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论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知行合一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在王阳明的心学主张中，良知是一切的本源与目的，由于良知具有本体、至高和自由三个特点，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良知学说是王阳明的学术起点、核心与主线。

第一篇：知行合一论文

知行合一 以知促行

罗伯特.C.默顿（RobeIt Carhat MeIton）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他建立了期权定价理论，从而开启了对期权定价模型进一步研究的大门。他提出了著名的“Merton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风险资产及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领域，并为当今蓬勃发展的金融工程学奠定了基础。默顿在资产组合领域的研究成果，为现代金融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指明了金融学术界的研究方向。他的研究为他赢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本人也被誉为“期权之父”。除此之外，他还是第一位年度金融工程师奖的获得者，1999年的美国数学金融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美国金融协会前任主席和国家科学院院士。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Robert C.Merton讲座教授职务。

罗伯特·默顿的职业生涯展示了科学研究是如何改变现实世界的。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与同事迈伦·斯科尔斯（ MyronScholes）和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完成的计算期权及其他金融衍生品价值的工作，立即对银行、交易员、投资者和其他金融从业者产生了实际用处。在此之前，因为无人了解如何定价成本及风险，许多有用的金融产品都无法得到应用。现在，莫顿的研究已成为价值万亿美元的产业的基础。

默顿教授不仅在金融领域学术造诣极高，而且是金融学术界学以致用的典范。他曾任著名投资银行JP摩根的高级顾问、摩根大通的董事总经理。1994年共同发起创建了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LTCM）。它与量子基金、老虎基金、欧米伽基金一起被称为国际四大“对冲基金”。

近期，默顿教授应邀来北京大学访问，并做了专场讲座。默顿教授此次演讲的主题是“SeLFIES-适用于全球的用以改善养老金表现及降低政府融资成本的证券创新”. SeLFIES（ Standard-of-Living indexed，Forward-starting，Income-only Securities） 指的是“生活水平指数化的、远期启动的、纯收入性的证券”。讲座结束后，《中国经济报告》对默顿教授进行了专访。他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寻找解决方案的工程师。默顿说，他不想向中国或其他国家提出具体建议，但他确实想谈谈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希望人们了解金融创新的好处。默顿的学术生涯

中国经济报告：你最初是学习工程学的，为什么后来转而学习经济学了呢？

罗伯特·默顿：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工程学，并获得了工程数学学位。在读大学期间，我就一直参与股票市场的交易，之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院读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我想说，早在我学习任何经济学课程之前很久，就已经参与了金融市场的活动。

为了加快学业进度，在去加州理工学院之前，我学习过巨量的数学知识，所以我能够在第一年完成应用数学的博士课程。之后我开始考虑我的论文。我经常想，“我自己一直在做什么？尽管我没有学习经济学课程，但我总是参与交易和经济活动。”当我越来越多地考虑这个问题时，我认为这就是我感兴趣的东西。当然这并没有改变什么，因为我已经在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让我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首先，当时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海勒（ Walter Heller）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即宏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如何摆脱极端萧条和大通胀来解决重大问题。他认为，从那时起，剩下的只是政策“微调”问题。我认为这真是太神奇了。如果我能进入这个领域，我就可以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影响和造福数百万人，那非常棒。

然后，我就去了一家加州理工学院的书店，在没有任何经济学背景的前提下，买了一本关于经济数学的書，当然这本书的质量并不太好。我想，我或许可以在这个领域做点什么。这两件事使我做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决定，即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并进军经济学领域。

中国经济报告：那你为什么选择去了当时经济学并不是特别受重视的麻省理工学院（ MIT）深造？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为什么会录取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经济学正统教育的人呢？

罗伯特·默顿：我是事后知道的。当时，有一个名叫哈罗德·弗里曼（ HaroldFreeman）的人，他是经济学系的统计学教授。那时经济学系只不过是麻省理工学院这个工程学院的附属品。哈罗德是招生委员会成员，是他说服委员会冒险录取我这个没有经济学背景的人。在我申请的学校里面，只有MIT给了我录取通知书。所以，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

在注册的第一天，我很懊悔。我去找研究生院的老师，表示自己想要学习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史。那个人碰巧是哈罗德·弗里曼。哈罗德看着我说：“如果你上这些课程，你会觉得很无聊，你会在学期结束时离开这里。去上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数学课程吧。”我说，“教授，但那是二年级的课程，而且我没有经济学基础。”但弗里曼坚持说，“去吧。”作为一个听老师话的学生，我就按照哈罗德的建议注册了这门课程。

中国经济报告：毕业后你留在了麻省理工学院。为什么呢？据我所知，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基本上都去了其他学校或者其他地方。

罗伯特·默顿：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时成果丰硕。我的毕业论文有五章，其中三章是在整篇论文撰写完之前发表的。第四章是在我毕业后一年内出版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有个绝对规则：毕业生必须离开，自己不能雇用自己培养的学生。所以，毕业时我甚至根本没考虑过留在麻省理工学院。而且我只想去有关高校的经济学系找工作，因为我对商学院一无所知，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商学院参加面试。

我收到了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工作邀请。当我考虑最终应该去哪里时，弗兰克·莫迪里亚尼（ Franco Modigliani）来找我。他对我的论文很感兴趣，他认为我的跨期终身消费理论与他的生命周期理论相辅相成。他知道我的工作，我上过他的课。他找到我说：“你想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找一份教金融学的工作吗？”我对他说，“莫迪里亚尼教授，我对商学院一无所知，而且我从未上过金融课程，让我成为一名教金融学的教师似乎有点挑战。”莫迪里亚尼说，“有你的论文，你绝对没有问题。”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当时我住在麻省理工学院停车场隔壁的大楼里，生活很平静。我在这里工作效率很高，因为我可以安心完成我的论文，然后直接去工作。我不必打断我的研究，不必搬家，不需要做任何多余的事情，所以我接受了这份工作。这当然也没有违反麻省理工不能招收自己毕业生的规则，因为斯隆管理学院和经济学系是不同的部门。

中国经济报告：你最著名的理论贡献包括最佳终身消费和投资组合选择的连续时间理论，以及期权定价公式。你为什么会对连续时间金融感兴趣？

罗伯特·默顿：我一直对动态、优化和不确定性感兴趣。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想把它们放在一起，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从未见过随机动态编程。我没有在学习数学后寻找问题来使用它，而是反过来思考——我遇到了问题，然后找到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数学。令人高兴的是，我接受过相当多的数学训练。我对数学有感觉，这意味着我可以自学新的数学知识，而不必回到课堂。我找到了随机动态编程，我想这很有效。这就是我做的第一篇关于不确定性下的动态优化的论文。

当我在研究随机过程时，我一直在寻找伊藤引理的脚注。我对它进行了探索，因为我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来描述价格、财富和消费的实际的样本路径本身，而不是预期。我真的很想了解路径本身的动态。我开始环顾四周，找到了Ito微积分。当时还有一个名为鲁斯兰·斯特拉诺维奇（ RuslanStratonovich）的俄罗斯人的随机微积分与Ito演算不同，他的微积分满足了我在大学里学到的规则。Ito的微积分则有一套不同的规则。对物理学家来说，这两个微积分都很好。但事实证明，对于我正在做的建模工作，Ito微积分是正确的选择，而斯特拉诺维奇微积分却不是。Ito允许我做的是写下这种随机过程的任何函数的动态，而不仅仅是期望。关于最佳消费和投资组合问题的第二篇论文比我第一篇论文的内容要广泛得多。

我父亲教过我做很多事情的优先顺序。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甚至考虑使用Ito演算来描述经济动态样本路径的人。在连续时间内建模对我来说很自然，因为我喜欢变异微积分。使用离散时间方法时，你总是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即行动之间的间隔是多少？我想，在任意时间间隔内可能没有任何一般定理。使用最短可行交易区间作为指定区间并通过连续交易对其建模的想法怎么样？显然，你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但我可以证明它是对现实的合理近似。我可以证明，即使你每天交易一次，它在数学意义上也非常接近连续。推动我进行持续时间金融研究的因素是智力挑战，因为它更接近于市场交易的现实。

