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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爱国，就要扶植民营企业
[个人档案·张维迎]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
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
1990年9月入读牛津大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
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6年3月，张维迎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近一段时期，房价高涨、宏观调控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显著的现象与特征；而外资并购、自主创新也成为经济领域舆论关注的焦点。对这些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的事件与趋势，张维迎又有何评价呢?近日，针对上述问题，张维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企业家改变中国
记者：“中国企业家论坛”刚刚在深圳闭幕。作为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参与构思了本次论坛的主题，“什么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企业家、社会学家、政府官员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作为经济学家，你的观点是什么?
张维迎：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官。
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会发现，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GDP大致可分为劳动收入、利润。税收和折旧。如果把利润占当地GDP的比例与当地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
所以，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记者：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中国企业家成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张维迎：大致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浪潮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当时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经商，主要都是没有出路的人，政府去不了，国企也去不了，所以就去倒买倒卖，成了个体户。这是推动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上世纪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形成的企业家队伍，是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90年代的企业家和80年代的不一样。前一拨是乡镇企业家，主要搞贸易或者做产品；后一拨人受的教育比较高，视野比较开阔。例如90年代中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而80年代的企业家是搞不起泡沫的。搞泡沫要具备相当开阔的视野、相当高的智商才行。这样的人成为企业家，把中国经济搅活了。可以说，中国经济在80年代是量变，90年代是质变。
第三次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张维迎：企业家成长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只要给人们自由，就会有人去创业。比如某一个地方，某种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很高，就会有人想方设法，组织资源，去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这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就是通过调配资源使得社会财富增加。
自由扩大也意味着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发生变化。过去大家都不愿意做企业，因为做企业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生活品质不能提高，例如坐火车级别不够，坐不了卧铺，坐飞机买不到票。到后来，政府官员能得到的东西，通过做企业照样可以得到。这就鼓励了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企业家或资本家完全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它对应的是剥削。欺诈，罪恶之类的词汇。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变，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是不可想像的。
宏观调控的功与过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房价高涨和对投资过热的担忧，很多人对地方政府提出指责，认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与房地产商合谋抬高房价、阻碍中央宏观调控，等等。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观点。追求GDP增长不是问题。如果GDP增长是问题，那很简单，哪个地方GDP增长得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撤职就完了。但要知道，GDP跟工业总产值不一样，它不是胡乱投资、生产出来搬到仓库里就可以的，要卖出去才行。如果我们希望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GDP增长是必须的。
你想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政府还要收紧土地供应，房价怎么能不涨?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而且制订政策的官员还要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上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情况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终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乱的信息基础上，以致于漏洞百出，南辕北辙。
至于宏观调控，我觉得要反思，如
果一项政策再三受到阻碍，要考虑这个政策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一项政策本身就有问题，还要强制所有人去接受，对国家来说不是好事。
现在的宏观调控，很多做法还是计划经济的思路：审批这个，限制那个，叫你停你就停，不停就撤职查办。可是我很怀疑，如果按中央部委的思路搞投资会有什么结果。有人说地方政府投资不负责亏损，所以要严格控制。可是难道中央部委来管投资就有人负责亏损吗？
总之我认为，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改革的成功。中国的好多改革都是地方政府发起的，而且在地方政府刚做的时候，中央是不允许的。但因为地方政府的做法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长，最后中央才承认。我们今后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权力，而不是强迫地方政府接受中央的所有政策。
记者：现在对地方政府一个强烈指责是，由于招商引资、发展房地产，所以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有很多恶劣行为，例如野蛮拆迁、压低补偿，等等……
张维迎：这是荒唐的土地产权制度造成的结果。我们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又是由政府管理的，所以政府行使权力的成本很低，对土地征用几乎是掠夺性的，但又是合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和房地产商要征用土地，必须按市场规则跟农民讨价还价。否则农民可以拒绝出让土地。这里蕴含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想靠同情、怜悯使他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不可能的。
国际并购和民企权利
记者：你对产权问题一向比较重视。不久前，在物权法的审议和修订中，立法部门提出，就产权保护而言，现实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所以要加强国有资产的保护。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的话，我们看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不是由于某个人把它偷走了，或者转让的时候价格被低估了，最大的问题是投资的时候就打水漂了。但没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调查，这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国家投资的项目效果如何。我所知的内部人跟我讲，至少60％、70％都是浪费性投资。国家投出去1万亿，真正创造效益的只有4000亿。3000亿，甚至更低。这是没有办法靠物权法解决的。
国有资产不能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该怎么办?是放在那儿，烂下去?还是变现为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我认为，一个东西在我的手里只值1块钱，但是在你的手里值10块钱，我把它5块钱卖给你，你赚了我也赚了。这就是我一直主张国有企业要尽快转让出售的原因。
记者：如果出售国有资产的话，面临一个问题：卖给谁?例如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案例，就有人认为，外资并购会对民族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维迎：首先我不同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另外国际关系是互相依存的，你怕他，他也怕你。如果美国和中国打仗，美国人自己就可能说别打了，因为那样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中止进口中国商品，美国非乱不可。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我关心的问题是：在企业经营中，我们给外资企业好多特殊权利，而我们的民营企业没有，使他们不能很好地发展潜能，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的官员心态很复杂，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的话，好像政治上冒的风险少，但是卖给民营企业冒得风险大。
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我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得到与国有企业公平的待遇。我的意思，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视它。如果早有这样的政策的话，我们的产业环境会比现在要好多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写了一本书，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为什么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他的答案是因为中国限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争气，没有办法填补这个市场空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国家的经济安全，关心民族产业的发展，就应该给民营企业进入各种产业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
自主创新隐忧
