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是什么？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问题，传统分析往往是从出口、投资、消费三因素入手，预测增长中的问题，指出增长中的困境之处，然后寻找对策。这种分析在当前仍是重要的，必需的，但仅此而已，可能已不便突出当前中国经济与过去相比，经济矛盾压力的特殊之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篇1：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

从图1可见,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参考文献:

1、李建国.日本经济政策的思考[M].中国对外贸易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

2、李琮.世界经济学新编[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郭宝宏.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M].中国管理出版社,2003.

4、吴易风.外国经济学的新进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5、(美)迈克尔·斯温,阿什利·特利斯.中国大战略[M].新华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

作者：杜先武

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篇2：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夏斌：深化经济改革 坚持市场出清原则

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是什么?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问题，传统分析往往是从出口、投资、消费三因素入手，预测增长中的问题，指出增长中的困境之处，然后寻找对策。这种分析在当前仍是重要的，必需的，但仅此而已，可能已不便突出当前中国经济与过去相比，经济矛盾压力的特殊之处。

另一分析思路，直接从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最困难处入手，就影响“当前经济稳定、社会稳定”而言，思考最值得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物价?不是。固然当前仍有物价上涨的压力，但当前的2014年远不是2007年全球繁荣下市场担心大宗原材料商品价格飞涨的年代。

外部环境?不是。当前也没有遇到如2008年美国危机突如其来，我国面临外需突然骤降的紧张局面。危机已历经好几年了，对于外需减少的局面，我们也已慢慢承认并在适应。另一方面，即使美国QE政策在逐步退出，中国与“脆弱五国1”也有所不同，一是资本账户并未完全放开，二是增长潜力相对还比较高。因此，要重视外部环境，但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必过于敏感。

就业?也不是。从追求增长速度是为了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我认为当前的社会稳定压力主要不是来自于就业。当前有就业压力，但与过去不同。原因是：第一，目前是结构性失业的压力，不是简单的农民工就业压力;第二，人口在慢慢老龄化，压力在减轻;第三，在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较快的今天，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人口。与10年前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其带动的就业人口增加了;第四，当前中国的国家财力在壮大，意味着“社会托底政策”的实力增强了。

那么进一步分析，当前稳经济，从而稳社会的最大压力是什么?我认为是经济增速下降后，担心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中断、延误中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增长。这也就是舆论界担心的“经济硬着陆”问题。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平台逐步走向趋缓增长的平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这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增速下滑是合理的，硬用货币把它“托起来”反而会是危险的。基本理由是，随着危机后全球需求的萎缩，出口对经济的拉动率接近于零。对于投资中的三块：制造业全面过剩;基础实施投资空间很大，但由于地方债务问题越发突出而缺乏资金;房地产投资已形成泡沫。这三因素决定了中国过去的高投资率难以为继。而对于消费问题，尽管中央政府过去几年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但严酷的现实是，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1年下滑到33.8%，2012年为34%。这说明扩大消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速度一旦下降，问题就水落石出了。从实体经济层面讲，问题集中在三方面，即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投资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务风险。从金融层面讲，这三个问题集中表现为金融业的风险。

经济增速下降后主要存在哪些风险?

经济实际增速合理下降后，与此相伴的是货币供应要回归正常。如果货币供应回归正常，必然会暴露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整个社会的资金紧张。不管叫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叫其他什么名称的货币政策，只要是货币供应慢慢回归正常，而僵尸企业2在市场上难以出清，那么过去大规模铺开的投资项目仍然需要持续的货币资金支持，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八个瓶子七个盖”的现象，就会出现类似中诚信托某项目所面临的兑付问题。

第二，推高了资金成本，进一步加剧了债务风险。经济增速下降后，本应可以用不紧不松或偏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引导利率的下降，稳住经济增速。但由于目前的改革不到位，实体经济结构不合理，单纯的利率市场化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市场上能获得资金或者能消化高利率成本的是房地产、地方平台及其所体现的各种理财产品。这些高息理财产品推高了整个社会筹资成本，进一步加剧了一些地方融资平台或地方债务的债务风险，目前有些地方甚至是在靠筹集新的资金来维持原有债务的利息支出。

