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的思路
摘 要：(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P5-P6)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当前党领导农村工作面临新环境和新挑战，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关键要实现党组织功能的转变，实行科学领导、民主领导和依法领导，必须转变干部工作作风，提高干部自身素质。
关键词：创新;农村工作;党的领导方式;基本思路
项目基金：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成果，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
(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P5-P6)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证农村实现科学发展，我们党必须要高度重视并领导好农村工作。坚决依靠农民，是新时期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而党对农村工作能否实行正确领导方式，是实现党对农村工作正确领导的根本途径和关键环节。
一、党对农村工作实行正确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一)正确领导农村工作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实际情况，研究了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得出了“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更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等论断，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工农两个阶级联盟以及与其他革命力量共同努力奋斗下，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党正确地领导了农村工作，实行了正确的农村政策，分配农民以一定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实施了正确领导方式，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中国革命、包围革命胜利成果的积极性。没有中国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民大军的广泛参加，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农村改革是对中国整个改革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中国改革是以农村改革为起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率先展开，取得了重大成功。正是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才带动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才有了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的普遍展开。当今中国大地上的改革大潮汹涌澎湃，渗透和冲刷着社会生活各方面，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和根本途径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广大人民从中得到了巨大实惠。可以说，这些改革成就的取得，农村改革率先垂范和试验成功功不可没。
(三)农业现代化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
农业问题关系到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到我国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社会全局的稳定与发展。邓小平说：“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对农村工作实行正确领导方式，党的农村工作就能取得显著成效，党就能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就牢固，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在农村的工作就难以做好，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就会动摇，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因此，改善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已是刻不容缓。
二、当前党领导农村工作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党领导农村工作面临许多新环境、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经济方面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和发展市场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基本政策，集中概括为三个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些都是农村改革的最重要成果。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最具有特殊意义的是：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概括为“两个符合”和“两个适应”。“两个符合”就是：第一，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使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能够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第二，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可以使农户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农作物生长情况及时作出决策，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收入。“两个适应”就是：既能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传统的依靠行政命令、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领导方式变得苍白无力，党的领导面临着新挑战。
(二)农村政治生活方面推行村民自治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后，农村的民主政治出现了欣欣向荣气象，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愿望大大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容和方式逐渐拓宽，农民的自治权利逐步得以扩大。农村中自治团体、自治组织不断涌现，农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但同时，由于农民自身整体科技文化素质还不高，农民小生产思想意识还比较浓厚，农民受旧习惯旧传统影响还比较深刻，因此在村民自治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甚至是违法乱纪案件。同时，农民自治权扩大以后，农村党组织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的功能弱化。这些就使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权威受到严峻挑战。如何既要有利于发扬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又要避免在民主政治进程中出现的影响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消极现象，保证实现党对农村工作正确领导，将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挑战。
(三)依法治国方略在农村的实施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广大农民法律意识大大增强。他们或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依靠法律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同时，依法治国也要求农村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无论是施政还是决策都要符合法律规定，都要求不得侵犯或危害广大农民的合法利益。否则，农民就会依法对其进行法律追究。当前，民告官要求合法赔偿的案件时有发生，就是最好证明。这种状况也使得传统的依靠行政手段发号施令而不计后果的领导方式不敢轻易使用。这给党的领导效能带来了不便和挑战。
(四)农村社会生活变化与利益矛盾尖锐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由于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而带来的利益调整使得农村各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尖锐而突出，正是所谓 “矛盾凸现期”。由于利益冲突而引起的大规模性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各级农村党组织处于风口浪尖、矛盾焦点之中，很难做出科学判断和决策，很容易造成干群关系紧张，造成干群矛盾激化。因此，采取科学的、适当的、有效的领导方式已是刻不容缓。
三、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的思路
面对新情况新挑战，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转变领导方式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面临新环境新挑战，改善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只有转变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才能使党的工作更加卓有成效，更加切合农村发展变化的实际，才能使党对农村工作领导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可，才能使党更能得到农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才能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二是必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我们改善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对农村工作正确领导，而不是为了领导而领导。党的领导的本质就是搞好服务，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为了保障和维护广大农民合法权利。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效地统一起来。三是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党的领导主要是负责全局，管大事，搞好对各个方面的指挥和协调，而不是事无巨细都大包大揽。具体事务应该由具体业务部门专门机构负责办理。党组织部门不能随意干涉农村具体部门处理具体事物。四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原则。坚持党对农村工作领导，主要是坚持党对农村工作实行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二)创新领导方式关键是实行党组织功能的转变。