期权定价模型甫一确定，我们就声名鹊起。斯科尔斯和我在将相关论文正式出版之前就把这一模型带到了华尔街。它从一个纯粹的想法变成了市场上人人皆用的工具，只用了两年时间。德州仪器特地为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人们打造了一款计算期权公式的手动计算器。因为他们当时没有电脑，也不允许使用电话。他们无法用心算计算定价模型。但没有我们的定价公式，他们无法进行交易。

斯科尔斯打电话给德州仪器要求获得版税。他们拒绝了，理由是期权定价公式是我们已经将其公开的公共知识。斯科尔斯接着又问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计算器。他们又拒绝了。经济增长源于科技应用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经济增长理论也很有研究。关于增长理论，现在的经济学观点众说纷纭，有人说经济增长源于科技进步，有人说经济增长源于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完美结合，有人说经济增长源于人口红利，等等。那么，在你看来，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应该在哪？

罗伯特·默顿：不能否认，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我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并不是来源于人口红利，它应该是來源于技术进步及其实践的增长。现在全世界都普遍重视科技的作用，科技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研究成果往往在实验室中被证明过就没有后话了，就只是停留在研究阶段，没有很好地传播到经济实践中。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科技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原生力量。

中国经济报告：你作为金融学大师，我还以为你会同意第二个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源于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完美结合。

罗伯特·默顿：在现代社会，想要促进经济增长，当然要依靠金融市场，中国现在就急需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有了良好的金融体系才能有更好的金融市场。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不只是从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那么简单。金融体系的最初目标就是要管理好实体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想办法将这些风险有效率地转移到真正能承担风险的个体上。比如说，衍生品市场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实体经济中的风险，它会把风险承担转移到其他个体上，而好的个体，是完全能承担风险的。金融市场运转得非常快，风险转移得也非常快，如果你想要运作良好的衍生品市场，就必须重视监管和法律法规的力量，没有它们就没有合约来保证衍生品的运作。而且，很多好的创新，需要这些基础条件的构建和支持。

当然，监管也不是越多、越重就越好。当所有风险一夜之间爆发之时，金融产品的创新是很必要的，这有助于应对和管控风险，并以更快的方式适应风险。金融中的创新点和风险点需要监管和法律法规，但太过专注于监管和法律法规就很难实现金融方面的创新。所以要平衡好监管、法规、创新和风险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报告：你前面提到了科技创新的力量很重要，现在的科技进步非常快，金融科学的进步也很神速，但为什么就是迟迟没有应用在实践中？

罗伯特·默顿：金融创新非常有价值，我们在全球取得了很大进步。一个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开展风险管理、资金筹集等活动，是一种将科学技术理念转化为增长的机制。这不是魔术。实施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是有人告诉你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是分开的，这绝对是假话。

从金融创新到产品应用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截至目前，最佳案例和实践还很不够，还应该进行实践和实验，不断地去创新和尝试。金融科技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同时，让新的金融服务得到了相应发展，但是这也给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金融科技使不透明程度进一步加深，在此情况下，信任就尤为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金融科技（ FinTech）在近些年受到了大家的追捧，金融科技想要成功，该如何去实践？

罗伯特·默顿：金融科技将提供金融咨询和服务的人为努力，替换成科学技术，这样可以提高时间效率并降低成本。当然这样替换的同时也增加了“不透明性”，进而将信任变成了一种更加重要和有价值的资产。金融科技的下一步应当重点培育“信任三角”，即客户一服务提供者，客户一监管者，监管者一客户。其中，金融科技的监管对于B2C来说的重要性将远大于对B2B的重要性。要鼓励提升透明性、避免利益冲突;要增强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提供给适用的客户。一个具有持续一贯性的投资理念、帮助客户理解他们目前承担风险的可能后果，都有利于建立信任。树立模型思维，接受不完美世界

中国经济报告：现在市场上有众多金融产品，你觉得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罗伯特·默顿：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是不一样的，很多金融产品并不意味着有很多本质上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就是制造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合约，消除不必要的风险，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和生产力。例如，银行业中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是，主要以存款形式存在的负债是短期的，但其贷款是利率固定的长期贷款。如果利率上升，银行可能会陷入困境。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引入了利率掉期工具。即银行将其固定资产与交易对手的浮动利率资产进行交换，这解决了自银行问世以来长期受困扰的重要问题。保险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允许人们为灾难性事件做好准备，而不必将巨额财富单独放置作为安全网。高储蓄率往往反映出一个糟糕的金融体系，而不是一种为未来储蓄的文化。如果有—个运作良好的金融系统，你不必亲自为你的房子被烧毁或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而提前储蓄。

中国经济报告：那区块链呢？很多人将区块链和比特币看作能颠覆世界现行规则的一大创新工具，认为区块链的應用前景非常广阔，也能解决你前面提到的信任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一创新呢？

罗伯特·默顿：并非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好的，我无法想象比特币能够成功的方式。你能把区块链种在自己的后花园，看到区块链的成长和成熟吗？显然不能。整个区块链的世界就是模型，而我们不能单纯相信科技。你的思考、计算机以及机器的运行都是一个模型。所有的模型都是不完整的，模型的好坏取决于你做出的假设和抽象。所以面对模型就需要判断，我称之为科学的艺术，物理学家、化学家以及生命科学家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人工智能并没有制造出爱的模型。

人们都说有了区块链就不需要信任，因为一切都是可记录的。我承认，区块链技术是增强信任的重要技术手段，在应用中潜力巨大。但如果不能理清信任关系，搭建出正确的模型，区块链就起不到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作用。区块链是一个程序，一个人写的程序而已，程序取决于所用的模型和数据。如果让我使用区块链，我得知道是谁写的程序，他的动机是什么，会不会是个陷阱。就像你问机器，我的膝盖坏了怎么办，机器可能会告诉你砍掉它吧，你不知道它用了什么数据来得出这个医疗建议的。不存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完全完美模型，所有模型都是对现实的模拟和接近。所以，使用区块链之前就要想想如果它失败了怎么办。金融系统失败了有政府负责解决问题，区块链出了问题该由谁负责解决呢？有人说，区块链不会失败。想想泰坦尼克号吧，当时没有人觉得这艘船会沉没，就没有在船上放置足够的救生衣。任何事物都是模型，都是对现实的一种不完全抽象，所以就存在失败可能发生的条件。

中国经济报告：你相信金融创新是能有效解决问题的。养老是现代社会的人们越来越关注的一大话题，你对此也深有研究。能否从金融创新的角度为中国的养老基金提点建议或者打开思路？

罗伯特·默顿：中国养老基金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来提高其预期回报。作为交换，国际机构投资者可以更多地获得中国市场的回报。我认为，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可以显著增加真实财富并降低各方风险。

比如，中国的养老基金会可以与诸如挪威或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签订合同。合同中规定，每年中国养老基金向这些机构投资者支付其在中国股市投资的总回报。机构投资者向中国养老基金支付全球指数基金收益。这样，没有实际的股票易手，资本管制也仍然能够存在。金融改革与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中国近年来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前景？

罗伯特·默顿：任何东西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金融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只要方向是对的，就是好的。总体来说，我对中国近年来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而且，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发展契机很好。有压力是好事情，有压力才会有创新。期权的出现就是因为人们希望规避风险，有了这种市场需求。大萧条之后，美国就是在压力之下出现了许多金融产品方面的创新，得益于这些金融产品，提升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效率。中国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创新契机，一定要抓住，而且重点是要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我还希望中国能够通过衍生品市场与全球建立联系，并能够将这个好的体系运转起来。如果真的能够建立一个这样的好体系，能够真正改善人们的生活，改变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那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进步。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经常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两条腿走路”。欧洲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这样是否会增加经济风险，比如系统性金融风险？

