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对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分析

摘要：近期发生的美海军P-8A型反潜巡逻机于公海对中方舰艇编队进行抵近侦察的事件表明美中两国对有关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国际法解读是不一致的。美方认为这样的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属于“公海自由”，否认他国对海上军事侦察活动采取反措施同样也是行使“公海自由”的一种方式，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这属于双重标准。中方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认识海洋法对“公海自由”的限制，认为从事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国家不能滥用“公海自由”损害他国利益。这一解读既符合法理，也有助于减少因行使“公海自由”引发的冲突。

关键词：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公海自由”适当顾及利益平衡

引言

2021年2月17日，在中国海军编队位于公海组织例行演练期间，美海军P-8A型反潜巡逻机不顾中方多次警告，抵近中方舰艇编队实施长达四个多小时、最近距离中方舰艇仅400余米的绕飞侦察。a中国海军驱逐舰对这种抵近侦察行为采取了相应措施，对此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表声明称P-8A型反潜巡逻机的行动符合国际规则，而海军驱逐舰使用激光的行动不安全亦不专业，违反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和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a中国国防部的态度是，“美方这种挑衅性行为损害中方安全利益，危及双方舰机和一线官兵安全，是对国际法上航行自由制度的破坏和滥用，也是引发中美海上安全问题的根源所在”b。显然，中美两国都认为海军所采取的行动应当符合国际法的规定，但是两国对相关国际法规定的理解并不一致：美方认为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进行海上军事侦察活动是合法行为，中方抵制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行为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而中方认为根据国际法的规定，美方的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并不具备合法性，抵制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本文以这一事件为例，就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相关的国际法问题展开分析。首先将考察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法律依据，探讨为何中美两国会做出不同的法律解读。然后从减少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引发的海上冲突和对抗这一角度，对中美两国作出的国际法解读进行比较。如果说国际法规定本身不够明确，因此能够容纳不同的法律解释，那么就需要更多地考虑不同的法律解释会造成的现实影响。如果某一种解释方式比较容易造成现实的冲突和对抗，而另一种解释方式不容易造成这样的冲突和对抗，那么在解释法律的时候选择后一种解释方式就是十分合理的做法。简言之，即使理论上存在不同的法律解读方式，仍应根据现实需要从中加以选择，而对不同的法律解读方式进行比较是为了作出合理的选择。最后是基于上述的分析，从几个方面总结对海上军事侦察活动进行国际法分析应考虑的关键点。

一、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法律依据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表声明称P-8A型反潜巡逻机的行动符合国际规则，然而没有明确P-8A型反潜巡逻机的行动依据的是哪一项国际规则，这种作法本身就值得玩味。一般情况下，主张某一行为的合法性都会明示具体的法律依据，比如某一项法律文件的某一条款，但是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这一声明中看不出具体的法律依据。应当承认，不展示具体的法律依据，这极大地削弱了法律主张本身的说服力。那么，海军太平洋舰队为什么不在声明中明示具体的法律依据呢?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一般国际法没有对领海以外的军事侦察活动作出明确的规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条第2款规定了如果外国船舶在领海内进行任何目的在于搜集情报使沿海国的防务或安全受损害的行为，即应视为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因此可以认为在领海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具有违法性。对于在领海以外的海域进行的军事侦察活动究竟是违法还是合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在领海以外的海域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往往会强调“法无禁止即自由”。a而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规定了“公海自由”，其中包括了“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虽然不能确定军机在公海上的侦察活动就是“公海自由”的一部分，但也不能将这类活动明确排除在“公海自由”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海自由”可以被视为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国际法依据。

