。反贪侦查工作作为检察机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时，同样要做到用法治理念武装头脑，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具体来说，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开展反贪工作要注意一下几点要求：

第一，培养与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树立法治信仰。法治思维不是朝夕之间便可养成的，也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简单积累和生搬硬套，而是要将法治精神融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贯通于司法全部过程。要崇尚法律，尊重和信仰法律，才能自觉维系法治思维长效树立。树立公平正义理念，在办案过程中，特要注重案件的法律效果，坚决抵制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平等对待每一个案件当事人，依法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权益。要注重程序正义，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真正把程序公正作为保证办案质量、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法治重视程序正义甚于重视实体正义。[2]

第二，提高文明规范执法能力，加強反贪队伍法治能力建设。司法文明是与司法专横相对立的。法律是最底限的道德，司法文明虽是德治的基本内容，但也是法治思维的应然要求。司法文明要求办案干警在办案中自觉做到行为文明、语言文明、作风文明，坚持以人为本、司法为民，尊重涉案人员的人格和尊严，充分体现法治的人文精神和司法的人文关怀。提高反贪人员法治能力建设，要加强岗前培训，促进专业化、职业化队伍建设。严肃办案工作纪律，加强管理考核机制，吸收有利于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形成的考核要素，引导和促进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

第三，加强检察权运行机制建设，加强监督机制建设。法治精神的内核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针对当前反贪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存在的问题，应着力加强反贪工作运行机制建设，切实保障反贪工作在法治轨道上独立、规范、公正进行。用制度厘清反贪执法司法权边界，法治既授予权力，更约束权力。要对法律授予政法机关的执法司法权进行全面梳理，清晰界定执法司法人员行使权力、承担责任的界限。执法司法权行使关乎当事人权利，如果缺乏监督，既会影响执法司法公正，也会产生腐败。要坚持以权力制约权力，健全单位内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依法制约的制度机制。

第四，加强办理案件的科学和规范化管理。加强案件的科学化管理水平，对反贪侦查工作中的不规范现象可以产生良好的抑制作用。要通过积极开展个案查办工作，对案件进行全程动态监控。要加强对线索的受理、立案、初查、逮捕、采取强制措施、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撤案的科学管理，防止权力滥用；加强案件文书的规范管理，使用要求的文本，严格审批，统一管理。

参考文献：

[1]陈金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意蕴》.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