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新技术传播管理论文

[摘要]公民普遍而充分地享有网络信息知情权、网络政治参与权、网络权益表达权和网络舆论监督权等网络基本权利，其构成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基础。现实“数字鸿沟”的存在和加剧造成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的差距，深刻地影响其网络基本权利的实现。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网络信息新技术传播管理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网络信息新技术传播管理论文 篇1：

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关系网络识别研究

〔摘要〕文章首先对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及其利益相关者属性进行了界定与分析，然后对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与著作权人、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与使用者、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网络进行识别与分析。最后，从公共政策、法律、管理以及经济学视角提出构建均衡的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关系网络的对策，从而实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均衡和社會效益最大化。

〔关键词〕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关系;利益相关者;网络分析;网络识别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7.04.006

〔

The Network Analysis on Stakeholders of the

Copyright of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Li Chan1Xu Longshun1Zhang Wende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

2.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Fuzhou University，Fuzhou 350116，China)

〔

〔Key words〕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copyright;interest relationship;stakeholders;network analysis;network identification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当今社会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网络信息资源已成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由于网络信息资源具有共享性和无地域性等复杂属性，在传播和使用的过程中必然会侵犯拥有著作权法保护的具有专有性和地域性等属性的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因此，著作权等相关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研究的热点[1-2]。Karla等[3]指出网络时代的音乐、文学、影视等著作都存在着较高的侵权风险;Susan[4]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著作权侵权事件进行研究分析并主张应用著作权法来解决侵权问题。我们通过对“北大法律信息网”2006-2015年收录和公布的侵权案件整理发现，近年来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和侵权纠纷大幅度增长(见图1)。虽然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但是如何在网络信息资源共享的过程中合理界定和保障著作权人的正当权益，平衡网络信息资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均衡已成为当今网络著作权研究的焦点和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以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为研究对象，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关系网络的识别与构建，力求实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均衡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网络著作权及其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析

1.1网络著作权

网络著作权是指著作权人作品在网络传播中所享有的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专有权利[5]。随着因特网的诞生，网络著作权作品能够更加便捷、快速的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每个使用者手中，因此，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发展与扩张对传统意义上的著作权的界定和保护乃至著作权法律、法规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冲击[6]。自20世纪末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来，其研究内容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由简单走向复杂、由定性走向定量。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院开始受理网络著作权的相关案件且案件数量逐年大幅度增长，尤其是近年来，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侵权事件更是频发[7-8]，究其原因，主要是网络信息资源属性界定模糊并且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存在着侵权风险。因此，下面分别从网络信息资源属性界定与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侵权风险进行分析。

1网络信息资源属性界定

网络信息资源是一种以虚拟的数字化形式而存在的物品，网络信息资源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必然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属性之分。萨缪尔森[9]在其《经济学》著作中指出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两种属性;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种属性。基于萨缪尔森的观点，在网络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网络信息资源本身的价值并不会因为多数人的使用而有所减损，因此网络信息资源具有非竞争性，此外公共网络信息资源不受著作权的专有保护，可以实现自由共享，体现了非排他性的特点，因此网络信息资源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属性”。但是，著作权作为保护著作权人对其作品所享有的专属权利，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著作权人作品是公开的，但著作权是垄断的，因此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属性”，其信息的共享只能是合理使用、法定许可范围内的共享。

1.1.2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侵权风险

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侵权风险是指在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切侵犯著作权人权利行为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因素的总和[10]。在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包括信息资源的采集、传递、存储等每个阶段和环节都会涉及著作权的问题，因此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具有较大的侵权风险。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资源的广泛应用，著作权侵权更是屡屡发生。为了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创作者的合法收益以及最大限度地规避或降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权损失，侵权相关方必须充分认识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侵权风险发生的根源及传播过程[11]。

1.2网络著作权利益相关者属性界定

自1927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一经理在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及公司要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至1963年斯坦福研究院首次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以来，利益相关者便在企业中广泛应用[12]。Freeman[13]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被其影响的个人或团体。1965年，美国学者Ansoff首次将利益相关者引入学术界，自此利益相关者理论得到迅速发展[14]。由于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把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领域，以此解决网络信息资源共享与著作权保护的均衡问题。

在网络信息资源共享的大环境下，必然存在着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本文参考Freeman[13]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划分方法(从所有权、经济依赖性、社会利益3个角度划分企业利益相关者)，同时结合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各利益主体自身属性，将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相关者划分为著作权人、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和使用者3类。

1.2.1著作权人

著作权人作品是公开的，但著作权是垄断的。著作权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创作出的作品，拥有对作品的专属权利，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垄断身份最大限度的获得收益和回报。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下的外部性，网络信息资源共享的过程中存在着著作权侵权风险和侵权事件。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界定产权为解决外部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方法，在科斯定理的指导下，各国逐渐制定了与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旨在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激励创作者的创作激情，推动科技、文化的创新和繁荣。

1.2.2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

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是以上传、复制、排版、转载等方式对作品进行传播的个体或群体。网絡信息资源传播者是著作权法律中一重要的利益分享者，在网络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充当着著作权人与使用者利益均衡的桥梁作用。“无传播也就无权利”，正是由于传播者的存在才体现和成就了著作权人的权利和使用者的便利。传播者在网络共享平台传播大量的信息资源，其中有些信息资源是著作权人的私有财产，因此在信息资源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侵权风险，容易出现侵权行为，导致著作权侵权纠纷，给著作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自身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和负面影响。

1.2.3网络信息资源使用者

网络信息资源具有数据量大、获取便捷、内容丰富等特性，受到广大使用者的青睐。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用者对网络信息资源具有更多和更高的需求。但是由于网络信息资源复杂的法律属性以及网络信息资源使用者为了支出最少的成本实现使用资源的最大化，存在着直接或间接侵权行为。网络信息资源使用者是著作权人作品的最终受用者，网络信息资源在使用者之间共享可以实现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利益在社会资产流动中带来的利益增值[14]。

2网络著作权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识别

传统的信息资源著作权保护主要是调节著作权人和社会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均衡，主要涉及两个利益相关者，因此，著作权的保护以及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识别较容易。而今，与传统的信息资源著作权保护不同，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保护法律属性较复杂，且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主体，其中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则是著作权人、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和使用者。因此，为了理清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下面分别从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与著作权人、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与使用者以及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两两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识别。