关键的问题是，拥有一项自由本身并不能保证行使该项自由的合法性。正如权利会被滥用，自由也存在这种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承认“公海自由”的同时，也对这项自由作出了限制，即“这些自由应由所有国家行使，但须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显然，当一国以未能“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的方式行使“公海自由”的时候，这就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对自由的滥用，不得依据“公海自由”主张具体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从抽象的意义上看，“公海自由”可以被视为军事侦察活动的国际法依据，然而这种抽象的合法性未必能导致现实的合法性，考虑到军事侦察活动对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一国在公海上进行的军事侦察活动如果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就不能依据“公海自由”主张军事侦察活动的合法性。考虑到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声明中称P-8A型反潜巡逻机的行动符合国际规则，这表明美方并不认为这样的军事侦察活动对中方产生了不利影响。那么美方的这种判断是否合理呢?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直接的答案，需要根据已有的法律规定和法理进行推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没有涉及公海上的情报搜集，但明确反对在领海进行这类活动，为了维护沿海国的和平与安全a。由此可见，一国在公海上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对国家在公海上的安全利益作出明文规定，但这并不表示国家在公海上不享有安全利益，尤其是考虑到海上军事科技的进步如今能令远距离之外的军事活动的危害堪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条第2款所指的发生在领海的军事活动b。另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此次P-8A型反潜巡逻机的侦察行动虽然发生在公海，但并不能认为是无害的远距离侦察，因为中国海军编队此时在公海演练，而该军机距离中方舰艇最近时仅400余米，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认为美国在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时适当顾及了中国的安全利益。毕竟，解读“适当顾及”这一概念需要结合行为本身会涉及到的风险。a如果美方主张军机的侦察活动未对中方的安全利益构成损害，那么需要对此作出更具体的说明，比如对侦察活动意图的无害性进行澄清，以及为防止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还有进行这种对侦察对象和自身都具有较高风险的抵近侦察的必要性是什么。只有对这些具体的细节进行综合性的考虑，才能较为合理地判断美方P-8A型反潜巡逻机的侦察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规定，未对中方的安全利益产生不利影响。遗憾的是，在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声明中看不到这些必要的细节，因此无法认为美方作出的判断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另外，探讨这一问题时不应只关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应该放眼于更广阔的国际法律体系。这是因为海洋法公约虽然明确规定了一国行使“公海自由”时须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但是当一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因他国行使“公海自由”正遭受损害时，海洋法公约本身对这种情况下受害国可以如何行为未能提供明确的指引。尽管公约规定了复杂的争端解决程序，但是这种程序无法对被海上军事侦察活动损害了安全利益的国家提供及时的帮助。考虑到公约还把关于军事活动的争端列入强制管辖程序的任择性例外，可以确定那些被海上军事侦察活动损害了安全利益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自我保护”解决问题。“自我保护”通常指一种由国家采取的单方行为，具有应对迫切需要的属性;“自我保护”可以被视为《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c项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自我保护”包含以下法律概念——自卫、反措施和紧急状态。b根据“自我保护”这样的“一般法律原则”，当一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因他国行使“公海自由”正遭受损害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是符合国际法规定的。也就是说，当美方P-8A型反潜巡逻机的侦察行动在公海上未能适当顾及正进行军事演练的中方的利益时，利益受损的中方能够依据“自我保护”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自我保护”原则令中国海军驱逐舰对美军P-8A型反潜巡逻机的抵近侦察行为所采取的相应措施获得了抽象的合法性。

正如之前分析过的，抽象意义上的合法性不等于在具体情况下的合法性。根据“自我保护”原则中方有权采取应对措施，这不代表所采取的任何一种应对措施都能符合国际法的规定。采取应对措施需要考虑比例原则，国际法律体系已经确认了这一原则。a按照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ArticlesontheRespon-sibilityofStatesforInternationallyWrongfulActs)第51条的规定，遭受损害的一方所采取的反措施须和损害相称，并应考虑到国际不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和有关权利。根据这一条款，中国海军驱逐舰对美军P-8A型反潜巡逻机的抵近侦察行为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必须跟这一行为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害相称。如果相应措施的效果与所遭受的损害不相称，那么美方有理由宣称中方采取的措施不具备合法性。不过美方在这里是无法以“反措施过当”作为法律上的反驳理由的，因为它事先否认了P-8A型反潜巡逻机的侦察行动对正在进行军事演练的中方的安全利益造成了损害，尽管这一否认缺乏法律意义上的说服力。

