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全球环境论文

【摘要】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式教学方式是高等教育顺应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提高学生素质和能力、增强其竞争力的要求。文章基于此，从开展互动式教学的必要性、实施互动式教学的措施及学生的反响及思考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保护全球环境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保护全球环境论文 篇1：

浅谈如何保护全球环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在追求经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忽视或者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或者破坏。

2006年3月10日，哈尔滨出现沙尘天气，城市天空被黄色沙尘笼罩。当地气象台发布浮尘天气黄色警报。

2006年4月5日凌晨4时，云南省消防人员集中力量对逼近昆明的森林大火发动反攻，截至11时，由于通讯不畅，目前进展情况仍不明朗。此前，有关方面透露，3月29日发生在昆明近郊安宁市的森林大火，最近的地方距离昆明市区不到20公里。昆明市从3日晚开始连夜出动民警疏散火场附近的村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有好多，比如说，一次性塑料杯， 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塑料袋等等.那么又要怎样解决这小而严重的问题呢?

我国在加强环境法实施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将环境执法和环境立法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开始将环境执法作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点;加强环境法的宣传教育和人员培训，普及环境法的知识，提高全社会特别是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的环境法制观念;强化国家环境監督管理体制的建设，包括建立健全各级政府环境管理机构、提高环境管理机关的级别、加强环境管理和执法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国家环境管理机关的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在扩大，政府各部门有关环境保护的职责越来越明确、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能力在增强;在现实生活中，环境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越来越明确，污染源单位的责任和违反环境法的责任越来越明确、具体，自觉遵守环境法的程度在提高;环境法中的确定性、强制性规范增加，禁止性、处罚性、奖励性措施增加;环境保护措施的制度化加强，环境法律规定、措施和制度的可操作性增强，环境执法行为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程度增强，环境执法制度日益健全;环境法制建设(包括环境立法和执法)和环境管理的有效协调加强，对环境法的监督、检查加强;成立环境警察、环境法庭，切实保障公民和单位享有的提起环境诉讼的起诉资格，积极开展环境法诉讼(包括环境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加强对环境纠纷的处理，在处理环境民事损害赔偿纠纷时，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举证责任转移原则，并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扩大诉讼权;强化对环境的刑事法律保护，明确规定在环境方面的法人犯罪，严厉制裁危险犯，加强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处罚程度增强，对环境违法者实行双罚、多罚制;等等。

小的方面有： 第一，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环境友好的决策和制度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从维护群众的环境权益，改善环境质量出发，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发展战略、规划，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研究综合环境与发展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推行领导干部任期环境保护政绩考核，克服单纯追求GDP的倾向。

第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建设以节水、节地、节能、节材、节约其他资源和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按照“减量化、再使用、资源化”的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为核心，努力实现产业生态化;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以生态化改造工业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发展废物回收再利用产业和环保产业，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循环利用率。严格环境准入，提高环保准入门槛，限制和禁止上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高污染的建设项目;实施强制淘汰制度，对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生产工艺、技术、设备、企业实行强制淘汰;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降低产品单位产值的能源物耗和污染物排放;积极利用经济手段、运用市场机制，鼓励各行各业节约资源、降低污染排放;继续推广各类循环经济试点示范。

第三，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首先要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保护饮用水源，加快重点流域海域的污染防治，力争取得实质性成效;二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优化城市规划布局，加快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污水、垃圾处理率，积极保护城市区域天然林草、河湖水系、滩涂湿地等自然遗产;三是加快燃煤电厂脱硫和冶金、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大气污染治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减轻酸雨污染和大气尘污染;四是加强农村环保工作，以转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核心，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治理养殖业的面源污染和土壤污染，切实保障农产品安全;五是尊重自然规律，加强生态保护，搞好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和旅游开发的环境监管，防止新的破坏;六是在核电发展中，加强环境安全监管，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

第四，加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我国立足于解决好国内环境与发展问题，继续改善13亿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同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一方面积极参加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公约和有关贸易与环境的谈判，维护国际利益，履行国际义务，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做出贡献。同时，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促进国内环境保护跨越式发展;制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防止污染转移、有害物种入侵等政策、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促进贸易发展，保障国家环境安全。

保护全球环境，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发达国家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资金援助，加强环境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国际传播与合作;降低直至取消因环境标准过高而形成的贸易壁垒，促进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共同发展;进一步开放市场，减轻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合理利用。发展中国家也要在加快发展中积极防治污染，保护生态。

