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事再审启动主体制度
摘要：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再审程序虽然被很多学者诟病，但是毫无疑问，它在我国的存在有其价值和历史背景。而启动主体作为再审程序的第一道关口，其规定的合理与否决定着民事再审程序发挥的作用大小。因此，本文以再审的启动主体为切入点，围绕民事再审启动主体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各主体提起模式的优劣势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等角度具体展开，探讨民事再审制度的价值追求，以及如何通过修改完善启动主体制度破解民事再审制度的困局。
关键词：民事再审;提起主体;诉权化改造
1再审启动主体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民事再审启动主体制度经历了从仅有人民法院一方主体有权决定再审，到当事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方主体并存的变革。我国于1982年首次将民事再审程序规定于试行的《民诉法》中，在这一阶段，只规定了人民法院决定提起再审，即由当事人提出申诉的申请，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该申请决定是否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且涉及民事再审程序的相关条文仅有四条，没有与之配套的关于“启动条件和操作程序”的规定。条文中的“申诉”二字亦表明了当事人的该项权利游离于诉讼法权利之外而被行政化处理，与“申诉信访”相混同。法院决定再审的权力也没有相应的监督规则，结果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和随机性。这些特点均能体现出在这一阶段“法院决定模式”的价值理念被定位为监督，具有浓厚的行政和职权主义色彩[1]。
于1991年修改的《民诉法》首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这一提起主体，此后，2012年、2017年修改的《民诉法》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权，赋予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权，规定“检察机关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2]。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不断强化是启动主体制度变革的主要趋势。从1991年的“申诉+法院复查”修改为2007年的“再审申请+法院审查”，相关条文规定逐渐细化，申请事由亦由最初的5项增加为12项。此后，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进一步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于2008年出台司法解释赋予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3]。2012年、2017年两次修改《民诉法》的过程中，立法机关继续沿此思路，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相关事由等规定进一步细化完善。
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制度逐渐体系化，基本实现了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人民法院依内部监督和人民检察院依外部监督为补充的启动再审方式，构成了“一体两翼”的再审启动方式。但“一体两翼”的再审启动方式是否科学合理，就是下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2民事再审启动主体制度的评析
2.1法院决定再审有违《民法》《民诉法》的基本原则
首先，违背了自由处分原则。法院启动再审的事由为“确有错误”，换句话说，不论案件性质如何，当事人的态度如何，只要法院认为生效的案件裁判“确有错误”，就可以启动再审程序[4]。但规定却显然与《民诉法》基本原则中保障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相矛盾。在现实情况中，当事人可能基于包括诉讼成本、胜诉几率在内的诸多因素的考量而放弃再审救济，并认可裁判的效力，若法院不顾当事人意愿自行启动程序，且判决结果由当事人承担显然违背民事的基本原则[2]。其次，违背审判中立原则。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再审，不论是否有利于任何一方，都有损人民法院的权威性和生效判决的稳定性，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会损害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最后，法院作为启动民事再审的主体有违既判力的基本要求。程序安定原则是法的核心价值之一，而既判力是保障程序安定的具体体现。依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民事再审程序没有关于时间和次数的限制规定，这势必会影响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有损既判力。
2.2检察院启动再审违背其法律地位
我国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方式包括提起抗诉和检察建议[5]。人民检察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在发生再审抗诉事由提起抗诉的方式暴露出一些弊端。首先，检察机关随意使用抗诉权介入再审程序，严重侵害了作为审判主体的法院独立审判地位。其次，检察院抗诉缺乏法律制约。现行法律仅对检察机关提起再审程序的事由进行了规定，除此之外，检察院拥有不限时间和次数的民事抗诉权。在法律层面上对检察机构的监督和限制方面缺失，不仅会导致抗诉权滥用的可能性增大，还可能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6]。
2.3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微弱
虽然我国现行《民诉法》规定了三种启动再审程序的方式，但从关于民事再审案件的实务统计数据看，当事人通过申请或申诉方式引起民事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占全部民事再审案件的大多数[2]。然而，根据现有规定，当事人在再审程序的启动中只有“申请”的权利，意见能否被接纳最终还需要法院和检察院的审查决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动主体。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再审案件统计数据来看，再审率持续偏低，仅在0.3%左右徘徊。当权力救济渠道不畅或权利救济难度较大时，一方面当事人会对我国法律和法院产生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当事人只得通过上访等方式另行寻它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6]。
3再审启动主体制度的完善
3.1逐步取消法院的再审程序啟动主体资格
人民法院基于其自身的专业性，较当事人更容易发现生效裁判中的错误。人民法院作为中立的审判机构应当居中裁判，采取控辩式的审判模式。若人民法院在双方当时未申请再审的前提下，主动依职权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将导致法院实质参与了诉讼，此举具有强烈的职权化色彩。正如“法院不得主动援引超过诉讼时效进行裁判”，法院主动启动民事再审的制度规定亦应当予以取消[7]。但其在我国的《民诉法》中存在已久，特别是再审程序与涉诉信访关系密切，因此，采取“法院发现+当事人决定”模式作为取消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过渡性措施比较合理[8]。当法院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时，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在一定时限内，由当事人根据诉讼成本和自身利益等综合因素自行决定是否申请再审。
3.2限制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的权力
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定的司法监督机构，享有纠正错误的法定权利，具有正当的启动体资格。但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依然居于核心，因此应当对检察院启动再审加以限制。对于大部分私益事由，应当遵循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这一核心原则，限制检察院的抗诉或检察建议权;但检察院作为司法监督机关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以下事由应当为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提供限制范围，发现此类事由，检察院应当启动再审程序：(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序良俗的事项;(2)发生欺诈、胁迫等事项;(3)程序错误有关事项。
3.3再审提起主体的“诉权化改造”
对再审启动主体制度的设计上，不同于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当事人的处分权原理为基础构建民事再审制度，我国更多地从权力监督与制衡的角度来构建这一制度。我国将法院纠正错误裁判看作是法院内部对审判活动的一种监督制度，将检察院纠正错误裁判看成是检察机关为了保证民事裁判公平、正义而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活动[9]。与刑事诉讼不同，在民事诉讼中，即使生效裁判存在错误，往往仅涉及当事各方的私益，而非公共利益，因此是否进行再审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满足再审条件的前提下，将是否申请再审的决定权赋予当事人，对再审程序进行“诉权化”改造[2]。
4总结
理论和实践表明，构建再审之诉、以当事人诉权主导再审程序的运行并非解决“再审难”“再审滥”的最佳选择[10]，应当尽可能在常规程序中充分地吸收当事人不满、根据再审制度补救目的、遵循补充性原则对再审事由进行改造，从根本上解决再审难题[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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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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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玲.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制度完善[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100-103.
(责编：赵露)
作者：蒲梦雪
摘 要 作为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的民事再审程序是纠正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重要程序，关涉到民事诉讼的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依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法院、当事人均可成为启动主体。但是这样的规定显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对这一规定的瑕疵进行研究，以期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 民事再审 启动主体 问题初探
一、引言
民事再审程序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程序的启动主题的规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无论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还是2007年10月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民事再审的启动主体，但是无论是那种规定，都存在着很大争议。
二、当下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现状以及问题分析
(一)法院作为再审启动主体之一及问题
无论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还是2007年10月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法院行使公权力依然是启动再审程序的主要方式，这一点是极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构成了我国再审程序的主要特点，这在世界各国都是比较罕见的。可见我国的再审程序的启动具有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但是这一点在学术界存在着很大争议，认为有违法院的中立原则，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权力滥用和滋生腐败，如有学者认为“只要法院有这种权力，又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那么它就很容易被滥用，最终将是以法院而非当事人为主发动再审①”。另一方面法院的角色不能有效的定位，违背了民事诉讼理念，因此主张废除法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主体的资格。依据法律规定，法院自己可以提起再审，即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认为需要再审的;各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上述规定同样在学术界波澜不断，笔者认为该规定主要有以下问题存在：问题之一是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这条规定初看没有什么问题，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对“确有错误”具体的再审情形未作明确规定，换而言之，人民法院对再审对象“确有错误”享有解释权，以“确有错误”作为法院启动再审的理由，太模糊、太随意、太主观、无法把握，這容易导致法院在再审程序中权力的恣意扩张和法院滥用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引发司法腐败，换句话说法院认为没有“确有错误”的，可以不启动再审程序，哪怕事实上存在错误，这就导致了，判断一个案件是否确有错误的恣意，完全是法院的一种“暗箱操作”的过程，于程序的公正是无益的，也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有学者认为，在未进行再审时就确定“确有错误”，反映出司法的暗箱操作，即使后来再审时进行了公开审理，此前“先定后审”的行为，也会使这种公开审理在案件质量上甚至公信度上大打折扣②。这种行为会降低司法的威信，使人们逐渐丧失对司法的信任，最终可能导致信任危机，甚至走向私立报复的道路，可见这样做的代价之昂贵。问题二是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没有时间限制，没有考虑当事人的意愿，不论案件是何时审结的，不论生效民事裁判、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有多长，也不论当事人的意思如何，人民法院只要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都可以决定再审，予以纠正。“在司法实践中，开启审判监督程序时，则似乎是法官的意志而不是当事人的意志起主导作用③”这就使法院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太随意，使法院在再审程序中具有绝对的权利，它可以无期限的启动再审程序，这与民事诉讼的经济原则明显是背道而驰的，也有违诉讼时效制度，同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的，它会使已经平静下来的社会关系再起动荡。再次就是无视当事人的意愿，违背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容易导致侵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现象发生。如托克维尔所言：“从性质上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人民法院作为裁判者只能处于中立的地位，在程序运行中只能针对请求方当事人提出的请求和主张的事实做出裁判，既然是中立裁判，必然要求裁判者在程序的启动上是消极被动的④”。由此可见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的权利，而且从实践上来看，如果法院自行启动再审，当事人基于自己的意愿不愿意再审，法院又当如何处理呢?另一方面也会使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裁决角色的形象受损。
(二)检察机关作为再审启动主体之二及问题
新的民事诉讼法对抗诉的事由和程序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使该项制度在程序上得以完善，增强了该项制度的可操作性。但是对人民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的规定仍不完善，如对检察院抗诉的实现、次数和抗诉的案件范围没有任何的限制性规定，而由此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众多学者对检察院的抗诉再审制度提出质疑批评，认为其会产生种种弊端：(1)违背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权;(2)抗诉容易打破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3)违背了诉权理论的基本要求;(4)影响诉讼效率，因为抗诉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再审启动主体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之一是造成了对当事人权利的不正当干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民事实体权利属于私权，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私权，可以自由的选择起诉、撤诉以及用何种途径来解决自己的纠纷，有权不受国家机关的不正当的干预，属于私法自治的领域。检查机关无视当事人的意愿，启动再审程序，实质上是对私权领域的侵犯，是公权力的肆意延伸，是有违宪法的精神的，与当下法制理念也是格格不入的。问题之二是影响正义的及时实现和诉讼效率。英国古老法谚那样：“迟到的正义，即是非正义。”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往往不受再审时间和再审次数的限制，导致许多案件久拖不决。这样会造成司法权威的下降，使人们在内心降低对司法权的依赖，视其为一种空洞的摆设。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当事人的诉累，增加当事人的解决负担。虽然实质公正和正义是法律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如果追求正义的成本过于昂贵，人们就会放弃通过法律途径来实现公平正义，诉讼效率的降低，则会加速这种行为的选择。问题之三是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民事诉讼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也只有在两造对立且实力相对平衡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案件的公正审判。检查机关提起抗诉，必然是代表一方当事人去和另一方当事人去诉讼，检查机关师国家机关，其在搜集证据等方面有着个人不可比拟的优势，这样做势必打破这种相对平衡的关系，造成两方力量上的过分悬殊，这样就使案件处理的公正在当事人心中打上折扣。从另一方面看，检察机关不具有诉的利益，不是适格的当事人，容易造成角色上混乱，这些问题都迫待解决。
(三)当事人作为再审程序启动主体之三及问题
能启动再审程序的在形式上还有当事人，之所以说是形式上的，是因为现行法律的规定束缚了当事人的手脚，使这个最佳的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丧失了实质上的优越地位，沦为被动的再审程序的附庸。当事人的这种启动程序实质上是一种申请权而非发动权，真正的决定权也不是当事人而是法院，即当事人提出的实质上只是一种信息，是一种期盼利益，是否构成再审的事由是法院说了算。这种个人意见之是否被采纳，关键看法院的判断，而法院此时的判断则有了更多的考虑;在这种判断中，法院会考虑当事人的利益，但是更多的考虑的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以及再审会带来的社会影响。可见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力量之微，该规定之空乏。怎么改进才能使这个真正的、最佳的当事人发挥他应有的作用，都是在再审程序重构过程中应该考虑的。而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要求过于苛刻，无法真正的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这就造成了两难境界，从实质上来说，再审程序的设置时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案件的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实际行使再审程序启动请求权时，又难上加难，保障当事人的提起再审程序的权利，是迫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对案外第三人是否能够拥有直接的再审权没有规定，这可能会造成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损而告状无门，显然这也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个明显疏漏。
三、结语
综上，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规定，在设计理念和立法技术上均存在较大的缺陷，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但是改革或者说找到某种途径去解决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笔者深知完善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建构并非朝夕可为，必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发现问题有利于促进解决问题，笔者深信对于该问题的探索必然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对该问题的解决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章武生.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
②周晖国.民事再审制度理论与实务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75.