记者：你谈到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和优秀品牌，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很多企业对自主创新寄以厚望。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创新是跟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的。创新和发明不一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讲得很清楚，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企业家是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带来财富的不断增加。现在很多人把创新理解为科技行为、政府行为，这是误解。发达国家之所以创新做得好，是因为企业家在做。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来企业家应该做的是技术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政府应该做的是体制创新；结果我们倒过来，大量的企业家是做体制创新，而政府成天忙着叫喊技术创新。上海交通大学“汉芯”的问题，实际上是与政府行为有关的。政府迫切需要你这个东西，去显示一下，树立典型。也许当事人不是一开始就想着造假，但想到领导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希望，自己没做出来对不起领导，于是想赶快弄一下，这个时候就可能琢磨造假了。
未来中国能不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依赖于企业家。如果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对未来充满信心，创新自然有动力。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放开投资领域，企业家总是提心吊胆，企业家精神得不到尊重，企业家行为不能得到合理报酬，无论国家投多少钱，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
像汽车工业，现在满大街上跑的车，上档次的都是外国品牌。中国三大汽车制造厂都被外国的品牌汽车肢解了，这个合作一条生产线，那个合作一条生产线，“一女多嫁”。这样的好处是市场的车多了。但是我们想像一下，假如上世纪80年代就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产业，即使说90年代开始就给像李书福这样的企业家做汽车的自由的话，外国汽车品牌不会像今天占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再比如华晨，好多年前就开始研制“中华”汽车，但就上不了政府的汽车生产目录。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目前有哪些阻碍企业创新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
张维迎：首先是金融体制。我们的金融体制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在增加交易成本，这是很大的问题。金融是创新的血液，如果没有好的金融体制，新的技术即使出来了，也没有办法投入生产。不过这一点现在越来越乐观，因为好多外国的私人资金进入中国，来帮助中国创新企业家融资。
另外值得担忧的是，好多违反市场原则的政策不断出现，加上舆论的推动，使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脆弱性，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说停下来也就停下来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按照现在的版本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不利后果。
有个搞人力资源的资深人士讲，如果新的劳动法实施的话，就没有什么人力资源管理了。因为企业的解雇自由基本上就没有了。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市场变得非常的僵化，人们把保护劳工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而不是相信市场力量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健康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还值得担心的是，现在有好多政策，打着宏观调控、治理产能过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企业投资，破坏企业产权，使民营企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比如你原来跟银行有一笔3亿或5亿贷款，一搞宏观调控银行就要求你提前收回来，你说怎么办?这就是侵犯产权。侵犯产权不是简单的偷和抢，随时破坏游戏规则也是侵犯产权。
我原来讲过一句话，没有哪个媒体敢登。你们一定要准确表达我的意思。我一般不太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因为好词被坏人用得太多。但我还是想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爱国，就要扶持民营企业，给他们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
作者：岑 科
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不能不谈收入分配，其实任何一个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收入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收入和财富。在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以追求高积累和平等分配为主要的目标;第二是所有的分配杠杆都控制在政府的手里，政府直接进入了初次分配，没有市场，没有要素价格。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们涨工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政府，我们觉得所有的收入都是政府给我们的。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这个定价过程同时决定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或者说，财富的创造和收入的分配是同时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从一个政府主导收入分配到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这样一个变革。但是截至目前，政府仍在资源的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在收入的分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机制结合起来，就表现出我们现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
回想一下在改革的初期，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引进激励机制，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学家发表了大量文章为“按劳分配”正名，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连“按劳分配”都不承认。在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那个时候是一个大问题。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争论才算告一段落。到了十五大的时候，不仅强调了“按劳分配”，而且承认了“按生产要素分配”。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讲“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这就是我们整个收入分配思路的变化过程。
1986年初我发表了《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一文。在这篇文章提出：“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在优先考虑刺激效率、平衡资源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分配和物价稳定。”“收入分配机制转变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加强市场分配机制的功能，削弱政府在初次收入分配领域中的支配作用，用市场机制解决效率问题，用政府分配解决公平问题。”“工资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
回头来看，这30年的改革有一些基本的事实。中国经济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人均GDP大幅度上升，大致上讲，我们不到10年人均GDP就翻一番，这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奇迹。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了。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论越来越多，涉及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成就。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是否正确?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不是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答从跨地区数据分析中得到的几个困惑。
第一个困惑是有关GDP的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人均GPD水平越高的地区，平均的收入差距反而越小。
第二个困惑是国有经济规模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第三个困惑是政府支出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我们发现，政府花钱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也越大，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第四个困惑是利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利润在GDP总量当中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润占GDP比重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
第五个困惑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
这就是我总结的五个困惑。我们怎么解决这些困惑?自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效率的提升是相伴随的。收入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所谓的合理的差距是指为了经济成长和效率的提高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部分可能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付出这个代价仍然可以维持同样的经济效率和收入增长。当然，我们是不是愿意追求这样的效率和收入增长，那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讲，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的经济是不是处在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有效边界上?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讲一个基本的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rrlees教授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是，效率与平等之间的矛盾来源于有关个人能力信息的不对称。如果政府知道每一个人的能力，政府可以通过对不同能力的人征收不同的定额税或提供不同的定额补贴实现任何程度的所希望的收入分配。
