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理性思考
摘 要：2014年2季度经济数据出现下滑，多项经济指标不及预期值，市场由此产生悲观预期情绪，出现了所谓的“市场悲观论”、“市场崩溃论”。本文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运用IS-LM模型，对当前中国经济整体形势以及“悲观论、崩溃论”做具体分析和理性思考。
关键词：凯恩斯理论 信贷循环 利率 稳健 资本边际效率
2014年，我国7月和8月的经济数据出炉后引起了各方关注，由于各项经济指标均有下滑，出现了认为中国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预测年终经济增长目标不达标等，导致市场上出现了“市场悲观论”、“市场崩溃论”等各种论调，并期望政府采取降息等强刺激政策措施。
本人认为，导致中国目前出现的市场悲观论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从国内来说，中国经济数据持续的下降，各项经济指标不及预期是导致市场悲观的主要原因。
工业投资增速继续呈下降趋势，2014年1-5月同比增速仅为14.0%，增速较一季度回落1.0个百分点。出口方面，1-5月出口交货值累计增长4.9%，增速较一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与去年年底基本持平，表明我国工业品出口略有好转。消费保持平稳增长，今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1%，与一季度相比有所回升，今年以来消费增速呈持续微幅上升态势。
1-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与一季度持平。从当月看，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8%，比4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5月份比上月增长0.71%。分产品看，与一季度相比主要产品产量整体上呈回暖态势。钢材、水泥、原油加工量增速较一季度分别回升0.8个、0.1个和1.6个百分点，汽车产量与一季度持平，发电量和乙烯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小，均为0.1个百分点。
1-5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PPIRM)持续负增长，分别下降1.9%和2.1%，其中PPI较一季度收窄0.1个点，PPIRM与一季度持平。5月份， PPI和PPIRM同比分别下降1.4%和1.8%，降幅分别较上月收窄0.6个和0.5个百分点。至今PPI已是连续27个月下降，这说明工业领域通缩十分明显，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
1-5月，全国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0%，增速较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但较去年同期回升0.4个百分点。其中，轻、重工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4.6%和5.1%，增速较今年一季度分别回落0.4个和0.2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轻工业用电增速回落0.5个百分点，重工业提高0.6个百分点。从历史走势看，工业用电量增速已连续三年处于个位数增长区间，整体持续低位运行。
上述经济数据反映出中国现今经济存在放缓趋势，经济增速从数据看来在下降。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中国经济悲观甚至崩溃。
二、国内一些经济学者受到国外唱衰中国论的影响，对市场持悲观态度。国内房产大亨相继发言预测国内房价仍会持续下跌，并且和由于实际中国的经济放缓导致的房价下降相符合导致了市场悲观论的加剧。
三、国内相继发生“超日债”违约等一系列金融风险更加剧了市场的悲观情绪。
四、从国外看，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市场和生产链的地位提升，中国经济的下滑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大量关注世界经济危机传递和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知名学者都纷纷加入“中国危机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大讨论之中。以鲁比尼、克鲁格曼、席勒以及艾钦格林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学者先后抛出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使本轮中国经济悲观主义思潮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并使很多市场人士坚信，中国必然是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落脚点。
综上所述，国内国外共同引发了中国悲观论甚至崩溃论，紧接着引发了市场关于“央行全面降息，调整利率”等的强刺激政策的猜想。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真的走向衰落了吗?本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并未走向衰退，而是逐步走向稳健。本人以08年后的中国经济数据通过凯恩斯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我国经济目前的现状。
在过去，政府一直以促投资，稳增长为目标，以提高GDP为核心，大力引进刺激投资，从而使我国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过去，以三架马车为核心拉动中国经济发展，而其中主要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中国经济，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刺激政策拉促投资从而拉动GDP的增长，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本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的市场存货量激增，而需求量增长速度小于投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市场存货量的大量增加，进而促使资本的重置成本增加，企业缩减规模，最后导致物价下降，国民收入降低。
首先，从通胀波动来看。上图为中国近年来CPI和PPI数据走势图，我们以08年以后数据进行比较，金融危机后，我国大力发展经济，促进投资增长来复苏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由图可看出，09年后我国CPI和PPI进入了一个高增长期，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2011年下半年，CPI和PPI才开始出现缓步下降的趋势，2012年2季度后趋于稳定并且平缓上下波动。CPI和PPI能部分的说明通胀水平，09年后，我国出台政策促投资，以此来振兴经济，物价会相应的做出波动。
根据凯恩斯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由方程式可知
其中Ⅱ表示整个产出的物价水平，I表示新投资商品增长额的价值，S是储蓄总额，O表示用该商品量单位衡量的在一单位时间内的总产出，W1表示每单位的产出的收益率(即效率收益率)，由于还需考虑外部环境的均衡，即L=B+G，(这里我们暂且不考虑外部均衡，这里笔者意在说明投资增长对于物价变动的影响)。所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整个社会的均衡状态即为I=S，所以，当I>S时，对整个物价而言就表现出上涨的趋势。[1]
国家通过货币供应量增大也会导致物价的上涨，上图为我国货币供应量环比数据走势图，从图中可以发现自08年后我国货币供应量增加率呈上下波动趋势，但是供应量高位居多，根据LM方程式：
其中M为名义货币量，P为物价水平， 为实际货币量，Y为总产出，r为利率。等式右边为流动性偏好(即货币需求量)，当 时，即货币供给量大于货币需求量时，会导致物价相应上涨。
因此，从物价波动状况来看，08年后前期物价上涨表明了政府促投资复兴经济的决心，通过增大货币供应量和增加投资率来促进企业利润上涨从而扩大规模、促进就业、提高GDP。但是，由于这一系列的政策促投资刺激生产导致了物价相应上涨，于是促使资本的重置成本的上升，由于有效需求的增长不及投资增长速度，于是大力促进投资复苏经济的后果便是成本攀升，需求不足进而导致存货量激增，这时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开始下降，企业便开始缩减规模，裁减人员，一些热门产业更是如此。
房地产行业最为典型。纵观楼市发展，从2000年开始急速发展，2006年后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不断推高的房价也拉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甚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楼市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2014年1-5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3607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8%，降幅比1-4月份扩大0.9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9.2%，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5.8%，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增长0.6%。商品房销售额23674亿元，下降8.5%，降幅比1-4月份扩大0.7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10.2%，办公楼销售额下降14.0%，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增长2.5%。
1-5月份，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1717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4%，降幅比1-4月份扩大0.9个百分点;销售额14054亿元，下降14.7%，降幅扩大0.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9530万平方米，增长0.3%，增速回落2.5个百分点;销售额4765亿元，增长3.2%，增速回落1.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9367万平方米，下降2.1%，降幅收窄0.3个百分点;销售额4855亿元，增长1.8%，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
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3402万平方米，比4月末增加75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增加405万平方米，办公楼待售面积增加28万平方米，商业营业用房待售面积增加195万平方米。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2014年一季度总体而言商品房销售面积是趋于下降的，销售额也是趋于下降的。对比统计表发现，13年1-5月到14年1-5月整体而言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都成逐月下降趋势。但是就14年而言，下降趋势不再明显而趋于稳定。
由此看来，楼市总体的波动情况不明显。但是从数据看来，整个房地产行业销售额和销售面积不容乐观。总体形势趋于销售额降低，销售面积减小。
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是一个高利润行业，根据资本追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在其他行业比较而言不景气的情况下，大量其他行业资本会涌入房地产这个高利润行业，于是便会出现供给过剩，即房地产的产能过剩，降价也是必然的。
其次，根据凯恩斯理论，国民收入和两大因素有关，投资和消费，因为决定消费因素主要是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而边际消费倾向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所以，这里我们只考虑投资因素，投资又由两大因素决定，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只有当资本边际效率等于或大于利率时才会促进投资增加。因此，政府为了促使投资增加最有效最强力的方法便是使利率下降以低于资本边际效率。[2]
上图为02年至12年我国利率调整走势图，我们以08年后的数据为例，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央行开始降准，以促进投资来复苏经济。08年后开始上调利率一直到12年，下调利率在此促进投资增长来增加GDP。
利率工具是拉动经济最强有力的工具，但是由此会伴随着负面效应，由于利率的调低增加了投资量，间接性的提高了货币供给量，通胀导致购买力的下降，由百姓的财富转为企业家的利润，实际上促使了财富的转移。本人认为，以利率政策来促进投资只是暂时的促进，并非长久之计，因为低利率会导致大量垃圾债券等一系列的风险产品的出现，加剧金融风险，并且，长期的低利率同时会导致长期的通胀压力，进而促使成本增加，进一步促使资本边际效率的降低，形成恶心循环，最后经济崩溃。本人认为，复苏经济最重要的是复苏资本边际效率，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来增加投资。由于利率政策非长久之计，所以央行不会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所以才有了08年至12年起起伏伏的走势。
由于过度刺激投资，导致存货量的激增，最后供给大于需求，企业利润下降，缩减规模，物价下降，投资减少，最后使得GDP增速放缓。上图为我国06年至14年的GDP增速走势图。我们以08年后的数据为例，08年至14年GDP由下降至增长最后逐渐下降趋势。
这里我引用一项报道来阐述新增信贷规模的降低。北京时间2014年8月13日，彭博社报道，中国最广泛的新增信贷衡量指标降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风险。中国2014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创下24年来最低水平。
中国央行2014年8月13日在北京表示，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2731亿元人民币(443亿美元)，表明有所收紧。此前彭博汇编的一项指标显示上个季度中国放松货币状况的步伐创下近两年来最快。新增人民币贷款为3852亿元，是预估值的一半;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3.5%，低于预期。
由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固投同比增幅自09年后逐渐下降。而GDP的增速趋势也和CPI增幅、PPI增幅、中国信贷规模增速趋势和固投同比增幅趋势基本符合。说明我国过去注重投资刺激经济导致的投资过热带来的问题已经日渐凸显。
因此，从物价波动，利率波动，新增贷款规模，GDP增速，固投同比增速等数据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遵循着凯恩斯信贷循环的发展规律，首先，进入信贷循环的原始阶段。即当我国刺激投资以拉动经济时，投资率大于储蓄率，商品膨胀和收入膨胀二者叠加，物价开始上涨，国民收入增加，贷款规模增加。接着，进入信贷循环的次级阶段。在一个差不多等于一个消费商品生产过程所耗费的时间内，资本膨胀和商品膨胀不断增加;再次，在该阶段结束时，商品和资本膨胀程度发生反作用。最后进入信贷循环衰退阶段，资本膨胀倒塌，最终投资减少到其正常值甚至低于其正常值，从而引起商品紧缩。投资率和储蓄率最终会回归均衡，所以物价也会由此上下波动。所以，由上述分析，我国目前并未是衰退甚至崩溃，而是正常信贷循环的后期阶段，我国经济在逐渐趋于稳定。[3]
