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热议
谨防误踏3%监管红线
为贯彻监管要求，谨防误踏3%的监管红线，商业银行亟需增设偏离度情景，利用大数据和商业智能技术，调整银行相关存款报表指标，修改绩效考核系统，取消存款时点余额考核项目，增加偏离度指标计算，对即将超过一定阈值(3%或低于3%)的情景提前进行预警，以便能够采取补救应急措施，确保月末时点余额偏离度控制在监管要求的3%红线内。(邱成良 浙江余姚农合行)
“权宜之计”难以根治乱象
存款偏离度考核虽从制度源头上为存款“冲时点”进行了严密制度设计，但在笔者看来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难以持久发挥功效。因为在商业银行现有经营竞争模式之下，偏离度监管指标会被商业银行通过更多“高明”的“拉存”手法，将其消弭于无形。要从根本上扭转存款市场乱象，还需通过银行经营转型和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来实现。(莫开伟 湖南怀化银监分局)
负债质量管理“理性回归”
今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要从稳定负债构成、分散负债来源、强化主动负债、控制负债成本入手，通过发行同业存单、降低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等方式，提高负债质量。(李国才 山东博兴农商行)
对银行影响不大
一方面，迫于存贷比考核的压力，银行对于存款的依赖性不会改变，将不再“冲时点”，而是“拼日均”，存款战白热化前置或波段拉长，存款压力不减反增，存款市场竞争仍很激烈。另一方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未雨绸缪的银行已经着手考虑改变银行理财产品设计，把月末到期的理财产品重新规划，比如将到期时间提前到20日。这样一来，各银行依旧可以利用募集期资金沉淀和到期资金回转待划的“时间差”，把这些钱“做成”存款。(祝艳婷 湖北咸宁农商行渔水路支行)
政策执行不应“一刀切”
县域金融机构基数小、底子薄，有的机构活期存款占比高，企业存款比例大，存款浮动较大。如果严格按照偏离度不超过3%执行，会影响到此类中小金融机构正常的经营管理。判断银行业是否存在冲高行为，应该综合采取多种方式，建立更加科学的判断机制。偏离度可以作为重要指标，但不应作为唯一指标。(吴恩峰 山东省庆云县联社)
中小银行可能将面临困境
中小银行将付出更多的成本来购买存款，资金成本更高;而不差钱的大型国有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资金市场上将掌握更多的筹码，银行业两极分化趋势进一步拉大。中小银行可能采用诸如串用存款科目、对公存款擅入储蓄账户、保险资金入一般存款账户、违规发放贷款等手段以躲避监管，结果却陷入更大的风险之中。 (刘玲清 江苏响水农商行)
抓好存款 管好贷款
存款偏离度新规将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揽储压力加大，成本压力加大。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网点优势和员工集体智慧，变拉存款为主动“抓”存款。同时，应按存贷比来合理确定信贷总量，动态修正贷款发放规模和节奏，对贷款投放实现精细化管理，处理好资本金补充、信贷扩张和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许权胜 安徽舒城农合行张母桥支行)
打造负债管理升级版
应实行更主动的负债战略。在存款来源选择、客户挖掘、节奏把握、产品配置、成本控制、资产匹配等方面进行更加主动的把控，结合实际，将影响存款偏离度的关键因素分解、融入经营管理重点和绩效考核指标，使稳定性成为衡量基层存款工作的重要维度，确保存款来有源泉、时间合理、期限匹配，既符合监管要求，又能最大程度产生收益，真正提高负债质量。 (王怀远 山西平遥农商行)
新规短时间内难以奏效
客户已经形成习惯于通过月末存款或者办理理财产品获得“高利息”，正常组织存款势必要失去很多新老客户，同时，各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加大贷款投放是增加收入的经营之道，分子不断扩大，分母必然要猛增，揽储是大势所趋。如果执行银监会月末存款偏离度的要求，存款下降之后很难再上升，没了资金来源，就没有发展基础。如此一来，短期内很难实现月末存款偏离度不得超过3%的监管要求。(孟凡宇 黑龙江省林甸县联社)
成本核算将更加精细
长期以来，出于业绩增长或规模扩张的考虑，中小金融机构凭借“花样繁多”的竞争手段在揽存领域一路“攻城掠地”。这些行为，在造就了短期表象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的“额外上缴”、利息计付的不合理支出等一系列后遗症。《通知》出台后，银行对于这部分“脱水”存款将不再计付相关支出，成本负担将逐步减轻。同时银行会进一步分析客户贡献度和投入产出比，将有限的费用支出用在“刀刃”上，加快对黄金类客户的筛选，分类营销、分类管理、分类经营。(张晋芳 山西省联社阳泉办事处)
三中全会公报“宪法法律至上”成为法学界热议话题
----专家就细化改革进行研讨
江平：审案不能听命上级
法制晚报讯(记者 汪红 实习记者 梅双) 三中全会提出的司法改革体现了回归宪法的趋势;“庭审中心主义”绝不能是庭审集权，要给律师说话的机会;法官审案不能下级服从上级。
11月20日，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邀请法学界多位权威专家和著名律师举办蓟门决策论坛，就“新形势下司法改革与中国法治愿景”展开研讨。专家认为，这次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中，对中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可谓浓墨重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申了“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这句口号。
创新突破
江平教授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宪法法律至上，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法院独立审判是公正审判的基础。
司法改革体现回归宪法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依法治国方面有所突破，司法改革亮点很多。首先就是强调了宪法和法律至上，改变了过去错误的“三个至上”原则。
江平说，所谓‚三个至上‛，指的是党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三个至上”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法院的判决，特别是党的利益至上。很多时候，党的利益实际上变成了政法委员会的
1 利益，成为政法委员会干预法院审判的依据。
