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运动领导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摘 要： 为了深入了解国内外体育运动领导的起源与发展状况，以中国知网、Google学术、WOS数据库、Ebsco数据库、研究之门等数据库为数据源，通过关键词检索，获取1900—2017年相关数据。将国内按照研究内容区分，国外按照研究理论区分，对体育运动领导理论应用研究起源与发展进行梳理。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对于体育运动中领导理论的应用研究主要基于多维领导模型，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并应用变革型领导理论进行研究;2)国外体育运动中领导理论的研究不断创新，领导理论体系逐渐丰富，使得运动领导领域边界越来越清晰。研究最后还对国内外“项目特点”与“理论共性”之争，我国“万能理论误区”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该领域中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结合项目特征应用是我国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体育运动领导;多维领导模型;运动领导理论体系
中圖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Key words： leadership in sport;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leadership;leadership theory in sport
体育运动中的领导问题已经成为心理学和领导学中的一个具有交叉性的重要研究领域，学者称之为运动领导领域，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来自于领导心理学。体育运动中的领导更加强调在运动中为实现目标而施加影响的过程，被看作是有效运动的组成部分。其研究任务之一就是探索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教练员的领导行为和结果进行诊断、控制，使其可观察、测量、评估，以提高教练员领导水平，激发运动员积极心理活动，如基本心理需求、自我效能感、心理幸福感、内在动机、信任、集体效能、凝聚力等，丰富教练员(对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理论和方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运动领导领域关注和介绍了一些国外的领导理论，如品质理论、作风理论、行为理论、情境理论、多维领导理论、费德勒权变理论、运动中的变革型领导理论。而在与运动项目相结合的应用研究中，学者们基于多维领导模式揭示了不同项目、职位、特征教练员的领导行为与运动员满意度的关系，到21世纪变革型领导理论的应用，以运动员为核心，探索教练员与运动员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些对我国体育转型背景下提高教练员领导与管理能力极具借鉴价值。
1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国内外20世纪以来，关于体育运动领导理论应用研究的相关文献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
1.2 数据来源
通过上海体育学院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阅读书籍，中国知网、Google学术、WOS数据库、Ebsco数据库、PubMed生物医学库、MEDLINE数据库、研究之门等网络搜索，以“领导”(leadership)和“体育”(sport、sports或者physical activity)为关键词，获取文献均基于体育运动中的领导理论的应用研究，剔除未涉及到体育中领导理论的研究以及同一作者重复性发表的文献，最后提炼出有与本研究相关文献，我国体育中领导理论的应用研究共61篇，国外体育运动中的领导理论应用研究文献25篇。
1.3 研究方法
1.3.1 文献资料法。对于本研究纳入的相关文献，采用全文精读，挑选出高质量文章(引用、课题、发表期刊)。
1.3.2 数理统计法。使用SPSS18.0统计出文章的研究主题、项目分布、调查对象、研究工具、研究结果，使用描述性统计得出频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国内体育运动中领导理论的应用研究
2.1.1 我国体育运动中领导理论的发展
1986年，季浏[1]在《领导理论与教练员的心理及行为》一文中介绍了4种领导理论(品质理论、作风理论、行为理论和情境理论)与教练员的心理、行为的关系，使我国学者对于体育中的领导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随后，翟群(2000)[2]详细阐述了多维领导模式理论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多维领导模式(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Leadership)是由Chelladurai(1978，1984，1990)[3-5]提出，他認为领导效果可以在成绩表现和成员满意度上进行多维度的测量。进入到21世纪，我国体育工作者、管理者、科研人员甚至是教练员，有52.5%的研究均基于Chelladurai的多维领导模式理论。与此同时，新的领导理论应用到体育中，刘改成(2005)[6]以变革型领导理论为基础，对高校体育领导者变革型领导行为及其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文艺(2008)[7]以交易型和变革型领导为依据，研究了西安市高校体育教师工作绩效的影响因素。焉石(2017)[8]等对短道速滑教练员变革型领导行为与运动员角色投入关系进行了研究。
2.1.2 研究主题分布
本研究提炼的61篇文献中，涉及到的领导行为包括：教练员(来自国家队、省市队、普通大学、体育院校、大专院校、中小学、少体校)的领导行为，47篇。体育教师(来自大学、体育院校、中小学)领导行为有7篇，高校体育领导者的领导行为有4篇，高校体育社团领导行为有2篇，中小学校长领导行为有1篇。
2.1.3 研究项目分布
研究发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能主导类(田径、游泳、自行车)，技能主导类(花样游泳、自由式滑雪、武术)，技心能主导类(射击、射箭)，技战能主导类的隔网对抗性(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和同场对抗性项目(足球、手球、曲棍球和篮球)上，其中重点放在篮球、足球、排球等集体项目上，对于技心能主导类难美性项群，技战能主导的格斗对抗性(摔跤、柔道、拳击、击剑等)，轮换攻防对抗性(棒球、垒球、板球、冰壶等)项群缺乏应用研究。
2.1.4 调查对象分布
本研究提炼的61篇文献中，涉及到的调查对象包括：1)运动员。主要来自国家队、省市队、普通大学、体育院校、大专院校、中小学、少体校。2)普通学生(非运动员)。主要来自大学、体育院校、中小学。3)高校体育领导者的下属。4)高校体育社团成员。5)中小学校长及其下属。
2.1.5 研究工具分布
1)运动领导行为量表。我国70%的学者使用Chelladurai(1978，1993)编制，国内学者修订的量表。3%的学者使用邱宜均(1990)编制，《运动心理诊断学》中的量表。
2)自编问卷。9%的学者在研究中根据实践和体育书籍，自行编制问题进行测量。
3)体育教师领导行为问卷。8%的学者使用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吴武典编制的问卷。
4)变革型领导问卷，MLQ。6%的学者使用Bass(1985)编制，国内学者修订的问卷。有1位学者采用了韩国金正皖、金正男在Bass的基础上针对运动员修订的《变革型教练员领导行为》问卷。
2.1.6 研究结果的分析
学者们的研究发现领导行为与期望、心理压力与适应、满意度、角色投入、凝聚力、激励氛围、自主需要、内在动机、训练动机、自我效能、训练绩效等相关。而基于交易领导理论和变革型领导理论，领导行为与文化、领导风格、有效性、信任、角色投入、工作绩效、团队绩效有关。
2.2 国外体育运动中领导理论的应用研究
2.2.1 体育运动中领导理论的发展
20世纪以来，国外体育运动中的领导理论研究成果显著，出现了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领导模型理论包括多维度领导模型(Chelladurai，1978，1990，2007)，领导认知中介模型(Smoll和Smith，1989)[9]，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动机模型(Mageau和Vallerand，2003)[10]，体育中的变革型领导理论或称转换领导理论(Bass，1985)[11]。这些理论或模型为体育运动中的领导行为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方向。
2.2.2 体育运动中的领导特质理论
Thomas Carlyle的《领袖论》(也称伟人理论)指出，伟大的领导者们都具有独特的特点或特质，这使他们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上升到突出的位置[12]。20世纪，领袖论正式发展成为领导理论，社会科学家们持续、详细的研究导致“领导特质理论”术语出现。Gillman(2000)[13]对NCAA男子篮球Ⅰ级排名前100位的教练员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成功的大学男子篮球教练员属于主导性人格，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向性格占主要地位。Chen(2007)[14]研究了台湾高校高尔夫教练员的领导行为及其人格特质与运动员的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团队感知到的教练领导行为与团队人格特质存在关系。尽管个人特质会影响教练员领导行为这一观点得到了公认，但是领导特质理论本身是不尽完善的。Stogdill(1948)对领导特质理论提出批判，他指出少数人的人格特质是稳定一致的。这一理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考虑环境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运动项目上，领导者(教练员、队长或非正式领袖)的人格特质很难找出稳定的、共性的方面。
2.2.3 体育运动中的领导行为理论
领导行为理论(leadership behavior theory)[15-16]是继领导特质理论之后出现的，该理论认为，领导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塑造的。这一时期对教练领导行为的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事件记录技术和质性访谈法。Danielson(1975)[17]编制了曲棍球运动员对教练行为的感知量表，确定了教练领导行为的8个维度。Tharp(1976)[18]等使用事件记录技术对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传奇教练约翰·伍登(John Wooden)的教练行为特点进行了研究，总结出10种指导和示范行为。Bill(1979)[19]研发了教练行为评价系统(Coaching Behavior Assessment System)，他将教练行为分为反应行为和自发行为。
2.2.4 体育运动中的领导模型理论
2.2.4.1 运动领导的多维度模型
Chelladurai(1978，1990，2007)提出的运动领导多维度模型(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Sport Leadership)认为：运动情境中的领导行为(规定的、实际的、成员偏爱的行为)是由情景特性、领导特征和成员特征等三个因素决定(见图1)。1980年，Chelladurai等人对160名加拿大大学体育教育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再次检验并修订了他在1978年初步编制的体育领导行为量表(Leadership Scale for Sport，LSS)，包括训练指导、民主行为、专制行为、社会支持和积极反馈，重测信度为.71～.82。多维度模型的一些观点得到学者的支持，如当教练员的三种领导行为一致时会导致运动员运动表现和满意度提高。毛志雄[20]认为该理论的价值有两个：一是专门针对运动情境进行研究。二是考虑了情境、行为与结果的交互作用。但是这一理论的实质仍是权变理论。其次，多维领导行为一致性结果的5个方面与运动成绩的关系仍然不明确，也就是说领导行为、团队表现及满足感、运动成绩之间的链接并没有建立。并且，与前两个体育领导理论不同的是，该模型来源于体育运动情境，而非其他领域，不被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和学者的認可，而之前的两个领导理论的适用性较大。
2.2.4.2 领导认知中介模型
Smoll和Smith(1989)认为领导行为的认知中介模型强调情境、认知、行为和个体差异之间的关系，即[LL]教练员的行为通过运动员对教练员行为的认知这个中介作用影响运动员的反应(见图2)。教练行为受自身个体差异、情境因素、教练对运动员态度的感知的影响。运动员的认知受到教练行为、运动员个体差异、运动员反应、情境因素的影响。运动员的反应受到自身认识、运动员个体差异、情境因素因素。在这个复杂的认知模型中，教练员的个体差异包括教练目标/动机、行为意图、手段、对教练规范和角色定位的感知、对运动员动机的推测、自我监控、性别。运动员个体差异包括年龄、性别、教练规范的感知、教练行为效果评价、成就动机、竞争特质型焦虑、一般自尊感和运动自尊感。情境因素包括运动本质、竞争水平、成功经验、当前成绩、队内吸引力。正如Smoll指出，该理论模型存在维度过多和实用性问题，需要在应用研究中证实其对领导者发展的有效性。
2.2.4.3 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动机模型
Mageau和Vallerand(2003)在Deci和Ryan(1985)的认知评价理论和Vallerand(2001)的内、外动机的层次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动机模型。该模型认为：教练员的自主支持行为受教练员个人目标、教练背景、对运动员行为和动机的感知的影响，运动员的竞争力、自主性、关联性感知影响运动员内在动机和自我决定的外在动机。有两位学者检验了该动机模型，并且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Almagro(2010)[21]在自我决定理论和内外动机的层次模型上，验证了Mageau和Vallerand(2003)的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动机模型，他对608名12～17岁的运动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教练员的自主支持行为可以预测运动员的自主性感知，进而预测运动员表现出来的内在动机。Pope(2015)[22]对加拿大大学体育联盟的221名橄榄球运动进行调查，发现只有运动员的自主性可以预测自我决定动机，自我决定动机可以适度预测运动员的表现。Solstad(2015)[23]对222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进行调查发现，对教练动机的感知通过教练提供的自主支行为与满意度呈正相关。由此看来，理论模型只是提供了一个理论上框架，具体应用到体育中时仍然会不断调整和完善。
2.2.5 体育运动中的变革型领导理论
