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村民自治探讨论文

摘要：中部崛起已成为当前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中部崛起的关键在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在于现代新型农民的造就和培养，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成人教育在中部崛起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中部地区村民自治探讨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部地区村民自治探讨论文 篇1：

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摘要:中部地区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点、难点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特殊性和重大现实意义。在分析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提出加快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措施与建议。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问题;对策研究;中部地区

为破解“三农”难题,在党的十六大上,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战略思路,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了“五个统筹”之首。一年后,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趋向”论断,指出中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部地区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六省,承“东”启“西”,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推进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

我国广大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较大,60%的农村人口严重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展。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农村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其内部的城乡差距也很大。中部地区是全国的人口大区和重要的工农产品市场,同时也是“三农”问题凸显的区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难点、重点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有其特殊性。研究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决策的需要。从2004年至2009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六年发出了“一号文件”,以加快破解“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2006年《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7年《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8年《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2009年《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再一次锁定“三农”问题,这也是历史上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第11个中央“一号文件”。推进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是贯彻落实中央系列文件的需要。二是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需要。中部地区是“三农”的主体部分,也是“三农”问题最集中、最突出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长期困扰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只有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中部崛起战略创造有利条件。三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需要。中部六省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0.7%,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7.2%,其中农村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和粮食生产基地,拥有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黄淮平原和南阳盆地等著名农业基地,2008年中部六省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31.8%,棉花产量占全国的28.4%,油料产量占全国的44.5%,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26.6%。由此可见,中部六省的农业发展对全国农产品的供给和国家粮食安全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四是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建设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海南经济特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战略。新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主要是: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东部扩大开放和中部崛起。其中,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是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振兴东北的重点是加快老工业基地和国有企业改革,东部地区扩大开放的重点是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中部崛起的重点则在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区域新格局的形成,有赖于各区域重点目标的完成。五是解决农村就业难问题的需要。中部地区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全面开展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产业化,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能够吸纳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六是中部地区实现“三保一弘扬”的需要。为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经济复苏,胡锦涛总书记来在江西视察时强调要“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弘扬井冈山精神”。通过新农村建设,加大农村投入,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千方百计保增长保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需求量大,供求矛盾突出

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改变中部地区农村落后面貌。而中部地区恰恰是农业资金最为缺乏的地方。首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小。相对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央财政对中部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较小,远远满足不了中部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其次,地方财政投入力度小。中部地区是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用于人员工资,要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来投入新农村建设是非常困难的。再次,农民自有资金投入小。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第一产业和务工收入,普遍较低,2008年中部六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761元,尤其安徽、山西和河南的农民收入比全国低10多个百分点。最后,农村金融支持力度小。中部地区农村的金融支持严重不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金融服务不配套,新农村建设信贷资金、农业产业发展信贷资金得不到满足。

(二)传统优势丧失,农民增收困难

中部地区除山西省以外,其他五省均是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省,但长期以来受“无工不富”思想的影响,农业大省的农业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除河南省农业优势较明显,其他省份农业发展并没有超越西部省份,有些优势正在丧失。如棉花、烟叶原是中部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现在棉花主产区在向以新疆为主的西北产区转移,烟叶向西南地区转移。地方政府普遍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工业来加速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如何挖掘优势发展农业产业缺乏开拓创新意识,农业产业难以做大做强。对于农民务工来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务工收入减少。另外,中部地区的工业结构、工业布局也不合理,重工业比重大,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比重小,吸纳农村就业人口少。

(三)缺乏资源优势,人地矛盾突出

截至2008年底,我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户均耕地面积仅7亩。中部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西部、东北地区突出。除山西外中部五省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人均耕地水平,中部五省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不仅低于西部和东北,而且低于东部发达地区。东部人力资源丰富,西部具有油气、矿产资源优势,东北生物资源、土地资源丰富,而中部的一些矿产资源等优势将逐渐丧失。

(四)农业组织化程度低,规模效益差

农民独自经营土地,在保障全家粮食供应的基础上才可能种植经济作物,绝大多数农户游离于农业产业化组织之外,处于分散经营、自找市场的状态。据调查,江西省有88.1%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在0.6公顷以下,其中经营规模在0.2公顷以下的占29.19%。农业土地经营规模小,不仅难以使农民走上专业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之路,而且形成小规模生产与外部大市场的矛盾,使农民无法获得规模经营效益。