罗伯特·默顿：是的，欧洲国家把货币的腿都绑在一起，而财政的腿却自行其是，这当然会增加风险。因为任何欧洲国家都是在发行非本国债券，所以政府无法保证兑付债券。这个制度设计的缺陷大家是知道的。当初德国的加入增加了人们的信心，通过统一的货币政策，彼此也让大家有信心认为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主要是因为人们当时的信心比较充足。

中国经济报告：但即使是发行本国货币的债券，也不能保证不违约吧？

罗伯特·默顿：现在看来是这样子的，俄罗斯就发行了卢布债券，而且是投资级别的，在第一次付息前也违约了。这其中还有政府做假账、谎报财政收入、腐败等问题，导致了政府债券风险。但世界上没有无风险的事情。实际上，若要求把任何事情做到极致，做到严丝合缝，那就什么都干不了。比如，如果想要政府债券完全无风险，还得修改法律，这是很困难的。没有人能够绝对保证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什么风险都不需要承担。所以，我一直提醒人们用模型的思维去思考。在政府债券问题上如此，在科技发展上同样如此。有人觉得现在我们的技术发展快到了神的级别，技术会让市场变得绝对公平，没有腐败、完全信任，等等，而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40年，你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罗伯特·默顿：中国应当继续开放。当然，基础设施、道路和交通等都很重要，但不要忘记金融体系。它可能看起来无形，但它非常真实。一个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如果你要真正整合“一带一路”的经济，你就需要一个综合的金融体系。你不必拥有一种货币或一种金融系统。拥有一种货币通常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各国的金融系统应该合作。“一带一路”沿线没有良好金融系统的国家和地区将成为僵局和阻塞。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金融体系，就无法找到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从外部提供融资的想法不够好。中国不能以封闭的经济体系做“一带一路”。如果有资本管制，你就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导者，你的货币也不可能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接近美国整个人口规模。他们需要不同的金融服务，需要新的金融服务，期待发生改变。这就有机会让中国超越过去最好的实践，建立一个创新的金融体系。

作者：王艺璇

第二篇：知行合一 向“下”求索

1991年，在东京召开的地下空间国际学术会议曾断言：21世纪是地下空间的世纪。确实，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修建隧道即是重要形式之一。近年来，我国隧道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不仅建设规模、建设速度居世界首位，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敢闯敢为、孜孜奋斗的隧道工程专家。

中铁隧道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隧道院”)总经理贺维国及其团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在贺维国的带领下，团队夙兴夜寐，枕戈待旦，常年奋战在隧道与地下工程勘察设计、科研工作一线，以国家需求为号角，以原始创新为阶梯，负责或参与了我国数量占比70%以上的沉管法隧道建设，主编完成了我国首部沉管隧道国家设计规范，建立了完善的内河沉管隧道技术标准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沉管隧道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年间，团队先后完成了多项“超级工程”、数十项重点工程的勘察设计与科研工作，创造了多个国内乃至世界纪录，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神州大地筑起了一条条“地下潜龙”。

咬定青山 此心安處

贺维国，197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郊县。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西南交通大学到他所在的学校宣讲，介绍了该校引以为傲的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牵引供电、重载、桥梁隧道。自此，“隧道与地下工程”的种子开始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根。

1993年高考后，贺维国拖着行李，带着希望，如愿走进西南交通大学隧道与地下工程专业的大门。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大部分同学居然都是被调剂过来的”，只有他和少数同学是主动报考过来的。至今，他依然记得当时的学号：930171，专业序号第一。

既来之，则安之。很快，贺维国就被王梦恕、高渠清、史玉新等老一辈隧道专家、教授深厚的学术积累、严谨的学术作风、平易近人的处事风格深深折服，他一边在师长的带领下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一边暗暗许下年轻的誓言：将隧道和地下工程事业进行到底。

4年时间倏忽而过，毕业的日子临近了。作为第一批实行双选制的毕业生，贺维国本有机会选择离家更近的工作单位，然而为了心中的隧道梦，他毅然离开家乡，选择了千里之外的中铁隧道院。

中铁隧道院成立于1978年，自成立伊始，就以服务国家发展为使命。其先后完成了“4501”工程洛阳黄河水下铁路隧道、京广铁路大瑶山隧道、京九铁路军都山隧道等数十座长大隧道的勘察设计任务，以及北京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天安门西站，广州地铁1号线，南京地铁1号线等40多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设计任务。隧道院人员少而精，培养了全国勘察设计大师谢世华等一大批知名隧道专家，在业内具有良好的口碑与社会影响力。

初到隧道院，贺维国虚心求教，踏实工作，快速转变角色和思维方式，在前辈、专家的关心照顾下，得以快速成长。由于隧道院专业技术人员较少，“不管什么项目来了，都要顶上”。因此，贺维国有机会接触各类隧道项目和地下空间的勘探设计工作，不管是公路隧道、铁路隧道，还是地铁线路、地下空间，他均有涉猎，在学中做、在做中学，积累了丰富的隧道和地下工程勘探设计经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隧道工程的了解，也为今后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虽然远离家乡，虽然艰苦异常，但为了心中的隧道梦，贺维国将隧道院当成第二家乡，把一个个项目当成照亮前路的火炬，一步一个脚印地执着前行，初心不改。

迎难而上 方得始终

进入21世纪，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城市道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西部山区到东部沿海，隧道建设需求日趋旺盛，挑战也随之而来。“我国地貌地形特征复杂，在这里积累的经验，到那里却不一定适用。时时都有新问题，处处都有新挑战。”贺维国总结。可即便如此，他和团队却从未退缩，始终一往无前，以隧道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冲锋在前，吃苦在前，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工程壮举。

2003年，隧道院承揽了广州仑头隧道勘察设计任务。仑头隧道是我国国内建设的第5座沉管隧道，这是隧道院乃至整个中铁系统内首次承担沉管隧道勘察设计任务。“当时，我国对于沉管隧道没有任何技术规范、建设标准可以遵循，之前建成的4座沉管隧道，无论是设计理论还是施工技术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贺维国介绍，沉管隧道工程建设过程中困难重重，不少关键技术都未能完全掌握。

沉管隧道是一种将隧道管节分段预制，每段两端设置临时止水墙，然后浮运至隧道轴线处，沉放在预先挖好的地槽(基槽)内，完成管段间的水下连接，移去临时止水墙，回填基槽保护沉管，铺设隧道内部设施，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水下通道的隧道施工方法。当时，隧道界普遍认为沉管隧道技术难度太大、风险控制困难。

就是这样一个不被看好的工程项目，年仅27岁、毕业仅6年的贺维国受命总工程师。虽然备感压力，但为了不辜负国家的重托，他一方面积极学习、调查研究，迅速掌握沉管隧道的基本理论和技术路径;另一方面广泛地与相关领域专家、同仁沟通交流，在团队内部展开头脑风暴，终于灵光闪现了。

经过项目组反复论证、研究，针对狭窄复杂河道沉管隧道建设难题，他们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提出了大型半潜驳预制隧道管段的移动干坞工法。使用这一技术， 在3000吨级航道上实现了15000吨重管节的预制和长距离浮运，成功解决了工程建设面临的场地限制、航道限制等难题。在寸土寸金的广州市核心城区节约用地10万平方米以上，节省工程造价2000余万元，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他们还研究创新了沉管隧道水下最终接头技术，完善了相关工艺措施，使得这项原本造价高、难度大的技术变得造价低、风险低。此后，我国后续建设的沉管隧道70%以上都采用了水下最终接头方法。

在仑头隧道，贺维国和团队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明挖顺筑法施工格栅式地下连续墙的新方法，不仅施工安全、结构可靠，还节省工程造价超过500万元，据此取得了隧道院第一个国家发明专利。通过工程实践，确定了沉管隧道水下检测内容和方法，极大提升了沉管隧道的质量管控技术。

此后，贺维国和团队在沉管隧道勘察设计领域建树颇丰：2004年，负责广州官洲沉管隧道的勘察设计;2009年，负责佛山东平沉管隧道勘察设计;2013年，负责南昌红谷沉管隧道的设计……辐射范围越来越广，设计难度也呈指数级增加。