2.1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与著作权人关系网络识别

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与著作权人作为理性人而存在，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避免不了合作与竞争。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作为利益桥梁的连接者，在调节和疏通各方利益的同时，其行为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在与著作权人的关系网络中追求自身利益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

1)途径一：授权许可、合法途径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著作权产品本身不具有价值而具有使用价值，市场经济条件下流动的商品需要赋予一定的价格，这样才能符合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进而实现在市场的上自由流动与交换。法律为了保障自由流动的有序性，就必须对流动模式加以规范，从而使著作权人在此过程中获得应有的补偿和收益，因而诞生了著作权法律与制度，在著作权法律与制度的约束下，著作权作品可以通过著作权人授权许可等合法途径转让给传播者，实现利益分享。虽然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制度的保护以及自身可以实现对社会公众的有偿消费，但是面对复杂的网络技术和海量的网络信息资源以及广泛的社会需求，著作权人单独与社会公众直接交易，不仅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而且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著作权人需要委托信息资源传播者，将自己的作品传播至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网络信息资源的有偿共享和社会公众的便捷获取。其实，著作权人和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作为委托人的著作权人利用代理人的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和强大的技术管理能力获得经济补偿，同时提高作品影响力。作为代理人的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利用委托人的优秀作品，通过自身的营销和传播，有偿提供给广大消费者，获得经济收益，并通过合理的付费机制分享收益，最终实现合作共赢。

2)途径二：未经许可、非法途径

利益驱动下的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许可，擅自采集、处理、存储、传递和应用信息资源，侵犯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侵权行为存在有意和无意之分：其一，由于网络信息资源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法律属性复杂等特性，传播者在缺乏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侵权风险的意识下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信息资源传播至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从而获取经济收益，无意的侵权行为从而导致侵权纠纷;其二，虽然著作权人作品享有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由于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和监督体系尚不完善以及侵权成本较低，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传播者会进行违法操作，从而获得非法收益，直接故意侵权。

综上所述，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与著作权人关系网络可以构建为如图2所示。

2.2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与使用者关系网络识别

一般情况下，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与使用者是信息资源的直接供需方和直接利益相关者。作为委托人的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创建共享平台，实现使用者的付费共享，从而获得支付报酬;而在信息资源爆炸的网络时代，使用者没有渠道和信息去有偿支付著作权人获取自己需求的信息资源，所以使用者和著作权人单独的交易很难进行，使用者通过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提供的共享平台可以及时便捷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资源。因此信息资源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契合。

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前提，以营利为目的，在营利情况下要为使用者提供丰富多样的信息资源，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信息资源文化需求。網络信息资源传播者获得的净收益=(销售单价-支付单价)销售数量，因此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要综合各因素之间的关系，适时地调节销售单价。同时，网络信息资源使用者在满足自身需求情况下，也会要求最大限度的获取免费或较低支付费用的网络信息资源。因此信息资源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博弈。

通过上述分析，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与使用者关系网络可以按图3方式构建。

2.3著作权人与使用者关系网络识别

外部环境风险是导致著作权侵权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使用者素养、著作权保护力度以及信息网络环境等。因此，在国家著作保护权制度尚不完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管理体系尚不全面、网络环境尚不安全的情况下，网络信息资源使用者希望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信息资源使用权，非法采集、改编、上传、传递、应用信息资源，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侵犯了著作权人的署名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行权、出租权、改编权等权利，最终引起著作权侵权纠纷。同时，使用者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剧直接或间接侵权的可能性。因此，考虑各个主要因素的著作权人与使用者关系网络可以构建为如图4所示。

由以上分析可知，著作权人、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与使用者关系网络复杂，利益诉求各异，合作之中存在博弈。因此，精准识别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精确构建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网络，是实现各主体之间利益均衡和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良性运作的关键。结合前述的两两分析的关系网络，从而可以识别出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关系网络如图5所示。

3完善网络著作权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的对策与建议随着社会公众信息资源需求量与日俱增，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更加尖锐，著作权利益冲突更为复杂，利益格局严重失衡[15]。如果三者之间各自为营、过分强调自身利益，利益矛盾则会愈演愈烈，也不利于网络信息资源的创新和应用。因此著作权人利益如何保护、范围如何界定，社会公众利益如何维护，关系网络如何构建等一系列问题是实现帕累托最优和社会总效益最大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学术界和实务界面临的重大难题。为了构建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相关者和谐的关系网络，实现利益均衡，本文综合国内外对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的相关研究，分别从公共政策、法律、管理与经济学四个视角构建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

3.1从公共政策视角构建网络著作权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公共政策是为弥补法律的滞后性缺陷而存在的一种制度形式，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构建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图5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关系网络识别过程

相关者关系网络必然涉及公共利益，而著作权制度又是以保护著作权人私人利益为核心目标。因此，平衡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基本利益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实现利益均衡，避免冲突和矛盾的基础。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出发，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著作权保护和信息资源共享利益平衡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1制定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具体政策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与传统意义的著作权保护不同，而是随着新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动态性的著作权保护。由于法律的制定、形成至应用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面对新形势、新技术就需要制定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具体行动步骤与行动方案，充分发挥刑事司法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功能与引领作用。在遵循元政策价值判断标准与基本政策目标导航标准的前提下，依靠科学的著作权具体政策，合理协调新局势下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均衡是公共政策的一大优势。

3.1.2健全信息资源共享监督机制

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滥用，因此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在构建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平以及传播著作权人作品时，必须接受政府监督机关、著作权人等法律主体的监督。但是，目前我国著作权方面的监督体系尚不完善，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建立健全信息资源共享监督体制迫在眉睫，以公共政策的法律属性弥补现有法律监督体系的不足，约束信息资源传播者侵权行为，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同时，加大对违反公共政策行为规范和非法操作网络信息资源行为者的惩罚力度，形成行业自律，逐渐实现由被动监督向主动遵守的质的转变。

