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家的职责
[摘要]斯科特•斯洛维克是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主编《文学与环境的跨文化研究》杂志。笔者于2006年至2007年在内华达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与斯洛维克有过密切接触,这也成为翻译他的《走出去思考》的直接契机。这部美国生态批评专著风格鲜明,作者将环境主义观点蕴涵在其雄辩过人、感情充沛的文字里,且不时闪动着针砭时弊的愤激和行动主义者的雷厉风行。此番译书的过程,也是与斯洛维克不断书信往来、交换意见的过程。本篇访谈是笔者在整理与斯洛维克往来电子邮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起来的,力图将著书与译书的视域融合起来,权作中美生态批评的一次有益对话。
[关键词]生态批评;环境;叙事学术;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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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韦清琦(1972—),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生态批评研究及翻译教学。(江苏南京21009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比较文学对生态批评的阐发研究”阶段性成果(05CZW004)。
[收稿日期]2010-05-19
Eco-critics' Responsibility: an Interview with Scott Slovic on His Going Away to Think
■WEI Qing-qi
Key words: eco-criticism; environment; narrative scholarship; interdiscipline
韦清琦(以下简称“韦”):让我们从书名开始吧,斯科特。首先,请允许我带着些译者的得意说,翻译可以使我拥有甚至作者也不曾有过的视角来理解文字。“走出去思考”(Going away to Think)曾被我译作“走开去思考”,后在你的朋友、厦门大学王诺教授的建议下改成了“走出去思考”,因为“走出去”显得比“走开去”走得更远。在汉语的思维习惯中,“出去”往往有跨出熟悉的地域(家、家乡、祖国等)而走向“外面的世界”的意味,不仅有着地理边界的突破,更蕴涵着眼界的打开。因此,虽然“出去”通常对应着英语的out,可我还是让它与你的away相配。这还使我想起了你无数次的海外旅行,以及我自己于2006年至2007年对你所在的生态批评重镇内华达大学(里诺)的愉快访问。在汉语中与“出去”有密切关系的词汇还包括“跨界”(cross),而跨学科研究正是生态批评的特色之一。事实上,我总结了你的著作有好几个层面上的“跨出去”:走出文本——批评对象的跨越;走出文体——批评体裁的跨越;走出学科——批评理论的跨越;当然还有走出书房——批评家职责的跨越。以下我将围绕这几个跨越求教于你。
首先,我觉得生态批评所研究的文本有个不断向文学以外拓展的过程,这或许在当今文化研究的语境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你从1992年出版的专著《探寻美国自然写作中的觉醒意识》(Seeking Awareness in American Nature Writing)到新近出版的、批评美国核处理决策的《尤卡山》(Yucca Moun-tain)也走相似的学术路径。就本书而言,把杰夫斯(Rbbinson Jeffers)的诗、巴斯(Rick Bass)的自然写作与全球变暖问题相提并论,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对此我想从你的回应中得到求证。诚然,从文学到文化,从学术到政治,生态批评家有着近乎天然的行动主义使命,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一个层面说。我们先行讨论一下,研究对象的扩大是否说明生态批评阐释力的强大和应用前景的乐观?我们俩都参加了2008年11月在武汉举行的“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一种印象,出席会议的很多学者其实并非专事生态批评,但这个理论工具似乎可以非常便利地应用于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你也在书中说,“(生态批评)这个术语既指以任何学术路径所进行的对自然写作的研究,也反过来指在任何文学文本中对其生态学含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进行的考察,这些文本甚至可以是(貌似)对非人类的自然界毫无提及的作品”(斯科特•斯洛维克,2010:28-29)。这似乎把环境主义视角在文学研究中“必然化”了,无疑将生态批评的包容性扩展到了极致,但肯定也会引来质疑。譬如一首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诗或一场复仇剧,究竟与我们的地球有何联系?我记得你说这可是你与学生、作家或其他群体玩的一个室内游戏啊!
斯科特•斯洛维克(以下简称“斯”):非常感谢!清琦,你提出了这么多充满意味与思辨的想法和问题。面对你如此密集的思绪,我简直不知从何谈起,而你的这些思考全部发自对我那看似简单的书名——“走出去思考”的翻译。实际上,如我那篇同书名的文章所解释的,“走出去思考”是受了加里•保罗•纳班(Gary Paul Nabhan)2002年的著作《回家去吃饭》(Coming Home to Eat)的启发,后者探讨和赞美了享用当地美食的价值,反对参与对卡路里的全球化生产和运输,那是一种极其奢侈、昂贵且存在很大生态问题的生活方式。在我那篇论文《走出去思考》乃至整个文集里有许多文章谈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旅行(有本地的、区域的,有时也是国际的),我指出从熟悉的地方走开是生态批评家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令人振奋、丰富人的体验,还常常可以增进看问题的角度,正如对于任何一个人,暂且离开熟悉的环境和熟稔的观点也不无裨益一样。“宇宙总是比我们看到的更为广大”,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瓦尔登湖》(Walden)末篇的开端写道。这个想法让我击节叫好,使我强烈地感到一种谦卑(提醒我自己对所住的星球知之甚少,更勿奢谈整个宇宙),也迫切地感到一种去见识更多、学习更多、设法扩展自我的愿望。我想整个写书计划的核心——也是几篇收录于此的文章的中心观点——是我个人对旅行的热爱,对认识新地方、会见新人、学习我先前经验之外的东西的热忱。
我在书中很早就承认,在我们这个对气候变化有强烈意识的时代里,旅行出于多种原因是一种存在不少疑问的活动。大多数像我这样关注全球变暖及我们自身“碳足迹”含义的人,同时也会因为了维系我们的生活方式而燃烧大量化石燃料的做法而感到不安,无论这意味着吃进口食物,还是开私家车上下班,还是经常赴远方度假、研究或是开会。我十分清楚那些与参与全球化经济有关的问题,包括我自己这种奔走四方的生活方式。可是,可是——我也相信,我的旅行是我学术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我也尽力使自己的旅行“物有所值”。我到新地方去会见新朋友,鼓励他们(无论其为学生、教师或学者)去思考自己的工作的环境意义。或许我是在自欺欺人,不过我希望,作为一个生态批评家,我自身的工作,以及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同行们的工作,能够在今日或将来某时产生深远的影响力,以帮助公司和政府首脑、教育界同仁以及普通公众对我们的消费习惯的意义具有一种环境敏感性。我希望这本书能有助于为工业化的人类社会的破坏性找到解决的办法。
还是回到你开头的评论上,即把“going away”译成“走出去”(going out),我很明白你的解释的内在逻辑。我特别欣赏“出去”和“跨”在意义上的相似性,我也同意你的说法,即“跨越”对理解生态批评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生态批评是这样一个学术领域,它探索学术领域之间、物种之间、国家与地区及文化之间、不同语言之间的疆界(或者不如说探讨对疆界的跨越)。事实上,一些人将生态学视作对关系(relationships)的研究(换言之,对原本臆断为孤立现象之间的疆界的交互作用乃至消除的研究)——所以,生态批评是通过检视文学及其他艺术媒介而展开的对关系的研究(包括人际关系和人与非人世界的关系),这样的论说是有根据的。我很喜欢你的提法,即生态批评具有某种卓有成效的越界(transgressive)性质——该领域的学者投身于多重跨越之中。我感到的确如此,我认为其他许多生态批评学者也会认同的。另外,当某些形式的文学研究——如新批评、文体学或是解构——关注文本性(textuality)或曰语言的精致结构时,我得说生态批评更加着眼于语境(contextual)。生态批评更关注语言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经验的更广阔的语境——心理语境、社会语境以及地球或环境语境。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批评延展了其他语境性研究模式(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等)以人类为关注中心的方法,它考虑的大概是人所能经验到的最大的语境了,即广袤的自然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批评推动我们跨越人类偏狭封闭的疆界,去思考我们与狭隘的人类现实之外的世界的联系。
我还得说,我很喜欢你对我书名的中文译法,还因为它依稀地、大概也是在无意间呼应了作家及登山爱好者约翰•缪尔(John Muir)的名言“走出去其实就是走进去”。他曾用此语描述他的感觉,即每当他“外出”,走向他所热爱的加利福尼亚群山时,他实际上是“回家”(或者“进”了他所感到亲切的区域,他所归属的地方)。由于我长期以来一直钟情于环境文学的心理学维度,即意识的现象和人类经验的情感维度,我有时用缪尔的话来揭示:走出去,到自然中,其实便是一种探索我们生活的内在心理的机会,而不仅是去看看人以外的自然的模样。所以我从你的中译中听出了这样一种暗示:通过“走出去并到自然之中”,我们或许有机会对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生活在这星球上的意义作一番深思。