③江伟.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
④张卫平.民事再审:基础置换与制度重建;江伟.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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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武生.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法律科学.2002(1).
[3]杨立新.新中国民事行政检察发展前瞻.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4]李浩.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法学研究.2000(5).
[5]江伟.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
作者：李代华
摘 要：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是指有权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它是再审程序的功能和价值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我国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仍然是以追求绝对公正为价值取向，以监督权为基础，严重背离民事诉讼理论规律及市场经济的要求。从维护生效裁判稳定性角度，应当严格限制再审程序启动主体数量。从民事诉讼理论的角度，应当确立以诉权为中心的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因此，我国应当建立以维护生效裁判稳定性为前提性保障，以诉权为中心的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
关键词：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启动再审权
再审程序，是指为了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裁判中的错误，而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的程序[1]。作为诉讼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必然也应该蕴含正义与效率两大价值目标。然而，若为了极端地追求正义，频频纠正错误裁判，公众会因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对法律失去信仰;相反，若过分地执著于效率，对错误裁判置若罔闻，那社会机体会因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而产生溃烂的伤。再审程序就是在这样一种冲突中构建的审理程序。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显然不能靠完全牺牲任何一方面，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合理的作法就是有限制地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2]。这种限制集中体现于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上。
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是指有权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它是再审程序的功能和价值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我国1991年正式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法院可以依职权提起再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当时的理论和实务界主要持肯定态度，认为拓宽了案件再审渠道，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案件审判质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一、中国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的一般特点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引起民事再审程序发生的主体有三类：首先是人民法院启动再审，即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其次是当事人申请再审，即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认为有错误，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行审理;第三是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错误的应当提出抗诉，应当依法提请人民法院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由此可见我国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一)主体多元性
我国现行法律不仅规定了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方式启动再审程序，还规定了法院、检察院可以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力求通过增加启动再审的渠道，追求裁判的绝对公正。这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及司法界长期以来在裁判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将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无疑是非常正确，但将实事求是这一哲学上的理性原则直接套用到某一学科领域，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体现。尤其是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联系起来，作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而不考虑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则必然会产生片面性。
(二)主体公权性
与两大法系的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均以当事人为主不同，我国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却以公权力主体为主导。当事人的诉权被法院和检察院控制弱化，使得法院和检察院在同等条件下拥有较大主动权。法院可依职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检察院的抗诉一般情况下法院必须受理。这在其他国家是罕见的。当审判监督主体或法律监督主体认为裁判的实际结果并没有实现上述目标时，国家公权力便不顾私权纠纷主体的意见而直接予以干预[3]。这充分反映了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职权主义特征。
综上所述，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背后所蕴含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国家公权力的扩张与维护裁判安定性、当事人诉权、处分权行使的价值取向的冲突显而易见。由此看来，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简单照搬外国(如前苏联)制度的我国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既不符合民事诉讼理论的规律，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并且由于其价值取向的偏差和基础理论的缺失，而弊端重重。
二、对中国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的反思
(一)关于法院提起民事再审程序
1.违背审判权的性质
在现行的司法理念中，法院享有的是审判权是一种消极的中立的权力，只有当当事人在请求法院审判或是法院自主审理案件时法院才能使用。这就决定了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中立的地位，只能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或判决，既然是中立裁判，就使得法院在启动审判时就是中立的[4]。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在裁判生效后，只要认为裁判确有错误，便可主动提起再审程序，明显集诉权与审判权于一身。因此，在“诉审合一”的恶果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今天，享有审判权的法院便不能集诉权与审判权于一身，主动启动法律程序。“法院如果依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势必将自己推到再审结果有利的一方，而无法保持与当事人之间的等距，也难以吸收不利一方当事人的不满，有损法院的中立形象”[5]。而“保持与当事人之间的等距”恰恰是人们相信裁判公正的基础。
2.损害当事人的处分权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最高指导原则。民事诉讼法解决的是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争议。因此民事诉讼法必然体现民法的这一精神。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中即体现为当事人处分原则(民事诉讼法中的最重要的一项基本原则)。处分原则的基本含义有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民事审判解决的是当事人自己的民事争议，当事人有权自主处分其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二是作为一个理性人，当事人权衡利弊，在法定范围内做出的处分行为，法院就不应干涉，而应由当事人自主决定。但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依职权不管当事人的态度如何，没有时间、次数、级别限制的启动再审程序，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
3.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合二为一
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程序体现了法院的自我监督，但笔者认为这恰恰降低了监督的力度。法院实行的错案责任追究制，会使原审法院提起再审程序如同病人自己切除身上的病灶一样困难。因此现实中原审法院不愿纠正自己的错误。另外由上级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情况下(系统内监督)，由于业务上和人情上的关系，下级法院一般都会按上级法院的意志改变结果，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却不能真正通过监督而实现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
(二)关于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
1.违反当事人平等原则
检察院提起抗诉，是基于我国法律规定的检察监督权，是为保证国家法律统一行使而介入民事诉讼中，带有明显公权性。而其与抗诉的民事案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不享有诉权，并不是一方当事人。“然而，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无疑是站在当事人一方，成为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是在运用国家的权力同另一方当事人打官司，这直接影响了当事人的平等诉讼权利和地位。显然有悖司法公正、程序正义的价值要求。这种以国家公权对社会私权领域的干预，从根本上侵犯了社会民众私权的正常行使，即不应该也不必要”[6]。
2.影响审判独立的真正实现
审判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证。法官只有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非法干预和影响下，审核证据、认定事实，才能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判。而现实中由于检察院在司法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使法官每当要行使独立审判权时，检察机关总以法律监督权为由，影响法官审判，从而影响法院对案件独立、中立地做出裁判。
(三)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
1.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被架空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理念的进步，但是在本上却表明了当事人只是帮助法院发现在审判中的错误并且帮助其予以纠正。因为当事人的申请再审行为，并不必然引起再审行为。而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经过法院认识和确认再审事由的程序，而恰恰在这一关键性的环节上，法律缺乏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时，就犹如进入了一个没有法定程序的“雾区”，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诉权的存在[2]。
2.为司法腐败提供土壤
由于法律没有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给予相关制度保障和制定可操作性细则，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得不到保障，使得一些“有办法”的当事人转向其他的渠道发动再审。例如向检察院反映情况，向法院不断上访，甚至通过党政机关、人大等部门对法院施加压力，或打通法院的一些内部“关节”来引发再审程序。这样一来，再审程序就很难说是依据法律、事实而启动，反倒成为了滋生司法腐败的一块土壤。
结语
从维护生效裁判稳定性角度，应当严格限制再审程序启动主体数量。从民事诉讼理论的角度，应当确立以诉权为中心的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但通过上述对我国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特点的把握，其仍然是以追求绝对公正为价值取向，以监督权为基础，严重背离民事诉讼理论规律及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本文认为，应当建立以维护生效裁判稳定性为前提性保障，以诉权为中心的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取消法院的启动再审权，使法院回归消极裁判的角色;取消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程序，设立新主体提起公益诉讼;建立再审之诉，规定当事人为提起再审的主要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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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一妤
三)再审程序的启动 分类：民诉法彩色笔记 2007-09-29 21:01
(三)再审程序的启动
1、基本问题
(1)适用于再审的裁判
1)判决——诉讼程序的判决可以再审;非讼程序和特别程序不能再审
2)裁定(意见第208条)——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财产保全)
3)调解书——一般只有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检察院不能抗诉，但另有司法解释说法院可以)
4)上诉文书必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2)启动再审对于原判决、裁定的影响
1)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民诉法第183条)
2)必须注意：当事人申请再审，不必然停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但是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后，也应当裁定中止执行。(民诉意见第206条);而检察院抗诉由于法院必须再审，因此也必然裁定中止执行。
注意：刑诉中再审不中止执行(但死刑有专门的停止程序，见刑诉211条)
2、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方式(民诉第177条)
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又有3个主体和途径。审理也可分为三种：自行再审、上级提审、上级指令再审。
(1)本院(生效的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院长交审委会讨论，院长和审委会均不可独自决定再审)
例如，一审判错了，当事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时只有二审法院可以自行再审，一审法院无权再审
(2)上级人民法院
(3)最高人民法院
3、检察院启动再审的主体、条件和程序(民诉法第18
5、186条)
(1)主体：
1)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都可以提起抗诉
2)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可以抗诉，但要到同级的法院去提出抗诉;对同级不能抗诉
地方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2)条件
两个实体——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有错误的
两个程序——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法定的严重违反法律程序(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