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这个概念最早是有由“Downton(1973)[24]提出来的。Burns(1978)[25]在其经典著作《领导学》中对“变革型领导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Bass(1985)给出变革型领导者行为的4个维度：1)魅力。领导者给追随者树立榜样，追随者认同领导者，并愿意效仿他们。2)鼓舞性激励。领导者对追随者寄予很高的期望，通过动机激励他们投身于实现组织愿景的事业中去。3)智力激发。它包括领导者激发追随者创造和革新，对自己和领导者的信念和价值观提出质疑。4)个性化关怀。领导者创造一种支持性氛围，仔细聆听追随者的个别需求。较早将变革型领导理论应用到体育中的是加拿大学者Zacharatos(2000)[26]，他针对加拿大13所高中11个运动队不同项目(篮球、排球、羽毛球、橄榄球、田径)的112名学生和他们的教练进行了研究，证明了教练员在青少年运动员中使用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有效性。该理论在竞技体育中得到了支持和发展。octavio lvarez(2010)[27]对西班牙国家跆拳道队34(男17，女17)名运动员进行了调查，发现教练员的交易型和变革型两种领导风格对运动员努力有正面的影响，变革型领导风格可以增强交易型领导风格的作用。Ken Hodge(2014)[28]对史最成功的橄榄球队——新西兰全黑队(胜率高达74.49%)的主教练Henry 和助理教练Smith的团队进行了个案研究，发现教练具有较高的自主支持行为、情感智能、变革型领导行为。Morgan (2015)[29]对2003年橄榄球世界杯的冠军——英格兰(橄榄球)国家队进行了个案研究，他认为有5个主要的心理过程支持了队伍的韧性和顽强性，包括教练员变革型领导行为、团队领导、团队学习、社会认同和积极情绪。 KC Bormann(2016)[30]调查了德国手球队的336名运动员和30名教练员，发现教练员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积极方面是可以使团队愿景更加清晰，个人表现或成绩良好，但对于团队成绩或表现有负面影响。根据学者研究结果，不难发现，在“成绩第一”的竞技体育中，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结果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探寻一个“度”的问题非常重要。而在“发展第一”的青少年体育、大众体育、体力活动中，学者们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行为与运动员的自信、信任、自我效能、任务凝聚力、内部沟通、内在动机、自我决定动机、唤醒运动员努力等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
3 結论
3.1 自1986年以来，我国对于体育运动中领导理论的应用研究主要基于多维领导模型，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并应用变革型领导理论进行研究。伴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突飞猛，对体育中领导者行为的研究，尤其是对教练员领导行为研究更是成倍增长。在研究项目上，主要集中在集体项目和体育大项(田径)，而格斗对抗性(摔跤、柔道、拳击、击剑等)以及轮换攻防对抗性(棒球、垒球、板球、冰壶等)项群少有研究。在研究工具上，主要采用Chelladurai(1978，1993)编制，国内学者修订的《运动领导行为》量表。研究结论趋于教练领导行为的正面影响。
3.2 自20世纪以来，国外体育运动中领导理论的研究不断创新，领导理论体系(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应用到体育研究之中，领导模型理论(多维度领导模型、领导认知中介模型、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动机模型)不断创新并得到验证。这些丰富了体育运动领导的研究主题、内容和方法，使得运动领导领域边界越来越清晰。
4 讨论
4.1 国内外体育运动领导研究的“项目特点”与“理论共性”之争。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人更加注重应用、实效性和特性，西方人更加注重逻辑、理论和共性，因此，深入细致了解国内外运动领导领域研究范式，对我国运动领导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具有指导性。
4.2 “万能理论”误区。国外体育运动领导理论的应用研究可谓是丰富多彩，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应用多个理论进行研究。我国主要基于多维领导模型去研究，尤其是竞技体育中，几乎全部使用多维领导理论进行研究。笔者认为任何理论研究只能解决、部分解决甚至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也就是说任何理论的应用及其效果是有局限和边界的，如运动领导的特质理论，主要用于详细和定向的了解教练员个人特质，而领导的多维度模型最初只能反映教练员领导行为一致性问题及其与团队表现和满意度的关系，起到了解和预测的作用。当涉及到参与动机、自我效能、自信等方面可能就得探寻变革型领导行为的作用。我国对于教练员领导行为的研究所借鉴的理论显然是过于单一，有必要根据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和背景，推陈出新，发挥出其他领导理论的实际价值。
4.3 科学是可重复的，理论会随着实践不断完善。无论是体育中领导理论体系(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的研究，还是体育中领导模型理论(多维度领导模型、领导认知中介模型、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动机模型)的应用，都必须随着体育情境的特点而不断完善。应该将训练和比赛各种实际情境加以区分，才能真正对教练员(对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理论和方法起到实质性的贡献。
5 研究展望
通过梳理和总结国内外体育运动中领导理论的应用研究，发现国内外均有自己的特点，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必不可少，结合项目特征发挥出理论的价值更是训练所需，这些过程体现了体育运动领导行为的共性与个性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并且是逐级递进、不可逆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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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荣芳 吴贻刚
1859年6月24日，瑞士人亨利·杜南途经意大利北部小镇索尔弗利诺，正赶上法国、撒丁国联军与奥地利军 之间的一场战役。战场上尸横遍野，死伤者达四万多人。
杜南目睹了无助的伤兵在烈日下痛苦挣扎的惨状，无法就手旁观，于是组织居民抢救伤兵、掩埋尸体…… 就在这时，一个伟大的设想在他心中萌发了。战争结束后，亨利·杜南写下了《索尔弗利诺回忆录》。在书中他描绘了战争的悲惨情景及想对伤员进行 救援但又力不从心的遗憾和不安。为此，他提出了导致两个历史性事件的著名主张：“在和平安定时期应该 建立战时伤员救护团体”;“制订国际性的神圣协议”。他建议在所有国家建立由受过训练的志愿者组成的 以帮助照顾战时的伤员为目的的伤员救援协会。杜南用热情和人道精神震憾了人们的心灵，在欧洲赢得了广泛的共鸣。
瑞士的日内瓦公共福利会选出了亨利·杜福尔将军、琼斯塔夫·莫瓦尼埃律师、路易·阿皮亚医学博士、 狄奥德·莫诺瓦医学博士及亨利·杜南等五人组成筹备组。1863年2月17日，委员们在日内瓦召开了首次会 议，由此“五人委员会〔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前身〕成立了。
1863年10月26日，欧洲16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了首次外交会议，并一致通过了《红十字决议》，决 定在各国建立救护团体，为表示对瑞士的敬意，其标志定为“白底红十字”(瑞士国旗为红底白十字)。翌 年8月8日至22日，又签订了《红十字公约》，且被各国相继承认。公约中规定：战场上进行救护的医院及人 员处中立地位，应受保护;应对伤病员不分敌友均给予救护。
至此，作为亨利·杜南理想中的救护团体“红十字会”和国际性协议“日内瓦公约”正式诞生了。
国际红十字运动，从1863年初成立“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算起，迄今已136年，组织机构逐渐发展，现已遍及全球。整个运动由三部分组成，即：1.全世界共176个(截至1999年底)获正式承认的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简称各国红会);2.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简称国际联合会);3.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简称国际委员会)。
这三大成员的职权所涉及的范围与事务虽然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按照本运动的基本原，朝着同一目标，向同一方向前进的。因此，这些机构都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互有关联的整体性组织。
本运动的最高审议机构是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每4年召开一次例会，把日内瓦公约各缔约国代表，已获承认的各国红十字会代表，以及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代表集合起来，讨论决定本运动进程的一些重大事项。正是由于这个大会有日内瓦公约各缔约国政府代表出席并参与决策，这就赋予了本运动独一无二的特性和权力。
本运动的其他法定机构还有：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代表会议，红十字与红新月常设委员会。另外，还在国际委员会下设中央寻人局。现将这些机构及其职权分述于下：
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职权
国际委员会的前身是由亨利?杜南等5位日内瓦公民组成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后来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会委员全部由瑞士籍人士担任。由于它是红十字运动的创始者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四部日内瓦公约及两部附加议定书)的倡导者，以及它本身的业绩表现，它被授予多项国际任务和特权，而随着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发展，它被授予的国际任务和特权日益广泛。今天的国际委员会已具有下列各种身份：
▲执行日内瓦公约的代表; ▲红十字运动的创始者兼成员; ▲国际人道主义法及红十字基本原则的监护者;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倡导者和宣传者; ▲国际人道主义服务的主动提供者; ▲应国际社会要求和委派承担人道主义活动的工作者。
上述各项职能使国际委员会在国际关系史上获得一种独特地位——国际法人身份，使它在履行职责时，可直接与各国政府打交道。 现行的日内瓦公约(即1949年修订的四部公约及1977年制订的两部附加议定书)赋予国际委员会一系列特权，最基本的有以下几项：
▲从事救助受害者的人道活动，并向他们提供救济; ▲代表保护国行事; ▲切实保卫红十字与红新月标志; ▲救助战俘和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人员; ▲探视战俘及被关押或拘留的平民; ▲与中央查人局任务有关的工作; ▲保存人道主义工作合格人员的档案; ▲主动召集并参加定期修订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附件一(识别章程)的工作。
▲在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中，它具有主动开展人道主义工作的权力。 1986年10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5次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的《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又对
国际委员会的职权作了如下的规定：
(1)维护并传播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
(2)承认符合条件的新组建或改组的国家红十字会，并将此承认通知各国红十字会;
(3)从事日内瓦公约赋予它的工作，受理据称违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指控;
(4)在国际性的以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或内乱中以中立机构身份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时，努力保证向遭受此类事件和其直接后果损害的军民提供保护和球济;
(5)保障日内瓦公约规定的中央查人局的活动;
(6)武装冲突之前，与各国红十字会合作，致力于医务人员的培训和医疗器械的准备;
(7)解释和传播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并推动这类法律的发展;
(8)执行红十字国际大会交付的任务。
总之，国际委员会从1863年诞生时的一个小小团体，已经发展成为当今的一个行动组织，它的工作遍及世界各地。
它的工作对象是因武装冲突或因敌对者的行为而丧失保护的人：伤员、战俘、流离失所的平民和处于被占领状态下的平民。
它的行动基础和依据，是上述的各项法律和规则。
它的职责就是在享有权利的受害者和负有义务的国家之间充任中立的居间者，加强对战争受害者的保护。它的这个中立性，是基于日内瓦公约和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特别是中立、公正、独立这三项原则);而不是像其成立初期那样因其诞生地是瑞士国的缘故。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在逐渐扩展，依据其业经普遍承认的倡议权，它可以向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涵盖的局势提供服务，能够为大多数武装冲突的受害者采取人道主义行动。
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主义行动，主要是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救济和医疗援助。针对现代武装冲突的性质以及给平民带来的必然影响，国际委员会逐渐加强救济和医疗援助工作，专门成立了救济处和医疗处，负责筹划、组织、管理和监督工作。救济处的责任是与各国政府、各国红会以及联合国、欧共体委员会等国际组织进行协调，给受害者提供衣、食、居、行等方面的生活资料。医疗处的责任是解决治疗伤病员所需
要的医务人员、药品和器材以及防止疫病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另外，还为在战争中受伤害而瘫痪或截肢者提供手术治疗、理疗、康复治疗，生产和装配假肢及其他装置。
二是，探视战俘及因安全原因被逮捕和拘留的人们。国际委员会代表的这种探视，不过问被逮捕和被拘留的原因，仅仅是检查被拘留的物质与心理条件，如有必要分发救济品以及确保被拘留者能够同其家人通讯。从1945年以来，国际委员会已在一百多个国家探视了五十多万被拘留者。
三是，查人转信。在红十字组织和日内瓦公约诞生之前，要想了解落入敌方手中的武装部队成员的下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870年至1871年的法普战争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国际委员会说服交战双方向它提供了各自捕获的敌方伤员和俘虏的名单。这些名单使国际委员会能够回答焦虑的亲属的询问并在战俘和亲属之间传递他们的信件。这一突破就是国际委员会设立中央查人局的起源(中央查人局的工作情况详见本章第五部分——中央查人局)。
国际委员会组织机构的最高机关是大会，大会从瑞士公民中推选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最多25名)。国际委员会主席由委员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为4年，可连选连任。设在日内瓦的总部约有650名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为瑞士籍。此外，在世界各地开设50多个代表处，共有上千名代表。在开展工作的那些国家还聘用了数千名当地雇员。1997年国际委员会的专职工作人员总数达到8400多名。