至于你最后的提问,我来谈一谈生态批评是否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甚或任何艺术品,而不仅仅文学文本)的解读都有用。我并非是说所有的文学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学者都应该视自己为“生态批评家”。我当然明白,除生态批评外,还有许多有力而饶有意味的、对艺术的社会学解读方式。然而,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而且由于艺术(及其相关研究)的宗旨是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在各种语境(包括自然环境)之中的生活的意义,因而考虑将生态批评的思维方式与其他学术路径相结合的可能性并非毫无见地,这样有助于读者全方位地欣赏到艺术文本所展示的意蕴。
实际上我确实相信,生态批评的主张可以应用于任何文本,甚至在那些自然界没有明显提及或强调的文本里。在我授课或给不熟悉生态批评的学者做讲座时,我会请他们试着找出一部不适合用生态批评来分析的文学作品。比如几年前在科伦坡的马来亚大学,我面向一群学者和学生,请他们举出一个可以违逆生态批评诠释方法的文本。有个学生拿出了英国诗歌课本,指出了一首威尔弗莱德•欧文(Wilfred Owen)写于1917年关于“一战”的作品《为国捐躯》(“Dulce et Decorum Est”)。诗的标题在诗的末尾再次出现,这是对一句拉丁语名言的引用,意即“为国家而死是甜蜜而正义的”。诗本身展现的是惨烈的阵亡士兵的场面。你肯定不需要我在这个访谈中对该诗作完整的解读,但我可以简要谈一下我作为一个生态批评家对该诗的反应,即我认为这首诗提请我们注意生与死的生物学现象,它促使我追问为什么人类要打仗——不仅有政治原因,在战争及其他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背后还有生物学因素。我想到了好几本书,例如杰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崩溃》(Collapse),该书揭示了人类如何争夺土地和自然资源,当人口增加时资源的压力如何加剧。再回到欧文的诗,它描述了兵士的那些可怕而痛苦的死亡,但并未解释他们为了什么要力战而亡。而我则要问,这种苦难的起因是什么?我认为欧文的标题实际上是讽刺性的,他似乎在批评那种仅仅觉得为国牺牲是死得其所便不假思索地奔赴沙场的行为,诗中士兵的战死似乎是没有意义的。这又引我追问整个爱国主义这一理念。我不知道,我们是应该只效忠于某一部分人类?还是更应该忠诚(效忠)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星球?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如此倚赖于自然所赋予我们的一切。加里•施耐德(Gary Snyder)写过一首奇妙而风趣的诗《为了所有》(“For All”),诗人在其中便暗示我们真正的忠诚应该献给整个自然界而非某一面国旗。因此欧文的这首诗虽非关于“自然”本身,却提出了关于(作为生物学现象的)生与死、关于(社会和心理学现象的)效忠(忠诚)等本质性问题。
韦:这是一个很生动、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效忠”的含义可以扩展到人以外的自然界,我想还有很多这样的词汇等待我们去挖掘环境性的深意。另外,也谢谢你对我书名翻译的认可,斯科特,我也希望书名的翻译能合乎你的用意。另外对你所说的语境性,我还想在中国的语境中作些补充说明。文本性批评和语境性批评大致可以对应中国学界常说的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的确,生态批评延展了外部批评,将关注点突破到了人以外的世界里。我曾将这种延展称为“批评的惯性”或“批评的推论”。我在自己的文章里也曾论述过,在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文论的努力下,原本处于边缘的女性、同性恋者和有色人种,加上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阶级批评所关怀的工人阶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再现。那么,还有什么人等待赎救呢?或者说,还有什么生命体在等待赎救?于是批评家把目光投向了非人的世界——自然。生态批评不仅是在严峻的环境恶化的压力下应运而生的,也是批评循序渐进的产物。
现在我们再来看你对批评文体的“跨出”。老实说,《走出去思考》作为批评专著在中国出版后读者的反应如何,我还真要捏把汗。我丝毫不担心你的观点,想必绝大多数人都会接受,我甚至认为任何想了解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现行状况的人都会对本书有浓厚的兴趣。作为引进中国的第一本美国生态批评专著,中国读者势必将本书作为一个窗口。然而,它在学术圈会遭遇不少困惑:批评家会问,这是评论还是作品本身?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会问,自己学位论文这么写能通过答辩么?连一丝不苟的图书管理员恐怕也要为它在分类书架上找一个归宿而苦恼了。最后一句当然是我开的玩笑。不过你所说的“叙事学术”(narrative scholarship)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美国生态批评早期研究的文本大多为梭罗、阿比等人的非虚构性自然散文,而现在生态批评本身也进入了这片写作区域,如本书的第16章“时间之外”,我是否可以将其归为自然写作呢?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批评介入写作,在模糊了两种文体的边界时,是否会淡化批评本身的独立性呢?
其实正如你在注解中所说,叙事作为一种手段运用于批评中,早已为其他许多学者尝试。此外就我所知,生态女性主义者凯伦•沃伦(Karren War-ren)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也加入了对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叙述。对这样的手法,我本人持非常接受的态度。让我们一起为发行量祈祷吧!
作为第一个(中国)读者的译者,我还能客串一下辩护律师。通过对该“供词”的仔细阅读,我欣然发现:首先,批评家的叙事并没有篡夺文论本来的理论框架或觊觎所跟踪的文本的位置,而是并列地再造了一个平行结构,这在同书名的文章《走出去思考》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其次,两种结构的“平行”并不妨碍其“重叠”,也就是说,这种夹叙夹议结合得十分自然,如《哦,可爱的石板》便是如此,在时间和空间的过渡上令人信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叙事学术可以将情感和理性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具有了双倍的审美说服力,我想,感人至深的“做最坏的打算”一章体现得尤为突出;而且在这里,论的部分为叙事提供了离间的效果,而叙事为论营造了人情的氛围,这也类似于你在提及比尔•麦克吉本(Bill McKibben)和戈尔(Al Gore)时所说的望远镜的伸缩效应。我还记得一段有意思的话:
“前来-走开”的节奏魅力诱使我既写个人化的随笔,又作正规的分析性“学术书写”,有时我把两者糅合在所谓的“叙事学术”中。也许这样的节奏与“走出去思考”接着返回家园以新眼光看老事物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斯科特•斯洛维克,2010:13)
在这里,文体的需要似乎也合乎内容的需要,形式的跨越应和着思想的跨越。我还是把话筒还给你吧。
斯:假如你费了很大劲为中国读者译出了一部新的美国文学研究著作,而中国读者却发现此书与他们所熟知的形式完全类似,那么这对他们有何裨益?同样地,如果我读一本英译的中文著作,我也会希望能邂逅出人意料的不同形式,甚至是令我感到不安的。我希望读你所翻译的《走出去思考》的读者能受到启示,重新思考他们对学术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的评判,我也希望你的翻译能成功地捕捉我在书写那些主题时所感受到的激情。即便我已对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作了多年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并非只是一副脱离了肉体的大脑,一个从不离开办公室或大学图书馆的思考者。相反,我把大量时间花在斗室之外的世界里,体验着自然的和社会的现实,与人交谈,观察植物、动物、岩石和天气。我把自己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当做磨砺我对世界的理解力的手段,而不是由此从世上退隐。有时候只是将自身沉浸在一部艺术作品的内在风格上也很重要——我懂得当理解了这些风格是如何彼此契合时,心绪会是怎样的激昂。而在其他时候,把书合上,让自己深深地融入这个世界之中,也同样有价值。这便是本文集里我那篇文章《时间之外》的主旨之一,特别是我在其中描述了我奔跑于俄勒冈麦肯锡河畔那美丽的林间小道上的体会。不过一般而言,我作为一个生态批评家的生活,是不断地在语言与世界间、文本与语境间来回奔走。我感到那种看似具有实验性、甚或离经叛道的、所谓“叙事学术”的写作方式,实则为一种合乎逻辑的策略,用以探索文本体验与世界体验、世间万事之间的联系。
如我在论文《追寻语言的坚实基础》中所试图指出的,我们这些生态批评领域里的人倾向于认为,对我们而言以世界作为我们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不仅存在于学术讨论的语境中,还置身于更宏阔的政治世界以及关于人类如何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公共讨论之中,唯其如此,我们的工作才能获得意义和重要性。诚然,生态批评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的确代表了学术界内部的一种特定的思考路线。不过假如这部书仅仅是职业性的实践,假如它没能确立与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联系,那么我认为,耕耘在这块领域里的人们会感到自己的学术生涯已穷途末路,其重要意义不复存在。我在本书的第一章引用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话:“名副其实的批评来自于比批评职业要求更深沉的义务。”对关乎社会正义的问题——包括女性主义、社会阶级及种族身份——感兴趣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笃信,他们对文学及其他形式的艺术的研究应该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活动。事实上,诸如《亲密的批评术:自传性文学批评》(The Intimate Critique: Autobiographical Literary Criticism,1993)这样的书已经表明,在女性主义和多文化文学研究领域里,叙事性写作与文学批评是多么密切相关。当我在1994年前后首次使用“叙事学术”一语来描述我在生态批评写作上的尝试时,我是希望以叙事或者“故事”为手段,将我的批评或理论评述置于生活经验领域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了其他许多不同类型的“叙事学术”的范例,这些例子深切感人,能够激励读者,并强化了我的感觉,即各个领域里的学者不仅要依头脑写作,还要发自肺腑,这是既合乎情理又十分重要的一点。对于将个人化故事叙述与学术性分析的结合感到好奇(或是困惑)的读者,我还想推荐人类学家鲁思•比哈尔(Ruth Behar)写于1997年的作品《容易受伤的观察者:令你心碎的人类学》(The Vulnerable Observer: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