一是变领导指挥功能为服务功能。要牢记“领导就是服务”的名言，要认识到各级农村党组织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而不是当官做老爷的衙门。
二是变行政命令功能为利益协调整合功能。新环境新变化要求领导者要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要善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合各种资源，全面发挥积极作用，共同为农村发展做贡献。
三是实行科学领导、民主领导和依法领导。科学领导，就是要按照领导行为的内在规律实行领导。民主执政，就是无论干什么事情，领导者都不要唯我独尊，搞个人专断。依法领导与依法行政的要求是一致的。即领导者的领导意图、领导行为、领导过程、领导的实际效果等，都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而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更不能侵犯广大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三)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自身素质
一是树立亲民爱民为民思想。要做好农村工作，农村干部就要树立亲民爱民为民思想，要把农民当作自己的亲人，要带着感情做好农民工作，而不能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要与农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要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再做群众的老师。要真心真意地为群众谋取利益。对待群众要和风细雨，不能随意使用专政手段，要通过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协商帮助办法来解决困难和问题。二是要掌握为民致富真实本领。作为党的一名农村干部，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作风，更要有为农民群众带来实际利益的真实本领，要能够为农村发展和农民富裕出谋划策，找方法、找路子。农民群众是最讲究实际的，只要你能够给他带来切实的实际利益，他就会真心拥护你、爱戴你。否则，空话、好话再多，也只会为农民群众所鄙视。三是廉洁奉公，树立良好形象。当前，在一些基层干部身上，大吃大喝，讲排场、摆阔气，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不乏少数。这不仅败坏了党的形象，降低了党在农民群众中威信，也大大地自贬身份，身败名裂，为农民群众所不齿。因此，各级农村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树立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工作作风，扎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原载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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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社增，男，1965年9月生，河北省沙河市人，汉族，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与党建理论。
作者：李社增
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认识和实践
路 彬 杨忠虎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我们党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很大影响。然而，幼年的党斗争经验不足，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认识不够，受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错误主张的影响，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出《通告》：“在国民军中不发展组织，不便有党支部。”致使北伐军的实权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党从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南昌起义成立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党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依据前车之鉴和起义部队的现状，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连上。”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进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红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对我军的这一制度作过如此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有“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成为共识并为广大官兵所接受。
然而，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人们对党的军事领导制度在认识上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30年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军模式，1931年在赣南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反对“红军中党的包办主义”口号下，作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主张党委制的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判。党委制的取消，党的领导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在军团成立军委分会，恢复了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奠定了基础。红军
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倚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重，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按照他的军阀主义的逻辑：“谁的人多枪多，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公然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采取组织措施，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迅即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再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国共产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又一次受到挑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单一领导”的原则，不容许国民党插手人民军队。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同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
在游击战争条件下，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个别人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4年4月，在谭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批评了部队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抗战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与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
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权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提出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军队党委制得以恢复。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一些同志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疑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守规矩”，就是要遵守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制度，所谓“听指挥”，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50年代初，我军提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在开展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军队有少数干部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错误地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经验，我们拿过来就是了。有的甚至主张
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否定政治工作，说什么“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军委领导严肃批评了忽视政治工作观点和“一长制”的错误主张。彭德怀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素养，使军队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工条例的下发和贯彻，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导和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内乱，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乱军的阴谋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老一辈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党和人民开展的大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人民军队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敌对势力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鼓吹“党军分家”，说什么“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变化发展，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纵观这个时期中央和军委领导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和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头脑，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思想保证。