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林区野生动物保护浅析
摘要：由于当前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半林区偶尔会出现狼、豹等国家级保护动物，所以需要落实针对性保护。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加强法规宣传力度、建立适当的伤农补偿机制、建立联防机制、控制半林区内及周边人为活动、严格野生动物疫源疫情监测、应用先进技术构建“多位一体”巡防体系这些半林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优化展开措施。
关键词：半林区;野生动物;动物保护
半林区相对于林区而言，在生态群落、动物种类、人为干扰程度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因而针对半林区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也有别于林区或保护区。影响野生动物生存的两大要素分别为生境和人为干扰，就生境而言，半林区植物种类相对较为单一，动物种类较少，优势种现象较为明显，应据不同情况从食物、水源、庇护所等方面开展保护工作，针对不同物种的适宜生境制定相关管理方法，特别是小种群物种，由于半林区生存空间相对狭小，种群数量小的物种较容易消失，同时也要适度控制种群增长过快的物种，特别是啮齿类有害动物，避免过度竞争，引起生境退化。近些年，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半林区也偶尔会出现狼、豹等国家级保护动物，或迁移或繁殖。据此应根据其生境特点，人为保护并扩大其生境范围，以利其活动取食，进而形成一定规模的种群，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亦可与接壤林区或保护区建立生境走廊带，促进迁移及基因交流。
就长武县自然条件来说，属黄土高原沟壑区，南、西、北三面接壤甘肃，泾、黑、南三条河流横贯全境，883条大小支毛沟从北到南无序摆布，形成塬坡川兼有，南塬一些大沟系除与甘肃灵台邵寨相接外，还与宝鸡麟游大山区直通。县域总面积5.67万hm2，其中林业用地3.33多万hm2，有林地2.2万多hm2。随着植被的增加，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野生动物的种类也在增加，种群不断扩大，经普查全县野生动物共有40余种，以哺乳纲、鸟纲为主，主要有獾、狍、麂、鼬、花面狸、野猪、雁形目、雀形目、隼形目、鸡形目、鹳形目、鸮形目等，其中不乏黑鹳、鹰、隼等国家级保护动物。半林区人为活动频率要远高于林区，因而人为干扰也是影响其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重要因素，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展有序有效管理工作：
1 加强法规宣传力度
半林区缺乏旗舰物种，难以引起公众关注，社区居民保护意识也较为淡薄，列入保护名录物种的缺少也导致管理上的轻视，从管理机构到一般群众都较难引起足够的关注，因而应进一步加强宣传，加强巡查管护，利用好媒体平台，将平时的救助放生工作多做宣传，让群众直观的、多渠道的了解野生动物管理工作，促进民众生态意识的形成。利用发放宣传单，通过媒体和网络、微信等，大力宣传禁止非法捕猎、经营、食用野生动物;在醒目位置张贴标语、悬挂条幅，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宣传活动，并签订野生动物保护承诺书，引导群众对身边破坏野生动物行为进行举报，提高全民爱护野生动物意识，筑起保护野生动物的安全防线，提升半林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成效。
为了更好引导区域群众参与、配合半林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保证其能够在实际生活、生活中维护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就必须要持续强化区域普法教育宣传。这种教育宣传工作的展开不能仅仅局限于区域劳动力、成年人，还需要覆盖至未成年、学校。例如，可以联合区域内的初高中，定期组织青少年学生开展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进入野生动物宣教中心，由讲解员从野生动物保护普法教育、野生动物种类以及生活习性科普、实践成果展区、动物笼舍、诊疗区等几个部分进行详细解说，通过近距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和深入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通过类似宣传教育活动的展开，能够促使区域内所有人员均转变为半林区野生动物保护的“志愿者”，以此推动区域半林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升级。
印制有关于半林区野生动物伤人伤畜防范工作的相关文件、宣传海报，并在山上林场重要位置张贴，对生活在辖区林场内的群众及时开展有针对性地警示宣传教育。同时民警通过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现场提问的方式，详细清楚地介绍预防野生动物伤人、伤畜以及自救的技巧，告知群众，野生动物生活习性、活动范围等知识。在进山口、主要道口、进山必经路段设立警示牌、警示标语的方式，警示群众不要或尽量避免单独进入林区腹地或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活动，联系各林场着力加强野生动物栖息地、停歇地、繁殖地的野外巡查力度，组织警力对辖区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猎捕野生动物工具的集中清理清缴行动，重点清理捕兽套、捕兽夹、陷阱陷坑、逆变电网围栏等工具，有效保护野生动物安全。通过工作，有效增强了群众防范意识和防范技能，进一步提高了全民保护野生动物和防范野生动物伤人伤畜的意识，为维护野生动物资源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建了和谐发展的生态屏障。另外，可以在区域内推行野生动植物保护“小课堂”，积极开展“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活动，激发林区社会广泛关注和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的热情，提升广大人民群众自觉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2 建立适当的伤农补偿机制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野生动物越来越受益于绿色发展之幸，但这不能成为当地群眾之痛。除了依法保护之外，各地应该尽快完善补偿制度的实施细则，并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只有兼顾群众利益，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随着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大，一些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增加。与此同时，部分繁殖能力强、破坏性大的野生动物种群，在一些山区已严重危害农作物生长，其中以野外生存能力超强的野猪为典型，“农民辛苦一年，野猪一夜毁完”的情形屡屡出现。在推行半林区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需要同时兼顾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得不到有效保护，“人猪冲突”之类的问题就很难妥善化解。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国家级保护动物“闯祸”后，基层政府部门承担着向受害群众发放补偿的任务，往往由最基层政府负责补偿，迫于财力限制，难免对出现难以及时、充足发放补偿的问题，一些地方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实际上处于架空状态，不少农民反映农作物被野猪毁坏后拿不到应有的补偿。在这样的状态下，利益受损的农民难免心生怨言，甚至奋起猎杀野猪来“保卫家园”。基于这样的情况，应当展开对区域野生动物发展情况及受害情况的科学评估，并结合专业部门组建起专业狩猎队伍进行猎捕。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完善补偿机制，对野生动物造成人类生命财产损失予以合理赔偿，对补偿条款落实去简单化和去宽泛化，对补偿的主体、标准以及经费来源等问题落实明确表述。
半林区往往与居民区接壤，动物活动取食范围与农田村庄互有穿插，加之近几年的生态恢复，动物活动范围不断向群众农耕及生活区延伸，时常会发生野生动物毁坏庄稼、袭击人员牲畜的情况，通过走访调研并结合自身及各县同行多年的工作经历，发现在半林区比较典型的伤农案例有鸮形目伤害家禽养殖场、野猪等毁坏玉米等庄稼地，未见或极少见伤人事件。目前的野生动物伤农补偿办法只针对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对一般保护动物造成的伤农补偿未有明确规定，而对农户造成较大损失的在半林区又多为一般保护动物，如狍子、野猪等，近年来不断有群众反映，成片玉米地遭到毁坏，而管辖政府及部门又无依据进行相应补偿，对此应尽快调研征询意见，分类型分条件制定野生动物伤农补偿的相关管理办法，防止挫伤社区居民保护动物的积极性，对我们的野生动物管理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3 建立联防机制，社区共管
仅依靠专业人员是无法实现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的，越是基层工作人员越是身兼数职，很难做到保护管理工作的全面性及主动性，应加强社区联系，借鉴生态护林员的经验，聘请当地村民协助开展野生动物管护工作，向其适当发放通讯补贴、生活补贴，依靠村民进行联防，打击偷猎等违法犯罪活动，以便及时有效开展救助放生工作，共建保护网络，减少管理盲点。
随着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往存在的违法私设猎套的行为基本绝迹。在后续的半林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应当积极联合森林资源管理部、专员办、森保大队等部门，形成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合力，在搞好宣传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依法查处的力度，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滥捕滥猎行为。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积极协调公安、工商部门对山特产品经销店、餐馆饭店等经营野生动物及产品的场所加强巡查，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依法查处违法活动。持续强化区域警务协作，搭建起“部门联动”的半林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机制。实践中，主动、定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集中清查行动，深入区域各集贸市场、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餐饮饭店等场所，严厉查处非法猎捕、经营贩卖、销售、食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等违法行为。在实际的清查过程中，要求着重对区域农贸市场、农家乐、餐饮单位进行清查，与区域重点生产(经营)单位签订有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承诺书。一旦发现违法捕猎、售卖野生动物的案件，及时移交行政部门进行处理，切实打断盗猎、交易、食用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经济链条[1]。
实践中，应当坚持“守”字为先，强化法治意识。联合区域派出所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村屯、进学校、进单位的“五进”活动，针对乱捕滥猎、滥食野生保护动物等违法行为和不良习俗以案说法，积极引导辖区内群众抵制食用、交易珍稀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深化群众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意识和科学知识，营造全民保护、全民参与、全民打击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还需要推行“打”字开路，加大保护力度。联合区域派出所组织民警夜间在各重点路口对可疑车辆和人员进行检查;联合林场林政部门全面清除并收缴辖区内的鸟网毒饵、诱捕器、猎套等捕杀野生动物器具，加大对野生动物栖息地及其周边环境的巡护力度和对猎捕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4 控制半林区内及周边人为活动
半林区周边人类活动较多，容易导致区内生态失衡。如毁林开荒、滥砍滥伐，挤占了动物的生存空间，破坏了动物的取食、庇护、饮水等环境，造成部分动物中数量失衡下降，破坏了生物链平衡;化学试剂的使用，病死家畜尸体、毒死老鼠等随意丢弃，都会导致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食肉动物数量的下降，造成鼢鼠、野兔泛滥，对农林业造成了极大危害，长武县林业部门每年针对鼢鼠单项的防治费用就在数十万元，而这对于造成的危害仅是杯水车薪。所以对半林区内及周边居民的活动要加以约束控制，危害到区内野生动物的行为要严厉禁止。
同时，在半林区内及周边人为活动的管理与控制工作中，还应当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半林区内部，定期展开“巡山清套”专项行动，主要对野外猎套、猎夹等猎捕工具进行全面搜寻清理，消除一切隐患;全面清查辖区内野生动物养殖场所，逐人逐项登记建档，强化日常管理工作;组织警力路面盘查，临时设卡检查过往车辆，集中整治和打击乱捕滥猎、非法经营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坚持“主动出击、打防结合”，辖区派出所严查入山人员，巡查重点部位，对各类违法放牧、私拉乱建的有碍野生动物活动的围栏等及时予以拆除[2]。实践中，需要在相关工作中推行“护”字兜底，践行初心使命。在区域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统筹安排下，联合多方主体认真做好野生动物巡护工作，以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落在实处的工作理念，切实维护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5 严格野生动物疫源疫情监测
