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农田水利建设分析论文

很多史书说他起兵纵横天下，创建唐朝(618—907年)，是承接其祖其父的余绪，是仗圣子贤臣的谋划，是运当其时而非有志。比较他与隋文帝，两人的命运恰好相反：隋文帝坐天下三十多年便被一个败家子也就是隋炀帝断送了，他则靠一个好儿子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将王朝延续了近三百年。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北魏农田水利建设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北魏农田水利建设分析论文 篇1：

官民合办:明清时期莆田地区农田水利管理模式

摘 要：明代以前莆田境内的农田水利事业有官办和民办两种独立的形式。进入明代，莆田境内的农田水利管理模式有向“官民合办”发展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官办农田水利管理由乡绅群体负责，同时民办农田水利木兰陂的管理工作由官府接手，官府与乡绅群体在实现农田水利管理的过程中建立了稳定的合作机制。明清时期莆田出现“官民合办”的农田水利管理模式主要受到各工程灌区内“水利共同体”的影响。具体而言，官办农田水利灌区内出现的“用水集团”及其水利共同体组织虽有能力对工程实现有效管理，但实际操作中仍需要官府的协助;民办工程木兰陂陂司的解体标志着灌区内成员“用水协作”的瓦解，而官府接手木兰陂管理后虽建立起官民之间的沟通机制，但并未实现对灌区内新旧成员“用水习惯”的重构，原有水利共同体同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关键词：明清时期;莆田;农田水利管理;水利共同体

明清以前农田水利事业主要有官办和民办两种组织形式，明清时期“官办”与“民办”的界限被打破，“官民合办”成为新的发展趋势。近来有学者注意到这一情况，并在其学术成果中有所反映。李松认为清代芍陂管理体系“民办化”逐渐深入，即民众开始主动参与芍陂管理，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1]。郑振满认为明清福建沿海官办转变为民办主要表现在兴修和管理水利两个方面，即在官办农田水利兴修前提下开始形成一种“官督民办”或“民办官助”的新形式，将旧有官办水利交由乡族组织管理;这种转变缘于明中后期徭役银差化，同时地方豪强以“受税”为名占据灌溉资源也加速了转变进程[2]。宋元时期，莆田境内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由官府或乡绅群体自行组织，官办与民办之间泾渭分明。进入明代，莆田境内的农田水利管理也表现出向“官民合办”发展的趋势，它既包含官办工程管理中民间力量参与力度的增强，还包括民办工程木兰陂“官办化”的现象。本文拟从这两个角度分析明清时期莆田“官民合办”的农田水利管理模式，并尝试运用水利共同体理论分析其成因，期望能弥补相关研究的缺憾。

一、乡绅群体参与官办农田水利管理

明清时期莆田官办农田水利工程体系由北洋三陂、北洋渠系及附设通海陡门、引水涵洞组成，其中被称为“北洋三陂”的南安陂、太平陂、使华陂为灌区水利枢纽。这一工程体系能够在较长时期内满足莆田境内农业灌溉用水需求，得益于工程本身设计科学，施工严谨和长期以来完备的管理制度。

莆田官办农田水利管理实现形式主要包括日常管理与灾后大修。明代以前，莆田地方政府任命乡绅、僧众等地主团体建立管理组织，负责官办农田水利日常管理。北宋刘谔建设太平陂后，曾命乡绅“八姓”组建相应管理组织，“计掌陂事，陂首一，陂干一，甲头二，长工二，各有食田，长工食直给于陂首”[3]。南宋时曾用虎修缮太平陂因八姓“盛衰不常”“置陂患于度外”，未能履行职责，故将太平陂委托囊山寺僧人管理，设“陂正一人，干一人，以庵僧充甲首、长工各二人，岁给钱谷一如旧约”[4]。南宋绍熙元年(1190)赵彦励重修陈坝西湖陡门，“择丰产与浮屠之干勤董其役”[5]。明代以前莆田官办农田水利管理组织尽管由乡绅、僧侣等民间人士负责，但其人事权、财政权均由地方政府掌握，乡绅、僧众参与水利管理属于“差役”性质。

明代以后莆田各官办农田水利周边乡绅自行组建工程管理组织，并主动参与工程日常管理。明万历年间，太平陂日常管理由灌区内“用水集团”按照成员用水区域规模划分修缮片区，集团成员分摊管理任务，并约定由官府监督，“上圳十三甲分七港，下圳七坝八甲分一港，既分后，各甲头认过应修处所砌筑栏障，务使水源充足;凡涝溢、漂梁，照甲分自买偿;砌筑不坚致坏，共鸣官攻之”[6]261。又如明天顺二年(1458)致仕乡宦方逵重订使华陂管理制度，“设长一人，以方氏子孙世司之;甲二十余人，择田产稍饶者分为之;又照田几亩，具田丁一人，合数十人，统于甲。每春事将及，长报之甲，甲则部署田丁，赴期，会以百名为率，各持锄箕至陂所从事。其田丁匿不出，及出而偷惰不如法，悉有罚约”[6]243。此类管理组织以宗族世袭作为权力交替原则，要求成员“根据耕作面积即用水比例提供相应的劳动力”[7]，对用水成员的行为具备约束力，是由区内居民自发建立、通过农田水利管理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机构。

明代以前各官办农田水利灾后大修，工程规模庞大，牵涉利益范围广，一般由府县地方官亲自主持，并征发周边民众參与建设。施工所需资金多由地方官直接调拨公帑支付，极少动用民间资金。通过上表不难发现，明代莆田各官办农田水利灌区内的乡绅群体开始主动参与大修。其一，官办农田水利大修负责人以府县地方官为主，但具体施工往往要依赖乡绅群体，即由地方官与乡绅群体协商，由多名乡绅组建临时机构“董事会”负责资金管理、工匠雇佣、民夫征发等具体事务，地方官对“董事会”的工作不加以干涉。其二，明代莆田官办农田水利大修资金既有地方官从府县财政中划拨，也有民间自行筹集。这一时期民间募资虽成为修缮资金筹集的主要方式，但乡绅群体内部尚未就募资的具体形式达成共识，往往在“董事会”提出倡议后，各工程灌区内的乡绅按照个人意愿捐献部分资金。故而明代莆田乡绅群体成为参与官办农田水利大修管理的重要成员，但尚未能主导这一工作。