3.1.3将信息资源共享监督体系纳入政府决策机制

将网络信息资源共享监督体系置于国家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监督体系的大环境下，纳入政府信息化决策的战略中考量，充分应用国家信息管理技术与决策机制，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充分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同时也不要以牺牲著作权人的利益为代价。将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保护纳入政府信息资源决策有利于实现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利益平衡机制。

3.2从法律视角规范网络著作权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著作权法是平衡著作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制度设计[16]，其基本宗旨是维护著作权人与信息资源传播者、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均衡，构建和谐的利益关系网络。著作权法的最终目的是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鼓励创作和知识创新，同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网络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知识资源利用率。

著作权法要立足于社会实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在合适的时期制定出适时的著作权法律法规。著作权法在保护著作权人权益的前提下，也要合理规范其权利范围，赋予其合理的权利使用空间。在界定著作权合理使用范围时，其权利的扩张还是缩小并非一概而论的，而是针对著作权中不同的权利做出不同的考察，其中复制权是著作权人最基本的权利，随着复制技术的进步以及网络复制地隐蔽性和简易性，社会公众的自主复制代替了原有的消费复制，对著作权人财产权利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急需出台相应的法律保护著作权人的复制权。但是，网络复制是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也要对著作权人的“绝对排他权”设定界限或加以适度节缩，因为绝对的共享或绝对的限制都不利于网络信息资源的创作和传播。

此外，完善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对于著作权法所设定的合理使用标准要综合考虑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因素，同时要借鉴国外著作权法的先进经验进行价值选择和利益考量。

3.3从管理视角完善网络著作权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

3.3.1完善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将权利授权给集体管理组织或机构进行管理，集体管理机构有权与使用者洽谈，对作品使用授权、监视以及对获得的利益在著作权人之间分配[17]。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单独的著作权有偿授权许可并不现实，因此著作权人将著作权委托给集体管理组织，借助集体管理组织的技术、专业优势达到维权的目的。为了更合理地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需要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

首先，明确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性质。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性质直接决定了其服务模式与运营机制，综合世界上实行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国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性质各不相同，主要有民间性质、半官方性质和官方性质。由于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初期，可以根据我国国情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半官方性质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政府提供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并进行有效监督;后期，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还原为民间性的社团法人，更好的发挥政府的监督和引导作用。其次，明确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责范围。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责范围直接决定了最终的利益分割范围，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授权职责、监督职责、检查职责、收费职责、诉讼职责以及费用的分配机制等都需要在前期的协议中给予明确规定。

3.3.2网络环境下新管理模式探索

1)知识共享协议(CC)

知识共享协议是网络环境下“保留部分权利”的版权声明方式代替传统的“保留所有权利”的著作权管理模式。自2003年我国引进知识共享协议以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我国的知识共享协议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加以完善[18]。

首先，加快版本升级。我国现用的是2013年升级后的3.0版本，而国际共享协议4.0版本已正式发布，相较于3.0版本，4.0版本具有授权更全球化、协议文本更精简等优势，因此加速我国知识共享协议版本升级是当务之急。其次，制定发展规划。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包括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优先目标、团队建设等在内的短期和长期宏观规划路线图。再次，加强与政府合作。加强我国知识共享组织与政府机关合作，促进知识共享协议在政府信息资源传播中的应用，得到政府在资金、政策上的支持。最后，成立独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知识共享组织作为附属机构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一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知识共享协会模式，成立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负责知识共享协议的发展。

2)著作权自助协议(SCA)

版权自助协议是国家数字版权研究基地发布的互联网时代新型多样化著作权许可模式协议，包括仅保留署名权、许可信息网络传播权-放弃获酬权、许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留获酬权、许可信息網络传播权-许可演绎权-要求相同方式许可-放弃获酬权、许可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演绎权-保留获酬权5种模式可供著作权人自主选择[19]。SCA协议是基于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而建立的，为著作权法的完善提供了新思路，但是该协议的使用和传播还需要我国著作权法的完善给予保障。

3.4从经济学视角创新网络著作权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网络信息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双重属性，因此如何协调好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实现利益均衡与效益之和最大化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我们主要从公共信托理论和卡尔多——希克斯补偿理论两方面来阐述。

3.4.1公共信托理论下的经济学分析

公共信托理论萌芽于罗马法，伴随着英国普通法传入美国，经过一些普通法判例实践得以确立，所谓公共信托理论是指以公共信托的名义，保护社会公众在特定自然资源上所享有的公共权利[20]。根据公共信托理论，网络信息资源具有公共信托资源的法律属性，公众(使用者)在信息资源中享有一定的合法权益。首先，对于公共网络信息资源，社会受众有权利进行复制、转载、传播等;其次，对于私有网络信息资源，公众有权利最大限度的免费共享，因为著作权人同样是基于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而进行的积累与创作。因此，公共信托理论主张维护社会公众享有信息资源的使用权，主张实现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将公共信托理论应用于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和著作权保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4.2卡尔多——希克斯补偿理论下的经济学分析

实现著作权人、网络信息资源传播者与使用者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最优”是著作权保护和共享的最终目标。但是，现实中很难实现理想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潜在的帕累托最优，即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是值得考虑的方案。卡尔多——希克斯补偿理论是指通过补偿机制实现次优的平衡方案[16]。我们可以根据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理构建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补偿关系网络以及制定相应的补偿金制度。在进行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时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效率问题。使用者的支付费用要大于著作权人的经济损失，从总体来看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和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不能出现得不偿失的情况，这也是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最基本的原则。第二，著作权资产评估问题。首先是评估标准，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资产评估标准必须综合考虑作品经济价值、著作权人声誉价值、社会收益等，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其次是评估方法，可以采用收益现成法和收益提成法进行评估。第三，规范补偿交易流程。构建第三方交易平台、制定利益补偿交易合同机制、规范交易流程，同时交易合同中明确规定各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与义务。