美方选择从《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的角度，否认中方采取的措施具有合法性。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这一选择存在不少问题。先来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首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出自2014年召开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这份文件在引言当中明确表示，“本文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是一种协调沟通的方式，意在强化海上安全”b。因为《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没有法律约束力，所以国家没有遵守该规则的义务。因此，当美方指责中方违反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时，即使中方真的违反了这一规则，中方也没有作出改正的法律义务。另外，美方选择《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表明美方认为P-8A型反潜巡逻机的抵近侦察行为属于一种“海上意外相遇”的情形。但是，根据规则对“海上意外相遇”的定义，即“一国的海军船舶或海军飞机跟另一国的海军船舶或海军飞机的偶然相遇或不期而遇”a，很难将抵近侦察行为视作“海上意外相遇”。毕竟，进行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目的是搜集情报，美海军P-8A型反潜巡逻机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对中方舰艇编队展开绕飞侦察的，不存在“偶然相遇或不期而遇”的可能性。所以，用“海上意外相遇”时的行动建议要求因抵近侦察行为利益受损的一方没有任何道理。还有，《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只是建议指挥官避免以造成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害的方式使用激光。b因此，美方指责中国海军驱逐舰使用激光违反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时，应当说明其判断激光是以“造成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害的方式”使用的依据。在缺乏相关依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激光的使用不符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里的建议，这也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人道法对激光武器的使用是有限制的。《1980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第四议定书即《关于激光致盲武器的议定书》，中国亦于1998年加入该议定书。因此，中国不得使用以造成永久失明为战斗功能的激光武器;c但是议定书并未概括性地否定一国使用激光武器的权利，甚至明确表示使用激光系统所致的意外或连带效应的致盲不在禁止之列。d具体到本次事件，美方也没有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对中方使用激光的做法进行指摘，这一事实表明了中方对激光武器的使用未超出国际人道法的限制。

再来看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类似《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这一备忘录也不具备法律约束力a。作为备忘录组成部分的附件二《舰舰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同样引用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关于激光使用的规定b。之前谈过关于这两点的问题，不再重复。这里需要着重分析的一点是，根据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中国国防部对P-8A型反潜巡逻机的抵近侦察行为的指责是有道理的。作为备忘录组成部分的附件一《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术语》吸收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公海自由”的规定，要求一方军用舰艇或军用航空器在根据国际法规定行使其权利与自由、合法使用海空域时，适当顾及另一方军用舰艇或军用航空器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自由及对海空域的合法使用。c从这项规定出发，美海军P-8A型反潜巡逻机抵近中方舰艇编队实施长达四个多小时、最近距离中方舰艇仅400余米的绕飞侦察，很难认为是顾及了中方舰艇“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自由及对海空域的合法使用”。

说到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它是现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机制的组成部分。除了这一备忘录，现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机制还包括《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关于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等文件。客观地说，这两份文件主要是程序方面的规定，对从实体角度判断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国际法性质没有直接的帮助。不过，如果美方能够秉承这两份文件所体现出的谨慎的态度和克制的精神，避免作出近距离绕飞侦察这一类既冒险又肆意的举动，中美双方也不需要面对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

综上所述，对于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国际法实际上并没有作出系统、明确的规定，现行的中美海上军事安全机制也难以起到有效规制的作用。思考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合法性问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公海自由”这样高度概括的法律原则，而这样的原则，基于所适用的具体情境，本身就容易产生不同的解读方式。何况除了“公海自由”这样的海洋法原则，海上军事侦察活动还可能涉及“自我保护”这样的一般法律原则，而适用这一抽象原则于具体案件很多时候也免不了争议。鉴于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属于海上军事活动的一种，考察海上军事活动相关的文件所作的规定并无不妥，但是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这样没有约束力的文件与国际法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妥当的。生硬地将这类文件中的某项规定套用于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引发的某个具体行为也是不可取的。

二、选择更合理的法律解读方式

上述的分析表明，在P-8A型反潜巡逻机的抵近侦察遭遇抵制这一事件上，中方和美方对相关法律的解读方式是不一样的。中方在解读“公海自由”时采取的是一种“利益平衡”式的思路，重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公海自由”作出的限制，即一国行使“公海自由”时须适当顾及另一国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a。因此，当美方的军机罔顾在公海进行军事演练的中方舰队的安全利益进行侦察活动时，中方认为美方是在破坏和滥用“公海自由”项下的“航行自由”。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声明中虽未明确P-8A型反潜巡逻机抵近侦察行为的国际法依据，但根据现行的国际法规范和美国媒体的报道a，美方主张的国际法依据必然是“公海自由”。虽然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国，但因为公约反映了习惯法的要求，而且美国加入的1958年日内瓦《公海公约》第2条也规定了“适当顾及”的义务b，所以美国在行使“公海自由”时依然需要履行这一义务。现实中，美军机在面对中方的警告时通常都会回应本方在行使国际法所保障的各项权利时适当顾及了所有国家的权利和义务c。显而易见的是，美方所指的“适当顾及”和中方的解读是不一样的：中方依照海洋法公约，强调“适当顾及”的对象是“利益”，而美方把“适当顾及”的对象转化为“权利和义务”，尽管《公海公约》第2条要求“适当顾及”的也是“利益”。美方在实践中能否把《公海公约》规定的“利益”转化为“权利和义务”?