实体重要再审，程序严重才再审(注意法定严重违反程序中，只要收别人钱，无论多少，无论结果是否公证)
房保国说：对判决书中的笔误，可以请求法院用裁定更正，也可以申请再审
(3)抗诉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4、当事人申请再审：条件与方式
(1)对象条件(民诉法17
8、180、181，意见207)
①、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②、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
(2)不得申请再审的几种文书：注意：解除收养可以再审
1)离婚(解除婚姻关系)判决不能再审。
对财产问题——分为两种情况：
①、原审中已经处理的财产可以再审;
②、原审中没有发现处理的财产，应当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2)非讼程序(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能申请再审;
3)再审维持的案件不能申请再审——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但法院和检察院可以再次启动再审(也没有次数和时间的限制)。
(3)实质条件：民诉法第179条、第180条
①、对于判决和裁定：三个实体、两个程序。与检察院的区别在于多了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注意：“新的证据”的判定——“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证据规定第44条)
②、对于调解书：违反自愿(受到法官的胁迫)和合法原则(严格原则：违反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
(4)时间条件：(民诉法第182条，意见第204条)。
在判决、裁定、调解书生效之日起2年内提出。——注意：只有当事人申请再审才有时间限制
(5)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方式(第178条、民诉意见第205条)
1)向原审(生效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不能向上两级法院申请再审)
区别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
1、启动原因起诉上诉申诉或主动发起
2、审判法院任何法院原审法院上级法院任何一级法院
3、审判组织合议庭、独任庭合议庭、审判员看原审法院的程序而定
4、审理对象双方的民事权益争议一审的裁判已经生效确有错误的裁判
5、审理方式开庭审理开庭审理、径行判决看原审法院的程序而定
6、裁判效力未生效终审看原审法院的程序而定
7、程序启动的时间无限制15日或10日内上诉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在裁判生效后2年内提出
院长发现民事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问题研究 (2014-08-12 21:00:00)转载▼
【研究背景】 2010年12月，茶陵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笔者为茶陵县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上任后，笔者通过立案庭、审管办、档案室收集资料和信息，对茶陵县人民法院前十年的再审案件进行了专门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茶陵县人民法院前十年的再审案件寥寥无几，除个别年度外，每年一般只有一件，间或二件，有的年度甚至一件也没有，院长发现确有错误启动再审的更无一件。2011年3月，蒋陈蓉上任茶陵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不久主管立案和涉诉信访维稳工作，由于职业道德败坏、司法操守缺失、素质品行低劣，因此无法胜任立案和涉诉信访维稳主管工作。被涉诉信访维稳搞得焦头烂额之际，蒋陈蓉不是领衔依法处访维稳，而是带头滥用职权，行走歪道，动辄违背法律，主导以院长发现确有错误为由启动再审，致使一些不符合再审法定条件的案件进入再审程序，不但没能化解旧的纠纷，而且增加了新的矛盾，严重扰乱了审判秩序，迫使茶陵法院背上了沉重的司法包袱。为了解脱蒋陈蓉玩忽职守给茶陵法院审判监督工作铐上的桎梏，促使茶陵法院再审立案审查拨乱反正，铲除腐败分子、司法败类、害群之马蒋陈蓉遗留在茶陵法院的流毒，笔者锁定“院长发现民事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问题”，围绕立法本意、基本条件和法定期限等三个方面进行重点研究，通过探本溯源，引法据律，抛砖引玉，但愿能给院长和审判委员会科学决策提供一些参考。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明确设置了三种提起再审的途径，一是当事人申请再审，二是检察院抗诉再审，三是人民法院自行再审。前两者属于法院外部途径间接驱动再审，后者系法院内部途径直接启动再审。作为自行纠错的法院内部途径直接启动再审，又分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发现裁判调解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发现裁判调解确有错误提审或指令再审、上级人民法院发现裁判调解确有错误提审或指令再审等三种渠道。自建立审判监督制度以来，在三种提起再审的途径中，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占多数，检察院抗诉再审的居其次，人民法院自行再审的则少之又少，尤其是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更是寥若晨星。 近年来，由于涉诉信访维稳压力山大，因此过去那种院长发现民事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寥若晨星的情势发生变化，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进入再审被作为化解涉诉信访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再审纠错功能能够得到发挥应该算得上是一种司法进步。然而，实际操作中，由于对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进入再审在理解上发生偏差，不少不符合再审启动立法精神、基本条件和法定期限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动辄以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为由进入再审，致使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框架下，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进退两难，矛盾重重，无法结案，因此很有必要对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进入再审这一提起再审渠道的有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供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决策参考。
为了达到预期目的，笔者试图通过借助法学理论、参悟立法精神、领会审判监督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审判监督工作的体验，从而厘清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启动再审的立法本意、基本条件和法定期限等三个关键问题，促使再审立案审查走上正轨。
一、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的立法本意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也就是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的唯一法律规定和依据。一个事物的诞生，自有其诞生的道理，既然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那么自然有其存在的渊源和理由。不过，由于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法律规定单一，没有全方位、深层次进一步具体界定，因而内涵缩小，在理解上通常会往扩大的外延去思考，所以运作中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空挡，很有必要将其存在的渊源和理由等立法本意予以梳理，以便审判实践中把握定夺。
孟子曰:徒法不足以自行。法院乃司法机关，同样道理，徒司法机关也不足以自行，任何一级司法机关都需要组成该机关的人去运行，只要是人，就会受到思想的支配。人是复杂的有七情六欲的高智慧动物，就人的本性而言，当利益发生冲突之际，都会条件反射般自保自卫，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自己否定自己、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院长也是人，因此，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没有特殊情况，往往会从其主政的法院单位的自身利益出发，首先考虑的是维护自身司法的既判力，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自行启动内部纠错程序。正因为如此，自建立审判监督制度以来，司法当中，再审通常是被迫启动，即迫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院抗诉再审而被动启动再审，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主动启动再审的往往寥若晨星，一年甚至数年难得一起，故而这一自行纠错渠道形同虚设，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来看，现实中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意义，没有起到任何实质作用，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效果。 既然如此，立法时为何依旧设置这一提起民事再审的渠道呢?要解开这一疑虑，得从人民法院机关的性质来看。众所周知，人民法院是国家机关，除了维护当事人个体利益外，更重要的是同时要代表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跟原审一样，再审是诉讼，因此，在再审程序的启动上，当事人个体利益的维护一样遵循自治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从法理上讲，法院无权代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不应代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不能代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只有当当事人提起再审申请启动了再审程序，法院才能主动依法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则不同，无论什么时候，法院都有权力、有义务、有责任代表国家去维护，从法理上讲，当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确有错误，损害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法院应当责无旁贷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纠正错误，否则就是失职渎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法时设置了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主动启动再审等人民法院自行再审这一提起民事再审的渠道，以代表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二、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的基本条件
由以上所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可见，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是有条件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四:其一，启动的主体是包括基层人民法院院长在内的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其二，启动的客体是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其三，启动的客观方面是发现确有错误;其四，启动的主观方面是认为需要再审的。在这四个基本条件中，
一、二两条内涵清晰，外延确定，可以准确把握，
三、四两条则概念模糊，歧义较多，实践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定夺，经常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现象。
在很多人看来，司法必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既然院长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或调解书确有错误，那么就应当无条件启动再审。这一说法咋看天衣无缝，颠扑不破，无懈可击，其实值得推敲与商榷。首先，要看这一说法在什么语境下说的，要知道民事审判监督与刑事审判监督有所不同，我们现在说的是民事审判监督，所以应该在民事审判监督的语境下来看待这个问题。如前所说，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自治，不告人民法院不理，就再审而言，除了特殊情况，原则上当事人不申请，人民法院就不应当启动再审，即使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书确有错误也是如此。其次，要看错误的性质、大小、后果等方面的情势，如果错误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只是侵害当事人个体利益，而当事人自我裁量，并不在意，一笑了之，或错误很小，影响不大，无关紧要，兴师动众将诉讼程序再走一遍反而得不偿失，那么即使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书确有错误，也不值得启动再审，因此从诉讼经济和司法效果的角度考虑，没必要为了丁点的小感冒，而开膛剖肚动大手术搞得死去活来。第三，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需依法进行，只有符合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的法定条件，才能按程序启动再审。可见，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并非一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因为民事再审制度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作为指导思想是必须的，但直接将这一指导思想作为具体个案的运作程序则是欠科学的，客观事实很多时候无法还原，无止境地追求司法个案的客观真实，民事法律关系将会长久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势必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司法裁判更多时候依据的是通过法定程序确认的法定事实，遵循的是“依法纠错”原则，当达到法定条件时，才启动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而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再审渠道。
由此可见，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启动再审的关键在于“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这一法定条件。那么，这一法定条件是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具体的界定呢?长期以来，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是一个模糊概念，没有具体的内涵和外延，是何方错误、错误大小、轻重程度才算需要再审而达到启动再审的法定条件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从而导致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启动再审充满着随意性。直到2008年，情况豁然改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从此有了明确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界定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启动再审法定条件的答案，从而终结了院长发现确有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启动再审的随心所欲。《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当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提起再审”。从中可见，启动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这一渠道所要达到的法定条件已经相当明朗化了，那就是院长发现的确有错误必须是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之类的情形，只有在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具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之类的确有错误情形，而且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检察院没有抗诉的情况下，才能视为“认为需要再审”而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至于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当事人个体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仍应遵循当事人自治原则不告不理，且受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规范限制，不在包括院长在内的人民法院自行启动再审之列。