你颇有见地地挑出了《做最坏的打算》和《哦,可爱的石板》作为本书叙事学术的特别有代表性的例证。实际上读者可以把前面的《生态批评》、《追寻语言的坚实基础》与后面关于环境价值及杰夫斯等较长的文章结合在一起读,因为前者简要交待了我为何试图在其他关于非个人话题的文章里融入个人化的故事。事实上我很不情愿使用“非个人”(impersonal)这样的字眼,因为我切实感受到,几乎所有的学术主题——甚至在像天文学或海洋学这样的领域里——都可以与我们的个人关怀及动机、我们作为人所具有的希望及恐惧相联系。我不知道能有什么学科真的与我们出于对该学科的迷恋而对它的喜好没有丝毫关系。想一想彻•瑞摩(Chet Raymo)和卡尔•萨甘(Carl Sagan)对于外太空的深度文学冥想,想一想卡尔•萨芬纳(Carl Safina)关于海洋的那些感人作品。即便是那广袤的现象世界,尽管其绝对存在于人以外的尺度里,也能够在人类的想象天地中迸发出强烈的情感纽结,从而为那些触动人心灵的学术评论提供灵感。我相信,在探讨人与这颗星球的关系的文学研究中,假如忽略了个人动机,忽略了促使作为个体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内驱力,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有缺陷的,就是空洞的。当我阅读他人的学术著作时,我想了解他们是谁,他们为何著述。在写作《走出去思考》里的这些篇章时,我也试图说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是什么驱使我写书的。我希望这对读者能有所启示,也希望他们能同我们其他人一道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
我还想说的是,文学艺术家和文学学者应该相互支持,应该有直接的互动——应该进行对话。作为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ASLE”)的创始会长,以及作为生态批评领域内的核心期刊的资深编辑,我的宗旨一向是要使作家和学者走到一起来,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杂志里。因此,“ASLE-美国”举办的会议除有文学批评家及其他学者发言外,总还包括了作家的慷慨陈词。同样,当我于1995年开始编辑ISLE时,我立即着手开始采用创作性稿件,和学术论文一起登载。
韦:我于2008年在ISLE发表了关于中国散文家苇岸的论文,这期杂志同时刊出了苇岸的一篇散文,这种创作与评论的相互映照,我想正是归功于你的这种理念。
斯:是这样的。而对于我来说,与让艺术家和学者齐聚一堂类似的做法,便是在单篇文章里将说故事和评析编制在一起,正如本书中《做最坏的打算》和《哦,可爱的石板》等文章提到的做法。我发现我具备了用学术性和文学性模式表达观点的双重冲动,我也希望自己已经间或能够有效地将两者融合起来。不过这一过程并不简单,而我也并非总是那么胸有成竹。我仍在探索试验这一写作风格,一直希望能做得越来越纯熟。实际上,目前我的写书计划之一《将可持续性文学珍藏在心底》(taking to heart the literature of sustainability)便是这一风格的另一次尝试。我试着在这部书稿中解释:对环境文学(尤其是与“可持续性生活”有关的文学)的阅读如何启迪我去重新思考我自己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我希望这本书中叙事学术的例证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不过说实在的,对于这种写作,我仍在学习。
韦:嗯。的确是这样。假如这个访谈果真是面对面进行的,那么我能想像我会在此时沉默良久,仔细咀嚼你的热情而有力的表白。假如学术作品也和小说一样给人以阅读的欲望,那么会有多少灵感、才情、良知被唤醒而涌动出来!就像你提到的《容易受伤的观察者:令你心碎的人类学》,甚至从没有接触过比哈尔的人(如我)也会顿生出一种阅读的渴望。那是一种想去认识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或一个主张的渴望。我现在更加相信,富含生命的“叙事学术”会在中国学界带来怎样的新气象,也更加期待你的新作早日问世。
与跨出文体相比,走出学科——批评理论的跨越似乎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大概没有多少种批评流派比生态批评更重视跨学科了。不过大家都在提倡跨学科的时候,我认为这里边还是有亚层次上的不同。总体而言,打破人文学科内部的疆界以及在人文学科与硬科学之间架设桥梁,大概是两个重要的方向。你在书中多次提及的查尔斯•威尔金森(Charles Wilkinson)是前者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把语言革命作为实现环境政策革命的关键之一。“如果人们使用的语言变化了,”他写道,“法律文书中的语言也将改变。”而对于文理之间的跨越,你提到的哈丁(Garrett Hardin)的批评也是个很有意思的反面例子。哈丁对作为阐述环境思想的一种手段的文学语言存有疑虑,他竟然宣称,“对理性最严重的危险如今来自那些潜伏在散文后面挥动诗歌修辞武器的人。对此生态科普作家和环境鼓吹者难辞其咎”。我十分赞同你随后所进行的宽厚的反驳,即我们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感受,有很多是不应该、或许是无法完全用理性措辞来表达的。我还留意到你同时对作家所提出的要求,我也视之为是对环境作家乃至批评家的温和批评:“任何一部环境文学作品都应以最即时、最准确的科学资料为依据。”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作家和科学家应该交谈沟通,而要促成富含情感意义的话语与以经验为基础的思想的结合,最好的途径便是鼓励正在发展的、跨学科的交流,避免单个孤立的学科可能具有的过于简单化和走极端的倾向。我还想告诉你的是,类似于哈丁对环境作家提出的严厉批评,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几年前,乐钢在《读书》上刊登文章,题为“环境主义的盛世危言与末日诅咒”,指责环境作家徐刚缺乏叙事意识的自省:“忧患意识本是一笔宝贵遗产,切不可拉来当虎皮以冒充上帝。”虽然这样的批评过于苛刻,但的确也值得自然写作和生态批评警醒。如果自然写作/生态批评或多或少是诗性、文学批评与科学性杂糅的话,那么怎样在“跨越”的同时让具有相对文学化的话语统一在令人信服的生态概念框架中,便显得尤为重要。环境批评家有必要接受硬科学培训,这也是格兰•拉夫(Glen Love)特别强调的。
斯:你的一席话信息量很大,而且也牵涉一系列问题。我能想到好些个很起劲地批评人文学科的学者——特别是生态批评家——的人,他们认为后者对科学了解不够,将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作为解决环境困境的一种自足的解毒剂,却忽视了从环境科学到环境法乃至经济学等其他许多学科的重要性。我的意图绝非是说什么单凭生态批评本身就够了。我相信,生态批评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对于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环境困境是极其重要的,但这主要是因为该领域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的态度和价值观,我们关切某地方、物种和生活方式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我们有时表现得自相矛盾甚至是要自取灭亡。
生态批评家威廉•霍华斯(William Howarth)曾写到过用扎实的科学生态学来引导生态批评,丹纳•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在其2004年猛烈攻击生态批评的书《生态学真相》(The Truth of Ecology)里也持这样的看法。格兰•拉夫实际上是生态批评的强力支持者,他对生态批评家的警告也是相当温和的:他们应该学习自然科学,为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做得更加出色。我在“‘9.11’之际和之后的生态批评”一章里花了少许笔墨谈菲利普斯及其对生态批评非常苛刻的拒斥,指出正是他本人没有能够领会“生态学真相”。我很赞同生态批评家尽可能多学一点相关的环境科学知识,这是个很好的主张,而且我想若是环境科学家也能关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的著述是很有益的,不过我不能肯定我们是否都必须掌握环境学科的所有知识领域才能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我实际上相信在很多情况下,最有裨益的做法是培育代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和教师之间的协作。例如,我曾与加拿大人类学家泰拉•萨特菲尔德(Terre Satterfield)合作,于2004年出版了《自然价值几何?环境价值的叙事性表达》(What’s Nature Worth?Narrative Expressions ofEn-vironmental Values)。我认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和一位社会科学家一起探讨叙事语言与环境价值的关系是十分有益的。另外,我还与自然科学家合作讲授“科学、写作与环境价值”、“关于可持续性的文学”等课程——前者是与环境化学家和湖泊学家(研究淡水生态学的专家)合作,后者则是与一位大气化学家合作。与来自其他学科的同仁在一起,进行团队式的教学,这是令我这样一个大学教授最激动的体验之一——一个在日常里向同侪求教的同时也与他们分享我自己专长的机会。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体验使我懂得,我们不必总是对每个学科都孜孜以求,有时只消通力合作便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韦:我很赞同生态批评这种开放性的学科姿态。我大致是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读博士学位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研究的,而这个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的新兴范式——超学科比较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和支撑。