4总结

著作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代表着著作权人的私人利益，但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进步发展，著作权利益相关主体日趋多样和复杂，而过度强调排他性的垄断私权而忽视共享性的社会公权已不合时宜。因此，第一，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的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利益关系网络整体结构性强，兼顾各方利益诉求情况下给出相对满意而又稳定的解，从而成功规避著作权侵权风险，减少著作权侵权损失和潜在危害。第二，本文构建的利益关系网络结构能够较好的反映出当今社会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保护的现状，为政府著作权保护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为一系列的风险规避研究提供新思路。第三，除考虑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侵权风险源、风险传导路径、风险传导载体等风险要素外，还要考虑各利益相关者自身的利益诉求和行为倾向，从而进一步补充了相关衡量指标和数据，增强了结果的可靠性和现实复杂环境的适应性。识别各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的利益结构脉络，寻找最大利益契合点，并从完善具体政策与监督机制、优化利益补偿机制、依法规范著作权保护范围、创新著作权管理模式等多个视角构建均衡的利益关系网络，从而降低博弈成本、规避侵权损失，实现利益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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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婵 徐龙顺 张文德

网络信息新技术传播管理论文 篇2：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基础及其构建路径

[摘 要]公民普遍而充分地享有网络信息知情权、网络政治参与权、网络权益表达权和网络舆论监督权等网络基本权利，其构成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基础。现实“数字鸿沟”的存在和加剧造成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的差距，深刻地影响其网络基本权利的实现。要加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公民网络权益保障基础，扩大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力度，保证公民网络信息知情权，加强公民网络技能教育培训，扩大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完善网络管理法律法规制度，保障公民网络权益表达权，以权利保障为主，权利规制为辅，维护公民网络舆论监督权，保障和提高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权益和能力。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参与能力;网络权利;数字鸿沟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近年来，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网络新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公民所应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也日益从制度设计走向现实，并从现实世界延伸至网络空间，使得“最大多数的民众关心、参与政治成为可能，使信息公开可以落实到每个具体的公民，使政治权力主体及各级官员开始受到来自方方面面、全天候的监督”[1]，从而为公民普遍而充分地实现基本政治权利，促进公民合法、理性、有序开展政治参与活动提供政治基础和有效保障。

一、实现网络权利构成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基础

权利是能力的基础，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水平，往往与其能够获得的基本权利的程度密切相关。网络公民权是现实公民权利在网络空间上的具体反映，主要表现为网民、网络共同体等网络活动主体在互联网上应享有的网络信息知情权、网络政治参与权、网络权益表达权、网络舆论监督权等项权利，这些权利及时而充分的实现是公民能够合法有效开展网络政治参与活动的基本前提条件，其实现程度也往往能够直接决定和体现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大小，深刻影响着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质量和实效。

(一)网络信息知情权

网络信息知情权是指社会公众能够依法利用网络媒介收集和获取信息资源的权利和自由，也是公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协商讨论和发表意愿诉求的信息前提，以及实现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条件。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微媒体”平台、网络社区论坛等的出现和广泛利用，我国已快步迈入全方位的“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在这个时代，公民对网络新技术的广泛使用，不仅有利于降低意愿表达的门槛，使其能够运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普遍而充分地享有网络知情权，而且有利于其形成更为科学、准确的判断，合法、理性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

(二)网络政治参与权

网络政治参与权是指社会公众依法利用网络互动平台，享有表达自身权益诉求，影响国家行政决策，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权利。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推动数以亿计网民卷入政治参与浪潮的催化剂，能够为公民的多元权益表达提供更为便捷、开放、自由的平台，有利于保障公民切实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沟通交流，从而更加便捷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同时，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的充分实现也有利于促进政府与社会公众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和良性的互动协商，以提升公共事务决策与执行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三)网络权益表达权

“表达自由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是每个人发展与进步的基本条件。”[2](P3)从传播学的视角看，民主政治实则是话语政治，民众的政治权益表达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参与行为。互联网以自由为基础，网络表达权的本质就是公民追求自由表达意见诉求的基本权利。互联网的便捷、开放、匿名等特征，能够打破政府话语权的集中和垄断，为普通民众开拓一个信息和观点能够多元传递、平等交流的权益表达空间，在更大程度上为公民网络表达权的实现提供契机。网络权益表达权通常包括接近和使用媒介权、表达网络言论和权益诉求权、信息沟通交流和信息传播权、网络监督批评权等。这些权利普遍而充分的享有和行使，能够激发和强化公民网络权益表达的兴趣和愿望，提升政治参与效能感，从而推动其理性释放不满情绪，更为自由、全面地表达权益诉求，提升网络政治参与的实效。

(四)网络舆论监督权

网络舆论监督权具体包括网络批评权、网络建议权、网络申诉权、网络控告检举权等项权利。在网络信息时代，网络舆论监督直接来源于网络主体的意愿表达，而基于互联网的隐匿性和意见建议表达的便捷性，有利于避免“被代表”和中介对监督性质及力度的削弱，使得网络舆论监督的普遍性、合法性更加凸显[3](P47)，从而有利于公民撕开现实社会中因恐惧权势而可能不得不为的伪装，使其能够更为放心大胆地进行监督举报，也能使相关举报信息更容易被监督机构获知，从而保障公众充分发挥强大的民主监督的主体作用，增强民主监督的实效。

二、现实数字鸿沟导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差距

所谓“数字鸿沟”，通常是指“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因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客观差异而形成的能力差距，它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

(一)国与国之间的全球鸿沟

就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全球鸿沟而言，1999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网络社会正在开创两个平行的交往体系：一个属于那些收入高、教育好、文化接触多的国家，它们享有低成本、高速度的丰富信息;另一个属于那些缺乏接触的国家，它们被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等壁垒所阻碍，只能分享过时的信息。”[4](P20)从而形成和拉大国与国之间的信息鸿沟。全球数字鸿沟的大小通常用数字鸿沟指数(DDI)予以衡量，它主要是以最低水平国家与全球平均水平间的相对差距来反映，考察对象主要有电脑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手机普及率等。从全球信息社会发展看，各国之间数字鸿沟巨大，信息产品普及存在巨大差距。发达国家主要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的扩散已经进入成熟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成长期，还有少数国家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应用尚处于市场培育阶段。测算表明，全球数字鸿沟指数为0.92，即全球最低水平国家主要信息技术产品的普及应用水平比全球平均水平落后92%(见表1)。“比如，荷兰已有96.7%的家庭拥有电脑，而最低水平国家仅为2.1%;冰岛平均每百人中约有97人上网，而最低水平国家只有1.9%。”[5]

