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历史遗留

第1篇：证明历史遗留

走进历史遗留的辉煌

古希腊哲人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个拥有五千余年文明传承而不曾中断的民族。悠久的历史赋予中华民族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它们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焦点》风土中国，努力为读者绘一轴华夏文化的历史画卷，展示她风土民俗变迁的轨迹，和她折射出的活力与和谐。她孕育着“天地有大美”的魅力，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和勤劳的光芒。

“天海之旅”这幅历史长卷，带您进入建筑文化长廊，让您感受到古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您领略到留存至今的历史城镇和古老村落的传统风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但愿人们能珍惜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份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

“风土影像”，努力反映华夏各民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精髓。在朴实的字里行间和丰富多彩的图片中，展示我们民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

最近《焦点》风土中国喜获“全国最优秀的杂志封面奖”的殊荣，这是封面设计者的功劳，也是杂志全体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果。获封面奖当然光荣。但内容更为重要，希望《焦点》风土中国杂志的编者们不断探索创新，努力组织优秀稿源，把这本杂志办成群众和专家都喜爱的刊物。

穿越时空的文化载体

每当我们谈起过去的文明

总是习惯于用纪念性的建筑

作为其独特的象征

正如故宫、长城、平遥古城和苏州园林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无论是规整的宫殿还是朴素的民居

一切伟大或独特的建筑

都无一例外地

投下了时代的影子

融入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

历史深邃、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独创一格。自古以来渐进的文脉历程，构成了中华建筑之伟大的文化旋律。在漫长而灿烂的历史奔流之中，无论是史前“晨曦”、秦汉“朝晖”，还是隋唐“丽日”、明清“晚霞”，作为中国文化之典型的物质载体，中国建筑的崇高意象，在东方广大而幽远的国土上，投下了磅礴而巨伟的历史与人文侧影。它映射出美丽的哲学与美学精神。它在高超的土木结构、科技成就与迷人的艺术风韵之中，铸就了时而高雅时而冷峻的理性品格和愉悦的文思境界。

远古时期，是中华建筑文化的起源。据考古发现，大约50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自然岩洞，是最早的中华初民的原始住所。然而这样的洞穴只是自然的，远古人类还远没有能力去修缮。

自然洞穴在空间上的限制促使了原始初民人工空间的创造力。著名的半坡遗址就是中国穴居文化遗址的一个代表。

而与之相对应的南方的居住文化是巢居文化，原始巢居，是上古南地沼泽地域不可避免的居住常式。在这方面，“河姆渡”建筑遗址的发掘，为中华建筑文化的考古提供了桩木筑巢建筑的典型。

历史进入先秦时代，中华建筑文化的发展犹如磅礴的日出，迅速繁荣，蔚为大观。殷周帝都是我国建筑文化最早的繁荣时代。

整座殷都是一个巨大的宫殿群，基础以夯土为主，宫殿建筑在高高的台基之上，约有现在十几米的横跨度，说明当时殷人的宫殿外形已是相当宏伟。

秦代是一个热衷于土木的时代，秦始皇嬴政拥有天下前后，秦国动辄大兴土木，尤其是秦都咸阳的宫殿建设。大名鼎鼎的阿房宫，自古叹为观止。

中华建筑文化，一向以都城之中的宫殿庙坛之类为其主角，这是王权文化与敬天祭祖的传统文化使然。然而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传入和兴盛，使得佛教建筑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重要特征。石窟又是佛教建筑中的艺术珍品，如山西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和敦煌石窟。这些石窟保存了绘画、雕刻、佛经等众多艺术，同时也是佛教文化和中华文化融合的结晶。

隋唐是中华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建筑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唐代建筑，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城市、宫殿、里坊、陵寝、塔寺与道观之类所强烈体现出来的磅礴之气。

作为中华古代最强盛的历史时代，建筑是唐代这一历史巨人屹立于东方大地的伟大身影，任何人都不怀疑它所具有的英雄史诗般的恢宏气度和不可抑制的内在激情。

任何时代的建筑，都是该时代总体文化的重要构成，又是哲学、宗教、伦理和科技文化精神的体现。历史漫步到宋代，中华建筑的文化土壤与文化背景，已有变更。

唐代是一个重情轻礼的时代，唐代的文化磅礴又豪迈，具有英伟之气，犹如英年勃发激情飞扬，或因情感遭受重创而痛心疾首，但思虑为力、文化之心的沉潜力度不足，确为事实。唐代是登峰造极的中国诗歌时代，同时却是一个哲学思想相对贫乏的时代。宋代重礼轻情，甚至可能导致“灭欲”，它比唐代显得有思想的多，所谓三学融合，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性自觉，它是社会文化思想的内省化、内圣化与深刻化的体现。总之，宋代是一个文弱而文雅的时代，其思想感情已由唐代的热烈奔放而渐渐变冷从而收敛自己，犹如从崇拜旭日而转为崇拜明月，从敢于面对蓬勃之朝阳转而遥望明寂之星空，期间禅悦之风时时掠过心头，显得宁静而沉虑。所谓“唐人饮酒，宋人品茶”。

宋代，理学的兴起与有关建筑规范的颁订，伴随着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促成中华建筑由汉唐之浑朴雄健向清丽典雅之时风的转移。明清时代，继殷周、秦汉、隋唐之后，中华建筑文化迎来了又一个高峰期。

南宋画家李嵩所绘的宫苑图，图中描绘了一组双层重檐歇山顶的大殿，围墙连廊，树木葱茏。宫殿辉煌，环境景致却具有私家园林的清新，正是南宋苑囿的一个重要特色。

宋代建筑的发展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模式化与定型化。这不但表现在建筑总体的布局与规模上，更表现在个体建筑上，不同等级的建筑，其材料的大小、材质，装饰的色彩、多少也各不相同。

明清是中华封建社会、封建文化之发展的后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既有严肃神圣的宫殿、宗庙建筑群，也有各具特色的民居特色建筑，建筑艺术趋于多样化和地域化。

紫禁城作为皇家领地，其标志性和防御性是非常强的，明清时期的北京都城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真正成熟的实例，也是最具传统性，设置最完备的实例。紫禁城更是我国现存最大，建筑保存最完好的宫城实例，在世界建筑史上同样是最具代表性的杰作。

明清两朝，尤其到了清代，民居建筑发展迅速，中国南北东西各种各样具有地域风格的民居，发展到了“烂熟”的阶段，这种天下百姓平易而亲近、温馨的家园，也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华建筑文化辉煌而趋新的一面。

皖南徽州民居具有鲜明独特的地域建筑文化特色。

儒与商的结合造就了非凡雅致的徽州民居。徽州商人在明清时期可谓是呼风唤雨，因而他们建造的宅院具有宏伟的规模和画栋雕梁的装饰也便自然而然，所以“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让这个徽商大宅聚集的地区“宛如城郭，舒足观也”。同时，固着徽商的崇文敬武，也因着这片原本就自然清雅的山水，徽州传统民居又是如此的雅致、清爽、高洁，蓝天下的绿树青山问，一湾碧水绕着粉墙黛瓦的民居，其悠然与静美的气质让人的心无法不宁静与淡然。