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官兵的思想冲击，最根本的就是要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增强广大官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牢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强调走依法治军之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治军，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军委领导指出，依法治军的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依法治军的推行，强化了官兵以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法制意识，保证了部队政令、军令畅通和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三是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要靠一系列根本制度来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在军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原则，强化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在部队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是我军几十年来艰苦奋战而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军所处的历史环境、官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这些根本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确保了军队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四是强调树立“军魂”意识，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魂乃命之本，军魂是军队的生命之本。中央军委领导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到军魂的高度多次加以强调，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创造，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我军坚持不懈地对官兵进行“军魂”教育，才有效地抵制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谬论，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任凭风浪起，方向永不偏;才使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实践证明，牢固树立“军魂”意识，是我军“打得赢”和“不变质”的根本思想保证。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副教授，军队党的建设学系教授)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建军之本、立军之基、发展之魂。90年来，我们党围绕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成功探索。认真回顾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对于进一步强化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的“军魂”意识，真正把“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本质上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必须紧紧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中心环节，用进步的政治精神和先进理论武装官兵、建连育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内对要不要创建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及如何领导这支军队，思想认识并不统一。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坚决的斗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鲜明地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军队政治工作，紧紧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中心环节，注重用进步的政治精神和先进理论武装官兵。从“三湾改编”开始，我们党就在红军中进行革命理论和理想信念教育，让官兵认清革命前途。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在后来的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强调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注重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紧贴时代发展、使命任务和官兵实际改进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军魂”意识在全军官兵头脑中深深扎下了根。历史给我们深刻启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本质上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面对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挑战，我们必须牢牢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切实把“忠诚于党”确立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必须把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作为基础工程来抓，铸牢部队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同“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确保官兵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键在于创建科学的领导体制——必须不断完善以党委制为核心的领导原则和制度，真正实现军权由个人掌控向政党控制的飞跃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须通过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来实现。真正实现军队指挥权由个人掌控向政党控制的飞跃，必须创建一套符合中国党情、国情和军情的科学领导体制。90年来，我们党不仅创建了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和政治机关制这三大组织制度，形成了以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科学领导制度，而且从法规制度层面对军队党的代表大会、党内选举、党内监督、请示报告、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等作了详细的规范。正是有了一整套科学的领导制度，使我们这支原来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军队建成为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确保我军从未有过在重大关头偏离党的政治方向。历史反复证明，坚持中国特色的军队领导原则和制度，是最正确、最管用的。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行之有效的科学领导制度，又要适应党和国家政治体制发展的新变化，进一步创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具体制度机制;适应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特点，进一步完善党对作战领导的具体方式;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新需求，进一步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理基础。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赖于绝对忠诚政治可靠的人——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确保军队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中的“绝对”二字，不仅表明党是领导军队的唯一主体，而且要求造就大批绝对忠诚于党、政治上十分可靠的人，以确保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90年来，国内外敌对反动势力同我争夺军权的斗争，说到底是对人的争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管干部、政治机关考察干部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选人用人的主导权;坚持把政治素质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条件，保证选用听党话、跟党走的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建立和完善干部政策和法规制度，保证选人用人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多年来，面对重大政治斗争和重要历史关头的严峻考验，我军总能做到红旗不倒;面临严酷的战争环境、无数次艰难险阻和敌对势力的利诱，我军都能打不散、摧不垮、拉
不走，始终保持政治合格，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培养选拔了一大批头脑清醒、政治合格、才华出众、卓有建树的名将名帅，掌握着一支政治坚定、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的中坚骨干力量。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武装、党管干部的原则，不断完善广纳群贤、人尽其才的选任机制，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军队建设事业上来;一以贯之地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官兵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军队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一如既往地从严教育管理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把人管住，从组织上把人管牢，从制度上把人管好，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领导能力——必须以先进性建设和能力建设为主线，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是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具体承担者和执行者。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历经数百次战役，消灭了上千万敌人，靠的是党在军队中各级组织的坚强领导与党员干部的高超指挥，既出凝聚力，又出战斗力。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坚持把先进性建设和能力建设作为主线，贯穿于军队党的“五位一体”建设之中，不断纯洁党的组织、净化党员队伍，提高党组织领导能力和党员干部综合素质，既经受了考验，又保持了先进。然而，保持先进性、提高能力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增强危机感和本领恐慌感。当前，一定要坚持以创新理论武装为根本，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大力提升各级党组织把握部队建设正确政治方向的能力、统筹谋划和领导部队科学发展的能力、带领部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创造性推进部队建设全面发展的能力;坚持以思想作风建设为重点，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官兵自觉维护党的权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坚持以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努力在广大党员中造成一种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风气。