所以，纵观整个中国经济现状，根据郎咸平教授的“二元理论”，本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既存在投资过热，又存在投资过冷。由于一些产业高利润的特点，资本大量涌入这些行业，投资的增加存在大量存货，导致出现了高利润行业投资过热。然而，由于资本大量涌入高利润行业，导致其他产业投资匮乏，出现经济过冷的现象。
那么，上述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经济目前确实处于一个增速放缓的阶段，但是不存在崩溃现象。中国目前经济的增速放缓主要是由于过去长期促投资，刺激投资带来的负面效应。过去的长期刺激投资使得物价高涨，增加了重置成本，由于过热的投资导致市场乐观预期，加剧投资增加，又会促使重置成本的进一步上升，进而在形成对资本边际效率的恶性循环。当存货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需求增速比不上存货增速时，于是，价格便会下降，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于是开始缩减规模，裁减人员，这时，物价下降，流动性偏好增加，投资减少，最后国民收入缩小。
因此，中国目前经济增速的放缓是由于过去投资过热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我国现在应做的是解决由于过去投资过热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本人认为，解决经济增速放缓关键在于提高资本边际效率。通过全面降息来拉动投资只是暂时的，且此方法虽然强力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很多后续问题。所以，中国不会大规模使用利率武器，李克强总理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对于中国经济做出了一个指示。他强调，下一步，中国政府仍将在保持定力的同时有所作为，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一方面靠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一方面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同时促进实体经济、新兴产业发展，“我们依然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就是保持定力，同时要继续有所作为，今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指标是能够完成的。”
对于业界广泛提及的“微刺激”，李克强也首次公开作出回应，“我们没有依靠‘强刺激’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依靠‘强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他说，中国政府会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稳定总量的同时，一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控、定向调控，把已有的存量货币和增量货币向农业、小微企业、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倾斜;另一方面，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进结构调整，在运用货币政策的同时进行金融改革，努力控制和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本人认为，由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信贷衰退阶段，经济发展状况正在逐渐稳定，投资恢复到其正常水平或者略低于正常水平，所以目前国内投资不足也只是暂时的。解决目前投资不足，需求不振的办法是仍是提高投资率，通过提高市场预期信心，降低重置成本的方式来提高资本边际效率;通过增加工业流通的货币供应来支持投资和市场信心。本人认为，全面降息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不宜轻易使用，我国政府可采取定向降息，定向放款信贷条件，公开市场操作等形式间接加大货币供应量，尤其应加大工业流通领域的货币供应量，以此鼓励投资实业。通过定向降息政策鼓励投资过冷产业，同时通过定向放宽信贷条件鼓励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抑制过热产业的膨胀，缩减投机套利空间，并且同时鼓励市场“多头”，加强“多头”位置，从而实现振兴市场信心的目标。
长期来看，仍需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拉动有效需求增长，促进消费，以投资、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以消费为主，投资出口为辅的经济发展模式，以需求拉动投资来促进GDP的增长。所以我认为从长期来看，提高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是必要的，通过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来提高投资乘数，进而实现就业乘数的提高最后实现就业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加。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正处于由过热到稳健的发展阶段，因此，本人坚信，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在我国政府的正确经济政策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必能稳步向前，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货币论》[M].刘传军，刘志军，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7：139-140.
[2]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9-252.
[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货币论》[M].刘传军，刘志军，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7：259-260.
作者简介：
周俣勋 男，籍贯：四川，出生年月：1994年2月18日，学历：本科，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广东珠海市 519087)
作者：周俣勋
从目前实施效果看,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有效地抑制了去年四季度经济下滑势头。有利条件不断增多,经济主体的信心得到恢复,企稳回升的势头日趋明显。总体上,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得到了有利传导。货币信贷快速增长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我相信今年、明年还会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前景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外部需求下滑的压力仍然很大;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的贡献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三、一些高耗能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投资速度仍然比较快,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四、潜在的信贷风险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在投资带动下,银行信贷金融明显在行业结构上向基础设施集中,在区间结构上向中长期贷款集中,在客户结构上向大企业集中。各地大规模上马的政府项目为地方财政和银行信贷安全埋下一些隐患。
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和各界都高度意识到应该提高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把投资的比重降下来,而且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当前投资的比重在上升,这是必然的,因为在危机时期社会需求受到了影响,要把缺口补上来,怎么补?短期靠消费不行,只能靠投资。“国进民退”的问题也是这回事,民营企业不投资了,因为他看不见市场前景。要把这个投资缺口补上来,当然要靠国家投资,我们的目的不是提高投资比例,是想通过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最终摆脱经济低迷,然后再带领民间投资。
去年下半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说在世界各国中,能够在短时间内这么有效的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是不多见的,当前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积极因素不断增多,整个经济的主体态势是企稳回升的。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这种企稳回升的态势是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的。外需下滑的压力仍然很大;扩大内需在短期内受到一些制约,一些行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仍然困难,因此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之前出台的一些刺激政策的效益会递减,一些着眼长期的政策取得成效还需要时间。所以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当下我们主攻的方向,要更加注重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有人问,你认为到今年年底外贸能恢复多少?我个人分析,从目前趋势来看,珠三角的深圳、东莞、佛山地区的家用产品,包括服装、鞋类、箱包、玩具、家用电器已经全部恢复了,不仅出口数量回升,价格也没有下降。今年年底,我们可能能够持平或有正增长。
还有人问我,哪一个省,哪一种产品最早复苏?从目前来看,中国对外经济最早复苏的很可能是浙江省,因为浙江是民营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也许广东会后来居上,近两个月,广东小商品出口回升比较快。我估计可能广东跟浙江会并行。
现在好多人都建议尽快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是中国的加工贸易解决多少就业?吴仪同志说接近1.2亿人。如果不从事加工贸易的话,我们的就业就没有载体。确实加工贸易的附加值比较低,但我不太同意一些专家希望加工贸易尽快转移到其他国家。加工贸易是我们的优势,虽然它现在有很多缺点,但我们不能洗完澡连小孩带水全泼掉。我认为当前中国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要加快高端生产力,尽快引进高新技术,特别是引进研发中心和工业设计,延长我们的市场链。
我们讲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怎么做到?第一,首先应该看到扩大消费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在当前我们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今年1—7月份的消费品整个增长拉动了我们国家上半年GDP增长3.8个百分点;第二,要扩大消费,根本的政策是调整国民收入制度,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为什么存钱,无外乎看病、上学、买房三件事,这都有赖于社会保障、国民收入分配和中西部经济差距问题的改善,但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三,扩大消费一定要培育市场、发现市场。
摘 要：当前我国出口贸易形势依然严峻，但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逐渐好转，对于中国出口需求有所增加，且区域贸易自由逐渐深化，经济依然有望复苏，年初投资增速有所上升，国内消费能力也有所提高，但是经济运行中依然面临诸多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而且工业通缩压力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很难确保整年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使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面临巨大的风险，这些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在分析当前国内金融形势的基础上，还根据实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经济金融形势;政策分析;信托业务
一、前言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去年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也有所下滑，今年年初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市场需求有所增加，这有利于我国的出口贸易，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呈现稳增趋势，但是经济运行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而且还面临工业通缩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大增加了金融投资风险，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趋势。当前人民消费理念以及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形成了新型的销售模式，可以通过促进新型销售模式的发展，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
二、当前中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分析
1.出口贸易形势严峻，但依然有望复苏
今年年初我国出口增长速度为负增长，2月份的贸易顺差为325.92亿美元，而当月出口负增长主要是春节假期导致的。同时我国外需依然疲弱，去年不仅我国的对外贸易萎缩，其他国家也处于萎缩状态，甚至出口比我国下降得更多，去年我国在世界上的出口占比为12.3%，而今年约为13%，比重有所增加。由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我国出口贸易压力明显增大，并且美国等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制定了新的发展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制造业格局，同时由于经济的增长，美国等国家不再像过去一样依赖中国出口，我国出口贸易形势较为严峻，但依然有望复苏，首先，美国以及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弱势逐渐复苏，外需将会逐渐增大。从美国当前的情况来看，经济逐渐好转，就业势头良好，而从欧洲各国的情况来看，正处于经济调整的时期，呈现出复苏趋势。其次，对外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区域贸易自由逐渐加深。中国与韩国、澳洲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在去年生效，两国之间的关税削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贸易增长。同时我国正在采取措施推进区域全面经济的发展，极有可能形成“一带一路”的格局。最后，我国实行外贸增长政策，成效逐渐显现。有关政府部门开始推行简政放权，加强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给予外贸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出口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2.投资增速明显上升，全年增速可能企稳反弹