第三，僵尸企业问题不解决，挤压了中小企业、创新和服务经济体的资金需求，使得总量资金更加偏紧。这既影响了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客观上又加剧了全社会的资金紧张局面。

第四，因为社会资金成本在不断被推高，境内外利差在加大，拖了汇率、资金账户开放的改革后腿。这倒过来又影响了国内金融市场正确信号的形成，出现了当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资金配置市场化能力不足的问题，影响了中国经济走上健康的市场化轨道的进程。

因此小结以上四点，可以说只有解决了僵尸企业问题，总体资金偏紧的状态才会改善，社会总体筹资成本才能下降，经济需求减弱、货币需求高涨的怪现象才可以得以纠正。

怎样破局?

首先，必须明确：唯一出路在改革。当前的金融问题反映的是实体经济的问题。而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仅靠货币政策的紧紧松松并不管用。可以说，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充分。不管是国有背景的大银行，还是民营背景的村镇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做企业是做得很到位的，都在讲“利润原则”。但是，为什么国有背景的大银行也愿意向地方政府、房地产融资?就是因为整个市场运行不能优胜劣汰，没有出清机制，没有风险压力。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整个社会存在“道德风险”，都认为金融风险是由政府“兜底”保险的，所以不管什么样的金融机构都愿意向承担高利率的地方政府、房地产融资。大银行也没错，是坚持了企业利润至上的改革原则。但是，全社会的资金配置却被扭曲了。

其次，要清醒认识：不管是英美的市场经济、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还是我国现在的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甚至是过去曾经的计划经济，只要一个经济社会前几年是过度需求、过度投资，以后几年的经济运行就难以支撑下去，就要进行调整，这是由历史反复证明的必然事件。对此，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经济周期，要市场出清，出清是通过危机来解决的。我国过去的计划经济是通过“调整”、“关停并转”来解决的。在当前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中，不管是叫关停并转、市场出清，还是叫存量调整，都是一个意思，当经济增速放慢后，要有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来加以调整，不能再让有些低效的经济主体继续占有社会有限的经济资源，包括资金资源了。说穿了，市场要让一些企业倒闭、破产，否则，经济没法转型，改革也无法深入。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转折时期的关键时刻。

市场如何出清?

市场如何出清?即如何实现市场的供求平衡?

第一，要有底线思维，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是一个国家保持稳定的基础。就这一点，其实连每天向全世界兜售市场主义的美国，当发生“百年一遇”大危机时，也是不顾他人反对，大发货币，先稳住金融大局的。今天，我们看到我国经济客观上已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对此，调控与改革要兼顾、要慎重。只有市场出清，才能纠正扭曲的资金配置，才能让市场机制真正起决定性作用。但是，目前又不敢完全的市场出清，因为要防止震动过大，防止自动引起不可驾驭的系统性风险爆发。那怎么办?我认为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金融业一是负债面广、涉及各个产业方方面面;二是风险传导快，在一个小时、甚至一分钟内，一个金融企业的风险可以瞬间传到全国金融同业市场。相对于银行，在金融审慎监管中，对单一企业的贷款是被限制在银行资本的一定的较小比例内，即一些实体企业的风险是相对可控的。因此，如果要市场出清，相比金融企业，对实体企业的动作可以大些，可以先着手。

第二，要有适当的缓兵之计。要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实把握好稳经济、促改革和防风险三者的关系。要以改革的原则来确定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通过风险化解和防范确保经济的基本稳定。因此，可以采取新旧划断、逐步推进等策略。例如，对已形成规模巨大的地方债务的风险，一定要向市场明确讲清楚具体处置的方针与原则，讲清楚债务最后损失的处理原则(中央财政兜底或其他办法)，而且还应讲清楚“新旧划断、隔离存量”的原则。这样，整个市场就能由“利空”迅速转为“利好”，并通过进一步改革地方融资制度，彻底让市场明了：今后无偿债能力的地方政府是难以在市场借到钱的，整个社会借债需求会相应减少。低成本的资金需求方往往意味着它是有效益的项目，高成本的资金需求往往意味其风险大，也不易融到资。真正让市场出现风险高低不同的分类趋势，实现资金的市场配置。只有“新旧划断，隔离存量”，才能既坚持改革导向，又不引爆系统性风险。