人民解放军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人民解放军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注重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官兵头脑，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铸造不变的军魂，确保广大官兵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确保军队始终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下行动，确保全军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能否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能否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一直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江泽民主席从新形势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1999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是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不变质”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中央军委先后实施一系列重大措施，确保广大官兵的政治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全军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普遍举办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委书记培训班，并组织机关团以上领导干部下基层指导学习教育活动;各部队认真按照“三个代表”要求，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审视部队各项工作，研究解决部队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在全军部队广泛深入开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教育;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了“三讲”集中学习教育;广泛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求团以上党委班子认真研究制定在新形势下贯彻“十六字”方针，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办法和措施;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和实施《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意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军队的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抓好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一大批能够继往开来、担当重任的优秀治军人才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全军和武警部队把理论武装作为战略性任务。总政治部制定《军队高中级干部学习规划》，编印《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军队院校形成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的新的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从党的十四大到2001年，全军部队共举办理论轮训班近万期，每年参加轮训的团以上干部达85%以上。各级把学习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广泛深入地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5·31”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关于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中央军委批转《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军队院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意见》，总政治部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在深入开展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和艰苦奋斗教育中，各部队以抵御“酒绿灯红”影响为突破口，狠抓思想作风纪律教育整顿，并在领导干部中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全军各部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开拓新领域。着眼军营生活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官兵接受信息更加广泛的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军地共教共育活动和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积极开发信息网络等现代教育手段，开通全军宣传文化信息网，不少部队还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局域网。为积极稳妥地开展心理疏导，总政治部编印《心理科学知识读本》和《士兵心理指南》，具有我军特色的以心理素质教育为主，政治工作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相结合的心理疏导工作机制，在部队逐步建立。发挥军营文化的熏陶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军人道德组歌》迅速在大江南北、边疆海岛的军营中唱响。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各项建设。广大官兵高举旗
帜、维护核心，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10多年来，全军部队涌现出以徐洪刚、李国安、柏耀平、邹延龄、李向群、许志功、范匡夫、叶景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革命军人。在基层部队广泛开展“争创先进连队，争当优秀士兵”活动8年来，全军共评出先进连队6万多个(次)、优秀士兵360多万人(次)，全军基层建设出现了协调发展、整体进步的局面。
马克思主义视野论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论文科学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视野论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论文科学性论文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性
[摘要]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自我军诞生之日起始终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从军队与阶级、国家的关系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三个观点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性，对于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这一根本原则与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视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科学性 回顾我党我军的光辉历程，我军之所以能够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决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最根本在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建军治军根本原则。正值建党90周年之际，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性，对于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这一根本原则与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唯一正确的理论基础。虽然马恩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由于社会历史和无产阶级自身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产阶级领导武装力量还没有成为他们直接面临的问题，但是在论述阶级、国家和暴力革命学说时，揭示了军队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从阶级、政党、国际和军队相互关系的原理，论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性。
一、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必须接受本阶级政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军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总是一定阶级及其政党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必然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及其政党，超阶级的军队是没有的。军队是为进行战争而建立起来的武装组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而军队则是以战争形式完成阶级政治任务的特殊组织，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无产阶级政党从不掩饰建立军队和领导军队的政治目的。列宁指出：“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因此，世界上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从属于某一个阶级，并由这个阶级来领导的。建立与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为领导无产阶级及其各种组织进行革命斗争，应该也必须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等一切组织。只有掌握了军队，无产阶级才能掌握国家，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取得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我军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是无产阶级新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完全是为解放人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它必须无条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成为真正的党领导的军队。