从表2可以看出，清代莆田官办农田水利大修管理工作已基本由乡绅群体主导。首先，清代莆田境内各官办工程总计8次大修中，仅有1次为地方官直接负责，其余均由乡绅群体组织兴办，这表明乡绅群体参与官办农田水利管理的积极性已经提高。其次，灌区内用水户按照用水量，即持有田亩数额分摊修缮资金，如雍正五年(1727)乡绅余廷梁修南安陂，按照每“工”16文计算所需资金总额，并由灌区内受益田亩分摊[8]36b-37a;又如雍正七年(1729)乡绅陈汝亨修芦浦陡门，要求田主、佃户各分摊修缮资金的一半[8]41b。这一资金筹集方式受制度约束，来源稳定，筹集资金数目也更为庞大。最后，清中期以后，各官办农田水利灌区内的用水管理组织也开始承担大修任务，如乾隆十三年(1748)、道光二年(1822)太平陂大修，负责人均为“上下圳甲户”，道光三年(1823)南安陂大修负责人为“十五甲”，大修所需资金由用水户分摊[6]254。用水组织负责官办工程大修，表明了各工程灌区内用水成员灌溉权益与修缮义务的统一，反映出清代乡绅群体参与大修的“制度化”。

二、大型民办农田水利管理“官办化”

北宋中期以后，莆田居民为发展农业生产，开展了一系列民办农田水利建设。其中北宋神宗时期由李宏与乡绅“十四姓”主持建成的木兰陂工程，处于木兰溪下游灌区核心位置，受益农田面积最为广阔，其管理制度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北宋至明代木兰陂日常管理由“陂司”负责。“陂司置役人，正一，副一，甲头一，小工八，水手二……岁各有酬劳田食钱若干”，领导陂司的正、副由“十四姓”轮任;陂司负责木兰陂日常管理，并掌管“陂田”若干，“以旧潴水塘凡五，给为民田，而截其三，及大孤屿、白水等田，为谷共二百九十三石，白地、夫工、子头等钱共三百七十七贯，号陂司财谷”[9]。陂田租谷是木兰陂日常管理的主要资金来源。与前述明代以前莆田官办农田水利管理组织不同，木兰陂陂司并未被纳入官府差役系统。陂司作为木兰陂工程实际控制者，其内部人事均由“十四姓”议决，其财政不受地方政府制约，可将其视作民办农田水利管理组织。

以陂司为中心的木兰陂管理组织及其制度建立在由周边乡绅组成的“用水集团”基础之上，但“用水集团”的成员规模并不稳定。南宋以后外来人口大量迁入木兰溪下游，加剧了木兰陂灌区内用水矛盾。外来用水成员尝试以各种手段控制陂司，导致工程管理制度混乱，侵犯了原有“用水集团”的利益。在此情况下，用水集团谋求官府的支持。地方官曾多次介入木兰陂日常管理，以制定“规约”的形式，试图使木兰陂管理重回正轨。如南宋绍兴年间莆田县丞陈弥作“革四弊，订五例”，庆元年间兴化知军钱孜“重订陂司差役”，元大德年间地方官制定“正副提督水利支给年例”[10]241-249，均对外来用水成员的破坏性行为予以遏制。但历代地方官制定“规约”的目的仅在于恢复工程原有管理状态，并未尝试改革管理制度使其适应新的灌溉形式，以求化解新旧用水成员之间的矛盾。明代以后，随着人地矛盾加剧，原有用水集团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并最终解体，陂司也随之被废弘治《兴化府志》记载：“国朝来，陂司已废，仅余田土尚存。”。

陂司废置后，地方政府开始承担木兰陂管理工作，但地方官并未重新建立工程管理组织。在日常管理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明清木兰陂管理主要依靠“大修”即灾后修缮来实现。明代以前，木兰陂大修由陂司负责，地方官并不参与具体事务。明清时期莆田地方官为解决木兰溪下游两岸地区农业灌溉用水问题，尝试在大修工程中与乡绅群体建立合作。

从表3不难看出，明代木兰陂大修基本由官府主持。首先，明代木兰陂大修工程的负责人以地方官为主。地方官在组织木兰陂大修时，仍需获取灌区内乡绅的支持，“择民之有财力者董其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官在木兰陂大修中毫无作为，如明初兴化府知府尉迟润主持木兰陂大修，“往宿陂上专督之，而身亲三两日一临，观以视其成”“木石、灰漆、油铁予价，傭予直，夫予食，期约谨，赏罚信，差役均”[10]269，可以看出地方官对木兰陂的大修事务相当重视，通过掌握大修财政、人事来实现有效控制。其次，明代地方官对于参与大修的乡绅群体缺乏信任，“董役之民，为利估浮，于检落之多靡费，于日用之旷，即造作如法，官与民犹病，况未必如法”[6]630?这种不信任往往造成官民之间的隔阂，降低工作效率。最后，明代莆田地方官依据大修工程量选择资金筹集方式，“往有修筑，大则税及饮水之田，小则官给工赎”[6]630。尽管永乐年间通判董彬修木兰陂采取了向“受水田户”征收“大修税”的形式，且这一方式在此后也多次被继任者采纳，但官府并未建立章程以将此方式固定下来。在修缮工程量较小时，地方官调拨公帑乃至“捐俸”仍为一重要资金来源。综上所述，明代莆田地方官积极参与木兰陂大修事务，但与灌区内乡绅缺乏沟通，且未建立完善的资金筹集管理制度，官府与民众在木兰陂管理中尚为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