三、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的法定期限
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的法定期限，但这并不意味着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的期限可以无止境，一万年后仍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启动再审。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司法问题，值得专题探索，需要专门研究，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在此暂不讨论。我们要讨论的是，是否凡是以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为由启动再审都不受现行再审法定期限的限制。如前所述，司法当中，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主动启动再审的寥若晨星，一年甚至数年难得一起，故而这一自行纠错渠道形同虚设，然而近些年情势有所变化，以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为由主动启动再审的现象破天荒多了起来。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由于人民法院觉悟的提高，而是因为涉诉信访维稳形势严峻，重担在肩，人民法院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迫不得已只好将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主动启动再审作为化解涉诉信访矛盾的手段，不管实际情势如何，不管符合法定条件与否，不管三七二十一，动辄以“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为由启动再审，以解涉诉信访维稳燃眉之急。 人们普遍认为，法律只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没有规定院长发现确有错误启动再审的期限，因此院长发现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没有任何期限限制。基于这一认识，一旦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期限，依法应当裁定驳回申请不能启动再审，但到处上访要求再审闹得不可开交，迫于涉诉信访问责、司法绩效考核、上级机构批示，或为了显示自己有水平、有能力、有本事，甚至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方方面面的压力、诱惑和原因，人民法院、个别领导或办案人员两者相较取其轻，宁愿牺牲正义，暂时自己否定自己、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而求得眼前的安宁，以保全乌纱，稳住政绩，骗取信任，中饱私欲，而想方设法变个花样打擦边球，以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的为由启动再审，直接取代当事人再审申请，开绿灯将超过法定期限、依法应当裁定驳回、本来不能进入再审程序的当事人再审申请放行进入再审程序，从而导致以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为由而违法启动再审泛滥成灾。 如前所述，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明确设置了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院抗诉再审、人民法院自行再审等三种提起再审的途径。三种途径是并列的，既不交叉，也不重叠，不宜相互混淆和取代，院长发现裁判调解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系人民法院自行再审范畴，故而显然不应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相互混淆和相互取代。不同的途径只能适用不同的程序，当当事人申请再审时，则只能适用有关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当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提起再审。”可见，当事人申请再审处于优先地位，只有在当事人未申请再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包括院长在内)才可根据此条规定提起再审，如果当事人申请了再审，那么启动再审便受到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限制，必须按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来操作，不能将人民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适用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甚至否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据此，一旦当事人申请再审，则启动再审的期限只能按照本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办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申请再审期限，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因此，只要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了六个月(民诉法修改前为二年)，那么就应当无条件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如果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了六个月(民诉法修改前为二年)，为规避有关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限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转而以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没有期限限制为由而启动再审，那么不但违背了当事人自治原则，违背了人民法院中立原则，而且明显违背和否定了有关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限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既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限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相抵触，那么超过当事人申请再审法定期限而以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没有期限限制为由取代当事人启动再审，无论是从法理角度上看，还是从立法精神来讲，乃至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来说，都是说不通，讲不过去，站不住脚的。
通过本文的以上分析，根据立法本意、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可以得出如下明确结论:院长发现民事裁判确有错误启动再审，不能随心所欲，不能随意而为，不能放任无度，这一再审渠道的启动不但受到诉讼自治原则和审判中立原则的限制，受到当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前提的限制，而且受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等遭到损害情形的限制，因此以院长发现裁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为由而启动再审必须十分慎重。由于对院长发现民事裁判确有错误而启动再审，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尚不完善，存在空白，有待健全，因此如果立案审查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把关不严，随意放行不符合院长发现民事裁判确有错误而启动再审法定条件的已经生效的案件进入再审程序，那么再审司法操作中有可能进退两难，既找不到撤销不符合立案条件的院长发现民事裁判确有错误而启动再审的裁定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据，也找不到终结已经进入再审程序案件的审判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据，从而背上沉重的司法包袱，不但没能化解旧的纠纷，而且增加了新的矛盾，进一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然而，司法不可能停滞不前，已经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不可能因为错误进入再审程序找不到结案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据而永远搁置在那里，该如何妥善结案，是一级级上报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专门的司法解释，还是依据法学理论、司法精神和立法本意创造性结案，成了新时期司法亟待解决的一个新的课题。 陈 频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民事诉讼审判程序】浅谈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冲突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程序的发动主体有三类，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当事人。《民事诉讼法》把发动再审的权利赋予广泛的主体，能够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纠正错误，保障人民的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但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实践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究起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违背了民事诉讼程序的本质要求。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审判监督程序的本质
在狭义民事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审理的对象是当事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民事实体权利义务争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狭义的民事诉讼程序和特别程序，而这两者之和称之为广义的民事诉讼程序①。狭义上的民事诉讼程序(下文的民事诉讼程序如无特别说明，均指狭义上的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是诉讼案件，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之争，民事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总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争执，使其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分配失衡，从而产生民事纠纷，必然会寻求解决纠纷的办法，使失衡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当事人双方可以接受的程度。而民事诉讼程序就是人们为理性解决民事纠纷而创设的一种程序。
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途径，需要当事人主动提起才能启动。人们在不损害国家、集体及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自由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并在意思合致的前提下塑造相互之间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一方面，当事人可以放弃属于自己的民事权利;另一方面，当民事义务人不履行其民事义务，致使权利人的权利无法实现时，权利人可寻求救济。其中民事诉讼程序是权利人主动选择的救济途径之一，其目的就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实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在民事纠纷解决上，民事诉讼程序必须由当事人发起，而不能由人民法院主动介入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之争，体现在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中就是“不告不理”。
再审程序实际上是一种民事诉讼程序。再审程序是由于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民事权利、纠正错误、实现司法公正，由再审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再行审理的程序。从其解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本质上看，再审程序和一审、二审程序是一致的，都属于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乃是定纷止争，稳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对一审或二审的生效裁判，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并且已经接受，则定纷止争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不必发动再审程序，重起事端。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实质上是再审程序。我国学者对《民事诉讼法》中“审判监督程序”的本质有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可分为同一说和区别说两种。②同一说认为审判监督程序就是再审程序。区别说认为二者虽然近似，但仍有明显界限。这里所说的法定机关，一是指人民法院，二是指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对生效裁判失误的监督，统称审判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违法或错误的生效裁判的监督，统称检察监督。这两种法定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对象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因而统称审判监督程序。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将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相区别的观点是不合理的。理由如下：
第一，“审判监督程序”这一表述本身存在问题。审判监督只表明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监督权的行使，其本身并不能成为民事诉讼法中一种独立的程序。如果审判监督本身也可以成为民事诉讼法上独立的程序，那岂不是可以得出当事人申请再审也是一种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当事人的上诉、抗诉也是一样，这明显不合理。
第二，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主要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而发动的再次审理的程序，其中心在于再审，所以也包括了当事人申请再审而发动的再审。“审判监督”只不过是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相并列的一种发动再审的方式，是再审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我国民事诉讼法用审判监督程序这一概念来含概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再审和依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是为了突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再审程序中的重要地位的体现。
我国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根本问题
近年来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引起我国理论界和司法事务界的广泛关注，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也成为司法改革的热点之一，学者对之批判众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联系起来作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必然会产生片面性。过分强调有错必纠对于维护司法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第二，依据私法自治的原理和法律对诉权、处分权的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国家不应随意干预并应保障当事人行使这种权利。第三，启动再审程序的途径过多且不合理，再审的条件过宽，审级不合理，实际上是“先定后审”。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批判确实有可取之处，但视角上缺乏基础性和全面性。首先，“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本身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在对待再审问题上，不正当的理解和教条的贯彻此指导思想。我们在审理案件时强调以案件事实为依据，不能凭主观意想，其实也就是实事求是。但作为定案基础的案件事实并不是指与当初发生的事实丝毫不差，而是要求在确定当事人之间主要权利义务的事实相一致，这才是最大的实际。因此发生的错误，若当事人不能容忍，则应该纠正。并且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也是建立在程序保障性及当事人自我负责理论的基础之上的。③其次，对于申请再审的性质是否为规范意义上的诉权，仍存疑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使用的是“申诉”，而第一百七十八条、一百八十条中使用的是“申请再审”，出现“申诉”与“申请再审”混用的局面。申诉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属于民主权利的范畴。由于申诉的案件范围没有限制，申诉的时间没有限制，必然造成申诉状泛滥，使生效裁判时刻面临被重新审判的危险。