二、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成分，必须由统治阶级的政党来领导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实质在于它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谁要想取得并巩固统治地位，就必须掌握国家这个统治工具。军队与监狱、法院和各种强制机关等物质附属机构一样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成分，是“国家
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不仅仅有国家属性，还具有从属于执政者的政治属性。执政者离不开军队的支撑，同时军队的国家机器只能作用的发挥，只有在执政者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毛泽东指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家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工具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军队，而不是超阶级、超党派的军队，它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和领导无产阶级的军队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首要条件是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历史任务，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无产阶级要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用革命的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军队，“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它”。无产阶级不领导军队，既不能夺取政权，也不可能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时，就对党独立领导无产阶级军队有了原则性的指示：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
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必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都证明这样一条真理：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对军队的领导权，就没有对国家、阶级、群众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夺取政权后同样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任何国家都有两种职能，即管理职能和专政职能。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国家的这两种职能将始终存在。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西方敌对势力还不断对我国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专政职能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人民专政的坚强柱石，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正确认识军队问题、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领导提供了根本指导，为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发展奠定了科学方法论基础，也是我们观察研究当代世界政党国家军队相互关系问题的重要思想武器。胡锦涛主席指出：“总结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说，党和人民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在国际风云剧烈变换中始终站稳脚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英雄军队。”新世纪新阶段，要确保我党完成“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
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
三大历史任务的圆满完成，我军必须始终不渝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指挥，始终成为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中坚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发展和创新丰富马克思主义建军治军思想，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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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柴绍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j]. 党建研究，2011(7)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最高政治原则，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忠诚于党，是当代
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我军官兵最重要的政治品格。长期以来，敌对势力大肆鼓吹“军队非党
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挑拨和离间党与军队的关系，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进而颠覆我国
的基本社会制度。近来，有的人以西方国家体制为参照系，在涉及军队与政党、国家、人民等重大关系问
题上散布所谓“公器公用”和“文明社会规则”等观点，贩卖的还是“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
那一套。因此，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给予批驳，以正本清源，释疑解惑，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军魂意识，净化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人文环境。本报从今日起推出“„三个为什么‟系列解答”。
“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是意识形态领域引人注目的错误政治观点，也是敌对势力
对军队渗透破坏的一个纲领旗号。其中，“军队非党化”处于首要和核心位置，“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
家化”都是在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延伸。“军队非党化”否定军队与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内在关系，进而
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深入剖析和深刻认识“军队非党化”的实质及其严
重危害，对于坚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保持我军建设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军队非党化”掩盖了政党与军队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极其荒谬和虚伪的
军队和政党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军队必须接受政党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
历来认为，政党和军队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定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组建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
。政党是阶级的领导力量，军队是阶级的暴力工具，军队只有接受政党的领导，才能保持自己的阶级性质
，并成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有效工具。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公开声明自己代
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明确宣示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必须建立和牢牢掌握自己的军队
。早在苏联红军创建时，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所宣称的武装力量应当是“独立的”、要“置身于政治之外”、实
行“非党化”等错误言论，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
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尽管随
着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阶级关系、政党关系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从
属于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党这一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观察和认识政党与军队关系的基本思
想武器。
“军队非党化”是西方资产阶级关于政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主张。
“军队非党化”的核心理念是强调军队应与政党分离，不归某一个政党直接领导。在近代以来的政党政治中
，资产阶级政党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但为了竞选和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它们往
往以全民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现，不仅不愿承认其政党的阶级性，也不愿承认其军队的阶级性。由于资本主
义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治制度，执政党总是处在经常性的更替轮换当中，这也客观地决定了军队
不能为某一个党派所直接掌控。
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所谓“非党化”的军队。政党政治是通过政党来掌
握国家政权、
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统治形式。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不同，当今世界的政党政治有一
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等多种类型。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接
受执政党的领导，只不过对不同国家和政党政治类型来说，其具体的领导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实行一党制