比如说，工作同样的时间，你可以创造200元的价值，我只能创造100元的价值。那么，只要政府向你征收50元的定额税，然后补贴我50元，我们两人就可以实现绝对的平等。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能力，所以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即使政府有办法使得每个人的货币收入相等，事实上不同能力的人之间也是不平等的。所以Mirrlees说要实现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出现了效率与平等的矛盾，信息经济学上称为配置效率与信息租金的矛盾：如果你想达到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你就得让有私人信息的高能力者获得更多的信息租金 (收入);反过来说，如果你想减少高能力的人的信息资金，你就必须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
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是，不确定性影响收入分配。不确定性越高，收入分配差距越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生产要素的价格属于成本，利润不是要素的价格，利润是企业收入中超出成本的那一块。如果没有不确定性，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产品的价格将全部分解为生产该产品的要素价格(如工资、利息、地租)，企业没有利润。因为有不确定性，才有了作为剩余收入的利润，才有了企业家。这一点对理解收入差距有重要的含义。
第一，企业家的职能是应对不确定性。一般来讲，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意味需要更高的企业家能力，更高的利润。
第二，几乎每个人都是风险规避型的，有不确定性就有风险，你要让他承担风险，就必须予以风险补偿。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从事商业活动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什么?是体制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体制的不确定性，来自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和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最难以预测和把握的可能不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不是技术的不确定性，而正是上述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做企业仅有通常意义上的企业家能力是不够的，关系、背景可能更重要。只有有政府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人才敢去做企业;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人就不敢去做企业。并且，政策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越大，需要的关系和背景就越高。
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前面讲到的五个困惑提供一个理论解释。尽管体制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有很大差异的。效率与收入平等的关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地区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这是因为，一个市场化程度低、政策的不确定性高的地区，做生意非常难，只有少数人敢做生意，大部分人不敢做。而一个市场化程度高、体制的不确定性相对低的地区，许多企业家能力相对一般、没有很强政府关系背景也可以做生意，利润率较低。在前一类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少，经济增长率低，利润总量少，但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收入差距大;在后一类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多，经济增长快，利润总量大，但利润的分布比较均匀。为了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前一类地区要比后一类地区付出更高的收入差距的代价。
如果我们发现的这个结论对的话，它对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如何在不损害GDP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不公?关键是提高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或者说政府的行为方式，推进到浙江省这样的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持高的增长率，同时又可以大大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与此相关，政治体制改革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用法律把政府约束起来，让各级政府在法律边界内行事，这样就可以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政府能按照规则去办事的话，无论生意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更好地预测政府的行为，把握自己行为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极高的垄断性利润、少数人赚大钱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这方面司法的独立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要建立法治的经济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还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如果政府仍在配置大量资源，而我们又让市场决定个人收入分配的话，结果一定是大量的资源价格以利润的形式变成了少数个人的收入，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的公平。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不仅损害了效率，而且也损害了公平。政府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很多事情只有一部分人能做，一部分人不能做，保护了垄断利润，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不要以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一定是负相关的。如果按照正确的方向改革体制，既可以增加效率，又可以增加公平。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对降低收入差距非常重要。最近大量的研究证明，现在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与其教育程度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增长越快。如果政府想帮助那些低收入人群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提高这些人的教育水平。全民义务教育无疑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也应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时，要把竞争机制引入大学教育，要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大学自主确定学费，向高收入阶层收取较高的学费以便有财力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非常奇怪，越是水平差的大学，学费越高，越是收入低的家庭的学生支付的学费越高。那些收取高额学费的三类大学(三本)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孩子上的。
前面已经证明，我们用财政转移支付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成功的，不如用市场的手段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更有效。我们仍然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而言，离开了发展，不可能解决公平问题。如果我们把创业的人吓住了，没有人愿意做企业了，贫困问题就会重新出现。我要特别提到一点，新的劳动合同法的一些条款，可能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法律出发点也许是对的，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群体，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这个法律带来最大伤害的是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以及城市中的一些普通工人。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经济学原理不仅是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也是大学人文社科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已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版本不少，既有从外文翻译而来的，也有中国学者撰写的。我之所以再撰写这本《经济学原理》，是因为我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了解到，不少教科书讲授的市场理论是有缺陷的，有些方面甚至是误导的。与已有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不同，本书试图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融入经济学课程，并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帮助学生真正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
具体来讲，本书有如下特色：
第一，本书贯穿人文主义精神。在传统经济学教科书里，经济学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这一定义将经济学变成了一门计算科学，市场仅仅被当做资源配置的机制。本书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人类如何通过合作而发展的科学，将市场理解为人类通过分工和交换进行合作的制度。本书假定，人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幸福，幸福是指人的潜能的实现和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理性人追求的是一生的幸福，而不是一时的快乐。市场的逻辑是，一个人要自己幸福，首先要给他人创造价值。这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含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尊重人的自主性，在平等和自愿交换的基础上实现共同繁荣。本书的这一视角或许有助于纠正传统经济学的物质主义倾向。
第二，本书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演化的结果。传统经济学教科书通常从消费和生产的两分法开始，直接分析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和生产者的最优选择，然后分析价格机制如何实现市场均衡（或者倒过来，先分析市场供求均衡，然后再分别分析消费者选择和生产者选择）。这样的分析结构给读者一个印象，似乎市场是天然存在的，而不是演化而来的，从而使读者看不清市场制度的价值所在。本书从消费选择和生产选择合一的“鲁滨逊经济”开始，首先讨论这样的自然经济中个人如何决策，并引入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然后研究交换和分工如何提高社会的生产可行性边界，并实现双赢，再转向研究市场经济下的消费者决策和生产者决策。这样的分析结构有助于读者理解市场作为人类的自愿合作制度的价值所在。市场首先是创造价值的制度，其次才是分配价值的制度。