国际委员会的经费来源于三个方面：日内瓦公约各缔约国、各国红十字会以及社会上各种捐赠、基金和遗产。总部机关预算的一半由瑞士联邦政府提供。行动预算是通过特别呼吁获，总数为总部机关预算的若干倍并且每年变化很大，这是因为国际委员会依据其使命而采取行动的种种局势在不断变化之故。
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及其职权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是由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组成。国际联合会以前名为“国际红十字会协会”，创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至1991年才改为现在的名称，创始人是美国红十字会的一位领导人亨利?戴维逊。
他创建这个组织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经济凋蔽，疫病横行，大批一贫如洗的难民在欧洲大陆到处流浪。当时没有几个国家设有卫生部，也没有能够组织大规模救济工作的真正的国际性机构。有鉴于此，戴维逊乃于1919年召集一次国际医学大会。倡议“把不同国家的红十字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国际联盟的组织，发起一个持久的和世界性的运动来提高卫生水平，防止疾病和减轻痛苦。”戴维逊的倡议立即得到响应，国际红十字会协会就在这一年诞生了。国际红十字会协会成立后，各国红十字会并未因此而解散，它们仍然保持其独立身份。这样，国际红十字会协会就成为各国红会在国际间交往的体现，成为各国红十字会、以及红十字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络和合作的桥梁。各国红十字会和国际联合会之间的关系如同联合国各成员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一样。1995年，国际联合会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身份，属于国际非政府组织。
国际联合会总部最初设在法国巴黎，至1935年迁往日内瓦，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在一个城市，两个组织的领导成员经常举行联席会议，协调彼此的工作。根据协议，他们的基本分工是：
在发生国际性或其他武装冲突时，国际委员会负责指导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的行动;在和平时期，国际联合会负责协调各国红会的工作。国际联合会的职权是由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确定的，它的工作范围随着人类社会对人道需求的扩大而在不断扩展，总的目标是改善世界上最易受损害的人们的境遇。它在实行这个目标时，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样坚持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产生歧视。
根据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和国际联合会本身章程规定，国际联合会的主要职责是：
▲促进和协助各国红会的发展，并协助各国红会在国际间的活动。基本做法是：向各国红会提供顾问和设备，帮助培训工作人员及志愿工作者;提供各类资源帮助各国红会建立组织和加强组织;帮助各国红会提高管理能力，改进工作。
▲为自然灾害和疾病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并协调对他们的援助。这是国际联合会的一项中心工作。自从1923年在日本发生的一次大地震导致20万人死亡并造成几百万人无家可归以来，国际联合会就一直在世界各地积极地工作着。1995年统计资料表明，在全球每年发生的自然灾害中，约有15万人丧生，129亿人的生活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近10年以来，每年都有多达22亿的人经常受灾。因此，要求提供大规模的国际援助是经常的。国际联合会的工作，就是根据来自灾区的信息和要求向其成员发出寻求援助的呼吁;向灾区运送捐助品，采购食品和在灾区无法得到的其他物品;并在必要时派遣专家特别是医疗队去灾区支援救灾工作。有些国家经常发生一些自然灾害，国际联合会帮助这些国家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制订和实施备灾计划以减少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建造避灾所、警报系统和仓储网络，以便在发生自然灾害时能够尽快将救助物资运往灾区。此外，国际联合会还参与了联合国的国际十年减灾运动(1990年—1999年)。
▲援助武装冲突地区以外的难民。这主要是联合国难民署的任务。国际联合会的这项工作经常是与联合国的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的。根据统计，当今世界有约3700万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国际联合会60%以上的行动是援助迁徙中的难民，例如在卢旺达，约有200万人逃到邻国，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国内无家可归。国际联合会为此建立了庞大的粮食分发网络，紧急医疗和饮水消毒系统。旨在加强管理，以便为灾民提供更好的和更持久的援助。
▲推进健康保护和社会福利工作。国际联合会成立以来，保障人们健康一直是其努力的一部分。各国红会在这方面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工作，例如急救、社会卫生服务、健康教育、输血、护理、艾滋病防治以及对国家免疫工作的配合等。这些工作，国际联合会是与世界卫生组织(WHO)配合进行的，WHO负责制订战略、计划和技术力量的培训与组织，国际联合会的成员(各国红会)组织社会力量予以实施。社会福利工作，主要是救助冲突中的儿童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
另外，国际联合会还积极鼓励支持和发展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支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各国红会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知识。 国际联合会的最高机构是大会，每个国家红十字会在大会上有一票表决权。大会通常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联合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由大会选举产生，一届任期为四年。国际联合会的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中的国家红十字会成员也由大会选举产生。国际联合会的办事机构为秘书处，秘书处由秘书长主持，对大会负责，秘书处聘用有二百多名属于不同国籍的工作人员以及相当数量的派出代表。
国际联合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其成员(即各国红会)交纳会费，救济与发展规划经费主要来自各国红会和各国政府的特别捐助。
国际联合会是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具有咨询地位，在这个组织和其他国际性机构中，它代表着其成员——各国红会的意见。
三、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及其职权
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成立之初，只为协助军队医务人员在战时救护伤病者。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不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其工作范围都得到扩展。这是由于自索尔弗利诺战斗之后，军队医疗服务已有显著的改善;而武装救冲突已不局限在战场上，有越来越多的平民成为敌对行动中的受害者。在战乱时期辅助军队医疗服务仍然是国家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责(或者说是本职)，但这只是许多工作中的一部分。作为国际联合会的成员，许多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都像国际联合会一样，将其工作范围逐步扩展到人道主义的社会助的方方面面，成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力量之一。国际联合会的工作在许多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工作中都得到反映。
成立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必须符合和履行下列10项条件：
1、建立在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上，该国已加入有关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病者状况的日内瓦公约。
2、是该国唯一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且由一个中央机构管辖;这个中央机构应是该国唯一有资格代表该国红十字会与红十字运动其他成员交往的机构。
3、已获得该国政府根据日内瓦公约和主张正式承认其为社会救助团体，协助政府和公共团体进行人道主义的工作。
4、具有独立自主的地位，能够遵照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进行活动。
5、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使用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的名称和标志/徽章。
6、组织有序，能履行其章程所确定的任务，包括在和平时期作好准备，以便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履行其法定职务。
7、其活动须遍及该国领土。
8、在招募工作人员和志愿工作者时，不论种族、性别、阶级、宗教和政治倾向。
9、严格遵守现行的红十字运动的章程及规则，并与运动各成员合作。
10、尊重运动的基本原则，并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事。
在上述10项条件的规范下，各国红十字会在国内、国际的地位(包括性质、宗旨、组织机构和职责)基本相同;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红十字会在体制、组织、业务、经费等方面的结构特别是业务活动和经费来源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例如：瑞士红十字会由于瑞士联邦政府为减少政府负担，发挥红十字会的作用，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将全国护士培训、急救、输血和一部分社会救助工作都交给红十字会办理，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与资助。红十字会举办事业实体缺少资金时，政府给予无偿或低息贷款;红十字会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均免征一切税收;国内(外)救灾所需经费，政府按照红十字会所报计划予以拨发。1996年瑞士红十字会各项活动共开支4亿5千多万瑞士法朗，其中接受社会募捐、自己创收和政府拨款各占约1/3。
土耳其红新月会在土耳其政府的特许下，在全国开办了诊所、养老院、幼儿园、学生宿舍、血站、备灾救灾中心等多种事业实体。政府不给该会拨款，而是给予各项优惠政策，让该会自收自支，该会办事业需要土地时，政府无偿提供;缺少资金时给予低息贷款;海关罚没的物资，凡能用于救济灾民的都交给该会。特别是把全国三大商业经营权交给该会，作为该会的经济来源，这三大商业经营权是：全国医疗器械和药品的进出口经营权，全国医用X光胶片和扑克牌的进出口经营权，全国矿泉水的开采、加工和经销权。土耳其红新月会就是依靠这些经营获取利润支撑各项事业的发展。
日本红十字会所举办的各项事业，如医院、血站、福利院等，一般都是由政府投资，建成后交给红十字会经营管理。此外，日本政府还给多项优惠政策，支持和促进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如：对红十字会所办的事业，免征一切税收;规定赛马等娱乐业要从收入中提出一部分支持红十字事业;允许红十字会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募捐活动等。
红十字标志的由来
红十字作为战场救护伤病者的标志，最早出现在1580年，当时，意大利有个叫米罗·德·勒列的军官，十分同情战场上伤兵所遭受的痛苦，决心放弃军职，和朋友们一道参加了以慈善为宗旨的撒马利顿的会，专门从事伤兵救护工作，撒马利顿的会员们在米罗的倡议下，在所穿的外套和背心上一律都缀有一个醒目的红十字。
1847年，瑞士各行政区之间时常发生军事冲突，为了在战争发生时协助军队的医疗人员救护伤兵，苏黎士的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救济会”会员们左臂上都带有一个红底白字的瑞士国徽，作为识别标志。到了1863年十六国政府在日内瓦开会时，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一致表示，为了感谢瑞士国家对红十字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决定以翻转的瑞士国旗作为伤兵救护的特殊标志。从此，白底红十字旗帜逐渐飘扬到世界各个角落。人们看到红十字，就想到人道主义，也想到红十字运动发源地———瑞士。
世界红十字日的起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鉴于战争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捷克斯洛伐克红十字会首先倡议，每年举行为期3天的“红十字休战日”活动。大力宣传红十字会的人道思想，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减少战争危险，同时，结合红十字会业务进行全国性卫生、救济、儿童福利等方面的宣传教育。
这些倡议和作法，受到国际红十字界的赞赏和支持。1948年协会执行委员会正式建议：各国红十字会应尽量选择国际红十字运动创始人让享利·杜南的生日5月8日作为世界红十字日，协会第20次理事会，批准了执委会的建议，正式确定每年5月8日为世界红十字会日。
从此以后，每年的世界红十字日，协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要进行活动，宣传红会的宗旨、任务和性质，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和红十字基本原则，扩大红十字的影响，各国也根据本国的情况，组织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由家元首或政府总理发布文告，呼呈社会支持红十字会的人道工作：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宣传红十字会的宗旨、活动;吸收会员、募集捐款、慰问孤、老、病、残，举办展览会，召开座谈会、报告会、演讲比赛等等活动。
红十字标志是国际人道主义保护标志，是武装力量医疗机构的特定标志，是红十字会的专用标志。红十字标志是红十字运动的象征，体现着当今世界的人道与同情。它的存在和正确使用，对于执行人道主义保护任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十字标志是为了对红十字发祥地瑞士表示敬意，掉转瑞士国旗的颜色而成，其中不含有任何政治或宗教因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中立的组织，其使命是为战争和其他暴力局势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保护和援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在大约80个国家设有办事机构，员工总数超过12,000名。