以红谷隧道为例，隧道所处的赣江流域是典型的内河季节性河道，其丰水季和枯水季最大水位落差达12米。水流速度大、水位落差高、两岸建构筑物密集，给隧道管节的安全浮运和干坞的选择带来极大挑战。贺维国带领项目组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内河中上游大流速、高水差复杂条件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研究，打破了传统沉管法隧道浮运一节、沉放一节的思路，提出丰水期集中浮运、临时寄放、连续沉放的新理念，有效解决了高水位差对工程实施的制约等问题。

功夫不负苦心人。历经4年的艰苦工作，2017年，国内最长的内河沉管隧道——红谷隧道顺利建成通车，项目组成功将沉管隧道的修建范围，由传统的海湾或江河入海口，拓展到了内河中上游，实现了内河修建沉管隧道技术跨越式发展。项目成果先后获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金奖、詹天佑奖、江西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励。

十年铸剑，今试锋芒。2013年，在与沉管隧道亲密接触10年后，贺维国已然从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成长为该领域的专家，受有关部门委托，他主编的地方标准《内河沉管法隧道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DB/T29-219-2013)正式颁布。这是我国首部关于沉管法隧道的技术标准，首次全面而系统地规定了沉管隧道在设计、施工和验收等方面的关键技术与标准要求，填补了国内空白。2016年，贺维国参编的国家标准《沉管法隧道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51201-2016)正式颁布实施。2019年，贺维国主编的国家标准《沉管法隧道设计标准》(GB/T 51318-2019)正式颁布实施。由此，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完善的沉管隧道标准体系，大大促进了沉管法隧道的技术进步与发展。据统计，2000年以前，我国建成的沉管隧道只有2座，随着经济发展与标准体系的完善，截至2020年，我国建成(在建)的沉管隧道数量已超过20座，多数都有贺维国和团队的参与。

“我们现在正在推动世界沉管隧道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在世界舞台上发出我们中国在沉管隧道领域的专业声音。”贺维国告诉记者。

深耕水下 向海而生

今年6月，国家“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沿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粤港澳大湾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新建深圳至江门高铁(以下简称“深江高铁”)重要控制工程，跨越伶仃洋的珠江口隧道工程传来捷报。

据了解，珠江口隧道最大埋置深度达到了115米，其中盾构法隧道最大水压1.06兆帕，超过10个标准大气压。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已建成的最大水下铁路盾构隧道是佛莞城际铁路狮子洋隧道，最大埋深为64米，最大水压0.78兆帕。珠江口隧道建成后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工程和里程碑，更将为世界海底隧道工程技术提供独特的样本和宝贵的经验。

而这样世界级的超级工程负责人正是贺维国。他和团队不仅要面临如此大的埋深和水压，还将面临复杂的作业环境。“珠江口隧道需要穿越淤泥、软弱砂层、极硬基岩凸起等多种复合地层。矿山法段须穿越多处断层，存在水头贯通的可能性，在超高水压作用下，预加固支护措施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仅如此，巨大的水压及复杂的地质环境，对盾构机等设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周边环境水腐蚀性也较为严重。”贺维国介绍道。

正是因为如此艰巨的挑战，在立项之初，专家们就建桥梁还是钻隧道两种不同的设计方案，展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论证比选。据了解，桥梁方案对于城市规划、通航及防洪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建设期，桥墩的施工对海洋环境具有一定的污染作用;后期运营维护阶段，桥梁应对海洋环境及恶劣天气的抵抗能力较差，运维成本较高。而隧道方案相对更具优势，综合考虑专家组确定采用隧道方案。

史无前例的超级工程，突破现有认知的复杂问题，社会的高度关注，都让贺维国和团队压力倍增，“目前尚无类似工程相关案例可参考，一旦出现任何偏差，后果将不堪设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向国家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隧道院早在项目开工的3年前，就成立了专门的科研攻关团队，创造性地设计出“矿山+盾构”穿越隧道的组合工法，给出了完整的设计方案。针对工程中所有的重难点以及关键节点，他们都进行了分析以及专项方案设计。比如，针对水下换刀问题，项目组设计采用了更可靠的常压刀盘+气垫模式换刀技术。同时，对于掘进极高风险地段，在盾构机上还将配置相应超前地质探测手段，对前方地层进行预测分析，实现一机多能。针对盾构机未来如何在海中完成接收及拆解的难题，设计方案采取了依靠洞内外联动测量，使盾构机认准方向进行掘进施工;通过地质勘查和超前地质预报，摸清前方地质条件，及时调整盾构机掘进参数和姿态，保障盾构机在正确的方向掘进;设置大型接收洞室，在接收端预留有一定容错的接收洞门及止水系统，保障盾构机能够直接进入。同时，为解决海洋带来的腐蚀问题，项目组还采用了诸多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

珠江口隧道超级工程花落隧道院，由贺维国挑大梁，是挑战，也是信任。这得益于他和团队十余年如一日深耕海底隧道勘探设计工作，使隧道院成为国内掌握水下隧道设计工法最多的设计院之一。在担纲珠江口隧道设计任务之前，他就已经带领团队先后承揽了多座难度高、影响力大、享誉中外的国家重点工程，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和技术。在青岛1号线过海隧道设计建设中，项目组充分运用了全寿命周期总费用的理念进行设计，取得了非常好的运营效果，是我国目前已建成的长度最长(8100米)、埋深最大(88米)的海底隧道。在厦门地铁3号线过海隧道，由于地处剧烈风化的花岗岩地区，海底断层多、风化槽深，环境条件非常复杂，项目组在国内首次创新性地提出了采用两端盾构法加中间矿山法的新型组合工法，充分发挥了盾构法与矿山法两种工法的特点与优势，形成的示范作用已在国内多座隧道推广应用。在汕头苏埃通道设计中，项目组创造性地提出了物探加钻探结合的综合探测方法、柔性接头抗震等技术，在工程建设中得到了成功应用，是国内首座位于8度地震区的超大直径海底隧道，隧道全长约6千米，双向6车道，盾构机直径达15.03米，被誉为国内难度最大的海底隧道之一。

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海湾，随着交通强国和大湾区战略的实施，对海底交通隧道的需求日益增多。超长深埋海底隧道的建设面临海域范围广、水深大、地震烈度高、地质条件变化多等众多挑战，其建设难度和风险远高于一般的陆地隧道。

针对海底隧道合理埋深、结构受力、隧道抗震、安全掘进、防灾疏散等关键技术难点，贺维国联合同济大学等单位，在总结和梳理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超长深埋海底隧道建设关键技术及应用”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创建复杂环境条件超长深埋海底隧道设计理论与方法、建立复雜场地长大海底隧道的简化抗震设计理论和抗震减震方法、构建高水压长距离盾构跨海隧道安全掘进核心技术体系、创新超长海底地铁隧道防灾通风及应急疏散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目前，该项目成果已应用到11座水下隧道，对推进大湾区及“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国内经济内循环动力、助力中国技术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条件，对提升国家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总结过去，是为了将来走得更稳。目前，贺维国在组织开展现有工程项目的同时，还带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前瞻性的理论研究，如琼州海峡、渤海海峡等铁路跨海通道建设预研等。

勠力合作 携手奋进

二十余载寒来暑往，冬去春来，贺维国始终奔走在工程一线，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出色地完成了国家和人民的重托。荣誉和奖项纷至沓来，多年间，他获得了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技奖28项，优秀设计、咨询奖64项，授权专利100多项，发表论文25篇，出版著作7部，编写国家、行业标准11部。他个人先后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华国际交流基金会杰出工程师青年奖、天津市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全国勘察设计行业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科技创新带头人、中国中铁建国七十周年典型人物、中国公路学会百名优秀工程师、建筑结构行业百名杰出青年、专家宝“十大桥隧专家”称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