第三，本书突出了企业家在市场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企业家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正是由于企业家的套利行为和创新活动，市场才趋于均衡，新产品和新技术才不断涌现，才有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但在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见不到企业家的踪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假定世界是确定的，人的偏好和生产技术是给定的，每个人拥有完全的信息和完美的计算能力。在这些假设下，传统经济学关注的是市场的均衡和稳定。在均衡时，人们只需循规蹈矩地行动，企业家自然没有用武之地。但真实世界是，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人拥有完全信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预测未来，如何获得和加工信息，就成为做出有效决策的关键。企业家就是那些最善于判断未来和对信息最警觉的人。本书不仅描述了作为均衡状态的市场，而且把市场作为一个由不均衡趋向均衡的过程、一个不断用新的均衡代替旧的均衡的过程，把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作为这个过程的驱动力量。在我所概括的“斯密-熊彼特增长理论”中，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
第四，本书澄清了传统经济学中“市场失灵”的理论误区。在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市场的有效性建立在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上，任何偏离完全竞争的假设都会导致所谓的“市场失灵”。完全竞争模型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企业都很小，不足以影响价格，个体行为没有外部性，并且交易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由此，传统经济学给出了三种市场失灵：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非对称信息导致的市场失灵。并且，传统经济学认为，政府干预可以纠正市场失灵。本书则证明：传统经济学所谓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所谓的“垄断”，实际上是真实市场中的竞争手段；外部性本质上是个产权界定问题；信息不对称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本身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机制。因此，所谓的市场失灵，实际上是传统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市场本身的失灵；所谓的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都不构成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理由。
第五，本书系统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传统教科书中宏观经济学部分的经济波动理论，实际上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书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波动理论和政策主张也做了系统介绍。但在我看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并不是我们理解经济波动的正确理論，运用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实际上会导致更严重的经济波动。相比之下，由哈耶克创立的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更有解释力，哈耶克由此获得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非常遗憾的是，传统经济学教科书对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只字不提，了解这一理论的专业经济学家也寥寥无几。我相信，理解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可以避免（至少减少）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
本书的目的是使得读者学会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分析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市场是如何运行的。为此，本书把抽象的理论叙述与现实的案例分析相结合，希望读者能通过具体的案例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理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大量引用的中国本土案例，将一扫经济学教科书惯常给人们的隔靴搔痒的感觉，有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这也可以说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作者：张维迎
2017年7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多名教师代表、嘉宾、毕业生和家属出席了此次毕业典礼。典礼由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主持。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毕业典礼拉开了序幕。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发表致辞。他首先向983名毕业生表示诚挚的祝贺，并代表校方向支持同学们学业的家属和亲人们表示感谢。面对即将走上社会舞台的毕业生，姚洋院长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在路上，毕业生们不仅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要做社会的引路人;北大人要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唤醒所有人，感染同路人，以自己的行动推动社会进步。北大国发院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回顾了中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史，指出要实现创新，必须创造自由的环境;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发挥，才能让中国变成创新的国家。张维迎指出，推动和捍卫自由是大家的责任，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他希望毕业生们捍卫自由，成为真正的北大人。在学生代表发言阶段，硕博项目的邹静娴、经济学双学位项目的黄和清、MBA项目的段小娇和EMBA项目的商玥分别作为毕业生代表致辞。他们带着激动的心情，回顾了在国发院学习的美好时光，向老师们表达了真挚的感恩之情，并决心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担当起北大人的责任，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次毕业典礼还特别邀请到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作为78级北大中文系校友，刘震云回顾了在北大生活的点滴趣事，一盘锅塌豆腐描摹出人间百态;谈到同学情谊，他很高兴今天983名毕业生都将成为北大校友，也将成为他本人的朋友，校友、同学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往往在毕业后才能感受到“同学情”的真正含义;他最后希望毕业生们能有一种坚定、执着的精神，担当起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照耀人类前行的路。北大国发院在过去二十年中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校友。每到毕业典礼，都会有校友代表来欢迎毕业生加入校友大家庭。此次邀请的校友代表是北大国发院2000级EMBA、奥盛集团总裁汤亮先生。他在致辞中表示，Alumni这个词，就像一条神奇的纽带，不仅可以让毕业生与母校终身保持着一种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而且学子们鲲鹏展翅后，都愿意尽己所能来回报母校的哺育之恩。他相信北大国发院的校友，也会用自己的行动，发扬光大“Alumni”精神，回馈母校，回馈社会。在同学、家属和老师的期待中，接下来举行了庄严的学位授予仪式。最后，毕业典礼以合唱《歌唱祖国》结束，寓意着广大毕业生即将奔赴祖国各地，为祖国的各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张彤 报道) 【毕业典礼演讲】刘震云：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本文为在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著名作家、北大校友刘震云的嘉宾致辞。刘震云：感谢张旭东教授，感谢姚洋院长，使我有机会又回到母校，回到百年讲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这里好像是大饭堂。当时每一个北大的同学手里会提一个饭袋，是用羊肚子手巾缝成的。我记得我提了四年饭袋，但我不记得我洗过这个饭袋。当时大饭堂的饭菜有四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是五分钱的：炒土豆丝、炒圆白菜、炒萝卜丝;第二等是一毛钱的：鸡蛋西红柿、锅塌豆腐;一毛五的开始有肉了：鱼香肉丝、宫煲鸡丁;两毛钱的有回锅肉、红烧肉和四喜丸子。我是一个农村孩子，一毛五以上的菜我在北大四年从来没有接触过;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最爱吃的菜是锅塌豆腐，不是肉菜，但因为豆腐被炸过，油水比较大，拌上米饭，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大食堂最大的惊喜不是你排队买到了锅塌豆腐，而是当你排到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买到的。到最后了，盆里面的汤汤水水，大厨一下子倒到你碗里。最悲催的是你前面一个同学买到，到你这儿没了。他买到锅塌豆腐之后，会看你一眼，已经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庆幸之余有些幸灾乐祸。最大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过，等我排到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同学，锅塌豆腐就剩了一份，但这个同学思索了一下，剩了最后一份的锅塌豆腐一定特别凉，我改主意了，我想吃鱼香肉丝，锅塌豆腐就到了我的饭盆里。我吃着幸福的锅塌豆腐，找到吃鱼香肉丝的同学问，你是哪个系的啊师兄，他说他是经济系的。经济系不就是我们国发院的前身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的意思是，你和母校的关系不在于你在母校的时候，而是当你离开母校、再想起锅塌豆腐的时候;当你十年之后再路过北大的时候，来到百年讲堂的时候。我在母校参加这种场合的活动有三次：第一次是2013年新生入学时，在未名湖畔的大操场，有1万多名新生;第二次是中文系百年校庆的时候;第三次是今天，国发院983名学生毕业的时候。入学和毕业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入学是相聚的时候，毕业是分别的时候。自古人生伤离别。但我还是祝贺983名同学毕业，因为从今天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又多了983名我的同学。我这些年最深切的体会——同学是通往世界的一张特别有效的通行证。不管到世界的哪个国家、哪个角落，他告诉我：师兄，我也是北大的。同学能够使陌生到熟悉的时间极大地缩短。你们马上可以谈论一下北大、北大相同的老师和北大的锅塌豆腐。2015年，法国里昂有一个作家的圆桌会议，我遇到一个北大同学，在里昂大学当教授。法国有名的雕塑家巴托尔迪，曾雕塑过自由女神，他雕塑的里昂喷泉是几匹马往不同的方向拉一个车。我看到雕塑就想起了商鞅。这个同学对我说：师兄，你在生活中不能上当啊。我问不能上什么当，他说，比如有人请你到外头吃饭，一定不是同学，应该到家里。如果到家里请你吃牛排也一定不是同学，应该包饺子。接着我就到他家包饺子。里昂和巴黎最大的区别是，巴黎只有一条河——塞纳河;里昂有两条河。每次看到这些大河波涛汹涌向东流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河要是在我们村南边该有多好。我去他家吃饺子，同学的家在里昂郊区，河旁边。他先带我去地上看看，他说，房子、车、法国女朋友，都是八成新，怎么样?我说，好。