计划狩猎也是一种管理手段和调节种群的方式，对农作物损坏较严重的一些禽兽有计划的进行人工捕杀，是控制种群的直接手段。各级部门虽每年都下达了狩猎任务，但现在禁用枪支猎捕，农民只好用套子和毒饵捕杀，造成动物死亡地点不定，多处于偏僻、复杂地形及植被较好地，难以找见尸体，造成糜烂发臭，会引发疫情，带来不安全因素。加之近年来禽流感、非洲猪瘟来势汹汹，2020年的新冠肺炎更是让人谈野生动物色变，公众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度前所未有的高涨，这对野生动物管理保护及疫源疫情監测工作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要借机充分发挥行政推动力作用，县乡村都要重视此项管理。建议每村配备一名兼职监测员，每乡镇配备一名专职信息员，向县级主管部门负责逐级采取零报告制，级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全方位抓好此项工作。
6 应用先进技术构建“多位一体”巡防体系
大力推动无人机在半林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将无人机用于野生动物巡查保护工作中，让传统巡护模式与高科技巡护模式有机结合，推动“人防+技防”模式形成并应用于实际。实践中，无人机的机身上装有双光摄像机和热成像感应器，白天通过双光摄像机，夜间则借助热成像感应器，能实时监测林区内各种异常活动，除无人机外，还借助林区的视频巡防系统和护林巡防员，形成多位一体的“巡护网”，为切实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有力支撑。
7 结语
半林区由于人为干扰、范围有限、生境片段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动物管护工作情况复杂，要进一步摸索实践，开展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 荆树峰.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活动情境创设初探[J].科普童话，2019(14)：158.
[2] 连城管理局.连城管理局启用无人机开展森林资源管护工作[J].甘肃林业，2018(6)：47.
作者：陈晶?魏睿
摘 要：《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明确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等一系列行为。随着该《决定》的出台，野生动物资源的刑事保护也应作出回应。目前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存在保护对象不统一、制裁范围有疏漏、罪名适用区分困难、罪数判定存在差异以及违法与犯罪标准重合等问题。对此，应当以《决定》的出台为契机，结合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等新的立法需求，在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前提下，基于违法一元论的立场，完善现行野生动物资源的刑事保护立法并作适度的前瞻性规定。具体而言，应当协调《刑法》及相关行政立法的规定，完善现有罪名的规定，将食用等行为独立成罪，并完善司法解释。
关 键 词：刑事保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刑法谦抑性;野生动物资源
2020年2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食用野生动物风险很大，“野味产业”规模庞大，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1]多种证据证明，常见的诸多野生动物都携带了可致病的细菌、病毒、寄生虫，[2]食用野生动物对公共卫生健康安全具有极大的风险。事实上，我国食用野生动物的风俗由来已久。宋代便有记载：“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文人苏轼也曾作诗：“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时至今日，由于少数地方部分民众社会公共卫生健康意识落后及立法疏漏等原因，部分地区仍存在食用“野味”的现象。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2月24日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客观地说，《决定》在强调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之外，增加了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以及公共安全的全新内涵，对于治理食用野生动物现象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决定》出台为节点，对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立法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当前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相应的解决方案进行探讨。
一、野生动物资源立法保护的现状梳理
我国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采取了行政与刑事相结合的二元保护模式。毫无疑问，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属于法定犯的范畴。这类犯罪并不违反伦理道德，只是由于法律规定才成为犯罪，[3]也即“由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成立的犯罪”。[4]最初将法定犯理论化的犯罪学家加羅法洛在其经典著作《犯罪学》中提出了诸多法定犯的类型，其中之一为“与某个国家中地方性或特别立法相抵触的行为。如违反……狩猎、捕鱼……以及其他各种地方法规的行为”。[5]通常在治理这类犯罪时采取的是“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定罪机制，[6]“前置法”即相关的行政立法。下文将分别基于行政和刑事角度，同时结合《决定》内容，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立法进行梳理。
野生动物资源行政保护的立法现状可总结为“一个核心，多维补充”：“一个核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其最初制定于1988年，并于2004年、2009年、2016年以及2018年进行了修改①。《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野生动物管理及相关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禁止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非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以及非法运输、携带、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为。“多维补充”则是指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而制定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在刑事保护方面，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罪名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下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之中，主要为第341条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以及非法狩猎罪。分则第151条规定的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虽然也涉及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但其指向的犯罪客体为海关制度，破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危害的野生动物保护制度犯罪客体不同，笔者不做过多关注。此外，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的内容，明知或应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实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也有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
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决定》主要涉及野生动物资源的行政保护，相关内容可归纳为三点：第一，重申现行立法规定，禁止所有非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并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这一内容涉及到猎捕、交易、运输以及食用等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由《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5条、第46条、第48条、第49条等规定。加重处罚意味着在没收涉案非法物品的基础上，处更为高昂的罚款、吊销从业证照等。第二，全面禁止食用行为。《决定》中禁止食用的对象既包括受法律保护的、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包括人工饲养繁殖的相关陆生野生动物物种，对此将参照现行法律规定处罚。该内容扩大了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给现行立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将野生动物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即“三有”野生动物），且在第28条规定了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采取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体现出了将人工繁育的物种与传统意义上的野生动物做不同对待的立法精神。与之相对应，立法（第30条）绝对禁止生产、经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以及为了食用而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但单纯的“食用”行为并未禁止;对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有”野生动物以及不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立法仅禁止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并不禁止食用、购买等行为。《决定》不再区分野生动物的保护等级，也不再区分是否为人工饲养繁殖，一概禁止食用行为。笔者认为，《决定》主要参照的法律条文应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9条。该条为违反第30条对应的责任，对于非法生产、经营、为食用非法购买等行为，将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在此，可将其处罚范围扩张至食用环节，将其保护对象扩大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之外的其他野生动物，以协调《决定》的适用。第三，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等行为。对于《决定》作出的该规定，应当从四方面进行理解：一是该款内容应为前述规定的补充，以保障禁止范围的完整性，不留死角;二是应当对该规定涉及的野生动物做扩大解释，将“野生动物制品”纳入禁止范围;三是“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是其限定条件，人工驯养繁殖的物种不应在禁止之列;四是“食用”是受禁止行为目的的限定词，出于科研等其他合法目的而依法实施相关行为者不应受处罚。《决定》第4条对出于科研、药用、展示等目的而对野生动物进行非食用性利用的情形作出了例外规定。当存在这些违法情形时，笔者认为可参照适用《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6条、第48条的内容。第46条规定了非法狩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时的法律责任，可将之扩大至为食用目的而狩猎的情形;第48条规定了非法出售、购买、利用、运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出售、利用、运输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责任，可扩大其适用范围，将以食用为目的的野生动物交易、运输行为纳入其中，以解决《决定》的适用问题。
二、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存在的问题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属法定犯的范畴，在适用相关罪名时需要考察相关行政立法的内容，以准确认定行为的性质。如前所述，《决定》扩大了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和禁止行为类型，对现有行政保护的内容产生了冲击，间接地对《刑法》相关罪名的适用产生了影响。笔者结合《决定》对刑事保护产生的影响及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对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刑事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⒈保护对象存在差异。根据《刑法》第341条的规定，无论是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还是其他野生动物，均在保护之列。从该法条的体系定位——《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及文义解释的角度观之，此处的“野生动物”应为“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在此前提下适用不同罪名。但是，《解释》中却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的范围作了扩大解释，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CITES）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反观《野生动物保护法》，其保护的是“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且在2016年修法时删去了有关国际条约适用的规定，这意味着如何适用CITES有待进一步明确。该法还规定，对于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要采取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从立法内容来看，严格贯彻了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的理念，同时还隐含了限缩保护范围的精神。但司法实践并未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影响，如2016年引发热议的“深圳鹦鹉案”①，被告人因出售个人饲养繁殖的6只鹦鹉而被认定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是以“狩猎”为中心，非法捕杀的野生动物是否为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和“三有”野生动物并不影响定罪。就此来看，《刑法》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大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此次出台的《决定》则体现了扩张保护范围的理念，禁止食用将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而食用通常是猎捕、杀害行为的终端行为，对于捕杀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罪是否能够通过扩大解释的法律方法进行规制等均有待进一步明确。