作者：袁国钧　　李菊娜

保护全球环境论文 篇2：

《全球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式教学模式的探索

【摘要】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式教学方式是高等教育顺应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提高学生素质和能力、增强其竞争力的要求。文章基于此，从开展互动式教学的必要性、实施互动式教学的措施及学生的反响及思考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互动式教学 全球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通识课

互联网时代对大学通识类课程授课方式及效果的冲击不容忽视，互联网高速发展对现有的教学模式提出了挑战。当手机一按知识即来的时刻，老师如何站稳讲台且使学生有收益是一个挑战。书本的内容学生可轻易从网上得到答案，过去填鸭式教育已被彻底颠覆。如何吸引学生参与课堂，如何提高课堂效果，如何使现在的授课仍然能使学生有所得，是现有教学过程中亟需思考和改革的内容。自2011年春季以来，我们在同济大学开展了《全球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互动式实践教学的探索，以下分别就课程实践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谈谈思考与体会。

一、实践互动式教学的必要性

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对课程的参与程度直接标志着课程的效果。目前的课程大多以老师在讲台上讲授课为主，学生的参与度不高。一方面老师的授课任务重，且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及学生的需求;另一方面，学生从课堂上的收获有限，导致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因此，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式实践教学是非常必要的。

二、实施互动式教学的措施

1.学生自主选题，分组演讲和讨论

《全球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门通识课程是面向全校不同专业的本科生的环境类普适教育的课程，目的是培养非环境专业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以期其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能贯穿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课程从水、大气、固体、能源和可持续发展几个专题向学生进行介绍。原来的教学模式是老师教授各专题的知识，遇到的问题是这些知识比较老套，无需老师讲解演绎，学生均可获得。因此，提出学生自主分组选题，搜集资料整理文档并演讲讨论。将原来老师讲解的内容分给学生。这样，一方面避免了老师长篇阔论地讲述，学生打瞌睡的现象，另一方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锻炼了搜集资料的能力、整理提炼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增强了其课堂的主动性及自信心，学生为主体贯穿于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2. 互动式随堂练习系统的使用

为了改变期末考试一统分数的客观局限，增加学生平时课堂表现的占分比重，在课堂上选用了互动式随堂练习系统。该系统可随课程进度安排测试练习，师生均可及时考查课堂讲述内容的掌握情况。互动模式增加了趣味性，调整了上课的节奏，使学生能从沉闷不变的课堂节奏中找到兴奋点。同时，互动式随堂练习减轻了学生期末考试的突击压力，加强了过程学习，有助于引导学生关注日常学习的积累。

3. 实践环节的穿插

根据《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课程的专题，设计了三次实践环节，结合课堂教学专题内容，让学生走出课堂，从实践中获取理论联系实践的第一手的体验。针对水污染专题，安排了同济大学三好坞水样采集和水质检测等实践。非环境专业的学生第一次走进环境实验室，了解跟自己身边相关的水污染的问题，巩固了课堂学习知识。针对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组织学生自己设计废旧电池调研报告，并在学校、地铁及小区进行现场调研，让学生掌握我国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和认同性，切身体会环保知识的宣传普及的重要性。针对大气污染专题，结合现在公众关注的PM2.5的现状，组织学生在校园、道路边及建筑室内开展PM2.5的检测实践，让学生对于公众关注度高的大气污染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实践活动的穿插使得课堂教学内容和形式多样化，其灵活性和专题性得到加强，增强了学生的兴趣，也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4.互联网络的应用

让互联网走进课堂是教学改革的另一个尝试点。从大气污染专题入手，针对雾霾话题，让学生随堂搜索网上信息，及时归纳观点，并结合自身的经历和体会，选择一个角度当场讲解、交流。课堂上，每一位同学都被调动起来，手、脑、口同时运转，收集资料分享、综合交流互动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同时即时口头表达也充分锻炼了学生快速获得信息并归纳凝炼信息的能力，应对了互联网时代的"挑战"。

三、 思考

从课堂沟通及评教网页上学生的留言信息可以看到，学生对互动式教学模式给予了赞同和认可，认为互联网搜索的教学模式对学生上课态度和能力提出了挑战。学生是教学改革的主体，学生的反馈直接指示了课堂教学形式创新的方向。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得到学生认可的同时，教师在交流互动中的引导作用也得以体现，沟通成为老师和学生的桥梁。互动式教学是手段，最终要实现"学生是课堂的主体"这一目标，将老师由授课的角色改变成"导演"的角色，通过安排剧情，让学生根据"剧情"要求主动展现"表演"才能。只有这样的课堂，才可能真正发挥学生主动性，才可能更有效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及各项资源。

参考文献

[1]蔡仕鹏. 关于大学互动教学方法的创新思考[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4，1(30)：19-20.