前两年我国投资增速明显下降，而今年年初投资增速同比上升了0.2个百分点，制造业发展速度有多增快，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而房地产投资也逐渐回暖，同比增长了2个百分点，建筑工程计划施工项目投资总额同比增长了9.4个百分点。同时年初工业企业总收益比去年增长了4.8%，产品销售规模扩大，改善了企业的发展状况，企业投资逐渐增加，生产力度加强，PPP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国内投资总额的增加。今年1月末的时候，PPP项目投资总额达到了8.13万亿元。由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了带动带动钢材、水泥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不仅影响了制造业，而且也影响了基建投资事业，3月份制造业PMI出现了明显反弹，意味着今年二季度该行业将持续稳定发展。此外，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的生产资料价格明显上涨，涨幅62%，其中黑色金属的市场价增长最快，建筑工程施工中用到的钢材及建材价格也有所上升，从这可以看出国内的投资需求比去年大。
3.消费能力呈现持续稳定增长趋势
当前我国人民旅游休闲的需求越来越大，隐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促进企业相关行业的发展。今年我国的财政赤字率明显增加，但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变化，结构不断优化，推动了经济结构升级。由于政府减税、支持产品创新等优惠政策的实施，加快了产品升级，有效推动了服务质量的提升。同时，国内服务业稳定发展，消费水平明显提升，为了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政府通过多种措施成立了发展专项资金，主要是用来支持建设相关的服务设施，因此今年国内住宿餐饮业等服务行业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再次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整个社会正处于转型的阶段，逐渐向小康型社会过渡，在这样的背景下，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增长，尤其是年青一代人的消费意识较强，依然发展成为当今社会的消费主力军，这就推动了个性化、新型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的消费明显增长。另外，整个社会居民对于新型产品的接受能力越来越强，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就促进了消费热点的形成，有效带动了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三、当前形势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
1.产能过剩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面对产能过剩行业这一现状，需要实行去产能策略，这将会带来一定的经济负面效应，很难准确把握。实行去产能具有双重效应，从短期的影响来看，推行去产能措施以后，将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年均经济增速，一旦对五大产能过剩行业进行改革，将会带来就业问题，初步计算将有近300万人出现就业困难，大大增加了城镇失业率，大概提升了0.3个百分点。当然，如果在去产能的过程中能够采取有效的减缓压力措施，可以将负面效应减轻至最小程度，起码在可接受范围内，这样就不会出现以上这些状况。从长期的影响来看，对产能过剩行业实施去产能措施，可以有效调整经济结构，尽快实现结构转型升级。
2.房地产投资增速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增长难以掌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商品房销售水平提高，今年年初商品房销售力度明显增强，销售增速同比增长21.7个百分点，销售金额大幅度增加，比去年增长了29.2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房地产供需关系有所改变，表现为总体过剩的同时，结构不断分化，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刚性需求依然充足，二线重点城市亦如此，库存相对比较少。但二线以下的城市房地产库存量较多，人民对于房地产刚性需求有效减少，减少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势在必行，而这也是2016年的主要工作任务，只有进一步缓解房地产库存压力，才能使房地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未来投资增长速度。
3.工业通缩压力难以解决
PPI下降幅度较大，呈现负增长态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工业通缩压力相对比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业内部结构转型升级，甚至使内部结构倒退，给国民经济增长增加了压力。工业通缩不仅波及到资源能源的有关产业，而且还波及到产能过剩行业，本来产能过剩已经难以解决，减缓了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的发展，工业通缩更是制约了工业企业的发展，降低了工业增加值，将会影响整体经济增长速度。
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面临更大的风险
正是因为金融市场结构的改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将会遇到更大的风险。以上提高房地产投资增速难以把握，为了解决产能过剩行业问题，需要实行去产能，但可能存在不可掌握的风险，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一直以来都涉及这些业务，市场发展空间也集中于这些产业中，但是在短时间内这些问题难以解决，正处于产业调整时期，信用风险难以避免，风险有所增加，甚至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将会大于当前运行的商业银行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风险防范以及处理。同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空间明显缩小，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市场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
四、应对经济挑战的政策建议分析
2016年一季度经济呈现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但是经济运行中需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等众多难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缓解经济增长，甚至会下降，需要根据实际采取针对性措施，保持当前的发展势头，使经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
1.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针对目前的金融形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3%，赤字总额保持在2.18万亿元上下。从实施领域来看，财政预算需用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注意力集中于“促转型”以及“调结构”。从方法上来看，在实施财政赤字的同时，应当采取相应的减税降费措施，特别是要给予民营、小型企业减税政策，这样不仅可以刺激消费增长，而且还可以加快消费结构升级，与此同时还需要从资金上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实施有效的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这类型企业负担，从而加快企业的发展。从支出时点的角度来看，不仅要推进财政支出实施进程，而且还要推进财政预算执行进程，以往前半年财政支出的执行力度较弱，前期预算资金少，而后期预算资金非常多，由于预算不平衡，财政政策根本就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增长调节效果，因此财政支出与预算应当加快实施步伐，充分做好准备，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
2.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由于国内外复杂的金融形势，国内信贷发展呈现提速趋势，市场利率逐渐降低，始终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而且国内现有银行流动性比较好，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最好避免大幅降准，降息应当慎重考虑，需要进一步加强窗口指导，使信贷增速始终保持在正常水平。2016年实行的货币政策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充分考虑降杠杆、控泡沫因素，另一方面避免通胀，保持汇率稳定，这样才能使资产价格保持稳定发展态势。依然面临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可采取措施适当增加杠杆效应，但一定要控制好信贷发展速度，应使杠杆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如果实行太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造成溢出效应，此时将极有可能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在引起市场波动的同时，还会增加风险。
3.加大主体投资力度，增强投资有效性
2016年主要是实行稳增长的投资增速，采取相应措施增加主体投资的积极性，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首先，加强财政投资，主要是对固定资产项目进行投资，加快重大建设项目的发展进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适当下调项目资金占比，这样就可以有效提高主体投资能力。其次，加大各级政府债务管理力度，并加强对置换债务额度进行管理，尽可能减轻到期债务风险。再次，适当放宽民间资本的投资行业，将资金集中投资于关键领域，引导资金流入薄弱环节，制定完善的PPP法律法规，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支持新模式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最后，应当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不断完善城市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促进财政与金融的的协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运用资金以及项目优势，确定各项政策的执行。
4.扩大房地产市场需求，加大投资力度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需要采取措施解决三、四线城市的不合理限制，尽可能帮助购房者减轻买房的负担，进一步扩大购房需求，对于没有实行限购的城市，应当促进房地产效果减轻库存压力，首套房商贷首付可以根据实际适当降低。同时，有关部门应当适当调整公积金政策，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可用的家庭公积金一般控制在80万元以下，如果公积金管理机构所剩金额较少，可以适当调高家庭公积金贷金额，这样就可以刺激房地产需求，或者也可以适当下调二手房交易税费。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应不断提高土地供应需求，采取措施实现住房用地结构的优化，尽可能防止囤地现象的发生。与此同时在一、二线城市中，加大房地产投资力度，改善城市供需不平衡的情况，缓解房价上涨速度。另外，有关机构可积极收购商品房，并将其作为保障房，采取这些措施除了能够缓解商品房库存压力，而且还能有效改善保障房房源紧张状况。
5.适当开放资本、金融账户，改革汇率机制
从当前的金融形势来看，我国应当采取措施促进资本、金融账户的开放，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上应当谨慎而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应保持稳健态势。目前国内资本外流比较严重，汇率大幅度贬值，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此时应当根据国情制定详细的资本、金融账户的开放战略，可先进行试点，确保合理后在实行下一步推广。同时我国个人财富规模明显增大，并且输出意愿较为强烈，针对敏感领域的个人投资，特别要慎重，面对这样的情况，可先在上海进行试点，需要注意的是应当采取措施隔离区内与境内境外，等条件逐渐成熟后，再积极促进汇率机制的深化改革。在实际改革中可适当调整离岸人民币银根，这样就可以控制汇率的定价权，进一步提高投机者的投资资金，从而保持汇率稳定。
6.加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管控，拓展市场空间
由于金融形势的改变，产能过剩等问题逐渐深化，资产管理公司信用风险程度提高，需要加大风险防范力度，首先，需要做好存量业务风险防范。公司存量业务设计领域较广泛，多数存量业务依然在正常运行，但是呈现一定的风险苗头，实际工作中可以加大对抵押物动态进行评估，了解相关的法律文件，尽量避免项目风险;对于有可能存在风险的项目，应当制定完善的报告制度，及时了解形势发展;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全面风险监测，区域发现异常，应当及时与项目企业进行沟通;尽快处理已存在的项目风险。其次，需要做好增量业务风险防范。由于增量业务较为分散，可以适当集中增量业务的审批权限，提高业务进入的标准。最后，需要做好流动性风险防范。由于相关政策的出台，金融资金价格将会明显上涨，此时流动性规模将减小，资产管理公司应当加强对资产负债进行管理，加大经济资本的管理力度，想方设法扩大资金渠道，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此外，资管管理公司为了能够在当前金融形势下发展，需要加快结构的调整，这样才能进一步拓展市场生存空间。建议可以适当产品结构，不但优化公司的业务发展模式，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业务种类以及模式，尽快实现实产融结合。同时可以重组公司的债务、资产等，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为新业务的开展奠定基础，这样才能进一步拓展公司的生存空间。
五、结束语