我们的讨论最终还是要着落在批评家的职责上。我把本次访谈的题目定为“生态批评家的职责”,而我一直没有点出来的是《走出去思考》的副标题实则为“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正如你在后文中坦陈的,走出去思考是一种馈赠,伴随着馈赠而来的是不可回避的责任。
我给生态批评家下个开玩笑的定义:离书房最远的批评家。生态批评家走出了书房,走出了国门,甚至走出了时间。这似乎是在给你画肖像。不过我当然也明白,丛生于内华达沙漠里的鼠尾草可以见证你走出去总还要归来,你每次出游的归宿必然还是内华达的群山以及英语系的办公室,你走出时间了最终还是要戴起手表。生态批评家总是在书房和社会之间奔走,在文明与自然之间劳作,做一个这样的信使,一个行者,这是否便是生态批评家的职责呢?我还特别喜欢你说的一句话:“大凡作家——我发现尤其是所谓的环境主义作家——便是作为我们自身神经末梢的延伸而发挥着功用。”作家看来是人类这个物种之中最敏感、对外界变化最先知晓的那部分人,这无疑给予了作家很高的评价,但另一方面也对作家提出了要求,表明了作家肩负的艰巨责任与义务,因为一旦作家麻木不仁了,整个人类机体必然要受到伤害。另外,我认为你的这句话也使得生态批评找到了与其他作家和批评家的共识。生态批评家、环境作家与其他同仁一样是人类的良心,是各种文明病的触知者。他们是最先因感受到痛苦而觉悟的,也是首先采取行动以医治遭到伤害的身体的。由此看来,将自身禁闭在书房里有违作家、批评家生而应有的责任与义务,而行动主义才体现出其必然的旨归。其实“职责”或许还不够全面,因为就你而言,你显然是乐此不疲的,换句话说,不仅是职责,也是乐趣,正如你一再重申的,“生活是有滋味的”,一个生态批评家就在这“品味”(savor)与“守卫”(save)中寻找着自己的定位,这似乎就是本书的一个主旨吧。而行动主义在生态批评的建设性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这也是我的同行、清华大学的学者宋丽丽准备请教你的。
斯:在生活中你是否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某些特定的景象、声音、气味以及某些口味的食物感到非常熟悉,以至你不再关注其他的事物。出于人的天性,我们总是很快就习惯于几乎任何一种境遇。这大概是一种进化策略,一种有助于我们这个物种生存的特性。如我在“在数据的世界里寻求一种环境敏感性话语”这章里所讨论的,我们很容易像罗伯特•立夫顿(Robert Lifton)所说的那样变得“精神麻木”,这有助于我们这个物种在极端困苦的体验(如战争)中生存下来。然而,当我们不再瞩目经验的细微之处时,我们的那种麻木倾向便日常化了。许多作家在书写过程中致力于唤起对自然界及经验的其他维度的强烈意识。梭罗曾在其日志中写道,他的目标便是养成“一种关注的习惯”。我相信自称作生态批评家的学者的职责,便也是要培养对世界的关注。我还想说的是,生态批评领域里的很多人——尽管并不一定都是生态批评家——将此项工作看成是为社会改革、社会转型出力的途径。对我们不少人而言,这赋予了我们的工作格外重要的意义——我们做这份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取得职业上的成就,更是为了对社会有所贡献。
不过我还得重申,并非所有生态批评家都直接参与环境行动主义。我在《走出去思考》中试图说明的是,作为生态批评家,我本人的生活的确包括了某些形式的行动主义,我甚至认为自己的教学也是一种提升环境意识的演练。这并不是说我企图让所有的学生都同意我的观点,并非这样。但我希望,通过在课堂上对某些问题的提出,通过让学生阅读我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些文本,我能帮助他们在学习重要的文学传统的同时,还可以激发他们成为更有思想、更有参与意识的公民。这是一种社会行动主义,以教学来行动。我还主张,通过撰写对某些类型的文学的评论,哪怕只是书评,也能成为行动主义学者,而不仅是一个只想获得个人成就的学者。另外,这样的理念也值得提倡,即:运用学者的专长在公共集会上演讲,花很多心思给公司领导人写信,努力将自己的才智直接用在重要问题上以造福于社会。这便是我在“比真的还要好”一章里所想表达的思想。我不认为所有的生态批评家都该像我这样,但我确实觉得,“生态批评的责任”意味着这个领域(以及其他在社会学上相关的学科)里的人必须自觉地思考:如何在作为公民和作为学者的生活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这不是一种我们达成之后便一劳永逸的平衡,而是得不断地重估自己的生活、为了生活得有责任感而付出的努力。这是一种挑战,但也是个充满乐趣的过程。
我还想简要地评述一下书中的那个说法,即作家作为我们“神经末梢”的延伸发挥着功用。我是在几年前产生这一想法的。当时我正在澳大利亚参加一个妙不可言的、称为“沃特马克”(Watermark)的作家笔会。来自阿拉斯加的自然作家理查德•尼尔逊(Richard Nelson)在会上读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当他身处阿拉斯加极为蛮荒的原野上时,他的爱犬是如何帮助他的。那儿有许多棕熊出没,当他外出猎鹿时完全有可能无意惊动这些庞然大物,而那是极其危险的。他的猎狗则能凭借自己敏锐的嗅觉,在尼尔逊发觉棕熊之前很早就发出警告。这使我想到,环境作家在做着的事情,即是表达出普通人在未受到作家启迪之前不大可能会感受到的那种知觉。而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批评家的作用便是将作家(以及其他艺术家)所具有的这种特别感知力加以增强并阐明。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之中那些既做生态批评、又从事自然文学创作的人,也可以像尼尔逊的爱犬那样恪尽职守:以自己的灵敏体察世界的状况,再报告给我们的读者。
韦:这无疑是个很精彩的比喻,我想中国读者会很理解也会很喜欢的,它很直观地阐明了我们正在做什么,为谁而做。在这里,作为回应,我也想向包括你在内的美国生态批评家介绍中国生态文艺学的开创者鲁枢元先生的一个理念,他把文学-批评的社会功用称为“恢弘的弱效应”。我希望自己译出了他的意思,这其中以矛盾修饰法组成的核心结构正是鲁枢元最看重的。根据他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里的解说,文学的“弱”体现在这样两层意思上:第一,相对有特别“功利”倾向的、宏大叙事式的“主流”文学而言,更加纯粹的诗性创作往往是被挤兑到社会洪流的边缘的,因而由于其“消极”和抗争的“无力”而显得“弱”。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文学阅读,后者是最质朴、低损耗的,因而文学的物质载体及其经济消费是贫弱的。然而鲁枢元指出,文学的投入看似微弱,其产出却是宏大的,它以自己精神的纯粹性缓慢而执拗地潜入到人心之中,“引领我们进入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库藏,把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人的心灵沟通起来”。纯文学在空间上柔和地散布,在时间上近乎永恒地绵延,其恢弘的本性也正是人性的光辉的体现。
诚然,“恢弘的弱效应”与你的“神经末梢的延伸”的比喻意义不尽相同。有趣的是,这也多少体现了二位学术训练背景的不同。显然你从生物学和自然写作那里发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而鲁先生则有深厚的中国古代哲学修养,道家所说的柔能克刚,弱能胜强,被他用在了生态批评理论中。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二位关注的都是那种文学及批评都得严肃对待并且承担起来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对常常是麻木而骄横的主流文化的反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愿意将这两个提法放在一起进行对话和映照。
我们最后再来谈一个跨越——跨文化吧。我们此时的讨论有个重要的背景,即我们都在2008年10月出席了清华大学在北京主办的“超越梭罗:对自然的文学反应国际研讨会”,仅相隔一个月,我们又都参加了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个会的盛况在中国可说是空前的。我还十分欣喜地得知你正在学习汉语,并且很高兴受你委托,要和王诺教授共同为你起个中文名字。我想,促成这些不仅是我们个人之间的深厚友谊,甚或也不止于对文学生态学研究的共同志趣,最主要的背景还是归功于一种跨文化对话的绿色学术氛围。我之所以称之为“绿色”,是因为这样的学术交流鼓励文化多样性,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具有生态的建设性。目前中国学术界倡导的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与美国的生态批评应该说是同气连枝的,而各自仰赖的生态思想资源,也原本就是人类共有的精神土壤。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比较过你和比尔•麦克吉本草拟的《墨西哥城宣言》(“Mexico City Declaration”, 2000年1月21日)与中国生态批评家发起的《苏州倡议书》(2002年6月24日)。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城宣言》之所以未能在当时的会议上获得通过,是因为“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墨西哥)的社会科学家感到社会与环境正义应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而科学家和一些美国作家则认为越来越迫近的生态灾难比重大社会问题更为紧要”。这样看来,不同文化、不同发达程度国家间的生态对话也并非易事。另一方面,我还是能够找到两份文件的三点共识,即:不约而同的危机意识,对“全球化”的齐声诘问,携手高举艺术与人文的旗帜。在我看来,求同存异还是最紧要的,因为生态批评学者作为一个群体,在学术界还未步入主流。其实你那篇《时间之外》是很富有隐喻意义的,你摈弃手表而自行建立没有时间——更准确地说是没有机械时间——的空间,就如同辟出了一块时间包围下的飞地。我们的学科,这个“合伙项目”,岂非也是如此。将这块飞地不断扩展,直至成为全球学者的家园,或许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你是否也觉得在这个领域内,国际的尤其是东西之间的学术对话既是必要的、又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呢?当我们各自走出去思考,当我们走到一起的时候,还能怎样做才能够为我们共同的星球做得更多?