作为隧道院负责人、学术带头人，在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上，贺维国没有很多的大道理，只是不断学习，身先士卒。在言传身教下，他早已将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工作态度传递给了团队的每一个人。就这样，在贺维国身边，早已汇聚起了一支技术过硬、敢闯敢拼的研究队伍，他们创造了多个国内甚至世界第一：设计了我国第一条海底隧道——胶州湾海底隧道，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铁合建沉管隧道——佛山东平隧道，国内内河最长沉管隧道——南昌红谷隧道，国内最大直径越海盾构隧道——汕头海湾隧道;设计完成了国内首座水下立交隧道——长沙营盘路湘江隧道;主持完成了世界最大单跨地下洞库的设计及科研，将我国地下空间由现行的单跨跨度40米量级提高至70米量级;打破了挪威地下运动场61米单跨的世界纪录，建立了一系列巨型洞库基础理论与设计方法……

这一个个世界首创、国内首个纪录的背后，是贺维国和团队一次次敢想敢为、大胆创新。在修建南昌红谷隧道时，项目组面临施工时间短、水文条件复杂等难题，由于无法预测洪水期径流和水文情况，只能参照以往统计数据，项目充满着不可预测性。在一次最为关键的论证会上，“9位专家中，认为可行的有5位，而认为根本就不可行的也有4位”。如此胶着且反差颇大的专家意见，让项目组进退维谷。“如果是私企，可能就撤了。可我们是国企，我们不能。”贺维国斩钉截铁地表示。于是，他带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技术攻关，做了大量基础扎实的调研工作，用翔实的数据打消了专家的顾虑，用新技术、新成果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开展。事实证明，在国内沉管隧道中，南昌红谷隧道是修建得非常成功的一个，已经顺利建成通车。

多年来，这支团队不骄不躁，潜下心来搞研究，做项目、寻突破，十数年如一日，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在贺维国的带领下，隧道院主持、参与完成设计、科研及咨询的水下隧道工程已遍布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海河、淮河六大水系以及多个海湾，在我国的大江南北谱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仅“十三五”期间，隧道院即参与国家级重大项目152个，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33项，省部级以上优秀勘察、设计、咨询及工程质量奖153项，其中勘察设计行业奖128项，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17项，詹天佑土木工程奖及国家优质工程奖8项。隧道院在水下隧道、山岭隧道、市政隧道、超大跨度地下工程、城市轨道交通等方面均颇有建树，是目前国内掌握明挖法、矿山法、盾构法、沉管法、明挖围堰法等隧道及地下工程技术最全面的设计单位之一，是我国隧道勘察设计领域的佼佼者。

大型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展，往往不能靠某一单位某一人单打独斗，需要充分发挥各有关单位的主观能动性。当项目遇到难题时，贺维国总是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会商，广泛听取意见。一次，在听取意见时，一位院士表示反对。贺维国没有气馁，而是在会后立刻根据院士的意见撰写了专门的解释说明文字，待下次开会再做讨论。该院士不禁感慨：“虽然有的意见我不认可，但是你这个工作态度我觉得非常好。”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铁路建设规模逐年加大，高海拔、高烈度地震区，大埋深超长铁路隧道将越来越多，隧道建设可能面临硬岩岩爆、软岩大变形、高地温、活动断裂、超高压富水断裂等不良地质问题，行业技术发展有待进一步突破。同时，我国隧道工程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已经从“花最少钱办事”的理念转变为“合理的工程造价”，从“埋深越浅越好”转变为“设计合理埋深”，从只关注“隧道建设成本”转变为“从建设到安全运营的全链条服务”，对隧道施工技术和手段提出了更高要求。另外，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隧道现场施工技术人员数量逐年减少，隧道工程建设“以机代人”成为现实需求，少人化甚至无人化是未来隧道工程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

面对扑面而来的新挑战和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手段，贺维国已经开始了思考：“比如在高海拔地区建设隧道，地质勘探就是一大难题。现有技术条件可以智能定性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构造，但是具体到更量化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只有挖到了才知道。再比如，修建隧道时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变化，现在我们是用人工去探测，将来可不可以开发出机器人，代替人工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情?这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吕腾波

第三篇：良知为本 知行合一

摘 要： 在王阳明的心学主张中，良知是一切的本源与目的，由于良知具有本体、至高和自由三个特点，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良知学说是王阳明的学术起点、核心与主线。通过引佛入儒、引道入儒，王阳明完成了跨越两千年的中华学术传承整合，从脉络上看，其良知的本体性源于道家，至高性源于儒家，自由性则源于佛家，所以我们可以说良知理论已经超越儒、佛、道成为一种全新的学说，这一学说又因其知行合一的实践主张，成为后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力和行动力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 良知； 良心； 自由； 知行合一

Key words： conscience； liberty；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王守仁（1472-1529），人称阳明先生，少读《朱子》，以庭前之竹试为格物，不得而染疾。后以进士入仕，任职礼部兵部，因受人诬陷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三十七岁悟格物致知之理，知行合一之学，专“致良知”以训门生，著有《文集》数十卷，其政治哲学以孟子之“仁”为出发点，主张以仁为本心施于政事，则为《大学》之所谓明德亲民。本文中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析在王阳明毕生显赫的事功背后，以本体、至高、自由为特征的“致良知”思想。

一、良知的本体性

良知论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他说“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性善也，未发之中也，寂然不动之体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于学邪？人人之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 [1] 171也就是说良知即孟子所言性本之善，良知是人人都有的，虽然其从来不会消失，但時常会被物欲所昏蔽。他在论到物欲良心之关系时说：“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只是物欲遮蔽，如云自蔽日，日何尝消失了？” [1] 243我们可以据此认为王阳明的良心观是一种本体论的，虽然他没有在良心之上再探究良心之来源，但在其学术体系中，良知已然成为行事为人的一切本源，既然人都同有良知，那么这种良知观也就隐含了一种精神上的平等性，如其所言“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

以上良知观的基础是心，心即良心，所以良知也可以与现代人所言之良心等同，那么心与理有什么关系呢？王阳明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添一分”， [1] 16 “程子云在物即理。先生曰：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 [1] 314这很显然是针对朱熹的天理人心的二元论。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写到，“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如何？先生曰：心即理，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 [1] 52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好好地完善修养其心，那么就会知其本性；知道了本性，就会知道天。性是连接天人的一个关键。性既连接着人心，是人心的本质，同时也是走向天的重要通道。在这里，性似乎有两重身份，它既是人心的情感体验，也是人心的理性体验，人只有通过性才能与天地合而为一，完全洞察这个世界。

此外，对朱熹依据《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区分的人心与道心，王阳明也提出不同见解。“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1] 27他指出朱熹把人心和道心二元化了，认为人心乃道心之变异，而并非真实存在两种心。正是基于这种一元的良心观，王阳明引用孟子“大人格君心之非”之说，区别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格物。“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 [1] 66可以说在王阳明看来，格物不只是往外求，去参透世事万物，而首先应该是向着自己的内心，将去掉良心之上所蒙蔽的物欲与污垢，以本真的心去探索真道。有了以上作为本体的良知观，我们再来考察其知行合一学说就更为澄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非有所知道和所做到的两样东西，而是说二者就是同一回事，故而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1] 23“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知道。” [1] 128

正如何怀宏先生在其《良心论》所说：“西方的理论中，良心远没有取得像在中国儒学中那样作为万物之源，众善之本的地位，它本身也只是上帝的杰作。”我们可以加尔文的良心学说为例，在《基督教要义》中加尔文论到良心时说，“当人们对神的审判有意识，就如见证人向他们做见证那般，且这见证人不允许他们在这法官的审判台前掩饰自己的罪，这意识被称为良心。良心是某种在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因它不允许人在心里压抑他所知道的事，反而追讨他使他知罪”。[3] 351加尔文认为良心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是上帝对人的罪进行审判时随时在场的证人，所以良心在某种程度上属神而非属世。在加尔文看来，行为关系到人，而良心却指向神，正是因为良心对罪的惧怕和对自身无力的绝望，便投靠神的怜悯，使之成为自己的避难所。