(五)人与自然环境相冲突,生态环境恶化

中部地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低,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在占全国23.5%耕地上集中了全国31.7%的农民,不少省份是劳务输出大省,由此带来农民工权益保障、农村子女教育、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中部地区环境污染严重,山西省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41%,产业结构单一,结构调整难度大,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不平衡。为加快发展步伐,中部地区出台了很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政策措施,引进了不少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同时,作为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地,沿海不少污染严重的企业和国家明令禁止的“五小”企业,也纷纷在中部地区农村落户,对中部地区的江河湖泊、农田和空气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农村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形成的农村面源污染,据估计占农村全部污染的40%以上,严重影响农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农村规模性养殖场的禽畜粪便随意排放,对农村周边水质造成污染。城市生活垃圾向农村转移,对农村环境造成污染。还有,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过程中,不加治理地排放废气、废水,对农民生产生活用水造成严重影响。

(六)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多,农村人力资源严重不足

中部地区在外务工人数占全国的43.6%,河南、安徽、湖南、江西、湖北外出务工人数分别占全国的第二位到第六位(第一位四川省)。河南已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1410万人,安徽有近千万人在城市务工,其余四省进城务工农民也都在500万人以上,很多村庄因年轻人外出务工成了空心村,少有青年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

(七)制度创新难度大

一是土地制度难以突破,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一方面稳定保障了农民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不利于土地规模经营,投入产出效率低,影响农业的现代化。农村户均人口的增减,承包经营的土地又不能及时调整,有的地方新增农村人口长期分不到土地。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以各种名义征收农村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二是现行户籍制度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三是农村金融制度不健全。一方面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另一方面民间借贷不规范、金融支持与监管不到位。四是中部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没有形成合力,各自为阵。中央设立了西部办、东北振兴办,而中部地区盼望已久的中部办一直没有设立。

三、加快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措施与建议

(一)整合各种资源,构建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体系

构建以财政投入为主导、农民自身投入为主体、社会资金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体系。加大国家对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品方面财政投入为主,帮扶单位积极参与。在房屋建设等私有品方面,无疑要发挥农民投入主体作用。金融部门也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加快建立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积极培育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中央各部委、省市都有新农村建设资金,最后全部要落到县(市)一级,作为县(市)政府要统筹安排,正确合理地使用新农村建设资金,使新农村建设资金效益最大化。在资金的使用上,首先用于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如农田水利、通电通水、村庄规划整治、农村道路交通、医疗条件等,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其次要把有限的资金重点投到能够带动农业生产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项目和产业上来,增强农业的造血功能,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次,要引导社会资金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农业产业化项目,政府给予优惠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二)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要防止偏离或游离此中心,防止把治理村容村貌当作中心任务,也要防止超越现实条件,提出不切实际过高的目标。根据区域发展定位,把中部地区真正建设成为我国的粮食生产基地、大宗农产品供应基地,珠三角、长三角产业梯度转移承接地。

全面加强农村生产能力建设,发展现代农业,从国家层面到农户,坚决实施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特别是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建立起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加工体系,如河南省的粮食加工业、江西的食品加工业、赣南果业。培植骨干企业,推进粮食、油料、畜禽、水产、果蔬等农产品精深加工,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保健食品和功能性食品。壮大优势企业,形成以名牌产品为主导、产业集聚发展、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格局。发展县域经济,做大做强县域特色产业。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加大农业机械化推行力度,促进农业现代化。

(三)以培养新型农民为重点,全面提升农民素质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提高农民素质是根本之计。一是全面掌握了解农民的文化素质现状,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了解农民培训需求。二是进一步解放农民思想,让农民从小农意识中解放出来,克服小富即安、安于现状的思想意识,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三是在农村广泛开展农业科技知识的推广和普及,增强农民的农业科技能力。四是加强对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培训。让农民多掌握一些专业技能和特长,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奠定基础。五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

(四)引导和帮助农民成立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引导农民成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多渠道、多形式地推广农村合作理念,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鼓励农民加入各类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良好的服务,在政策上提供支持,在资金上帮扶,在农产品销售上提供法律保障,为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五)以扩大农民就业为目标,打造农民增收体系

中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没有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不会有大的成效。第一,要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地方政府有组织开展劳务输出活动,着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在工业园区的建设中,积极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解决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第二,在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安排当地农民就业。第三,进一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培育农业优良品种,推广良种良法,鼓励农民多种经营,帮助农民增加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第四,坚持开发式扶贫,找准适合当地发展的扶贫项目,发挥扶贫资金的效益,力争“十一”期间解决中部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第五,支持外出务工人士回乡创业,政府在项目选择上给予指导,从土地转让、税收、用工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六)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抓手,形成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