⒉禁止范围尚有疏漏。根据《刑法》第341条的规定，与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相关的非法猎捕、杀害、运输、买卖等行为均受到禁止，而对于其他野生动物，则禁止非法捕猎行为。换言之，根据犯罪对象的不同，《刑法》的禁止范围存在很大差异，留下了一定的疏漏。一是食用等利用行为未被彻底禁止。早在2001年便有学者发起了《珍爱自然：拒烹濒危动植物宣言》的倡议，提出拒烹、拒售、拒食野生动的“三拒”主张。[7]2003年SARS疫情后，部分地区制定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规定，如《深圳经济特区禁止食用野生动物若干规定》，[8]但《刑法》至今未作修正。虽然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部分特殊情况对《刑法》分则第341条和第312条作出了解释，行为人明知或应知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而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的行为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但这实际上并未扩张该罪名的适用范围——立法本就禁止收购行为，犯罪目的并不影响定罪。同样，明知或应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解释，对于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现象没有实质的助益。此次《决定》完全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刑法》有必要对此做出回应，将食用行为纳入制裁范围。再者，无论是食用还是经营，都可看做是“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方式之一，《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对非法经营、利用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作出了提示性规定。如果立法意在实现对野生动物的全面保护，那么应考虑禁止所有的非法利用行为。二是与捕猎相关的下游行为未被完全禁止。追根溯源，破坏野生动物犯罪的起点是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进而发生杀害、运输、出售、购买、食用等行为。对于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立法仅禁止捕杀和购买行为，运输及出售行为未作规制。出售与购买行为可看做是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从一方主体转移至另一方主体的过程，是一种“流转”现象。如果立法意在禁止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非法“流转”，那么仅禁止买卖行为并不能保证治理范围的周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的被告人在非法捕获野生动物之后赠与给其亲朋好友既有可能是活体，也有可能是死体，还有可能是部分残骸，如肉、骨骼、皮毛等等。对于这类行为，《刑法》也未作出規定。如宋某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①，被告人宋某和使用猎捕网非法猎捕“三有”动物班翅山鹑31只，掐死带回家后送给其侄子宋某某3只（死体），法院并未追究其侄子的责任。再如李某平、肖某元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②，被告人肖某元非法购买5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后将其中3只赠送给其两名友人，法院也未追究受赠者的责任。综上来看，如果立法意欲完全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现象，那么赠送及非法获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以及非法运输、出售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也应受到禁止。
⒊罪名区分存在困难。根据立法表述，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的犯罪构成看似明确，但实际上却难以区分。根据通说，[9]二者的区别在于三方面：第一，犯罪对象不同。前者侵害的对象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后者则是一般野生动物。第二，犯罪成立是否需要满足一定的犯罪时间、地点、工具、方法等要求。前者没有限制条件，后者则有禁猎期、禁猎区、禁用的方法和工具的要求。第三，犯罪成立是否要求一定的情节。前者属行为犯，后者则需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但结合具体的犯罪形态来看，这些区分标准缺乏实际意义：首先，如果基于事后的视角对犯罪过程进行评价，那么自然能够对犯罪对象是否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与日本刑法理论中判断是否成立不能犯时采取的事后判断立场相似。[10]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社会公众并不能对诸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与一般野生动物作出区分，更遑论是否能认识到野生动物的具体保护级别与名称。[11]其次，捕杀野生动物的时间、地点、工具、方法由犯罪对象的体型、生活习性等因素确定，而非其保护级别、名称，这就导致两罪的犯罪过程在多数情况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差别仅在于结果不同。换言之，区分两罪无法通过行为时留下的客观证据来间接证明行为人意欲实施何种犯罪，只能通过获取其直接供述的方式发现真相，[12]但问题不止于此。根据《解释》对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规定，非法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构成犯罪，这就导致非法狩猎罪实际上成为了“行为犯”，更难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进行区分。
（二）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⒈罪名适用存在疑义。如前所述，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难以区分，这直接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罪名适用的争议。如果行为人沒有明确的捕猎对象且使用的工具、方法也不具有特殊性，那么无论根据立法还是概括故意理论都将面临对行为准确定性的难题。根据理论分类，[13]概括故意包括对行为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对行为对象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以及对危害结果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具体而言，行为人会认识到犯罪对象是野生动物，但对其保护级别和物种缺乏认识，也即对行为对象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此时，如果犯罪未能顺利进行，未造成任何结果，那么应如何认定行为构成何种罪名。如实践中发生的胡某福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非法狩猎案①：2016年5月12日，被告人胡某福持枪支上山打猎过程中被群众发现，枪支被群众夺走并上交派出所。法院认定其同时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狩猎罪，数罪并罚执行管制一年并处罚金3000元。就此来看，司法实践贯彻了谦抑思想，在未造成结果时认定为非法狩猎罪。但这反而给理论提出了难题：既然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行为犯”，在未造成结果时，如何认定行为人构成该罪。
⒉罪数判定存在差异。在行为人造成双重结果时则面临是否应认定其构成想象竞合犯还是数罪并罚的争议。换言之，应以何种标准去界定猎捕野生动物犯罪行为从着手到犯罪结束的全部过程进而确定准确的罪数。对此，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存在差异。罗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②：2019年4月22日20时许，被告人罗某在当地农田、水沟等地，通过照明、电捕的方法非法捕获9只野生蛙类。经鉴定，9只蛙类中有3只为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另6只为“三有”野生动物。法院认为，被告人一行为触犯二罪名，属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处罚，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免予刑事处罚。与此案相似，在罗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③中，被告人罗某与罗某贵（另案）在当地山中采用夜间照明的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4只。其中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只、国家“三有”野生动物3只。法院未论证是否属想象竞合犯，直接认定其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在石某真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案④中，被告人石某真于2017年5月25日晚9时至次日凌晨4时许，在当地山坳以灯光照明诱惑方法非法狩猎和猎捕候鸟22只，其中有囯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只，其他为“三有”野生动物或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法院认定其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犯非法狩猎罪，判处罚金2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4000元。与此类似，在余某文、李某、马某龙等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案⑤中，四名被告人于2019年4月30日上午6时一同去打鸟。被告人余某文准备了气枪、汽车等作案工具并射杀鸟，另三人找鸟、捡鸟，偶尔开枪。四人猎杀野生鸟类共有11只，其中2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它为江西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法院认为其中三被告人的行为分别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狩猎罪，应数罪并罚，分别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从这四起案例来看，如果将行为人的整个捕杀过程认定为犯罪行为，那么捕杀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一般野生动物都是“一个行为”造成的结果，适用想象竞合犯理论自然没有异议。但是，前述被告人均为基于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就此来看对罪数的认定更适合基于连续犯的理论展开。[14]而由于野生动物的保护级别不同，涉及两个不同的罪名，这就使得连续犯的理论不能完全解决罪数认定问题，需要借助数罪并罚理论进行考量。相比之下，似乎数罪并罚的做法更为适宜。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被告人的捕猎行为具有可分割性和相对独立性，如果使用电网、粘网等犯罪行为具有“一次性”特征的捕猎工具，那么将之认定为连续犯便存在不妥。所以，对于捕猎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司法实践认定罪数的做法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想象竞合犯或数罪并罚处理并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
⒊犯罪与违法标准重合。根据修订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将直接追究刑事责任。2016年修法时增加了行政处罚的内容，即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以及罚款等。就此来看，立法意图通过增加捕杀行为的责任类型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做无罪化处理，以在入罪之前留出一段行政处罚的“缓冲地带”，形成梯度化的责任区间。但这次修法对司法实践没有产生影响，如颜某友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①，行为人用制作绳套陷阱的方法猎捕了1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后被法院认定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但这显然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相矛盾——二者对该行为都可适用，犯罪门槛与违法门槛发生了重合。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如张某甲非法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②：2015年3月，被告人张某甲、李某甲在网上相识。李某甲得知张某甲手中有犀牛角，便欲购买。同年7月某天，被告人张某甲携带自家祖传的“犀牛角”及印章、手串、项链等角制品，从山东来到盘锦，在盘锦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内，以人民币35000元将上述物品卖给被告人李某甲。2015年10月15日，被告人张某甲再次携带角雕件等物品来到盘锦，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张某甲出售给李某甲的印章为岩羊制品、张某甲携带的雕件为北山羊制品。后法院认定张某甲犯非法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笔者认为，该案无论从情节还是危害性来说，都适合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而非刑事责任。