或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国家，由于不存在其他党派的竞争和掣肘，执政党往往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而
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尽管从表面上看军队不属于哪一个政党，执政党也不能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
，但实际上，不仅执政党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运用相应的行政权力对军队实施领导和指挥，就是那些
在野党，也可以通过议会等平台，通过参与有关军队的人事任用和政策制定等事务，来对军队施加一定影
响。因此，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中，执政党领导军队是一个普遍规律，军队与政党具有必然联系是一种
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能被掩盖抹杀的事实。有人推崇美军的所谓“非党化”，殊不知美军
的最高统帅——总统，就不是党外人士，仅有“驴”与“象”之分而已。
把“军队非党化”作为“文明社会规则”和“普世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十分错误和荒谬的。人类文
明发展多样性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党政治模式，同样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党军关系模式。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政党制度的不同决定了党军关系的差异。不同的党情、国
情和军情，必然会派生出不同的党军关系模式，把“军队非党化”作为“普世规则”，用来衡量和评价不同国
家和民族的政党政治和党军关系，甚至试图把它强加给其他国家，不仅理论上极为荒谬，实
践上也是站不
住脚的。
宣扬“军队非党化”的实质和要害是要军队脱离共产党领导，最终目的是改变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所谓“军队非党化”，就是军人没有参加党派组织的权利，军队中不能建立任何党派组织，军队不对任
何党派负责，不接受任何党派的领导和指挥。在当代中国，针对我军宣扬“军队非党化”，直接目的就是要
“军队非共产党化”。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着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党创建了人民军队，并
依靠这支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党的正确领导，保证了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和从胜利走向胜利。党在军队各
级建立起严密的组织，通过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实现对军队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领导和
直接有效的指挥。除了中国共产党和她的助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外，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和团体在军
队中建立组织和开展活动。这些制度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军队的团结统一和纯洁巩固，保证了军队牢牢置
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形成了我党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国内外敌对势力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
“军队国家化”，其指向性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军队中不能有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说到底，就是妄图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
从更深意义上分析，宣扬“军队非党化”，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党政治模式决定
着党军关系模式，党军关系模式反过来又体现和影响着政党政治模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直实行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是我们国
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与这一制度相联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根本建军原则，党
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是基本的党军关系模式。这一政治制度和党军关系模式，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各种敌对势力出
于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实质上就是要改变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这一根本制度，把西方那一套多党竞争的做法搬到中国来，在中国推行多党制，使中国丧失自己特有的
政治优势，最终变成西方的附庸。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由其特殊的国情、党情
、军情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近代以来，中国曾效仿西方实行过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但结果都以失败
而告终。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
，也是曾经饱受灾难和屈辱、又正在亲历国富民强的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在当代中国，不存在多党轮流
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不容许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非党
化”缺少基本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背离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没有任何推行的理由和价值。
“军队非党化”，将严重危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兵权之所在，
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近代中国政权衰微、军权旁落、军阀四起、连年混战，给国家
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军队关系的基
本原则，在失去军权的时候也丧失了政权，造成了令人扼腕的历史悲剧。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本
国的国情条件和发展阶段，盲目引入西方国家包括“军队非党化”在内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经济衰退和社
会动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尽管遇到了种种风浪考验，但始终巍然屹立，不断
走向繁荣昌盛。邓小平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
要。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
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对此，我们应该有十分
清醒的认识。
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神圣军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党的十八大这样一个承前启后、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时刻，进一步强调铸牢军魂，其重要性在于我们党向世人宣示，在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征程中，在各种斗争任务和各种复杂环境的考验面前，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的最高政治要求。所谓“最高”，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在我军建设发展中居于首位的问题，是最根本、最本质、最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只有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使我军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坚持为人民服务
魂为生命之根。党的十八大对我军铸牢军魂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扎实有效地把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到实处。当前，国际国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大肆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特别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兴媒体快速普及，影响官兵思想、削弱官兵军魂意识的途径和渠道日趋增多，围绕“铸魂”与“反铸魂”的较量更加尖锐复杂。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必须积极探索贯彻执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一是着力提高理论武装实效，始终深扎官兵铸魂的思想根子。要坚定不移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尤其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落实到军队建设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每名官兵，使科学发展观切实成为全军官兵须臾不能离开的思想和行动指南。要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大力加强党史、军史教育，用我军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党和军队的光辉历史，批驳各种歪曲和丑化我军军魂的错误思想和言论，进一步提高政治上的坚定性。二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等我军一整套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三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要坚持党组织决定干部任用，保证党选人用人的主导权，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政治上靠得住的人手中。四是高度重视和加强网络政治工作，占领网上铸魂高地。要积极探索和把握网络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充分发掘信息网络优势，利用网络进一步改进创新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对网上不健康特别是丑化党和军队形象的错误言论坚决进行彻底批判，切实打好网上思想文化斗争主动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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