由分析表4可知，清代莆田地方官对木兰陂大修工程更为重视，并建立起官府与乡绅群体在木兰陂管理事务中的合作机制。首先，清代地方官在主持木兰陂大修时，一般与乡绅共同组建临时性管理组织，由地方官或其亲信担任总负责人，而由乡绅担任收纳、监工等具体事务的负责人，如雍正年间兴化府知府苏昌臣主持木兰陂大修，“单骑视工”“集绅士三老，议出司收纳四人，监收二人，监匠与工九人，物料二人，出入登记二人，支给具领赴库”[10]297。这种临时性管理组织由地方官全权掌控，乡绅协助地方官完成具体修缮任务，官民各司其职，提高了修缮工作效率。其次，清代木兰陂大修资金来源以民间筹集为主，民间筹集仍以“按亩摊派”为原则，而这一时期莆田地方官为提高资金征收效率，制定了修缮资金摊派制度，即改明代摊派时“主佃均输”为“主输八，佃输二”，并约定在大修时，承担其他农田水利修缮任务的村庄可以“免输”[6]644-645，减轻了灌区内居民的负担。最后，清代地方官主持木兰陂大修，除修缮工程本身外，还对工程周边祭祀庙宇进行修葺，如顺治年间知府朱国藩、康熙年间知府沈廷标、乾隆年间知府陈玉友与知县王文昭主持木兰陂大修，均在完工后以“余资”翻新祭祀李宏的“协应庙”[10]228。作为北宋水利建设先贤，李宏的事迹在宋代至清代数百年中在木兰陂周边乡村传颂，成为地方性“水神”。地方官这一举措获得了木兰陂周边乡绅民众的好感，减少了官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结合上文可以看出清代莆田地方官在木兰陂管理中建立起官民合作机制，并在施工组织、资金筹集等方面制定出较为完备的规章，使木兰陂管理中的“官民合办”形成制度。

三、水利共同体与“官民合办”的农田水利管理模式

“水利共同體”概念于20世纪50年代由日本学者丰岛静英提出，他试图运用这一工具来解决清末民国时期山西、绥远等地民间水利事业发展问题。根据丰岛静英的论述，“水利共同体”是一个以灌溉设施为共同财产，根据组织成员拥有土地数额来合理分配灌溉水资源，并根据成员获得水资源份额来分摊相应管理费用及建设任务的区域性水利管理组织。在这一组织内部，成员所拥有田地总量、用水总量及其分摊夫役费用是紧密相关的[11]。明清莆田境内的官办农田水利由民间组织负责管理，管理组织基于“用水集团”成立，用水集团成员在享受灌溉水资源使用权的同时，也需要承担农田水利修缮义务，集团内部成员在享受用水权力与承担义务两个方面形成统一，故而这一类管理组织具备水利共同体的特征。这一特征与明清莆田官民合办的农田水利管理模式的形成不无关系。

水利共同体的维系有赖于工程灌溉空间范围的稳定。根据表5可以看出，明清莆田各官办农田水利灌溉基本单位是村落，这些村落分属于不同里甲组织，但均分布在引水渠系周边。根据明代所修《兴化府志》、清代所修《莆田县志》以及民国《莆田县志》记载情况来看，各工程在明清时期虽屡次修缮，但均未开凿新渠道，各工程灌区范围并无变动，这为沿渠各村用水协作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但沿渠各村分属于不同里甲，用水方式各异，利益诉求有别，跨村落用水协作乃至于“用水集团”的形成，需要统一灌区内成员用水习惯。

明清莆田各官办农田水利受益区域内村落，采取在渠圳两岸修建涵、坝等设施的方式从沟渠中引水灌溉，如太平陂上圳设涵27口，下圳设坝10座[6]254-259;南安陂上圳设涵4口，下圳设涵5口[6]269-274。各村为实现灌溉水资源公平分配，协商制定出若干规章制度，并予以遵守，如太平陂上圳各村约定各涵引水口径圆在一寸二分至三寸三分之间;下圳各坝商定“夜间闭板，蓄水溉田;天明启之，下溉梧塘、漏头田”;南安陂上下圳各村议定各涵引水口宽度在一寸至一尺二寸之间，高度在一尺五寸至一尺八寸之间，均表明用水各村根据灌溉区域用水量，能够协商制定有约束力的用水量分配标准。

在确立跨村落用水制度的基础上，沿渠各村又组建了跨村落工程修缮管理组织，并统一灌区成员“用水资格”与“修缮义务”。这种管理组织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由工程受益区域内豪绅领导，以各村用水户作为普通成员参与用水与工程修缮管理的组织，前述明天顺年间乡绅方逵组建的使华陂管理组织即为此类型。其二是南安陂、太平陂的用水与工程管理组织，这种管理组织以“甲”为基本的用水与管理单位。需要注意此处“甲”并非乡村基本行政单位，而是“用水集团”成员的基本单位，即使用同一座或数座“涵”“坝”灌溉的村落共同体。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太平陂灌溉区域内村落被编成“上圳十三甲”与“下圳八甲”[6]261。同一时期南安陂灌区内“十五乡各举一甲首，亩岁出谷一斤备修。”[8]37a明清莆田各官办农田水利灌区内出现这种具备用水与修缮双重职能的组织，表明这一时期各灌区跨村落用水协作已经建立，同时也表明各工程“用水集团”的形成。各用水集团及其管理组织代替官府履行各官办农田水利管理职能，使各工程“民办化”程度加深。

尽管莆田境内各官办农田水利用水集团及其组织具备水利共同体的特征，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水利共同体。这是由于用水集团仅掌握各工程的使用权，其履行修缮各工程职责的行为属于对“用水权”的维护，各官办农田水利仍为官府财产。所有权的缺失导致各“用水集团”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水利共同体。在此情况下，用水集团内部成员往往不愿在履行水利管理职责方面投入过多精力。每当工程修缮任务量超出成员可以承受的范围，用水集团就不得不寻求官府介入农田水利管理事务。清雍正五年(1727)，南安陂圳道圯裂，此前“甲首侵牟，致废公事”，并未履行修缮义务，兴化知府沈起元敦促十五甲按例修治[8]36b。此后乾隆十二年(1747)，太平陂上圳上游数甲“塌坏不修”，致使“水尾涓滴不沾”，次年莆田知县王文昭敦促各甲“循例各修”[8]34b。在各官办农田水利“用水集团”内部成员的用水权利與修缮义务之间出现脱节倾向时官府介入水利管理能够阻止情况恶化，进而防止“用水集团”解体。这表明尽管“用水集团”作为不完全的水利共同体能够履行一定农田水利管理职责，但官府介入官办农田水利管理仍有其必要性，故而明清莆田官办农田水利管理中的“官民合办”也就有存在的可能。