接着带我到地下看了看，有个酒窖。镇窖之宝是1985年的三瓶拉菲。同学说：1985年到2015年三十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今天咱们把这三瓶拉菲喝了!我说且慢，今天如果喝了，你明天后悔怎么办?他说，有好酒不让同学喝让谁喝呢，如果不让同学喝，有好酒又有什么用呢?他上升到哲学层次。我也热血沸腾，说，喝!就着饺子„„我还没怎么样，他喝多了，开始跟我讲现代金融学理论，讲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现代金融学理论在企业的运用„„我一句没听懂，拉菲真不错。我的意思是，当你们在学校是同学时，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同学，当你离开学校再重逢时，你才知道什么是同学。什么是同学?就是他说的话你一句都听不懂，你还跟他聊了一晚上。刚才姚洋院长和张维迎教授做了特别好的发言，谈到了我们的母校是什么。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产生地。不但北大人这么认为，全世界的人也这么认为。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什么是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的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读来读去，我读出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父亲阿Q。阿Q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哪个同学能跟我说下?——对了这不是中文系——最大的特点是没老婆，出门就挨打。出门挨打不叫受欺负，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负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着这个父亲受欺负就叫受欺负了。另外他塑造了一个我们母亲的形象，祥林嫂。她最大的特点是没丈夫，有一个孩子也被狼吃了。她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要把这个悲剧讲成喜剧。另外鲁迅先生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孔乙己。他最大特点是腿被打断了。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坏了，他看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要矮近，那这个民族就会出现像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那种情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捍卫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大家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时，有两句话千万不要信：一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上的事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我也不同意。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中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她和上个世纪同龄，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如果演电影她就是安吉莉娜o朱莉，如果踢足球她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她就是杜兰特，如果跑步就是博尔特。但她一辈子给地主打长工。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每次割麦子时她都是头把镰。头把镰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在地头中间。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个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麦子我一哈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工夫我割得比别人快一点。接着她跟我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我是个笨人啊。这是一个伟大明星的教诲。我有个舅舅，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所有木匠都说刘麻子这个人特别毒，所有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特别好。他晚年时我跟他有个炉边谈话，我说：舅舅，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别人说你毒，和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好木匠;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我当木匠会有恍忽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有时候，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所以我送在座的师妹师弟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还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记得下次见面的时候请我吃饺子。(本文已经刘震云先生审阅修订)张维迎 自由秩序是一种责任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谢谢!本文来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官网
首先我代表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大家成为北大光华人。我请大家全体起立，你们看着正前方，这是北大的标志，这个标志凝聚了北大107年的历史，北大的历史也是中国的一部近代史，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之后仅残存的一项变革，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成立，这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始。在过去107年里面，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一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都打上了整个中国的烙印，我希望你们能够熟悉这个标志，记住这个标志，想到这个标志就想到我们肩负的责任，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成为北大的学生，成为光华的学生，这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责任。请大家坐下。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大学的理念和你们的责任。刚才我让大家起立，就是希望今天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你们新的生活的开始，是你们事业当中具有标志性的一步。我刚才讲到北京大学有107年的历史，但是实际上在世界大学史上，北京大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学，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有近千年的历史，英语大学里面牛津大学有近900年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具有如此长历史的大学，我们看一下有一个统计，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的一个统计，他统计了在1520年之前建立的组织，现在仍然以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这85个当中有70个就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这意味着大学是人类组织当中最具有悠久的生命力的组织，它和好多宗教组织一样，具有非常神圣的使命感。曾经我写过一篇文章，总结了就是为什么大学可以做到基业长青，我们现在每一个在座的学员所在的企业都在追求建成一个百年老店，使自己的企业变成一个基业长青的组织，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总结的五点。第一点是大学具有一个核心的理念，第二点是大学具有终身的客户和品牌，第三点是大学有一支为这个理念而献身的教师队伍，第四点是大学有一种宗教式的组织文化，第五点是大学有一种不断反思和创新的精神。
我今天集中给大家讲大学的理念，大学像我刚才讲的有9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当中大学的理念都在不断变化，现在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总结我们大学究竟在干什么，或者是什么东西在支配着、支持着我们大学的持续和发展。第一，就是大学是一个创造知识的殿堂。第二，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第三，大学要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服务，就是服务社会。这三点可以说任何一个大学都应该是认同的。我们光华管理学院作为北京大学的商学院，到今年从建系开始整整是20年的时间，今年光华管理学院是成年20周年要具有隆重的院庆仪式，到那个时候我们欢迎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来参加。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的老师经常在思考，询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而存在?有没有光华管理学院，我们北京大学有什么区别?我们中国社会有什么区别?世界有什么区别?我们每一个老师也在询问自己，有没有我，光华管理学院有什么区别?这实际上就是在思考着我们的使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组织也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存在?你的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记住了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在具体的决策过程当中，就不会有过多的偏离而损害我们长远的发展。就光华管理学院而言，我们为什么存在?是因为我们有如下重要的使命：
第一，我们是创造前沿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知识。光华管理学院像厉以宁多次强调的，是一个创造思想的地方，我们的商界，我们的政府部门的决策都受到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所创造的这种思想和知识的影响。
第二，我们是培养商界和学界领袖的地方。包括在座的各位就是我们培养对象，也是我们为社会做的服务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培养商界的领袖，我们也培养学界的领袖，就是在中国管理学界，在世界的管理学界要有我们的声音，有我们论文的发表，我们这些论文中包含的思想，应该成为人类管理知识进步的一部分，
第三，我们有责任帮助中国的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特别在面临国际化当中，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知道中国的企业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处境，在国际化的竞争当中大量有国际品牌的企业进入中国，在过去的岁月里面，中国的企业相对靠着机会和运气，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未来挑战就会变得特别大，光华管理学院有一个使命，就是能够使得我们中国这些优秀的企业能够占到世界的舞台上。我们经常设想，如果再过20年，再过50年回过头来看，如果中国在世界上有了有品牌的企业，如果中国一部分商界领袖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的商界领袖，我们要问光华管理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什么贡献，如果我们没有贡献，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存在的理由。