首先,要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通水、通电、通路、通广播电视,各地要因地制宜进行村庄规划,进行新农村建设。在村庄规划上,要突出几个“不”,基本上做到不拆房,特别是不拆历史优秀建筑,不劈山,不填河塘,不砍树,不刻意取直道路街道,村庄建设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其次,要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继续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对农村贫困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确保每一个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中等职业教育,发挥农民夜校、党校、远程教育网络、普通高校的作用,开展农村成人教育,为新农村培养更多的建设者。以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医疗的投入力度,让农民应保尽保。加强农村文化、体育建设,建设县乡村文化、广播电视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进万家工程、万村书库工程等,活跃农民生活。再次,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临时生活困难群众进行救灾救济,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最后,要倡导农民良好的生活方式。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农民积极健康向上地生活。

(七)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制度创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加快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人口。构建沿京广线的“纵向”城市群,沿长江的“横向”城市群。依靠两大城市群的聚集、辐射和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形成中部新的经济增长带。重点发展武汉都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昌九和昌吉赣城市带、太原城市群,增强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尽可能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重点规划农村中心城镇,把中心城镇建设发展成为配套功能较为齐全的小城市,让周边农村人口到小城市就业、居住、受教育等,转移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步伐。

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首先,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规政策,让农民享有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其次,稳妥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努力破解农业生产规模效益低的瓶颈制约。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保护农民出租土地使用权,鼓励种植大户承包经营其他农民流转的土地。再次,尝试农村农民的宅基地私有化,公益性土地国有化,耕地、山地及其他土地集体所有制,推行产权改革,保护农民土地的合法权益。

改革农村户籍制度。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议”和村务公开制度,保障农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不断改进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运行方式,强化基层组织的服务能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常健.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调研与思考[J].学习与实践,2007(9).

3、冷淑莲.江西新农村建设的成效、问题与对策[J].价格月刊,2006(7).

4、华兴顺.对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目标和重点的探讨[J].技术经济,2007(12).

5、王刚.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着重解决的问题[J].大庆社会科学,2008(2).

6、仇保兴.新农村建设思路的六大创新[J].城乡建设,2006(6).

*本文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2009年科研基金项目成果,课题编号为09yb42。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培训部)

作者：刘小毛

中部地区村民自治探讨论文 篇2：

农村成人教育在“中部崛起”中的重大作用

摘 要：中部崛起已成为当前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中部崛起的关键在于 “三农”问题的解决，在于现代新型农民的造就和培养，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农 村成人教育在中部崛起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关键词：中部崛起; “三农”问题; 农村成人教育; 现代新型农 民; 农村劳动力转移

收稿日期：2006—12— 27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教育科学)国家一般课题《中部 地区农村成人教育研究》(课题批号为：BKA050031)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王华轲(1976—)，男，山东临沂人，安徽财经大学成 人 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成人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成人教育基本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

一、中部地区与中部崛起战略

中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山西六省，总面积10275万平方公里，占全 国国土面积的107%;总人口36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281%。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联 南通北的区位优势，具有便捷的水陆空交通网络，交通发达、地理位置重要且人口密集。从 古至今，中部地区经济在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在我们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部署中，中部地区的定位是：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商品粮基地和粮食主产区建设。可 以说, 中部地区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中部地区的崛起与发展将对我们 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重大历史任务、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

继“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之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 下，中部地区如何发展已然成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令人欣喜的是，近 年来，这一课题已被党和政府提上议事日程。有关“中部崛起”的话题，成为当前我们国家 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部崛起”已和“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 一起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决策。

中部崛起问题酝酿已久，2004年正式写入中央文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就提出并 研究了“中部崛起”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提出了“牛肚子理论 ”，并将其作为“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1992年，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迅速发展的时候， 江西有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倡导研究中部发展战略问题，并在进行区域比较分析后，提出要“ 谨防中部塌陷”;1994年湖北、江西等中部地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齐聚武汉，发起了中部 发展战略的研究，呼吁全国关注中部发展的特殊情况，同年，湖北省正式提出了“中部崛起 ”的口号;1999年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陈栋生教授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部崛起”问题;19 99年9月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举办“‘十五’中部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与会者一 致认为，中部地区论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发达程度不如东部，论贫困和地缘政治上的敏感度 不如西部、因而往往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盲点、容易成为被中央倾斜政策遗忘的角落;“东 北振兴”战略提出后，中部地区的尴尬境地更是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讨论;2004 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的报告、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报告和视察中部省份湖北时的 讲话中，多次提到了关于中部崛起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促进中部地区 崛起”。

二、中部崛起对农村成人教育的呼唤

(一)中部崛起与“三农”问题

无论是农村人口，还是粮食产量，中部地区都是“三分天下有其一”：2003年，中部六省农 村人口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1/3;粮食产量12 557万吨，占全国的1/3。在国家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部署中，只有中部和东北地区被定位为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商品粮基地和粮食主 产区建设。在四大区域中，中部的粮食产量和粮食商品量都居于首位。应该讲，中部地区是 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基地和粮食主产区，大力发展中部地区的农业 ，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农业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柱和基础。