如果要清晰地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要结合有关公约理解“利益”和“权利”的关系。简单地说，公约就是通过规定权利和义务，在国家之间分配与海洋利用相关的利益。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条款都对权利和义务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比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以及《公海公约》第2条关于“公海自由”的规定。这两项条文的规定显示了，在国家因行使相同或不同类别的“公海自由”发生冲突之际，并不能通过相对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分配解决冲突，只能依靠“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这样十分含糊的分配方案。公约未明确分配的利益，也可以称为“剩余权利”d，相对于公约明确认可了的权利而言。由此可见，“利益”的内涵大于“权利”，因为规定公海制度的公约除了“权利”这类通过相对明确的方式认可了的“利益”，还有未明确分配的“利益”。理解“适当顾及”的对象既要考虑明确的权利，也要考虑可能内含的权利。a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方面对中方的警告时声称顾及了“权利和义务”，存在缩小依据公海制度本应适当顾及的范围之嫌，因而并不完全符合公海制度的要求。更具体地说，美方这样的做法意在扩大本方依法应享有的“公海自由”，缩小中方依法应享有的“公海自由”。因为海上军事侦察行为、反侦查措施以及相关的“安全利益”在海洋法中未有明确的、涉及具体权利的规定，所以下文更多地从法理的角度进行分析。

之前提到过，因为一般国际法没有对领海以外的军事侦察活动作出明确的规范，国家往往需要从“法无禁止即自由”这一角度主张军事侦察活动属于“公海自由”b，或更具体一点，属于“航行自由”。如果从“法无禁止即自由”能推导出一个国家拥有进行抵近侦察的“航行自由”，那么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从中不能推导出另一个国家拥有采取反抵近侦察措施的“航行自由”，除非存在禁止性的国际法规则。简言之，“法无禁止即自由”这种法律推理方式可以同时赋予当事双方对立的自由，因此产生自由的冲突。然而,对于如何解决这种自由的冲突，该法律推理方式则未能提供任何的指引。美方也是清楚这一点的，所以为了避免陷入“自由的冲突”这样的僵局，太平洋舰队的声明中没有提及作为P-8A型反潜巡逻机的侦察行动法律依据的“公海自由”或“航行自由”，只是含糊地表示该行动符合国际规则，尽管这样不明示法律依据的做法会削弱声明的说服力;同时称中方采取的反措施违反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及《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尽管美方明知这些文件并不属于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美方在声明中采取这样的表述，意在模糊问题的焦点，即“自由的冲突”。从这样的表述中，根本看不出中方采取的行为同样是基于“公海自由”或“航行自由”这样的国际法依据，也看不出《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及《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并不能构成对中方行使上述自由的禁止性的国际法规则。

应当承认，美方的这种扩张本方自由同时缩小对方自由的法律解读方式，无助于现实冲突的解决。要解决冲突，就不能拒绝承认冲突源自对立的“公海自由”。现行国际法律体系不是没考虑“公海自由”的不兼容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以及《公海公约》第2条规定的“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个解决方案本身过于概括、可操作性不强。在P-8A型反潜巡逻机的抵近侦察遭遇抵制这一事件上，没有理由允许美方通过扩张本方自由同时缩小对方自由的法律解读方式，否认“自由的冲突”的存在。美方需要承认在这一事件中跟中方的冲突属于“自由的冲突”，否则就是不承认中方同样享有“公海自由”。如果美方认为自身在公海对中方舰队实施抵近侦察的行为属于“公海自由”，却拒绝承认中方对抵近侦察采取的反措施同样属于“公海自由”，这就是在实施双重标准。从法理的角度看，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采用双重标准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简言之，美方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法律解读方式意在拒绝承认中方具有在公海对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采取反措施的“自由”，这种本质上属于双重标准的法律解读方式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只能加剧对立的情绪a，妨碍冲突的妥善解决以及避免新的冲突。