非法狩猎罪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刑法》处罚的是非法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情形。《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包括两种具体标准：一是数量，即“非法狩猎猎野生动物二十只以上”;二是情节，即“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15]两种标准存在本质差别，前者要求一定的犯罪结果，而后者则使得非法狩猎罪成为了“行为犯”。“情节严重”应当意味着大量野生动物被捕杀甚至灭绝的危险，[16]仅仅因为满足“四禁”要求便构成犯罪，未免有背离立法原意之嫌。因此笔者认为，上文提及的胡某福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非法狩猎案，被告人尚未造成捕杀野生动物的犯罪结果，符合行政处罚的条件，也没有必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⒋定罪量刑标准有待完善。除个别罪名外，《刑法》分则通常不会规定具体的量刑标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也不例外。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规定的法定刑有三个幅度，上文论及了尚不构成情节严重时与行政处罚衔接不畅外的问题。而对于情节严重以及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则存在量刑标准与定罪标准重合且缺乏梯度性的问题。我国《刑法》中的“加重犯”包含结果加重犯、数额加重犯及情节加重犯三种类型，[17]但该罪涉及的“情节严重”以及“情节特别严重”与传统的情节加重犯又有所不同。根据《解释》，两罪名的加重情节分为两类，一类是因手段、方式、身份等具有特殊性而加重的情节，但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与基本犯相同①。另一类则是以犯罪对象种类、数量或涉案金额为标准的加重情节。这两类情节又存在一定的交叉，当构成基本犯罪但尚不构成“情节严重”的数量标准时，若具有特定情节则认定为“情节严重”;若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数量标准时，则因存在特定情节而构成“情节特别严重”。但就犯罪对象的种类和数量标准而言，该加重情节本身有其不合理性。通常来说，加重处罚的规定意味着存在基本犯形态。但在两罪所涉的部分犯罪对象中，加重情节与定罪情节相重合，行为人往往面临两种情况——或无罪，或构成“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不存在构成基本犯的可能，行为人极有可能直接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如叶猴、河狸等野生动物，一旦捕杀1只即达到“情节严重”的条件，而金丝猴、野马、高鼻羚羊、雪豹等野生动物，捕杀1只即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起刑点就是十年有期徒刑。
非法狩猎罪虽然不存在加重情节，但其定罪标准也存在一定问题。有研究认为，司法解释规定的“二十只”入罪标准太低，有扩大刑事追究范围的嫌疑。[18]但笔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忽视了野生动物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一方面会导致入罪标准过低，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入罪标准过高。对于以兔、鸟、蛙类为代表的小型野生动物，具有群体数量大、生存区域与人类生活区域交叉、容易捕捉等特点，并且受保护的种类极为较广泛，“二十只”的数量标准有入罪门槛过低的风险。相反，对于野猪等大中型野生动物，其种群数量往往很少，生存区域往往远离人类生活区域，必须使用一定工具或特殊方法才能捕获，并且这些工具和方法往往对人类也有威胁，可能造成人体伤害或死亡等更为严重的后果。[19]此时，“二十只”的入罪标准似乎又有些过高了。
三、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的价值取向
（一）野生动物保护应增添新内涵
在2020年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0]在2月24日出台的《决定》中更加强调了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性，这些都为今后野生动物保护指明了方向。
生物安全是进入21世纪以来颇受关注的领域，其内涵丰富广泛，涉及到转基因技术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从广义上看，生物安全指一切生物处于不受损害的状态，包含转基因技术安全、外来物种入侵、濒危物种保护等内容;[21]狭义的生物安全则指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生物的正常生存以及生态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免受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害和损害的状态。[22]2019年10月，我国的生物安全立法进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草案规范、调整的范围包括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我国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微生物耐药，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御生物武器威胁等八个方面。就此来看，我国立法采取的是狭义的生物安全理念。生态安全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泛指人类健康、生活保障、生活资源、生存环境、所处社会和生存权利等处于不受侵害的安全状态，[23]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后者则专指自然生态系统或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24]我国《环境保护法》是治理生态安全问题的基本法律，侧重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但目前尚未制定专门的生态安全单行法律。
基于对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理论及立法实践的考察，野生动物保护是两者交叉的节点。从生物安全的角度来看，野生动物自身有诸多未知的不安全因素，其食物来源、生长过程、病毒传播、再到屠宰过程等都不具有可控性，[25]早年发生的SARS疫情，肆虐非洲的埃博拉病毒，致病率极高的甲型流感病毒，以及2019年末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都与野生动物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从生态安全的角度来看，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食用会直接导致生物链缺失进而引发生态失衡，[26]对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危害。换言之，保护野生动物不仅仅能够维护生物多样性，还可以避免因不当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而导致各种有害生物危害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生物风险。现有立法虽涉及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检疫问题，但未完全确立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目标。相关刑事罪名则更重视对野生动物保护制度的维护，未能发挥维护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应当增添野生动物刑事保护的新内涵，强调对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保障。
（二）贯彻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野生动物资源的刑事保护固然重要，但应当正确认识到刑法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换言之，应当在强调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同时贯彻刑法的谦抑性，摒弃传统刑法观念中的刑法万能主义观和重刑主义，[27]遏制当下野生动物保护泛刑法化的趋势，把握合理的刑事保护边界与尺度。
最初提出刑法谦抑性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平野龙一，其明确了“谦抑性”的三个核心理念，即刑法应当具有补充性、不完整性以及宽容性。而这三个核心理念都可通过刑法的“补充性”来概括。[28]之后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完善了其含义，即刑法应当作为社会抗制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29]事实上，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中确实存在部分足以伤害公众法感情的案件。如“闫啸天掏鸟案”①和前文提及的“深圳鹦鹉案”等都受到了社会公众的质疑。还有部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以及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案件，犯罪的起因是社会公众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如农田、林地、鱼塘、虾池、牲畜等而采取了有失妥当的方法导致野生动物死亡的结果，进而构成犯罪。对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处严厉的刑罚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有损刑法的权威与公正。换言之，野生动物应当得到保护，但刑法在部分案件中的适用过于刻板、僵硬，反而动摇了公众内心的法律确信，对实现法治产生了负面影响。[30]
如前所述，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是法定犯，行为受到犯罪是因为立法作出了禁止性规定，而非行为本身伤害了聚居体共同承认的某种道德情感。[31]这意味着野生动物的刑事保护应当慎重，尤其是在刑法界域内将之做横向比较时，诸多严重犯罪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的实际量刑与之相当，这会进一步引发社会公众对刑法的质疑。所以，应当重视刑法谦抑性所蕴含的补充性理念。在治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时，应当对犯罪行为是否具有实质违法性进行判断：即使行为在形式上符合刑法规定，也应当考虑其是否真正造成了危害，侵害的法益是否值得刑法保护;[32]即使行为人造成了野生动物死伤的后果，如果对其适用刑罚并不能实现立法目的，那就没有必要动用刑法。此次出台的《决定》扩大了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尽管目前还局限于行政保护领域，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刑法必然会对此作出回应并扩张制裁范围。在这一过程中，应贯彻刑法谦抑性要求，有限度地扩张野生动物刑事保护的边界，尤其是控制刑事处罚的严厉程度。此外，在运用刑事手段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时还应充分认识到，单纯地惩治非法捕杀、食用野生动物等行为并不能完全实现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维度目标。正如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所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保护野生动物、实现生态文明还需要提高社会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及健康卫生觀念，构建完善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等等。只有在多途径、多手段治理野生动物保护问题仍难以实现预定目标时，也即实现了刑法谦抑性补充性要求的前提下才应启用刑法，而不应过早介入。
（三）确立违法一元论的立场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属于行政犯罪的范畴，在处理此类案件过程中还需要解决多个部门法规定不一致的问题，明确判断刑事违法性的立场，这涉及到如何在野生动物保护体系中实现法秩序的统一性，也即根据行政法、刑法等不同立法间的差异，按照各自不同的原理形成特定的法领域，如何在这些领域之间形成没有矛盾的、统一的法秩序整体。[33]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冲突和衔接问题可总结为：在行政法中合法的行为，但却符合刑法规定，刑法是否应作出违法评价？相反，如果行为具有了民事或行政违法性，刑法是否必须将之作为犯罪对待？[34]不同的违法性评价立场对两个问题答案不同。违法一元论主张存在于整个法领域的违法性，民事、行政上合法的行为当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相反则必然构成犯罪，但这显然难以解释紧急避险等行为的合法性。[35]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也即民事、行政领域的合法性能够排除刑事违法性，而因刑事责任最为严厉，民事和行政上的违法性并不必然导致刑事违法性。违法多元论不同法律部门有各自独特的目的和价值追求，所以违法性判断的标准也不一样，刑法应独立作出违法性的判断。[36]