江平强调，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而法院只需考虑宪法和法律的利益。因此，“三个至上”存在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教授表示，现行的司法改革体现了回归宪法的趋势。法院和检察院是否以宪法作为依据来履行审判权和检察权，一直以来存在争议。在三中全会上特别提到，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都要忠于宪法，理解适用宪法，这是一个亮点。
法院适用法律来裁判案件，而宪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案件推理的大前提。法院就是一个适用法律保护人权的机构，在保护人权的时候不能将宪法排除在外，宪法也是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焦洪昌说，在宪法中，从来没有把地方的法院、检察院当成其所在地的附属机关。宪法把检察院、法院单独提出来，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不分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这次司法改革回归了宪法。
“去地方化”是审判独立前提
江平教授说，三中全会提出，要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独立审判是公正审判的基础。
目前，法院的独立审判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干扰，特别是地方。审判中“去地方化”是保障审判独立的重要环节。
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江平说，这是一大创新。如果法院的人、财、事权都由地方政府掌控，法院当然要听
2 命于同级政府。只有切断法院和地方的直接领导关系，把领导权上收，才能确保法院的审判独立。
张千帆：‚应公开判决过程中的少数意见‛
深度建言
张千帆教授表示，要在中国建立有效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保证宪法和法律在全国的实施没有阻碍。
建立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千帆教授说，司法公开是解决司法腐败的有效途径，但不仅是审判流程的公开，还应公开判决过程中的少数意见。
在判决过程中，尤其是合议庭的判决中，司法意见未必是统一的，如果允许对少数意见和多数意见的争论都公开，可以避免司法判决中的‚猫腻‛。另外，应在中国建立有效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保证宪法和法律能在全国得到没有阻碍的有效实施。
张千帆教授说，现在大多数违宪违法的规定都来自地方，有的仅为内部红头文件，要落实宪法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建议建立法律规范审查委员会，由法律职业人士构成，负责依据宪法、法律、法规等上位法，审查规章及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保证国家法律体系和谐统一。 何兵：‚保证法官独立审判须去地方化‛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说，这次“决定”里提出‚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保
3 证法官审判独立,这是中国法院有希望“去行政化”最基本的必要前提。
费安玲：‚要让法官活得更有尊严‛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院长费安玲教授呼吁，要让法官活得更有尊严。公民的人格需要独立，在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中，法官作为职业人的人格独立更为重要。
人格独立要以物质为保障，要让法官活得像一个职业人那样有尊严。有的基层因地方政府财政紧张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难免让有些法官去从法律之外寻找不当收入。
另外，法官的人格素养还应追溯到法律人的培养问题。我们的法学教育更多的是告诉未来的法律人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很少教育学生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人，根据什么来审理案件。应对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进行精细化设计，法律人的培养更应是人格塑造的培养。
改革期待
江平教授坦言，中国法院的行政色彩很强，几乎和地方的领导体制完全一样。要实现审判独立就必须把司法运行机制与政府行政体制运行彻底分开。
法官不是下级服从上级
江平教授说，此次三中全会提出，要使法院系统和地方管理系统适当脱钩，这就表明法院系统要“去行政化”。中国法院的行政色彩很强，长期以来和地方的领导体制完全一样，政府分成县、市、省、中央;法院也分为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
法院的工作人员是公务员，但与一般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不同。政府公务员是下级服从上级，但法官不应该是下级服从上级，而现实状况是法官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上司。实现审判权独立的核心是司法权力运行必须真正符合司法体制运行原则，把司法运行机制与政府行政体制运行彻底分开。
田文昌律师认为，要解决法官腐败有两条途径，一个提高法官薪水，二是强调媒体监督。媒体只要不造谣诽谤，作出任何评价都是可以的，要让媒体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现在法院的人财物提升到省级管辖，但省里地方保护也不少，将来应进一步深入改革，最后上升为中央直管。
财政经费安排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的‚办案提成‛，公检法机关办案从赃款中可以提留很大一部分作为经费，这是非常可怕的，可以推动司法机关‚制造案件‛。很多案子无法平反就是因为把钱扣了，必须把案款提留制度彻底废除。 刘仁文：‚‘大劳教’改革应尽快启动‛
“大劳教”改革应尽快启动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说，1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正式废除劳教制度。现在仅是党内文件，还须转化为法律形式。下一步应尽快启动对“大劳教”制度的改革。所谓“大劳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制度：