斯:清琦,我在中国与很多朋友相处时,感受到了强烈的亲近感,特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贵国这个领域内的学生、教授及独立作家所表现出的活力和思考深度。我确实相信我们都投身在了你所谓的“合伙项目”里。我们为提高公众对环境理念与问题的意识而并肩工作。老实说,恐怕我们永远也解决不了所谓的环境危机。由于全球人口的规模,由于我们的消费方式,也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种种负面产物,我们从此以后将很有可能一直面对环境问题。然而在我看来,对于我们这个物种最有希望的事情之一便是找出办法来思考:我们如何、为何会有这样的行为?甚至当我们明知自己的行为有害于这颗星球和我们自己的未来时我们为什么仍然一意孤行?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正是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及其行为的意义的途径。我感到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度里,我可以向学者、作家及活动家学到很多,我希望通过学习普通话能提高自己向中国人求教并领略中国文化的能力。同样,我也认识到中国人对于我在北美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经历也有很多问题,我希望如果我的普通话够用,或许能更方便地与中国人交流思想。
我对你所指出的我和比尔•麦克吉本于2000年草拟的《墨西哥城宣言》与2002年《苏州倡议书》之间的深刻相似性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的确显示出我们两国的生态批评家和作家有着很多相同的思考。我无时无刻不感到我们正面对着多么严重的环境情势。事实上,就在今天我还参加了一位美国环境运动的领袖人物作的演讲,他说到了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以及我们(全世界的人)在今后10年内找到大幅降低大气中碳含量的途径的急迫性。而正如我刚才也谈到的,我坚定地相信艺术与人文学科在未来的环境问题讨论中所处的重要乃至核心的地位,这些讨论不仅是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律师所关注的。我们需要了解人类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如此思考,如此交往,而这正是艺术与人文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尽管我认为我们应该对全球化提出严正的质疑,但我也相信我们须不懈地寻求合适的途径,在全球范围内保持与朋友和同行之间的联系。对于全球化,我最痛惜的是它所引发的对自然资源的极度浪费和盲目均质化所带来的危险,即潜在的人类文化的全球同一趋势。不过生活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里,我感到庆幸的一点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日益便利了。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保留全球化的好处,同时减少其负面作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生态批评著作,再像这样用英语做访谈,然后将其译成汉语,这一过程也是全球化现象的一个实例。不过,对于我而言,如果我只是阐述自己的主张,却不通过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交流从而学习到新的东西,那么这一定是一种残缺。这些地方不仅指中国及东亚各国,还包括印度、拉美、欧洲和非洲。每次我与各地学者交流时,我都尽力拿出自己的学识,同时也求教于其他人与其他文化。你在最后的提问中,用优美的语言描述了当我们走出去思考时,我们便获得了跨越文化、跨越语言、跨越广袤的地域而走到一起来的机会——这种走到一起来的机会或许就是我们奔走四方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无论那是实地的旅行还是互联网上的聚会。
非常感谢你深刻的评论和问题!我很高兴能在这个访谈以及整个译书计划中与你合作。
[参考文献]
(美)斯科特•斯洛维克.2010.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M].韦清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韦清琦
最近，一则“国信证券身陷行贿受贿漩涡，潜规则考验司法尺度”的报道，引发市场各方对资本市场潜规则和券商内控的关注。据报道，锡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雷毅因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批准执行逮捕，行贿行为涉及包括国信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杨健等在内的四家公司人员。由锡业股份董事长牵连出的多家公司中，国信证券无疑最受市场关注。不过，在检方没有进一步公布行贿细节前，很难判定杨健的行贿是个人行为还是与国信证券有关联。此案最终结论还需司法程序判定，但引发的一个思考是，当公司下属员工存在不当行为时，公司高管并未参与且不知情或没有证据表明其知情时，是否要承担相关责任?
据知情人介绍，券商公司制度明令禁止行贿、不正当竞争等行为，行贿从头至尾由券商高管个人决策、筹资、交付(受贿者也更乐于接受个人行贿)，事成之后券商可以通过向高管支付高额薪酬(暗含行贿费用)方式兑现，事未成则券商也可以通过发放年终奖、项目补贴等合法方式弥补高管支出的费用。万一事发，券商声称对此毫不知情，这是高管个人犯罪行为，与公司无涉。涉案高管也往往自己把事情扛下了，单位自然不会亏待他的家人。
而之前光大证券“乌龙门”事件，证监会认定光大证券异常交易构成内幕交易、信息误导、违反证券公司内控管理规定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对光大证券异常交易事件中相关责任人员徐浩明、杨赤忠、沈诗光、杨剑波分别给予警告、罚款60万元并终身禁入证券期货市场处罚。对这个处罚也同样有观点认为，光大证券总裁被处罚有点“冤”，理由是该事件主要因为操作人员失误，公司总裁并未指使或参与其中，不应为此遭罚。
无论是国信证券“行贿门”或光大证券“乌龙门”事件，都暴露出公司内控的严重缺陷。以光大证券为例，在严格的内控机制下，交易员的自营业务交易额度都有严格限定。出现高达数十亿元的错误交易指令而未获风控系统拦截，只能说明其内控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从国内外法规要求来看，目前已基本都要求董事和高管对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负责。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明确指出：“董事会负责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经理层负责组织领导企业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可见，董事及高管有责任及义务去构建内部控制体系，保障公司经营的有效、合规及披露信息真实可靠。因此，如公司治理层可以以“不知情”作为免责理由，则会很容易逃脱处罚。董事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忠实义务、竞业禁止义务和一些特别义务;责任形式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人员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公司董事高管的这种责任和义务，譬如早些年的郑百文独立董事陆家豪一案非常典型。应该说，陆家豪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认为对公司违法行为，自己未参与、不知情，或者自己并非会计专业人士，不懂如何审查财务报表，因此无法保证财务报告真实性。在出现问题时，以此作为免责事由。陆家豪案最后被判败诉，维持原有处罚，引发了对董事及独立董事义务和责任问题的探讨，并且不少独立董事开始关注职务风险，辞去独董职务。
这让笔者想起美剧《诉讼双雄》中一个诉讼案。Morello资产管理公司的二把手Burt一手操纵了大量内幕交易，董事长Morello对此并不知情，最后东窗事发，Burt随之被董事长解雇并追究法律责任。在下达Burt解雇令后，董事长Morello对律师说：“我希望你知道我对整件事并不知情”。但律师对董事长讲了个故事：“我13岁的时候，我的弟弟被邻居家的孩子欺负，有一天，我去找那孩子的父亲对质，他告诉我他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问题在哪吗?知情是他的职责!”