根本问题的解决——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重构
名称的构建。在德、日等国家，再审程序都称为“再审之诉”。考虑到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前后规定的连贯性，与“一审程序”、“二审程序”相对应，应把“审判监督程序”改为“再审程序”。
再审程序发动主体的构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即当事人是有权发动再审程序的唯一主体，对侵害国家利益的民事案件，检察院可以当事人的身份发动再审程序，取消人民法院对再审程序的发动权。明确赋予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权利，与起诉权、上诉权一样成为规范意义上的诉权。
再审之诉的程序构建：
第一，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期限。为了稳定社会生活秩序，必须对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期限进行限制。根据国外有关立法例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可把我国再审之诉的期限规定为：自当事人知道再审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再审，但从判决生效之日起不得超过两年。
第二，再审之诉的管辖法院。对再审之诉应当由原终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管辖。再审制在我国可视为有严格限制的三审终审制，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审理，既消除了当事人对原审法院不信任的心理障碍，也符合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并且，再审案件应由资深法官开庭审理，以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从而达到公正的目的。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纠错程序，是当事人获得法律救济的最后机会，应当一律开庭审理。
第三，建立对再审之诉进行审查受理的程序。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是再审程序发动的前提条件，但再审之诉能否成立，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必须依法审查后确定。对于此种审查，人民法院只能做形式审查，而不能做实质审查。只要符合再审之诉的法定条件，法院就应当受理，启动再审程序。
第四，提起再审之诉的事由。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缺乏可操作性、不完整。根据德、日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当事人应当在以下几种情况提起再审：
一、作出判决的法庭未依法组成的;
二、审判人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
三、法院违反专属管辖而受理诉讼的;
四、诉讼代理人没有合法代理权的;
五、作为判决、裁定依据的文书或物证是伪造或变造的;
六、作为判决、裁定依据的鉴定结论被否定的;
七、证人在案中犯有伪证罪的;
八、作为判决、裁定依据的另一裁判被依法撤消的;
九、本案裁判与已生效相关裁判相矛盾的;
十、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十
一、判决理由与主文明显矛盾的。
民事诉讼当事人超过两年再审期限之救济途径 (2012-08-17 15:47:36)转载▼ 民事诉讼当事人申请再审是纠正错误生效裁判的一种补救制度，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即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协议，认为有错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行审理的行为。但为使当事人不滥于或怠于行使这样的权利，维护法律权威的同时，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律对这项权利之行使限定了一定条件。其中的时间条件是，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出。这两年的期间为除斥期间，无论当事人申请理由如何，这种诉讼权利即告丧失，这时审判员应当驳回当事人申请。但是，这样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来说，是不是有一种漠视的态度呢?其不符合民诉法之立法目的，亦不符合“司法为民”的宗旨，更违背“公正与效率”之主题。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要实现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就必须贯彻“有错必纠”的原则。那么，对于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且超过两年的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时效的案件，当事人应该如何采取适当的救济途径呢?我个人认为，其实质亦演化成为当事人的申诉，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因此，对于已经超过两年再审申请时效的当事人，可以从以下两个途径来寻求案件得到再审。
一、向法院申诉 首先，《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申诉与申请再审有着较大的区别:
1、性质不同，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之一，是申请再审的立法依据，而申请再审是民事诉讼权利;
2、提起时间不同，申请再审受2年期限限制，而申诉没时间限制;
3、提交机关不同，申请再审向原审人民法院或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而申诉除向原审人民法院或上级人民法院提起外，还可向检察院提起;
4、法定条件不同，申请再审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而申诉没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应进一步对其进行必要限制，以便在具体诉讼中申请再审发挥更大作用;
5、法律后果不同，申诉并不必然引起再审程序发生。所以，审判员在驳回申请的同时，应将裁判错误的情况向院长反映，由院长决定是否通过法院内部审判监督渠道解决。
其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当然，这时当事人要求再审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之一: 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裁定的;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二、向检察院申请抗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以提起抗诉。
以上两种途径，均不受当事人两年内申请再审的时效限制。
根据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构成法定的三类再审启动主体。但在司法实践中，当前我国的民事再审案件大部分来源于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检察机关抗诉再审的次之，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数量最少，而且法院和检察院启动再审的案件，其中绝大多数也都源于当事人通过各种途径的申诉、信访等。
一、当事人申请再审
是指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及调解，认为存在法定再审事由，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请求再次审理的行为。存在再审事由的裁判违背了正当审判的理念，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同时也损害了社会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因此根据民法原则，当事人有权利申请再审。 依据新的民事诉讼法，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主要条件是：
1、 要符合法定的申请期限，即应当按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的在裁判生效后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再审申请。
2、 要有法定再审的理由，即应当指出生效裁判存在民事诉讼法第200条所列的一种或多种情形。
3、 要向有管辖权的发言提出，即一般向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提出，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可以向原审法院提出。
4、 要提交符合条件的再审申请书及相应的材料等，并按对方人数提交相应数量的副本。关于这一条，应该委托专业的再审律师处理，比如我要再审网/无忧再审网的北京马军丰律师对再审案件有
丰富的经验。
二、检察机关抗诉再审
在我国，民事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认为符合法定抗诉条件，依法提请人民法院对案件重新审理的诉讼活动。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有让检查机关参与不涉及公共利益案件的民事诉讼，因此，检查机关抗诉再审制度是我国的一项特色。
在新的民事诉讼法中，涉及检察机关抗诉的条文共有6条，因此检查机关提起抗诉再审的主要特点是：
1、 抗诉事由法定，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所列的一项或多项事由;
2、 抗诉机关法定，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的，最高检察院对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提起抗诉;
3、 抗诉对象法定，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
4、 抗诉前置程序法定，即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的三种情形出现后，检察机关才能抗诉，即遵守“法院纠错现行，检察抗诉断后”的再审顺位启动模式;
5、 审查期限法定，即应当在3个月内做出抗诉或不予抗诉的决定。
三、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是指法院依照审判职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裁判启动再审。关于法院的这项权利，司法实践中争议一直很大，但新的民事诉讼法依然保留了此条。
依据新的民事诉讼法第198条，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包括：
1、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
2、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3、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以及检察机关抗诉再审有明确的法定再审事由不同，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是以“确有错误”为启动再审标准，而实践中对于“确有错误”如何理解不一，各级法院也有多种标准。
以上是关于启动再审的三种方法，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当事人启动，而再审案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复杂的案件，很多当事人研究了一些法律就自以为是法律专家，自己申请再审，而这样的再审往往会被驳回。因此，对于再审案件，还是建议委托专业的再审律师进行代理，比如北京马军丰律师，专业负责再审案件，可以最大程度的使当事人无忧再审。
材料中存在异常的不完善现象时，当事人以此为理由，例外地请求废弃该确定判决重新审理该案的声明不服方法。”⑾再审之诉具有双重目的性，首先是要求撤销原判决，其次请求法院按照起诉人提出的实体方面的主张，做出有利于其的判决。由于再审之诉的主要目的是撤销原判决，再审之诉的性质是变更之诉。相对于原来的诉讼程序而言，再审程序是一个新的诉讼程序，所以当事人要求再审须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这就是称之为“再审之诉”的原因所在。对于申请再审，虽然我国民诉理论认为它已与申诉具有质的区别，它已不再是民主权利而是诉讼权利，是当事人的诉权在再审程序中的体现。但是由于民诉法对申请再审的规定过于简单，很难说我国的申请再审就是再审之诉，至少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再审之诉。由于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只是“申请”而不是“诉”，并且是在诉讼程序
1、明确其再审立案的性质。长期以来，再审程序处于立审不分的状态，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立审分立作为法院内部分工制衡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再审程序同样面临立审分立的问题。再审启动程序是审查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或申诉材料，决定是否受理的过程。从方法和手段来看，符合立案审查的特征。再审案件以此为起点进入实体审理，本文主要对再审案件的启动进行阐述，对案件的实体审理不作赘述。现行申诉复查制度是作为启动再审程序实际运作的，再审启动、申诉复查与再审立案的过程是统一的，因此有必要尽快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明确，所谓“名正则言顺”，明确申诉复查的再审立案性质后，可以适用法律对立案的程序规定来规范申诉复查的程序。
2、推行审查听证制度。申诉复查听证制度是由合议庭成员共同组织案件各方当事人到场，用最简便的形式听取当事人申诉与抗辩的争议焦点，以此来决定复查结果的迅捷复查方式⑿。
3、对审查的程式做出规定。(1)形式审查，主要包括再审申请书或申诉状、申诉时限、申诉主体资格等;(2)实质审查，即是否存在再审事由;(3)宣示审查结果，无论书面还是听证审查，均应公开宣示审查结果，并说明理由。受理事由规定的具体化。再审程序不同于
一、二审程序，它既不是民事案件审理的一级程序，也不是审理裁决民事争议的一种程序，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
一、二审的启动是基于当事人行使其起诉权和上诉权，起诉权直接源于当事人的诉权，上诉权源于程序基本保障权。为了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和实现公民、法人受公正裁判的基本权利，
一、二审程序的启动都不要求有既存的事实理由。即使要求有理由，这种理由也是一种以当事人主观判断为转移的理由，法院在启动
一、二审程序时，并不对这些理由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与此不同，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救济程序。是在一般救济手段即一审或者二审终结后，对已发生法律效力，但仍有错误的民事裁决加以纠正的程序，即可以通过撤销已经生效裁决，以再次审理来保障民事争议解决的公正性。由于对已生效裁决的否定，这就意味着将破坏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导致所谓通过裁决的诉讼终结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为了保持法律裁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事后的补救程序，就要求该程序的启动应有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就是法律规定的再审程序启动的事由。再审事由是法院审查是否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和根据，是打开再审程序之门的“钥匙”⒀。再审事由在理论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申诉人和法官的意志或主观判断为转移，法院只有经过实质性审查，查明确有再审事由后，才能启动再审程序。因此，从深层次原因上讲，启动再审程序以具备再审事由为前提，旨在限制再审程序的启动，是为了在实现再审程序追求实体和程序正义的目的与保障生效裁决稳定性，以及争议解决效率性之间求得一种平衡。鉴于前面对我国民诉法关于再审程序启动事由规定缺陷的分析，从再审程序的目的和有效运作制度的要求出发，借鉴国外立法先例，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事由可作如下规定：从肯定的角度进行列举。规定具有下列事由的应当予以再审：
1、合议庭组成不合法或者独任审判员缺乏资格的;
2、合议庭成员或者独任审判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
3、合议庭成员或者独任审判员有与本案有关的职务上的犯罪行为的;
4、作为判决、裁定依据的证据材料是虚假的;
5、当事人的自认是在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
6、作为判决、裁定基础的相关判决和裁定、仲裁裁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的;
7、原判决、裁定明显无法律依据的;
8、本案判决、裁定与已生效的其他判决、裁定相抵触的;
9、诉讼代理人没有合法代理权限的;
10、违反受理案件管辖权限规定的;
11、作为判决、裁定依据的证据取得不合法或未经质证的;
12、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法的。从否定的角度进行限制。规定具有下列事由的不得予以再审：
1、申请再审或申诉超过法定期限的;