与官办农田水利管理情况不同，宋代至明代负责木兰陂管理的“陂司”符合“完全的水利共同体”定义。木兰陂作为民办农田水利，属于灌区内民众的共有财产，其所有权在民而不在官。如前文所述，灌区内乡绅“十四姓”代表受益民众行使木兰陂日常管理权利;逢木兰陂大修时，“陂正副”从“陂司财谷”中支取财物，购置物料，雇佣匠人，发动灌区内民众参与施工，这是灌区内民众承担水利管理义务主要形式。同时也应注意到，“陂田”属于管理组织内部成员的共有财产，由灌区内民众耕种并缴纳租谷，租谷则成为“陂司财谷”的一部分，专用于修陂[12]，故而灌区内受益民众佃种陂田时也变相承担了修缮义务。据此，明代以前木兰陂陂司履行其管理职责，使得以陂司为核心的灌区用水集团内部成员用水权益与修缮义务形成统一，无需官府介入即可实现对木兰陂的有效管理。

当某一集团由同质性成员构成时，集团内部成员会因利益趋同而表现出封闭的、对异质性个人或群体采取排他性策略的特征[13]。就水利共同体而言，工程灌溉区域范围扩大，外部用水成员进入，均会扰乱原有的用水秩序，破坏共同体存在的基础。明代以前，木兰陂灌溉区域范围曾经历2次扩张。其一是元代兴化路总管郭朶儿、张仲仪开万金陡门，使木兰陂水北注，灌溉木兰溪以北区域，以解决该地区居民灌溉用水不足的问题[14]。其二是元代至明初木兰溪入海口两岸大规模围垦，“元季，以势力堘东张、澄口”[1]279，“海民又于堤外海地开为埭田，渐开渐广，有一埭、二埭、三埭之名”[15]。新垦埭田灌溉用水需求量大，但又无专门灌溉设施，故而“海民”或于木兰陂引水渠下游私设涵洞，或将渠岸凿开，使水漫流。灌溉区域扩张侵犯了“用水集团”的利益，遭到其抵制。但在灌溉区域扩大，新成员参与用水的情况下，即便用水集团能够利用官府支持恢复工程原有的管理状态，也无法统一新旧成员的用水习惯。灌区内用水协作的消失，导致成员用水权利与修缮义务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最终导致以陂司为中心的木兰陂水利共同体解体。

进入明代以后，木兰陂灌溉区域进一步扩大，涵盖木兰溪两岸272座村落，受益面积基本覆盖兴化平原。明清莆田地方官也能认识到木兰陂在莆田农田水利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木兰陂，水之源也，东角、遮浪诸长堤水之委也，洋城、东山、林墩、芦浦四陡门水之操纵也。”[1]276因此官府在原有“用水集团”解体后承担了管理木兰陂职责。但明清莆田地方政府并无农田水利方面的组织与财政设置，故而对民间力量在木兰陂水利事业中的参与比较倚重。如第二章所述，明清莆田地方官在进行木兰陂大修时，多采取“按亩摊派”的形式向灌区内民众征收修缮资金，“明天顺甲申，始验田输粟;弘治壬子陂坏，输田亩所入庀工，遂为定制。”[6]644这似乎表明灌区内成员用水权益与修缮义务再次获得统一，但新的“用水集团”却并未能形成。

明清时期木兰溪南北两岸、内陆与沿海地区仍存在用水习惯的差异，且各处居民并未享受平等的用水权益。南北洋分木兰陂水“以三七为则，南得七分，北得三分”在北洋用水区域更为广泛的情况下这种分配方式有失公平。而沿海与内陆军民之间的用水矛盾则更为尖锐，“自东山至宁海，自宁海至木兰，私陡门凡几处，私木涵凡几口，昼夜不息，旱潦不休”[6]675。难以想象能够在这一内部用水习惯差异严重的区域内建立大范围用水协作。相比用水集团内部协作，“官民合作”的机制在明清时期木兰陂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官民合办”对于在明清时期实现木兰陂有效管理，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

四、结 语

明清莆田农田水利管理中官民合办模式的出现，与各工程灌区内用水集团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各官办工程灌区内成员在长期农业生产与用水协作中达成用水习惯的统一，使用水集团及其组织建立成为可能。尽管用水集团能够承担管理官办农田水利职责，但工程所有权的缺失表明各集团内部分成员在水利劳动中往往不愿投入过多精力，故而官府的协助与监督仍有一定必要性。同一时期民办农田水利木兰陂灌区内用水集团解体，官府介入到木兰陂管理中，掌握大修工程主导权，但乡绅群体仍能通过承担具体管理任务来对木兰陂管理施加影响，“官民合作”取代用水集团内部协作，成为木兰陂管理的主导模式。

以往学界对“水利共同体解体”问题往往从地权与水权的角度解释，即“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造成原有水利设施的荒废，导致地、夫、费、水的分离”[16]。事实上单一农田水利引水总量固定不变，当用水区域扩大、外部成员分享水权的情况出现时必然会损害共同体成员的利益，导致成员用水权益与承担义务之间脱节，进而会瓦解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在工程灌区扩大的基础上，仅依靠村落间的协调是无法在具备不同用水习惯的区域之间寻求到利益一致的，故而民办农田水利灌区内的共同体解体，往往也会带来官府介入管理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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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彦超 惠富平

北魏农田水利建设分析论文 篇2：

隋唐人物小传

很多史书说他起兵纵横天下，创建唐朝(618—907年)，是承接其祖其父的余绪，是仗圣子贤臣的谋划，是运当其时而非有志。比较他与隋文帝，两人的命运恰好相反：隋文帝坐天下三十多年便被一个败家子也就是隋炀帝断送了，他则靠一个好儿子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将王朝延续了近三百年。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再多也只是一种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再少也是一种说法)，说他是被贬低了。他之所以被贬低，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被夹在了两个突出的人物之间，前面是坏蛋隋炀帝，后面是完人唐太宗，所以他的建唐之功也就被这两个人物自然而然掩盖了。实际上，起兵时，他虽已经年过五十却是不失壮志雄心，而且极其精明能干。

首先，他很明了形势，知道隋朝再也无力镇压全国蜂起的义军，精心策划了太原起事，并借突厥(中国古代民族)、瓦岗(起义军)之力阻击其他反隋之兵，他才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倡言应该“废昏立明”，扛着拥隋的鲜明旗号，挟天子，令诸侯，行禅让而代隋。二是取得长安之后，各个击破，歼灭群雄，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两手双管齐下，他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氐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最后终于统一天下。三是善于正确料敌，如对突厥，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由此可见他的知敌，结果自然百战不殆。四是建军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因为需要，他组建了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统一的指挥体制。为了提高战斗力，他又“各因部校，序其统属”，恢复隋之府兵制，分关中(今河南灵宝以西及陕甘川宁部分地区)为十二道，置十二军，不分贵贱，论功行赏，调动了各军捕捉战机多立战功的积极性。王夫之认为：“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这一看法是中肯的。