(二)一国内部的社会鸿沟

就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所形成的社会鸿沟而言，一国内部各地区信息化的发展程度往往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向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网络基础设施投入越充足，其网络信息技术水平就越发达，网络普及率相应也就越高。并且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升级和应用，二者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使得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互联网已成为民众生活须臾不离的日常用品，而在某些经济落后的地区网络甚至还只是一种奢侈的梦想。以我国为例，2015年全国信息社会指数达到0.4351，其中，“东、中、西部地区信息社会指数分别为0.5489、0.3880、0.3729。不同区域之间信息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东部地区信息社会指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6.15%，比中、西部地区分别高41.5%和47.20%。中、西部地区信息社会指数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10.83%和14.30%”[6]。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3个省份信息社会指数已分别达到0.7578、0.7198、0.6153，超过0.6，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而排名后三位的贵州、甘肃、西藏3个省份信息社会指数分别仅为0.3325、0.3309、0.3092。这些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往往相对较为薄弱，网络普及率和网络使用水平相对较低，尽管会随着社会发展有所改善，但其与发达地区的绝对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

(三)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体能力鸿沟

就公民个体之间的数字鸿沟而言，主要体现为公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条件和能力，以掌握和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参与国家公共生活方面的差距，它往往受到公民自身经济地位、收入水平、城乡户籍差别、教育背景，甚至年龄、民族、职业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使其在掌握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数量、质量和能力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和差距，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其网络基本权利的掌握和实现，以及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水平。有学者就此提出，“一旦参与的机会，至少在小范围内，能够反映财产和教育的社会不平等时，社会经济地位和公民参与政治的关联性就会体现出来。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高些”[7](P290)。例如，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0489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2.75倍。公民收入差距必然会深刻影响其网络权利的实现和政治参与能力。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统计分析，截至 2015 年 12月，在我国6.88亿网民中，城镇网民占比71.6%，而农村网民占比仅为28.4%，二者相差43.2个百分点;全国网络普及率为50.3%，而各地区的差异较大，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网络普及率已超过70%，云南、贵州等地的网络普及率则还不到40%。在网民中，每月收入2000元以上者占到58.3%，而月收入在500元以下者占14.2%，无收入者仅占6.4%。另就学历、年龄和职业而言，我国网民中高中以上学历者占48.8%，而小学及以下学历者仅占13.7%;网民以10岁～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5.1%;网民中学生群体的占比最高，达到25.2%，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仅占2.9%。

如上所述的现实社会“数字鸿沟”的存在和加剧，无疑会将社会分化为两部分群体。一部分主要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好、掌握着优势资源的信息精英，他们往往有能力购买较为先进的网络设备，并且能够接受相对较好的网络信息教育培训，拥有良好的网络知识与操作技能，可以低廉而快捷地获取较为丰富而充足的信息资源，进而更好地享受网络权利，充分表达和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甚至能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获得信息霸权，从而有效控制网络舆论导向，成为信息社会的驾驭者和“统治者”。另一部分则是那些社会地位不高、难以受到良好教育的群体，他们往往缺乏上网条件和能力，很难借助网络媒介及时了解最新的信息资源，有效表达权益诉求，难免会逐渐沦为“信息贫困者”。

在民主社会中，能够合法有效地使用互联网及其与之相关的服务，往往是全体公民能否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先决条件之一。因而，因获取和支配信息方面的能力数字鸿沟的存在，不仅使社会分化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而且获取信息能力的两极分化会造成政治参与的不平等。“‘信息富人’掌握和控制着大量的信息，可以有效地参与和影响政治，而‘信息穷人’则会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处于政治的边缘”[8](P205)，“实际上便被剥夺了参与并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决策的机会”[9](P368)，从而严重影响公民网络权利的行使和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同时，由于当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信息更新的生命周期相应越来越短，那些掌握着优势社会资源的群体可以不断及时更新网络设备、提升信息技术，能够始终有效掌握前沿信息技术水平。这无疑会加深和扩大“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业已存在的数字鸿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网络民主政治的发展，甚至使互联网有可能沦为某些形态各异的政客和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控制政治社会生活、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便利工具[10](P94)。

三、进一步夯实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基础的发展路径

(一)加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公民网络权益保障基础

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信息产业发展进步的前提，也是减少和消弭国家之间、一国社会内部以及公民个体能力“数字鸿沟”，夯实公民网络权益保障的基础。这就要求国家大力推进“宽带中国”战略，铺就信息畅通之路，促进互联互通、开放共享，打通网络信息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特别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和信息赤贫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和保护力度，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提升网络接入水平，增强网络带宽服务能力，促进这些地区信息化发展，帮助他们紧抓数字机遇，缩小数字鸿沟。同时，还要密切跟踪世界先进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积极推动网络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普及利用工作，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要“完善无线传感网、行业云及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应用基础设施。实施云计算工程，大力提升公共云服务能力，引导行业信息化应用向云计算平台迁移，加快内容分发网络建设，优化数据中心布局。”[11](P30) 特别是要加强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工程，形成政府跨部门、政府与社会数据资源统一共享、交换、开放平台，从而为公民及时、充分、有效实现网络权益，开展网络政治参与活动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二)扩大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力度，保证公民网络信息知情权

政府及时有效地进行政务信息公开，保障公民普遍而充分地享有网络信息知情权，是各级政府的基本义务，也是其树立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推动信息系统跨部门、跨区域共享，形成立体化政务信息公开体系，推进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常态化。同时，要不断提升政务信息公开和服务意识，充分利用网络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及时捕捉公民信息需求，依法依规主动及时地发布相关政务信息，“要破除‘有没有必要公开’、‘选择性的公开’等陈旧观念，不仅要应公民要求公开，而且力争主动公开;不仅要通过政府公报、新闻传媒等一般的方式公开，而且要运用新闻发布会、网络、在线访谈等多种渠道公开，实现公众对相关信息的全面知晓、全方位知晓和全覆盖知晓”[12](P237)。这有利于树立政府信息传播的权威性，充分保障公民应有的网络信息知情权。