不同的违法性评价立场下刑法的定位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采取（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立场，那么将坚持行政优于刑事的违法性认定过程;如果采取违法多元论的立场，那么“刑事先于行政”将成为通行的做法。[37]具体到当下讨论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刑事违法性判断问题，仍面临是否应当以《野生动物保护法》《决定》等规范作为认定犯罪的关键之决择。从当前该类犯罪的理论和实践情况来看，显然是采取了违法多元论的立场，强调刑法的独立性和优先性，但这容易造成不同规范之间不协调甚至冲突的问题。如前文提及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做了区别对待，但《刑法》未作区分。这固然能够扩张保护范围，但却埋下了部门法之间冲突的隐患。再如《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对非法利用、经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可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中缺少直接对应的内容，留下了立法空白。所以，从统一法秩序的角度来看，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行政犯罪中采取违法一元论的立场较为合理。以《野生动物保护法》《决定》等规范划定的可能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违法范围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贯彻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对具有形式违法性的行为进一步做实质违法性的判断，认定是否应构成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四）立法需回应现实需要并具有适度前瞻性
分析当下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现状不难发现，刑事保护是以捕杀行为为中心构建的，即以捕杀行为为中心，兼顾野生动物保护等级，禁止买卖、运输等行为。经过多年的治理，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对象的犯罪在案件数量及涉案标的等方面都已下降到了极低的程度。相反，以一般野生动物为对象的非法贸易和食用成为了亟待治理的难题。现阶段的立法已经难以满足防控生物安全风险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需求，作为对现实需求的回应，立法应当转向以非法捕杀和非法利用双中心的刑事构造。对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当保留已有的以非法捕杀为中心的罪名，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合理但却存在争议的问题通过修改立法等方法消弭。同时，应针对以食用行为为代表的非法利用行为构建新的罪名体系，将非法获取、食用及其他非法利用行为纳入制裁范围，以确保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的周延性。
稳定性是法律权威性、公正性的基本要求，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38]刑法作为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39]规定了最为严厉的法律后果，自然需要具备更高的稳定性。而实现刑法稳定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应是立法的前瞻性。野生动物是“动物”的下位概念，实现对动物的全面保护是最终的目标。我国的动物保护立法以野生动物为主，对非野生动物未作过多关注，存在立法空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仅仅是野生动物刑事保护体系需要转向以捕杀和非法利用双中心的刑事构造，针对非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尤其是伴侣动物也应引起立法者的重视。《决定》中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并对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与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野生动物相同的保护做同等对待，体现了扩大保护的理念。虽然在现阶段制定保护所有动物的立法并不现实，但《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为动物福利立法奠定了基础，为实现动物不受虐待等不人道待遇立法提供了契机。
四、完善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的相关路径
（一）统一各法律部门的规定
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需要，应完善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首先，协调不同法律部门的规定。基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立场，行政法的保护范围应当大于或等于刑法的保护范围。如前文所述，《刑法》《决定》《野生动物保护法》《解释》等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存在差异。基于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司法实践情况，结合此次出台的《决定》内容，同时出于维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以及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应当对刑法和行政法的保护对象范围做统一规定。具体而言，《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当明确对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CITES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人工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提供同等保护，为适用相关罪名奠定行政立法的基础。其次，对于之前未被立法所重视的人工饲养繁殖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应对其保护问题作出规定。但应注意的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对人类以及整个自然界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具有种群数量稀少、甚至面临灭绝的危险，[40]与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有”动物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即使对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提供全面的保护，也应当贯彻刑法谦抑性的要求，设置合理的入罪门槛及科学的量刑规则。
（二）完善相关罪名规定
针对《刑法》中现有的三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名，可考虑对其作出一定的改进，以解决罪名间区分困难、司法适用不确定、犯罪与违法标准存在重合等实际问题。具体来说，一是应明确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的“结果犯”属性。根据当前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鲜见未造成任何犯罪结果而被认定构成前述两罪名的情形。而且根据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既然造成一定犯罪结果的行为构成行政违法，那么仅有行为时更不应认定为犯罪。如果明确两罪必须造成一定结果才能构成犯罪，那么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违法与犯罪标准重合的问题也具有了立法层面的基础，也能够避免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相冲突。对此，可考虑将刑法表述改为：“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致使野生动物资源受到破坏，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如此，可以提高两罪名的入罪门槛，实现刑法谦抑性的要求。而且，如果以犯罪结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也便于与非法狩猎罪作出区分。二是可考虑取消非法狩猎罪，设置调整范围更为广泛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以规制非法猎捕、杀害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狩猎”的内涵显然小于“捕杀”，是其下位概念。从立法层面來看，非法狩猎罪的核心在于禁止有目的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非法狩猎罪早已“名不副实”，“狩猎”基本等同于“捕杀”。如果追求对野生动物进行全面保护的目标，那么将该罪改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并不存在实践上的障碍。如此还能确保《刑法》保护范围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决定》之间的协调统一，避免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可考虑在前述罪名之外增设减轻刑事责任的条款，对出于合法目的而造成犯罪结果的情形，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如前所述，如果取消非法狩猎罪，设置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那么将侧重对犯罪客观方面的考察，突出犯罪结果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如此将会扩大入罪的范围。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买卖、运输祖传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案件，以及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而造成野生动物死伤的案件，因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对行为人处严厉的刑罚并不利于实现立法目的，所以应设置减轻刑事责任的条款，以对相关罪名进行限制，实现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以及刑事立法科学化的目标。
（三）食用等行为独立成罪
《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以及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其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并且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食用行为作出了限制，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刑法》则禁止非法捕杀及买卖、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及非法捕杀其他野生动物的行为。《刑法》禁止的范围明显小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决定》，尤其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8条、第49条对经营、利用行为作出了具有刑事违法性的提示性规定，对于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中并无直接对应的罪名。对于非法经营、利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通常以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处罚。而对于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因这些野生动物属于《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的限制买卖的物品，在涉案数额较大时，司法机关多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但这也引发了争议，即《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效力级别不够，在缺少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等明确规定时，不应将之认定为非法经营罪。[41]
需注意的是，在2020年2月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及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中，明确将“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包括开办交易场所、进行网络销售、加工食品出售等），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解决了前述争议，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修订《刑法》新增设的罪名，脱胎于“投机倒把罪”，[42]被学界普遍称之为“口袋罪”，主张限缩其适用范围的呼声占据了主流。虽然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在形式上符合该罪的构成，也对市场经济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危害，但却忽视了行为对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及公共卫生安全等更为重要的法益，指向性不够精准，且该罪并不能杜绝社会公众个人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也不能治理赠送等非法提供、获取野生动物的行为，更不能禁止运输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所以，从长远利益出发，应考虑将食用、非法经营等非法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独立成罪，设置“非法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同时，可设立“非法提供、运输、获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用以治理赠送、无偿获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非法运输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这些行为目前尚未受到刑法的禁止，但其危害性不应被忽视。此两罪名的法定刑不应过重，与现行非法狩猎罪的法定刑相当即可。