徽州民居木雕精美，早在明代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其木雕的重点部位，是围绕天井的楼层栏板、栏杆、檐柱、柱梁节点或叉手、驼峰以及门、窗、挂落等处，其刀法圆熟，线条流畅。

明清两朝的园林建筑尤其是江南文人园林建筑达到了很高的技术与艺术成就。苏州、杭州、扬州、南京以及上海等地，都有大批文人园林的建造，这种园林及其建筑的建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政治失意或文人为避“文网”之祸：二则由于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宋之后诗画文化的演进、影响，使得人们以构筑“城市山林”为人生快事，乐此不疲。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苏州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素来以秀丽典雅的园林艺术闻名天下，来过苏州的文人墨客不计其数，赞美苏州园林艺术的文字也不胜枚举。可以说，苏州园林的艺术价值无论在中国建筑史或在世界建筑史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作为私家园林的江南文人园，其中的一些杰出之作，园境宁静而古雅、工巧达到了“虽由人作，宛白天开”的化境程度，是中华文化的无价瑰宝，其意境之哲理美韵，是静虑与参悟无尽的精神享受。其中，文人园林的书卷气尤为葱郁。

客家圆楼是明清民居建筑中的一朵奇葩。

所谓“客家”，在西晋末年，黄河流域部分汉人因避战乱而南迁，至唐末与南宋末年，又两度南迁，遂定于赣、闽、粤东与粤北等地，被当地居民称为“客家”，意思是“客居于异的人”。闽南客家是其中一支。千百年来，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圆形土楼(圆楼)文化，可谓一枝独秀。

客家圆楼令人叹为观止。其以夯土为承重墙，可达五层之高，圆径最大者可达70米以上，俨然城堡，又有点罗马斗士场那般的意味。但圆楼是中国“仁特产”，是聚族而居的堡垒式民居。

从经济、省料角度看，采用圆形平面可节省材料并扩大居住空间。而且圆楼外侧为弧弓形，作为迎敌、拒敌的建筑立面，比直线形的墙体在力学上更为坚固。

其实，从科学角度看，闽地多风，以夏秋之际尤多暴风，圆楼较方楼对风的阻力要小。从美学角度看，圆楼还有为方楼所不具备的那种圆融的美甲外观，圆楼的抗震性能也优于方楼。

中国悠久的历史孕育出光辉灿烂的建筑文化，是中华古代文化艺术中最具独特魅力的部分，也是中国古文化、古文明的标志和象征。古建筑的存在，已远远超出了其作为建筑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它将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哲学、美学、考古学、民族学乃至旅游学等不同学科的价值集于一身，是民族文化的综合体。

正如一位著名的建筑研究专家所说：“中华建筑文化，是东方所特有的一种大地文化与大地哲学样式”。雄伟古老的中国万里长城、举世闻名的明清北京紫禁城、意境宁静深邃的江南园林建筑，无一不是一种在时间的流逝中矗立于大地的空间存在。它在现实的无言沉默之中，给人以深沉的历史感，不断地向人“诉说”这个国家、民族、时代乃至地域、个人的独特的“文化”，并且无可逃遁地对建筑文化的未来产生深巨的影响。

第2篇：浅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摘要：随着国家“五位一体”的部署，建设生态文明已然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山破坏地形地貌和含水层、造成水土流失及地质灾害隐患，亟待开展生态修复工作，通过采取相应的生态修复措施，对类似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以新丰江流域的新丰县马头镇路下村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为例，着重阐述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工程技术手段。

关键词：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案比选;生态修复目标

新丰县马头镇路下村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位于新丰县城东南向135°，直距约18.7km处，中心地理位置为北纬23°56′37″，东经114°20′6″。生态修复平面面积约18×104m2，区内存在较多边坡，坡面基本裸露，植被无法正常生长，坡面和坡脚零散堆积岩土体，地质环境问题突出，不符合生态环境发展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及重建生态是十分紧迫和非常有必要的。废弃矿山航拍影像及局部现状见图1。

1.生态修复区地质环境条件

1.1地形地貌

区内地貌为丘陵区，地貌形态与岩性、构造、地层和外力作用密切相关，是长期综合地质作用的结果，在中生代末期白垩纪地层发生的燕山运动，使陆地发生剧烈上升，且伴有花岗岩侵入，经过长期风化和流水作用的剥蚀、侵蚀，使原来形成于地下的花岗岩逐渐露出成为山体，而原来覆盖在花岗岩上部的泥盆纪、石灰纪、二叠纪、三叠纪和侏罗纪的地层大部分被侵蚀掉，构成了花岗岩丘陵区，山体浑圆缓和，属丘陵中低山侵蚀构造地貌类型。

1.2气象

新丰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干湿季明显，具有山地气候特征，根据国家气象站新丰地面气象观测站(1991年～2020年)历史资料统计：本区常年平均气温20.5℃，月平均气温以1月最低，平均气温11.6℃;7月最高，月平均气温27.5℃。常年平均无霜期为324.7天，年均日照1466.5小时;常年平均年降雨量1911.8mm，常年平均年降雨天数162.7天，降雨多集中在汛期(4月～9月)，占全年总降雨量的77.6%。

1.3地层岩性

区内地层结构相对简单，由第四系(Q4)坡积层和残积层组成，主要为二长花岗岩和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风化残积物，其岩性上部多为粉质粘土、砾质粘性土、砂和石英砾砂，下部为砂质高岭土。区内岩浆岩分布广泛，岩性主要为二长花岗岩、黑云母花岗岩、花岗斑岩，为佛冈岩体的一部分，属晚侏罗世侵入体。岩石中灰白色，中粗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主要有钾长石、斜长石、石英、黑云母等。区内构造不发育，未见地层褶皱、断裂等构造现象，地质构造简单。

1.4水文地质条件

1.4.1地表水

区内地表水系较发育，地表水体主要表现为溪沟、矿坑低洼积水等。地表径流主要为沟谷溪流和矿区地面、坡面的面流。

1.4.2地下水

区内地下水类型主要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

1.4.2.1松散岩类孔隙水

主要赋存于矿山内低洼处，含水层岩性为填土、碎石夹砾质粘性土或砂质高岭土及全—强风化花岗岩，其透水性一般，富水性弱，水量贫乏。开采边坡未出现渗水现象，说明地下水局部分布，属上层滞水性质，该类地下水接受地表水及降雨补给，并向地形低洼处径流排泄，部分下渗补给基岩裂隙水。

1.4.2.2基岩裂隙水

主要赋存于矿山及周边的花岗岩基岩节理裂隙中，地下水水位与岩石节理裂隙发育程度有关。上部节理裂隙较发育，裂隙多被石英充填呈闭合状，节理裂隙空隙率低、透水性差，富水性弱，水量贫乏，属弱含水层。该类地下水接受上部松散岩类孔隙水越流补给和区外侧向补给，以侧向地下径流方式排泄至低洼处以泉形式渗出。