面对当前的金融形势，需要采取宏观调控的方法，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当前稳定增长态势，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尽快解决产业过剩等问题。同时还需要促进主体投资的积极性，适当放宽民进投资，根据不同的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通过调整公积金政策等方法扩大市场需求，进一步缓解库存压力，实现供需平衡，并且采取措施推动汇率机制的改革，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资本、金融账户的开放策略，加强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提高风险预测以及风险处理能力，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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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卉武(1976.03- )，女，湖南岳阳人，就职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资金财务部，大学本科，会计师中级职称，注册会计师资格，部门高级经理，研究方向：经济、金融、投资投行或者房地产项目投资分析等等
作者：许卉武
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6%，贸易顺差减少17.6%，内需的作用增大;城镇新增就业655万人，物价涨幅总体可控，重要商品市场供应得到较好保障;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较快增长;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二季度后经济增速略为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没有超出预期。我们将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根据形势变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切实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二、 中国金融业的现状及发展
三、 中国创业投资的历史回顾
四、 中国创业投资的现状
五、 中国创业投资的发展趋势
六、 创业投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
摘要：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针对2012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应加强防控风险的准备，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及时应对和化解各种冲击，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波动，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 关键词：安全问题、经济增长。
一、周边国家“合纵连横”，利用上安全议题制衡中国。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冲突升级。中国航母的试航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力量失衡，已经成为美国与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之
一。周边国家“合纵连横”，试图共同制衡中国。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矛头也直指中国。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未来，南海争端将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地区军备竞赛加剧。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整体上都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目前，美国是全球绝对的军事霸主，带给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正在不断建设和巩固军事强国地位;印度推动全方位进攻性军事战略，成为中国周边的“上升性威胁”因素;东南亚各国纷纷加强军备建设，尤其是海军军备。
美国是亚太地区绝对的军事霸权国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和政治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加速东移，未来一段时间，东亚是美国军事战略关注的首要地区，中国是其防范的重点。
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明显增强，主要表现。在周边国家眼里，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幅度过快，而中国的意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焦虑感的上升。中国“军事威胁论”随着中国军力的增长而被放大。虽然美国军费开支和军事实力远远高于中国，但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更强，这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要的军事力量;东南亚国家加快军备建设，加强与美国军事合作关系，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日本将中国列为主要防卫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周边国家正加强军事合作，联合制衡
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因此，中国虽然能一再宣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是防御性的，但是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未来这一态势不会改变，这将损害国家间安全互信的建设，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之中。
三、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构建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的严重威胁。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活动场所，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中亚某些国家公开号召境外民族回归“历史祖国”。在此背景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与境外(包括中亚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分子相结合，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恐怖威胁。在东南亚，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在南亚的印、巴等国，恐怖主义活动也出现新的发展势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国维护周边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
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态势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发展有两个趋势可以基本确定：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已开始小幅下降;二是物价上涨的内外压力交织并将较长时期存在。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低一点、物价高一点可能带来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长期看，根本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关键在于准确、辩证理解和把握好“稳中求进”这一经济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稳是基础，进是争取;一味求进，大局难稳;只稳不进，机遇错失。稳是为更好地进，进是为长远的稳;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把握好稳中求进，才能有效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同时力避物价涨幅反弹，有利于疏解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压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牢牢把握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夯实经济社会得以健康、持续、较快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已经从贫困、落后、封闭的国家，迈向正在现代化的小康国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改革开放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瞩目中国非凡的成就，但世界上也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崛起心怀嫉妒。中国的崛起的确正在改变全球的经济格局，所以有人会有些不舒服。但是我想,谁也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
一、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处于合理区间中
尽管当前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结构调整稳中有进，但国内外环境依然错综复杂，短期困难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主要表现在：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出口压力不断增大;国内市场需求动力依然偏弱，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多月同比下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房地产市场降温明显，相关领域投资和消费增速回落，进一步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金融风险。
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就业是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就业稳定是经济稳定的重要体现。近两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小幅减少，同时快速发展的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加上积极就业政策的不断完善，就业形势保持稳定。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超过 700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70%;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同比增长 1.8%，增加 307 万人。这与多数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今年上半年，主要食品供应较为充足，消费品市场供求大体平衡，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基本稳定。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3%，各个月份基本上是在 1.8% 和2.5% 之间平稳运行，远低于全年物价总水平调控目标。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仍然较高，南非、巴西、印度、俄罗斯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都在 5% 以上。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经济增速的放缓，并没有影响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前三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8527 元，同比名义增长 11.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7%。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044 元，同比名义增长 9.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9%。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986 元，同比名义增长 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13120 元，同比名义增长 12.1%。9 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2797元，增长10.0%。
外贸出口将温和回升。今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增长逐步改善，温和复苏有望延续。美国下半年在就业和房地产回暖驱动下有望加速复苏。欧洲货币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欧元区将延续复苏势头。日本将在国内消费和投资推动下继续温和复苏。新兴经济体在经历年初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金融动荡后，经济形势趋于稳定。我国出口环境有所改善，国家出台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也将减轻贸易企业负担，外贸出口有望保持回升走势。
二、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结构
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周期性因素来看，世界经济复苏低于预期，中国外需明显不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大幅升值进一步抑制出口增长;企业盈利前景不佳以及去库存化等因素导致投资出现减速;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龙头市场调整导致消费稳中略降。
从中期结构性因素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压力和结构调整的阵痛相互交织，新兴产业增长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下降的影响，要素投入支撑作用减弱，结构升级要求提高，化解过剩产能、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等都会影响经济增速。