此外，基于立法前瞻性的考量，可考虑作出保护非野生动物的刑事规定。鉴于当前并无非野生动物保护的专门行政立法，所以刑事立法应当相对保守。对于非野生动物的保护可借鉴境外立法的经验，从犬、猫等“伴侣动物”着手，有限范围内禁止非法食用行为。一是由于当下相关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如来源不明等，食用犬、猫等动物存在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二是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公众呼吁保护伴侣动物，有限度地保护犬、猫等伴侣动物具有社会文化基础，社会公众易于接受。借此，可逐渐培养社会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塑造保护动物的文明理念，待形成自发、主动保护动物的文化氛围之后，可考虑建立涵盖野生动物以及非野生动物保护的完整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深圳市在2020年4月1日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中，通过“白名单”与“黑名单”相结合的方式，明确列举了猪、牛、羊等可以食用的动物范围，间接禁止了食用犬、猫等动物，这为今后制定相关法律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
（四）完善司法解释
笔者认为，针对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对现有司法解释予以完善：首先，在定罪方面应当明确犯罪工具及方法对罪数判定的重要作用。对于同时造成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一般野生动物死伤的情形，如果行为人采用陷阱类捕猎工具、方法，如设置电网、粘网等情形，由于犯罪行为不具有可分性，实际上是一行为造成了多结果，不应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应根据想象竞合犯的理论择一重罪处，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采用枪支射杀等行为具有可分性的犯罪工具、方法捕杀野生动物，可结合连续犯的理论对其数罪并罚。其次，适当提高犯罪门槛，准确划定与行政违法之间的分界线。对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应当设置完善基本犯形态的入罪标准，留出行政法发挥作用的空间。就非法狩猎罪而言，一方面，应当取消“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入罪情形，使其回归“结果犯”的起点;另一方面，应当借鉴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相关犯罪的入罪条件，根据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个体体型、捕杀难度等因素设置科学的入罪数量标准。最后，应完善量刑标准。针对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有关的犯罪，应当以数量标准为主，设置三个梯度的量刑幅度，避免出现当前“或无罪，或五年（十年）有期徒刑起”的不合理现象。同时，结合现行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特定情节，设置加重处罚的条件，以打击情节恶劣但犯罪结果轻微的犯罪情形。同样，非法狩猎罪的量刑标准也应当精确化、科学化，区别不同野生动物种群分别设置量刑标准，综合考虑多方因素。此外，鉴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基本属性，行为人先前所受相关行政处罚的情况应得到重视，可将因实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行为作为量刑的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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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秀艳）
作者：刘凯
摘要 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野生动物的规定都没有区分野生和人工驯养的定义，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将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以刑法第341条定罪处罚。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规也没有区分两者，多以“珍贵、濒危”定义。当前刑法保护野生动物应援引文义解释和国外规定厘清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的法律定义，两者在定罪量刑上应区分对待，保证司法公正和当事人权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关键词】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罪刑法定;刑法完善
引言
新型冠状肺炎以势如破竹的态势席卷全国，通过相关新闻报道和有关专家的论述认为此次疫情的源头是野生动物。此结果引发民众、专家学者对于野生动物食用的强烈抵制，建议国家全面禁止野生动物的食用和交易行为。实际上对于野生动物的存在状态可以区分为自始至终生存在自然状态下后期被人们捕获售卖的和通过人工养殖驯养的，在禁止野生动物食用和交易的建议下，为更好彰显罪刑法定原则有必要对野生动物和人工养殖驯养的野生动物加以区分，从而在刑法定罪量刑的标准上有所区别
1.文义解释理解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动物
1.1野生动物的自然性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规定珍贵、濒危的价值的是野生动物。条款只是对范围上定义，但什么是野生动物却没有进一步解释。词典中，“野生”是指“生物在自然环境里生长而不是由人工饲养或栽培。” “野生”的字面含义是野外生存繁殖的，一般情况下，野生动物具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不借助于人类的帮助生存，以及不同的物种具有种群和领地的排他性的特征。总体来说，野生的定义具有“自然性”“无约束性”，有的学者认为，野生动物是生活在没有人类的动物世界中，没有人类的参与，不是人类饲养、圈养的生物。也有学者认为，野生动物是指人类控制以外，不是家养饲养的，自由散养状态的动物。通过这两位学者的观点，都体现出野生动物所具备的“自然性”这一特征。对于现行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的定义，远远不够刑法定罪量刑的保护。刑法因本身的严格特性，更需要明确的定义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模糊的定义会导致刑法难以适用。所以不管是动物学上的野生动物的含义还是汉语词典上对野生的解释在刑法以及当前野生动物护法上都应遵照对应的定义。
1.2人工驯养动物的人为性
人工驯养是与“野生”相对应的状态，“人工”最早出自于出晋陶渊明 《饮酒》：“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解释为人为的，也就是说人工驯养的动物是通过人为的手段养殖动物。野生动物生于野外的大自然之中，人工驯养的动物对应生存在人类的活动范围内或人类划定的生存圈。驯养的动物磨灭了动物天然的野性，凶性减弱，放生后不具备自我生存能力这些都是区别于野生动物的特征。以人为的方式从小培育会使动物多少懂得人的指令，便于管理，这些都是人类干预后驯养动物的人为性。
2.当下关于野生动物与人工驯养法律定义不明
2.1刑法定罪没有加以区分
现行的刑法中对于野生动物方面没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在刑法第341条仅规定“珍贵、濒危”的范围，但何为野生动物以及如果是人工驯养情况下是否适用该条文没有做相应的解释。在实践中，将人工驯养的动物认定为刑法第341条罪名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广东省的王鹏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本案当事人王鹏于2016年将自己孵化的鹦鹉出售给买家，该鹦鹉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下的动物，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判有期徒刑两年。从案情来看并不是疑难案件，但这折射出来的问题是人工驯养的是不是刑法所规定的野生动物。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野生的概念不能扩张解释包括人工。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野生动物刑事案件中对“珍贵、濒危”的范围扩大包括名录和公约的物种。解释的简单扩张使司法实践无须技术性区分一概认定为野生动物，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减轻了区分的工作，但是从整个刑法体系来看，这样的规定明显忽略了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之间量刑的区别。
2.2相关野生动物法定义宽泛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强调“珍贵、濒危”的特征，并没有说明人工馴养野生动物是否属于野生动物范围。同刑法相比，野生动物保护法更应该在定义上明确什么是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野生动物是珍贵、濒危的陆生野生动物。《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野生动物是珍贵、濒危的水生野生动物。上述规定来看，我国野生动物的定义仅仅局限于“珍贵、濒危”，而且都强调“野生”一词，并没有涉及人工驯养。
3.地方性法规、国外和国际关于野生动物的定义
3.1地方关于野生动物定义的规定
2016年《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经营利用核准证>管理办法》对驯养繁殖解释为“人为控制条件下”，即野生动物是“非人为控制条件下”的动物。2004年《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以级别划分由不同层级主管部门批准，从侧面反映出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的差别。还规定陆生野生动物包括已经人工驯养繁殖但未产生进化变异的陆生动物。条例中强调“未产生进化变异”这一特性，“野生”在于没有人为的干预，经过人类圈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外貌没有变化但属于该动物的本性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法律上认定的“野生”动物，称之为家禽也不为过。最显著的莫过于如果将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放生于大自然，因习惯于人类定时的喂养，丧失独立在野外生存能力。所以该条例明确将这种发生变化的动物排除在野生动物之外。1996年香港《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规定驯化类动物以外的是野生动物，1988年台湾《野生动物保育法》认为非经人工饲养繁殖的是野生动物。
3.2国外对于野生动物的定义
在考虑国内关于野生动物定义的问题上除了文义解释，国外的相关立法也应予以研讨借鉴。2006年《欧盟保护野生动植物贸易规范实施细则》规定，通过对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动物进行驯养，驯养后的应被视为驯养动物而不是野生动物。《欧共体关于保护自然生境和野生动植物指令》和《欧盟野鸟保护指令》都强调保护动物的“野外、野生”的状态，没有囊括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新加坡2000年修订的《新加坡野生动物和鸟类法》规定野生动物具有“野生、天然”的属性，不包括家养的家禽。
3.3国际公约关于野生动物的规定
1975年《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在整个公约之中没有将野生动物进行清晰明确的定义，但是从条款的规定的可以分析出对于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之间的区分。首先，公约根据物种易受威胁程度，将野生动物分别列入三个附录之中。其次，公约中规定附录一下的动物是为了商业目的而人工饲养的，视为附录二的物种，以及人工饲养繁殖的动物在一些程序证明上简化。从公约的内容来看，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与天然的野生动物有明显的区分，在贸易管理过程中根据附录的濒危程度适用不同的管理办法。这样的划分对于我国刑法上定罪量刑，以及在认定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的概念上都有借鉴意义。
4刑法及相关法律的完善
4.1明确野生动物定义，区分人工驯养动物
针对野生动物的条款主要位于刑法第三章和第六章之中，司法实践中引用最多的是第341条。如上文所述，“珍贵、濒危”并不能对实践中野生动物与人工驯养有明确的划分，条文中应引入动物学对野生动物的定义，明确野生动物排除人工驯养的情形，在量刑上对于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按不同的标准认定，借鉴《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中按不同附录危险度的规定，对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或免除处罚或在野生动物的对比下减轻处罚。从广东王鹏案来看，对于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不能简单通过法定刑以下处罚的特殊方式适用到其他相似案件，虽然可以针对案件情况不同法官在办理案件中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法条中没有明确规定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亦属于刑法第341条的情形，不能简单认定适用该条款，案件判决量刑较轻，打消公众强烈的质疑之声，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常态的结果。