2、申请再审人或者申诉人主体资格不合法的;
3、上级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
4、人民法院依照监督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破产还债程序审理
的案件;
5、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
6、人民法院判决、调解离婚的，但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的除外;
7、因当事人不上诉而生效的一审案件;
8、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其他不能申请再审的。检察院只能根据当事人对再审之诉被法院驳回或者再审经过上诉仍不服的申诉而提起抗诉，进而启动再审程序。
民事再审申请书
作者：杭州盈科律所 何丽凤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姜某，男，某年某月某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某地。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孔某，男，某年某月某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某地。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姜某二，男，某年某月某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某地。
申请人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温商终字第1109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
再审请求：
1、请求撤销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温商终字第1109号民事判决书;
2、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孔某的诉讼请求;
3、因本案一审、二审、再审等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从判决结果来讲，二审法院既然认为本案【借据】不足以包含其他借款，却还将所谓的其他借款一并总计算判处，超出了被申请人诉讼请求的范围。
根据二审判决第11至12页的陈述：“借据金额尚不能准确反映双方债务结欠金额，故有必要结合双方款项往来重新核定债务金额……姜某尚欠孔某的款项为556600元……该556600元系根据双方款项的总收入和总支出情况经计算后得出，不存在确定的还款日期”。由此可见，二审法院在认为【借据】不足以包含其他借款的基础上，
将所谓的其他借款一并总计算，得出申请人总体尚欠556600元借款，且该借款无确定还款期限的判决结果。
但是，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和【借据】，证实被申请人起诉的范围为2011年3月7日的70万元【借据】，【借据】中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1年4月6日，且仅有该【借据】设定了担保。
显然，在二审法院认为【借据】不足以包含其他借款，而被申请人只起诉了【借据】中的款项时，二审法院却还将其他借款一并进行总计算判决，这不但变更了还款期限，而且还超出了【借据】范围、担保人的担保范围等关键性的实质问题，致使判决结果与诉讼请求明显不一致的严重错误，应予纠正。
二、二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将申请人支付给被申请人的一部分款项推定为支付借款利息，属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合同法》第211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结合本案事实，被申请人起诉的范围是2011年3月7日的70万元【借据】。该【借据】上虽标有2%的月利率。但被申请人也已自认：该利率是其自行填写的。故原
一、二审法院对该【借据】上的2%的月利率都没有进行采纳。
而在2011年3月7日以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全部都只有款项往来，没有书面约定。且被申请人也并无其他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对其中的哪一笔款项明确约定了具体的利率标准。故对2011年3月7日以前的往来款，也应当认定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法应视为不支付利息。
在此基础上，二审判决第12页上数下第9行已经认定：“双方对利率也未有明确约定，……”，但是，该判决第11页却又作出了自相矛盾的认定：“姜某称在2010年5月12日至2011年5月18日间转帐支付孔某2078720元，并举出了每笔款项的付款明细，孔某称其中的9000元、10500元、10470元、5000元、10600元、43300元、22500元、31500元系姜某所付的利息，本院认为该几笔款项金额较小，且大多数带有百位或十位的零头，符合支付利息的惯例做法，……因此在姜某述称的已付款项中应扣除该几笔利息款项。”由此可见，二审法院对上述几笔款项是利息的认定，完全只依靠推理。且该推理不但没有依法明确上述几笔款项究竟是支付哪一笔借款的利息、利率是多
少、利息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等具体问题;而且，更关键的是，该推理严重缺乏证据，严重违背了《合同法》第211条之规定，导致了判决书自相矛盾的局面，显属错误。
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申请人支付给被申请人的往来款有以百元为单位的数额，所以双方在2011年3月7日进行结算时，结算到了百元单位，被申请人还需支付申请人14.66万元才能凑足借条上的70万元款项。
三、二审法院没有将申请人支付给被申请人的305850元款项认定为双方往来款，属认定事实错误。
二审法院第12页认定：“根据孔某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该305850元并非姜某偿还孔某的款项，因此在姜某陈述的已付款项中还应扣除该305850元。”这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应予纠正。
首先，被申请人孔某声称其在2010年5月12日收到申请人支付的305850元款项，是为了替申请人归还给孙某。但孙某却一直没有出庭做证。因此，原一审法院第6页已对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8至12进行了充分地否定。
其次，根据申请人提供的【银行卡取款凭条】，证实在2010年5月12日，申请人转帐支付给被申请人305850元。该款到达被申请人帐户后，被申请人无论怎么使用该款，申请人都无权进行控制。现二审法院却因被申请人陈述已将该款转给案外人孙某，就认定该款并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往来款，显然错误。
四、从款项来源上讲，二审判决认定2011年3月7日的【借据】不是双方对此前所有往来款的结算，属认定事实错误。
【借据】是否包含了双方所有往来款的结算，是涉及【借据】款项来源的问题。实际上双方对【借据】中70万元借款的金额并无异议，只是对该70万元借款是否包含了所有往来款的结算有较大争议。
根据二审判决第11页的认定：“从双方实际款项往来可确定借据金额尚不能准确反映双方债务结欠金额”。但该认定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理由如下：
1、双方实际往来款笔数众多，除了银行汇款，申请人平时还有部分现金支付给被申请人，故现有的凭证不足以完全、准确地体现双方实际往来款的总额。因此，不能只依靠汇款凭证就断定【借据】的款项来源。
2、正是因双方往来款笔数众多，因此才特别有必要进行结算。
3、结算时，是针对之前所有的往来款进行结算。且事实上，书面的【借据】格式本就由被申请人提供。如果申请人当时还存在其他借款没有还清，但在结算时，被申请人却只要求结算其中的一笔，只对这一笔明确约定了特别严格的还款期限和担保方式，而对其他借款却都不管不顾，这不符合常理。
4、在【借据】上详细注明了申请人的工商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两个收款帐户。这充分证实：被申请人还需要向申请人的任何一个帐户支付结算后的借款差额。但如果该【借据】只是针对2010年9月20日被申请人已经全部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支付给申请人的100万元款项，那么，显然被申请人无须再向申请人付款，也无须在【借据】上写明申请人的两个收款帐户。
5、通过被申请人提交到法院的【汇款凭证】，可以发现被申请人汇款给申请人的款项基本都是以万元为单位的整数(2010年4月19日18万;2010年6月18日38万;2010年8月14日1万;2010年8月16日12万;2010年 9月20日100万;2010年10月14日25万;2011年4月29日10万)。而唯独在2011年 3月7日，即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借条的当日，被申请人转账给申请人的款项为14.66万元，带以百元为单位的零头。这也足以证实该14.66万元正是为了凑足借条上70万元结算款的差额。
6、如果在该【借据】以外，申请人还有其他借款没有归还给被申请人，那么正常情况下，被申请人也会在起诉该【借据】的同时，起诉其他借款。
7、该【借据】格式条款由被申请人提供。根据《合同法》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结合以上证据和法律，足以确认：本案【借据】的款项来源，确系双方截止2011年3月7日对所有往来款进行结算，并加上当日被申请人补足14.66万元以后得出的金额。
五、从还款方面来讲，二审判决认为申请人在2011年3月7日以后偿还的款项不是偿还本案借款，属认定事实错误。
二审判决认定：“借据金额尚不能准确反映双方债务结欠金
额……姜某于2011年3月7日后偿还的款项并非偿还该700000元，在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偿还顺序应按借款时间的先后，故姜某的尚欠款项应为556600元”。可见，二审判决认为：申请人除了【借据】以外还有其他借款;因双方对所有借款偿还的顺序都没有特别约定，故申请人在2011年3月7日以后偿还的款项应当优先扣除其他借款的数额。
但首先，关于【借据】的款项来源是不是包含了所有往来款的结算问题，申请人已在上面结合相关证据和法律进行了明确说明。且申请人也已举证证实在2011年3月7日以后一共偿还了67.4万元，尚欠2.6万元。
其次，从双方是否对还款期限有特别约定来看，显然，在2011年3月7日的【借据】中，双方特别约定了还款期限为2011年4月6日，这也能产生申请人逾期还款将依法承担逾期利息的后果，并且该【借据】还专门设定有担保。因此，退一万步来讲，即使认为【借据】以外还有其他借款，但显然这些所谓的其他借款并不存在还款期限，故按正常逻辑，申请人在2011年3月7日以后归还的67.4万元款项，理所当然地应是归还该特别约定了还款期限的70万元借款。因此，二审法院认为存在的其他借款应当从2011年3月7日后偿还的款项中扣除，没有任何依据。
可见，无论【借据】的来源是否包含了双方对所有往来款的结算，都应当认定申请人已经偿还了【借据】中的67.4万元。二审判决的上述认定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多处错误。为此，申请人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贵院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201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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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监庭代理审判员 陈都
再审程序，又称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法律规定由法定机关提起，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在民事诉讼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再审程序的发生包括：基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而引起的再审;基于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监督权而引起再审和当事人行使诉权申请再审而引起的再审。
民事案件的再审审理范围对法院和当事人都具有重大意义，如影响到法院的职责、审判效率;影响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但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此问题的规定较为笼统，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各类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掌握的不尽一致。有些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是当事人对自己私权利的处分，当事人主张什么，法院就审什么，故仅就当事人的再审申请理由、请求进行审查，而有些法院则认为审理民事案件的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间的纠纷，如果仅就再审申请理由、请求进行审理很可能达不到化解矛盾、服判息诉的目的，故对再审案件采取全案审查的方式。针对再审案件的审理范
1 围，这两种思路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这种现状必然导致审判尺度的不一致，影响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和法院审判威信的树立，因此，本文试对民事案件再审审理范围作一些分析，并对我国民事诉讼再审制度提出一些构想，以求在实践中能够统一标准，充分发挥该制度的价值。
一、人民法院自行行使审判监督权而引起的再审。 人民法院对已经审结的案件发现确有错误，依其审判监督职能，有权对案件提起再审，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自身监督的权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从《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可以看出，法院依职权引起的再审，是法院内部的纠错程序，能够引发再审的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上级法院、本院审判委员会。在实践中，一般是原审程序有重大违法现象，或审判人员出现严重违法、违纪现象，才会以此种方式启动再审程序。故此类案件一般没有再审申请人，也没有再审申请的理由、请求，案件提起再审前就已经过本院审委会以上机关的慎重研究，一般情况
2 下不会存在审理范围的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案件是否应该全案审查?在再审过程中可能发现原判有据以提起再审理由以外的可能导致改判的问题，对于新发现的问题是否应该审查?笔者认为应该分别处理。如果是原审中有重大违纪、违法等严重侵害当事人权利的问题，或者双方当事人利用民事诉讼侵害案外人或公共利益的问题，当然应该本着有错必究的精神进行审查并改判。如果新发现的问题属于当事人自己私权处分的范围，就应该不予审查，由于实践中这种情况较少，故一般情况下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案件都是全案审查。
二、依当事人申请而引起的再审。
申请再审，是指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认为确有错误，向人民法院提出变更或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请求，并提请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的诉讼行为。在引发再审程序的三种途径中，依当事人申请而再审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申请再审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要当事人依法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就应当再审。
《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至第182 条规定了申请再审的程序。立审分开后，一般是当事人向立案庭提交列明申请理由、请求的再审申请书，由立案庭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的案件，提起再审
3 后，移交审判监督庭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具体审理。由于《民事诉讼法》对于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规定的过于原则、笼统，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一些问题，造成执法尺度的不统一。
1，再审案件应全案审查，还是只针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内容进行审查。
再审案件应全案审查，还是仅就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进行审查，在民事诉讼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全案审查，再审程序是法院的纠错程序，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当事人再审申请理由、请求以外原裁判存在的错误加以纠正;另一种观点认为，再审的范围应严格依照当事人申请的范围确定，人民法院在当事人申请的范围之外，既使发现原裁判的错误，也不必纠正。这两种观点都均有各自的道理。
笔者认为，原则上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限制在当事人申请的范围内。首先，应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再审是什么? 现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基本就此问题达成了共识，即再审是 “诉讼”。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中基本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即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根据当事人主义，请求权利保护与否，请求撤回权利保护与否，对权利保护的请求附加什么理由，提出什么诉讼资料，如何进行诉讼，当事人有支配权，法院受当事人态度的拘束。根据职