1.4.2.3地下水的补给、径流与排泄

矿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大气降雨是本区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包气带中的局部上层滞水顺地势由高处往低处流动，由于地表起伏大，径流途径短，径流不远便以泉的形式排向沟谷;深层地下水则通过裂隙向谷地汇流或部分以泉形式渗出。区内地下水的径流方向，与地表水径流方向大致相同，即由山脊向冲沟，由坡顶向沟谷排泄，总体上由南西向北东方向径流，由冲沟往低洼河谷处排泄。地下水补给、径流及排泄条件基本保持自然平衡状态。

1.5工程地质条件

区内岩土体自上而下由松散岩类素填土、第四系坡残积粘性土、全—强风化岩及基岩组成。

1.5.1松散岩类

素填土：为矿山开采全过程期间产生的剥土和废石等构成，组成成分复杂、结构不均匀，松散为主，主要堆积在沟谷和山坡上。

砾质黏性土：厚度0.6m～2.7m。褐黄色，可塑状，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主要由粗粒花岗岩风化残积而成，含石英颗粒和云母等矿物质。为特殊性岩土，具有遇水易软化、崩解等特性。其工程力学性质一般，在暴雨期间，该类土易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残坡积土黄壤土表层较厚，酸性强，偏粘，养分含量中等。

全—强风化花岗岩：区内分布广泛。褐黄色、褐红色，硬塑状—半岩半土状，岩石风化剧烈，原结构基本破坏，含石英颗粒和云母等礦物质，遇水易软化、崩解，厚度较大。其工程性质中等，边坡稳固性差，特别是在采坑剥离的高陡边坡，在暴雨天气极易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1.5.2基岩

基岩为花岗岩，可划分中风化和微风化花岗岩两个工程地质层。

中风化花岗岩：半坚硬岩类，岩石的风化裂隙较发育;层厚变化大，边坡较稳定，工程力学性质较好。

微风化花岗岩：坚硬岩类，呈块状结构，坚硬完整，节理裂隙不发育，抗压、抗折和抗剪切性能高，采场现状边坡较稳定，稳定性较好。

2.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问题

该废弃矿山主要生态问题有地质灾害隐患、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破坏和土地资源破坏等。

2.1地质灾害隐患

区内大多数矿坑未削坡放坡或分台阶开采，在露天采场界线、排土场、废石场以及矿山道路等范围，都没有截水沟、排水沟，为地质灾害隐患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2.2含水层影响与破坏

矿区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体因结构致密而富水性差，其节理、裂隙及第四系含水层富水性弱，矿区下游存在小型溪流，矿区的水土流失，对下游溪流形成了堵塞，并对水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3地形地貌破坏

区内及附近无各类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人文景观、风景旅游区，矿山开采对原生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大，对自然景观、人居环境影响严重。

2.4土地资源影响与破坏

矿区采矿活动产生的露天采坑、排土场、废石场、矿山道路等占用、破坏了原有土地的类型，挖损和压占土地的范围大，导致土地性状改变，矿区现状生态修复难度极大。

2.5岩土体特征

2.5.1松散岩类

杂填土、由碎石和原剥离表土堆填形成的边坡(复垦适宜性三级)以及原开挖形成的采坑斜坡是本区修复的难点，局部开挖形成的高陡斜坡复垦适宜性达四级。

砾质黏性土土地复垦适宜性等级为一级(比较适宜)、适宜复垦复绿。

全—强风化变质砂岩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等级为二级(勉强适宜)，可复垦复绿。

2.5.2基岩

矿区基岩多呈高陡边坡、采坑平底，其土地复垦适宜性評价等级为四级(难利用)，复垦复绿的工程难度相对较大。

3.生态修复目标及预期效果

根据矿区地质环境条件和土地复垦类型等情况，以“因地制宜、经济合理、科学有效”的原则，采取“分类实施、立体复绿、乔灌藤草相结合”的理念，通过“生物治理+工程治理”的综合修复工程手段，以达到“固沙固土、绿化矿山、改善生态”的生态修复效果，并产生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4.方案比选

通过对矿区的基础信息和前期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和研究，结合具体的生态修复目标制订详细的计划，按计划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实现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综合生态修复目标。针对本矿区生态修复形式供选择的方案见下表：

经过方案比选，结合该矿山实际情况，综合采用“方案一”较为妥当。

5.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案

本矿山总体的生态修复工程方案是“工程修复+生物修复”，概述如下。

“工程修复”，是对大量地表裸露，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已发次生地质灾害的区域进行工程措施修复，主要包括地形整理、修建截排水沟、边坡绿化防护、修建涵管和设立警示牌等。

“生物修复”是本矿山生态修复的重点，包括土壤改良工程、边坡工程、复绿工程，是重建生物群落的第一步。它以人工手段改良其生态环境条件满足某些植物的生存需要，促进植被在短时期内得以恢复，缩短自然生态系统的演替过程。在恢复矿山生态系统时，由于植物生长立地条件的改变，恢复的植被结构、种类不可能与原植被一样。但这不是说一开始就不可建立最终的冠层植被，而仅是说明其他植物种类也许可在植被恢复初期处于主导地位。随着生态环境条件的逐步改良，通过鸟类动物、风和水流等传播媒介的作用，一些从周围地区来的亚先锋植物物种侵入形成多层次植被群落。但最初的植物恢复，必须是建立自身持续的植被系统，持续的过程可导致理想的植被群落。

主要修复措施如下：

5.1对现场地形地貌进行修整，将其修整成适合植被种植的平地或低于30°的缓坡，并针对水土流失较严重的排土场区域，采用约1∶1分台阶放坡治理;

5.2修筑截排水沟系统，对地表水系进行梳理，减少水土流失并降低水流的冲刷作用;

5.3针对土层深度不够的区域覆土约50cm，然后穴植乔灌木进行复绿;

5.4对于坡度大于30°，低于63°的开挖坡面，采用挂三维网客土喷播的方式进行复绿，并起到减少坡面冲刷，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

5.5对于坡度大于63°或土质坚硬、坡体冲刷痕迹较轻的边坡，采用坡度或坡顶种植藤本植物的方式进行自然修复;

5.6针对已恢复部分草本植物的区域，采用割草清理后，开挖种植穴补种乔木的方式进行修复。

6.结语

新丰县马头镇路下村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经过生态修复后，不但提高了区内植被覆盖度，消除或减弱了地质灾害隐患，水土流失现象得到很大程度缓解，也改善了区内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使区内与周边环境逐渐协调起来，再现青山绿水的美景，同时对类似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化建新，郑建国，等;工程地质手册(第五版)[S].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2]杨勇，刘顺峰，等;新丰江流域(马头镇路下村)陶瓷土矿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工程施工图设计[R].广东省有色金属地质局水文地质队， 2021.