康德对加尔文的良心神学做出了哲学回应，他说人的内在审判意识就是良知，人的良知必须设想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作为其行动的审判者，这个他者可以是一个现实的人格，或者理性为自己造就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也必须是最能赋予义务的，人在与其关系中的一切义务都应当被视为他的命令。既然这样一个道德存在者同时必须具有天上地下的一切权力，那么这位存在者就叫做上帝。[4] 189 康德认为探究心灵深处的道德上的自我认识，是所有人类智慧的开端，所谓德性就是一个人在遵从其义务时意志的道德力量，是从自己的立法理性而来的一种道德强制，而德性基于内在的自由，对人来说就意味着把人的一切能力和偏好都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因为是对自己的统治，即不让自己受情感和偏好的统治。[4] 191

此外，康德还论证了自由与义务在良心上的统一性，他说一个自由意志和一个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是同一回事，一个绝对善的意志就是其准则在任何时候都包含着被视为普遍法则的自身意志，人为自己设定一个同时是自由也是义务的目的，这并不是矛盾的，因为这事是我自己强制自己，这与自由是完全契合的。人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思考目的与义务的关系：或者从目的出发，发现合乎义务的行动准则；或者从义务出发，发现同时也是义务的目的。[4] 168。简而言之，就是只有善良的意志才是真正自由的意志，自由意志与道德义务是统一的，从良心上看，人们自由地选择了符合道德义务的事。良心的内在道德要求与自由和权利互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摇篮，而权力、利益等外在强制则与自由和权利绝对对立，前者是对后者的奴役和毁灭。

王阳明与神学家加尔文、哲学家康德的共识就是善行必须是内在自由与客观道德的统一，没有自由就无所谓善行，真正的善行不能是被强迫、没有选择或不自觉的，也不能是间歇性和情绪化的，它必须体现出一种自由、自愿、自覺，而且稳定和理性的特征。

二、良知的至高性

在谈到良知时，王阳明将良知与各感官并提，他说：“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 [1] 287也就是说他认为眼耳口鼻心共同构成了人们感知世界的官能，而其中心（也即良心）的主要功能是区分是非。当然这只是心的一方面内涵，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这种良知观的基础是一种“心即理”的一元论哲学主张，在他看来，良知即天理，良心既是认知真理的工具，也是真理本身，所以他以至善论来批评朱熹的“即物穷理”说。“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 [1] 18他认为朱熹的即物穷理学说是一种哲学上的二元论，将心与理分割看待，在他看来人心并不是用来格物致知的工具，而本身就是天理。此外，他还以孟子的集义说来批评庸儒的义袭而取。“物无善恶，世儒惟不如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 [1]92

孟子讲浩然之气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在王阳明看来，“集义”就是致良知，所做每一件事都应符合良知，这样你的浩然之气便会壮大，良知便更加精明，下次遇到其他事情也会以良知为指导，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义袭而取”就是指平时不按良知行事，偶然良心发现就做一下好事，这样培养不了浩然之气，只是揠苗助长罢了，因为只要做了一次有愧于心的事，浩然之气便减弱。由以上这一点我们可以分辨出王阳明良知观的另一特征，至高性。王阳明良知理念的至高性还表现在其作为人所有行为之目的所在和价值统摄，比如“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而尊德性的功夫。” [1] 39功夫的意思是过程、手段，可见他所强调的绝非停留在格物、明善、穷理、道问学这些工具理性层面，而是诚意、诚身、尽性、尊德性等价值层面。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实现良心的价值，王阳明主张：“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 [1] 55

这与基督教时刻让众人认罪悔改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其区别在于心学主张求己，基督教主张求神，心学认为心之完善主要依人自身的修为，基督教认为人的救赎和良心的安宁不可能由人自身完成，而必须乞灵于神。在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巨大的西方文化中，良心不具备阳明心学所称的至高性，它虽然具有由神而来的神性特征，但毕竟良心自身不是终极的，也不是本体的，它源自上帝所赐，所以良心也会出错。北美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帕金斯延续了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关于良心自由的论述：“良心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东西”，“良心具有一种属神的本性，是上帝安放在他与人类之间作为仲裁者施行审判，并向上帝申明是赞成还是反对人类。” [6] 517 “上帝在《新约》中已经赋予良心以自由，基于此，它也不受其他律法束缚，除非这些律法是救恩所必须的。”由此可见帕金斯所说的良心不是基于经验，而是源于天启，他认为良心是人的一种天生能力，它既具有认识判断行为的功能却又不受认识经验的约束，良心直接对上帝负责，让人知道自己所行的是否符合上帝的道德律令。作为清教徒，帕金斯对罗马教廷的批评一方面是指出罗马的错误在于对圣经的误读并主张信徒对世俗权力的绝对服从，另一方面则指责其在扭曲人类良心方面所犯下的罪行，认为其僭越了上帝的位置，以大量缺乏圣经依据的制度和仪文束缚并伤害了基督徒的良心自由。

在帕金斯看来，人的良心超越于任何形式的人类权威，唯独归属于上帝，由此推演出来的一种基于良心的政治观，因为人的良心是全然自由的，不受国家辖制。“如果人类的法律最终包含邪恶的内容，而且是上帝所禁止的，那么就根本没有对良心的约束力，反之，人们在良心上有不去遵守的义务。”帕金斯的良心自由并非个人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他和加尔文同样遵循圣经关于顺服国家掌权者的传统。在同一时期的神学家威廉姆斯看来，人们的良心既自由又不自由，不自由是说良心意味着对上帝的义务，必须把良心所感知到的作为自己生命的指引，自由则是因为良心只对上帝负责，所以就不用再服从任何其他人或者机构、律令的支配。因此，可以认为威廉姆斯的“良心自由”并非完全延续加尔文关于基督徒良心自由的论述，而是作为其教会与国家分立理论的延伸，坚持圣约基础上的人权、教权、政权三者分立，一方面主张不应强制非基督徒信仰基督，另一方面坚称宗教迫害的源头就是国家权力侵入精神领域（spiritual area），这也是帕金斯主权领域（sphere authority）理论的核心。良心到底是少数人认识真理的工具，还是上帝放在所有人心之中用以感知真理的宝贵天赋？威廉姆斯并没有基于认识论把良心工具化，而是坚守一种本体论的良心观，认为良心作为统摄其他官能的本体存在直接源于上帝，正是良心构成了人之尊严的基础。因为上帝把人的良心放到了一个高于所有其他官能的位置之上，其他官能只能理解这个世界，唯有良心能感受到上帝，所以作为人对上帝应负责任的唯一途径，良心必须是自由的。在对威廉姆斯良心理论的评论中，最为切中要害的支持来自神学家约翰范泰尔，他说：“威廉姆斯并没有宣称在宗教事务上良心不会出现错误，事实上恰恰是因为良心容易犯错误，他才主张在宗教事务上要有自由。确保人们的宗教活动不受干涉，则真理终将为人所知。” [5]通过以上中西不同的良知观对比，我们不难看出，王阳明的良知具有十分显著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至高特征，因为他并没有交代良心从何而来，但因为良心既作为认知真理的官能也本身等同于道，所以可以说心学中的良心是至高的。而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中对良心的主流认识就是良心并非终极和本体的，它只是上帝留在人心之中的与其沟通的官能工具，从功能上讲良心是认识真理的工具，但其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其源自神的恩赐，这就是中心文化中良心内涵的重要区别。

三、良知的自由性

除了本源性和至高性特征之外，王阳明的良知也隐含着某种基于良知的个体的自由，其主要原因在于良心固然每个人都有，但各人所遇到的实际境况却千差万别。在良心的选择上，王阳明并没有强调僵化某一个标准，相反他认为舜不告而娶，武不葬而兴师，皆“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这种良心自由的观念使一切僵化、保守、落伍、过时的外在标准均丧失其权威，主张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良知来决定自身的言语行为，他训诫弟子说 “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自为说何害”。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在发扬阳明学说时讲到“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根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 [1]

这里的逻辑就是将个体作为一切之出发点，重视自己，并不是说只顾自己的私欲，而是说个人是万物一体的前提，没有个体，就没有其他。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思想中个体主义的滥觞，明确区分开了个体和国家。就政治思想而言，王阳明虽然推崇三代之理想，但其所重视者，乃三代之心术而非三代之制度，认为后君当法其道，而不可拘守其制，强调“因时而治”，尧舜文武之道其制不必相同，而其根本之道则恒定不变。