在冲突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调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及其国际联合会的有关行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以及国际人道法，尤其是《日内瓦公约》的发起者。
历史
红十字运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它的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富有生气的力量
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红十字青少年作为富有生气的力量，很早就开始了活动。
1870年普、法战争时，荷兰的中小学生利用旧亚麻布自制绷带，以作战伤救护之用。
1880年，英、荷波尔战争时，加拿大的学生以枫叶为标志，志愿为红十字会工作。
1892年，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州的妇女委员会倡议组织青少年参加红十字会活动，并向第5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提出了议案。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少国家的红十字会组织青少年参加救济士兵和战争受难者工作。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匈牙利、新西兰、波兰、瑞士、南斯拉夫、法国、罗马尼亚、日本、瑞典等国红十字会陆续建立起红十字青少年部。
1922年，国际红十字会协会理事会的第18项决议，阐明了红十字青少年活动的作用和意义，建议各国根据具体情况，在中小学学生中发展青少年会员。两年后，理事会进一步决定，组织红十字青少年活动，以校内为主，但也可以扩展到校外。其宗旨和任务是：保护生命和健康;相互帮助，加强国际友谊;传播红十字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
红十字青少年的责任
作为红十字青少年，我们的力量很薄弱。但即使是这样的我们，仍旧会因为“爱”而走到一起，用我们微小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宣传知识、带给别人欢乐!把人间的爱传递给需要他的人们。是红十字青少年永远的责任。
世界红十字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鉴于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捷克斯洛伐克红十字会首先倡议每年举行为期3天的“红十字休战日”活动。该会的倡议和做法，普遍受到了国际红十字界的赞赏和支持。
1921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十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各国红十字会推荐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1
930年第14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根据大会的一项决议，设立了由捷克、比利时和协会共同指派的三国委员会，负责在3年期内亲赴现场实地考察捷克斯洛伐克红十字会红十字休战日的组织工作和实践经验。
1934年在东京举行的第15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听取了三国委员会的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红十字休战日的活动。
1938年在伦敦举行的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红十字休战日的做法再次得到肯定。
到1946年协会举行第19次理事会会议时，世界红十字日的活动已比较普遍。理事会在决议中指示协会秘书处研究确定一个固定的日子为国际红十字日，各国红十字会在这天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1948年协会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建议，今后各国红十字会尽量选择5月8日亨利·杜南(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创建人)的生日作为世界红十字日。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协会第20次理事会会议上，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于是，国际红十字会正式确定每年的5月8日为世界红十字日。
2008年5月8日是第60个世界红十字日。 会标释义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会标体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奉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整体造型与中国国旗(五星红旗)相似，暗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中国”特征;中央大红十字与半围绕的四个小红十字，象征社会各界爱心的汇聚、红十字基金的积累和红十字精神的传播。
红十字会是一个遍布全球的慈善救援组织，目的是为推动“红十字运动”(或称“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全世界组织最庞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类似组织，除了许多国家立法保障其特殊地位外，于战时红十字也常与政府、军队紧密合作，成为了一个人尽皆知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由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成立。红十字会将他的生日5月8日订为“世界红十字日”，而红十字几乎成为图腾的标志，是由他的祖国瑞士的国旗颜色翻转而成。
红十字会起源
国际红十字会创立于1864年，它的创始人是瑞士人亨利·杜南。亨利·杜南在1859年时路经意大利伦巴底，目睹奥地利、法国及撒丁王国军队在索尔弗利诺(Solferino)悲惨的战役，发现伤兵经常乏人照顾，情况凄惨，所以1862年自费出版了《索尔弗利诺的回忆录》(A memory of Solferino / Un souvenir de Solferino)一书，希望唤起社会的注意，并且号召群众成立一个民间、中立的伤兵救援组织。
“红十字会”这个名词，同时代表了三个名称。一般而言，依照红十字会的“普遍”原则，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地区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而在“统一”原则下，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红十字会。而原先由亨利杜南创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依旧运作，并依照日内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的规定，提供战俘人道协助、监察战俘待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则负责协调各国红十字会、红新月会，跨国救援自然灾害的难民。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在都是联合国的观察员。
红十字会的“红十字”是一个专有标志，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红十字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非战时仅有各国红十字会或国际委员会、国际联合会可以使用，战时则作为战地医疗人员的保护标志，任何武装部队均不得攻击标志红十字的车辆、人员、设施，否则即为战犯。
人类社会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和法则前进的,历史总是在偶然与必然的轮回中选择前进的方向。红十字运动也不例外,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场救护,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红十字运动的诞生
红十字运动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瑞士人亨利〃杜南(1828—1910是红十字运动的创始人。
亨利〃杜南于1828年5月8日诞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商人,在日内瓦很有声望;母亲温柔虔诚,乐善好施,十分注重对他的早期教育。亨利〃杜南在年轻的时候就具备了善良慈悲的品格,他经常给穷人、病人及遭受其他痛苦的人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质上的帮助,他甚至到监狱里探视那些失去自由的人,给他们朗读圣经故事。从18岁起,亨利〃杜南开始学习银行业务,几年后他就被外派到阿尔及利亚的一家银行任总经理。
正当亨利〃杜南在商业生涯上走向成功的时候,一场战争——索尔弗利诺战役改变了他的一生。
1859年6月24日,奥地利陆军与法国——撒丁(意大利邦国之一联军30多万人激战于意大利北部一个叫索尔弗利诺的地方,双方伤亡惨重。因缺乏医疗救护,4万多死伤
士兵被遗弃在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6月25日,正在欧洲各地从事私人商务活动的亨利〃杜南途经此地,为惨象所震惊,当即决定将个人的事业放臵一边,投入战场救护。他联系当地一所教堂作为临时救护所,并与法军军医总监取得联系,释放数名奥军军医俘虏,负责治疗工作;他发动当地的村民参加救护,并劝导参与救护的人不加歧视地医治所有的伤病员;他还为濒死的伤兵笔录下临终遗言,并帮助与他们的亲人联系。
这次经历深深触动了亨利〃杜南的良知和思维。回到日内瓦以后,他立即撰写了《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以直观感人的方式叙述了在索尔弗利诺见到的情景,并于1862年11月自费出版。书中字里行间,浸透和体现着他对残酷战争的无比憎恶,对死伤士兵和平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努力减轻战争给人类带来痛苦的崇高理想。《索尔弗利诺回忆录》问世后,在欧洲各国引起强烈反响。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看到此书后,致函作者:“你武装了人道主义,满足了人类自由。”
亨利〃杜南在《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中提出两项重要建议: ——在各国设立全国性的志愿伤兵救护组织,平时开展救护技能训练,战时支援军队医疗工作; ——签订一份国际公约给予军事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及各国志愿的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的地位。
他的建议,得到日内瓦的4位知名的公民——日内瓦公共福利会会长莫瓦尼埃(Moynier、杜福尔将军(Dufour、阿皮亚(Appia医生和莫诺瓦(Maunoir医生的赞赏和支持。1863年2月9日,他们5人在瑞士日内瓦宣告成立“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又称“日内瓦5人委员会”,1875年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亨利〃杜南为实现其理想,在“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后,继续努力向欧洲一些国家的君主和政府呼吁,并得到了支持。
1863年10月26日,日内瓦国际会议召开。16个国家和4个私人组织的36名代表(均来自欧洲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召集和主持。10月29日,会议通过了10项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除包括亨利〃杜南在《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中提出的两项重要建议外,还有采用白底红十字臂章作为救护人员的保护性标志。1864年3月8日,在普鲁士与丹麦之间爆发的日勒苏益格战役中,佩戴红十字臂章的救护人员第一次在战场上出现,并提供人道服务。
1864年8月8日至22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外交会议(正式名称为“关于中立化在战地服务的军队医务部门的国际会议”。8月22日,参加会议的12个国家的正式代表签署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关于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
瓦公约》。公约共有10项条款,包括1863年日内瓦国际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公约规定了救护车、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包括志愿人员和随军牧师应被视为中立而受到保护和尊重;提出“任何士兵因伤病而不能继续战斗,不论他属于哪个国家,都应给予收容和治疗”的重要原则;宣布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使用白底红十字标志的旗臶和臂章。公约最后呼吁各国政府批准加入这一公约。
从此,红十字运动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在国际法的保障下开始发展起来。 红十字运动始终围绕着亨利〃杜南在《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中提出的两项重要建议的轨迹向前发展: ——在各国设立全国性的志愿的伤兵救护组织(演化为当今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 ——签订一份国际公约给予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的地位(演化为当今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为核心内容的国际人道法文书。
被人们尊为红十字运动之父的亨利〃杜南,因为他的远见卓识,成就了一项“圣洁的有助于人类发展的事业”,他对人类和世界的贡献厥功甚伟。由于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红十字运动上而荒疏了个人的事业,以致在1867年破产;1892年后长期住院,度过了最后的18年;1895年,一名年轻的记者远途旅行,在海顿发现并采访了他。消息传开,已被人
们遗忘了的亨利〃杜南再次闻名于世,他重新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同情和尊重。
1901年,亨利〃杜南和法国人弗雷德里克〃帕西同时获得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但由于他的健康和经济的原因,已不能长途旅行去受奖,但他仍表示把奖金捐给家乡的慈善事业。
1910年10月30日,亨利〃杜南在海顿与世长辞。在那里的群山与人民之中,他找到了心境的安宁,找到了友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1948年,红十字会协会(即现在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理事会决定把每年的5月8日(亨利〃杜南生日定为世界红十字日,并要求各国红十字会在这一天举行庆祝纪念活动。