[2]程露. 刍议大学互动性课堂的发展[J]. 课程教育研究. 2014，2：14.

[3]叶子，庞丽娟. 师生互动的本质与特征[J]. 教育研究，2001(4).

[4]陈雅茜， 刘韬，方诗虹. 浅析互动式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J]. 2014，3：76-78

作者：郭美婷 吴玲玲 赵建夫

保护全球环境论文 篇3：

新加坡的生态问责制

摘要：新加坡生态问责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从一开始就十分强调通过立法手段和公众参与来保护生态环境。目前生态问责制已经成为新加坡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保障。新加坡生态问责体系主要有议会问责、法制问责、行政机关内部问责、反对党问责、公众问责、非政府环保组织问责等具体内容构成，在实践中表现出法制化程度高、执法严、操作性强、重视公民参与及教育等具体特点。新加坡生态问责制的成功经验对完善中国生态问责制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生态问责制;问责体系

1965年新加坡独立，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很快意识到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迅速采取政府干预、全民环境教育以及法治建设等措施来保护环境，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生态问责制便在此时正式兴起。新加坡享有“花园城市”“清洁和绿化城市”的美誉，作为一个生态城市、生态国家，其生态环境质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除了得益于全民环境教育等措施，还要归功于新加坡具有完备的生态问责制度体系。

一、新加坡生态问责制的历史演进

新加坡在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划、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完备的生态问责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65年新加坡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后成立了新加坡共和国，为了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发展与稳定等，新加坡快速地走上工业化道路。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却急剧恶化。至1967年，时任总理李光耀便向社会公开宣布，生态环境保护是继经济建设、国防之后的第三大施政重点①。此后，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正式被提到政府工作的核心位置，生态问责制的建设也正式拉开帷幕，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視。新加坡生态问责制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早期生态问责制;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期生态问责制。伴随着生态问责制度的逐渐成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成员的环境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新加坡的生态环境质量得以不断提升。

(一)新加坡生态问责制的兴起

早期的问责主要是通过法制和对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来保障生态环境。独立初期的新加坡，为了发展新型工业，空气中又增加了新的污染源，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这就导致新加坡政府、民众对环境污染所造成危害的担忧，引发政府、企业、公众以及各大媒体对新加坡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并探索采取何种措施来制约原本已有和正在产生的污染源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保障人类的居住环境和身体健康。1968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消灭带病昆虫法案》(DDBIA)，并举行全国性的“保持新加坡清洁和灭蚊”运动，让公民了解到他们有责任采取行动。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并带有一定教育性质的运动来对那些破坏环境的违法人员进行制裁，让其承担相应的责任。1970年，专门治理空气污染的防止污染小组成立，1971年，议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防止污染小组成立后在6个监测站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检测，评估空气污染问题的性质和程度。防止污染小组是新加坡建立和执行严格的空气排放标准的一个里程碑②。1972年以来，防止污染小组每年都公告二氧化硫、 臭氧、灰尘等污染物的含量水平③，这就使得生态环境问责具有可靠的依据。1983年，防止污染小组转移到环境部。这一时期生态问责制成为环境保护管理的重要工具，并且逐步走向法治化的轨道。

(二)新加坡生态问责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备受关注的问题，新加坡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此时，新加坡生态问责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规划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上。《公共环境卫生法》于1968年颁布，经过1987年、1989年、1992年、1996年、1999年和2002年的几次修订，其中1968年和1987年的一些规定如关于建筑工地噪音控制的条款被纳入《环境污染控制法》。2008年，《环境污染控制法》更名为《环境保护和管理法》。这些成文法律构成了新加坡环境保护的系统框架。新加坡生态问责从此便有了法律依据。新加坡在继续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上不断回顾以往的环境政策，提出了《新加坡绿色计划——建设模范环保城市》，确定了以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宜居环境为发展目标的新的战略方向④。