李渊，字叔德(566—635年)，祖籍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洮)，一说赵郡(今河北赵县)。凉武昭王李嚣七代孙。祖李虎为西魏左仆射(左丞相)，北周时追封唐国公。父李晒，北周时任安州(今属河北)总管(地方军政首长)、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渊生于长安，七岁便袭爵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真率，宽仁容众，无论贵贱，咸得欢心。隋文帝受禅后，他补千牛备身职(此职北魏才设立，千牛是刀名，千牛备身也就是掌执御刀的朝官)。隋文帝之独孤皇后本是渊的亲姨母，因此渊特见亲密，历任谯(今属安徽)、陇(今属陕西)、岐(今属陕西)等三州刺史(地方军政首长)，后又任荣阳、楼烦(今属山西)二郡太守(地方军政首长)、殿内少监、卫尉少卿(掌管宫廷卫士)，兼领关右(古人以西为右，亦称关右，指陕西潼关以西地区)诸军事、晓卫将军、太原留守(军政首长)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今甘肃东南部)的薛仁杲、南犯河东(今山西、河北西北一带)的刘武周、据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和丹阳(今属江苏)的辅公柘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其二子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政变中，李世民杀了其兄李建成和其弟李元吉，逼李渊立自己为太子。不久，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即唐太宗。李渊在度过一段闲散失意的生活之后，卒于贞观九年(635年)，庙号高祖。若是早知如此结局，他还会太原起兵吗?还会生三个儿子吗?想来还是生一个好。

李世民

要写他可有得写，写几本都写不完，写好多也写不完。从古至今，历史上，写他的书已不少。他的确是唐代的贤君，也是唐代的大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唐朝，有也难得那么绵长。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少见的真英雄。

一般来说，他的特色以及他的丰功伟绩，大都这样归纳如下：一、不拘一格地礼遇人才。曾经五次颁诏求贤，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人数，叫“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二、充分认识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的道理，从谏如流。三、特别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四、不独断专行，初步确立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三权分立，互相监督(隋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同为中央行政总汇，一般来说，由中书省决定政策，通过门下省审核，经皇帝批准，然后交尚书省执行)。五、人命至重，不妄杀，规定死刑三复奏(外地五复奏)，批准之后方可行刑。六、武功之盛，除高丽(朝鲜古国)战争未胜之外，全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七、气吞万里，“天可汗”(万王之王)，其经典之举是他单骑吓退突厥(中国古代民族)十万精骑。八、胸怀天下的外交政策使得四海以唐为荣，现在海外的唐人街亦可说是那时繁荣所投射的一个光影。九、工书法、富文词，推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十、倡廉政，讲节俭，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十一、新兴了许多商业城市，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与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成了世界的大都会。十二、支持玄奘西游取经，打通维护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文化经济得到进一步的交流。要写还可写下去，不知会要写到几十，甚至上百也可能的，借用今日的流行语，我想可以这样说：他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书法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的杰出人物。至于他的缺点不足，史书多的则是恕词，比如刘晌的《旧唐书》说他虽然失爱于昆弟(为夺王位杀兄杀弟)，失教于诸子(亦曾贬杀三子一弟)，却又以舜不能仁四凶、尧不能训丹朱为之解脱。而欧阳修的《新唐书》虽也批评他“好大喜功，勤兵于远”，却也与《旧唐书》一个样定他为贤能的英明君主。当然，也有一些异议，比如《资治通鉴》所载，建成、元吉想杀他，只是想假父亲之手，而他要杀建成、元吉，则将其父不放眼中，于玄武门杀了就是，而且杀的是储君。依照法理，他这犯的实可谓是弥天大罪，何况他的这种行为还不能以平时说的“谋大事者不拘小节”来论之，因为他的这种袭杀只是国家太平之时兄弟争权夺位而已。想必当时的唐高祖也已无法论其是非，只能将位传他了事。后来，

他当皇帝之后，三子一弟又遭贬杀，实在令人为之叹息。所以，史书上有人说，太宗这个人，为人臣则思叛其君，为人子则势逼其父，为人兄则屠杀手足，为人父则失教于子，只有为天下之君时，便堪称是贤能了。他是为大国而生的，不是为家族而生的。

据史，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太宗病痢，一天比一天厉害，太子李治昼夜侍候，不离左右。他对太子说，：“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病危，召长孙无忌、褚遂良人殿，嘱善辅太子，并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勿忧天下。”说罢，驾崩，年满五十(599---649年)。太子即位，是为高宗(李治，628--683年)。

刘文静和裴寂

刘文静在反隋之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后来自己竟然会因为裴寂而家破人亡，而且是被李渊所杀。