二、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背景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有其历史必然性。
从14世纪到16世纪,绵延欧洲社会几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萌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最初开始于意大利,后来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遍及西欧各国。
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又称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人为中心,赞扬人的价值和尊严。
文艺复兴以科学反对蒙昧,以人权抗衡神权,启迪民众智慧,倡导对人的深切关注与同情,将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提到了首要地位。这对于以“人道”为宗旨的红十字运动来说,应该具有重要的前提作用。
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为本的人道思想广为传播。而发生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它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自由、个性发展;赞美文化科学,主张人应当掌握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反对蒙昧主义,等等。
到19世纪初叶,“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人道思潮已主导了欧洲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认为它为红十字运动的诞生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者的代表是一批政治文化巨人,他们用划时代的作品诠释了人道主义的真谛。比如,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其名著《哈姆雷特》中,借哈姆雷特之口说:“人具有高贵的理性,人具有伟大的力量,人的行为像天使,人的智慧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战斗口号。德国哲学家尼采更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上帝死了!”
并非红十字运动产生后人世间才有“人道”、“博爱”思
想,恰恰相反,对人的关切与同情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红十字运动是对此的继承和发扬。在红十字运动诞生的前夕,就出现过红十字运动的先驱人物,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为医务界所熟悉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从事战场救护的英国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
弗罗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是现代医务护理创始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由于她的忘我奉献和精湛服务,使得伤病员的死亡率大大降低,被人们称为“提灯女神”。为表示对她的景仰,国际护士会把她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设立南丁格尔奖章(见附录,以表彰各国在护理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护士。
我们把南丁格尔等人称为红十字运动的先驱,是因为南丁格尔等人所从事的战场救护,不仅早于亨利〃杜南,而且同样体现了“人道”、“博爱”思想;我们把亨利〃杜南称为红十字运动创始人,是因为亨利〃杜南的天才构想和伟大实践,成就了一项“圣洁的有助于人类发展的事业”,即把人道思想从伦理学范畴引申到法学范畴,从而排除一切成见,提出向一切遭受苦难的人提供救助的“公正”、“中立”等概念,并由此诞生了一个国际组织——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一部国际法——日内瓦第一公约。
三、红十字运动的文化渊源
红十字运动能够遍及全世界,为不同种族、民族,不同
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伦理道德,不同时代、地域的国家、民众接受,是因其本身蕴涵的文化渊源,扎根在各种不同的世界文化之中,所以红十字精神一经传播,立即与涵盖在这些文化中的“人道”理念荟萃交融,一拍即合。
因而,设在日内瓦的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用造型独特的六块展板,以不同的文字精录了各种不同的世界文化中对生命尊敬和保护的表述,向世人昭示:红十字精神扎根于世界文化之中,涵盖了古典文化的精髓。
犹太教摩西律法(犹太教将《圣经》首五卷称作“律法书”,并称出自摩西之手中记载: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摩西是《圣经》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圣经》中记载,他带领被奴役四百年的犹太人逃出埃及。
在素以文明古国著称的中国,以儒学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经典《论语》有言: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学产生于中国的春秋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博爱”思想,东方古已有之,中国唐代韩愈在《原道》篇中说:“博爱之谓仁。”儒家学说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以“仁爱”为核心的思想,渗入到社会各阶层,自古及今,源远流长。
在印度,阿育王通过血腥的战争拓展了统治疆域。然而当他皈依佛教,他却在帝国界石上题词,谴责战争暴力,甚
至谴责他自己的胜利。佛教的核心内容是讲究“修心”,要点在于施舍与奉献。在世界各地的佛教庙宇墙上,人们最常见的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警句,昭示世人止恶扬善,弘扬博爱理念。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坐牢,你们来探视我。”基督教创始人为耶稣基督(基督即救世主之意,他教人忍受苦难,教人竭尽所能施舍,倡导博爱思想。
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说:“俘虏是你的兄弟,凭真主的保佑,他才落入你的手中。”穆罕默德劝导人们归顺并敬畏安拉(伊斯兰教信仰的神的名字,亦称真主,止恶行善。
1743年的《法兰克福条约》,是各国在彼此交战前关于战俘条款一个很好的和约样本。它规定:允许给战俘救助;允许给交战双方的伤员以救护;病人不得被作为战俘对待;必须以公开的形式,让他们知道自己已成为俘虏。
必须指出,红十字运动和宗教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是红十字运动的精髓和涵盖在各种不同的世界文化渊源中的“人道”理念却紧密相联。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859年那场索尔弗利诺战役,应该是红十字运动的直接源头,而博大精深的世界文化中涵盖的“人道”、“博爱”理念,实为红十字运动
的本源。
红十字运动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现象之一,绝非偶然。“人道”理念的出现,来自人性的内需,代表着试图缓和人世苦难的精神努力,体现为古今世界对人的关注与同情。因而,红十字运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红十字精神是“人道”理念的代名词。保护人的生命的愿望在洪荒时代即已存在,历史悠久,文化根基深远,是世界不同文化中伦理道德观念的结晶。
正是这种内在的对人类苦难关切、同情的精神力量,超越时空,推动着红十字运动的发展,成为红十字运动遍及全世界的基础。
2011-09-06 14:31:13
杨智芳 周秋光
英文标题：Origin of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摘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但实际上，它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它们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传承性，而救济善会不具此特点，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前推到济急善局。追溯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逐渐成长的结果。
关 键 词：中国红十字会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济急善局 救济善会
作者简介：杨智芳(1981-)，女，湖南益阳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周秋光(1954-)，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当国际红十字会于1863年在瑞士始创后，各国相继成立红十字会并申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1]。1904年清政府派驻英使臣张德彝前往瑞士，于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中国由此而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国。”[2]1912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①。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3]，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研究其起源问题很是必要。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②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笔者认为应从研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入手。但从红十字进入中国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前，中国还曾出现过一些被认为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组织，影响较大且已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组织有：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③目前学者就“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计有三种：周秋光先生认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2];闵杰、池子华先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是中国救济善会”④;朱浒、杨念群先生认为“将1900年的整个战争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或许更为恰当”[4]。这些学者的不同观点实际上就涉及到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救护团体的评定问题，同时也表明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问题仍属必要。需要指明的是，因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组织实体，故本文实乃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
(一)
让我们先来看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实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出现紧密相连。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是中国东三省，这对中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但“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挟持下，竟于1904年2月12日发布所谓‘中立’的上谕”[5](P180)。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国东三省同胞。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以及有关东三省难民的各种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引起了具有良好义赈传统且义赈能力较强的上海人士的真切关注。出于对东三省受难同胞的同情，同时也出于要救出在东三省土地上生活着的“至今既未一回”的“南省商幕中人”[6]，上海地方绅商如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便于1904年3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尽管清政府在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但在救护东三省人民一事上清政府还是做了一定的努力，例如清政府在颁行的《中立条规》中就有“战国不得封堵中国口岸”;“中国人民寄居战国境内者，其身家财产，均由该国保护，不得夺其资财或勒充兵役”;“中国人民如有侨居战国封堵口岸者，本国得派兵船前往保护，或接载出口”等条[7](P212-213)，并还采取了一些救护措施，如在天津、奉化两处“饬由当地官方出面，设立了救护机构”[8](P32)。但日俄两国根本不尊重清政府颁行的约法，在日俄帝国主义野蛮铁蹄的践踏下，清政府的这些努力只能流于形式。清政府对此既尴尬又无奈：一方面他们必须实施救护，另一方面又碍于“中立”政策，使得“中国政府未便与闻，盖恐违犯局外之义也”[9]。这种情形迫使清政府需要借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官方力量。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正好符合清政府的这种需要，因此清政府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救护活动寄予厚望并给予支持。后来作为清政府代表的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驻沪商约副大臣盛宣怀及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与沈敦和等上海绅商发生联系，并对他们的救护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就证实了此点。但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因此不享有红十字会所应该享有的权利。”[8](P28)在这种窘况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得不另寻出路。