二、新加坡生态问责体系的构成

新加坡生态问责体系主要由议会问责、法制问责、行政机关内部问责、反对党问责、公众问责以及非政府环保组织问责等构成。

(一)议会问责

1. 质询

根据新加坡宪法， 在议会进行期间，各议员可以就某项政府决策、具体的行政措施以及行政活动等向各部部长或政府首脑进行质疑和询问，并要求获得较为满意的口头答复。议会对内阁政府各个署的行政人员进行监督，行政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经发现过失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新加坡政府内阁中设有环境部，于1972年成立，在2004年改为环境与水资源部，是国际上成立最早的环境保护的政府行政机构之一。

2. 国政调查

国政调查在生态环境问责制中同样适用。议会可以通过国政调查来了解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情况，对环境及水资源部以及所辖各个部门的人员是否切实履行了相应的责任进行调查。如2003年新加坡环境及水资源部对下设的实验室开展三层次审查，第一层次是内部审查，第二层次是由国内其他同等级的实验室负责人进行审查，第三层次则是邀请海外专家给予咨询审查①。第一层次调查则是议会将权力委托给在该领域著名的人物组成小组对环境部下的实验室进行调查，考察其是否符合国家实验室的相关标准，确保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二)法制问责

新加坡很多法律源于英国，保留英国有关法律优点的部分，又赋予一些新加坡特色。新加坡法律并不是拘泥不变，而是根据情况变化对法律进行相应的修改，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体现的尤为明显。目前新加坡有关环境的法律法规达40多部，涉及到的生活领域非常广泛，与生活联系十分紧密。新加坡完备的法律法规、严苛的法律执行，造就了今天清洁、绿色的新加坡。

1. 完备的法律法规条例

新加坡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内成文法的作用和地位远远超过了普通法。新加坡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基本都包含在环境及水资源部制定的单行法中。早在新加坡还是自治邦的时候，李光耀就提出了绿化新加坡的构想，注意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在《刑法典》中对故意污染空气和故意污染水源的行为进行了规定。1966年颁布了《破坏法》，虽然内容不多，却对破坏公共环境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1968年颁布的《公共环境卫生法》是新加坡涉及到整个环境卫生的一般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制定了更加细致清晰的法律规则条例。在大气污染控制方面，颁布《大气净化法》《大气净化标准规则》《室外烟火禁止条令》等;在噪声控制方面，颁布《建筑工地噪音控制条例》《航空法》《汽车制造与使用规则》等;在水污染控制方面，颁布《产业排水规则》《水质污染防止和下水道法》《污水排水法》和《禁止工业废水的水道排放》等。新加坡在保护生态环境立法方面以预防为主，强调事前控制。所颁布的每项法律规则条例、条款详细明确、权责清晰，易于理解。在实际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通过立法的形式，新加坡几乎将保护生态环境的各个领域都纳入了法制化轨道，确定了生态问责制的具体内容。

2. 严苛的法律执行保障

再完善的法律法规也需要在实际中配以严苛的执行来保障。新加坡执法之严也是世界上有目共睹的，对违反环境法的行为形成了由轻至重的制裁体系，包括罚款②、没收、矫正工作令、监禁甚至鞭刑。鞭刑是新加坡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独有的一种肉刑。在新加坡的公共场所到处都可以瞥见关于罚款或监禁的提醒，如“乱丢垃圾罚款1000新元”的告示，相当于普通公民一个月的收入。像随地吐痰、 破坏草坪、 乱扔烟蒂等的行为人， 在新加坡自然会收到罚款单， 如不准时交纳相应的罚款，随后便会收到法院的传讯。通过严格的法律执行，使得新加坡生态问责制在实际生态环境保护中有了保障。

(三)行政機关内部问责

新加坡的环境及水资源部，是负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生态环境基础建设的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政府有关生态环境目标的规划及目标的完成。环境及水资源部为政府做出决策之前提供建设性意见，并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国际上领先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与技术。新加坡的环境及水资源部在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教育、提升社会各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与专业化水平的同时也与国际机构合作，例如解决共同关心的跨境环境问题，并使得新加坡是签订《多边环境协定》的一员。新加坡的环境保护部对政府实施有关环境项目进行监测，减少和预防环境污染，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进行监督，同时就环境保护提供咨询和指导服务③。