[3]胡唤雨，徐荣强，等;绿色矿山建设模式的实践分析[J].世界有色金属， 2019.

[4]陈静，程继锋，等;废弃矿山地质环境特征与治理措施研究[J].世界有色金属， 2020.

[5]阳习兵，浅析博罗县生产及关停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影响分析[J].西部资源， 2020.

[6]衣岩，韶关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思路与实践—以矿山治理修复为例[J].西部资源， 2021.

作者：刘顺峰

第3篇：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治理机制研究

摘要：

历史遗留问题的信访群体把自己塑造成特定历史时期的“弱者”以构建出一套迎合社会同情与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境话语，营造出蒙冤的氛围来感染群众，扩大宣传，以宣泄不满情绪，争取利益。基层政府除进行制度治理外，还综合运用拖延、“开口子”、拔钉子等策略对信访群体进行综合治理。综合治理的方式化解了一部分非关键性的矛盾，也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为此，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方法带回研究的中心，在分析历史遗留问题信访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即辨证施治、统筹兼顾，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的客观性，通过生动有效的方式对信访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与方法回归对解决当前居高不下的信访问题大有裨益。

关键词：信访;历史遗留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治理机制

信访是民众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信访量呈不断攀升的趋势。对此趋势的主流解释是维权抗争论，它认为信访是一种“依法抗争”[1](pp.1415)行为，在信访过程中，信访者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侵害。维权抗争论一经提出即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学者们陆续提出“以死抗争”[2]、“依关系网络抗争”[3]、“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抗争”[4]、“以身抗争”[5]等结构类似的观点，其中于建嵘的“以法抗争”观点最受关注，“以法抗争”强调农民维权抗争的组织性和政治性[6](pp.47)。应星批评了于建嵘关于中国农民维权行动已经由“依法抗争”转向“有组织性抗争”的观点，他以“合法性困境”为基点，研究了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之“草根动员”的弱组织化和非政治化取向的特征[7]。吴毅也对“依法抗争”观点进行反思，认为它是对农民维权行动发展趋势的泛政治化理解，虽然尽抒激情但与普遍的中国经验不相符合[8]。

对信访的另外一种有影响力的解释是利益博弈论。利益博弈论从非抗争性视角出发，认为当前的信访主要体现为民众与政府特别是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一场利益博弈。如郑欣从博弈主体、博弈利益、博弈策略、博弈结果的角度对国家与民众的动态关系进行考察[9]。还有一种分析信访的视角是治权弱化论，它认为当前信访量的迅速增加是治理缺位导致的。持治权弱化论的学者提出，取消农业税费使得基层政府治权被削弱，其所承担的治理責任严重失调，导致基层政府不愿意或无法履行治理责任，民众只有通过信访向科层体系表达诉求[10]。

维权抗争论、利益博弈论重点关注行动者的动员过程，对理解信访的发生、组织机制及行为逻辑有较大启发。治权弱化论为取消税费后信访不减反增的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然而，无论是以上何种视角，其理论根基都来源于西方社会经典理论而缺乏对中国本土经验与理论的深度挖掘，在解释力上存在明显的不足。此外，它们将信访的缘由归结为政府权力行使不当，基层政府成为民众抗争的首要对象，其出路在于用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改革。这是不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因此，本文以笔者2014年11月、2015年7月～9月在中部某省L镇的调查为基础，通过对学界少有笔墨的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类型的研究，在探讨当前治理策略与手段局限性的前提下，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方法重新带回治理分析的中心。本文的研究表明，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产生与经济利益矛盾、基层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群众的认识不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等因素有关。为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信访，就要辨证施治、统筹兼顾，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的客观存在并采取生动有效的方式对信访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本文所讨论的历史遗留问题是指缘起于计划经济时期，无法按照现行法律政策处理的社会问题。它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时间跨度长、成因复杂、以群体性信访为主、合法性模糊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群体信访日渐发展为影响社会的极不稳定因素。

一、历史遗留问题主要信访群体与特征

退伍军人、三线建设群体、民办教师等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群体并非是专业术语，而是基层政府文件中的惯用指称。它们都是总体性社会体制下通过政治动员而参与各个岗位建设的特定职业群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被“有计划”地安排在固定的社会空间、机会位置[11]。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维权话语的兴起，这些群体的信访日渐突出。他们向政府诉说着自己的苦难，表达对原先政策的不满，要求享受养老保险。

第一，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原为部队成员，根据其服役年限、服役种类、荣誉退役还是解除现役职务，或伤残等级，按照《兵役法》、《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等规定有资格享受退伍军人法所规定的利益或特权。L镇退伍军人信访群体以1966年～1976年间超期服役和1979年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伍军人为主，2005年至今，他们信访的势头逐渐增强。整个乡镇的牵涉人数达60人，上过两次北京，赴市、县信访次数频繁。大多数退伍军人以生活困难为由，寻求政府的帮助;有些人认为与城市居民相比自己所享受的补偿偏低，要求政府给予同等补偿。

第二，三线建设群体。在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剑拔弩张的历史背景下，1964年起，政府在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所谓“三线”，一般是指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

1968年～1975年，在国家的政策号召下，L镇有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初高中毕业生怀抱着建设祖国的满腔热血，深入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参与襄渝铁路建设。如今，他们大部分已步入古稀之年。2004年，他们看到其他省市为原襄渝铁路建设民兵解决了养老保障问题，遂集结起来信访，要求享受同等待遇。

第三，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是指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1977年，全国民办教师人数多达491万。1997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关、转、招、辞、退”的方针，分区规划，分步实施，逐年减少民办教师数量，到2000年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在文件精神的号召下，通过考试竞聘的方式，2001年左右L镇有超过80%的民办教师被辞退。从2002年开始，被辞退的民办教师不断信访。十多年来，他们组织了四百多次大大小小的信访，仅赴京信访就多达十多次，要求基层政府按正式教师的工资给予退休待遇。

历史遗留问题信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就信访动机而言，宣泄不满情绪，争取养老保险的占绝大多数，也有少部分借机谋求不正当利益;第二，在行动策略上，他们采取的不是直接抗争，而是通过把自己塑造成特定历史时期的“弱者”构建出一套迎合社会同情与支持、符合国家意志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境话语，并通过“要吃饭、要活命”的口号强化自己的“苦难”形象，营造出蒙冤氛围来增强感染群众、扩大宣传的效果。面对形势如此严峻的历史遗留问题信访，L镇政府是如何应对的?其治理效果又如何呢?