甲午战前，有关红十字会的宣传介绍文字已载于中国的报章，并且部分地区还办理过红十字医院。甲午战后，中国各大报刊特别是《申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等又大力宣传介绍红十字会，部分先进人士如商人孙淦、官员梁诚等先进人士也发出了要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呼吁，加之日本赤十字社在甲午战争中的优秀表现，使得红十字在中国已逐渐深入人心，因此可以推定，到日俄战争时，中国朝野人士应该不难认识到：在中国约法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救护人员想要进入东三省施行救护，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成立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以国际公法迫使日俄两国同意中国的要求。而这种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至少又须符合两项规定：“必须成立在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尚没有另外为国际委员会所承认的红十字会。”“必须是国家的红十字会，由政府承认，作为军事医护单位的辅助机构。”[8](P15)这就一方面要求沈敦和等人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改组成为政府所承认的国家红十字会;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本为政府所需的情况下，其想赢得政府的承认并不困难;但当时日俄战争如火如荼，时间上已不容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而先求得各国的支持(最好是各国的直接参与)则成为临时应急的最佳办法。因此，在清政府和上海地方绅商已产生互动的情况下，与西方各国合作成立红十字会乃成为他们的共同需要。
“上海的义赈系统一直保持着与红十字会实践的密切联系”[4]，从而“为实现中西合作提供了某种铺垫。”[4]另外，在中国东三省的领土上也生活着不少外国人，他们有的是战争的受难者;有的则在战区从事实际的救护工作。由于人员的缺乏以及其他诸如物质供应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方面以红十字会的形式派员进入东三省实施救护是持欢迎态度的。据载尚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之前，沈敦和致电东北的外国传教士魏伯诗德请求予以援助时，“魏君旋得回电，极愿赞成，并言已腾出医室中卧床五十张，以备遇难病民安卧”[10]。此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各国传教士，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就开始在中国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并且这些救济活动也往往与上海相联系。[11](P317)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国在东三省教士，避难于牛庄”[9]，他们在东三省的救济活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上述这些因素为西人赞同成立中西合办的红十字会奠定了良好基础。而著名的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Ly Richard)在促成中西合办红十字会一事上更是贡献巨大。身为传教士，李提摩太“本来就热心于公益事业，他在华多次参与赈灾救荒义举”[12](P22)，再加上他发现“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宗教是好的”[13](P292)，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激发了他对中国赈济事业的关切，因此，东三省难民的救护也自然会引发他的热情。李提摩太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他与沈敦和私交不错⑤，而沈敦和不仅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主要发起者及领导人，而且还是“实际操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灵魂与台柱”[8](P23)。
因此，在搭起上海地方绅商与东三省传教士之间的桥梁方面，李提摩太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确实很好地起到了这种桥梁作用。此外，在与西方各国及清政府的关系上李提摩太也是如鱼得水：“在义和团运动的善后工作中，他一手托两家，在清廷与列强之间穿针引线，发挥了任何朝廷大臣都无法替代的作用。”[14](P371-372)李提摩太在中国的这种特殊地位使他被推上了在中国创办红十字会的历史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沈敦和对李提摩太的主动拜访使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办最终提上日程。”[14](P307)此后，在李提摩太穿针引线的作用下，西方各国人士与得到了清政府大力支持的上海绅商达成合作，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就是这一合作的直接产物，它由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而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定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仅仅是3月10日商讨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时所使用的一个临时性用语，以揭明它对于国际红十字会的从属关系，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会名”[15](P370)，故“在正式场合，从未使用‘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字样”[15](P371)。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不久，清政府一方面派官员赴瑞士补办加入红十字“原议”手续，以期取得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另一方面“确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政府承认之合法团体”。[12](P32)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具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其一，该组织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与承认，救护范围不限于一隅，具有国家性;其二，该组织有多国洋人参与，形式上得到了各国的承认，又具有国际性。“国家性”和“国际性”是国际红十字会对各国红十字会所做的基本要求，亦是中国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济组织的主要条件。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首先就要考察红十字进入中国后中国成立的救护组织是否带有红十字色彩(亦即是否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国际性”)。具体而言，这样的救护组织需达到如下要求：救护的范围不限于一地;救护组织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救护组织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
(二)
由上分析我们还可看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诞生的历史背景相同——都受命于日俄战争危难之际，成立的目的一致——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注：即东三省)被难人民为事”[6];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两国交战受伤的兵士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16]。如果对两者的组织结构加以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以下相同之处：
首先，两者都实行董事制，既有华董，又有西董。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中有言：“本会开办伊始，宏纲细目，诸务殷繁。特行公举才望夙著、熟悉中外及北方情形大员为董事，总理局务。”同时，“本会另举西董事，与东三省教士联络举行，以免外人拦阻。”[6]由此可见，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尽管由上海地方绅商捐办而成，但从一开始他们就考虑到了借用外国人的力量，以减少甚至避免他们在救护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拦阻。尽管西董事在他们当时的设计中只是一块“护身符”，并不握有实际领导权，但有了这块“护身符”，就使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带上了“国际性”。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西董则更进一步，他们不仅获得了实际的领导权，而且他们的领导权看起来似乎还要远远高于华董：在46名董事中华董仅占11人，其中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8名办事董事中华董仅占3人(其中任锡汾还是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正式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时增补的)。由此可见，华董在整个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要远远低于西董。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实际工作运作机制：“中西董事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办公地点也不在一起，可以说既分工又合作。”[8](P46)而在救护事业中最最重要的筹款事项上，中西董事更是实行“中西分筹”[17]的制度。由此可以推断，虽然在数量上华董少于西董，但在实际领导中国方面的救护事业中，华董所起的作用仍是最主要的。
其次，在领导人方面，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班子绝大部分直接来源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有如下22人出席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杨杏城、沈仲礼、曾少卿、苏宝森、施子英、李云书、王少灏、王松堂、冯珩生、沈缦云、汪汉溪、焦乐山、朱子文、姚燕庚、任逢辛、周金箴、汪建斋、吴少卿、王益甫、陈润夫、席子佩、黄式权。[10]⑥他们构成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担任华董的有如下11人：沈敦和、施子英、严小舫、朱葆
三、周金箴、徐雨之、苏宝森、陈润夫、曾少卿、朱礼琦、任逢辛(后来增补)。[9]两相比较，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担任华董的11人当中就有沈仲礼(即沈敦和)、施子英(即施则敬)、任逢辛(即任锡汾)、曾少卿、苏宝森、周金箴、陈润夫此7人直接来自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班子，这个比例可不容小视，它为表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提供了证据。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设立西董，西方四国直接参与其事，这就使其具有了“国际性”;而其成立章程中还提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虽系商办善举，恳请政府协助，由董事电恳政务处、外务部、商部及各地方官竭力保护”[6]，其设定的救护范围也不局限于一隅，这可说明其也具有了“国家性”。因此，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的相同之处，为证明两者在组织上具有传承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因此，尽管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没有开展具体的救护工作”[8](P29)，但我们可以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且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组织意义上的一种延续。基于此，我们认为亦可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进而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三)
让我们再来对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三个组织进行分析。
中国施医局是1899年由上海士绅汪炳等人设立的，其章程称：“同人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有事施于军士，无事施于贫民。”“内科以华医为善，外科以西医为能。如有军士受创、机匠轧伤，以及一切割治等症，必须参用西法，自不得不聘请西医相助为理。”[18]其章程反映出中国施医局开始有意识地参考红十字会章程行事。中国施医局的成立得到了苏松太道的批准，但其救护活动“局限于上海一隅，不具有全国性和普遍意义”[3];尽管它聘请西医参与，但其对西方各国是否认可不作要求。因此，不能说中国施医局已带上了红十字色彩，它仍然只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地方性善堂。
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影响最大的两个救济组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
六、十七日，上海《申报》分别刊登了《救济善会启》，《救济会章程》;同月二十
五、二十七日，又刊登了《济急善局公启》，《承办济急善局章程》，标志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相继成立。救济善会“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俾善会中人携向军前救护”[19]，它成立后不久，陆树藩等人又向李鸿章禀请“鼎力成全”[20]。这表明救济善会具有如下两个特点：它打出了红十字会的招牌，以期获得各国领事的认可;它由地方绅商自捐自办而成，但寻求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后来救济善会如愿以偿，得以“禀奉直隶总督李传相批准，并由苏松太兵备道余晋瑞观察照会德国总领事给发护照”[21]。随后成立的济急善局亦具有与此相同的特点，它和救济善会“都在借助红十字会方面有着明确的意识”[22]，而在取得政府支持方面则比救济善会更甚：济急善局在刚宣布成立时就提到“信厚等昨奉合肥相国面谕，并接同乡好善诸君函嘱，集资往救以尽桑梓之情，因议„„设立济急善局”[23]。此处“信厚”是指济急善局的主要创始人严信厚，“合肥相国”是指李鸿章，这里特意表明“奉合肥相国面谕”，无形中就将济急善局与政府间的关系拉近了一层。在实际救护过程中，济急善局也确实得到了来自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如袁世凯曾帮该局垫发银五千两、盛宣怀帮该局筹垫规元二万两等等。[24]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了各种捐款、救护活动。以上可以说明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已具“国家性”与“国际性”，它们可以算作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