第四，我们也是制定中国商学院教育的游戏规则的学院。现在全国有90多所商学院，培养EMBA的学院也有30多所，光华管理学院是中国EMBA教育的开创人，我们在1999年开始兴办EMBA项目，现在已经变成了全中国商学院的正规教育的一部分。光华管理学院在博士生的培养、MBA的培养方面都开创了中国好多商学院教育当中的新的游戏规则。好比说MBA教育的面试制度就是由光华管理学院最初引进来的。
这四点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我们始终不忘既它，始终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光华管理学院才能够保持持续的发展。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简单概括有三点：
第一，就是我们招聘一流的教员，并使他们感到愉快。光华管理学院具有中国商学院当中水平最高的教师队伍，这个水平可以用各种指标衡量，不仅仅是具有的学位，光华管理学院老师中有一半老师具有国外名牌大学博士学位。我想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做出的成就，我们的老师在世界顶尖的刊物上不断的有新的论文发表，这在全国其他商学院可以说是没有的。
第二，我们招收一流的学生，并提升他们的智慧。我们招的学生，包括我们在座的EMBA，还有MBA，还有普通的硕士，EMBA、MBA是主要面向商界的，硕士生是通过一般大学毕业直接进入光华。我们如此之外也招本科生，光华管理学院招的本科生可以说是全中国的质量最高的。我们知道进入北大很不容易，进入光华管理学院就更难。好比每年招120名本科生，其中有10%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15%，都是全国高考的状元，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学院可以达到这一点。在此我告诉大家，全国每年高考有六七十位状元，大体是北京大学占一半，35-40位到北京大学，来北京大学里面的有三分之一是到光华管理学院，所以进入光华管理学院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还有博士项目，我们博士项目的目的是向全中国，以后也希望给世界的商学院培养优秀的师资。进入光华管理学院读博士也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进入很难，我们一年只招收35个左右，我们知道中国有好多其他商学院，一年可能招好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甚至有时候一个导师可以带几十个博士生，光华管理学院从来不这样。光华管理学院每一个导师一年可能分配不到一个博士，为什么?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质量，我们真正培养出来那些能够创造知识，能够领导未来学术潮流的一些人才。进来以后，他们也非常难，一般的博士可能三年就可以出去了，但是光华管理学院没有四年是出不去的，包括我本人带的博士有些可能都五年，甚至五年能不能毕业还不知道，所以在光华读书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使他们未来具有的创造力，在社会中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招收的MBA也是全中国质量最高，竞争力最强的，我们EMBA也是这样，我们EMBA大体是四个申请人里面选一个，所以你们在座的各位，我要祝贺你们，你们确实非常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进来的。光华管理学院无论是招收教师还是招收学员，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他是不是最优秀的。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是80年代的朋友，他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的孩子考光华的研究生，分数差几分，我能不能帮帮忙，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在中国什么事都可以走后门，但是有一件事不能走后门，你们告诉我哪一件事不能走后门?找对象不能走后门，谈恋爱不能走后门，不能说因为这个孩子和我有关系，你就凑合，就和他谈，行不行?不行。光华管理学院招老师，招学生，我们抱的心态就是像自己找对象一样，要真正自己喜欢，真正优秀，真正合格。这也是我们学院的理念和文化。我作为副院长也没有任何权利，越过这种规矩。
第三，光华管理学院建立起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追求卓越的学院文化。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是北大的精采，是蔡元培老校长开创的北大的精神，光华管理学院再加上一个追求卓越，就是我们不能只停留于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始终在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有人问我光华管理学院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我说光华管理学院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我们学院的文化，有了这种文化，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有了这些文化，最优秀的人来这以后可以做出最大的贡献，并且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愉快。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在中国也是非常著名的，可以说会计学教育方面最好的大学的一位副教授，我们找到他，我们认为他是在现在30-4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里面最优秀的学者，所以我们说服他来光华管理学院，但是光华管理学院只给他讲师的位置。他原来所在的学校听到光华管理学院要拉他，就给他承诺，说只要你不去光华管理学院，我们马上给你提正教授。这位会计学者，思考犹豫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还是来到光华管理学院，这就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吸引力。他来到光华管理学院之后，他告诉我，时间待的越长，他觉得自己这个决策越正确。同样我们在吸引人才方面靠的是什么?也是我们优秀的文化，因为我们学院的气氛使大家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干事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像有些院系那样混日子的地方。如果现在某些学院，某些大学我说给你的待遇是十，光华管理学院给五，这个人十有八九要来光华管理学院，不会去那个学院。所以我总结一句话，说一个组织一旦到了最后只能靠钱吸引人的时候，就说明这个组织不行了，没有品牌了，光华管理学院不是这样，我们靠我们的品牌，靠我们的文化来吸引这些优秀的学者，优秀的学生。
所以，这三点是我们始终记住的，招聘一流的教员、招收一流的学生，建立一个良好的组织文化。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句话我们倒着讲，如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来，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有各种各样的背景，绝对不是说光华自己毕业的学生留下来的这样的单一的结构，我们包括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等这些优秀大学的人才进到光华管理学院。为什么大家在这能够融为一体?能够非常愉快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核心的理念。而且我们认为有了这个核心的理念，内部的好多问题就相对比较容易解决，包括我们在座的所在的企业，你们都会遇到好多利益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些利益冲突，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企业的成员是不是真正有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核心理念和文化。我可以告诉大家光华管理学院的工资制度就有好几种，最简单的事实是来的越晚的人工资越高。我今年招进来的讲师，他拿的工资比我的高，比其他的教授都高，我想这个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在光华管理学院就没有引起大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理念，在我们最初实行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也是有争议的，但是最后大家接受了，因为道理很简单，首先我们问大家，光华管理学院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所谓世界一流就是你要创造知识，你要提高人类的智慧，你要培养商界的领袖、学界的领袖，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接下来问，靠我们现有的人，当时是1999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大家说没有可能。那么办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招收更优秀的人，包括我自己，我说从我做起，一定要招收比自己，比我更优秀的人，靠我们当时的情况，物质条件能不能在世界上吸引最优秀的人来?不能。怎么办?我们就给新来的教员有差别性的待遇，比原来的教员有好的待遇，因为我们没有实力让所有的教员都有这个待遇。我讲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光华有这个理念，我们才可以容忍内部存在的这么多的收入分配的差别，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内部矛盾，有了这个理念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知道好多中国大学在职称评定的时候都会争名额，系主任、院长，都争名额，多给个教授名额，多给几个副教授名额，光华管理学院在北大历史上是开创性的，2002年学校给我们三个教授名额，五个副教授名额，但是光华管理学院只报了一个教授和三个副教授。就是在很多院校来看这些名额被作废了，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人有不满，我们能提教授的，他感到高兴，没有提教授的，心服口服，光华管理学院不是以名额决定谁能不能当教授，合格你可以当教授，不合格，你有名额也不能当教授。正是由于有这些措施，我们才能保证真正一流的师资队伍。
前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光华的情况和北大的情况，现在我要问大家，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来光华管理学院读EMBA?我想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的答案，我要拿到一个学位，我要有一个文凭。我要告诉你们，这不是你们来这里的目的。就像我们一个企业一样，如果我们仅仅把目标定位为赚钱，我们企业就不会长久的。但是我们经常忘了这一点，我们经常被一些短期目标左右，我们忘记了我们真正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学位、文凭只是我们取得知识，获得智慧的一个标志，但是绝对不是我们上学的目的，更不是我们来到光华管理学院的目的。我要说的，我们来到这里，不管你最初抱的什么目的，我认为从今天开始你应该明白，你是要来增加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指挥，还有要修心养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育重视的不仅仅是你知道一些什么，你应该知道一些什么，还有你做人的道理，特别是我们经商的道理。在这一点我们学院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并不一味的去满足同学们的要求，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你们是我们的客户，在一定意义上讲，但是你们更是我们学院的产品。也就是说你们究竟未来有如何优秀，能够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很大程度上，至少在一定上取决于我们怎么指引你们向什么样的方向努力。所以我要强调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不是为文凭，不是为获得学位而来，而是为增加知识，提高智慧，修身养性而来。我也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牢牢的记住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包括对光华管理学院的责任，对北京大学的责任，还有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和光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密不可分，你们身上带上了北大、上了光华的标志，所以你们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北大的形象和光华的形象。所以我提醒你们，这一点你们要牢牢记住。也许你们过去可以做的事，从现在不能做了，因为你过去你仅仅代表你自己和你的企业，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就不仅仅是你自己，不仅仅是你的企业，你是北大的学员，你是光华的学员，你干好事，增长社会的价值，你增加了北大的价值，你们干坏事，就减少北大的价值，这个是我提醒你们对北大和光华的责任。