法无明文不为罪，只有在以刑法为首的条款中将野生动物与人工驯养的定义明确区分，罪与非罪，量刑轻重厘清，符合刑法中罪刑法的原则，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在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首的专门性法律条文中，将“珍贵、濒危”这种不明确的表述替换为非人工驯养生存于大自然之间的动物，使整个法律体系趋于一致，避免解释不同从而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4.2野生动物与人工驯养单独规定
参照世界其他国家关于动物的立法，在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动物的规定上都有明确的区分。1994年《法国刑法典》中规定，对家养、驯养的动物处以刑罚，单独规定对人工驯养动物予以处罚。1998年《德国刑法典》规定，在联邦自然保护法意义上特别保护的动物，此处针对自然意义下的动物即野生动物。美国1970年的《动物福利法》，改法保护的是宠物类型的温血动物，排除非宠物作用的野生动物。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对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的动物以不同的条款规定，考虑到单独制定人工驯养野生动物的相关法规不能尽快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所以在现行刑法第六节下单独增加条款对人工驯养动物在适用条件、使用范围、造成损害后果和需承担何种责任详细规定，同修改野生动物定义后的第341条呼应，形成严密的关于保护野生动物权益的法律。
4.3明确野生动物名录以法定量刑
司法实践中对迫害野生动物法益的行为在对象上参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该名录划分成两个级别，按级别刑事处罚轻重不同。早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指出，尽快启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修订工作，对于经人工驯养繁殖、数量增多的野生动物的定罪量刑标准，仅适用于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而不包括驯养繁殖的。从该复函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当前的规定应适用于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不包括处罚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复函中体现出《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中人工驯养繁殖动物降低级别对待乃至不列入刑事处罚范围的思想。通过调整名录，明确野生动物与人工驯养的范围界定，不同范围内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科处不同刑罚，是刑法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
5.结语
综上，就刑法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而言，联系其他部门法规完善野生动物与人工驯养不同的界定和处罚是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刑法对动物的保护坚持区分对待，根据动物的自然性、人为性的不同，用不同的法律措辞和保护手段。对于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动用刑罚，对于排除在濒危名录下的人工驯养动物另行规定、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是现有刑法应完善的地方。司法实践中的王鹏案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国家林业局的郑喜和案，在定罪处罚上都有瑕疵，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所以，野生动物与人工驯养的划分不仅是司法实践的要求，更是刑法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体系完善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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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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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尽量用无磷洗衣粉，减轻水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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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保护动物，也是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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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尽量不看驯兽，马戏等违反野兽天性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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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为了美好的明天，请节约用水、爱护小动物、保护森林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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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爱护动物光荣，虐待动物可耻!
79、不应以救护之名把自然中的动物幼仔抓来饲养，夺人之子。
80、莫以人的智能去诱骗，迫使动物做勉为其难之事。
81、请爱护人类最亲密的朋友。
82、不吃田鸡，保蛙护农。
83、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关爱人类自己
84、张网捉鸟，下套捕兽，是滥杀无辜，是造子孙孽。
85、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安全!
86、不参与残害生灵的活动，如射猎动物。
87、保护野生动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88、不吃田鸡，保蛙护农。
89、不把野生动物圈为宠物饲养。
90、积极向媒介通告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
91、不参与残害生灵的活动，如射猎动物。
92、保护动物，与自然和谐
93、尽量用无磷洗衣粉，减轻水质污染。
94、保护动物，与自然和谐
95、对动物不要过于亲密，以防把你的病传给它或它的病传给你。
96、关注候鸟保护环境。
97、不虐待，不折磨，不欺辱一切动物。动物也有尊严。
98、不买珍稀木材，保护动物家园。
99、尽量少用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品。
100、见到街头耍猴的违法现象应予制止或举报。
10
1、尽量少用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品。
10
2、爱护动物光荣，虐待动物可耻!
10
3、见到街头耍猴的违法现象应予制止或举报。
10
4、做保护志愿者，积极举报违法者。
10
5、请勿轻率地将动物拿回家，若养不活既摧残生命又伤害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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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要热衷于把野兽驯养成家畜，应尊重其他物种的异质性。
10
7、宁可食少肉，不可居无书。
10
8、不在食用野生动物的餐厅用餐。
10
9、关注候鸟保护环境。
110、如果爱鸟，请去观鸟，不要关鸟。
篇一
1、野生动物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2、给野生动物一个温暖的家
3、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保护是最好的选择
4、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
5、别让人类成为最孤单的生命
6、坚决打击非法盗猎、非法养殖、非法运输、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7、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
8、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9、禁止为严禁使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
10、禁止猎捕及其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活动
11、人类与野生动物同呼吸就是与森林湿地共命运
12、保护野生动物，共享森林湿地
13、坚决打赢保护野生动物的人民战争
14、保护野生动物，建设美好家园
15、不得违法食用或利用野生动物
16、让法律成为生态家园永葆生机的神圣力量
17、人工繁育国家重点野生动物必须依法进行
18、益鸟益兽是农林卫士，祥鸟瑞兽是文明使者
19、熊猫文化，三秦同兴
20、热爱野生动物就是热爱自然
21、森林是地球之“肺”。湿地是地球之“肾”，野生动物是人类之“友”
22、依法惩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行为
23、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24、熊猫文化，世界共享
25、秦岭“四宝”，陕西名片
26、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域内引入外来野生动物物种
27、保护动物，人人有责.
请维持生态平衡。
28、让人类在大自然愉快前行，让鸟儿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29、禁止非法猎捕野生动物
30、保护野生动物，不打鸟捉蛇、捕青蛙。
31、为了生命安全，拒食野生动物
32、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请保护动物
33、大美秦岭，熊猫映西
34、拒食野生动物，倡导文明新风
35、不吃野味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36、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保护优先
37、大家行动起来吧,为保护动物而“战斗''。
38、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39、禁止把野生动物圈为宠物饲养
40、保护咸阳生态，关爱野生动物
41、公众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主体
42、尊重野生动物就是尊重自然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自然
43、魅力熊猫，至尊秦岭
44、禁止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制品发布广告
45、非法购买野生动物放生，你的善心可能导致恶果
46、不要购买野生动物制品，否则助长杀戮
47、争做保护野生动物志愿者，积极举报野生动物违法者
48、不穿野生动物皮毛服装，每张皮的背后都有一桩谋杀案
49、禁止违法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
50、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51、保护鸟的栖所,就是保护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
52、不在食用野生动物的餐厅用餐
53、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养成文明卫生饮食习惯
54、对所利用野生动物应怀感恩之意，对所饲养野生动物应怀体怜之情
55、拒食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
56、野生动物与人类同住地球家园
57、讲述熊猫故事，传播陕西声音
58、关爱生灵，保护鸟类。
59、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捕猎或者破坏
60、禁止违法经营利用食用野生动物
61、坚决依法打击破坏野生动物犯罪分子
62、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严格监管
63、护鸟光荣，打鸟可耻。
64、爱鸟护鸟是人类的美德
65、坚决与各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行为作斗争
66、不笼养野鸟，彼在牢笼，尔图愉悦，何乐之有
67、张网捉鸟，下套捕兽，是滥杀无辜
68、人人动员，爱鸟护鸟!
69、野生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
人类是野生动物信赖的伙伴
70、禁止非法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71、野生动物不是商品，生命无价，不要图财害命
72、人类应该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
73、依法保护鸟类,依法保护野生动物。
74、坚决阻断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利益链条
75、保护森林和湿地就是保护野生动植物
76、保护森林湿地资源就是保护人类和野生动物家园
77、保护野生动物光荣，虐待野生动物可耻。
78、保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
79、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善待动物，珍爱每一种生命!
80、如果爱鸟，请去观鸟，不要关鸟
81、爱护鸟儿吧!不要让树木感到孤独。
82、不虐待，不折磨，不欺辱野生动物，它们也有尊严禁食野生动物
维护生态平衡建设生态文明
83、鸟儿的歌声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让这声音永远回荡在我们耳边。
84、保护野生动物、保护黄土高原
85、野生动物与人类共享自然环境
86、关爱生命停止杀戮
87、尊重生命，从善待小动物开始!