一是强制戒毒制度。目前全国约有20多万强制戒毒人员，强制戒毒时间很长，涉及到剥夺人身自由，需法律来裁决。
二是针对卖淫嫖娼的收容教育制度。目前规定可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对卖淫女和嫖客判处高达两年的收容教育。有关系的人公安机关可能仅罚款，没关系又没钱的就被送去收容教育。
第三类是针对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收容教养制度。公安机关可对被处收容教养的少年剥夺长达1-3年的人身自由。
第四类是针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和强制住院治疗制度。此外还有治安拘留、刑事拘留、留置等。
刘仁文说，这些“大劳教”也存在与小劳教相同的弊端，对它们都要按照法治的思维朝司法化改造的方向努力。
《穹顶之下》――一部席卷全国的雾霾纪录片，在48小时内全网播放迅猛达到惊人的2亿人次，足以说明老百姓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之重视，也表明了环境污染的治理刻不容缓。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其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尤其提出要“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环保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热门话题，委员、代表、媒体以及大会发言人从不同视角探讨此话题，在此期间舆论对环保保持了高热度。许多专家、委员建言献策，指出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也不是一个部门、一个政府的战争，而是一场全民保卫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
低碳
人们的衣食住行随时都会产生二氧化碳，我们或多或少地都在消耗着石油、煤炭、电能、水、木材等资源。比如一件400克重的100%涤纶裤子经过辗转各国的原料采集、生产制作、销售直到消费者手中多次的洗涤、烘干、熨烫后，耗电量约为200千瓦时，烧煤供电就会排放出约47kg二氧化碳，相当于裤子本身重量的117倍。低碳生活呼唤我们从生活的各个细节出发，低消耗、低排放，节约有限资源，保护地球环境。包括节约用电、循环用水、节省用纸、远离一次性、出行乘坐公交等等。
简约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人们总想赚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子，在各种无形的攀比中疲惫不堪。消费简约的生活能够化繁为简，减轻人们的压力和负担。苹果之父乔布斯一生追求“少即是多”，体现在他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他家里几乎没有装修和家具、经常只吃一种食物、产品品类极少、产品设计极简。少能够让我们抛弃外在的虚华，专注内心的状态。
衣服、图书、玩具等旧的生活用品可以消毒清洁后捐赠给需要的人，有空闲时间可以做义工等等。一个个小的善行却在无形中净化了我们的内心，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美好。
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和管理
比如慈善超市能够很好地实现生活用品的二次利用，并使得捐赠更加便捷利民，可是目前的慈善超市仅在很少几个城市存在，而且管理混乱，运营困难。这就造成矛盾的两个方面：有爱心的市民想捐赠没有渠道，慈善超市募不到物资造血机制匮乏。比如垃圾分类基本也只是一个口号，即使放两个垃圾桶，随后而来的垃圾车也会混合在一起装走，让居民不再有分类的热情。比如推广新能源汽车但充电桩凤毛麟角等等。这些方面将由政府扮演重要角色才能缓解困境。
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当今社会的流行语， 更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战略选择。节能减排，从你我做起，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希望蓝天白云早日重现于我们的苍穹。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达沃斯全球领袖热议“增长的正义”
9月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新领军者会议(夏季达沃斯)开幕式，并围绕“推动可持续增长”的年会主题发表特别致辞。
金融危机过后，在今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副主席已经明确表明中国要改变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内需市场，并加快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而在13日的夏季达沃斯上，温家宝总理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节能和环保，这应该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应付能源需求的不断扩张，我们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既有节能环保，又有创新和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和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010年中国有望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但是中国人均GDP却落在全球百名之后。对于崛起中的中国而言，实现可持续增长刻不容缓。作为《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对本报表示，“可持续增长”跨越多个维度，而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将帮助人们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找到道德和增长的平衡。
这意味着在追求可持续增长目标之时，国家和企业不仅需要考虑长远发展的“可持续性”，也需要考虑当前增长的“正义性”。因为只有正义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增长。
而在夏季达沃斯现场，众多全球青年领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加入了这场大讨论，而众多达沃斯演讲嘉宾的演讲内容，也与本报倡议的“发展新伦理：增长的正义”遥相呼应。
一个企业的正义增长