除了上述相同的历史背景、相同的特点，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还具有如下一致性：其一，两者救护的对象相同。前期，救济善会的救护对象主要为“东南各省之被难官绅”[25];济急善局的救护对象“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23]。从1901年春开始，两者救护的对象“由主要赈济被难的南方各省官绅商民转为赈济北方的普通灾民。”[26]救护中的“南方情结”值得引起重视，这可为我们理解庚子事变以及后来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人士的救护行为提供一个宝贵的视角。其二，两者在实际救护工作中经常合作。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分别成立后不久，救济善会的主要创办人陆树藩等在致李鸿章的电稿中曾“叩求中堂鼎力成全，劝谕盛京卿宣怀、候选道严信厚、候补府施则敬、刑部郎中庞元济等筹款济助”[20]，而严信厚、施则敬、庞元济等人正是济急善局的主要发起者，他们对陆树藩等人的救济行为“不胜钦佩”，并与陆树藩等人“连日公同面议”。[27]这就为后来两者在实际救护活动中的合作埋下伏笔。两者后来在“彼此同办一事，自愿不分畛域”的前提下实现了分工合作。至于具体救护实践中的合作，《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一文对之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22]，此不赘述。
上文表明：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之间存在着极为亲密的联系，乃至造成了“一般人士常常将二者混淆”[4](P172)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两个组织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救护范围：“清江等处归严君筱舫诸公筹办，京津一带归陆君纯伯诸公筹办”;在涉及救护活动最为重要的款项问题时，两者更是强调“惟款项则各归经手不得互相牵混”。因此，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实际上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闵杰，池子华先生没有关注到济急善局的存在，他们依据救济善会已具有红十字会的性质而将其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朱浒，杨念群先生注意到了济急善局的重要性，同时还注意到了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两者之间的关联，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别，他们主张将“1900年的整个战争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实际上是依托庚子事变的历史背景，对庚子事变中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救护组织做了一番广义化处理。
(四)
前文已经论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且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组织意义上的一种延续。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被公认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始，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进而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果想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往前推，那么就要证明自红十字进入中国后至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之前出现的救护组织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带有红十字色彩;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或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相同之处。
如前所论，中国施医局实际上并不带有红十字色彩，而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则已带上了红十字色彩，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先把中国施医局排除在外，而将重点放在对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两者的考察之上。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研究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两个救护组织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或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间在组织结构上是否具有相同之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虽已带上红十字色彩，但它们在本质上仍偏向于归属善会善堂的范畴。“善会、善堂的设立均始于地方上有权有势者的提倡，其他的有权有势者响应这一提倡自发地加入、制定规章制度，在得到地方官的许可之后方开展活动”[28](P595)，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设立就经历了这一过程。通过阅读有关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章程、公启、呼吁捐款救护等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它们实行的是董事制，而这正是善会善堂常见的一种组织模式⑦。救济善会直接冠以“善会”之名，名称上就可直接反映救济善会之本质与善会善堂的关系;救济善局虽然名为“善局”，和善会善堂看似有所差别，但它的领导人如严信厚、施则敬、杨廷杲、朱葆三等早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就曾领导过善会善堂一类的慈善组织：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曾同为广益善堂司董、仁济善堂董事，杨廷杲也在仁济善堂担任过董事⑧，施则敬还是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的总董⑨，他们在中国慈善发展史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由他们领导的广益善堂、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等慈善组织在庚子事变、日俄战争时期一直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因此，若想进一步研究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组织制度，笔者认为可参考善会善堂的组织制度。
从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员来看，救济善会主要由在籍户部山西司郎中陆树藩发起成立并主持，潘赤文、丁晓芳、沈习之、廖纬笙等人参与领导[21]。济急善局则由严信厚、席裕福、杨廷杲、庞元济、施则敬设立，后来，福余南曾君少卿、四明朱君葆
三、天顺祥陈君润夫等绅商以及前川东道任锡汾观察等也参与其中，并对济急善局给予了大力支持[24]。与前面所记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们两相对比，我们很快就能断定：救济善会的领导人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人没有重合之处;而济急善局的领导人在后来日俄战争爆发时全部继续发挥作用：施则敬、曾少卿、陈润夫、任锡汾此4人既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人，又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申报》的总经理席裕福(子佩)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领导人;严信厚、朱葆三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华董;杨廷杲(子萱)、庞元济(莱臣)虽然没有名列华董，但他们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他们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募集捐款进行救护等方面做出了贡献[17]⑩。
领导班子是一个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领导班子不仅制定组织制度，还控制着组织的实际运作，领导班子的更替可以影响到一个组织的性质变化甚至该组织的存亡。因此，济急善局的领导人在日俄战争时期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全部继续发挥作用以及三者均实行董事制此两点可使我们断定：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上存在着对济急善局的传承关系。而救济善会虽然也实行董事制，但是它的领导班子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人之间没有重合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基于此，笔者认为可将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起源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进而前推到济急善局。
尽管不能证明救济善会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间存在着组织上的传承性，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救济善会的重要性。救济善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济急善局两者宣布成立的时间仅相隔十天左右，它们虽相互独立，但两者在很多方面所表现出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之间“分工合作”的关系，使得救济善会的重要性因之而更为凸显。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及之前出现的中国施医局等救济组织，为其后成立的救护组织如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等施行救护活动在理论、实践等方面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等救护组织都带有红十字色彩，但分析它们的组织结构，我们可以说它们本质上仍属于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具体而言归属于善会善堂的范畴)。由上文分析我们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前推到济急善局，这可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具体指济急善局)“嫁接”红十字会逐渐长成的结果。这一“嫁接”过程可做如下解释：
红十字传入中国之初，并没有马上在中国扎下根来自生自长，而是在中国上空飘荡游离着，为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进行“嫁接”提供了可资“嫁接”的选择对象。甲午战争前后有关红十字会的启蒙宣传，中国开明人士对红十字会的大力倡导，外国在华人士在中国大地上的红十字活动(包括日本赤十字社的救护活动)等触动了中国本土慈善组织的“嫁接”情怀，并为其选择“嫁接”红十字会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之后虽然在理论层面上逐渐滋生出了要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要求，但因“嫁接”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在实践中“嫁接”红十字会的过程显得十分缓慢，且“嫁接”流于表面化(中国施医局就说明了这点)。
时局巨变特别是战争如庚子事变、日俄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把锋利的斧头，斩断了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自然生长的态势，造成了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必须接受“嫁接”的局面——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若想继续发挥救护功能，就必须主动把自己改造成适应时局(特别是战争)需要的组织，这就使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面临着一个选择“最佳嫁接物”的问题。考查当时的时局状态和社会环境，“最佳嫁接物”已然存在，它就是早已在中国上空飘荡并得到中国人大力宣传、倡导的红十字会，因此，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产生了自主“嫁接”红十字会的内在需要。内在的真正需要结合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本土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庚子事变中出现的既带有红十字色彩又带有中国本土慈善组织色彩的救护团体如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就是这种“嫁接”后初步长成的“幼苗”。但是，通过“嫁接”生成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两株“幼苗”在随后的生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救济善会这株“幼苗”在庚子事变结束后“夭折”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则得以继续存活下来。由济急善局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它们内部组织结构上的传承性显示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的顽强生命力，而这种顽强生命力的获得一方面应归之它的领导人——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等人资财雄厚，社会影响力大，且热衷于慈善救济;另一方面应归之于盛宣怀等政府官僚的大力支持。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通过“嫁接”红十字会最初形成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之后长成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棵“小树”，然后继续成长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棵“大树”，最后终于长成了中国红十字会这棵“参天大树”。