第三，在坚持底线思维、采取适当的缓兵之计后，要及时发出明确信号，坚决防范全社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老百姓)的“道德风险”。重新确立严明的市场纪律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进改革，才能使已经出台的或即将出台的改革措施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才能不使改革流于形式，不使社会出现“法不治众”的被动局面(例如，目前各地政府纷纷作出的担保，其实早在1995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已被视为违法)。至于具体信号怎样发出，要有艺术。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既要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又能让市场拒绝有风险理财产品的出现。

第四，与此同时，必须按中央部署，加快推出其他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只有通过统筹协调相关方面改革，处理好过去几年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稳住经济、稳住社会的大前提下，整个的改革才能真正加快。而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强调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就是为了构筑防范过去问题重犯的制度基础，确保今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本文根据夏斌2月22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经济观察论坛”的发言整理而成，已经作者确认;注释为编者所加。)

注：

1.摩根士丹利策略是洛德(James Lord)于2013年8月最早使用“脆弱五国”一词，形容巴西、印尼、印度、土耳其和南非这5个经济存在不同程度“脆弱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2.僵尸企业是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指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者政府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

责任编辑：刘颖 廖雯雯

专家简介

夏斌，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毕业于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曾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深交所总经理、人民银行非银司司长等职。

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全国优秀金融论文一等奖等荣誉，多部著作在决策界、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长期从事宏观金融政策研究，参与国务院重要研究课题。

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篇3：

中国经济“双陷阱”问题探析

摘 要：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中的热点问题，即中国经济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研究。同时，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同样处在“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处，即“分配陷阱”中。双重陷阱并非彼此独立，而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体两面。因此，笔者试图以收入分配为突破口，为中国经济如何突破“双陷阱”提供对策。对于相关对策，笔者也做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将“公有制分享经济运行机制”引入分配领域。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库兹涅茨分配陷阱;收入分配;分享经济

出于对东亚经济的特殊性及其未来发展潜力的认同，每隔四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都会对东亚经济发展状况做一次主题研究，分析东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存在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展望。在世界银行2006 年的主题报告《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1]中，“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首次被提出，以此来定义东亚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突破“贫困陷阱”后，经济陷入长期的停滞或回落状态，人均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的中等收入线(表1)，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中，倒U的定点为收入差距从拉大到缩小的分界点，如果经济处于拐点之前，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而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使经济陷入“库兹涅茨分配陷阱”。

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处于“双陷阱”之中，在社会矛盾频发的今天，如何克服“双陷阱”，存在其研究的意义。

一、“中等收入陷阱”与

“库兹涅茨分配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不仅限于东亚国家，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除了东亚的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多数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都在“贫困陷阱”之后的起飞阶段遭遇经济困境。[2]事实上，任何国家在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将面临着经济停滞。这是发展阶段的一个普遍规律。低收入国家面临资本积累的“贫困陷阱”，高收入国家的高福利、高负债与高赤字使其陷入“高收入陷阱”(图1)。而中等收入国家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时所面对的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如何在众多矛盾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本质，才是真正找到解决之道的关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同时也已经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即社会矛盾频发的发展阶段。笔者认为，解决分配问题是克服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切入点，这也是下文将要论证的。

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揭示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会经历一个由过高向公平转化的过程，收入差距的最高点被称为“库兹涅茨拐点”。按照库兹涅茨的发展理论，经济发展最初会加大收入差距，但跨越“库兹涅茨拐点后”，经济的内生动力将抑制收入差距，使经济逐渐走向公平。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在一定阶段或许存在抑制作用，如果抑制作用发生在库兹涅茨拐点之前，且不断加大，那么经济将在库兹涅茨拐点之前形成稳态或进入倒退，从而陷入“库兹涅茨分配陷阱”。

