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化经济转型的挑战与应对

碳中和的四个是与不是

碳中和或者低碳经济转型，需要思维方式的改变。不管是讨论增长方式还是考核指标，不管是核算GDP还是绿色GDP，考虑碳中和与不考虑碳中和，行为机制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价值体系也不同。可以说，碳中和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塑。

对此，我有几点认识：第一，碳中和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根本性的经济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目标的转变。第二，碳中和不是一个短期目标，而是我国的长期战略，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第三，碳中和不是一两个行业的调整，而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巨大转型。从地域上看，碳中和是全球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转型，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第四，碳中和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问题，而是一个可量化的、需要长期路线图的、具体真实的问题。而要认识到上面这几点，需要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大转变。

实现碳中和面临的五个挑战

近代和现代经济都是高碳经济，这是自然禀赋、技术发展路径、社会组织方式和市场机制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高碳经济的特征是追求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这也是我们之前的发展动力。高碳经济具有负外部性，而负外部性在经济学上是市场机制失灵的表现。所谓碳排放和市场机制可以并行不悖而始终没有得到校正，是因为高碳经济体制本身不会去校正这部分。高碳经济的这些特性，使得实现碳中和目标将面临一些挑战：

第一，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挑战。至少在没有其他力量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发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企业没必要用更贵的技术去实现碳中和来完成目标。

第二，向低碳经济转变是对人性的挑战。因为这个转变过程太久，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在重短期功利、奉行实用主义的环境下，要去实现一个涉及人类未来的理想主义的长期目标，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从形成共识到建立强有力的机制，都是挑战。

第三，中国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艰难的碳达峰、碳中和过程，这是中国特有的挑战。

很多文章都提到，欧洲花了70多年完成碳达峰，美国花了40多年完成碳达峰。但他们不完全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减排实现的碳达峰，而是主要通过全球化产业转移实现了本国境内的碳达峰。

随着国际社会的低碳经济共识增多，中国已经作出诸多承诺，是不会以高碳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的资本、产能、行业的，只能通过高成本的技术创新来减排。

并且，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转移时，把自己产业生命周期的尾部利润全部拿回了本国，但我们只能舍弃尾部利润，并用更高昂的成本去进行减排和中和。更大的强度，更高的成本，是我们不可避免的。

第四个挑战，是地区和行业之间的差异。任何国家都有高碳和低碳的技术发展、地区禀赋、地区和行业之间的差异，这也是重新洗牌的深远因素之一。能否取得成果，取决于我们的规划节奏和手段强度。

屠光绍老师提到是否要建立地方考评机制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方向不错，但是最大的挑战在于怎么做。我们依照什么给每个地方制订碳排放标准，是人口、GDP、产业结构，还是土地面积?——没有一个标准是真正公平、可以让每个地方都能接受的。

因为当前我们还是高碳经济，产业结构在各地区不平衡。比如华北地区拥有大量钢铁等高碳企业，而海南的高碳企业较少，如果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二者的碳排放，是否合理?即使合理，这种决定是否可执行?即使可执行，大家能够自觉自愿去完成吗?可以想象，这里面存在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

第五，需要考虑如何在低碳转型过程中把握节奏和平衡，统筹兼顾转型和创新、地区差异、新的实现目标和失业等问题。

我们必然面对诸多风险，除了金融风险，还有产业结构调整、失业、低增长的压力等风险。低碳转型还可能提升生产成本，甚至推动成本型通货膨胀，也可能扩大地区之间差异。这一方面给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了新动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国际博弈的新路径，因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尚没有统一的绿色标准。此外对绿色创新技术的支持也会对财政造成压力，这个风险也不可忽视。此外，徐忠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碳中和目标下，高碳行业将面临巨大的冲击，比如煤电相关的高碳企业立即遭到投资者的低估和疏远。这个现实问题引人深思。当不可更改的发展趋势确定后，这种趋势可能被市场价格和估值超前兑现，即长期预期全部被短期兑现，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冲击，我们怎么去判断和应对?这种冲击是持续不断的，是一次性冲击，抑或是不断起伏波动的过程?我更倾向于后者。这种冲击至少包含着两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发展趋势对我们预期的影响，比如在确定碳中和目标后，投资者可能看空高碳行业。第二种力量，即市场供求的力量，因为看空会对整个行业的供给产生巨大影响。当碳定价发挥作用时，该行业的生产成本和相关产能必然受到影响，市场表现也会更复杂。

段国圣老师以投资者的视角，用“四象限”法分析“碳中和”背景对行业产业结构的利空和利好。但我觉得这只是初步想法，就像前面所说，至少有两种力量在影响着市场，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变量和具体发展路径存在巨大差异和众多不确定性，我们不能仅根据碳中和这个趋势以及高碳低碳的差异来判断利好和利空。真正的实践者必须做深入具体的研究，而不是仅仅根据方向和趋势就作出长期判断。

毫无疑问，长期趋势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但是它不能完全代替其他变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新的高科技趋势形成之后总会发生泡沫，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赌方向、盲目投资，而实际上通向最终方向的道路是坎坷曲折的。

对政府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怎么解决上述问题?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地解决这些问题，它必须借助外力。毫无疑问，这个外力首先是政府。这其实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悖论或者说反转。从来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外部因素像碳中和这样强有力地把政府引入到经济活动中。准确地说，碳中和不是一个标准的经济活动，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的活动。因为没有政府的介入，仅靠市场机制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目标。碳中和是市场和政府的双任务，需要企业和社会全体的参与。政府参与涉及到国家的整体规划，至少在基础设施、信息标准、低碳绿色标准、指标界定、信息披露等基础工作方面，需要有力推动甚至直接参与，要做好统筹设计。此外还有政策工具，政府必须全方位、组合式地利用各种手段，包括金融工具、财政补贴、公共投资、税收政策等。

其中，碳定价非常重要，如果价格信号不对，所有的配置和机制就不是我们期望的样子，市场就很难发挥作用。因此只有把碳的定价引入现有市场经济机制中，才能纳入碳排放的负外部效应。这里涉及到一次性、多次性、分步以及分产品、分行业、分地区的无穷多的组合和可能性。我们要选出最佳实践、最佳路径和最佳平衡，这对政府来说，将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然，其中还会涉及到监管等领域，需要从行业标准、技术标准、生产标准、产品标准等各方面去促进产业转型和碳定价的结合。据有关部门估算，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一共需要100多万亿元的投资，全球所需的投资额更为庞大。投资者经常会把这看成是投资的饕餮盛宴，在我看来它更像一个充满冒险的风险投资，原因在于目前高碳技术仍然占据主导，低碳转型的技术发展路径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碳中和因素的纳入，将使得资产管理和投资格局面临新的形态。

马骏老师在早期研究绿色债券时就提到，资产拥有者应该有更大的力量参与绿色金融或者应对气候变化，对此我很赞成。如果市场机构投资者的主要目标是在可接受风险条件下获取最高长期收益，可是绿色投资收益并不高，该如何选择?——市场机构的目标是挣钱，如果选择做不挣钱的投资，那就是做慈善。之前我一直关注早期社会责任投资或环保行动在各种实践中的收益情况，发现收益并不是特别理想。所幸过去五年已经有所好转，虽然改变得比较缓慢。

从深层次看，当出现这种道德立场较强的目标后，企业实现它的动力是什么?考核指标是什么?如何通过考核指标和职责推动企业行动，而不是通过个人理想起作用?这至关重要，否则行动很难落实。这方面欧美有诸多经验可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