中部崛起的重点在“三农”。2003年，中部地区农村人口比重占77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 77个百分点;农业增加值占GDP的16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多、农 业份额大，是中部地区的基本特征。没有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富裕，就没有中部地区的崛起 。

中部崛起的难点在“三农”，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收入低。2003年，中部地区农民人均 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13%，六省中没有一省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不少农民消费 仍处于层次不高的生存性消费区间，一部分人甚至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第二，地方财政尤 其是粮食主产区财政困难，许多产粮大县同时也是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第三，农 业基础不够稳固，农业基础设施较差，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比较薄弱。2003年，中部地区农业 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只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54%、935%和389 %，人均农业增加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32%。第四，农村生产力比较落后，尤其是县域 经济发展不够充分，4000多万富裕劳动力安置、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 第五，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社会保障体 系很不健全。“中部塌陷”主要“塌陷”在“三农”上。

中部崛起的切入点在“三农”。与以往相比，我国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体制环境等因素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在我们国 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任 务的背景下，在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的情况下，无论从中部地区自身努力 还是从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来审视，促进中部崛起的最佳切入点都在于“三农”。

(二)中部崛起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党中央基于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对照中部地区的特殊“区情”，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中部地区 发展的意义尤其重大。

2005年12月31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新型农民。《意见》指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 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继续支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务农技能， 促进科学种田。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提高补助标准，增强农民转产 转岗就业的能力。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各级财政要将农村 劳动力培训经费纳入预算，不断增加投入。整合农村各种教育资源，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 人教育。

继2006年12月5日至7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着力 点后，中国政府在2006年12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推进新农 村建设，首要任务是“建设现代农业"。无论是保障粮食安全，还是促进农民增收，无论是 应 对国际竞争，还是持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解决农业的深层次问题，都必须加快发展现代 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总的思路和目标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 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 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 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为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现代农 业要重点抓好六个方面工作：(1)切实加大对现代农业建设的投入力度;(2)务必高度重 视并切实抓好粮食生产;(3)加快构筑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4)着力提高现代农业的设 施装备水平;(5)不断强化现代农业的科技和人才支撑;(6)大力加强现代农业的市场体 系建设。会议还提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需要强化科技和人才支撑。我国开辟农业发展的 广阔前景，关键在于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 的贡献率，同时发挥我国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培养有文化、懂 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

综上所述，要实现中部崛起的宏伟战略，中部地区就必须做好“三农”文章，积极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要抓住建设现代农业这个基础、关键，通过全面提高中部地区农 民的整体素质、培养和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培养和造就建设现代农业 的人才队伍来建设中部地区的现代农业。另一方面，要重视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 训，通过培训切实解决中部地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问题。这一切都对中部地 区农村成人教育提出了要求与呼唤。

三、农村成人教育对中部崛起的作用

中部崛起的关键在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中部地区“三农”问题解决的两个关键点是培养 现代新型农民，建设现代农业;切实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问题。农村成人 教育在中部崛起中的重大作用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一)农村成人教育培养现代新型农民，推动中部地区发展现代农业

农村成人教育通过培养现代新型农民，能够有力地推动中部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如前所述， 在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从中部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商品粮基地和 粮食主产区建设”的特殊“区情”出发，中部崛起的基础和关键是建设现代农业，广大农民 是发展农业的主体。中部地区要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通过农村成人教育来全面提高中部地 区广大农民的整体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新型农民。

中部地区培养现代新型农民，要从转变农民思想观念入手，创新培养方式。中部地区培养现 代新型农民，首要的一点应该是转变农民思想观念，激发其受教育愿望。要做到这一点，就 必须创新农村成人教育的培养方式。把传统农民培养和造就为现代新型农民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需要抓住农民的需要、抓住农民的特点，进行持之以恒的教育和培养;要针对农民注重 实效，喜欢“眼见为实”的特点，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口号式宣传的方式，转而采用一些新的 宣 传方式，诸如送杂志到农户、以培养农民的阅读习惯，送科技到农民手边、以实际效果打动 农民，突出农民身边的典型、以提升农民改变自我的意识;要在潜移默化中让农民认识到科 技与教育的力量，在生产过程中逐渐实现对新型农民的培养和造就。

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部地区农村成人教育要以培养现代新型农民为重点， 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中部地区各省份的宜农地区要围绕当地特色农业和支柱产业，以农 业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为重点，在农民中开展示范性培训，提高其务农技能，促进科学种田 。各省份可以伴随着国家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百万中专生计划等一 系列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教育和培训，有计划、有步骤地追加一部分相应的教育 和培训。积极实施农业远程培训工程，运用现代教育手段，发挥远程教育量大、面广、快捷 、高效的特点，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卫星和光盘等将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和农民致富信息 及时送给广大农民。