从体制机制因素来看，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但是改革尚未到位，各部门、各地方行政效率较低影响到政策落实。此外，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懒政不作为现象，稳增长政策执行不到位。
三、中国当前经济形势需要可持续性发展
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性，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首先是有害气体减排与工业化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整个大气环境被破坏，南极和北极的冰川都在融化。工业化加大了温室气体排放，使人类生存环境受到威胁。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与我们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减排承诺。美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最近几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较快。但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美国不能承担相同的义务。尽管如此，我们仍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其次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从南到北，我们的水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污染，特别是比较发达地区的水污染更是严重。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让人民生活美好，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最终目标。如果人均GDP达到一万、两万美元时，水都不能喝，GDP还有什么用?所以对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对水资源的保护，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等环境已经污染了再治理它就太难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再次，是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很令人忧虑。资源匮乏了，环境污染了，我们的后代该如何生存?对石油、煤炭、水以及各类矿产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美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美国近海油田不开发，煤矿基本上也不开发，资源得到了很好保护。美国不开发其地下资源，主要是买其他国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很自私。自私的一面我们不学，但保护环境的一面我们要学，要借鉴。我们不能耗竭式地利用自己的资源。我们现在也要学会保护资源。我们要学会资本运作，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全球资源的配置。我国外汇储备的应用，相当大部分应该放在这方面。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海外资源做支持，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
最后，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劳动力就业问题。我们给中小企业的支持不够。应该更多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方面要有更大的支持。
四、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化对中国有利也有挑战
今年，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化，不同经济体宏观政策在不断分化。先看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刚刚走出危机最差的时期，2015年经济增长可能稍好于2014年，但是2015年欧元区债务恶化不会明显缓解，通货紧缩将会持续，在此形势下，欧元区于1月推出欧版QE，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表现为“放松”。再看日本，在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后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几个季度萎缩，2015年经济不会好于2014年，为了刺激经济，实现预期通胀和增长目标，将在宏观政策上继续实行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也表现为“放松”。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突出，私人消费抬头、制造业回流、失业率下降等都使经济向好。但美国2014年11月宣布退出QE，并于2015年年中可能开启加息窗口，宏观政策总体趋势表现为“收缩”。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的收和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由于美国是世界超大经济体，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放松带来的影响，不足以抵消美国在宏观政策上收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再看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新兴经济体中是表现相对较好的两个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目前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都相继采取了放松的宏观政策。但是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等经济体，面对资本外流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也分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带来不同挑战。
总之2015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利有弊。去年以来美元坚挺回流、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对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降低成本有利。比如石油我国每年进口约三亿多吨，如果价格降一半，我们进口原油会节省一千亿美元左右，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还有铜、黄金、铁矿石、大豆棉花等。但是，当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以后，必然引起新一轮的世界通缩。一旦通缩，国际市场需求将进一步萎缩，对中国产品出口将形成严重需求约束。还有，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形势下，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20多个国家开始竞争性货币贬值，这使得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对其他货币明显升值。这严重抑制了中国的出口，这对当前我国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五、对未来中国经济形势的展望
转变增长方式，控制产业链，把握产业链的高利润节点。中国如今的制造业主要是集中在制造。制造是整个产业链中利润最低的节点，会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和严重的劳动力剥削。美国人聪明之处就是控制了产业链，自己控制高利润的研发设计，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而把利润最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制造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力。而且往往造出来的产品都返销美国，国人并不能享受这些产品，真是“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政府为了保障出口，保持着劳动力的廉价优势，或者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促进出口。这种思想方式似乎有悖于“经济发展，全民共享”的理念，为增长而增长的思维并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政府需要产业升级，加强产业链控制，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定义和意义。不能盲目地信从GDP指标，应该以人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思路。相信政府可以抓住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真正达到国富民强。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很多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取得积极进展。但是从总体上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因此必须积极实施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逐渐提高,因此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在国际社会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前中国的国内与国际的形势依然严峻,因此我们应该对我国所面临的形势与所应对的政策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国内的形势与政策: .政治方面: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工作，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中央纪委监察部近日连续召开四次座谈会，分别就土地管理、工程建设、金融、司法等重点领域存在的腐败现象和突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探讨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和对策.经济方面, 我国价格总水平上升较快,具体表现在 商品住房价格持续攀升, 煤炭价格整体水平不低 煤电价格联动,粮食价格上涨,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上涨等等,因此国家加大调控的力度，以确保这些产品价格的稳定,包括宏观调控政策逐步落实住房价格 推进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认真地进行研究煤炭价格整体水平不低煤电价格联动的原因;必须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文化方面: 在去年西部地区成功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基础上，扎实推进中东部地区的改革，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台湾问题:，陈水扁再次逆势而动，大肆鼓吹“台独”分裂主张，蛮横限制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蓄意毒化两岸关系气氛，破坏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并且竭力撕裂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天灾人祸):就业问题:中国目前的就业再就业工作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劳动力供给量的迅猛增长正成为当前就业工作中的最大“心病”.预计今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将达到2400万人.与迅猛增长的供给量相比，就业岗位的增加却显得“步履沉重”。因此高层对就业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制定了一整套积极的就业政策，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目标。
国际的形势与政策: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复杂、深刻变化。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增长，人类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世界并不太平。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突出。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增加，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归根到底是两股力量相互角力所造成的后果——一方是中国在各个地区、各个层面上的竞争对手们或单独或联合地对我国进行的包围，而与之对应的另一方则是中国为突破包围所做的努力。
目前，这两股力量的相互较量在中国的周边，即东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对方暂时无法进一步压缩中国现有的战略空间，而中国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突破口。造成这种平衡的原因，用孙子的观点可以归结于“慎战”思想。中国周遍存在的挑战与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向：东南、西南和西北。
东南方向:亚太地区主要有三个主要国家(中、美、日)，两股主要势力(中、美日)。历史上日美两国长期遏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现在也如此.他们通过军事同盟来遏制中国,对我国影响比较大的是美日同盟，其次是美韩同盟。举个例子来说吧:美日企图通过控制台湾来遏制中国.众所周知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封锁和遏止在军事方面主要建立于岛链之上。然而台湾最重要.只要掌握了台湾,后果对中国将不堪设想. 因此当台海爆发战争时，美、日必然会插手干涉.因为台海爆发战争对他们不利. 西南方向:主要问题是“藏独”和印度的威胁.因此要控制好民族情绪，同时用驻军来威慑分裂势力,才能保证祖国统一.作为南亚第一大国，印度的力量不可小视.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因此我们要扶植巴基斯坦以牵制印度，这样才能分担中国的一些压力.
西北方向:主要的威胁是妄图分裂国家的“疆独”势力。其中阿富汗和费尔干纳谷地这两个著名的不安全地区有大量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依靠美国等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大搞分裂祖国.因此对新疆的主要是安抚民族情绪，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维护社会稳定.