你们还有对社会的责任和整个国家的责任，我们知道未来的中国能在国际上有多大的地位，很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企业管理者能够把我们的企业在国际上做得有多好，我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看了一篇韩国企业家写的文章，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他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说在50年代我去欧美的时候，总是见不到我想见的那些人，但是现在我再去欧美了，经常要见那些我不想见的人，这是一个国家地位变化的象征。因为有了这个国家的地方，才有了这个企业家的地位。同样看我们中国，柳传志在1984年创办联想，1985年参加IBM产品展览会的一个论坛上是坐在最后一排，但是我们知道20年后，也就是2004年年底，柳传志和IBM签约，买下了IBMPC。这样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成功，也是一个国家的成功。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我们身上，特别是作为北大学子，我们身上肩负的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对社会要时刻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创造价值，在这里我把我做的一个简单的划分提供给大家。如果我们看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有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这件事对社会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的。第二，是他的个人是有角度还是没有价值。这样我划出了四个象限的四个行为，或者是我们做的四种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做的事情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也有利益。第二种就是你做的事情对社会有价值，但是对自己无利益。第三就是对社会没有价值，但是对自己有利益。第四，就是社会没有价值，对自己也没有利益。对于这四种行为或者四种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社会上有四类人，第一类是君子，就是他干事，自己也得到好处，但是对社会也做出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古人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你对社会的贡献。第二类人，我们叫做圣人，或者是贤能，这一类人做多事情，对社会，特别对社会的长远具有非常大的价值，但是至少短期内他看不到任何自己的利益，这个像孔子，在那么艰难**的岁月当中创造的儒家学说，保持中国2000多年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但是孔子活着的时候，他过的生活是非常清贫的。做这样事情的人可以说他需要非常高的社会责任心。第三类，我们可以叫他小人，就是他做的好多事对自己很有好处，但是对社会没价值，而且可能破坏社会。第四类，对自己没好处，对社会也没好处，这样的人我们叫他傻子，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社会傻子太多，因为这样的人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个社会有多少人在做着对国家和社会有价值的事情，同时也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说到我们企业家，我们企业做的是哪一类，主要是第一类事情。这就是我们强调你们对社会的责任，就是你们始终要记住，当你获得利润的时候，是不是通过给社会增长价值而获得的利润，如果你没有给社会增加价值，或者你自己获得的利润大于对社会做的贡献，你就是落入到了第三类人，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我们对社会做的，但是对我们自己没有利益，这个也是我们提倡做的。我说我们大学的神圣就是体现在这里面。我们很多老师我们鼓励他们做的就是第二种，就是对社会具有重要贡献的人，但是自己并不一定要好多利益的人。可以说我们很多老师如果让他去商界工作，也可以赚好多钱，但是那样一种做法可能浪费了你自己对社会最能做出贡献的，就是你创造知识，培养人才，所以他们仍然心甘情愿的待在这。所以，我自己感觉到当一个老师是需要非常高的社会责任心的。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也能够有很高的责任心。
所以，我们期望你们上学的时候能够认认真真，做人能够坦坦荡荡，做事能够扎扎实实，经商要诚实守信。我们上学要认认真真，如果你的目的不是混文凭，你是要真正获得知识，你必须老老实实刻苦钻研，在这里没有任何半点可以虚假的，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不断的循序渐进，把老师交给你的东西变成你的思维方式，变成你的智慧，这个时候才真正对你经营企业是有价值的，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的告诫大家，学习是要有耐心的，不可能操之过急。你们今天或者你们明天上课学的东西，你们真正的体会可能在两年之后，也可能十年之后，我们的老师就是用他们非常专业化的知识，武装你们，你们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的集成者，不同专业的老师授的知识在你们身上聚集成一种智慧，对你们管理企业有指引的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也提到我们光华管理学院强调的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还有做人的道理，我们要我们的同学做人坦坦荡荡，为什么?因为现在商界各种坑蒙拐骗的行为非常多，包括过去的EMBA也发生了这种的事情，我们有一些EMBA同学在他的企业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始终告诫我们自己，我们要不断的强调我们的学院，你在做人，做事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我总结这几句话，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
最后我要讲的仍然是回到这个图，你们看着它，107年的历史所凝聚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你们走进了北大的课堂，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我们老师，我们学院始终牢记着我们的理念，我们孜孜不倦的为这种理念而奋斗，不论有多少困难，我们教师经常让我非常感动，他们每天晚上经常工作到12点，12点的时候我们不少教员的办公室还亮着，这是他们的使命。同样我也期待着你们，你们既然是北大的一员，你们就有责任，你们就面临一种约束。从今天开始是你们新的生活的开始，我希望20年之后，你们在座的各位回过头来看，是北大的教育使你们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上都更为成功，你们对社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海研教育——专注北大光华金融学考研辅导
张维迎在2010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亲爱的同学们：
首先祝贺你们!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你们圆满地完成了学业。你们有的拿到了博士学位，有的拿到了硕士学位，最差的也拿到了学士学位。并且，这个学位是北大的，这个学历是光华的。在中国，谁还能获得比这更“牛”的学位吗?
你们来到北大，选择光华，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生价值的追求。我相信，北大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光华没有让你们失望!对你们一生来说，知识是重要的，但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智慧比知识更重要。北大能给你们知识，但没有办法给你们智慧，因为知识可以来自书本，智慧只能来自生活;知识是他人经验的积累，智慧是自己经验的积累。这话是印度哲学家奥修说的，也是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我愿意与你们分享。
我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偏僻的乡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有一棵杏树，它伴随着我成长，留下我童年的记忆。这棵杏树现在还活着，还在结果。即使在离开30年后，每次回老家，我还是会去看看它，摸摸它，甚至还会像小时候一样爬上粗壮的老树杈。
小时候，到农历三月，杏树开花了，春天也就到了。每天放学之海研教育——专注北大光华金融学考研辅导
后，我就会跑到杏树地，有时会睡在杏树下，仰望蓝蓝的天空，等待着洁白的杏花结成绿绿的杏果，因为杏是我重要的口粮。杏花凋谢了，变成小小的果实，我就会迫不及待摘下来吃。你们知道，刚成果的杏，一咬就咬到嫩嫩的杏仁，非常非常的苦，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摘下来尝一尝。等待杏的成熟真是漫长的煎熬。慢慢地，杏核变硬了，果实也变大了，我就开始大规模地吃，当然杏还是酸的，酸得让人龇牙咧嘴。到农历五月底、六月初，杏开始发黄了，但我们家杏树上的杏已差不多被我吃光了。我拿着最后剩下的自家的杏与村里的小朋友交换着吃，结果发现，我家的杏尽管个头较大，别人家的杏都比我们家的香甜可口。为此，我曾几次向父亲建议，把这棵杏树刨了，栽一棵新的杏树。当然，不知为什么，父亲一直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所以，在我记忆里，我家的杏是全村最酸最苦的杏。
1978年我上大学了，就再没有与我们家杏树朝夕相处。在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们从西安回到家乡。我一到家，妈妈就给我端上来一盘杏。她知道我爱吃杏，又听说城里没有杏树，这杏又大又甜，真是好吃，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杏。我问妈妈：这是谁家的杏，这么好吃?妈妈说，就是咱们家的杏啊!这怎么可能呢?
原来，我们家的杏子比别人家的熟得晚，即使表面上看上去发黄了，还得等上十天半月才能真正熟透。熟透了，就是最香最甜的杏。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熟透了的杏，难怪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海研教育——专注北大光华金融学考研辅导
杏总是酸的。
同学们，在你们既将开始人生新的旅程的时候，我与你们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想告诉你们，杏如人生，先苦后酸，再由酸变甜;杏如万物，长在阳地的开花早，长在背地的结果迟;杏又同人一样，有的成熟早，有的成熟晚。我家那棵苦杏树不是天生就是苦，而是长于背洼，每天太阳光照少，加之或许不有品种问题，因此成熟得比别人家的晚，别人家的杏黄了，它还是绿的;别人家的果实熟透了，又香又甜，它还木丁酸丁苦。其实，只要多等十天半月，一旦熟透了，那种清香美味胜过别人家早熟果实的好多倍!
作为北大的学子，我不担心你们没有远大抱负，但很担心你们急于求成!到了新的岗位，你们会期待早早得到提拔，早早涨工资，早早成名成家，甚至早早进入福布斯排行榜。但你们应该记住老子《道德经》中的话：“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生活是需要耐心的，成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伟大是由耐心堆砌而成的!耐心意味着要经得起眼前的诱惑，意味着要道法自然，耐心不是压抑，而是修行，成熟是自觉自悟。只要你顺其自然，不急于求成，你吃到的杏一定是甜的!幸福将伴随你一生!