现代政治所讲的权利平等，乃指权利的同质化，而不是数量上的相等。在非法治社会中，因为存在特权阶层，人们的权利又回复到自然状态的不同质和不平等，人们做了同样的事情，其后果也不相同，平等在更多时候都只应该是质的平等，而非数量的平等。我们也可以用同质这个概念来形容王阳明的“良知”，庸众与圣贤之别，就其良知来说没有质的区别，但其得道之偏全各异，也就是说虽然在数量上区别很大，但一节竹子和一园竹子并没有质的区别，故而他说：“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 [1] 87

王阳明十分注重以良知为导向，甚至可以说主张以良知为师，“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在解释心学与朱熹理学之不同时，王阳明说：“某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不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1] 203在他看来，良知所体认之道学，并非束之高阁的经院学问，相反乃是人生日用之常。虽然王阳明没有点破思想自由的主旨，但其学问之道不拘泥于古人、不屈从于权威的主张从思想资源上为后人阐发思想自由打开了空间。

那在西方文化传统里，良心为什么必须是自由的呢？在加尔文看来这同样是因为良心作为人神之间的桥梁角色，良心如果不自由，而是听命于人为律法和世间小学，就会在任何事情上都会畏缩不前，甚至充满恐惧，从而也不能获得真正的外在自由。也就是说没有良心自由，人就不可能认识真理，良心自由首先是一种认识真理的自由，在认识真理的基础上，人的信仰更加敬虔，智慧更加长进，真理与自由，特别是良心自由，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越接近真理，人就獲得越多自由。人的外在自由比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可能会受禁锢限制，但唯独良心自由因其内在性而不可能被剥夺，所以只要良心自由仍然存在，人就有重新找寻真理，从而重获更多自由的可能。

与人们印象中的保守严厉不同，加尔文在良心自由之外还以很大篇幅专门论述了基督徒的其他自由，当然这些自由也都是以良心自由为基础。奥古斯丁定义自由意志时加上了必然的道德属性，加尔文也给基督徒的自由加上了道德属性，即认为自由的就必须是道德的。他所论述的基督徒的自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理解为基督徒有超越律法奴役所得的自由，在使徒传统中，犹太律法的作用被认为是让人知罪，而非使人得救，律法只能约束人的言语行为，而不能查验人的灵魂内心；第二部分自由是在前一部分脱离律法之轭的自由基础上，信徒还有顺服上帝律法的自由，但基督徒不应像受到律法约束才不得不顺服，而应该像脱离了律法之轭，甘心乐意地遵行上帝旨意。在加尔文看来，人类由于罪性使自身永远不能在律法里面完全，也永远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行为被称为义人，就像仆人总是不能令主人完全满意，只有得到儿子的名分从而自由置身在律法之外，纵然也有各种缺陷和不足，但仍能凭着爱和信心在父神面前被称为义；第三部分是破除迷信、禁忌和偶像的自由，加尔文认为对于那些无关紧要的外部事务而言，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责任的约束，有时可以使用，有时可以离弃。加尔文认为这一自由也不可或缺，因为如果人们不明白这种自由，他们的良心就无处安歇，各种迷信就永无止境。[3] 246

从字面上看，加尔文似乎只是鼓励信徒享受这些物质，但不可忽略的是他同时也主张将各种物质享受建立在坚实的上帝信仰之上，在世而不属世，一方面脱离各种迷信小学的辖制，百无禁忌地享受上帝各样美好的创造，另一方面又不耽于物质和肉身的享乐，以致成为它们的奴仆。综合上述我们不难看出，王阳明和加尔文所论述的自由，都是指基于内在良心自由的其他自由，而不是撇离了良心的行为放纵。这种内心的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检点可以说与禁欲主义哲学、某些宗教的自我否定截然不同，它绝非与世隔绝地搭建个人精神世界，而是赋予了良心以极强的批判力，时时刻刻对世界做出自己的回应与批判。

四、结论

从学术渊源看，一方面阳明心学以儒家自称，却比较少直接引用孔子，主要是引用《尚书》、《孟子》、《中庸》、《大学》，以及《易经》、《诗经》的话，另一方面，心学看似以禅宗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儒家经典章句，但在本质上与禅宗并非一路。心学与禅宗的相似只是从思维方式或者方法论的层面，从根本理念上看，心学更接近中国佛教里的法相唯识宗，也就是说心学并不是空相、空想之学，而是带有强烈的对世界进行改造的个人意志。可惜心学到明末已经类似老庄之学在魏晋时期的发展，流于玄想清谈，无力无心参与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改造。

梁启超认为自明末到清末的学术主要是对王阳明心学的反动，笔者倒认为明末流于空谈的是主静的理学，而不是主张知行合一的心学。王阳明的学说之所以叫心学，乃是因为其对人之主观精神及其结构、力量做了深入探讨与张扬，其对个人意志所代表的道德性自愿等原则做出了肯定，这一点明显区别于理学。理学强调一个普遍的无法更改的先验的理，而阳明之说则强调个体性原则，发挥个体的道德能动性，这在清末民初，鼎革变局之时，受到了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欢迎。章太炎说，“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民国初年诸君的学术环境大大不同于明清先贤，随着西学东渐，人们有机会看到更多不同的学术思想，除了佛教的因缘能动理论和陆王的心学学说，他们又找到了其他比如基督教、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良心与意志学说，毫无疑问在那一阶段，这些学说较之因循保守的理学，或者凌空蹈虚的老庄玄学，更能成为知识分子们的偏好。

参考文献：

[1]王阳明.传习录[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

[2]王艮.明哲保身论[M]//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3]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M]. 钱曜诚，译.上海： 三联书店，2010.

[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M].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范泰尔.良心的自由[M].张大军，译.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1：76.

[責任编辑、校对：党 婷 ]

作者：邓航

第四篇：行知为媒 知行合一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融为一体。”因此，我们紧扣幼儿生活，将身边的事物和现象作为幼儿教育的内容，理解幼儿的童趣、童真，关注他们的感受，为幼儿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感到接纳、关怀、支持的良好环境;同时，还善于捕捉教育的契机，追随幼儿的兴趣，提供有趣且有意义的材料，让幼儿在探索、猜测、分析中解决问题并获得更多的生活经验，力求体现“教育活动生活化”的理念，提高教育的实效。

一、科学活动来源于生活

陶先生曾经说过：生活即教育。生活的变化是教育的根本意义，把科学教育和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生活、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幼儿园科学活动的基本任务。区域活动时间，孩子们在自由地玩超轻粘土，因为刚过元旦节，孩子们捏出了形状不一的饺子;还有一次小朋友们在进行折纸游戏时，突发奇想将纸对折，互相粘合做成了饺子，并非常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我做了一只饺子。”看着孩子们手中各种各样的饺子和脸上洋溢的笑容，我意识到原来孩子们对饺子这么感兴趣，也看出了孩子们已有的生活经验，也有部分孩子还不能包出一只只像模像样的饺子。于是科学活动《包饺子》应运而生，我引导幼儿利用现成的饺子皮和模具动手制作饺子，通过尝试使用模具这一科技小产品，让幼儿了解利用模具可以做出来跟大人一样好的饺子。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洋快餐(自助餐)也开始进入了老百姓的生活，很多人都会在家里自制色拉，玩“娃娃家”游戏时，我班小朋友喜欢用刀切菜、用叉子吃东西。在此基础上，我结合生活馆主题活动《美味色拉》，引导幼儿探索不同厨具的作用，孩子们不仅体验了成功的乐趣，同时也切实感受到了科技小产品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