此外，中部地区要培养现代农民，还必须注重全方位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要通过大力发展 各种形式的农村成人教育，增强广大农民的道德修养和文明意识。诸如，(1)开展形势政 策教育。通过宣传讲解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教育引导农民群众 正确认识国情、“区情”、省情以及自身情况，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热爱家乡 、建设家乡的热情。同时，努力增强农民群众的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进一步明确他们的权 利和义务，使之自觉维护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积极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2)加强 思想道德教育。对农村党员干部，重点加强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 要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宣 传教育;对广大农民群众，则把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作为重点。按照《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在农民群众中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文明新风教育，引导他们了 解和实践“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鼓励农民群众结合当地实际，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组织制定村规民约，增强其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能力。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坚决反对和抵制封建 迷信及邪教活动。坚持以人为本，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吸引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教育活动，努力 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文明和谐、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3)重视文化教育。组织动 员基层文化站、文化室和乡土文化人才，利用各种形式着力创造表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生 动反映家庭亲情、人间友情、社会真情的精神文化产品，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需求。支持和帮助农民群众以村庄绿化、环境美化、庭院净化和改水、改厨、改厕、改 圈为重点，着力营造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4)进行民主法制教育。以提高农民群众的民 主法制意识为核心，进一步提高村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增 强农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意识。通过组织农民群众学习与他 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剖析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典型案例，教育引导他们知法懂 法、遵法守法、依法办事，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不良现象作斗争，从 而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农村成人教育推进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农业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我国农村出 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解决这批人的就业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解决的办法不 外乎将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向农村的二、三产业转移。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偏低、知识技能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潜藏着对教育培训的巨大需求，必须通过 农村成人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农业技能或非农业技能培训，一方面使进城打工的劳动者获 得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使部分农村劳动力逐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 展要求，向农村的二、三产业转移，抑制“未成年型”劳动力直接进入就业队伍,促进农村 产业结构的调整。中部地区各省份既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农村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农民文化素质、教育水平以及农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富余劳动力较多。因此，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中部地区而言更为迫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中部地区各省 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任务，教育培训在中 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中部地区农村成 人教育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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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华轲

中部地区村民自治探讨论文 篇3：

英国地方自治对我国村民自治的启示

[摘 要]英国地方自治的丰富经验，正是我国解决村民自治痼疾的良方。二者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在宪法地位上，二者均产生于宪法规定，具有宪法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本质，且均处于上级政府与选民之间;在自治组织上，英国地方政府与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均是广义上的“议行合一”体制;在自治原则上，二者均遵循依法自治原则。基于英国地方自治的启示，我国村民自治应当完善自治的法律规范，为依法自治提供保障;应当引入竞争选举、方便村民选举，保障村民选举的权利;应当规范乡村事权，各司其职;应当将村委会工作与其报酬匹配，激励人才参与村民自治。

[关键词]地方自治;村民自治;央地关系;地方选举

英国地方自治近年来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1997年公民投票后权力下放产生的苏格兰政府，把地方自治推向了新的高潮。作为一个传统的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许多国家任务必须有中央与地方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1]，权力下放又是国家职能的必然要求。英国地方自治在发展过程中，为解决央地关系、地方政府选举等问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世界地方自治提供了蓝本。

英国地方自治与我国村民自治看起来差距极大，没有可比性，但是，既然都被冠以“自治”之称，必然有内在联系。本文在梳理二者相似之处的基础上，将英国在解决地方自治棘手问题上的经验进行归纳和总结，应用于我国村民自治，进而提出解决我国村民自治问题的建议。

一、借鉴之基础：内在相似性

尽管从某些方面看来，我国的村民自治与英国的地方自治有着明显的不同[2]，但是二者又在某些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二者有借鉴之基础。笔者认为，我国村民自治与英国地方自治在宪法地位上、“议行合一”体制上以及依法自治上，均有本质的相似性。

(一)宪法地位

我国村民自治与英国地方自治有着相似的宪法地位，体现在其产生的宪法依据和自治性质两个方面。

1.产生：均有宪法依据。英国是一个传统的不成文宪法国家，其宪法表现为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与国际条约，其宪法性法律又包括法令和从属性立法。从属性立法所调整的内容，涉及到对地方公共权力机构的权利运行调整，如议会为下放有关地方权力而制定的《1988年苏格兰法案》中部分规定可视为一项宪法性法律而具有宪法渊源之地位[3]。因此，尽管一些法案是关于地方政府、地方权力，但其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质上还是中央性的法案，属于宪法性法律。英国关于英国地方自治的主要法案有《1972年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 1972)《1973年(苏格兰)地方政府法案》[Local Government?穴Scotland?雪 Act 1973]《2006年威尔士政府法》(The Government of Wales Act 2006)。这些法案作为英国地方自治的基础，都是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与分工，笔者认为这些法案都属于宪法性法律，也就是英国宪法的渊源之一。因此，英国地方自治具有其宪法依据，是宪政制度中的一个部分。