4 权主义，法院不问当事人的意思如何，以职权满足当事人权利保护的请求，诉讼资料的搜集，诉讼的进行都按职权为之 。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曾受前苏联的影响，偏重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法院的权力被极端强化，但是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实践中掌握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来看，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正逐渐向当事人主义转化。
一方面，就申请再审的请求来说，对法院的生效裁判，当事人仅对其中一部分内容申请再审，说明当事人仅对这一部分裁决不服，请求法院通过审理予以改判。再审申请中没有涉及的内容，说明当事人没有异议，即使这部分内容可能不恰当或者有错误，但是当事人不提出，即可视为当事人放弃主张权利。因此，再审不应当进行审查。另一方面，就再审申请理由来说，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没有以正确的理由申请再审，可能使案件改判的理由不是当事人申请再审所持的理由，也就是所谓的“话没说到点子上” 。这种情况下，法院能否主动依正确的理由对原判进行纠正呢?笔者认为不能。法院和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不能在诉讼中偏袒一方，或向一方提供诉讼上的帮助，如果法院以当事人没有申请的理由对案件进行改判，从而作出利于申请人的判决，那实际上是法院替申请人找到了改判的依据，代替律师提供了诉讼帮助，这是对被申请人极大的不公平，也是绝对不可取的。但是“绝对” 也是相对基础上的绝
5 对。对于原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或他人利益的，再审当然有权自行审查。但是这种审查不是建立在对当事人处分权限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民事诉讼维护私法秩序的基础上。
对于双方当事人同时申请再审的案件，应该如何确定审理范围?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对再审是基于谁的申请提起的进行审查，再依照据以提起再审的申请确定再审审理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一方当事人申请再审，在再审程序中，对方当事人也提出再审申请，或对原判表示不同意并提出具体理由的，应该如何处理?首先，在再审程序中，被申请人也对原判表示不同意并提出具体理由的，法庭应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过再审?未申请过的话，现在是否申请再审?两年时效是否已过?如果被申请人表示不申请、超过两年时效或已被驳回过，其理由应视为答辩意见。如果被申请人表示也要申请再审且符合申请条件的话，则应该让其提供书面的再审申请书，并在再审中就双方的理由、请求进行审查，一并裁判，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表述。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被申请人在再审中提出再审申请，应该先中止再审程序，将其再审申请移交立案庭进行审查，理由不能成立的书面驳回，能够引起再审的，则移交审判监督庭一并审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符合立审分开的精神，程序上也更为顺畅，实际上是不妥当的。首先, 从
6 程序上看，既然案件已经提起再审，原裁判也就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了，再审结果不论是改判或维持，都是作出一个新的生效裁判，双方当事人有了对新裁判上诉或申诉的权利，那么孤立的再次对原裁判是否符合再审条件进行审查没有任何意义，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第二，立审分开的意义在于避免再审程序流于形式，充分保护被申请人的诉讼权利，在再审程序中一并审查双方的申请理由、请求与此并不相悖，反而节约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第三， 再审中一并审查避免了被申请人利用申请再审拖延审判时间，侵害申请人的诉讼权利。
2，共同诉讼中只有部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对未申请再审的当事人应如何处理? 在共同诉讼，尤其是析产继承案件中，部分当事人申请再审，如果再审结果只涉及申请人个人利益，改判不影响原判对其他共同诉讼当事人的利益的，应只考虑申请人的申请请求。如再审结果可能影响未申请再审当事人利益，应分别处理。如果申请人的请求应予支持，应该再审改判并对其他当事人的利益予以调整。实践中有争议的是，如果申请人的请求不但不应支持，而且由于原判错误的处理，使其获得了本不应该获得的利益是否应该再审予以调整?例如，甲、乙、丙三人对十五万元进行析产继承，原审判决甲继承五万元，乙继承七万元，丙继承三万元，现乙申请再审要求继承八万
7 元，甲、丙均未申请再审。经过审查，如果再审认为乙应该继承份额为八万元，应改判乙分得八万元，并对原判甲、丙所分份额作出相应调整。如果再审认为乙应该继承份额为五万元，应如何处理?一种观点是法院应主动干预，将当事人在原判中多获得的利益划归权利人，即将乙多分的两万元改判给甲、丙，否则乙所多分的两万元就是不当得利。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法是错误的，应该再审维持原判。当事人未申请再审表示认可原审裁判结果，即放弃应多分的利益，法院不应替当事人主张权利，故维持原判的依据并非原判处理正确，而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和法院裁判的中立性。对于申请人多获得的利益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的确属于不当得利，但是存在一个由谁主张权利的问题，民事诉讼的基础是当事人之间对民事法律关系产生争议，请求法院裁判。争议的双方是当事人，不是法院，有权主张权利的也是当事人，在当事人未主张的情况下，法院不能对不当得利进行处理。且所再审的案件审理的不是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将再审维持原判的理由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并允许当事人通过另诉解决，这样处理既保证了再审程序的顺畅，也解决了当事人可能由于缺乏诉讼能力导致实体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问题。
3,民事再审能否作出对申请人比原审更为不利的裁
8 判?
再审不能作出对申请人比原审更为不利的裁判，笔者称之为“申请再审不损已得利益”。
从理论上说，再审是“诉讼”，必须遵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即诉讼权利平等，而保障当事人平等的行使诉讼权利是践行诉讼权利平等的基础。“申请再审不损已得利益”在程序上对再审申请人进行了保护，它可以减少再审申请人的心理顾虑和负担，使再审制度能够真正有效、通畅地运行。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申请是启动再审程序的主要方式和渠道，为申请人利益设立“申请再审不损已得利益”的贯彻、落实，必然会使受到不正当法律评价的当事人有申请再审的积极性，从而使再审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再审能够做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判决，实际上是抬高了再审的“门槛”，强加给申请人更高的诉讼风险，不符合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另一方面，基于前文所述，再审的审理范围仅限于申请人的申请理由、请求，申请再审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诉讼利益，再审申请人不可能提出更为不利的请求，也就不可能作出对申请人比原审更为不利的裁判。
当然，这里的“申请再审不损已得利益”仍然不是绝对的，对于原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或他人利益的仍应排除在外。
二、依抗诉再审的民事案件。
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依法提请人民法院对案件重新审理的诉讼行为。《民事诉讼法》第187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应当制作抗诉书。”抗诉书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法律文书，也是引起案件再审的法律依据。抗诉书应写明抗诉的事实和理由。
1，民事抗诉案件中当事人陈述的理由与检察院抗诉不一致时，以何为审理对象。
在司法实践中，很长一段时间，法院对于抗诉案件采取的是全案审查的审理方式。有两个原因造成这样掌握：首先，有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是当事人对自己私权利的处分，抗诉只是引起再审的途径，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目的仅在于引起再审，再审后检察院的任务就完成了，再审围绕哪些请求、理由进行审理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范围。第二，长期以来检察院一般不出席再审庭审，参加庭审是诉讼主体行使诉讼权利的基本方式，体现了诉讼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检察院不参加再审庭审，其抗诉意见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导致认为抗诉引起再审后，再审的过程就与检察院无关了，再审庭审是双方当事人就自己的理由、请求进行抗辩，而不是监督机关对司法的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
10 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就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作了如下表述：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围绕抗诉内容进行审理。抗诉内容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不一致的，原则上应以检察机关的抗诉书为准。笔者同意《纪要》对抗诉案件审理范围的规定。
首先应该明确民事诉讼中的抗诉在再审中的地位，我国民事诉讼法总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民事抗诉权是民事检察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审判组织审判权的监督和控制，从而保证审判活动依法进行，防止和纠正错误裁判，确保司法公正。检察院抗诉是与当事人申请、法院自行发现并列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发动原因,检察院的抗诉行为能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变更、消灭，检察院抗诉，法院在进行简单的形式审查后，应当进行再审。在再审庭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抗诉理由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导致再审改判，由法院作出最终裁判。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院抗诉的来源大多来自当事人向其申诉，当事人的申诉理由经检察院审查、甄别、完善后成为检察院抗诉的理由，故一般情况下，抗诉理由与当事人所持的理由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当检察院作出抗诉决定后，就不再是申抗人对自己私权利的处分，而是法定监督机关基于公权力对司法机关进行事后监督。有些情况下，检察
11 院接到申诉，经过审查发现申诉理由并不能导致再审改判，但是在当事人申诉理由外，发现原判存在足以导致改判的错误，故以申抗理由以外的理由提起抗诉，这种情况下，再审的审理范围更应该以抗诉理由为准。可以说，申抗人的申诉是为检察院提供监督渠道，而不是引发再审的原因。所以，抗诉引发再审的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原则上应围绕抗诉内容进行。如果申诉理由很重要可能对案件的认定产生根本性变化的，可以以抗诉理由为主，兼顾申诉理由
2，民事抗诉案件是否可以作出对申抗人更加不利的判决。
民事抗诉案件是否可以作出对申抗人更加不利的判决?笔者认为应该依据抗诉书所载的抗诉理由分别处理。
若抗诉理由与当事人的申抗理由基本一致，由于申抗人不可能提出导致再审结果更为不利的理由，所以抗诉理由也不会产生对申抗人更为不利益的结果，故再审不会作出对申抗人更为不利的判决。如果检察院是基于申抗理由以外的其他理由抗诉的，那么当然可能导致对申抗人更为不利的结果出现，再审也可以作出较原审更不利于申抗人的判决。这是民事抗诉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由于民事抗诉是对司法行为的监督，再审的审理范围以抗诉理由为准，故作出何种判决必然由抗诉理由决定。
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程序，本文拟对其基本制度及缺陷加以阐述并提出一些改进设想。
一、 再审程序的概念
1. 再审程序的概念
再审程序，是指判决确定后，因有法定事由而提出重新审判以及人民法院径行新审判的程序。所以，再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不增加审级的一种救济程序，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再审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这就是说，适用再审程序并不是审理第一个案件所必经的程序。只有在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进行再审的，才能适用再审程序。从诉讼阶段来说，也不是每一个案件的审理都必须经过的诉讼阶段，对那些没有必要再审的案件，就不经过这一特殊诉讼阶段。
第二，再审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案件再审的，有人民法院(包括原审人民法院的院长，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有当事人申请，也有人民检察院起诉。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
第三，再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其判决、裁定不论是第一审人民法院还是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都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并且确有错误。也只有当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发现确有错误的，才能通过再审程序进行纠正。
2. 再审程序与二审程序的不同
首先，两者提起的主体、时间和对象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由当事人提起上诉开始的，而再审程序，除了因当事人根据法定理由申请再审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和发动再审程序。从时间上说，上诉程序规定上诉人必须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作出后分别在十五天和十天期限内提出，超过上诉期限，即丧失了上诉的权利，而在再审程序中，当事人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期限内，都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发动再审，则不受两年时间的限制。
其次，两者程序的性质、提起的理由和审理的程序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上诉审程序是当事人提起上诉后的必经程序。而再审程序不是诉讼的必经阶段，不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不具有审级的性质，只是为纠正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决而规定的特殊诉讼阶段和补救程序。
第三，两者发起程序的理由不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限制，而提起再审的理由则有限制，必须有法律规定的错误才能提起再审。
二、 提起再审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
1)再审必须是由有审判监督权的组织和人员提起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有权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这是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的法定组织和人员。除此之外，任何法院和其他审判人员都无权提起再审。
2)再审必须是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起
按照再审程序提起再审，是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错误的补救程序，因此，它和纠正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适用不同的程序。具体说，纠正确有错误的、尚
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应当通过上诉程序，而纠正确有错误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则只能通过再审程序。
3)再审必须是针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起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和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所谓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包括以下五种情况：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不足;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有错误;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裁定;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行为等。
三、 提起再审的三种程序