二、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主要治理策略及其局限

对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治理，上级政府采用数量化的评价体系对L镇政府进行严格考核，对信访人数、层级、频率等各项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L镇政府并非只是一味地承受，而是形成了一套既具有综合性又兼具分工性的治理策略来应对。

(一)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治理制度与治理手段

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治理制度包括纵向的情况通报制度、目标管理责任制和横向包保责任制。情况通报制度是中国行政体制运行中培育出来的一种治理技术，情况通报分为月报、季报、年报。依据这项制度，L镇政府要按月、季度、年终向上级政府汇报本镇的信访情况。目标管理责任制以指标体系为核心，以责任体系为基础，以考核体系为动力，辐射形成目标管理网络以期获得最优行政效能。通过纵向的制度创设，L镇政府全员被编织进一张治理责任网络，越是处于下级，其所承担的治理信访任务越重。

横向的包保责任制充分展现了基层政府工作的综合性特征。贺雪峰认为，乡镇政府工作难以细分为不同的、泾渭分明的条条，而往往是一个党政不分、乡村不清、政事不明的块块[12]。为了治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信访，L镇为每位信访代表配备了包保责任专班。包保责任专班由3人～4人组成，包括1名乡镇领导和2名～3名普通干部，村干部也被纳入包保责任专班之中。信访形势越严峻，群体规模越大，配备的包保责任人级别也就越高。在包保类别上，实行专项包保和时段包保：专项包保是针对某一类别的信访突出问题而设立;时段包保是根据不同时期配备不同的包保专班和包保责任人，如国庆节、春节、奥运会等特殊时期配备的包保责任专班就区别于平时。如果出现包保对象摆脱监督、再度越级信访的情况，就要追究包保责任人的责任。包保责任制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乡镇紧缺资源的绩效，是乡镇面临资源约束下的理性而又无奈的選择。

除以上治理制度外，L镇政府还综合运用其他手段期望将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态势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从短期看，这些策略能起到一定的治理效果，但如果运用不当则会适得其反，助长信访气焰。

首先，“拖延”。“拖延”一般被看成是科层制运作中的低效率所致。在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治理中，“拖延”造成的一个意外后果是起到“去伪存真”的信息过滤作用。因为科层制上下级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只有通过民众信访，政府才能从大量来自民众诉求中判断出哪些是真问题或是亟待政府解决的大问题。这意味着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成本会大为增加，其诉求若想得到重视就要经过痛苦的筛选和磨砺过程。

其次，“开口子”。“开口子”是将信访过程中可能危及权力合法性的矛盾进行局部化的处理，通过给予部分信访代表好处的方式以分化信访群体。“开口子”的难度不在于如何给予恩惠，而在于如何向没有得到恩惠的民众给出说法。当群体信访达到一定程度时，L镇政府会用“开口子”的方式收买信访代表，而这只会激起没有得到好处的民众的更激烈抵抗。

最后，“拔钉子”。“拔钉子”是指基层政府试图找出信访代表以往的劣迹而宣布他的信访行为是违法的，再以“违法组织集体信访”的名义公开处理信访代表或是暗中雇佣黑社会势力报复信访者。这是基层政府采用的由“事本”向“人本”转变的行事逻辑，即把政府与信访群体的矛盾转变为官员与信访代表的个人矛盾。

退伍军人代表熊某两次以聚众打牌为由被关进派出所。民办教师王某说：“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被抓进一个山庄关了28天，由镇里领导、医生、村干部每天陪我打牌。他们吓唬我，说我违法越级信访。我说你们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当然要找上面。最后奥运会结束，他们才放了我。”

“拖延”、“开口子”、“拔钉子”的综合运用，有助于缓和甚至化解一部分非关键性的矛盾。但是，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时间跨度长，成因错综复杂，其所牵涉的问题超越了基层政府的管辖范围，因此在解决这些信访问题时，基层政府苦于无章可循。在自上而下的考核压力下，它们只能隔靴抓痒，治标不治本。这种治理方式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极其显著的。

(二)治理局限：强化“附庸-庇护”关系，提高治理成本，降低合法性

首先，自上而下的情况通报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强化了科层制上下级之间的“附庸-庇护”关系。为了完成信访指标，下级不得不想方设法讨好上级为自身赢得生存空间。一种通行的做法是发展与上级的私人关系以便能在信访统计量上“做点手脚”，这在一定程度上培植起了官官相护、贪污腐败的温床。

其次，虽然看似密不透风的包保责任专班制强化了基层政府与信访代表的连接纽带，但社会流动性的增大加上空间的隔绝导致基层政府仍然无法实现对信访钉子户的有效监控。陪信访代表吃喝玩乐，一方面拖住他，不让他越级信访;另一方面，这也是乡镇政府所实行的一种软禁手段。但是这种软禁手段的成本极高，而且过度亮出底线容易形塑出信访代表畸形的政治心理，这样非但没能解决信访矛盾，反而培育出更多的谋利型钉子户。

最后，“拖延”、“开口子”、“拔钉子”等治理策略的不恰当运用，向民众表明了基层政府缺乏解决信访问题的诚意与能力，导致越级信访行为进一步凸显。雇佣黑社会势力打击报复信访代表的方式更是降低了政权的合法性，恶化了干群关系。

总体而言，当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信访治理机制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因素，导致信访治理的失效。这种治理失效是由于没有清晰判定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性质决定的。与一般的维权抗争、利益博弈、治理缺位所引起的信访不同，历史遗留问题信访更多的是一种寻求政府庇护的信访。信访者除对物质利益提出诉求外，在精神、价值层面也渴望得到认可。对于这种信访类型，我们既不能唯恐而避之，又不能轻视它，以拖延的方式消极应付。历史遗留问题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从矛盾的角度把握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特点，再运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方法分解化之。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治理策略分析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已将近六十年，这6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生态、经济形势、社会阶层结构等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改变。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被大量引入，用以分析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出现的新问题。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视角为基础的“社会冲突论”、维权抗争、“利益博弈论”等西方流行词汇取代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解释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出现的群体性事件、群体信访的问题。这些植根于西方社会土壤的科学理论和流行词汇在分析中国问题时显得牵强附会。因此，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解决，除借鉴西方经典理论外，还应当从中国自身的经验实践中挖掘资源。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形式和内容日益复杂化，但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没有改变。历史遗留问题群体性信访是转型期出现的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用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方法来认识、分析它对于解决当前的群体性事件、集体信访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正确分析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产生原因

经济利益矛盾是直接原因，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p.82)。毛泽东指出：“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以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14](p.395)。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分化、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由于缺乏其他生存技能，

大多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服从国家调配的青年逐渐沦为社会底层，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转换表示不满，借信访宣泄情绪，表达改善生活处境的诉求。

官僚主义是主要原因。毛泽东指出：“但是发生闹事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14](p.327)。官僚主义包括：“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14](p.327)，“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慌失措，一惊慌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

法”[15](p.307)，这容易激起信访者的逆反心理，进一步加剧信访势头。

历史遗留问题信访多发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群众的认识不够。毛泽东指出：“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思想政治教育”[14](p.365)。一些群众容易被少数别有用心分子所怂恿、蛊惑、利用，以群体的名义向政府施压，争取不正当利益。因此，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信访，还应当从它的产生原因入手。