听张维迎教授《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前景》讲座的分享
本人心得，转载请说明。
前几天就收到学会王老师的短信，告知张维迎教授要回西安做报告，作为西大的校友，自然是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一定要前去聆听。于是周末早早起来，直奔丈八宾馆，到了礼堂一看，座无虚席，看来慕名前来的听众不少啊。
作为曾经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现在的经济学家，身份的转变很是令人羡慕的。意味着从体制内的官转变为可以自由做学问的学者，中国太缺少这样的自由职业经济学家了。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脱离其经济基础，所以如果是体制内的教授，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体制约束的学者而言，所谈的看法必定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张教授谈到中国的政治家与官僚是两类人，那么目前中国的改革到了这一步，政治家只能出自官僚，而当官与做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也应该很清楚的意识到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那么下来改革的深入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能保持多久就值得怀疑。因此，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个人，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做好迎接改革的思想准备。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更应该意识到这一点，积极转变思路，使自己在下一改革里能够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从而更好的稳定自己的既得利益。
思想的火花闪烁在礼堂，不由得想起10几年前上大学时，老师就在讲的权利的寻租现象，现在我们还在呼吁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可见改革的道路有多么漫长，时间这把利剑也无法快快削掉前进的肌瘤和障碍。
回来在车上，我们还在讨论这个话题，老公忽然给出一个观点，其实中国35年的改革成果就是对农民的成功改革。从最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允许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把8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成为低廉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极大额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大批有才能的人，抓住改革的机遇先富起来了，例如王石、史玉柱等。
下一轮额改革肯定要对经济降温，也就是说10年内维持7%的增长速度，保证既有经济改革的成果，而在政治体制上会加大私有化的步伐，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期待祖国的繁荣，期待民主的昌盛，期待法治的健全，期待你我的财产界定更清晰。与各位分享讲座和我自己的部分观点，欢迎质疑和探讨。
张维迎：自由竞争与产权保护对创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腾讯财经对论坛进行全程报道。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称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当张维迎被问到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时，张维迎预测在目前体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为张维迎发言实录：
张维迎：我没有多大的分歧。我觉得尽管中国有个别企业有创新，但是整体来讲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够。主要的因素是我们的体制，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 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政府不应该关心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政府关心创新就会制定很多政策，压制住企业的激励机制。中国制定很多产业政策，给很多补贴，使很多企业学坏了，他就整天想办法申请政府补贴，并不真正的创新。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中国需要使得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一般来讲创新是一个没法预测的，现在很多产业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准哪一种创新有前途。
没有任何一种创新特别是重大创新是一般人看出来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险，最后由市场说了算，这才叫创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东西，不能叫创新。创新是高度不确定，只能留给市场，政府任何的干预只能导致人们去寻租，特别在中国的情况下，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好多对未来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们更喜欢套利，赚短平快的钱，我不是否定高总，我们确实有些企业很优秀，但是总体而言，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觉得考虑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们现在民营企业方面，我们看一下中国最优秀的人聚集在哪一个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聚集了很多中国优秀企业家，我指他们素质很优秀。他为什么要到房地产行业来?其实很简单，中国房地产行业里面利润是比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地制度所导致的。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大量利润流向金融行业，像去年几家银行利润就达到上市公司将近一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导致的，这就一定会扭曲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
其实创新很简单，给人资源，给每个企业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坏了就完蛋了。
利润他拿，风险他担，我们这样就有足够的创新动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问五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预测2020、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们今晚晚 上讨论主题有关的，我问各位您认为需要多少年，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还是需要1000年。大家给一个数字，不需要解释。跟美
国一样成为创新大国。
陈志武：跟张维迎差不多的判断吧。但是有一点，在目前体制下我觉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张维迎：我估计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请问你能活多少年?
张维迎：我活着的时候没戏。
者按：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日-16日在大连举行。作为本届达沃斯的参会嘉宾，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学界人士，论坛期间，他屡屡以惊人之语向观众阐述市场经济理念。
也许这些言论对于张维迎这样一位精通市场经济精髓的人来说属于基本常识，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各国政府通过救市等措施不断的扩展自己权力，凯恩斯主义重新盛行，国内经济面临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张维迎的如此不遗余力的频频发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目前状况的焦虑。
凤凰网财经对张维迎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上的言论做了部分摘录，以飨读者。
最犀利
1)国企私有化只有一个政治决策问题，如果下定决心解决它，没有什么困难。
2)很多的错误政策，都是我们的无知造成的。当年搞计划经济就是无知的表现，当然现在继续搞计划经济，很多程度上是无耻的表现。
3)土地应该私有化，这样可以真正保证农民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中充满了需要强盗的逻辑。我没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许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权力减少了。
4)国家利益只是一个说辞，真正的国家利益是民众利益。
5)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拉大，其中最不合理的差距是由于特权和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导致。
6)政府搞那么多经济开发区，本身就是笑话，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国都是经济开发区。
7)应该把开征新税种的权力和任何对税调整的权力，交由全国人大，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甚至说是前提条件，是对政府征税能力的约束。
关于政府与市场
01)并非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伴随国进民退。1929年大箫条与2009年危机都导致了政府干预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是市场力量加强，因为当时大家正确认识到危机发生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
02)政府和市场本身不应该在一个平面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本身应该靠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政府应该做的是如何保护这种自由和创造性，而不是去简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一般来讲，私人产品应该是个人做的事，公共产品应该尽量利用市场的力量。政府没有权利剥夺个人的自由。
03)除了政府，没有谁能消灭市场。但从长远看，如果消灭市场，对政府也没什么好处。
04)西方国家与中国一样，都面临并需要反思监管过度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市场最大的干预是中央银行制度，政府对货币垄断。监管过度的表现往往就是监管不足，因为监管过度就会导致各种问题，大众就会认为出现问题的原因是监管不足，一个监管会创造出另一个监管的需要。
05)凯恩斯主义是满足政客短期的需要，但有长期的副作用。
06)在全世界大的经济体中，美国可以说是最接近市场经济的国家。
关于中国经济
01)温总理所说“中国已是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说的是未来的希望。
02)发展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主体地位，逻辑上是矛盾的，但非逻辑的力量有时候更强大。 03)如果国有企业继续这样庞大下去，中小企业就没有出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在去市场化的道路上前进，中国经济会有更大麻烦。
04)国有企业如何不庞大。国企私有化只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办法很简单，如果一旦下定决心解决它，没有什么困难。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股票都在市场上，需要做的只是怎么把这些股份转让出去，包括分给老百姓。
05)将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阻力一个是利益问题，一个是认识问题，其实从国有部门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中国还有一个阻力，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
06)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理念。真正决定我们未来的，是我们的理念，不是政府本身。其实很多的错误政策，都是我们的无知造成的。当年搞计划经济就是无知的表现，当然现在搞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无耻的表现。
07)土地应该私有化，土地的交易应该完全按照市场逻辑去做，这样也可以真正保证农民的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当中，充满了需要强盗的逻辑。我没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许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权力减少了。
08)关于中国庞大的国有部门在国际大环境下保护中国主权利益的作用，其实很多情况下国家利益只是一个说辞，真正的国家利益是民众的利益。有一些谋私利的人常常会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而老百姓很容易被蒙蔽。
09)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中，最不合理的部分是由于特权和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导致。如果消除了这些特权和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市场的收入差距会大大减少，不可能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10)现在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2009年过度刺激政策导致。
11)在过去十来年中，中部和西部发展非常快，甚至比东部还快。它们的发展要靠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力量。其实政府搞那么多经济开发区，本身就是笑话，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国都是经济开发区。
12)规划和计划，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看一下前5年，每年计划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长20%-30%，你单年都计划不出来。从全世界情况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个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13)应该把开征新税种的权力和任何对税调整的权力，交由全国人大。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甚至说是前提条件，是对政府征税能力的约束。
关于金融市场
01)民间借贷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总体是正面的。民间借贷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管得过死，如果政府能够放松对金融的控制，允许自由行办银行和自由签订合同，地下钱庄就会消失。
02)关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内外失衡、通胀明显的问题，我的方法是自由化。
03)汇率的自由浮动和外汇交易的自由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他
01)现在的政府决策，与知识分子的意见，在两个不同平面上运行。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互不搭界。
02)中国整个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如果所有学校取消了，包括连小学大学全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会大大提升。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影响到国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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