刘文静，字肇仁(568--619年)，自云彭城人(今江苏徐州)，世居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袭父仪同三司(虽非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但给予其相同的礼节待遇)。隋末，为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令(县官，大县设令，小县设长)，与晋阳宫副监(管理宫殿事务的副职)裴寂友好。裴寂，字玄真，(569---629年)，蒲州桑泉人(今山西临猗)。父瑜，曾任绛州(今属山西)刺史(地方军政首长)，属当时河东望族裴家“西眷裴”一支。寂少孤，父早逝，家道中落，为诸兄之所鞠养。年十四，补州主簿(负责处理文书事务)。后为齐州(今山东济南)司户(负责户籍财政税收)，历侍御史(掌监察事务)、驾部承务郎(负责皇上的座驾粮草等事务)、晋阳宫副监。某夜，二人同宿，寂见城上烽火，仰天叹日：“卑贱之极，家道屡空，又属乱离，当何取济?”文静笑日：“世途若此，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于卑贱?”此时二人所说的卑贱当然是相对他俩心中所期盼的富贵而言。后来，二人反隋兴唐，紧紧追随李渊父子，同为大唐开国元勋，一个拜仆射(尚书省大臣，相当于副丞相，从二品)，一个拜纳言(门下省大臣，负责皇上身边事务，正三品)，裴寂位在文静之上。文静不服，认为自己的才智功劳绝对都在裴寂之上。因此，每逢朝廷议事，寂的意见以为是的，文静必然而非之，由是二人有了嫌隙。一次，文静与其弟散骑侍郎(皇上近侍，职掌奏事)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击柱，日：“必当斩裴寂耳!”而其弟家那段时间恰有妖人怪影异事，文起忧之，遂召巫者于星下，披发衔刀，行法驱邪。文静恰有爱妾失宠，即将文静所怀怨望以及文起驱妖之事泄漏其兄，其兄立即上奏朝廷。李渊即将文静查办，并派裴寂、萧璃审问。文静答日：“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辅佐官，掌军事)，计与长史(寂当时所任，亦为辅佐官，总管杂务)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李渊谓群臣日：“文静此言，反明白矣。”而李纲、萧璃皆明其非反。世民(当时的秦王后来的太宗)也说义旗初起之时，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所以文静才有觖望，并非谋反。而高祖则素忌文静，裴寂又在一旁劝说：“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勃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李渊听罢其言，遂杀文静、文起，并抄没其家。文静临刑，抚膺叹曰：“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时年五十二。秦王继位，号为太宗，复其官爵，以其儿子树义袭封，并将公主许配其子，可是树义却与其兄依旧怨恨父亲被戮，一同谋反，后伏诛。文静初为纳言时，因有太原元谋之功，与秦王世民及裴寂皆蒙恕二死，结果文静一死未蒙恕(据史，裴寂应五死，皆得免)，还赔上了一个弟弟，连累了后来的两个儿子，真是不幸之极。文静之死虽可如史书评价的那样是他比功争位所致，但究其里却是高祖与太宗的暗中较力。太原举兵反隋之后，文静更近秦王世民，而寂则为高祖亲信。文静与寂比功之时，秦王也正与兄争位，李渊对此日夜忧惧，自然也就迁怒他了。

风云初合，共竭智力。势利既分，遽变仇敌。自古以来的政治多的就是这样的风景。

长孙无忌

西汉皇帝绘功臣像于麒麟阁，东汉皇帝绘功臣像于云台，唐太宗李世民建凌烟阁也是仿照两汉的做法，将唐初的文武功臣二十四人一一标榜，而他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内兄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字辅机(?一659年)，洛南人--(今河南洛阳)。其祖先世乃鲜卑拓跋氏，属于北魏皇族支系，后来因为宗室之长，改为长孙氏。祖父长孙光在北周开府仪同三司(古代高官自选僚属开设府署，称为开府。仪同三司乃比照三公即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开府置官)。父晟，任隋右骁骑卫将军(隋为府兵制，设十二卫，每卫又分为左右卫，皆有统率之将军)。无忌身为贵戚子弟，好学不倦，博通文史，有筹略，太宗的文德皇后是他的妹妹。无忌年少时便与太宗很友好。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无忌任渭北(又称北原，指今陕西渭河以北的黄土台原区，为关中平原的组成部分)行军典签(负责处理军中文书)，自此常从太宗征讨，累功授比部郎中(掌查核审计财政簿籍，属于刑部)，封上党公。这时的无忌无论军政都只能够说是一般。

唐朝建立后，武德九年(626年)，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因为忌惧李世民的威望，想谋害他。无忌主张先发制人，诛杀二人。李世民令他密诏房玄龄、杜如晦等共谋计策。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等九人进入玄武门，讨平建成和元吉。李世民由秦王升任太子，无忌任太子左庶子(太子的重要参谋幕僚)。在李世民争位的兵变中，无忌称得上首功之人。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政变开始后，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李世民临死之前仍不忘其佐命之功：“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李世民即皇位，迁他为左武侯大将军(功勋称号)。贞观元年(627年)，转任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封勋等事务，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进封齐国公。太宗因他是佐命元勋，又为外戚，礼遇特隆，旋又拜尚书右仆射(太宗时以仆射行宰相事)。无忌深以盈满为戒，恳辞再三，皇后也为其请辞。太宗无奈，乃授他开府仪同三司，解除其尚书右仆射职务。七年(633年)十月，他又坚辞，太宗不许，并说是以才行为主。后又改封为赵国公，再拜为司徒(司徒、太尉和司空是唐朝的最高官衔，正一品，乃地位很高的大臣的加官)。晋王李洽得立为太子，全靠他一手促成，因此又授为太子太师(太师、太傅和太保也是唐朝的最高官衔，正一品，属于地位很高的大臣的加官)。太宗当面论其得失，说：“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太宗病危，召其及中书令(行宰相事)褚遂良，令其二人受诏辅政。

高宗(李治，628--683年)即位，拜无忌为太尉兼扬州(今属江苏)都督(地方军政首长)，

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如故，他则固辞知尚书省事。永徽二年(651年)监修国史。六年(655年)，高宗欲立昭仪武氏(武则天)为皇后，无忌屡言不可。高宗不从其言，立武氏。武氏痛恨无忌，唆使中书令许敬宗诬告李巢、无忌谋反，高宗不忍究问，而许敬宗力言非办不可，于是免去无忌官爵，流放黔州(辖境相当于今重庆及贵州的部分地区)。许敬宗又遣人到黔州逼问反状，迫其自缢而死，并抄其家。　无忌先前竭尽全力要立高宗为太子就是因他仁弱听话，可是恰恰就是这点反将自己置于死地。无忌的冤死虽然悲惨却又似乎难以避免，因为新的利益集团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许敬宗不过是禀承武氏的意旨将他这块拦路石搬到一边就是了，就像先前他对别人一样。

房玄龄

写到房玄龄，难免不想到醋坛子，难免不想到房夫人。据说，在那贞观年间(627--649年)，他虽然是位居宰相，却是因为惧内出名。他的衣食，他的住行，只能由他夫人料理，别人插手万万不行(由此亦可见其夫人是如何地关爱他了)。