(三)加强公民网络技能教育培训，扩大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

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积极性及其参与能力水平，与其接受的参与知识和能力的教育培训程度密切相关，那些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网络新兴技术进行政治参与者，往往接受过相对良好的信息技能教育培训。当前要积极开展“全民网络教育工程”，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强“互联网+”专业技术人才教育培训，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特别是“信息贫困者”的网络知识水平和信息运用技能。还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鼓励高校“重点培养专业化数据工程师等大数据专业人才”，通过采取“跨校联合培养等方式开展跨学科大数据综合型人才培养”，“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合作，加强职业技能人才实践培养，积极培育大数据技术和应用创新型人才。依托社会化教育资源，开展大数据知识普及和教育培训，提高社会整体认知和应用水平”[13](P35-36)，从而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益的充分实现。当然，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过程本身也是其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他们在运用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权益诉求时，往往能够促使其进一步树立强烈的参与感和责任意识。

(四)完善网络管理法律法规制度，保障公民网络权益表达权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同样需要依法严格治理。要有效保障公民的网络表达权，首要任务就是健全网络表达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实现权利保障法治化。这就要根据互联网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新特点，加快完善个人网络信息保护、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网络内容和运行安全保障、网络犯罪惩治等公民网络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树立以法治网的法理权威。特别是要在法律法规中阐明公民网络权利的行使规则和界限、滥用网络表达权的惩处办法以及在网络参与过程中遭受权益侵害的救济规则等，充分保障“信息贫困者”平等的网络权益表达权。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与实体法相配套的程序法，以保持网络立法的协调性和动态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规制网络表达权的法律法规具有高度的专业化和综合性的特点，这就需要积极吸收法律专家和网络信息技术专家共同参与制定，使网络法规更具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实现网络信息立法的民主化，从而有效保护网络主体合法的表达权益。

要建立健全网络表达相关制度，实现权益表达制度化。一是要进行必要的网络身份认证制度。从事网络表达相关活动的单位和营业场所要严格履行审批和备案手续，公民也应通过网络前台匿名与后台实名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网络身份注册，以保证网络运营单位和公民个体能够负责任地、合法理性地行使网络表达权。二是要实行合法必要的内容审查和许可备案制度。由于网络表达的内容既能够弘扬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也可能会产生消极不良影响，因而有必要结合网络媒体的发展特点，对网络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途径等实行合法、必要的媒介审查和控制，严格禁止暴力色情、网络谣言甚至非法内容的表达和传播，引导公民合法、理性、有序开展网络活动，以净化、清朗网络空间。三是健全网络政治沟通制度。要注重和促进以网络对话、商谈和讨论为主要参与形式的网络协商机制建设，加强政治沟通，促进公民合法、理性、有序地利用网络平台表达权益诉求，力求通过网络协商化解矛盾。四是健全网络舆情引导机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实时掌握舆情动态，加强官民互动沟通，有效发布政务信息，恳切回应民意诉求，及时疏导社会情绪。要加强网上正能量建设，着力培养具有主流社会认同感的网络舆论领袖，使其能够通过实名发表有说服力的帖子和新闻评论，形成网上权威话语和主流声音，把握好网络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增强主流话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引领网络舆论良性健康发展。

(五)以权利保障为主，权利规制为辅，维护公民网络舆论监督权

网络监督权是在信息网络环境下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民主监督权的新渠道、新方式，它监督成本相对较低，也有利于直接传递公众监督意愿，提高监督力度和实效，促进公共权力透明运作。而对公民网络监督权的有效保障，不仅有利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也有利于保护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成为“民权”限制“公权”的有效便捷手段。这就要求在网络法规制度建设上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网络权利为主，而以权利规制为辅，也就是国家在限制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或监督权利时，应该选择为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基本权益而做出最小的合理限制，以此鼓励公民积极有效开展网络监督，实现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制化、制度化。另外，公民行使网络言论自由权和网络舆论监督权应把握好平衡，遵守适度的原则。监督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基本规范，不能采用人肉搜索、网络恶搞、传播谣言、组建“网络黑社会”、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等方式，侵犯国家或他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以行使网络监督权为名，干涉审判过程，造成司法不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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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叶 皓.正确应对网络事件——政府新闻学网络案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3]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张新颜

作者：金毅　许鸿艳

网络信息新技术传播管理论文 篇3：

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研究

摘 要：[目的/意义]通过对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影响机理进行研究，识别出关键影响因素，对商务网站价值增加、顾客满意度提高以及整个生态链的价值增值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丰富其理论体系。[方法/过程]构建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的过程模型，并据此建立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利用专家打分法收集原始数据，运用模糊集理论-DEMATEL法对各项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结果/结论]最终识别出顾客满意度等8项因素作为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的关键影响因素。从3个角度提出促进以及优化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的建议。

关键词：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模糊集理论-DEMATEL法;关键影响因素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9.06.002

〔

Key words：business network;information ecological chain;fuzzy set theory-DEMATEL method;key influencing factors

传统的商业形态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经历巨大的转型，逐渐形成了商务网络信息生态系统，各主体依托互联网，建立商务网站，提高组织间信息流通速度以及流通量，新型的商业形态以信息的创造、流通和共享为主要活动。因此，提出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来界定信息化背景下的商务形态。张海涛等[1]提出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是一条信息价值的增值链，其运行过程即价值创造的持续性过程。张连峰[2]提出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是一个包含多种类型的商务网站(信息生产者、加工者、序化者)以及顾客(信息消费者)的链状生态系统。王丹等[3]构建了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的流动模型。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的路径与影响因素相关文献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面对多维度下众多的影响因素归纳，识别以及确定其中的关键因素的研究仍空白;但在政務网络信息生态链领域，已开始进行了相关研究，如闫奕文等[4]深入研究并识别了政务情境下网络信息生态链运行过程的关键因素，并对后期政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信息传播过程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目标和措施。

综上所述，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的研究已日益深化，概念理论层面的研究已接近完善，目前研究趋向于其价值创造的机理以及实证分析，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定性或定量地识别出关键因素是当下研究的热点;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的过程模型，建立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再运用模糊集理论-DEMATEL方法识别出关键影响因素，进而为优化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的价值创造提出相应对策，对当下互联网商业生态的优化以及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的价值持续稳定创造具有重要意义。