如图2 所示，假设中国经济处于B点，在拐点A之前，如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且经济不存在动力突破拐点，则中国经济存在停滞或衰退的可能，即陷入“库兹涅茨分配陷阱”。这也是本文试图求证的。

二、中国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预测

本文首先通过arima模型对中国未来5年的收入差距进行预测，并利用过去值与预测值做出中国的库兹涅茨曲线，其中收入差距用gini系数表示，1978—2010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时间序列数据由Sundrum( 1990) 的“分组加权法”计算得到。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的数据分析均通过stata 11完成。)

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计算Schwert(1989)建议的最大滞后阶数，pmax=[12·(T/100)1/4]， 其中T为样本容量，[·]为整数部分。取pmax =8，进行ADF检验。

依据检验结果，选取基尼系数的二阶差分作进一步分析。

通过自相关图(图略)，第一阶自相关与偏自相关均落在95%置信区间之外，因此在5%水平上显著不为0，由于自相关截尾，偏自相关拖尾，同时计算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故考虑AR(1)。考虑到时间序列的2阶平稳性，即2阶单整，故选择arima(1，2，0)模型。

图3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曲折上升，说明1978年至今，收入差距存在逐年拉大的趋势。2010—2015年5年的预测值处在高点，同时较为平稳。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仍处在库兹涅茨拐点的左边。5年预测值的含义为，如果政府不作为，依靠经济的内生发展动力，收入差距将持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三、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本节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收入差距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按照前面的分析，如果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则中国未来持续的高收入差距将使经济快速增长。相反，如果存在负效应，中国经济则可能停滞不前，并陷入“双陷阱”之中。

1978—2009年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2010年数据来自最近的《中国统计年鉴》。 rgdp为实际人均GDP，用以78年为基期的历年GDP指数平减处理，vc为城乡收入差异，变量均进行对数处理。对于缺失数据，用线性插值法补齐。(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本文用城乡收入差距，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比值来代替基尼系数。)

分别对两变量及其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两变量存在一阶单整， 接下来进行协整检验，使用Westerlund ECM 面板协整检验。Westerlund(2007)构造了四个统计量，两个组统计量Gt和Ga，两个面板统计量Pt和Pa。组统计量说明在允许面板异质性的条件下存在协整关系，原假设为H0：no cointegeration， for at least one i;面板统计量Pt和Pa是在考虑面板同质性的条件下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原假设为H0：no cointegeration， for all i。在一些情况下，会出现两个组统计量中有一个不能拒绝原假设的现象，对此Westerlund认为也是可以的。

建立协整模型 lngdpit=α+β1lnvcit+β2Dt+β3 lnvcit * Dt+εit，为了剔除年度的影响，使用Dt为年度虚拟变量。交互项系数β3表示每年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图4可较直观地看出，中国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正效应逐渐减弱，并开始阻碍经济的发展。从2004年起，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呈加速度增长，即对经济的阻碍作用加速增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我国2004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30美元，即刚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与前文的设想相一致。

四、对“双陷阱”问题的分析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当前已经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前面的实证分析也已经印证，2004年左右，中国经济超过1000美元，在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加速度上升。如果收入差距在未来保持平稳或继续加大，收入差距的负效应也将越发明显。

2004年起，中国的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高位，前文对基尼系数的预测也表明，如果经济自发运行，未来的收入差距不会改变，对经济的阻碍作用也会进一步加强，中国经济将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并激发其他社会矛盾，进一步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库兹涅茨分配陷阱”的成因在于高速的经济起飞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收入差距拉大所带来的分配问题会给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阻力，最终使经济的增长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步，停滞在库兹涅茨拐点的左边。“分配陷阱”的形成使经济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停滞或衰退，经济便陷入另一重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承载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这些系统性风险反作用于一国经济，便形成了经济的停滞期。