(二)辨证施治，统筹兼顾，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化解矛盾

正确认识矛盾，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的客观存在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前提。虽然“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利益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14](pp.364365)，这种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14](pp.364365)。闹事固然不好，但“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16](p.237)。

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主要方法。“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

题。”[14](p.396)信访者一般都存在思想认识问题，基层政府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对是非曲直问题加以纠正，通过生动有效的思想教育加以解决。

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要辨证施治、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充满着辩证的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讲：“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14](p.397)因而，“如果闹事发生了，我们也不要害怕，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14](p.352)。

能否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信访，关键是能否坚持以上人民内部矛盾分析方法。要在实践中施行以上三种方法并不容易，政府在处理这些信访事件时应多一份理解、耐心，做好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以维护好稳定的社会秩序。

四、结论

信访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式。由于科层体制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国家需要借助这一群众动员机制来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从而克服官僚体系的内在局限。因此，从信访的产生及其性质看，它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群众性，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不断增强，中国信访治理的制度化、技术化、理性化程度得以强化，信访治理的群众性遭到弱化。这体现在情况通报制度、目标管理责任制、包保责任制等一系列制度的发育和“拖延”、“开口子”、“拔钉子”等治理策略的运用。信访治理理性化有助于实现官僚体系的内部动员，形成管控信访者的合力，化解一部分非关键性的矛盾。然而，群众性、人民性的弱化使得信访制度在处理不规则的信访事由时显得事倍功半。一是强化了科层制上下级之间的“附庸-庇护”关系;二是提高了治理成本，形塑出信访者畸形的政治心理;三是降低了政权的合法性，恶化了干群关系。因此，当前的信访治理迫切需要群众性、人民性的回归，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方法即是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的回归。通过对信访者进行生动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群众动员，运用辨证施治、统筹兼顾的综合治理方式，人民内部矛盾分析方法能更有效地化解复杂的信访矛盾。本文以历史遗留问题信访为媒介，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带回治理研究的中心，期望能在解决当前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时重新找回群众。

参考文献：

[1]O’Brien K.， Li Lianjiang.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2]徐昕.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J].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2008，(6).

[3]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为例[J].学海，2005，(3).

[4]折晓叶.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J].社会学研究，2008，(3).

[5]王洪伟.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J].社会，2010，(2).

[6]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2).

[8]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的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5).

[9]郑欣.村民信访：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与重构——一个博弈论的分析视角[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3).

[10]杨华.税费改革以后农村信访困局的治理根源[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4).

[11]刘金伟.“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中国社会建设的特点浅析[J].理论界，2013，(9).

[12]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J].开放时代，2011，(2).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5]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6]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杨俊]

作者：王惠林　洪明

第4篇：证明历史遗留

位于路北侧(土名)大坑是合作经济社的土地，属于非农用地。于年月建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产权属合作经济社所有，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未办理产权证。该建筑物不属违章建筑，因该建筑物产生的安全问题由产权人承担。现同意出租给廖许球并同意转租给王元熙用作有限公司经营:普通货运;货物配送;仓储服务;货物搬运装卸服务以及物流信息环节的咨询;国内贸易。

合作经济社

第5篇：深圳农民房历史遗留原稿

NO.

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 收到_____交来位于____区____街道 ________ 社区____________________的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 违法建筑(编号：___________ 普查申报材料如下：

收件人：申报人签收：

收件单位(盖章)年月日申报人联系电话：

收件人：

收件单位(盖章)年月申报人签收： 日申报人联系电话：

第6篇：抗日战争历史遗留问题

二战时期日本侵华遗留问题

尽管日本侵华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但中国人民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至今仍未平复，而且至今尚有许多战争遗留问题有待解决。所谓二战遗留问题, 是指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生成的、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

1. 日本战争责任问题

所谓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实质上是日本战后对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多年来, 日本从政 府到民间否认战争责任的逆流一直存在,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势力在逐步加强。从日本政府官员不断发表的否认战争侵略性质的右翼言论到多次修改历史教科书,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日本政府始终没有对自己的战争责任进行真正的反省和正确认识, 所以日本对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堪称今天二战遗留的最大的问题。 2. 修改教科书问题

战后日本右翼多次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实质上是日本否认侵略战争历史、逃避战 争责任的具体实践, 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问题密切相关。 3. 钓鱼列岛的归属问题

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是当前中日两国关系中时有摩擦的敏感问题, 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战争遗留问题。近年来, 随着日本右翼分子不断挑起事端。 4. 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考证问题

否认南京大屠杀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借以逃避战争责任的又一卑鄙伎俩,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此类活动愈演愈烈: 2000 年1 月23 日, 日本右翼团体在大阪举行集会, 称 南京大屠杀是20 世纪最大的谎言。这是战后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一次令人瞩目的闹剧。日本右翼的翻案逆流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 6. 慰安妇问题

日军战时强征被侵略国家的妇女充当慰安妇，被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军专属的性奴隶。在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的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朝鲜半岛的受害者不下14-16万人，“慰安妇”遭受了旷古未闻的苦难。 7. 日军强制劳工问题

中国沦陷区作为二战期间日本的最大占领区,是日本实施“以战养战”政策和扩充军备生产的主要战略资源供给地,也是其“强制劳动”暴行的“重灾区”。据初步调查、研究和考证,日本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到1945年八一五投降的14年间,从我国东北(即满洲)、内蒙(即蒙疆)、华北、华中、华南各占领区,先后以诱骗、强征、抓捕等手段有计划地强掳输出和就地奴役中国劳工达1000余万人。

8. 日军在华进行化学战及其战后遗弃化学武器的问题 9. 中国战争期间财物损失的统计问题

二战期间日军在疯狂掠夺财物的同时还大量劫掠中国的珠宝、文物和图书资料。战后只 归还了一少部分, 大量的文物至今下落不明。如今欧洲各国仍在追讨被德国抢去的文物珍宝, 我们也有必要进行统计追查, 要求返还。 10. 日本战时公债遗留问题及其他

战时日本为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 在中国沦陷区发行了大量公债, 这些债券的种类多样, 形式不一, 但总的特点是期限长, 利率高。随着日本战败, 遗留在中国人手中的公债基本没有兑现。据不完全统计, 战后遗留在中国的公债总值471 亿日元, 这是日本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负担。根据国际惯例, 日本政府和银行财团应该赔付这笔债款。日军战时在华南、华中、

( i9 B; z- j6 N+ p:华北等地发行的军票也有类似问题。

多年来，中国人民和日本主张正义的人士共同努力，为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取得了一些成绩。争取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是宣传教育、伸张正义、揭露日本侵华罪行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过程。然而，日本政府未向中国人民深刻反省，日本右翼势力猖獗，不断为侵略战争翻案，使得军国主义思想复活。导致战争遗留问题不能短期内解决。

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面向未来。重新审视抗战遗留问题，并不是要我们仇恨日本，放任仇日情绪蔓延，而是我们应该与日本人民友好和平相处，坚决反击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这样，我们才能分清轻重缓急，有序有效着手解决，以告慰无数抗战先烈。以史为鉴，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历史不能忘记，这要求我们不断的警示自己，反思自己!