一日，太宗举办宴会，酒足了，饭饱了，玄龄经不住同僚挑逗，麻起胆子吹了几句他可不怕老婆的牛皮。太宗一听，乘着酒兴，赐了两个美人给他。玄龄酒醒，想到妻子，愁得不知如何才好。幸亏尉迟敬德仗义，给他打气，为他壮胆，说：老婆再凶也不能动当今皇上赐你的美人。玄龄这才颤颤兢兢将俩美人领回了家。不料，前脚刚跨进门，雷霆就在头上炸响，鸡毛掸子飞了过来，玄龄立即转过屁股，将俩美人送出相府。此事，太宗知道了，就想帮帮他，压压宰相夫人的横气，宣召夫妻二人问罪。房夫人也知祸不小，只好勉勉强强地随着玄龄见太宗。太宗一见她来了，马上指着两位美女和一大坛“毒酒”说：“看在爱卿的功劳上，朕也不打算按规矩，追究你的违旨之罪。你的面前，路有两条，你可随心随意选择。一条是领回朕赐的二位美人和和美美过日子，一条是喝了面前的这坛‘毒酒’省得再妒嫉旁人了。”玄龄知道夫人性烈，连忙跪在地上求情。太宗怒道：“卿身为当朝宰相，违旨抗命，还敢多言!”房夫人见事已至此，看看两位美女的容颜，知道自己年老色衰，一旦二美进了府，难免迟早会违旨，与其明日受气而死，不如喝了这坛“毒酒”，死得舒服，来得痛快。于是，不待太宗再催，上前一步，举起坛子，咕噜咕噜，一坛“毒酒”一口气就喝光了。玄龄急得老泪纵横，抱着夫人放声大哭，众大臣却放声大笑。原来那个坛子里装的并非什么毒酒，只是一坛晋阳食醋。太宗也笑，叹口气说：“莫怨朕用法子逼你，你的妒心也太大了。不过，念你甘愿一死依旧如此霸着丈夫，朕就收回成命算了。”房夫人也料不到自己冒死喝“毒酒”竟会有个这样的结果。房玄龄也破涕为笑。从此，“吃醋”这个词便在民间传开了。

这当然是一则笑话，房玄龄的简介如下：

房玄龄，字乔松(579--648年)，齐州临淄人(今山东淄博)，隋末大乱，李氏父子率兵入关，于渭北投李世民。贞观前，他用心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贞观中，他更竭力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二十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修订，调整中央政府机构，恪守职责而不居功。李世民称赞他“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他的建功立业的事迹也被后世文人传颂，最有名的是李贺那首题为《南园》的小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写到这里忽又想到柳宗元写玄龄的模样：房玄龄幼稚时，王通说其文，谓：“此细眼奴，非立忠志，则为乱贼……”凌烟阁上的房玄龄，眼睛是大还是小?但愿不像某类画像，个个目光炯炯才好。

作者：周实 李渊

北魏农田水利建设分析论文 篇3：

李冰对中国统一事业的贡献

摘 要：秦蜀守李冰到蜀地就大搞水利建设，目的就是为秦的统一战略进行铺垫、准备。都江堰在“溉浸”目标上大放异彩，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农业发展的巨大效益，让成都平原超越关中成为“天府之国”。这个大粮仓在秦的统一、刘邦的重新统一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也是李冰为中国统一事业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李冰;都江堰;大粮仓;秦的统一;刘邦重新统一;作出贡献

众所周知，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并自称“始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秦的统一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所以，明代思想家李贽誉秦始皇为“千古一帝”。[1]东汉《风俗通义》记载：“秦昭王听田贵之议，以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造兴田万顷以上。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为李冰)立其祠也。”[2]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专为蜀郡郡守李冰立祠以为纪念，为什么?因为“得其利，以并天下”。即是说，在秦始皇推行统一天下的战略过程中，李冰有着莫大的功劳;或者说，李冰为中国的统一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关于秦王朝统一战略的争论

原本仅是边僻弱国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在战国时代突然脱颖而出，先是成为“七雄”之一，然后又成为“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于是统一中原即被提上议事日程。如何完成统一?在秦惠文王时代(公元前337—前311年)，秦国君臣就统一戰略展开了争论。

《战国策·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记载：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3]

《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记载：

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4]

秦惠文王为什么要采纳司马错的意见，不是直接出中原伐韩国，而是迂回战略，先灭巴蜀，再攻中原之楚国?这样制定战略部署，有两个原因：一是巴蜀之地太“富饶”，得“其地”“其财”，不仅可以以“广国”，还可以解决统一全国战略中必然耗资巨大的“军用”问题;二是可“浮大舶船”，从夔门顺江而下，依靠地理优势而“得楚”。从军事角度考虑，司马错所提出的先灭巴蜀有利于实施秦的统一战略的重要性的两个理由确实很充分。从后来的实践来看，也证明蜀地对秦的统一战略非常重要。

关于蜀地的富饶，在当时，并不仅仅是司马错一个人的认识，“佩六国相印”的苏秦也有此看法。《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记载：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5]

综上，司马错关于先出兵巴蜀的战略分析无疑是正确的。

在秦惠文王后期(公元前324—前311年)，兵强马壮的秦国正式开始实施统一战略。按照秦惠文王的战略谋划，公元前316年，“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秦国就完成了对巴蜀的征服，之后即开始了顺江而下对楚地的征伐。《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

二、李冰为统一战略进行铺垫

秦在征服巴蜀后，即抓紧进行战略后方建设，于是在蜀地设立郡县，移秦民入蜀，将此地纳入秦国所实行的中原管理体制和文化范畴，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秩序。

因为秦国认识到蜀地在秦的统一战略中很重要的地位，而蜀地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陆路交通比较困难，于是大力发展航运，力求使水路交通通畅、方便，能尽快运送军队和物资，从而实现顺江而下，“浮大舶船以东向楚”的战略目的。为满足这种军事战略的需要，“知天文地理”的李冰被秦国统治者任命为蜀守。李冰果然不负秦国统治者的期望。他在大禹、开明对蜀地水患治理的基础上，认真设计，精心建造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史记·河渠书》对此有记载：

蜀守(李)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舟行，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6]

《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记载：

周灭后，秦孝文王(按：当为昭襄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历史的发展经常喜欢给人开玩笑：修建都江堰目的明明是军事需要——因为要运送军队、运输物资;至于农业灌溉，那是“有余”才能进行。可是，历史的发展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都江堰在它的次要目标即“溉浸”方面上大放异彩，远远超过了它在军事方面发挥的作用。

原先，成都平原上的农田并不太多，而且大多数都是广种薄收。都江堰修建后，“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7]，浩瀚的岷江水通过支渠、网渠引入田间，成都平原立即掀起了开垦农田的热潮。很快，获得岷江浸活的田亩遽然超过了一百万亩。居住在成都平原上的蜀人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每到秋收，丰收的喜悦漫溢到每一爿村庄。农业发展的巨大效益，竟然让成都平原超越关中这个传统的“天下粮仓”而一跃成为了“天府之国”。