注释：
①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时间有“1904年7月8日”之说(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我国红十字会的时间探源》，台北：《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刊》1999年总第15期，第21-22页);亦有“1912年1月15日”之说(见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原载1947年《红十字月刊》，转引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00页)。周秋光先生对此进行了纠正，他提出了“1912年1月12日”一说(见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84-185页)。池子华先生的观点与周秋光先生同(见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0页)。
②“民国时期的表述见《中国红十字会》，行政院新闻局印行，中华民国36年，第1页。新中国时期的表述见《红十字与我国》，中国红十字总会编，1981年，第30页;陈璋主编《红十字知识一百问》，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4页”，转引自朱浒：《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起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28页;或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75页。
③闵杰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一书指出：中国施医局是开始“按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的慈善机构”;“中国救济善会是一个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精神和行动惯例成立的一个团体”。(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185页。)此外，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一文和李文海、朱浒《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均对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之红十字会性质有所论及。
④此观点由闵杰先生提出，并为池子华先生赞成(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第181页;孙柏秋主编：《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第76页)。
⑤在《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有言：“李提摩太„„他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1902年，创办山西大学堂，并出任西学专斋总理(谷如墉任中学专斋总理)，沈敦和则是山西大学堂督办(校长)，与李提摩太交往甚密，时相过从。”(见池子华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第22页)。此外，李提摩太本人也曾特意提到：“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即沈敦和)曾提供过帮助”。(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⑥《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一书在摘录《申报》时出现了一些错误，如《记普济善会初次议事情形》一文中将“曾君少卿”误作“鲁君少卿”，“姚君燕庚”误作“姚君蕉庚”，“席君子佩”误作“席君子保”;而在《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一文中将“苏君宝森”误作“苏君实森”(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1页)。这些错误为有些研究者所沿用，使用时需加以特别注意。
⑦善会善堂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轮值制，一种是董事制。台湾的梁其姿先生和日本的夫马进先生在他们的论著中均谈到了善会善堂的这两种组织形式，具体参看(台湾)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10页;(日)夫马进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⑧上海《申报》载有大量关于善举方面的文章，其中多篇落款处为“沪北天后宫前广益善堂司董严信厚施则敬朱佩珍唐荣俊等谨志”“上海六马路仁济善堂董事严信厚杨廷杲黄宗宪朱佩珍施则敬刘芬谨志”字样，如《积善回天》，《申报》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初十日，第九千六百零七号;《普沾实惠》，《申报》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初六日，第九千六百零三号等。
⑨1899年《申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振公所施则敬”“沪北天后宫广益善堂司董严信厚叶成忠施则敬唐荣俊等”等字样即可说明，如《皖灾四电》、《添医初志》(此两文都载于《申报》光绪廿五年四月廿二日，第九千三百八十三号)等等。
⑩1904年3月29日，由吕海寰领衔，杨廷杲、庞元济与盛宣怀、吴重熹、吴郁生、刘宇泰、杨士琦、李经迈、顾肇熙、沈能虎、朱宝奎、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人联署向全国各省发出《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即元电)，该电文于4月2日刊登于《申报》，由此可管窥杨廷杲、庞元济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关系。元电电文见《电筹救护》，《申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七日，第一万一千一百十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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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照录李传相札文[N].申报，光绪廿六年八月廿八日：第九千八百五十四号.
[28][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115～121页。
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于1896年在希腊雅典举办，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奥林匹克运动是怎样起源的呢?传统的看法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因古希腊的奥林匹亚而得名。
奥林匹亚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北半部的一个平坦幽静的小山谷里。第一届奥林匹克竞赛开始于公元前776年，起源于一场事关爱情和王位的角斗。波沙的国王艾诺麦，只有一个女儿，叫基波达米娅。父王为给她挑选一位文武双全的佳婿，诏令应选青年必须和自己比赛战车。如果哪位青年获胜，就以公主相许，还可继承王位;如果败了，就要被毫不留情地刺死。
比 赛开始了。国王虽然年纪已大，但勇力过人;加之他车精马壮，所以有十三个求婚者先后死于他的长子之下。但是在应诏求婚者中，有基波达米娅的恋人皮罗西，公 主决心搭救他。于是在赛前，她命国王的车夫偷偷拧松车轮上的销钉。由于女儿暗中作弊，比赛中，国王的车翻倒了，皮罗西获胜。这样，国王只得把公主许配给 他，为他们举行婚礼，并允诺由皮罗西继承王位。皮罗西为庆贺胜利，便在波沙城以西的奥林匹亚举行了盛大的祭典，感谢宙斯神对他的保佑。在祭祀仪式后，皮罗 西安排战车、角力等运动竞技，为人们助兴。就这样，皮罗西创立了古代奥运会。
据记载，古代奥林匹克竞赛最初只有赛跑一项比赛。参赛选手从跑道的一端跑到另一端，仅此而已。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垄断了比赛的胜利。公元前7世纪，增加了赛车比赛和单马竞技，结果斯巴达人垄断比赛胜利的局面被打破，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强劲敌人埃勾斯人成为新霸主。与此同时，比赛项目的扩大，把远至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的选手都吸引来参加比赛。
公元前472 年，赛事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比赛的时间也由最初的1天延长至5天。第一天不举行比赛，人们对宙斯举行隆重的献祭仪式;此外，运动员和裁判员还要郑重宣誓， 保证公平竞争。第二天主要举行赛车和赛马，以及包括赛跑、跳跃、标枪、铁饼和摔跤的6项全能比赛;第三天举行17岁至20岁之间的青年比赛，第四天举行成 年男子的单项比赛，包括拳击、摔跤、赛跑和跳跃等。在最后的决赛中，男子要全身戎装。比赛在第五天结束，这一天的早晨要进行晨祭，为优胜者举办庆祝宴会。 优胜者将得到用野生橄榄枝叶做成的花冠，作为胜利的象征，这在当时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当时，古代希腊世界各个城邦之间战争频繁。许多人对此表示厌恶，举行竞技会也表现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奥林匹克节庆通常在6 月底或7月初举行，赛会期间各城邦必须停止一切战争活动，称“神圣休战”。为了保证来自希腊本土和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运动员和观众的安全，赛会宣布一个公认 的休战期，对违反协议者要处以罚款。参赛运动员和观众的人身不得侵犯，有不轨行为或被法庭判过刑的人，不得参加赛会。因此，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和平与友谊 的象征，并深入人心。
奥林匹克运动会古称竞技会，起源于古希腊，因举办地点在奥林匹亚而得名。古希腊有爱好运动竞技的传统。古希腊分成许多城邦，为了祭神，各城邦经常举行竞技会，这些竞技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竞技会期间实行神圣休战，以便于公民自由往来，为城邦间绵延不绝的战争带来短暂的和平，因而受到欢迎。在诸多竞技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奥林匹亚举行的祭祀万神之父—宙斯的竞技会，即现今所称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一届古代奥运会于公园前776年举行。此后每4年年举办一次，3公元393年，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禁止一切异教活动，宣布废除古 运动会为止，历时1169年，共举行293届。几十年后，狄奥多西二世烧毁宙斯神殿，后来洪水与地震又将古奥运动会遗址湮没地下。
18世纪中叶，经考古学家挖掘，使古奥运动会遗址重见天日。随着近代体育的勃兴，人们渴望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1859-1889年，希腊人曾举办过4届奥运会。1888年法国的P.de顾拜旦男爵黎提出恢复奥运会的建议，并于1892年遍访欧洲诸国。经两年奔走、筹措，1894年6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国际体育会议。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以后6月23日就被称为奥林匹克日。会议还决定1896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每4年举行一次，在世界5大洲各大城市轮流举办。运动会如因故不能举行，奥运会的届数仍照算。1894年6月巴黎国际会议上通过了第一部由顾拜旦倡议和制定的奥林匹克章程。它涉及奥林匹克运动会宪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章程、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规则及议定书、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通则和奥林匹克议会规则5部分。数十年来，奥林匹克法曾多次修改、补充、但由顾拜旦制定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未变。随着奥运会的复兴，形成了很多具有象征意义的奥运会传统，如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克格言、奥林匹克旗、奥林匹克火焰和火炬。
网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2-13世纪的法国，当时在法国传教士和宫廷内流传着一种“掌球”游戏，方法是在空地上两人隔着一条绳子，用手掌将布包着头发等物质制成的球互相击打，布以埃及坦尼斯镇所产最为名贵，网球英文“tennis”由此而来。到了14世纪中叶，这种供贵族消遣的室内运动从法国传入英国，16-17世纪是英法宫廷从事网球运动的兴盛时期，平民无缘涉及，网球被视为“贵族运动”。
网球运动发展到16世纪，出现了用羊皮制作的球拍，17世纪将绳子改为网，球拍由羊皮改为由弹性的弦。1873年，英国人M.温菲尔德把早期的网球打法改进，1874年又进一步确定了场地和网的规格，1875年英国板球俱乐部推出了第一部网球比赛规则，1877年7月英国板球俱乐部更名为全英板球和草地网球俱乐部，同年在温布尔顿举行了第一届草地网球锦标赛。1912年3月1日，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国网协代表在巴黎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网球联合会(ITF)，总部设在伦敦;1980年，中国网球协会被接纳为该会正式成员。 20世纪70年代以来，网球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允许了职业选手参加温布尔顿等赛事，开创了职业网球巡回赛的先河。同时，科技在网球器材上的运用，促进了先进器材的生产和选手技术水平的提高。从70年代开始，世界上平均每个星期均有国际比赛，地点分布世界各地。到了90年代，网球运动更加普及，在国际网联注册国家就有160多个。作为世界第二运动的网球运动将以无与伦比的魅力和不断发展的技术赢得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和观众。
四大网球公开赛
温布尔顿公开赛：始于1877年7月地点在伦敦的温布尔顿场地为草地。 美国公开赛：始于1881年8月地点在纽约的弗拉辛梅德 场地为硬地。 法国公开赛：始于1891年5月地点在巴黎的罗兰加洛斯 场地为红土沙地。 澳大利亚公开赛：始于1905年1月地点在墨尔本场地为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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