还有中欧关系:欧洲人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或许，经济利益才是中国和欧洲的唯一纽带。和中国人扯上经济利益，可是咬上了一块大肥肉。欧洲人称霸的时代过去了，他们也不奢望能在中国的领土上做什么，能捞点钱，大家就很知足了。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具有很大的威胁. 综上所述: 在此情况下，中国要保持国内经济进一步发展,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稳定,共同发展,同时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与各国人民一道，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11-2012年第二学期《毛泽东思想概论》科目考查卷
专业：市 班级： 任课教师：李幼斌 姓名： 学号02 成 绩：
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
每次看新闻联播，了解到很多国家仍处在战乱或者挨饿的时代，我都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至少我们现在还有硬安定的环境看书。至少能在这一点对我国现在发展的肯定，当然，现在我们国家向第三世界-非洲进军，国家看到第三世界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并且能帮助非洲国家摆脱贫穷，自己的经济同时也能得到发展。
从我的生活中看中国的政策，我感到还存在很多漏洞护着可以说是不足。例如：公务员考试的人在逐年增加，真的使人们都热衷于为人民做贡献，回答是肯定的NO，这就可以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公务员给他们带来某种利益，还有小偷抓贪官经常会发生，我想还有多少没有被抓出来了，再就是公民尽了纳税人的义务，但却得不到应有的权利，等等。我想这可能是我发现急需解决的不好的问题。
从国际环境看，当前受欧美债务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市场信心普遍动摇，大宗原材料价格起伏跌宕、世界经济增速下降;欧元区以及欧盟的主要大国，救危机无良方，前景叵测;尽管最近美国、日本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基础尚不稳固，缺乏近期复苏的可持续性。从国内环境看，2012年受国际市场低迷、能源资源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愈加突出等诸多因素影响，出口增速将明显降低，不排除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内需增长虽然由政策扩张刺激开始向市场主导转变，但基础还很不稳固，内需弥补外需任务仍然艰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短期难以根本转变，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明显降低。与此同时，货币供给总量仍然偏大，加之成本推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通货膨胀压力仍然不可忽视。因此，实现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态势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发展有两个趋势可以基本确定：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已开始小幅下降;二是物价上涨的内外压力交织并将较长时期存在。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低一点、物价高一点可能带来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长期看，根本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关键在于准确、辩证理解和把握好“稳中求进”这一经济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稳是基础，进是争取;一味求进，大局难稳;只稳不进，机遇错失。稳是为更好地进，进是为长远的稳;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把握好稳中求进，才能有效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同时力避物价涨幅反弹，有利于疏解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压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三是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减弱，成本上升，融资困难等原因，导致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如房地产业，今年以来，全国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同比和环比涨幅均呈现持续回落态势，深圳等部分大城市房价出现了明显下降。1～5月份城市房屋销售量同比下降7.2%，而上年同期则为增长16.8%。再如汽车行业，汽车行业产销增幅呈现下降趋势，
4、5月份汽车市场销售量出现了12.91%和6.66%的环比负增长。由于房地产、汽车属于支柱性产业，楼市和车市销售形势逆转将进一步波及下游产业，对钢铁、建材、机械等下游产业带来不利影响。由于资金短缺、需求减缓、成本上升等原因，导致很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是当前经济中的又一突出问题。据有关估计，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有10%-20%中小企业出现倒闭。目前，全国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75%以上，提供了85%左右的就业机会，创造了60%左右的出口收入和财税收入，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出现问题，其影响也不可小视。其他几方面就是出口下滑偏快，居民收入增幅减缓影响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等等。
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国家做出了不同的措施。
今年以来，国家继续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做好粮食和化肥价格调控，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上半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投资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继续严把土地、信贷闸门和市场准入门槛，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有效限制了一批不符合规定的项目上马。连续4次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和进出口关税政策，扩大了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范围;对部分钢材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部分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出口。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连续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有效地回收了因新增外汇占款投放的流动性。下半年，定、完善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坚持把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着力推进改革和自主创新，着力加快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总之，我国面前的经济形势有喜有忧。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虽然不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国的经济状况，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关注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尽绵薄之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陈向阳(副研究员)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一、周边各方向多个国家与多个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总统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重镇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量乌兹别克族难民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吉临时政府先后向俄罗斯与美国提出求援，但俄罗斯除了加强其在吉军事基地戒备外一直按兵不动，而中国政府则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6月27日，吉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新宪法规定吉将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公决获得高票通过。7月3日，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任期到2011年底。吉议会选举定于2010年10月举行，吉政局演变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美国干涉阿富汗选举，导致当选连任总统卡尔扎伊与“占领国”美国、“占领军”北约部队之间矛盾加深。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影响力趋于增强。美国决策层内部对“阿富汗新战略”也存在严重分歧，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奥巴马为维护自身权威被迫临阵换将，将“战功卓著”的麦克里斯特尔解职，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接任。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巴对本国部落区极端势力发动清剿，但遭致“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残忍报复，“巴塔”一再制造严重恐怖袭击活动，不断造成巨大伤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动与“反恐”难解难分的“恶性循环”。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也严重受制于议会，大权趋于旁落; 尼泊尔在野的第一大党尼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大规模罢工，迫使尼总理尼帕尔在执政仅13个月后于2010年6月30日辞职，尼政局陷入新一轮“波动”;
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虽然政局总体稳定，但民族分离组织与反政府武装(印度“毛派”等)不时对印度安全部队发动突袭，破坏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造成严重伤亡与损失。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忍让”多时之后，于5月13日晚派军方封锁“红衫军”示威地点，试图逼走近万名示威者，“红衫军”军事领导人卡迪亚当场中弹身亡。泰国军队于5月19日开进“红衫军”集会区域，展开“清场”行动，双方冲突造成严重伤亡与财产损失。多名“红衫军”领导人于当天下午集体自首，宣布结束集会示威。阿披实总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指，政府有信心使国家恢复正常和走上可持续复苏道路。5月25日，泰国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动罪名，批准逮捕前总理他信，泰国内阁批准把在曼谷和23个府实施的宵禁再延长4天。7月6日，泰国政府决定将在曼谷等19个府已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再延长3个月，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泰国乱局虽暂时缓解，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泰国社会矛盾依旧难解;
缅甸即将举行历史性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政府意图在选前进一步“收编”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引发后者反弹，加之军政府与“民主派”之间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缅甸局势变数增加;
菲律宾举行完总统大选，小阿基诺以“反腐败”为旗号高票当选，开始了六年任期;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韩国总统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号事件对国民发表讲话，要求朝鲜道歉，表示将禁止朝鲜船只进入韩国领海，中断韩朝贸易、合作与交流，并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后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韩国同日还表示将恢复“对朝心理战”，更积极参与“防扩散倡议”，在近期举行韩美反潜军事训练。韩国并于6月4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通报其联合调查结果，请求安理会做出反应。特别是，韩国与美国欲藉“天安号”事件于7月份在黄海一带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有传闻指美国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可能参演，由于黄海属于中国近海与高度敏感海域，美韩军演不仅临近中国领海，而且直逼中国的政治中心，何况“天安号”沉没迷团未解，美韩大规模军演不仅将进一步激化朝韩、朝美矛盾，更将威胁中国安全，也不利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因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经中国方面的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声明未明确事件的责任归属，只是谴责了导致“天安”号沉没的攻击，并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而致力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已被搁置多时，半岛“无核化”进程仍然充满坎坷;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置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9月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朝鲜劳动党最高指导机关。在朝鲜劳动党历史上，党代表会议只在1958年和1966年举行过两次。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与此同时，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
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6月9日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929号决议，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对新决议不屑一顾，表示将继续推进“和平利用核能”。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单方面对伊朗新制裁，对伊朗多管齐下，一面强化军事威慑，一面加大颠覆渗透，而伊朗也是积极备战、毫不示弱，伊朗核问题前景更加堪忧。
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既有社会矛盾继续存在等，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甚至不时发生政变等倒退现象。其中屡见不鲜的是外来移植的“民主”产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变形，各方对选举结果产生争议乃至激烈“碰撞”，选输的不“服输”，以至“选举闹剧”不时上演、“选举综合症”频繁发作。例如，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以来，虽然“复制”了西方“民主”，但前总统巴基耶夫实际上依旧推行家族式统治，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总统的覆辙。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排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门、“第十六名”的缅甸、“第十八名”的东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鲜等。这些国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其中有些还是与中国存在传统的“特殊关系”，是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与地缘战略依托带的关键环节，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极大，需要重点关注与严密防范。由于这些国家国内矛盾严重激化、不同势力争权夺利白热化、当局治理失效、内外压力巨大、“选举综合症”严重等原因，致使其政局异常混乱，极个别的甚至反政府武装坐大与叛乱蔓延，其典型是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而伊朗、缅甸与朝鲜亦被西方归为所谓的“问题国家”或“失败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所谓“排名”反映了西方的政治偏见及其惯于对外乱贴“政治标签”的话语霸权，是为西方对外干涉服务的政治工具，但对我们观察与前瞻周边环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中国周边国家在该“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还有：孟加拉国第二十四名、斯里兰卡第二十五名、尼泊尔第二十六名、伊朗第三十二名、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十六名、塔吉克斯坦第三十八名、老挝第四十名、柬埔寨第四十二名、所罗门群岛第四十三名、吉尔吉斯斯坦第四十五名、不丹第五十名、菲律宾第五十一名、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五十七名。
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与无序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NGO)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选举争拗与“街头政治”司空见惯，以至内耗不止。其中，日本2009年9月国会众议院选举导致自民党“丢掉”政权，民主党成为新的执政党，日本政治由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逐渐转向“两党制”，其政党结构在形成相对稳定的“两党制”之前日本政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泰国“亲他信”的“红衫军”代表了“改革派”，现政府则代表了维护国王与军方权势的“保守派”，二者之间的改革与保守之争远未终结，彼此矛盾还将不时激化。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对于泰国独特的“红衫军现象”，国际舆论指双方之间的争斗暴露并加深了泰国社会中的城乡阶级矛盾，“泰国破碎的民主”及其日益增长的政治无序状态对泰国经济极具破坏性，泰国政府驱散“红衫军”反而可能激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城乡对立，泰国在找到解决该矛盾的持久办法之前，双方仍将陷入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四、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周边动荡