作为2010年天津夏季达沃斯导师，印度Infosys公司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Kris Gopalakrishnan向本报诠释了他对“正义增长”的理解。“对我来说，正义的增长意味两点。首先，企业的增长速度超过，而不是落后于行业平均水平。其次，我们和战略客户一起享受增长，所谓战略客户是指在行业占据重要地位的企业，比如在零售，全球10个最大的企业，8个是我们的客户。”
Kris Gopalakrishnan一向认为：如果你的企业增长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话，那么企业内部肯定存在着问题。同时，我们所要的增长是可以带来利润的增长,这样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员工支付更好的薪水，给我们的股东一个令人满意的投资回报。
但仅仅实现盈利，并不能满足正义增长的要求。作为夏季达沃斯的演讲嘉宾之一，INSEAD商学院商业战略教授Narayan Pant在接受本报采访之时，特别强调了BP石油公司的非正义增长案例——他认为即便BP此前多年实现高盈利，并获取大量环保奖项，但今年BP爆发的严重环境污染事故表明：一些企业在关注盈利增长的同时，却忘记了企业最核心的本质。“我认为对于BP、力拓和必和必拓这样的资源型企业而言，最为本质的使命就是确保安全和提高生产效率。BP忘记了自己的本质使命，所以出现错误，也遭受了惩罚。”
Narayan Pant还向本报指出：虽然企业最核心的任务是积累财富。但这是在一些约束之下进行的，法律和道德标准就是企业在获取财富过程中必须遵守的约束。违背了道德约束追求增长的企业，最终必将遭受惩罚。
一个国家的正义增长
2010年达沃斯全球青年领袖Pawan Patil则向本报表示：“所谓的正义增长应该是有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所有的人只要选择，都能够获得发展的机会。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受社会歧视的人、或者是残疾人都能够同等地得到社会正义和经济发展的权利。”
Pawan Patil目前是卡塔尔Silatech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该组织一直将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寻找机会和希望作为自己的使命。
2009年达沃斯全球青年领袖、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主席刘佩琪则向本报表示了她对非正义增长的担忧：“城市化进程中，贫富差异日益悬殊，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公平地分配有限的资源，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担心。”
刘佩琪认为：“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每个地区的人都有获得必要资源的权利。而不能因为一部分地区的城市化需要，就调动另一个地区的水、电等资源。”
13日当天，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托尼·克莱门特(Tony Clement)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承认“道德正义”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重要。
文章来源：21世纪财经报道
背景资料
世界经济论坛与夏季达沃斯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
是一个非官方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前身是1971年由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商学院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因为这个论坛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它在5年以后改为会员制。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论坛的年会每年1月底至2月初在瑞士的达沃斯小镇召开，故也称“达沃斯论坛”。而小镇达沃斯也因此闻名遐迩。
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因每年的1月底至2月初在瑞士的达沃斯小镇举行，故而又称“达沃斯论坛”或“冬季达沃斯”，至今已有37年的历史。
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组织的定义，“冬季达沃斯”是世界500强企业同各国和地区政府的对话，研讨全球经济问题。
夏季达沃斯论坛： “中国夏季达沃斯”是针对世界501强到1000强的企业，也就是世界500强企业同最有发展潜力的增长型企业的对话、同各国和地区政府间的对话。由于“达沃斯”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义已经约定俗成，被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府，经济界广泛熟知和认可，所以将在中国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行业峰会暨全球成长型企业年会”，简称为“中国夏季达沃斯”。
第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07年9月4日至9日在大连举行，主题是“变化中的力量平衡”，内容涉及全球商业环境、中国经济发展等重要话题。这是世界经济论坛首次举行针对成长型企业的“新领军者年会”，而且将长期在中国举行，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充分肯定。
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08年9月27日至28日在天津举行，主题是“下一轮增长的浪潮”，主要话题包括走向全球、中国：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等。
第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09年9月10日至12日在大连举行，主题是“重振增长”。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这次年会。
第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10年9月13日至15日在天津举行，主题是“推动可持续增长”。
文章来源：21世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