我国的村民自治也具有宪法依据，是宪政的组成部分。现行1982年《宪法》，在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该条规定成为我国村民自治的直接宪法依据，尤其是“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更是直接明确了村民自治的宪法地位。周叶中教授认为，作为宪法形式之一的宪法性法律分为宪法本体法和宪法关联法，其中后者是指由普通立法机关为实施宪法而制定的宪法性法律，具体包括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议会(代表)机关议事规则、立法法等。尽管宪法关联法效力低于宪法，但属于宪法范畴[4]。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也属于宪法性法律，其中就包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5]p13。因此，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是属于宪法性法律，也是我国宪法的渊源之一。

综上所述，英国地方自治与我国村民自治均具有宪法依据。作为宪政制度之一，二者的产生、运行都在宪法的规范之内，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借鉴英国地方自治的前提条件。

2.本质：均有宪法性质。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调整国家和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是宪法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也是宪法的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宪法是一部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国家的建立不是靠武力与强制，而是所有人自愿在彼此之间达到一个基本契约，以保证不侵犯他人基本权利的承诺来换取他人对自身权利的承认，并建立国家来履行这个契约”[6]。

英国地方自治与我国村民自治均具有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宪法本质特征。英国地方自治，其中主要方面就是地方政府的产生与运行。以《1972年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 1972)为例，地方政府的各个环节都在该法的规范之中。该法共分为十二个部分，涵盖了边界、选举、一般原则、会议、财政、职能、司法事务、其他权力等方面，把地方政府的权力运行作为自治的主要内容。英国地方自治的法案由中央政府制定，因此，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让与和下放。也就是说，英国地方政府的权力，在来源上，依然属于国家权力。所以，地方政府自治的法案，规范的依然是国家权力的运行。

我国村民自治，在本质上也有类似的特征。作为村民自治的组织，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选举，负责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等工作。村民委员会的职责涵盖了农村大部分事务，几乎承担了一级政府的职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即村民选举村民委员会来管理本村事务，村民委员会按照“契约”来行使职权。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这种“契约”的体现，是对广义上的“国家”权力运行的规范。

综上，英国地方自治与我国村民自治都是对“国家”权力运行的规范，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本质特征。

3.地位：上级政府与选民的中介。英国地方议会由选民选举产生，并且由议会产生行政机关，在多数情况下，二者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也就是说，作为地方自治，英国地方政府是地方选民选举所产生。按照一般理论，英国地方政府应当对地方选民负全责。但是，作为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英国地方政府的自治法案由中央政府制定，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中央政府的下放，因此，英国地方政府还必须受中央政府的牵制，否则地方政府的选举可能因中央政府的一声令下而作废。英国地方政府处于中央政府与地方选民之间双重负责的尴尬境地，既要遵循中央政府的意志，又要反映地方选民的民意。

我国的村民自治同样存在类似的窘境。一方面，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必须对村民负责，还要受村民的监督。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六条，经五分之一以上的成年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村民会议过半数同意可以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三条，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机构，监督村务、财务。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还必须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具体如何指导与不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导致乡村关系不明。所以，作为村民自治的组织，村民委员会上对乡镇政府，下对村民，当两者冲突时，则上下两难全。

(二)议行合一体制

“议行合一”最初来源于巴黎公社，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利关系的概括[7]，其本质是代议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合并，或者说是代议权与行政权的合并[8]。尽管近些年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议行合一”说饱受非议[9]，但这种体制有其存在的根源和合理性，如能够保证议行一致、议能付行，能够实现国家权力的集中统一，能够保障人民主权等[10]。

英国是一个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权力结构形式本应是分权式，即代议制结构与行政机构应当分别行使各自职权。但是现代英国的中央政府中，由于政党控制，议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分权与制衡逐渐弱化。在地方政府中，代议机构与行政机构的融合程度更高，几乎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议行合一”体制。以英格兰和威尔士为例，每一级地方机构都设有地方议会(即郡议会和区议会)，议会主席在市叫“市长”，镇叫“镇长”，均由议员选举产生。地方议会是地方政府的代表，直接行使行政权，符合“议行合一”的本质[11]。苏格兰作为中央政府权力下放的重点，其立法与行政机构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大多数苏格兰政府的内阁官员是由苏格兰议会选出，每位内阁官员(除了两位官员外)并兼是苏格兰议员(MSP)”。因此，可以说英国地方政府的代议机构即议会与行政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议行合一”的本质特征。