第7篇：妥善解决我区在册民办教师历史遗留问题

民办教师是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底，原临沂市教育局进行了民师建档工作，把85年9月30日以前任教的民师列入在编民办教师。85年10月1日后截止87年建档前招用的这部分民师被称为“在册不在编民师”。1999年7月，原临沂市教育局实施“一刀切”政策，把他们清退(只给87年补招的34名在册民师纳入在编)。自清退之日起至今，他们不断群体上访，是我区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

在册不在编民师是民师建档前县级教育部门批准录用备案的。他们在工资低师资紧缺，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奉献青春，为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初中英语新学科的开设与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样不在编的在册民师，临教字(1994)20号文只给87年补招的“34初中英语民师纳编，允许他们连年招考，现已全部转正，而没有给其他在册民师(包括在岗的英语教师)一次招考的机会。这部分人连续工作了十

四、五年，采取不分良莠“一刀切，全部清”，不仅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而且有悖社会公平，是当时清退工作中的失误。

同样是在册不在编民师，我市周边县有给予招考的机会，有的下文予以解决，如莒南县早在98年就联合下文《从在册不在编民办教师中选招合同制教师》合理及时地解决了这部分人员。

2006年我区南坊办事处和枣沟头镇根据区主要领导指示精神，从在册民师中通过考试招用了部分“临时教工”，至今还坚持在学校的工作岗位上。但工资太少(400-500元/月)远低于兰山区最低工资标准950元，也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这部分人的出路。因此，群体上访也时有发生。

经调查，我区这部分中小学在册民师人数不足百人，坚持到最后被清退者实际大约40多人，而且大都有大专学历。有的还是县市级优秀教师，很多人取得了《教师资格证书》。

教育部曾发布“截止2006年，全国中小学代课教师约有44.8万人。对于其中学历合格，素质较高，取得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可以通过适当形式参加当地统一组织的教师公开招聘，转为正式教师”。

为此，本着“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原则，妥善解决在册民师的问题已摆在面前。给所有在册民师以公平竟聘的机会，通过科学公开的考核，让真正优秀的人员留在教师岗位，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继续为教育服务，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因此建议：

一、 对在岗的在册民师，特别是取得教师资格和合格学历的民师可优先聘用， 直接与正式教师享受同样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或结合我区一年一度的教师公开招聘考试，给予机会，从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中择优录用。

二、 对未取得教师资格或未被录用的人员，可根据教育部2010年下发的《中 小学离岗代课教师经济补偿办法》的规定，按照企业退体人员基本养老金的管理办法办理。

以上提议，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精神，如能得以妥善解决，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第8篇：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全面推进集体林权改革

新宾满族自治县是辽宁省重点林业县之一，也是辽宁重点水源涵养林基地。全县总面积4287.4平方公里，辖15个乡镇、180个行政村，总人口30.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1.9万人，林业用地面积505.4万亩，占区域总面积的78.5%，集体林面积414.6万亩，占全县林业用地面积的82%，森林总蓄积量2573.9万立方米，其中集体林蓄积量1858.9万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72%，森林覆盖率70.7%。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从2006年起，我县全面启动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历史遗留的林权纠纷问题也不断地暴露出来，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这些纠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村与组之间，组与组之间，个人与村组之间因林木、林地权属不清，界线不明而引起的纠纷;二是农民“自留山”、“承包山”由于管理不善而引起的纠纷;三是一些承包合同不完善而引起的纠纷;四是农村撤队建村以后各小组山林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村民委员会采伐或转让各小组山林数量不均衡而引起的纠纷;五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流转山林过程中由于操作程序不规范、数量不准确、价格不合理而引发的纠纷。特别是本次林改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规范转让集体山林所引起的纠纷，群众反映强烈。这些纠纷如不及时解决，不仅直接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更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为了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处理好各种纠纷，确保改革顺利开展，县委、县政府在推进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同时，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不等、不靠、不拖、不瞒，分析产生的原因和特点，探索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途径，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各种纠纷问题，保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成立组织、加强领导、全面落实责任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多次到纠纷发生地进行现场调研，了解纠纷发生的情况，分析产生的原因，研究解决办法，先后多次召开由各乡镇和县直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进行安排部署。2008年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林权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2009年县委、县政府又成立了林业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委书记、县长担任，副组长由县委副书记和常务副县长担任，成员由县四大班子有关领导及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林业“两乱”严打、林权纠纷调处和重大林业案件督查三个工作组。林权纠纷调处工作组组长由主管林业的副县长担任，副组长由县林业局、县信访局的局长担任，成员由县政法委、纪检委、检察院、法院、政府法制办和林业、农发、信访等部门的有关人员组成。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局，具体负责林权纠纷调处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县委、县政府下发了文件，明确了任务，落实了责任，并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合同的审查和认定由法院、司法局和林业局等部门负责，并从省、市聘请了林业、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共同对存在纠纷的合同进行审查和认定;对纠纷产生原因和发生过程的调查由纠纷发生地的乡镇负责;对纠纷山林数量的核查由林业局负责;对纠纷山林的调处由

法院、司法局、林业局和农发局等单位负责;对承包合同纠纷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负责仲裁;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由纪委、监察局、检察院等部门负责。同时要求林权纠纷调处工作，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由县林权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乡镇党委、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村党支部、村委会全程介入。各乡镇也成立相应的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各乡镇党政一把手为本辖区林权纠纷调处工作和社会稳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在工作中推诿扯皮，阳奉阴违，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肆意阻挠，干扰破坏调处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打击。

二、依据法律法规制定调处纠纷的政策意见

在解决林权纠纷工作过程中，除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处理林权纠纷之外，县委、县政府于2008年制定出台了《新宾满族自治县林权纠纷调处工作实施意见》，该意见对解决林权纠纷所遵循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工作方法、步骤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工作中，一是巩固确认：凡是流转行为规范、合同真实有效并依法履行的，应予以维护，特别是依法经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不得变更。二是补充完善：签订的集体山林流转合同没有违法违规，但流转程序和合同等方面不够规范，原则上应维护原合同，通过调处、协商、补充完善加以解决。三是依法纠正：对违法、违规签订的集体山林流转合同，明显不合理、少数人暗箱操作、以权谋私、严重侵害集体和村民利益的，可通过协商或司法程序予以纠正。解决林权纠纷

工作坚持依法、依规按程序进行操作，防止出现新的争议和纠纷，同时妥善处理和解决好因林权纠纷而涉及的其它相关问题，使各种问题都能得到完全彻底的解决，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积极调处有效化解各种历史遗留问题