1 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过程及影响因素体系

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的价值创造是一个多主体协作、多因素交叉影响的价值增值过程，其价值创造过程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

1.1 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过程分析

本文设计了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的过程模型。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的价值创造过程是一个开放、自组织、协同运作的生态系统。本文依据信息生态学理论将该价值创造过程分为信息主体、信息、信息技术以及信息环境等价值创造过程，并建立了如下过程模型，如图1所示。

系统内的信息主体主要指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商务网站以及顾客，除顾客之外，所有上下游产业链主体间紧密衔接、分工明确，相同层级之间的信息主体保持信息共享、资源互补的合作竞争模式;商务网站是负责衔接生产者与顾客的中间组织，商务网站能够及时地将商品信息精准推送给消费者，并针对消费者的浏览习惯、行为偏好，制定相应的产品策略，反向推动生产者优化商品，正是整个系统内各主体紧密协作，持续不断地输出价值;创新的信息技术推动了整个系统持续输出价值，适用的信息技术支撑着整个系统稳定的价值输出;内部信息环境如流畅的信息传递系统、可靠的终端硬件设备是信息流通的重要保障，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刺激着生产者不断适应市场变化，推陈出新，政府的一系列法律、制度规范着各信息主体的行为，是整个系统规范运行的重要保障。整个系统正是在一系列因素的协同交叉作用下进行价值持续输出。

1.2 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的影响因素挖掘

依据信息生态学四要素理论，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受到信息主体、信息、信息环境以及信息技术四大维度下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以上述维度为基础，更深入、全面地挖掘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

1.2.1 信息主体维度

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中各信息主体之间对信息的传递及获取是一个竞争、合作的博弈过程。王玲[5]认为供应链价值创造的关键在于成员的合作。张定方等[6]认为正是主体间的“紧密协同”促进了其价值创造过程。基于协同学分析，参考相关文献，总结提炼出资源协同、流程协同、关系协同构成了其价值创造的具体层面。

资源协同层面。赵亚蕊[7]提出一般性互补资源、专业化技术资源对供应链虚拟整合的成功发挥着重要作用;Flint D J[8]提出资源的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以及各节点的资源整合使得各方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生产共同体。在该层面下、信息主体的能力素养、资源的共享程度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流程协同是跨组织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业务流程的标准化。Lee H L等[9]提出合作企业之间的流程匹配可以提高双方的经营效率，实现更好的协作，创造更大的效益。该层面归纳出合作紧密度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系协同是整合链上各信息主体之间的合作互惠关系。Kim D等[10]提出企业定制商业伙伴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产品的销售与生产环节的关键接合，进而提升合作企业间效益。赵亚蕊[7]认为企业进行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能够建立企业间、客户间长期稳定的互惠关系，进而实现价值创造。因此，可以归纳出信息主体间的信任度以及顾客的满意度是价值创造的重要影响因素。

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各主体间的价值创造活动是相互协作、相互关联，动态变化的整体，在这个系统中，最终通过各商务网站主体之间的协同运作创造价值。

1.2.2 信息维度

信息包括企业间数据、报告以及市场消费者信息等，它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顾客关系和商务活动的客观描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业务往来。

关于信息质量影响机理的研究成果很多，如肖静华等[11]从信息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假设出发，提出了价值创造的机理在于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张晴[12]基于信息的视角提出信息价值的影响机理：即信息量、信息频度、信息效度和信息风险。陈永平等[13]认为信息聚合能实现供应链信息在网络平台中的有效聚合，将提高信息的组织化程度，进而提升供应链的价值创造。

在商务网络情境下，本文归纳出信息维度下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信息的时效性、可靠性、组织化程度以及信息的丰富性，上述因素对于商务网站的决策、管理与快速反应至关重要。

1.2.3 信息环境维度

信息环境分为内外部环境两方面。内部环境是指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的运营情境。梅姝娥等[14]认为稳定的企业间信息系统，如集成性有利于知识共享和流程整合，灵活性有利于促进知识挖掘和流程创新。信息系统的稳定性是节点商务网站之间有效协同运转的必要条件。因此，内部信息环境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信息系统的稳定性、信息终端设备情境。外部环境是指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之外的宏观环境、即制度、市场、社会以及法律环境等。梅述恩[15]认为外部市场环境的动荡性能够激励企业，保持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进而提高价值创造。徐旭[16]认为政府利用法律、行政力创造完善的制度环境以及法治环境，约束各主体的行为，正向促进企业间电子商务的合作绩效。因此，外部信息环境因素包括政府规制、市场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

1.2.4 信息技术维度

信息技术贯穿于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形成和发展的各个流程，许孝君等[17]认为信息技术是整个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构成的必要条件，对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的影响非常大。冷晓彦等[18]认为新技术在网络信息生态环境中的创造性应用可以拓展网络信息服务模式和范围，对促进价值创造意义重大。信息技术不仅可以有效保证节点位信息的时效性，也可以提高链体上信息的流通性。综上所述，信息技术的创新性、信息技术的适用性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普及程度是推动价值创造的重要影响因素。

1.3 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的价值创造影响因素体系

最后，本文以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过程模型为依据，结合上文所述四大维度下影响价值创造的一系列影响因素，构建如下影响因素体系，归纳总结出17项影响因素，如表1所示。

2 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关键因素识别

2.1 研究方法的选择

在复杂系统多维度影响因素研究领域，DEMATEL方法是一种普遍用于判定各因素之间影响程度、作用机理的一种方法，广泛地应用于知识发现、信息资源共享、商品市场等场景中，用于分析及判别关键影响因素。DEMATEL方法最早于1971年提出，目前已經发展为成熟的理论方法体系，但该方法的应用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在于该方法一般需要依据专家群体打分建立直接关系影响矩阵，数据受到专家的主观倾向性影响，破坏了DEMATEL方法的客观性。因此近年来有部分学者试图消除专家打分所造成的主观性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方法融合的创新，比较有代表性的创新有两类：BP神经网络-DEMATEL方法以及模糊集理论-DEMATEL方法。