(四)反对党问责

新加坡是“一党独大”制国家，也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反对党，能引起执政党即人民行动党警惕的有民主党、工人党等反对党。对新加坡民众来说，需要反对党力量的存在是由于人民行动党过于强大，需要监督与制衡①。2011年大选后，工人党在国会87个选区议席中占6个议席，纵观新加坡政党历史，在这次选举中反对党可谓大胜。所以，新加坡的反对党也是对政府进行问责的主体之一。反对党通过在议会中占有的席位对政府和执政党进行问责和监督，这种监督就成为对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一种制约②。生态环境保护、人居环境质量等问题是反对党和执政党选举时的重大议题。所以，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在争取选民投票时都会展示出自己在未来几年执政的纲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人居环境的改善等的具体措施和承诺都包含其中。如2001年，反对党詹时中对自己选区的组屋进行翻新、粉刷和修补，同时计划增建各种公共设施，以进一步改善该选区内的居住环境，从而在2001年和2006年连续在议会中担任该选区的议员。

(五)公众问责

新加坡在生态环境问责中高度关注社会多元主体治理，重视社会群众或社区在生态问责中的地位。在多元协作的治理模式中，政府起着主导作用，使得企业、社会公众有着强烈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并能够自愿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保护环境的实践中去，这与国际上环境管理的范式变迁即从管理环境、参与式管理环境到治理环境这一进程相一致③。如在1968年举行的“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是政府探索新的方式让社会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的第一个全国性运动，政府通过大众传媒、海报、横幅等方式大规模的宣传④，让公众了解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营造一种全民参与的社会气氛，形成了一种将社会各种力量凝结在一起的合作互动机制，积极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问责中。特别是新加坡环境及水资源部在制定有关环境政策的宏大愿景目标时，会将计划的草案副本分发给广大社会公众，接受广泛的公众咨询、评论和反馈，而且，环境及水资源部还会和学校合作开设有关保护生态环境的课程并在校内建立环境教育顾问网络(EEA)⑤，从而提升学生及公众在保护生态环境中的知识、技能，在帮助提高决策质量的同时促进生态环境问责的有效性、时效性。只有广泛的社会公众不断用环保知识武装自己并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事业中，才能够充分地了解政府在保护环境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从而对生态环境问责起到真正有力的监督。

(六)非政府环保组织问责

新加坡有多个与生态环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如新加坡环境委员会(SEC)、新加坡自然学会、新加坡珊瑚礁保护委员会等。其中，新加坡环境委员会成立于1995年，董事会成员包括来自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成员，在面对环境问题时能够以专业、广泛的知识进行研究并实施⑥。新加坡环境委员会是新加坡环境运动的推动者和保护伞组织，团结所有的环保利益相关者，共同推进新加坡清洁、绿色的事业⑦。

新加坡自然学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成员及相关组织一直负责驱动环境保护的议程。新加坡自然学会对环境及水资源部所做出的有害于生态环境的措施进行问责，运用环境影响评估(EIA)对环境及水资源部在初期做出有关环境方面措施的各方面进行评估，一旦发现存在潜在影响时便会运用公众、媒体舆论的力量来停止其行为措施。例如，早在1991年，新加坡自然学会就成功阻止了政府将要在较低的皮尔斯水库建立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的提案。新加坡自然学会独立开展了对皮尔斯水库的环境影响评价，并发表了一系列对环境存在潜在影响的建议，引起公众、媒体对此事件的极度关注，而之前政府对皮尔斯水库的环境影响评估结果并没有公之于众①。可见，新加坡非政府组织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非常大，也对环境与资源部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督。

三、新加坡生态问责实践的典型案例分析

新加坡生态问责制具有全程性的特点，不仅强调事后严厉的惩戒，还注重全过程的监督，特别是强调事前健全的预警机制建设，将生态问责的成本最小化。公众的参与及媒体的监督在生态环境损害之前进行的事前问责中发挥重要作用。乌敏岛填土计划中保留仄爪哇(Chek Jawa)湾的案例就是在发生环境损害的结果之前通过广泛的事前监督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 最好最大限度保护了生态环境，预防为主是新加坡生态问责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