针对我县历史遗留的各种林权纠纷的特点，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具体就是“确定一个目标、采取二条途径、建立三项制度、利用四种办法”。“一个目标”即：在林改过程中及时处理好出现的各种纠纷，确保林改工作顺利进行为目标。“二条途径”即：要通过调处、协商和仲裁、司法程序两条途径来解决发生的各类纠纷问题，要坚持以协商调处为主，以仲裁和司法程序解决为辅的原则，因大部分纠纷产生的原因都很复杂，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前因后果，所以要尽量通过协商和调处的方式加以解决，对不能通过协商调处解决的或者通过协商调处无法达成协议的，要引导纠纷双方通过仲裁或司法程序加以解决。“三项制度”即：建立林权纠纷调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领导包案制度，建立目标考核制度。在解决林权纠纷工作中，我县建立了林权纠纷调处联席会议制度，县委、县政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主要领导亲自参加会议听取汇报，吸收各部门的意见，研究制定解决办法。我们还建立了县委、县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及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包案制度，一包到底、限期解决，对因工作不利造成后果的实行问责制。县政府与各乡镇政府签订林业工作责任状过程中，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处理各类纠纷问题纳入考核范围，考核分

数占很大比重，以促进和保证纠纷能及时化解在基层。“四种办法”即：一是开展宣传，说服教育工作。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广大林农的法律意识，让群众了解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引导群众自我参与，依法、依规主动化解矛盾，同时要做好纠纷双方的说服教育工作，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既要承认历史，也要面对现实，既要依法、依规办事，也要以人为本听取多方意见，引导纠纷双方要换位思考，采取互谦互让的方式协商解决问题。二是各部门通力合作，各负其责，全力做好纠纷调处工作。县直有关部门按照新委发[2008]21号文件和新委发[2009]2号文件中明确的任务和职责，全力做好协调配合工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三是加大查处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现象。县纪检、监察等部门加大对促成纠纷、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员的查处力度，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林业“两乱”打击工作组加强对林业违法案件和涉林违法行为的打击，重点查处滥砍盗伐、非法转让活立木等案件，查处为林业违法、违规行为提供方便和保护的公职人员。重大林业案件督查工作组负责对全县重大林业案件的查处进行督查督办，重点督查公、检、法、森林公安等部门在打击涉林违法犯罪时态度是否积极、量刑是否准确、处理是否到位、有无徇私枉法行为等。四是建立健全保障措施，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县委、县政府抽调了一大批政治素质高、业务水平强的人员参与此项工作，全县三年来共投入资金150多万元，工作所需车辆和物品均能在第一时间首先给予保障，有效地保证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我县的集体林权改革工作，目前主体改革已基本结束，全县应参与改革的集体林面积为373万亩，已完成明晰产权369.9万亩，占应改面积的99.2%。其中家庭承包面积为249.3万亩、自留山35.58万亩，合计284.9万亩，占改革面积的77%;有6.4万户群众参与了改革，占总户数的98.5%;共签订林改合同11.3万份;林权发证面积366万亩，发证率达到98.1%。各项配套改革措施正在推进之中，已建立了一个县级林业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和两个分中心，建立各种专业协会43家，成立林业合作组织320个。林权制度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林业快速发展：一是极大地解放了林业生产力。林改后4年累积造林36万亩，是林改前九年的造林总和，其中非公有制造林比例占95%以上。二是吸引各种资金向林业聚集。改革4年来，全社会投入林业建设资金达3.6亿元，其中各级财政等部门投入林业扶持资金9000多万元，吸引社会投入资金达2.7亿元，占总投入的75%。三是林业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到2009年全县累积林地经济发展达到61万亩，是林改前的4倍。2009年实现林业总产值31.5亿元。农民人均林业及依托林业收入达到3085元，占农民人均总收入的57.5%。林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林业收入与2005年相比分别提高2倍和1.6倍。四是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在林改过程中解决各类纠纷304起，处理纠纷山林面积14.26万亩，纠纷调处率达到97.1%。通过改革，有效地拓宽了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农民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自家山林的经营管理和林地经济发展上面，人均收入大幅度的提高，社会稳定得到进一步巩固，广大群众一齐称赞是党的好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第9篇：前瞻产业研究院：地质勘查行业历史遗留问题显现

2013年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转向创新驱动，对地质勘查行业造成重大影响，相关投入随之减少。与此同时，地质勘查行业历史遗留问题逐渐显现，行业未来发展面临挑战。

体制问题

近十年来，地质勘查单位已完成政府职能与事企职能的分离，并在实行事企分体运行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并没有解决事企职能的彻底分离，地勘单位还是一种事企合一的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异。

各国从事矿产勘查的组织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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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地质勘查行业分析报告》

受这种传统体制的约束，再由于政府对矿业权的垄断配置，地勘单位无论是在矿业权的获取，还是对自己所拥有的矿业权的处置和收益方面均受到很多限制，在人才、技术、资料、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也没有充分发挥，未能成为矿业市场的主体，不能建立和形成具有持续收益能力的支柱产业，严重影响了地勘单位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问题

进入市场经济后，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和政府主导的矿业权垄断配置，地质勘查单位难以成为矿业市场的主体，不能实现探矿成果的收益。加上自有资金的匮乏，既不愿意也不可能进行自有投入风险勘查。

如此一来，大多数地勘单位还只能由政府养着，在帮助政府实现资源垄断配置的同时，靠开展社会地质工作赚取微薄的利润，在经济上难以有大的发展。

全国地勘单位地勘业收入构成(按单位性质)(单位：%)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地质勘查行业分析报告》

在现有体制下，地勘单位要突破市场瓶颈，一要靠国家的政策导向;二要坚持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管理的模式;三要坚决走“瘦身精兵”之路，加强技术创新和特色服务，严格成本与风险控制，实施精细化的预算管理，追求实实在在的利润，增加资本积累。

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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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勘单位沿袭的管理模式和理念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要求，严重制约了自身经济的发展。

一是自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自成一体的封闭性管理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特征相悖，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二是权力集中在以主要领导者为核心的极少部分人员手中，决策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督、反馈和制约机制，在决策方面往往缺乏科学化和民主化;

三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渗透到日常管理工作中，导致单位内部形成各自的利益小集团，影响了制度执行的公平性，继而危害大局的发展。

其他问题

除了上述主要问题，地质勘查行业还面临违法勘采与政出多门，市场化程度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出现人才断层、复合型人才缺乏，资源浪费严重、不同部门重复投资，矿业权市场建设滞后，忽视科技创新、勘探技术与装备较为落后，可行性研究与勘查工作脱节等其他问题。

例如，我国很多地勘单位只注重开拓社会市场，增加经济效益，人力、物力的应用都集中在具体项目实施上，真正投资在科技创新、技术手段创新方面的人力、物力资本少之又少，潜心搞研究的技术人员也很少。

2009-2015年，中国地质勘探行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仅小幅增长。2014年，中国地质勘探行业专利申请数量为52个;到2015年，地质勘探行业专利申请数量为78个。

2009-2015年地质勘探行业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变化图(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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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地质勘查行业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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