BP神经网络-DEMATEL借助BP神经网络训练初始数据，替代专家主观打分数据，再通过DEMATEL方法分析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模糊集理论-DEMATEL方法利用三角模糊数来量化专家群体的主观打分，再通过DEMATEL方法分析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两种方法均以DEMATEL为核心识别手段，区别在于数据的获取以及处理手段的不同。本文综合考虑采用模糊集理论-DEMATEL方法。一是模糊集理论可以有效地减少专家打分法所带来的主观倾向性的影响;二是组织本领域内的专家更能体现本研究内容的针对性;三是BP神经网络-DEMATEL方法目前还不能完全绕过专家打分，而获取全部的量化数据，其较多的应用于环境监测等数据易客观量化的领域，在定性数据获取上仍存在一定的难度。

2.2 模糊集理论-DEMATEL方法数据处理

2.2.1 数据来源

本文设计了影响因素专家打分表，邀请了学术圈、电商圈以及金融圈的众多专家、学者参与该项研究的打分;按照(0，1，2，3，4)五级打分规则，总共收集到8位专家的评分表，分别为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研究领域的教授4名，电商企业负责人2名、金融机构投资者2名。接下来对专家的评分进行模糊化处理，见表2，将专家的评分转化为三角模糊数Zijk=(lij，mij，rij)，1≤k≤8，上述公式表示8位专家中任一位的影响因素i对因素的评分模糊化处理值。

2.2.2 数据去模糊化处理

将上述8位专家的三角模糊数据进行标准化转化，得到直接影响矩阵A。参见步骤如下：

2.3 结果分析

2.3.1 数据处理结果展示

2.3.2 影响因素间相互关系分析

根据上述表4的计算结果以及图1的可视化展示，可以分析出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的17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理。原因度(D-R)大于0的因素共有6项，分别为信息主体能力素养(C5)、信息的丰富性(C9)、政府规制(C12)、市场环境(C13)、社会文化环境(C14)、信息技术的适用性(C17)，均属于原因因素，在系统主动影响程度相对较高。信息主体能力素养(C5)原因度值最大，影响度第3，被影响度仅为13，该因素只能作为原因因素。政府规制(C12)、市场环境(C13)以及社会文化环境(C14)，虽然原因度排名分别为2、3、4位，然而影响度以及被影响度的排名都比较低，与其它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均不大。

原因度小于0的因素有11项，分别为资源共享程度(C1)、合作紧密度(C2)、信任度(C3)、顾客满意度(C4)、信息时效性(C6)、信息可靠性(C7)、信息组织化程度(C8)、信息系统的稳定性(C10)、信息终端设备情境(C11)、信息技术应用普及程度(C15)、信息技术创新性(C16)，均为结果因素，在系统内被影响程度相对较高。信息的组织化程度(C8)、信息技术的应用普及程度(C15)、信息技术的创新性(C16)、信息终端设备情境(C11)等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都比较低，即这些因素与其它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不够密切。

2.3.3 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结果

中心度(D+R)作为影响度与被影响度之和，是因素在系统内重要性程度的参考，与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本文共有17项影响因素，选择中心度排名前9位的因素作为本次研究的关键性影响因素的参考(见表5)，同时关键性影响因素的选择还要同时考虑影响度以及被影响度两者的排名。

依据表5可知，顾客满意度(C4)、信息的可靠性(C7)作为中心度排名前两位的因素，其影响度和被影响度的排名分列前二名，对其它因素的影响作用非常高，同时又非常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为本次研究中最重要的两项因素。

中心度排名顺序从第3～第8，依次为商务信息的可靠性(C7)、信任度(C3)、信息技术的适用性(C17)、资源共享程度(C1)、合作紧密度(C2)、信息的时效性(C6)、信息系统的稳定性(C10)，上述因素的影响度以及被影响度的排名均在前9位，影响程度以及被影响程度均比较靠前，与其它因素之间的关系相对密切，可以作为本次研究的关键性因素。

信息组织化程度(C8)的中心度和被影响度排在前九，但是其影响度排在11，对其它因素的作用较小，因此不适宜作为本次研究的关键性因素。

3 结论及建议

本文归纳总结17项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通过模糊集理论-DEMATEL法对标识别出8项关键性影响因素。其中，属于信息主体维度的有顾客满意度、信任度、资源共享程度、合作紧密度;属于信息维度的有信息可靠性、信息时效性;属于信息环境维度的有信息系统的稳定性;信息技术的维度有信息技术的适用性。即信息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是支撑价值创造过程的主要动力。本文将从如下三方面提出优化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价值协同创造，进而提升价值创造效率的建议。

3.1 持续推动主体间协同创造价值

顾客满意度是价值创造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商务网站的信息精准推送、产品设计的创意、服务模式要时刻的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在当前互联网经济时代，顾客的满意度增加，能够通过强大的社会网络效应，造成优质口碑的急剧提升，能够为企业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带来持续不断的利润和价值。信任度、合作紧密度以及资源共享程度这三项因素相辅相成，都体现了成员主体间的协同运作程度。因此，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通力合作、适当的分享自身资源，形成和谐共赢的产业生态是价值持续创造的基础。

3.2 选择适用的信息技术，促进信息系统的稳定性

信息系统的稳定性作为内部环境因素，起到了稳定、可靠的传播以及反馈信息的任务，而这需要适用的信息技術来提供支撑，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创新性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均不高，本文研究认为创新性的信息技术有一个磨合利用的适应期，虽然在先进程度、传播效果、节约成本等方面有着不错的表现，但往往会以牺牲一定的稳定性作为代价。因此商务网络信息生态链系统应当选择适用的、信息技术磨合完善的设备作为底层支撑，要始终把信息传播情境的稳定性作为首要需求，在此基础上适当地采纳先进技术。

3.3 进一步提升信息的可靠程度和实时性

信息可靠性的影响度是所有因素中最高的，同时被影响度第二，同样也是整个系统中同其他因素间最密切的因素。信息的可靠程度、实时性更应该被作为中间影响因素变量，可靠以及实时信息需要相互信任的成员主体来快速提供，依托行业准则、国家有关法规避免机会主义倾向，最后借助稳定的信息传播通道瞬时传达给其他主体或顾客群体。信息可靠性、实时性的提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将会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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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国雷)

作者：张海涛 任亮 刘雅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