我国村民自治也具有“议行合一”的特殊性质。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这种宪法定位赋予了村民委员会较大的自治权限。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之规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根据该法第二条之规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从该法规定来看，一方面村民委员会的成员由选民选举产生，是一种代议机构;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直接管理本村事务，是一种执行机构，不需要其他机构的配合。因此，村民自治是一种典型的“议行合一”体制。两种“议行合一”的自治方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借鉴英国地方自治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依法自治

法治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基本含义是依法办事，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12]p40-41。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思想与实践的起源地，对整个西方法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英国是一个不成文宪法国家，但是其法治原则的贯彻，是其宪政的一大亮点。正如韦农所说，“虽然宪法的具体含义还有见仁见智之分，但政府应当遵守法律，依法行事，权力有限、个人自由，毫无疑问属于宪法的核心要素”[13]。地方自治作为宪政的一个部分，法治原则也是其基本原则。每个自治地方的权力运行都在法律的规定范围之内，具有完善的自治法律体系。

对于我国村民自治而言，法治原则亦为其基本原则。首先，从宪法上来看，我国宪法要求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其中，村民自治的各个主体，如村民、村民委员会等，必然为宪法所要求的遵循宪法的主体。其次，从具体法律层面来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保障农村村民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第四条规定，中国共产党要“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村民自治;第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要“依照法律规定管理……”;第十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因此，依法自治应当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之一。

法治原则是英国地方自治和我国村民自治的共通之处，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及双方的借鉴，否则就成为无稽之谈。只有双方都遵守法律，遵守规则，才能探讨经验与借鉴。

二、借鉴之方式：取长补短

鉴于英国地方自治与我国村民自治具有内在的相似性，那么英国地方自治的一些经验必然可以为我所用。我国村民自治自《村民委员会自治法》颁布以来，始终无法摆脱一些痼疾，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迫切需要新的破解方式。

(一)依法自治的前提：完善法律体系

作为一个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国家，英国关于国家权力、公民权利的规范散布于宪法性法律之中。作为英国的组成部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各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各地的自治都有相应的地方自治法。英国议会于1972年制定《地方政府法》来构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自治，后来又于1994年制定了专属于威尔士的《威尔士法》;议会又于1973年制定了《苏格兰法》，对苏格兰地方自治进行规制;议会于1972年制定了《北爱尔兰法》，对北爱尔兰地方自治进行规范[14]。各地方的行政区划、选举、财政等职权都在相应各法案的规范之内，地方政府的运行均在法治范围之内。

然而，我国村民自治各个环节并没有完善的法律依据。我国规范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以及各地方关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办法。一方面，除作为法律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效力层次较高，其他规范效力层次较低。此外，我国地方性立法主要是对中央立法进行照搬照抄，缺乏实质性规定。另一方面，我国村民自治很多环节缺乏可操作性[15]。如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联名并经过村民大会可以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但是村民大会的召集者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很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不召集村民大会，“罢免权”则无法落实。

因此，完善法律体系是英国地方自治给予我国村民自治的首要启示。以1972年《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 1972)为例，该法涵盖了地方区划、选举、一般原则、会议、财政、职能、司法事务、其他权力等方面，权力划分明晰，地方依法自治即可。如第八部分，地方政府财政的收入与支出、账目和审计均在可控范围内，以确保财政能够顺利实行。而我国的《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关于财务方面，仅有第三十条的财务公开、三十五条的离任审计，并且没有财务制度的规定，这也是村民自治无法形成完善制度的关键。

综上，在法治原则的大环境下，对村民自治的改革，完善法律体系应当摆在首要位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1998年制定以来，经过2010年的修改，但依然不具有可操作性。在保证立法稳定性的前提下，采用“立法论”思维，以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形式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不明、不详之处，进行专门立法。依法自治的目标是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核心，以多个行政法规、规章为辅助，形成一个完善的、可操作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完善八亿农民的依法自治，就是整个基层自治的胜利，也是法治建设的进步。