早在1992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就已通过乌敏岛填土计划，该计划在2000年引起争议，争议的焦点是乌敏岛东南部仄爪哇湾湿地的保留问题。这块湿地是在2001年概念总体规划蓝图的公众对话会上由民众首次提到。之后，多个非政府环保组织和公众持续不断地发出保留仄爪哇湾湿地的呼吁。在公众、媒体的积极参与和踊跃讨论下，引起新加坡环境及水资源部的注意，部长亲自到仄爪哇湾湿地实地走访、考察。新加坡环境及水资源部在征询专家和公众意见后，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在2001年年底宣布推迟对乌敏岛的填土计划，从而有更多的时间使环境与水资源部和相关专家探讨仄爪洼湾海洋生物的保护问题。随后，专家提交环境及水资源部的调查报告显示，仄爪洼湾具有海生生态地区独有的特质，2002年年初，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决定无限期推延填土工程。因此，仄爪洼湾得以继续保持原有的自然状态，新加坡国家公园局为了进一步保护该地的海洋生物物种专门设立了工作委员会， 并制定了一系列详细计划，实施新的管理规则， 以便更好的维护仄爪洼湾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

2013年3月，烏敏岛接获市区重建局发出的通告，标题为“普查通告：清除日前征用作为乌敏岛探险公园的建筑”，《联合早报》率先报道该消息后，再度引起居民的焦虑和关注，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和土地管理局对此事做出了澄清，表明当局没有计划要村民搬迁并且也无意开发“探险乐园”②。2014年3月，新加坡政府启动的“乌敏岛计划”(The Ubin Project)，收集了大约来自公众的2000个反馈。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公布的乌敏岛未来发展规划大部分都是民众和“乌敏岛网络之友”(Friends of Ubin Network，简称FUN)提出，且获得议会上较多人支持的建议，其最终目的是让该岛上具有更多元的生态，保护岛上的宝贵自然遗产③。2016年5月，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宣布两项与海洋有关的修复和保育计划，其中一项便是在乌敏岛的两个海滩即诺丁海滩和马蒙海滩展开海岸修复工程，使民众能近距离观赏海滩沿岸边的红树林和海景④。

上述关于仄爪洼湾生态环境问责的案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新加坡在生态问责中所做的努力与贡献，在这一案例的处理过程中处处都体现着新加坡生态环境问责的特点。

一是政府各部门间责任规定清晰。仄爪洼湾填土工程本应该是由新加坡国家发展部批准并实施的，在涉及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中又引起环境及水资源部的注意，最终确定保留仄爪洼湾湿地则由国家公园局进行管理与维护。可见，在新加坡政府各部门内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是清晰的，责任落实也十分到位。

二是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新闻媒体与公众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是新加坡生态问责制的一大亮点。在该案例中，是民众首先提出仄爪洼湾湿地的保护问题，最后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公众的参与、媒体的追踪报道与监督，是该湿地能够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中可以看出，由公众和媒体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氛围，是公众能够有效问责的有力后盾。在强而有力的舆论监督下公众可以积极有效地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发挥着有效影响力，这对后来诸如前马来亚铁道火车沿线地段、武吉布朗坟地的处理都有影响。

四、新加坡生态问责制的基本特点

新加坡曾连续10年被评选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城市①， 这些荣誉的获得， 与历届政府尤其是环保机构在保护生态环境中责任意识的加强密不可分，与生态问责制的不断完善更是密切相关。如今，新加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生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新加坡生态问责制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法制化程度高且法律条例操作性强

新加坡素有“严刑峻法”之称。从上文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新加坡环保法制化程度之高几乎达到了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地步。目前，新加坡仅环境与水资源部执行的有关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条例就多达40余部，覆盖的范围十分广泛，例如，废木露天焚烧、垃圾倾卸、街道商贩、随地吐痰、生产及销售口香糖、吸烟及攀树折花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指标也都被纳入法规条例中。新加坡在保护生态环境立法中，采取的是宏观的法律辅以具体的法规条例的方式，具体而明确，在现实保护环境中可行性、操作性强。法规条例的条款内容详尽明了，条款规定法定权责清晰以及处罚透明度高。各项条例都简单明确，易于行政执法人员操作执行，而且任何有关环境犯罪的行为一旦被发现，环境法允许不带逮捕证的警察便可对行为人进行逮捕(《公共环境卫生法》第二十条)。完备的法律制度及严格的执法环境为新加坡生态问责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广泛的公众参与且环保教育程度高