1. 法院提起再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是提起案件再审的主体，同时还规定了不同审级的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提起和决定再审的具体程序又有所不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发现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进行再审，即应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并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也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2. 检察院抗诉再审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具体条件和途径作了具体规定，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再审程序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再审程序提出抗诉。”
3. 当事人申请再审
1)当事人申请再审，是指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认为有错误，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再审的诉讼行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申请再审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再审程序，改变原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错误，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新的裁决。
2)申请再审不是一提出申请，就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对案件实施再审，而是只有在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申请再审条件的，才能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同时，当事人申请再审不但可以向原审的上级人民法院提出，还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3)由于申请再审是涉及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的承担，所以，法律规定一般应由当事人本人提出。
四、 再审案件的审判
1. 裁定原判决终止执行
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明确，对那些当事人提出申请再审，而人民法院尚未立案决定再审的案件，一般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停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但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案件，如情况紧急，可以先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但在口头通知后五日内，必须发出裁定书。
2. 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
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再审的案件，经过审理后，确认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对判决可以依法直接全部改判，或者部分改判，对裁定可以直接撤销。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再审的案件(包括提审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原
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分别情况处理;对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裁定撤销
一、二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上级人民法院提审、再审作出的判决，可以自行宣判，也可以委托原审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所在地人民法院代行宣判。
五、 我国再审程序的问题
1. 当事人申请再审难，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申请再审”是我国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全新启用的概念，其本意显然在于赋予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法定权利。然而，对我国的立法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当事人对再审程序的选择与利用当事人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反倒是法院及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程序决定权，形成了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由法院职权发动再审理念的主导影响，所谓的“申请再审”，在实践之中几乎被与原先的申诉同等对待，以至于当事人通过申请再审而直接引发再审的可能并不很大。
2. 有些案件反复再审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
一般认为，影响司法权威性的主要因素是裁判的公正和稳定。从再审的内在制度价值来看，若一味追求所谓的裁判公正，而不顾程序过程的公正性及裁判的确定性，随时推翻法院已作出的生效裁判，这非但不能强化和维系司法的权威性，反而会削弱甚至破坏司法的权威性。
3. 法律规定太笼统难以操作
由于生效裁判种类、内容和审级制度不同，其是否可以进入再审程序应有所不同。但是，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并不明确，司法实践中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立案标准的规定来看，由于规定本身不够明确、具体，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理睬，法院则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再申请的难堪局面。
现行的民事再审，在追求绝对真实的诉讼观念指导下，对再审案件做了宽统的规定。其中，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再审的这一规定，不受举证的时效限制的随时提出主义，表面上是为再审申请人创造了很多的条件，实际上忽略了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造成双方当事人权利的不平衡状态。
4. 违背两审终审原则
现行审监制度的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特点，使申诉主体、申诉时间、审级及申诉和再审理由等诸多方面毫无限制，导致诉讼秩序混乱，使二审终审制形同虚设，终审不终;使终审裁判所涉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受到挑战，严重影响终审裁判的既判力。
5. 审级安排不合理，原法院不应再审
本级法院自身存在再审条件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表现和物化为原已作出的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所以要依靠本级法院摆脱其局限性，自行提起再审纠正原判就较困难，因此，这种由原审法院自行再审的程序，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体系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而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纠正下一级法院错误的裁决，在再审程序的实际运行中也远比原审法院要顺畅得多。由上一级法院再审能最大化地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无论再审结果
如何，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同时，这样还可以减轻下级法院这方面的负担，使其集中精力处理好
一、二审案件。另外，由于申请再审案件和范围作了限制，实践中申请再审的案件也会大大减少，从工作量上考虑，上级法院也是可以承受的。
6. 未审先定，本末倒置
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将导致专横。我国再审制度赋予法院过大的提起再审权，以原裁判有错误为惟一条件，别无其他实体要件限制。这一方面等于先定后审，不符合程序中立性
的诉讼原则;另一方面再审程序的启动无客观具体的标准，全凭法官的主观判断，是诱发实践中“人情案”、“关系案”的重要制度因素。
六、 完善我国再审制度
1. 正名
我国将再审程序统称为审判监督程序，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再审程序的称谓更为科学。因为审判监督程序应当仅指法院内部的监督，而再审程序则可以由当事人或检察院提起。
2. 更新我国立法指导思想
1)坚持处分原则放弃职权主义思想
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其内涵是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的程序利益及实体利益作出安排，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诉讼虽然是公权性救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的意志，但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其解决纠纷属于“私法”领域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理应有自我决定的权利。在诉讼制度的设计上，许多国家充分考虑到这一要求，在程序的利用、审理对象的确定及证据方面，当事人应当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构成了对法院的实质性约束。既然民事诉讼法尊重当事人对于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的选择权，那么也就应当尊重当事人对再审程序的选择权。这样才能在诉讼中建立起公权力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松紧有度的制约机制，才能使诉讼在更多地符合当事人愿望的情况下进行。
2)坚持法的安定性和程序公正原则放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思想
法的安定性是西方国家再审程序广泛适用的理念，尤其在判例法国家，因确定的终局裁判即有创制法律规则的功能，科学地对待生效裁判被置于突出的地位。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沿袭前苏联民事诉讼的模式，将发现真实进而维护当事人权益作为惟一的法的价值目标，进而将再审制度作为纠错的基本手段，此为轻程序重实体误区的又一表现。诉讼的目的虽在于发现真实，但不可能穷尽证据，以至于重现客观原貌，现实的选择是，诉讼目的只能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实现实体公正。就再审个案来讲，不必为追求个别的真实，而牺牲一个程序公正的确定裁判，从而损害法的安定性，因为再审程序须废弃确定的终局判决而重新裁判。现行法律规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在法律上存在极大的不科学性。该原则不仅不合适，而且不可能实现，同时还会带来很大的危害，种种不良的法律现象，正是该原则指导下的产物。
3. 取消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如果又充当再审提起人，混淆了诉讼权和审判权，与诉审分离相矛盾。现实中人民法院自身启动再审和检察院抗诉，绝大多数来源于当事人申诉。因而既然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国家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再审就没有重复规定的必要。
4. 取消检察院抗诉再审
诉讼请求权是一种私权，私权在法律上，普遍认同私权自治的基本规则，对这一领域的权利行使，国家一般不干预或少干预，否则会导致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这是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而检察机关抗诉引发再审是国家职权干预私法领域私权的表现，
有损诉讼的公平与效益。
现行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存在诸多弊端。如给抗诉下指标，对非终局裁判大量随意地提出抗诉，以“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等种种不当形式代替抗诉职能，受利益驱动而抗诉等等，这既有损国家法律尊严，又浪费了大量的诉讼资源。
5. 确立再审上诉制度
在重新确立民事再审的受理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到使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利得到保护，应设定将当事人的申诉上升为再审之诉的制度。当事人只要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符合形式要素，法院即应受理，并进行司法审查。借鉴国外的经验，再审之诉是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的体现，再审程序几乎普遍是由当事人的再审之诉直接引发。无论当事人的再审之由是否妥当，无论法院是采取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的再审立案标准，总之，法院不能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无限期地置之不理。只要当事人提出再审之请求，即意味着再审程序的启动，哪怕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致使案件不可能进入重新审理阶段，那也意味着当事人的再审之诉得到了司法之回答。
在确立再审上诉制度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1) 应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作为决定是否再审的前提条件，主要是因为如果缺乏这一过程，则无法确定当事人的再申请是否符合再审条件。又因为对再审的审查对案件再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应规定必须组成合议庭，采取合理的方式，在合理的期限内审查完毕。
2) 再审事由的明确具体，既有利于当事人行使其诉权，也便于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应当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之诉立案再审。故立法时应体现“受理松，立案紧”这一理念，对现行再审立案标准进行改革并予以细化。
3) 要缩短申请再审期限，其最多不应超过三个月
4)要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次数。我们认为，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次数应当限定为一次，不能允许多次受理申请再审。
5) 关于再审时限，由于现行诉讼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便时常导致案件的审结无期限，频添当事人诉累和对法院的抱怨，导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因此，规定再审案件的审理期限便显得十分必要。再审案件因为只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内容进行审查，它并不比
一、二审来得复杂，故其审理期限以三个月为宜。
6) 应将当事人提起再审之权利统一确立为再审之诉权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需要调卷书面审查，询问当事人或者举行听证和证据交换，这些活动必然耗费一些司法资源，因此有必要收取50—500元的再审审查费。案件决定再审后，进入正常的再审程序，应当收取诉讼费用。
6. 严格再审事由
再审程序作为一种例外，非常之司法救济程序，在启运这一程序时，对民事再审的对象应进行一定的限制，以便将无限的申诉变为有限的申诉。特别是既要考虑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也要充分考虑诉讼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在追求程序安定和个案公正的这一矛盾中，进行合理的取舍。
因此应对再审对象作出应有的限制，应对下面三种情形作出不予再审的排除性规定：
1、当事人放弃程序责问权的。大陆法系各国大多作了相同的规定。之所以承认放弃责问权不得再对抗有瑕疵的行为，其目的在于维护程序安定。有责问权的当事人如果不行使责问权，则丧失陈述机会。
2、庭审中当事人证据失权的。虽然从实体正义的角度，新的证据或许足以推翻原判决，但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既然程序已经规定了证据失权，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因为没有证据效力，而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3、无纠正必要的。这主要是防止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浪费国家司法资源出发。如小标的案件就没有再审的必要，人民法院不应当无视人力、财力和司法资源，纵容当事人为了几百元、几千元的案件，花费上万元甚至更多的诉讼成本，去追求一次又一次的所谓“公正”。不应当无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被另一方当事人无休止的折腾，一次又一次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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