对李冰修建都江堰的“溉浸”功绩，后人多有赞誉，如：

东汉崔寔《政论》说：“蜀郡李冰凿离碓，通二江，益部至今赖之。”

晋人左思《蜀都赋》说：“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稉稻莫莫。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滮池而为陆泽。”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说：“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

唐人虞世南《北堂书钞》说：“秦昭王得田广之议，伐蜀都。平之后，命李冰为守，开成都两江，兴迪溉田万顷以上。到秋收，阅数千百里。而水有神，藉为民害。冰遂刺杀江神，无复水旱之灾，岁常丰熟。”

……

三、秦的统一与秦始皇对李冰的感谢

虽然最后完成秦统一全国战略的是秦始皇(公元前247年—前210年在位)，但早在秦惠文王时期，兵强马壮的秦国就正式开始实施了统一战略。司马错征伐巴蜀、李冰任蜀守，都是在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时期决定的。

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出了个了不起的的军事家白起。他熟知兵法，善于用兵。因为他与辅佐秦昭襄王上位的秦宣太后和穰侯魏冉的关系很好，所以受到秦昭襄王信任，屡立战功。公元前293年，白起在伊阙击败韩魏联军24万，韩魏从此失去了单独抗秦的实力;前284年，秦参与燕将乐毅组织的五国联军，将秦国最大的对手齐国打垮，从此秦国一家独大;前278年，白起率军攻楚，破楚都鄢郢，楚失半壁江山，从此只能苟延残喘;前260年，白起在长平击败赵将赵括，杀赵军40万，赵国元气大伤，再也不能抵挡秦国的统一步伐。白起担任秦军主将30多年，攻城70余座，为秦国统一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封为武安君。但他功高震主，得罪应侯范雎，接连遭贬官。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他被赐死于杜邮。

或者就是因为名将白起之死，秦再次调整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李冰受命为蜀守，建都江堰，穿成都二江，又准备从夔门顺江而下伐楚。

到了秦始皇时期，军工业发达的秦，在武器质量上有了飞跃。秦弩、秦箭等的技术含量在当时是极高的。20世纪70年代与兵马俑同时出土的秦代武器，均是完整的，2000多年都未氧化。[8]研究显示，秦地的弩箭已经放弃了传统的箭头，采用能将风力影响降低到最小的三菱箭头;并且，所有的武器都是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秦軍用的都是青铜武器。其时秦已经掌握了铜与锡的黄金比例，其青铜武器已然成为世界的巅峰之作，已经无法再继续改良了。那时虽已出现了冶铁但其技术尚不成熟。青铜兵器仍是军械主流。

强大的武器，加之强悍的战车、战马，秦国一统天下的力量，势不可挡。秦王嬴政再次放弃了通过水路从夔门出兵的迂回战略;因为这对已经具备强大军事力量的秦来说，其统一战争的步伐实嫌太慢。

与此相应，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征战中，李冰以其所建都江堰亦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自从有了都江堰，秦国就在蜀郡获得了继关中平原后的又一个大粮仓，这便为秦始皇实现天下一统的宏图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所以，在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想到巴蜀的贡献，必然思念李冰的功绩，于是决定为李冰立祠祭祀。[9]秦始皇是非常重视经济发展的，他曾经为以丹砂“擅其利数世”的巴地寡妇清筑女怀清台。[10]而李冰，在发展巴蜀的经济生产方面显然更胜一筹。

感激李冰使蜀地生产大发展的当然不仅是秦始皇，还有普通百姓。从秦始皇为李冰立祠开始，老百姓为李冰建祠的活动就没有停止过，著名的有南齐时期的崇德庙(今二王庙)。我国人民自古就有崇拜英雄、崇尚杰出人物的优良传统。为李冰立祠，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直接体现。

四、刘邦依靠巴蜀之地重新统一中国

秦朝后来的暴政让天下大乱。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刘邦以李冰治水后的富饶的巴蜀为基地，战胜项羽，重新统一中国，恢复中央集权。在总结他的成功原因时，他重点提到了三个人：“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11]这里提到的萧何，史称“萧相国”，是辅佐刘邦起义最重要人物之一。诚如刘邦所说，萧何最重要的才能及贡献就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

当项羽火烧咸阳，荼毒关中，刘邦被分配到偏僻的巴蜀、汉中之地，正不知所措之时，萧何所极力推荐的韩信出来为刘邦打气，说：“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12]这样便为刘邦的下一步部署，指明了方向。

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留萧何坐镇巴蜀、关中，收巴蜀租，安抚百姓，大力发展生产，并对百姓施以恩惠，稳定社会，为刘邦建立起巩固的后方。

其初时，作为汉王的刘邦，还抱着“天府”在关中的老框框，赖在南郑不肯到成都;是萧何有远见卓识，看准了成都平原这个大粮仓，主动到成都来驻守。仅仅一年多，他就给刘邦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军粮，为成就西汉帝国提供了坚强的物质支持。对此，史书记载说：“汉王引兵东定三秦，(萧)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13]

刘邦在前线数次惨败，全靠萧何不断地从巴蜀向前线补充士卒粮饷，以强力支援作战，使困境中的刘邦得以重新振作，多次转危为安。由于连年战争，到公元前203年，项羽由于缺乏像萧何这样能坚持不断向前线补充士卒粮饷的能臣，而陷入兵尽粮绝的境地。刘邦一方则兵强粮多，越战越强，终于逼得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刘邦的胜利，与萧何在巴蜀后方的作用、贡献是分不开的。

所以，在刘邦取得胜利后的论功行赏时，关内侯鄂君正确地指出：“夫上(刘邦)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并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14]

總之，刘邦是依靠巴蜀之地才继嬴秦之后重新统一中国的，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15]倘再追根溯源，则当归功于李冰治蜀。李冰对中国的统一事业，确实有大贡献。

注释：

[1](明)李贽：《藏书》之《世纪列传总目》，中华书局1959年版。

[2][9](汉)应劭：《风俗通义》佚文，见于(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十四，清光绪万卷堂刻书。

[3]《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战国策》卷三《秦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苏秦始将连横》，《战国策》卷三《秦策一》。

[6][7](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8]参见《秦始皇陵兵马俑三十年未解之谜 》，中国网2015年8月24日。

[10]参见(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11](汉)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12](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13][14](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

[15](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作者：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

作者：李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