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只凭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有关生态环境政策的目标，必须有公众的广泛参与，重视以民为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生态、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注重环境生态保护和问责的有效执行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并且需要通过实施教育来增强公众在保护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问责的专业知识，提升公众的专业素养，从而使得公众学会辩证的批判和分析②。最终让公众具有强烈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这是新加坡在保护生态环境事业及问责有序推进的重要助推器。在公众参与的同时，政府不仅在官方网站上发布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还通过专门的环境保护研讨会，请环保专家介绍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促进公众参与。不仅提高了公众环保意识，而且理论结合实际参与到实践中去，将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公民终身教育。在新加坡，所有组织和个人无论其利益受到了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都有权对不当行为者的行为提起诉讼。在立法中，有关保护环境的立法都会有专门的机构咨询公众并采纳公众的反馈建议。

(三)生态问责法律法规健全完善且及时修订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目前，已经建成了较为完备的生态问责法律法规体系。新加坡的《宪法》《刑法典》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条例并不多，其中，《刑法典》中仅两条关于环境保护的内容，大部分法律法规是由环境及水资源部和初级生产部制定的单行法，例如，《环境污染控制法》《污染控制实施标准》《污水道和排水道法》等，这些法规条例详细完备，任何有关环境破坏的行为都能够在法律中找到相应的阐述，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此外，新加坡生态环境问责法律法规一个尤为显眼的特征是及时修订，环境及水资源部和初级生产部根据当时生态环境、政治和社会条件的状况而出台或修改新的法律法规。例如，《公共环境卫生法》就是其中一部经过几次修订最终达到适应目前环境状况的法律条例。

(四)政府行政部门生态责任规定清晰且落实到位

清晰明确地规定政府行政部门的生态环境责任是对政府进行生态问责的前提，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突出。在《环境污染控制法》等众多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都有对环境及水资源部以及政府生态环境问责义务和责任的具体规定，且对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和方式等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为生态环境问责的实施提供了可行依据。新加坡执行生态环境问责的法律法规受到多方面的监督，保证其能够落实到位，避免有关规定流于形式，运用多种配套措施和机制来促进政府完成其自身的生态环境责任，也为生态问责制的运行提供了可靠保障。

五、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新加坡生态问责制的成功经验，对正处在改善生态环境关键时期的中国的生态问责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态问责立法

良好的制度需要在法治的环境下才能够更好的运转，生态问责制亦是如此。目前，中国已颁布了一系列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保障作用，但在整体性、系统性和有效执行性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新加坡生态问责制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法制化程度高，各种法律法规条款详细具体明确，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主要以单行法为主，有针对性地保护生态环境且在环保过程中有着很强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有效地减少了生态问责制实施过程中的障碍。虽然中国在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但对部分较为严格的处罚权并未完全下放，这就使得政府可能考虑經济因素而庇护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而不考虑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的建议①。同时，对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权责定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现象，即强调政府的监督权和处分权，而不重视对自身失责行为的追究，而后者正是生态问责制的重心所在。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生态问责立法，特别是确定政府的责任重心地位，在吸收新加坡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使中国法律法规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另外，生态问责的立法应以预防为主，并对违反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行为给予严厉的制裁。

(二)完善异体问责的多元生态问责体系

新加坡的生态问责制具有问责主体多样化的特点，不仅有专业的法制问责、反对党问责，还有政府行政机关内部问责及社会公众、非政府环保组织问责。中国生态问责制则表现出主体过于单一的特点，主要是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问责，而异体问责主体在生态环境问责实践中效力低下。中国需要借鉴并吸收新加坡在这一领域的成功经验，促进国内异体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加强司法机关和人民代表大会等问责主体的功能，提高公民等异体问责主体的生态环境问责的权力与意识，并拓宽其参与问责的途径，从而增强异体问责效力。

(三)重视生态问责中的公众参与

新加坡生态问责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全民参与，而且公民的生态环境专业素质较高，这为新加坡生态问责制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监督。中国政府应充分意识到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职能，营造一种良性互动的全民参与机制。同时引入专业性、权威性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政府在生态环境中的有关行为做出具有权威性且专业性的评估，使得政府意识到自身行为对环境的利害程度。生态环境问题本就是涉及所有组织及个人利益的公益性问题，只有提升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素养和生态环境保护专业知识，才会切实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更好地发挥公众在生态环境问责中的功能。

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生态问责制国际比较研究”(15YJC810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行政问责制国际比较研究”(12BZZ04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罗 梅)

作者：司林波　李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