从美国现实判例来看，不知情也不能成为免责事由。美国CUC在1997年与HFS合并成为Cendant(山登公司)后，随即发现原CUC存在财务舞弊，虚增收入、隐瞒成本，是当时美国最大的财务舞弊事件。随后多个前CUC高管认罪，而对于CUC原总裁Forbes的诉讼审判一直到2006年11月才完成。Forbes的辨词是他对舞弊事件一无所知，但最终陪审团认定其有罪。Forbes于2007年开始正式服刑12年，并被要求赔偿32亿美元。前HFS首席执行官Henry Silverman说过一句话;“CEOs are paid to know， CEOs are not paid not to know.” (总裁们受雇发薪，知情就是职责所在;总裁一无所知，就不该受雇。)。
虽然中国有句古话：“不知者不为罪”，但这句话已并不适用于现代公司董事高管们，从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要求来说，“在其位、谋其政”也许更恰当。“知情是你的职责”，这些应该是所有公司高层应该记住的一句话。
(作者系复旦大学会计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作者：马军生
医院的发展必然与服务理念相关，首先要转变观念，那就要医、药、护共同参与药学服务工作，才能不断提升药学服务质量水平，更新观念，转变工作重点以患者为中心，医院药剂科单纯的“抓药”工作显然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对医院药学工作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培养临床药师，
培养临床药师，发挥药师技术作用，促进合理用药，保护患者用药权益，是我国医药卫生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如何促进以服务病人为中心、以合理用药为目标的临床药学工作不断发展，关系到当前改革形势下医院药学的发展。现就临床药师工作的现状、工作职责与任务作一探讨。
1 临床药学工作的发展状况
我国的临床药学萌芽于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一些大型的综合医院在国家的支持下，依据各自的条件，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临床药学工作。90 年代前后，国家颁发了各种文件;2002 年卫生部等出台了《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对临床药师的任职资格及主要职责做出了具体规定，要求其参与临床药物治疗方案的设计，对重点患者实施治疗药物监测，指导合理用药，收集药物安全性与疗效信息，
协助建立药学信息系统，提供用药咨询服务等。目前临床药学工作仍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多项指标在大多数医院的日常诊疗中并未形成常规的服务项目。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临床药学工作发展比较缓慢，开展程度十分有限，基本上处于初级阶段。
2 临床药师工作开展现状
职责范围不清临床药师工作处于医药结合点上、并体现医与药交融的特色。《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了临床药师的主要工作，应围绕临床用药进行;但目前很多医院的临床药师大多在做血药浓度监测、接受临床标本、管理仪器等工作，并不下临床。据一项对国内“几十所医院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现状调查”报告指出;临床药学核心内容“药师下临床参加会诊与查房”一项，只有少数的医院在开展，且其中一半是药师的“偶然兼职行为”;治疗药物监测(TDM) 、药物不良反应(ADR) 监察、药物利用与评价研究等工作未超过50 %;多项临床药学服务指标在一、二级医院中仍旧是个空白。另一项以258 所医院为研究对象、历时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相当一部分医院的临床药学工作仍局限于实验室或信息资料收集，专职的药师下临床参与药物治疗工作的比例不多，属于起步阶段。药师自身的不足药师的知识、能力结构不尽合理临床药学是医药结合、探讨药物临床应用规律，实施合理用药的一门药学分支学科。它主要通過药师进入临床，用药学专业知识，协助医师提出个体化给药方案，并监测患者的整个用药过程，从而提高药物的治疗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药物的临床疗效。因此要求药师不仅具有丰富的药学知识，还要有一定的临床医疗知识。目前基层医院药师的素质普遍偏低，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屈指可数，即使是高学历的人才，所学专业知识老化、陈旧，医学知识缺乏;且与医护人员难以近距离的沟通与交流，无法适应临床药学的需求。正是这种知识、能力结构的不合理和欠缺，使药师开展临床药学工作举步为艰。临床经验不足 临床药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需要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如果药师的药学知识没有临床医学知识作支撑，就不能完成从被动提供药品到主动开展药学服务的职能转变，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临床药师。医师长期在临床工作，接触病人，熟悉病人的心理病理;药师与临床一线的医师相比，临床经验欠缺很多。外界条件的欠缺临床药师的工作尚未得到医患的认可多年来，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药师的工作主要局限于药剂科内部，且医院的利益来源与临床药师关系不大，因而医院领导对此支持有限。医师对临床药师的工作认识也相对模糊，态度比较审慎，虽然对临床药学服务亦有需求，但是对可能受到的挑战却较为担心;同时，对临床药师的服务能力表现出一定的怀疑。患者对临床药师的工作更是知之甚少，只相医生的诊断和用药，而对没有处方权的临床药师却抱有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临床药师工作的开展需要很大的投入;长期坚守临床，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这就需要政策的支持。而当前临床药学工作并未真正得到医院管理者的认可和重视，更没有制度予以保证和规范，药师在临床的行为没有具体的要求和保护，这些是临床药师开展工作的很大障碍。临床药师亟待提高综合素质，临床药师不但要广泛地接受和掌握最新知识，更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发挥个人的药学专业优势，向临床适时推荐优良的药物和具体的给药方案。目前我国的临床药学侧重于培养实验型人才，与临床药理十分接近，药师在实验室较临床更容易出成绩。而如果选择临床用药方面的工作，临床药师的压力将会很大，不仅需要知晓医学基础知识和药学知识，还要在较短时间内掌握药品的药理作用、特点、配伍、不良反应等。
纠正不合理用药存在一定难度，临床药师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纠正临床不合理用药，然而这个问题目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通常一个病人联合用药3 种以上，药物的不良反应比较明显，且相互作用复杂，所以应当尽量减少联合用药。但这与临床的现状不相符合。一方面由于我国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医疗纠纷日益增多，医师首先考虑“自我保护”，故常用药过度。另一方面，制药企业拥有一支医药代表队伍，以利益诱导，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临床用药，这也是目前不合理用药的一个重要原因。药学教育模式陈旧，临床药师要参与个体化给药方案的设计，对患者药物治疗的合理性提出评价和建议，就需要具有丰富的疾病判断经验和临床用药知识。然而，我国药学教育的课程设置长期偏重于药物化学知识的灌输，强调学生实验室技能的培养;对一些与临床相关的病理生理知识、药物使用知识、疾病基本判断与护理知识、药物治疗结果预测、分析和评估能力、药物不良反应处理能力等，无一不缺乏，成为药师临床药学服务先天不足的重要因素。
3 临床药师的任务和目标
3.1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的重要性
深入临床，指导合理用药这是临床药学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临床药师深入临床第一线，参与查房、会诊、抢救、病案讨论等，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帮助选择药物，指导合理用药。合理用药要求患者接受适于他们临床需要的治疗药物，符合其个体化的剂量和给药时段，并且获得药物消费最低的成本。
3.2 开展治疗药物监测(TDM)
TDM是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的重要手段，临床药师利用现代的分析测试手段，对一些重点药物和重点病人进行血药浓度监测，并根据测定结果，运用药代动力学理论，调整用药剂量或用药间隔，设计个体化给药方案，予以合理用药。
3.3 开展药物不良反应(ADR)
监测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和报告工作，是医疗工作者的一项常规工作，一旦发现药物不良反应，临床药师应按规定及时收集和填报药物不良反应报表，并及时上报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这项工作对提高药物治疗水平，防止药害事件，减少病人痛苦，缩短住院时日、节省医疗卫生资源和经费均有重要意义。
3.4 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