88、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89、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
90、保护野生动物是我们的共同义务
91、人与野生动物平等，生存生命没有等级
92、保护野生动物，建设生态文明
93、树立饮食新观念，摒弃不良饮食陋习，保护野生动物从餐桌做起
94、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向有关部门和机关举报或者控告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
95、保护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96、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97、对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就是不干扰它们的自由生活
98、保护野生动物，共建美丽xx
99、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
100、善待动物，和谐生存。
101、绚丽生灵，缘于自由天然!全社会都来保护鸟类，都来保护野生动物。
102、依法查处贩卖、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103、严厉打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走私和非法贸易
104、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105、野生动物和我们一样需要爱护
106、让我们倾听大自然最美的旋律——鸟儿的歌声。
107、黄土高原是世代家园，野生动物是世代朋友
108、保护鸟类,保持生态多样性。
109、不恫吓，不投喂，不追逐野生动物，爱我就別理我
110、禁止滥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11、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维护全球生命共同体
112、鸟是害虫的天敌
鸟是人类的益友
113、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安全
114、非法猎杀你莫干，触犯刑法有条款
115、严禁餐桌上吃“野味”
116、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健康
117、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共同的家园
118、守护黄土高原，爱我咸阳家园
119、禁止非法买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120、秦岭大熊猫，萌萌哒世界
121、打击非法猎捕野生动物齐参与，同享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共受益
122、地球上不能只剩下人类。
123、野生动物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处于重要位置
124、真正爱护小鸟，就不要剥夺它的自由!
125、禁止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
126、野生动物是大自然的产物
127、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获得狩猎证
128、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森林湿地，更是保护人类自己
129、依法保护野生动物，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130、守护野生动物，拥抱绿色未来
131、今天逝去的一只鸟，明天亡掉的一群人。
132、爱护野生动物光荣，虐待野生动物可耻
133、保护森林湿地就是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保护人类自己。
134、野生动物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
135、发现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的夹套、粘网、电猫和毒饵等禁用工具方法等应立即举报
136、不要让子孙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见到今天的野生动物
137、保护野生动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138、保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
139、禁止猎捕、杀害野生动物
140、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
141、保护鸟类，为环境增姿添彩。
142、蓝蓝的天空中只有配上鸟儿才会有生机,别让天空变的孤独。
143、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144、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护良好生态环境
145、劝君莫捡野鸟蛋，强取豪夺断后源
146、提高公众意识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治本之策
147、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48、控告和检举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149、坚决打赢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攻坚战
150、关注候鸟，保持环境。
151、禁止随意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52、保护野生动物，打击违法行为
153、护鸟光荣，打鸟可耻
154、棕色大熊猫，国宝大美人
155、请保护鸟类，为了明朝悦耳的鸣声。
156、保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157、秦岭大熊猫，丝路新使者
篇二
1、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保护动物，也是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2、不笼养野鸟，彼在牢笼，尔图愉悦，何乐之有。
3、若不具备条件，切勿饲养动物。
4、不虐待，不折磨，不欺辱一切动物。动物也有尊严。
5、动物有难时热心救一把，动物自由时切莫帮倒忙。
6、提高环境意识，爱护花草树木，保护野生动物，维护公共设施，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7、莫以人的智能去诱骗，迫使动物做勉为其难之事。
8、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
9、对所利用动物应怀感恩之意，对所饲养动物应怀体怜之情。
10、人类为自己可有可无的边际需求额外贪欲，而去剥夺野生动物的身家性命根本利益，是种族歧视、暴殄天物。
11、不吃野味，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12、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13、不在食用野生动物的餐厅用餐。
14、开车莫压过路动物，可能有一窝待哺的小兽等她回家。
15、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6、做保护志愿者，积极举报违法者。
17、莫去江河钓鱼，不与水鸟争食。
18、善待动物，和谐生存!
19不把野生动物圈为宠物饲养。
20、开车莫压过路动物，可能有一窝待哺的小兽等她回家。
21、若不具备条件，切勿饲养动物。
22、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23、保护野生动物，人与自然共存
24、劝君莫捡野禽蛋，强取豪夺断后源。
25、不鼓励采集，购买，制作动物标本，莫以科学名义伤天害理。
26、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安全!
27、见到诱捕动物的索套，笼网，夹子等应果断拆毁。
28、宁可食少肉，不可居无书。
29、见蛇就打三分罪。
30、不穿野兽皮毛服装，每张皮的背后都有一桩谋杀案。
31、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关爱人类自己
32、为了美好的明天，请节约用水、爱护小动物、保护森林大自然。
33、保护动物维护生态平衡。
34、不穿野兽皮毛服装，每张皮的背后都有一桩谋杀案。
35、劝君莫捡野禽蛋，强取豪夺断后源。
36、不恫吓，不投喂，不追逐野生动物，“爱我就别理我。“
37、爱鸟护鸟是人类的美德。
38、善待动物，和谐生存!
39、不笼养野鸟，彼在牢笼，尔图愉悦，何乐之有。
40、到自然界时，不要擅入保护核心区，不肆意采集，索取。
41、不鼓励采集，购买，制作动物标本，莫以科学名义伤天害理。
42、动物也需休息，请勿肆意打扰，大呼小叫。
43、积极向媒介通告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
44、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45、见到诱捕动物的索套，笼网，夹子等应果断拆毁。
46、不吃野味，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47、不买珍稀木材，保护动物家园。
48、到自然界时，不要擅入保护核心区，不肆意采集，索取。
49、见蛇就打三分罪。
50、动物也需休息，请勿肆意打扰，大呼小叫。
51、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52、人类为自己可有可无的边际需求额外贪欲，而去剥夺野生动物的身家性命根本利益，是种族歧视、暴殄天物。
53、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54、对所利用动物应怀感恩之意，对所饲养动物应怀体怜之情。
55、不恫吓，不投喂，不追逐野生动物，“爱我就别理我。“
56、保护野生动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57、不要热衷于把野兽驯养成家畜，应尊重其他物种的异质性。
58、提高环境意识，爱护花草树木，保护野生动物，维护公共设施，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59、不鼓励买动物放生，善心可能导致恶果。
60、张网捉鸟，下套捕兽，是滥杀无辜，是造子孙孽。
61、尽量用无磷洗衣粉，减轻水质污染。
62、不应以救护之名把自然中的动物幼仔抓来饲养，夺人之子。
63、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保护动物，也是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64、尽量不看驯兽，马戏等违反野兽天性的表演。
65、对动物不要过于亲密，以防把你的病传给它或它的病传给你。
66、爱鸟护鸟是人类的美德。
67、尽量不看驯兽，马戏等违反野兽天性的表演。
68、莫去江河钓鱼，不与水鸟争食。
69、为了美好的明天，请节约用水、爱护小动物、保护森林大自然。
70、保护野生动物，人与自然共存
71、如果爱鸟，请去观鸟，不要关鸟。
72、请爱护人类最亲密的朋友。
73、不鼓励买动物放生，善心可能导致恶果。
74、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
75、动物有难时热心救一把，动物自由时切莫帮倒忙。
76、请勿轻率地将动物拿回家，若养不活既摧残生命又伤害童心。
77、保护动物维护生态平衡。
78、爱护动物光荣，虐待动物可耻!
79、不应以救护之名把自然中的动物幼仔抓来饲养，夺人之子。
80、莫以人的智能去诱骗，迫使动物做勉为其难之事。
81、请爱护人类最亲密的朋友。
82、不吃田鸡，保蛙护农。
83、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关爱人类自己
84、张网捉鸟，下套捕兽，是滥杀无辜，是造子孙孽。
85、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安全!
86、不参与残害生灵的活动，如射猎动物。
87、保护野生动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88、不吃田鸡，保蛙护农。
89、不把野生动物圈为宠物饲养。
90、积极向媒介通告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
91、不参与残害生灵的活动，如射猎动物。
92、保护动物，与自然和谐
93、尽量用无磷洗衣粉，减轻水质污染。
94、保护动物，与自然和谐
95、对动物不要过于亲密，以防把你的病传给它或它的病传给你。
96、关注候鸟保护环境。
97、不虐待，不折磨，不欺辱一切动物。动物也有尊严。
98、不买珍稀木材，保护动物家园。
99、尽量少用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品。
100、见到街头耍猴的违法现象应予制止或举报。
101、尽量少用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品。
102、爱护动物光荣，虐待动物可耻!
103、见到街头耍猴的违法现象应予制止或举报。
104、做保护志愿者，积极举报违法者。
105、请勿轻率地将动物拿回家，若养不活既摧残生命又伤害童心。
106、不要热衷于把野兽驯养成家畜，应尊重其他物种的异质性。
107、宁可食少肉，不可居无书。
108、不在食用野生动物的餐厅用餐。
109、关注候鸟保护环境。
110、如果爱鸟，请去观鸟，不要关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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