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与“库兹涅茨分配陷阱”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两者互为因果，共同作用于一国经济，而连接两者的正是收入分配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所描述的诸多社会问题，也不过是收入分配问题的衍生方面。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跨越“双陷阱”，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才是真正的切入点。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滞后，催生出诸多的社会问题，无论从改善民生、扩大内需还是公平正义的角度，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都刻不容缓。当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中等收入者购买力低下，地区间收入的不平等，城乡间收入的不平衡，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生产和分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分配不公所产生的收入差距拉大，便会制约生产的顺利进行。经济要摆脱束缚取得长期的发展，便应该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旧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何克服“双陷阱”，使经济突破库兹涅茨拐点，使人均国民总收入迈过1万美元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应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解决分配问题，便能摆脱对生产力的束缚，实现长远的发展。

国民收入分配是指一定时期的劳动成果在各经济主体之间的配置。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又包含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过程。但长久以来，受传统思维的禁锢，人们普遍认为收入分配不公的症结在于再分配的体制的不完善，即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构建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使国民财富在不同经济体之间重新分配，便解决了分配不公的问题。这种思维存在一定的道理，但却不全面，也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应该从问题的本源，即初次分配入手，进行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

分配决定于生产，任何消费品的分配，都是生产条件分配的后果。生产条件的分配本身，表明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不同的分配关系、分配方式。[3]在初次分配领域，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则是按劳分配。初次分配领域的原则性问题，便是劳动与资本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从表面上看待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问题，无法抓住问题的实质，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挣脱“双陷阱”的束缚。

在我国，近年来，劳动的份额正一步步被资本侵蚀，劳资矛盾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微观经济的效率。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资本侵蚀劳动，本质原因在于我国的“公有制主体地位”逐渐受到削弱。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动摇，使我国的分配方式逐渐转向“按要素分配”，私人产权的相对扩大，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会随之扩大，劳动的收入份额则被挤压，资本利润侵蚀劳动报酬，从而拉大了收入差距。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化决定了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决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既然存在按要素分配，则会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但这个收入差距会维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因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按劳分配制度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不可能存在两极分化。但当前我国的现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正逐渐演变成“以私有制为主体”，按要素分配主体地位的逐渐确立，必然一步步拉大收入差距。

五、中国克服“双陷阱”的对策探析

破解收入差距拉大难题，应对经济中的“双陷阱”，应从深层次思考对策。笔者认为，公有制经济与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不容动摇。面对当前存在的“双陷阱”问题，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即公有制问题，笔者提出一种全新收入分配方式——“公有制分享经济运行机制”。所谓利益分享是指劳资双方共享收益分配的经济形式，将“公有制分享经济运行机制”引入公有制企业的初次分配领域，具体而言，就是用净收入分成制来代替现有的工资制。所谓企业净收入，就是实现了的企业净产值，可由销售收入扣除物耗成本求得。净收入分成，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间按一定比例分享。在净收入分成制中，职工不再像在工资制中那样拿固定工资加奖金，而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比例分享企业净收入。职工的分享所得为企业净产值与分享比例的乘积。因此，职工的分享收入是以企业净产值为基础，并与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紧密联系。职工的收入决定于其劳动贡献，这样就能真正使职工收入成为其劳动贡献的报酬。 在净收入分成制中，利益分享是通过各经济主体对每一边际产量的净收入分享来实现的，因而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收入按比例与企业净产值同步增长。[3]

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引入“利益分享机制”，从根本上克服了在私人产权关系下资本对劳动的侵蚀，同时协调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同步增长也调动了劳动的积极性，实现了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利益分享机制”的推广，可以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助推中国经济走出“双陷阱”。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探索以及中国未来发展道路选择上，“利益分享机制”学说的推广可以说意义重大。[4]

参考文献

[1] 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6.

[2] Kenichi Ohno，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J]. 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26， No. 1，2009.

[3] 刘国光.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J].高校理论战线，2007(10)：28-44.

[4] 李炳炎.运用中国特色分享经济机制刺激消费需求[J].北华大学学报，2009(02)：4-9.

(责任编辑、校对：陈东林)

作者：李炳炎　王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