再来看中方的法律解读方式。之前提到过，这是一种“利益平衡”式的思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对“公海自由”的限制。具体而言，中方没有避实就虚，明确指出事关主权国家在公海上的“航行自由”，因为美方对中方舰队的抵近侦察行为损害了中方的安全利益，所以该行为构成了对航行自由制度的破坏和滥用。从“安全利益”着手破解“自由的冲突”是恰当的。如果不考虑和“公海自由”紧密相连的国家利益，就无法协调国家之间对立的“公海自由”。毕竟，“公海自由”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行使“公海自由”的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回顾“公海自由”的历史，这一点是很清晰的：“公海自由”源于“海洋自由”，“海洋自由”最早见于格劳秀斯1609年发表的《海洋自由论》;实际上，《海洋自由论》的本意并不是要作为一部探讨海洋利用相关法律规则的一般性著作，而是为了主张商业自由以保护荷兰的经济和政治利益。a因此，国家之间因行使“公海自由”而产生的冲突，本质上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如果每个国家在行使“公海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能避免对其他行使“公海自由”的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那么国家之间就不会因行使“公海自由”而产生冲突。滥用“公海自由”或者说“航行自由”的本质就是在行使“公海自由”的过程中无端地扩张本方的利益，罔顾或损害对方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要协调国家之间对立的“公海自由”，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国家间“利益平衡”的问题。

具体到美军P-8A型反潜巡逻机对中方舰队进行抵近侦察这一事件，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军机未将中方舰队作为侦察对象时，美军机在公海上的侦察行动并未受到中方舰队的任何抵制，双方之间并未产生“公海自由”的冲突，处于“利益平衡”的状态。然而，当美军机将中方舰队作为侦察对象展开行动时，美方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平衡”的状态，通过抵近侦察行为对中方行使“公海自由”实施干扰，这样的干扰对中方的安全利益构成损害。为了恢复原有的“利益平衡”的状态，同时也是行使自身的“公海自由”，中方采取了相应的反措施，而美方此时开始主张中方的反措施“不安全亦不专业”a。不论中方的反措施客观上是否“不安全亦不专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军机没有将中方舰队作为侦察对象展开行动，没有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干扰中方行使“公海自由”，中方根本不会启动反措施。美方显然不希望本方的军机在行使“公海自由”时陷入“不安全”的状态，既然如此，美方也没有任何理由罔顾中方的“安全利益”，要求中方容忍P-8A型反潜巡逻机抵近侦察行为带来的危险。由此可见，中方采取的这种法律解读方式，在逻辑上是统一的，有助于避免因行使“公海自由”而产生的冲突。与美方对“公海自由”制度的解读方式相比，中方的解读更具有合理性。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考虑到中国海军力量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中方现阶段对“公海自由”制度的这种解读方式会不会随着中美海上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发生转变?不可否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国对国际法的解读方式，很难指望一个国家采取背离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国际法解读方式，中国尤其不可能吞下损害本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b尽管如此，这并不表示，在中国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在海军力量上的差距后，中国就会像美国现在这样定义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美国的安全观念和战略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谋求和维持绝对、全面的军事优势，争当“全能冠军”，追求绝对安全;这样的战略文化具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和突出的冲突型特征，意在塑造一个没有对等竞争对手的世界。c受这种安全观念和战略传统的影响，美国很难正确对待其他国家海军力量的发展壮大，因为美国不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去判断“威胁”，而是从“威胁”的角度出发去定义“利益”：可能受到威胁的任何东西都是利益;从他国拥有的能力或影响力可能造成的威胁，来定义自身的利益与需要，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就会不断膨胀，随之而来的冲突和对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a具体到本次公海抵近绕飞侦察事件，如果美方不是把中方在公海上的军事演习视为对“绝对安全”的威胁，就没有派遣军机实施抵近侦察的必要。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没有追求“绝对安全”的观念和战略传统。“绝对安全”的主张本质上就是极端化的“自身安全”主张，而中国追求的是“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统一。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b本次公海抵近绕飞侦察事件已经揭示了“绝对安全”的追求往往需要以牺牲他国的安全为代价，中国是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这种做法的。c因为安全观念和战略传统的差异，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定义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所以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在中国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在海军力量上的差距后，会转而采取和美国类似的国际法的解读方式。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壮大是一回事，效法美国行动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结论