(二)参与自治的方式：选举机制引导

选举作为自治组织产生的必经程序，也是选民参与自治的重要方式。在民主政治历史悠久的英国，尽管地方选举并没有中央议会选举那样轰轰烈烈，但地方选举却比中央选举更复杂、重要。作为地方自治机构，地方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对地方事务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在地方政治生活中依然举足轻重。如苏格兰议会享有一级立法权、预算权以及一定的税率浮动权，尤其是高级别的一级立法权。可见，英国的地方选举机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1.竞争：吸引村民参与选举。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存在很多问题，如乡镇政府直接任命、候选人内定、村委会成员霸占名额、贿选等，导致村民的选举几乎流于形式甚至直接无选举，极大地挫伤了村民选举的积极性。英国为了调动选民参与地方选举的积极性，进行了很多努力。如果选民对选举进行“成本——效益”的理性分析，会得出一个投票的成本大于其投票所产生的效果的结论，那么不参加选举更有诱惑力。而解决这种“成本——效益”结论的根本途径在于使选民关注选举本身，而不用关注选举的结果。因此，英国的地方选举广泛采用竞争机制，候选人之间的竞职演说本身就是一场“好戏”，投票更是选民参与自治的方式之一，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一票并不会给选举结果带来多大的影响。

2.便利：保障村民参与选举。增加选民选举的便利，是对选民参与选举的保障。英国为提高地方选举的参与率，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英国的人口流动性较大，有的地方政府采取邮寄选票、电子寄票等，相对于其他投票方式的参选率，邮寄投票提高了14%。此外，英国还采取选举日前投票、延长选举日，在吸引公众的地方如商场设置特别投票站等方式以提高参选率。

我国农村有大量外出务工人员，选举信息难以传达、难以投票，导致选举的参与率低下。借鉴英国地方自治经验，我们可以采用现代通讯技术，通知在外务工人员选举情况;可以允许在外务工人员在选举日前、后投票;可以允许在外务工人员采用邮寄选票的方式参与选举。

(三)合理自治的保障：平衡乡村关系

1.分工与合作：各司其职。中央与地方各有所长，无法相互替代。中央政府必须将其无法企及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必须放弃其力所不及的事权。英国央地关系的平衡，集中体现在各部地方政府法之中。仍然以《1972年地方政府法》为例，该法案列举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教育、社会和公共服务，警察、消防、公共交通、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慈善机构、地方许可、墓地、教堂维护等功能，未列举的事项由中央保留。中央与地方围绕地方政府法各自展开工作，相互配合。

我国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未被妥善处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了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协助”关系，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模糊性，更在实践中被滥用。因此，首先必须对乡村关系以规范的形式予以明确化，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机关全国人大出台解释;其次应当打击实践中的滥用职权行为，如把村民委员会当作乡镇政府的下级行政机关。

2.监管与救济：放管结合。财政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权力行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斗争，是世界上大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分配央地财政，是处理央地关系的关键所在。对于村民自治来说，村民委员会的自治财务与上级政府的财务关系也是其能否自治的一个关键。

一方面，我国一些农村地区较为富裕，农村经济发达，村民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源和财富相对比较充裕。在这些农村，村民自治不受乡镇政府的牵制，为所欲为，容易形成“过度自治”的极端。英国为削弱地方自治，尤其是撒切尔当政期间，出台很多政策限制地方财政，其中最有效的政策就是“封顶政策”，即将地方政府的预算和税率限定在一定标准之内。笔者认为，对村民“过度自治”的现象，应当对村民委员会的预算从法律上进行限制，制定具体的标准，防止村民委员会滥用权力。

另一方面，在我国偏远地区，经济落后而村务繁多，村民委员会成员所获得的补贴难以匹配其为管理村务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其正常的生活，从而打击了其自治积极性。英国中央政府为支持地方政府管理地方事务，对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四分之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这也是其控制地方政府财政的代价之一。对于我国偏远、贫困的农村而言，应当将其自治经费来源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以保证村民自治的运行;同时，大力促进农村的发展，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有序流转，为村民自治提供经济保障。

(四)积极自治的动力：引入激励措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经济来源，自治就无法维持。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后，取消了村民委员会成员“不脱离生产”的限制，我国有相当数量村民委员会成员是全职参与村民自治，如同公务员一样上“行政班”，但却没有公务员和一般城镇职工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在这种体制下，村民自治难以吸引村民参与，村民更愿意外出打工以维持生计。

英国地方议员的报酬也经历过一番波折。传统上，英国人把议员作为一种兼职，而议员这种工作也具有一定的义务性，所以几乎没有报酬。但后来议员工作逐渐发展为一种全职工作，如若没有报酬，必然影响议员的生活，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议员都拥有足够的财富，尤其是手工业者议员。近年来，议员的津贴大幅地增长，足以保障一个全职议员的生活，议员才能全身心投入地方自治。

据各地报道，部分全职村干部每月最高只能拿到1500元，待遇不如短工，甚至不如村里协管员，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待遇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村民自治的瓶颈。因此，提高村民委员会的待遇已经是保障村民自治的迫切需要。笔者认为，只有建立给村干部提供与其付出相适应的报酬机制，才能保证其全身心投入自治工作，方能吸引优秀人才参与到基层自治当中，提高基层自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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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桂祝

作者：徐登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