临床药师根据药学经济学原理，充分利用经济信息网络的各种数据，开展用药计划、用药方案、用药风险及效益等评估工作，如采用费用分析、最小费用分析、费用2效益分析，以获得最佳疗效，求得最低的流通费用，此项工作的开展对节约卫生资源、减轻病人经济负担具有重要的意义。
3.5 推广药物利用研究
药物利用研究涉及药物在社会流通中的市场分布、处方及使用情况，强调其产生的医药的、社会的、经济的效果，其结果可预测医师的用药结果、用药水平、揭示药物的应用模式及社会对药品的需求量等。
3.6 提供药物信息服务与咨询
临床药师应经常收集有关药物治疗方面的资料，以便针对临床治疗工作中的问题提供药物信息。同时把医院临床药学实践中产生的新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再反馈于临床实践中。
总之，尽管临床药师工作目前面临着诸多困难，但其职责范围、任务、发展方向是明确的，只要广大药师不畏艰难，不断充实自己的业务知识和技能，相信临床药学工作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誉。同时，医院开展有临床药师参与查房制度，对患者合理用药，指导用药起重要作用，也是医院服务转变的突破。
作者：岑小英
“唠叨鬼”吴旭东
班前预想会的时候总会总结前一天出现的安全隐患问题; 总会预想今天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
总要提醒队友们注意带好防护用具，要注意民工的生产作业安全。
这就是我们新余中修队的安全员吴旭东同志，一个被职工们玩笑为“唠叨鬼”的家伙，一个骨廋如柴但心思细腻的男人。
三江至张巷区间站改施工的日子里是我与吴旭东相处最长的日子，还记得有一次我上班临行前忘了带防护口哨，吴旭东同志发现了我的问题就当场提出了我的不足，并自己去取了一个口哨给我。虽然当时我心里不爽，但事后，想到他说民工的生命安全就掌握在我的手中的时候，我心中感到十分的感激，从那以后，我在上班前都要仔细的检查我的防护用品。他的细心影响了周围的很多人。至目前这止，新余中修队没有出现过一次违章作业事故，他的重大作用为队伍的安全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旭东同志不但用安全教育我们职工，还把安全带入农民工的心中。每次室外作业的时候，他都要在开工前向农民工们宣传安全作业知识，碰到没有穿防护服的人他都会用平和和关怀的语气来说明穿带防护用具的重要性，这样即没有伤害到农民工的自尊心，也使安全知道深入人心。
夏季的时候，有些同志不按规定穿拖鞋上班，虽然是在室内作业，但也严重违反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吴旭东发现马上制止了这种行为。现在，这一违章现象再没有发生过。
吴旭东总是说：“出外施工要‘预防为主，安全第一’，只有这样才能让家里的老婆孩子放心”。他从点滴的事情做起，把安全意识注入每个人的心中。
铁道线，钢筋铁骨，纵横万里，它承载着旅客的一路欢声笑语，承担着国家交通运输的重任。
铁路信号，就象是这钢筋铁骨的神经，时刻传递着火车安全运行的各种控制指令，它是火车运行的指挥，也是线路安全的警示。为了使铁路信号系统正常有序的工作，铁路信号工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信号工就像是铁道线上一名名医生和医护人员，时刻为铁路的神经系统把着脉，不让它出现任何“病痛”，即使有，也要迅速处理和抢救。
那么作为信号工有哪些境界呢?下面就来细说信号工的六大境界：
境外之境
对于刚入路时的信号工作者，信号工是做什么的?信号设备由哪些设备组成?自己的职业规划是怎样的?此时，“信号”对于刚入路信号工来说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因此称“境外之境”。面对境外之境要怎样一步一步入境呢?首先要学习入门基础课，《铁路信号基础》是一门不错的课程，认识各种信号设备的组成、各种继电器的工作条件，其次是信号三大件的原理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联锁。
初境
初境就是在学习了铁路信号的基础之上，深入了解现场，利用好每一次现场作业的机会，提升对理论知识的巩固和复习，增强自身实际操作能力，能图物对照，对号入座，将书本上的知识完完全全融会贯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会进入信号工的“初境”。
韵境
经过差不多半年的信号工之旅，从实习生变成了正式职工，此时的信号工可以稍微深入了解信号工作的目的、信号设备的原理，比如道岔、信号机、轨道电路的电路图，他们之间是怎样紧密联系，怎样关联转换的，笔者认为这时最好的帮手就是信号机械室的电路图，参照电路图与实物相结合，能找到图纸内部之间相应的联系，那么此时的信号工已经进入“韵境”，慢慢就能摸到信号设备的经脉了
明境
所谓明境就是能慢慢明白信号设备的窍门，从韵境里面的混乱意识到了意识觉醒的状态。成为一名独立的信号工之后要做的就是能独立处理信号设备的常见故障，能及时维修好设备发生的问题，以及在处理故障时胆大心细，忙而不乱的心态，做到“心如明镜”。
修境
一段时间过后，信号工做着反复的工作，对于在“韵境”学到的东西很快就会还给老师，如不过继续修炼自己，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那么就会回到最初的“初境”，真正遇到问题就会一脸茫然。此时最好的方法是经常翻看典型事故案例以及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或者有条件的话去培训基地操练，学习，巩固，创新，最终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处理方法，此时就会达到“修境”。
度境
很多人会认为“度者”就是将自己掌握的东西传于他人，其实不然，笔者认为“度者”就是在传之于人的时候不要忘记铁路最根本的东西—6502.。经常翻看6502这本书，会让学者以及被传授者对铁路信号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1. 指挥信号工必须经专门安全技术培训，考试合格持证上岗。严禁酒后作业。 2. 指挥信号工应健康，两眼视力均不得低于1.0，无色盲、听力障碍、高血压、心脏病、颧痈病、眩晕、突发性昏厥及其他影响起重吊装作业的疾病与生理缺陷。
3. 作业前必须检查作业环境、吊索具、防护用品。吊装区域无闲散人员，障碍已排除。吊索具无缺陷，捆绑正确牢固，被吊物与其他物件无连接。确认安全后方可作业。 4. 轮式或履带式塔式起重机作业时必须确定吊装区域，并设警戒标志，必要时派人监护。
5. 大雨、大雪、大雾及风力6级以上(含6级)等恶劣天气、必须停止露天起重吊装作业。严禁在带电的高压线下或一侧作业。 6. 指挥信号工必须熟知下列知识和操作能力：
(1) 应掌握所指挥的塔式起重机的技术性能和起重工作性能，能定期配合司机进行检查。能熟练的运用手势、旗语、哨声和通讯设备。
(2) 能看懂一般的建筑结构施工图，能按现场平面布置图和工艺要求指挥起吊、就位构件、材料和设备等。
(3) 掌握常用材料的重量和吊运就位方法及构件重心位置，并能计算非标准构件和材料的重量。
(4) 正确地使用吊具、索具，编插各种规格的钢丝绳。 (5) 有防止构件装卸、运输、堆放过程中变形的知识。
(6) 掌握塔式起重机最大起重量和各种高度、幅度时的起重量，熟知吊装、起重有关知识。
(7) 具备指挥单机、双机或多机作业的指挥能力。 (8) 严格执行“十不吊”的原则。即：被吊物重量超过机械性能允许范围;信号不清;吊物下方有人;吊物上站人;埋在地下物;斜拉斜牵物;散物捆绑不牢;立式构件、大模板等吊索具不符合要求;零碎物无容器;吊装物重量不明等。
7. 起吊重物时，不得提升悬挂不稳的重物，严禁在提升的物体上附加重物，起吊零散物料或异形构件时必须用钢丝绳捆绑牢固，应先将重物吊离地面约50 cm停住，确定制动、物料绑扎和吊索具，确认无误后方可指挥起升。移动式塔式起重机各部位在运转中1m以内不得有障碍物。
8. 使用塔式起重机作业时，必须正确选择吊点的位置，合理穿挂索具，试吊。除指挥及挂钩人员外，严禁其他人员进入吊装作业区。
9. 吊挂作业应遵守以下规定：
(1) 兜绳吊挂应保持吊点位置准确、兜绳不偏移、吊物平衡。 (2) 锁绳吊挂应便于摘绳操作。
(3) 卡具吊挂时应避免卡具在吊装中被碰撞。 (4) 扁担吊挂时，吊点应对称于吊物中心。
10. 新起重工具、吊具应按说明书检验，试吊后方可正式使用。
11. 长期不用的超重、吊挂机具，必须进行检验、试吊，确认安全后方可使用。 12. 作业时必须根据吊物的重量、体积、形状等选用合适的吊索具。
13. 使用卡环时，严禁卡环侧向受力，起吊前必须检查封闭销是否拧紧。不得使用有裂纹、变形的卡环。严禁用焊补方法修复卡环。 14.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钢丝绳不得继续使用：
(1) 在一个节距内的断丝数量超过总丝数的10%。 (2) 出现拧扭死结、死弯、压扁、股松明显、波浪形、钢丝外飞、绳芯挤出以及断股等现象。
(3) 钢丝绳直径减少7%~10%。
(4) 钢丝绳表面钢丝磨损或腐蚀程度，达表面钢丝直径的40%以上，或钢丝绳被腐蚀后，表面麻痕清晰可见，整根钢丝绳明显变硬。
××建筑公司×××项目经理部
××年×月×日
1)肺癌和肝癌
五年不发烧的，小心肝癌和肺癌，这种人好象身体很好，不发烧，其实是免疫力太差了，身体机能下降了，对致病的因素没反应了。
夜里1点到三点老是醒，小心肝癌，3点到五点老醒的小心肺癌，这一般会发生在查出来的2到3年前!
女性血虚燥热的，例假时老是手心热，被误诊为肺火大的，老吃泻肺火的药，泻过了易得乳癌。
2)乳癌
俩乳房明显不一样大的易得(所以最早时国家招女公务员时有规定，这种乳房不一样大的不要，后来网上报纸上说是歧视女性，因为国家不能明说，被迫取消了。)
来例假是爱生气的或有难过情蓄的，不得这病，也会得卵巢囊肿或子宫肌瘤。
3)大肠癌
长期大便干燥的，大便带血了，每天大便次数增多了，有时会拉出粘膜状的人。
这时千万要让大便变稀，可用饮食与中药来做，因大便老是干的，在肠子里不好下来磨擦力太大，一旦刺激到肿瘤，会使肿溜生长增快! 4)等等，不再说了
凡是胆固醇高的，身上脸上长粉刺的，绝对不长癌!(不是让大家吃胆固醇高的东西啊)
凡是两年不长粉刺的，(吃大量辣椒都不长的)，平时老到点不饿的，脚藓突然不痒的，皮肤老是觉的热而体温不高的，皮肤变紧但却没弹性的，每天下午低热的，赤脉贯瞳的，脸变的发青的或黑的都要小心了。最好早查，查不出来也要好好养着，因为肿瘤小时查不出来。当然不一定都是癌，小心养着就好了，反正身体是自个的!