以上对P-8A型反潜巡逻机抵近侦察事件的国际法分析同样适用于其他海上军事侦察活动。随着科技的进步，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必然会呈现出更多不同的形态，军机侦察只是其中的一种。然而无论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呈现哪一种具体的形态，从国际法的角度看，都应采用统一的标准进行分析和处理：如果对不同形态的海上军事侦察活动采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分析和处理，那么也是在犯双重标准的错误。基于上文对P-8A型反潜巡逻机抵近侦察事件的分析，应当说以下这几个方面，在对任何海上军事侦察活动进行分析时都需要考虑。首先是国际法对发生在领海之外的海上军事侦察活动没有作出明确的规范，欲从一般国际法的角度主张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合法性，只能从“公海自由”这一制度入手。更具体地说，从“法无禁止即自由”这一角度论证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具有合法性。因为规定了“公海自由”制度的国际条约，即《公海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确认“公海自由”的同时对国家行使自由的行为也作出了限制，即一国行使“公海自由”的同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所以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合法性是有条件的。当这一行动未对其他行使“公海自由”的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它能被视为具有合法性;而当这一行动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它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其次，当一国的海上军事侦察活动损害了另一国的利益，受害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采取反措施。虽然海洋法没有规定一国行使“公海自由”的同时罔顾他国的利益，利益受损国可以采取相应的反措施，但国际法认可“自我保护”这样的一般法律原则，这就是利益受损国采取反措施的法律依据。需要注意的是，“自我保护”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利益受损国采取的任何反措施都具有合法性;反措施本身不能违背相关的法律限制，而且要跟国家所遭受的损害相称。如果要否认反措施的合法性，那么应该提供相应的国际法依据，因而需对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文件和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备忘录”等进行区别对待。再者，对损害本国利益的海上军事侦察活动采取反措施，这也可以被论证为“公海自由”的一种。如果因为“法无禁止即自由”，所以国家拥有从事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自由，那么国家同样拥有对海上军事侦察活动采取反措施的自由。任何只承认前一种自由，否认后一种自由的主张，都是双重标准的体现，意在扩张本方的利益并缩减对方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引发的冲突，实质上亦属于国家之间行使“公海自由”的冲突。主张本方拥有从事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自由，否认对方拥有对海上军事侦察活动采取反措施的自由，实质上是拒绝承认“公海自由”冲突的存在。这样的做法不仅违背法理，还会加剧对立的情绪，妨碍冲突的有效解决，因而对“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有害无益。a

再次，在分析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法律属性时，“公海自由”只能作为出发点，最终的落脚点必然是国家利益。“公海自由”历来都只是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决定了国家间因行使“公海自由”也会产生冲突。因此，要协调对立的“公海自由”，关键在于维护“利益平衡”的状态。当一国的海上军事侦察活动未对国家间的“利益平衡”构成威胁时，不会产生针对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反措施，就不存在协调对立的“公海自由”这样的需要;而当一国的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威胁到了国家间的“利益平衡”，欲维护“利益平衡”的国家必然会采取反措施，以反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公海自由”抵制从事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公海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法律分析不能脱离活动所处的具体背景，因为具体的背景是分析“利益平衡”问题的前提：P-8A型反潜巡逻机在公海上的军事侦察活动是否损害了他国的“安全利益”，这只有结合具体的背景情况才能作出判断，比如本次事件中该军机距离中方舰艇最近仅400余米，这样的信息对于判断海上军事侦察活动是否破坏了公海上国家间的“利益平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利益平衡”通常是长期博弈的结果，不能指望一次反措施就能使对方彻底放弃滥用航行自由的做法。要有效地防止他国海上军事侦察活动对本国的“安全利益”造成损害，维护国家间的“利益平衡”，需要对这类滥用航行自由制度的活动持续地采取反措施。

最后，不应简单地推断，随着中国海上军事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中国会转而采取和美国类似的国际法解读方式。美国有自己的安全观念和战略传统，而美国对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定义深受这一观念和传统的影响。考虑到一国对国际法的解读方式往往跟该国对本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定义高度相关，可以认为一国的安全观念和战略传统间接地影响了该国对国际法的解读。中国追求“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统一，反对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这明显区别于美国追求“绝对安全”的观念和战略传统。这种安全观念和战略传统的区别，使得中国不会在国际法的解读上当然地效法美国，即便是在中美海上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