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为延续世界霸权与防范“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动顺应”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亚太的态势，一改其前任布什政府一味“聚焦”“大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的“偏颇”作法，不仅力图“平衡”兼顾“大中东”与亚太，在“西线”着力“反恐”与推进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同时，在“东线”着力遏阻中国这一“主要战略对手”，而且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巧实力”。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
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更加“关注”亚太，加大“战略投入”，给亚太安全与中国周边形势带来复杂“效应”。美国在中国周边大肆进行地缘扩张引起有关国家的反弹，其中，中亚乃美国与俄罗斯地缘角逐“焦点”之一，双方围绕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问题长年角力，俄罗斯对前总统巴基耶夫“脚踏俄、美两支船”早已不满，加之认为美国因深陷金融危机而无力反击，因而“力挺”吉反对派4月夺权，力图通过支持奥通巴耶娃“临时政府”重新夺回中亚“主导权”。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凭借国力回升加大对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的投入;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重点“经营”东南亚，同时加大对南亚与中亚的投入;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与此同时“北上”阿富汗与中亚、“东进”东南亚、“西入”西亚。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其中，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日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大洪水、台风、海啸、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五、周边动荡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进而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持续不稳定，势必分别波及中国的西北、西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例如，2009年8月缅甸军政府大举进剿缅北“民地武”(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导致数万难民逃往中国云南境内。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中亚、南亚与中国接壤的邻国持续动荡，境外的“东突”与“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有可能趁机浑水摸鱼，获得新的立足之地，对中国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与暴力破坏活动，进而威胁中国新疆与西藏地区的和谐稳定。
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的对外投资经营、工程承包与商贸活动统称“走出去”，而周边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拓展国际经济空间。而周边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将严重危及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人员安全。如2010年4-6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尤其是6月在吉南方爆发的严重骚乱，给中国在吉商人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并引发了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撤侨行动。而周边极端势力趁机滋长、恐怖活动泛滥、乃至民族排外情绪发酵，也将严重威胁中国的境外机构与人员安全，如中国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等国开展的重要投资与工程承包项目，其长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保障压力。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美国对中国周边“趁火打劫”与加大渗透，企图从多个方向、从陆地到海上对中国实施“立体堵截”，日本、印度、俄罗斯也趁机扩张;巴基斯坦、缅甸、泰国、朝鲜等“地缘支点”国家政局持续不稳，分别引发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朝鲜半岛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其各自“地缘对手”印度、越南、韩国等的影响力显著增强，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所在区域的长远稳定，美国等大国趁势“介入”更是挑战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此外，大国加紧角逐周边油气与矿产资源，中国获取稳定可靠的境外能源资源供应将面临更大的变数。
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随着中国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将引发周边某些国家的“反弹”，一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企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等“制衡”中国，而美国则极力“利用矛盾”。特别是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某些邻国，其“危机感”与“紧迫感”加深，唯恐争端解决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遂加紧强化对中国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侵蚀，加大对美国的战略借重。
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如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对东盟一体化、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日韩与东盟经济合作(“10+3”)等“拖后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稳定发展构成棘手考验。
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西方大国视朝鲜、缅甸、伊朗等所谓“问题国家”为“眼中钉”，认为中国与其关系“特殊”，敦促中国在防扩散与维护地区稳定上承担“大国责任”，无理要求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问题国家”施加影响，致使中国在“问题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陷入两难。此外，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区的和平发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临周边动荡的严重威胁，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调整。中国在周边地区既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尤其是领土领海主权等“核心利益”(“维权”)，又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稳”)与自身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兼顾二者难度日益上升。
六、“乱云飞渡仍从容”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事实上，针对当前周边多个“热点”，中国外交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首先，针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中国冷静观察、果断决策，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外交部负责牵头的跨部门快速反应工作组，分别进驻新疆乌鲁木齐与驻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一面与吉临时政府积极接触、敦促其维护中国侨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一面派包机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紧急撤侨行动，将上千名中国商人安全撤离回国。
其次，针对伊朗核危机加剧之势，作为与伊朗传统友好国家及在伊朗有重大投资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在各方之间展开积极斡旋，始终兼顾维护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机制与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并在西方大国作出了实质妥协的情况下投票支持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新决议，为缓和危机、维护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有关各方适时重新启动谈判作出了不懈努力。
再次，针对缅甸即将举行的“大选”与中缅边境不稳态势，中国对缅政策将突出“睦邻、安邻、富邻”宗旨，加大经济援助，支持缅甸政府和平与公正解决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加快推进中缅印度洋油气输送管道建设。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10年6月初应邀对缅甸进行了正式访问，温总理对缅甸领导人表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祝愿缅甸稳定、团结、发展。中方愿与缅方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中缅双方同意扩大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实施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共同维护两国边界和平稳定。
最后，针对“天安号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骤然紧张局势，中国冷静周旋、多方协调，苦口婆心、劝和促谈，尽最大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 2010年5月3-7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胡锦涛在与金正日会谈时指出，推动中朝友谊与时俱进发展并世代相传是双方的共同历史责任，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并就加强中朝合作提出5点建议：：一是保持高层交往。双方领导人通过互访、互派特使、互致口信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加强战略沟通。双方随时和定期就两国内政外交重大问题、国际和地区形势、治党治国经验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沟通。三是深化经贸合作。双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就深化经贸合作进行认真探讨。四是扩大人文交流。双方要深化文化、教育、体育等各领域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往，使中朝传统友谊世代相传。五是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要加强协调，更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金正日指朝中传统友谊不会因时间推移和世代交替而发生变化，表示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朝方愿同各方一道，为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有利条件。双方认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繁荣符合中朝两国乃至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将根据“9·19共同声明”的立场，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双方认为六方会谈各方应该显示诚意，为推进六方会谈进程作出积极努力。
在韩国“天安号事件”上，中国始终坚持“兼听则明”与“以事实为依据”，反复强调“冷静、冷静、再冷静”与“克制、克制、再克制”，敦促南北双方切实负责和以“大局”为重，强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应坚持客观、公正、充分与第三方参与的原则，反对仓促武断、鲁莽行事与挑衅滋事。中国一再努力缓和半岛紧张与化解矛盾，力争避免南北双方擦枪走火乃至冲突升级失控，并为朝核问题重回解决轨道争取转机。5月2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应邀访问韩国，温总理同韩国总统李明博先后进行了约4个小时的深谈，他表示，“天安号事件”是一起不幸事件，我们理解韩国人民尤其是遇难者家属的悲痛心情，中方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对韩国人民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温总理强调，中国是主持正义、负责任的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不会袒护任何一方”，中方一贯主张并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反对和谴责“任何”破坏半岛和平稳定的行为，中方将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客观、公正作出判断，决定立场。温总理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防止事态升级，尤其要避免发生冲突，共同维护半岛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经中方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该声明充分体现了平衡兼顾各方立场的特点，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以及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重要性，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随后对外表示，希望有关各方继续保持冷静克制，以此为契机，尽快翻过“天安”号事件这一页，早日重启“六方会谈”。
七、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
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而言，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中国外交有“四个布局”之说，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其中，周边不仅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且周边也是“四个布局”交织并存的地带：周边地区集中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大国美、中、俄、日、印度等，“周边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国外交”;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属于亚洲与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地区存在各类次区域与区域合作组织，各种多边机制蓬勃发展，“周边外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多边外交”。由此可见，“周边外交”“浓缩”了“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高度统一，故周边对中国外交“无比重要”。
进一步分析，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的“无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定位所决定的，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地区大国与地区强国，也即周边地区大国，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对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所及。具体而言，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
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
周边地区集中了中国海外能源供应与资源保障的主要地区，尤其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地区，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以及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与资源进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周边地区的三个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两大地区，中亚里海盆地因拥有2000亿桶潜在石油储量而被誉为“第二中东”，中国对该地区开展了大量能源投资。中东地区石油的储量、日均产量与日均出口量分别占全球的64.7%、30.5%与36.7%，而中国原油进口的约50%来自中东，其中来自沙特、伊朗与阿曼的进口占中国全部原油进口量的43.3%;二是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仅西澳大利亚州，就生产了全世界17%的铁矿石、21%的氧化铝，18%的镍、45%的钽、32%的锆等，其中相当部分出口到中国;三是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俄远东油气资源仍将是中国进口的一大重点。
简言之，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国对外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营造与塑造一个基本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其不干扰与分散中国的主要精力，并尽量避免被卷进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动荡之中。