二、数学活动融入于生活

生活中到处都有数学的影子。作为教师的我们，一定要具备生活意识，时时刻刻用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去发现生活中的数学，深度挖掘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对孩子进行教学，要让他们知道其实数学就在我们身边，同时也让他们体会到数学的作用，从而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主动地去学习数学。数学活动《分类》：活动前我就交给孩子们一个任务，请家长陪同孩子一起到周围的文具店或者超市去逛一逛，仔细观察商场里商品的摆放方式。同时，我也收集了各类商场照片，并制成课件在活动中播放，创设情境，并向孩子提问：“你们看到了什么?这些商品是怎样摆放的?”这样孩子就能联系活动前观察的情景且很容易回答出：“同一种商品摆放在一起”，这就为分类的认识奠定了基础。

三、音乐活动生成于生活

音乐如同灿烂的阳光充满我们的生活，它来源于生活、也表现于生活。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内容作为音乐教学的题材，还可以结合孩子已有的生活经验，把所学的知识和游戏娱乐相结合生成新的知识。《秋叶》这节音乐活动中，我鼓励孩子们结合已有经验，将一些常见的季节性的特征融入到歌曲里进行创编;《为什么》是大班的一节音乐活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日常生活中一些自然科学现象渗透，这样不仅让孩子易于理解，同时也更加感兴趣;《表情歌》活动中，孩子们根据自己平时的情绪感受来体验歌曲、创编歌曲;国庆节的时候，可以通过歌曲《我是中国人》来对幼儿进行情感渗透;妇女节可以学唱《好妈妈》，引导幼儿在学习歌曲的同时体会母爱等。作为教师，我们应在每一次的音乐教学之前，认真努力地去钻研教材，把音乐跟孩子的实际生活联系到一起，有效地整合，从而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

四、美术活动渗透于生活

幼儿的生活里到处隐藏着美术，美术教育能够促进幼儿多种品质的形成。要将美术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要支持、引导幼儿运用多种美术手段表现周围的生活世界。其实美术不只是简单地等同于画画，我们应该奉行“一切皆可美术”的理念，带领着孩子在生活中寻找美术、创作美术，尊重孩子的天性，让他们肆意去发挥，往往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炭笔、水粉、粉笔甚至废旧报纸都是孩子们的作画材料。而且美术并不能只拘泥于纸面，例如我所在的班级，所有的东西孩子们都可以用来进行美术创作：孩子们有的在枯枝、石头上作画，也有的在瓶瓶罐罐上作画，甚至还会用纸、沙等材料进行创作，孩子们根据材料的不同，会结合材料的特点进行创作，制作出了许多别具一格又富有童心的作品。

陶行知先生认为“全部课程包括全部的生活，一切课程都是生活，一切生活都是课程”，在新课程改革的今天，我们每个教育者都应该像陶行知先生那样“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用陶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论来指引我们的教育教學，树立新的教育理念，为幼儿创设适宜的游戏情境，营造贴近幼儿生活的教育氛围，支持幼儿的求异、探索，激发和保持幼儿参与活动的欲望和兴趣，提高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申林静;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

[2]冯素陶;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A].

[3]赵立法;陶行知思想与深化教育改革[A].

[4]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年版.

作者：宋瑶

第五篇：知行合一

摘 要：在高职院校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的掌握和实践工作能力的提升，还需要针对学生的思想品质和道德素养进行有效培养，并逐步帮助高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成为知识丰富、素养完善、品质高尚的优秀青年。同时，教师需要通过思想修养的教育实施来完善学生的综合素养，并引导学生在知识的探究与学习中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

关键词：高职；行为规范；思修

古代哲学家王阳明曾提出：知行合一。也就是说，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教育者需要帮助学生实现知识与实践的统一、实现能力与素养的统一、实现道德品质与行为规范的统一。因此，作为高职学校的思修教师和辅导员，笔者在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还需要针对学生的行为规范进行培养和教育，并逐步帮助学生实现全面进步。在教育实践中，笔者将会通过传统美德的知识教育来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与美德，并借此逐步完善学生的传统美德与品质；笔者会通过社会公德知识教学逐步完善学生的社会公德素养，并借此有效提升学生的社会公德品质与意识；笔者还会通过我国法律法规的知识教学帮助学生建立法律意识、增长法律知识，学会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保护他人。最后，高职学生经过思想修养知识的学习与研究不仅能实现道德品质的完善，还会据此有效规范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举止。

一、传统美德强化行为规范

对于高职学生而言，中华传统美德的知识学习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我国传统美德的内容与相关知识，还能促使学生以此为鉴，并逐步将传统美德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加以秉持。最终，学生将会在传统美德的学习与践行中成为知行合一的优秀学生。

例如，在学习《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这部分知识时，笔者为了强化学生的知识学习与践行效果，就在课堂上借助多媒体资源的教学引入来激发学生的课堂探究与讨论。在多媒体资源的观察过程中，学生看到了有一位学生护送老奶奶过马路的场景、看到了有一位年轻人扶起摔倒孩童的场景、看到了在公交车上为孕妇让座的小学生……经过多媒体小视频的观看，笔者请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共同探究视频中人物的行为符合哪些传统美德、如果是你遇到这些情况将会怎么解决？学生在笔者的教育引导和问题分析中积极思考、认真探究、主动讨论，并逐步得出以下看法：上述三种场景中的第一个场景，学生的行为符合尊老的传统美德；第二个场景中年轻人的行为符合助人为乐、爱护儿童的传统美德；第三个场景中国的小学生符合关爱弱势群体、关爱他人的传统美德。笔者肯定了大家的见解，并与大家积极讨论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上述场景应该如何处理和应对。最终，学生不仅完成了知识学习，还将传统美德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加以秉持。

二、社会公德完善行为規范

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每一位学生都是“社会人”、每个人都需要为社会的发展添砖加瓦。因此，笔者在进行思想修养教育时，需要通过社会公德的知识教学来逐步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并保证学生在社会公德知识的学习与研究中能够将社会公德的内涵与内容牢记在心，并借此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的言行。

例如，在学习《社会公德》这部分知识时，笔者将课堂交还给学生，说一说生活中哪些行为是符合“社会公德”的？哪些行为是违背、破坏“社会公德”的？学生经过短暂的思考和讨论，纷纷举手回答问题。于是，面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笔者首先请学生说一说哪些是好的社会公德行为？学生在回答过程中，有的说文明礼貌、有的学生说助人为乐、有人说爱护公物、还有的学生说保护环境……接着，笔者询问大家在生活中遇见过哪些不符合“社会公德”的行为？大家经过思考说：公共场合抽烟、随地吐痰、大声喧闹、旅游景点写“到此一游”……笔者肯定了大家的见解，并表示社会公德包含内容十分广泛，希望大家能够将课本上的知识加以掌握，并将这些良好的、符合社会公德的品质铭记于心，并借此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三、法律法规健全行为规范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准绳，一旦触犯法律，曾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在高职学生的思想修养课堂中，笔者还需要针对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知识来对学生进行讲解，并帮助学生建立懂法、遵法、用法、守法的意识与能力。

例如，在学习《依法行使法律权利》这部分知识时，由于学生已经掌握了我国法律发展进程与基本的法律知识，于是在本部分知识教学中，笔者主要借助实例的课堂展示来帮助学生了解“依法行使法律权利”的行为和事件。在笔者的讲解中，学生通过“农民工讨薪”事件的了解和分析掌握了依法行使法律权利的意义和重要性，并表示自己也将在未来的生活中依法来维护自己与他人的合法权益、约束自己的各项行为。可见，学生在学习中实现了法律知识的掌握、法律意识的建立和法律素养的完善。

综上所述，笔者在针对高职学生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和约束时，如果仅仅依靠行为要求的提出与规定往往无法达成良好的教育管理效果。但是，如果教师将学生的行为规范教育融入到日常的教育过程中，就能够帮助学生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逐步实现良好道德品质的建立，并在知识实践与品质传递过程中实现“知行合一”。相信在笔者的教育引导和学生的积极配合下，定可以逐步帮助学生实现知识、能力、素养、品质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 张金玲.论高职院校行为文化建设的内容及途径[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9，34（01）.

[2] 李雯.论高职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管理与养成教育引导机制[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9（01）.

作者：干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