每个人体内都有癌胞，只要你免疫功能强就没事，所以溺爱说：癌症是弹簧，你弱它就强!
得了癌的，发现的早最好别手术(这一段谁爱听就听，不听拉倒)，手术再成功也白搭，因为癌细胞会随血液和淋巴转移，因为得癌的人不用问，免疫力肯定差，动了手术再伤元气!会更差，癌细胞转移后，还会卷土重来。到时你更拿它没办法!化疗放疗是好坏细胞一起干掉，所以很多人是化疗化死的，放疗放死的。还不提它会让病人没食欲，没胃口，这样一来病人吃不上营养就供不上，哪来的足够的白细胞?这也是化疗前医生让你查白细胞的原因。所以，手术，化疗，放疗也叫对癌患者的必杀三招!
得癌的别吃辣的，别吃活血的东西，别喝酒，要避房事，要有乐关的心态!别用免疫疗法，用了看着也胖了，脸面也好了，死得更快，而应增强胃气才对! 消除癌的小血管才是正道!而这需要的是你自身身体的机能来做!
(忘了一点,前列腺癌的是脚冷,感觉从骨头里冒寒气.握握手就知道是不是误诊,不是握脚,坏笑) 再加一条,老人满头白发无故又变黑的. 身上长白斑的是有肿瘤，癌的人喜冷
另外足太阳膀胧经上的两组穴位：一对是反映全身恶性肿瘤信息的穴位，为“新大郄穴”，该穴位于大腿后侧承扶穴与委中穴连线中点，外开 5 分下 5 分(同身寸)处;另一对反映全身良性肿瘤信息的穴位命名为“新内郄穴”，位于承扶穴与委中穴连线中点，内开 5 分，下 5 分(同身寸)处。拇指按在穴位上有压痛者即为身体某处癌变，如果该穴有结节，提示肿瘤已经形成。各位老师在诊断其他病的同时不妨查一下这个穴位，以便发现早期癌症。
为了进一步说明一些穴位的相对特异性和便于临床诊断，下面仅就新大郗、足临泣、脾俞、温留、阳陵泉等穴位作一些距体说明：新大郗穴出现压痛时，只能说明患者有癌症，但还不能做出定位诊断，只有配穴才能做出定位诊断。
如新大郗穴配石管下腧，诊断石道癌，配肺俞诊断肺癌，配肝俞诊断肝癌，配中脘、承满诊断胃癌，配胰俞、地机诊断为胰腺癌，配生殖点诊断前列腺癌，配次髎、带脉诊断子宫癌，配天俞、大肠俞诊断为直肠癌。 足临泣穴出现压痛只能说明患者有结石症，配胆囊点诊断胆石症，配子宫穴诊断肾盂结石，配盲俞诊断输尿管结石，配大巨穴诊断膀胱结石。
温留穴出现压痛只能说明消化道有穿孔，配肝俞石管下俞诊断石道静脉曲张出血，配中脘、左承满，右溃疡点诊断溃疡穿孔，配中脘右溃疡点，右梁门诊断十二指肠求部溃疡穿孔，配天俞、大肠俞诊断肠穿孔。
脾俞出现压痛或凹陷时，说明患者肌胀力低下，可能患有内脏下垂方面的疾病，配肝明穴诊断肝下垂，配太溪诊断肾下垂，配下垂点诊断胃下垂，配子宫穴、次髎、带脉诊断子宫脱垂。
阳陵泉穴出现压痛时，只能说明患者消化道出血，但不能定位，配中脘、左承满诊断胃出血，配中脘、右梁门、右溃疡点诊断十二指肠溃疡出血，配阳陵泉穴诊断肠出血，配天俞、大肠俞诊断直肠出血。阴阳陵泉穴位比较明感，一般在“两个加号”以上者才能诊断。
有些穴位压痛反应剧有双重形如透风穴出现压痛时，“一个加号”是头晕，“三个加号”以上诊断为美尼尔氏综合症。地机穴出现压痛在“两个加号”以下为四肢乏力，“三个加号”以上为急性胰腺炎。肝炎穴出现压痛在“两个加号”以内，说明目前肝功能基本正常。
女性易忽视的癌症信号：消瘦 疼痛 异常出血
导读：与男性相比，女性对身体更敏感，出现可疑症状时更愿意去医院检查。近日美国“网络医学博士”网站登载的文章中，费城福克斯切斯癌症中心临床遗传学科主任、肿瘤学家玛丽·达利提醒女性，生活中尤其要注意以下症状，它们可能是癌症的早期信号。
女性癌症的早期信号
原因不明的消瘦。没有节食或加大运动量，如果体重1个月内减轻超过4.5公斤，就该看医生。甲亢是女性常见病，会使体重下降，但要留意消瘦也可能是癌症所致。
腹胀。女性腹胀很常见，许多人不以为然，但它有可能是卵巢癌的症状。此外还有下腹或骨盆疼痛、吃点东西就饱及尿频、尿急等问题。如果腹胀每天发生，持续几个星期不缓解，就该去医院检查。
乳房变化。如果乳房发红，同时皮肤增厚，可能暗示着一种罕见却发展迅速的乳腺癌——炎性乳腺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肿瘤学家汉娜·林登指出，如果乳房上的皮疹几个星期不消退，就得及时就医。如果乳头出现内陷、溢液，也得去检查。
非经期出血或其他异常出血。如果月经原本非常规律，出现了非经期出血，一定要去检查。绝经后阴道出血更需要重视，因为可能是子宫内膜癌的症状。
疼痛。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常会抱怨身体这疼那疼，有的很具体，有的则难以形容。那些持续时间较长且难以名状的疼痛更需要警惕。
消化不良。许多怀过孕的女性还记得当她们体重增加时，经常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所以容易忽视此问题。持续的消化不良可能是食道、咽喉或胃癌的征兆，因此不能掉以轻心。除了上述症状，皮肤变化，吞咽困难，大小便、痰中带血，口腔白斑，淋巴结肿大，发烧，极度乏力，持续咳嗽等，也都可能是癌症的早期症状，如果持续时间长达几周，就应该去看医生。
对付癌症这个人类“杀手”，早发现早治疗最关键。最近，医疗网站“健康医疗指南”介绍了癌症的8种可疑迹象，帮助我们尽早找到癌症的蛛丝马迹。
胃灼热。慢性胃灼痛、轻度恶心感，可能是胃癌的早期表现。如果服用抗酸剂后，这些症状仍然没有得到缓解，而且饭量比平时减小，饭后有腹胀感，建议及时就医，因为这说明你可能患有胃食管反流，而胃食管反流会加大咽喉癌的癌前病变风险。
气促。呼吸急促可能是肺癌的表现。如果咳嗽了好几周都没好，不管是干咳还是咳中带痰，都有可能是肺癌的早期迹象，建议及时就医，拍X光片、做CT等检查。
流感样症状。原因不明的发烧可能暗示着癌症。大多数癌症都会在某个阶段出现发烧，通常是在癌细胞从原位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时。淋巴癌的早期症状与流感尤其相似，如持续发烧、疼痛等。
嘶哑。如果你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已消失或过敏季节已过，但仍然声音嘶哑超过2周，尤其是症状继续恶化，建议做个检查。声音嘶哑或喉炎可能是喉癌、肺癌甚至甲状腺癌的外在表现。在很多情况下，声音嘶哑还可能是食管癌的唯一症状。
胳膊痛。如果手臂和胳膊内部的痛感，随着时间增长变得越来越严重，很可能是因淋巴结肿大压迫神经导致的，而这是肺癌的症状之一。这种痛感不像肌肉酸痛，而是固定在某个位置，与神经痛或关节炎疼痛类似。
腹胀。相比于男性，腹胀是女性较为常见的生理现象，但如果除去月经期前后，每月仍定期发作，尤其是没怎么吃东西，依然腹胀难受的话，建议及时去医院做B超等检查。因为腹胀是卵巢癌的常见症状之一。
排尿困难。男性小便困难，无论是尿不出，还是尿量少，常常想当然地以为是前列腺肿大而不当回事。但实际上，排尿困难也可能是前列腺癌的常见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可通过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等测试来确诊。
疲劳。虚弱、乏力是多种类型癌症的症状，尤其是白血病。医生提醒，如果在睡眠充足、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仍然一直感觉疲惫不堪，建议尽早做个全身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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