八、一脉相传而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 当前的中国周边外交是历史的延续与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具有强烈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和、和平、和睦、和谐”的鲜明特色，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周边外交“思想脉络”及其实践，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主要成就之一是中国与大部分接壤邻国明确划分了边界。
二是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期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睦邻外交”大发展，中国率先摆脱了国际“冷战”格局的羁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改善了与有关邻国的关系，最终与所有邻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为集中精力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总体上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方针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发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演讲，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进一步概括为“睦邻、安邻、富邻”六字方针，他指出：“‘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睦邻’，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亚洲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富邻’，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在2004年召开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正式提出“周边是首要”。在2005年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并提出了“和谐世界”的重要战略思想，而周边地区与周边外交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战略都具有关键意义。在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利共赢”、“以人为本”等重要战略思想。
四是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周边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顺势而上”与“大周边”成为新的“关键词”。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中国崛起加速与“亚洲崛起”加快同步并进，面对周边环境错综复杂的现实“热点”、“难点”，中国的周边外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多管齐下、全方位推进。 特别是在 2009年7月17-20日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强调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其中的“四个力”说(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道义感召力)兼顾了物质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发展与充实了综合国力思想，对当前与今后的中国周边外交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还升华与发展了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战略思想，即“运筹好大国关系，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大力加强各领域外交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依法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胡总书记讲话对周边外交强调“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不仅将周边外交定位为“地缘战略依托”，而且提出了开展周边外交的侧重点与方式方法——“做实做深”，所谓“实”即务实、扎实，所谓“深”即深入周边、“深耕”周边、不浮在表面。
而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大“亮点”，便是从多个方向稳步推进的区域多边合作，如中亚方向的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方向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10+3”、东北亚方向的中日韩三国合作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
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中日韩三国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关键“份量”，适时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也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现实，在2010年6月举行的中日韩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加强三国合作明确提出，推动合作机制和框架建设，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尽快达成中日韩投资协议，加强标准化合作，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会议发表了《2020年中日韩合作展望》等共同文件，确定三国在机制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人文交流等领域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包括于2011年在韩国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加强旨在消除技术壁垒的标准化合作，争取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尽快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扩大三国人员特别是青少年和大学交流等。会议为今后十年中日韩三国合作指明了方向，就三国重点合作领域进行了规划，三国合作的前进步伐将更加坚实，并将有力地带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又如，在2010年6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深化务实合作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讲话，就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深化合作提出6点建议：一是巩固团结互信，夯实本组织发展的政治基础。二是加大反恐力度，构筑本组织发展的安全环境。三是深挖合作潜力，增强本组织发展的持续后劲。四是扩大友好交流，巩固本组织发展的人文基础。五是完善内部建设，健全本组织发展的决策机制。六是秉承透明开放，营造本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逆风飞扬”与稳健崛起，中国的实力与潜力进一步凸显，中国的卓越表现与辉煌前景引发了周边一些国家的心态失衡、心理落差乃至疑惧。面对不少邻国对中国强大的“担忧”，“增信释疑”成为了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务之急。2010年1月22日，中国外交工作的主管领导——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发表演讲，诚挚而朴实地“表白”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与周边外交宗旨，他指出，“从我们的根本政策看，不称霸，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中国不称霸，要友好，在周边就是要始终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就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就是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长治久安、发展繁荣对周边邻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灾难。相反，有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不稳定、不发展，反倒会拖累你们。甚至会给你们带来祸害。”针对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普遍“追捧”中国与“中美共治论”(所谓“G2”)甚嚣尘上的情况，戴秉国国务委员还特别强调，“现在世界上有人给我们戴很多高帽子，说什么我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很快与美国平起平坐了，等等。朋友们，你们不要相信，那是神话!我们自己不谋求霸权，也不会同别国在我们这个地区争夺霸权，或搞什么共同霸权。你们知道，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主张大家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反对由一两个国家或某种国家集团主宰国际事务。”他并郑重重申，“我们愿意永做东盟和亚洲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我们的意图是透明的、善意的。如果还有人不相信，想再看一看中国到底想干什么，那就请看下去，只是别把同中国合作的机遇看掉了，那样就不划算了。”
九、以“四片经营”基础，对周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对东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有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与日本，以及一个“特殊的邻国”——美国。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中俄两国在经济与军事合作、维护各自国家的统一以及维持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平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还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美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维持着大量驻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该地区作为其设想的主要战场，美国还在距该地区不远的关岛基地大力加强了远程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将中国的正常崛起视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威胁，并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坚持对台军售。
日本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国的战略盟国，它既没有对其侵略历史认真反省，又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心怀不满，也不愿看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和平统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完全受美国摆布，而希望成为更加独立的“正常国家”，日本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即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还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目标，积极化解矛盾、缓解危机。
其次，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十个国家，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即与东盟有关国家在南海岛礁及其海域划分上的争端，中国的主要对手为东盟有关国家以及美国对其给予的支持，而中国的主要伙伴也是东盟的其它有关国家。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海问题(其中又以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最为突出)现已成为异常棘手、甚至难以逆转的“老大难”问题，东盟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实，中国的主权领土及其宝贵资源遭到了众多东盟小国的侵吞瓜分，南海问题可谓积重难返。
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不仅扼守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便捷通道及将中东石油运送到东亚地区的海上生命线，其在地理位置上占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本身还蕴藏着丰富的海底油气资源与渔业资源，它不仅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觊觎，而且还引起了美日两国的高度重视，并由此而使南海问题更为复杂化与尖锐化。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越南是因其占据着为数最多的南沙岛礁，菲律宾则是因其态度蛮横且不断带头对中国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国的撑腰而忘乎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策一方面既要现实可行与量力而行，要等待时机，加快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以备后用;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开展行动，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极地“搁置争议”。当务之急应坚持南海争端的“双边属性”，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并对有关国家的无理取闹及强权行径采取更为有力的坚决措施，决不手软，同时调整对南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政策。
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例如泰国、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缓解中越两国在南海岛礁上的矛盾，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再次，对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邻国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印度非法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近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则是巴基斯坦。
对于同样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国的南亚政策应保持“平衡”：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其安全形势恶化失控，防止南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与印度“独大”;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大力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三是对美国自“9·11”之后在南亚地区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急剧增加之势，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前景、美印军事合作等予以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 第四，对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俄罗斯与中亚五国，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即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中国的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包括为此开展的反分裂与反恐怖斗争;二是密切结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邻能源开发合作。中国的中亚政策将坚持“安全”与“经济”并举的“双轮驱动”，坚持双边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兼顾的“双管齐下”。
对美国自“9·11”之后在中亚地区军事及政治存在显著增加之势，中国既应保持足够的警觉，也可与美国就反恐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
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
面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我们需要严密关注与持续跟踪，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对周边乱局既要分门别类，又要统筹应对，积极促进周边总体和平稳定与发展，切实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应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整合处理周边事务的体制机制、形成合力，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 “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突变，防止其冲击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针对所谓“转型国家”的政局异动，防止其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在反恐、防扩散、抢险救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方面自主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六是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乱局。改进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策，既要反对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谓“问题国家”应以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
七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确保周边总体和平稳定，坚决捍卫中国沿边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大力强化中央统筹，充分发挥沿边与沿海省份的积极性。有效防范邻国乱局的“外溢效应”，有效遏制境外敌对势力趁机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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