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中尊敬人权论文

[摘要]旅游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它与相关的亲缘权利构成一个相辅相生的概念群落。旅游权主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对等的义务。实施旅游权，要遵循法律的普适原则，要体现法律在程序上的各种保障，要形成基本的行为规范。主张旅游权，是通过个人权利的实现而阐发人类旅游行为的大意义，达到互相尊重、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国际法中尊敬人权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际法中尊敬人权论文 篇1：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需要尊重国际法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国际潮流和国内进步，中国人对待国际法律体系和国际司法机制的立场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在邓小平“我们还要大力研究国际法”的要求鼓舞下，中国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逐步开展，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逐渐转变了对国际司法机制的怀疑和观望态度，中国人开始参与到国际司法过程中。1984年，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倪征奥在第39届联大和安理会上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之后，史久镛教授在1994年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并在2000年被选为国际法院院长。王铁崖、端木正等多位中国法学家和法官担任了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中国人还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等重要国际司法组织中受聘担任法官或法律专家组成员。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保留，中国近些年来开始尝试适应和学会使用国际司法机制，在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各种国际公约时，改变了过去那种对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国际争端的条款一概保留的做法，用更加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对待之。例如，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申诉方或第三方的角色应对和解决涉及WTO的各种贸易争端和摩擦;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应制订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和建立了国家环保总局牵头的履约工作协调组;全面参与了海牙国际私法公约的制定工作，并于1991年和1997年分别加入《海牙送达公约》和《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公约》。

1998年10月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中国在国际安全和裁军领域的步伐尤其引人注目，表现出成长和自信的新形象：中国最早向其他核大国提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草案，并积极谋求达成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安排;签署并批准了《拉美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和《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有关议定书，并且支持在东盟、中亚和中东等地区建立无核区的努力;加入《南极条约》、《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承担了有关《条约》义务;支持《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是首批签署该条约的国家之一，并从1996年7月起停止了核试验;中国支持国际社会禁止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努力，参与有关《条约》或议定书的谈判，履行有关规定;与俄罗斯等国向国际社会倡议防止外空武器化的具体建议，主张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加剧;赞同《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的防扩散宗旨，虽然没有加入该准则，但一直与包括准则成员国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支持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贸易的多边努力，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有关工作，2002年12月签署《枪支议定书》;加入了修订后的《地雷议定书》，认真履行议定书各项规定。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并签署的这些国际法公约和议定书，就是最好的一种证明。我们应当对尚未参与的国际条约和文本做更加仔细的评估，对外做出更加耐心细致的解释，按照自身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推进与国际法律体系的协调与合作。

我们需要更多运用国际法

对一些敏感而重大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制订，在满足基本的保密条件和决策效率的前提下，应当使社会和公众对外交过程有更大的知情权，让国际法学家有更大的话语权。以朝鲜核问题为例：它虽然包含很多复杂的战略机密，同样有可能拿到更大范围加以研讨，让外交和军方之外的学术机构、商务部门、大众传媒以及普通百姓有一定的发言权，尤其让法学家和国际政治分析工作者有更多的探讨空间，使决策过程更好代表公众的意愿。中国在朝核和半岛问题上的政策正经历历史性的调整，不仅需要政治和外交高层的坚定意志，更需要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理解支持，需要国际法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的协同。离开中国国际法学界同行的参与和论证，对外政策调整与变革的合法性基础将会薄弱很多，我们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在国际场合也很难进退自如。

对于美国对外政策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抵制，对于这个超级大国行为方式和思想言论多面性的判别，也存在类似的道理。美国自恃实力强大、影响广泛，因而在国际事务上常常做出蛮横无理的举动，到处树敌和经常惹麻烦。很多国家和国际社会一方面对美国非常头痛、十分讨厌，另一方面又拿它无可奈何。我以为，在同这个特权国家打交道时，单凭意识形态的判断是不够的，意气用事的方式更可能带来相反效果，而国际法的角度及法律学者的思考，能提供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举例来说，当面临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压力、要求对伊朗和朝鲜等国的核计划加以“扑灭”时，我们不妨仔细察看一下有关国际法，对于核武器及核材料的研制、使用、政策宣示、衡量标准、后果影响等做出全面评估衡量，看看美国及西方自身核政策及做法有哪些合法与不合法，看看伊朗朝鲜等国的态度及行为有哪些问题，看看邻国、周边地区及国际社会不同部分的反应存在什么法理异同。

很快就能发现：美国的多重核标准是麻烦的主要根源之一;美国对伊朗等国的压制有某些法律依据，但对以色列的庇护存在难以服人的法律漏洞;美国自身扮演了核扩散的某种“领头羊”角色;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多份报告里同时含有鼓励和平解决和严厉制裁的成分，它与安理会的多份决议的性质不谋而合。有了此类信息及法理判断，中国外交官在各种国际场合，就能据理力争，提出符合多数当事国乃至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利益的看法，如支持某些阿拉伯国家提出的“中东无核区”倡议，要求国际社会及安理会防止少数国家把基于自身私利提出的标准当作国际大家庭的共同尺度，拒绝武力方式作为选择等。

再如，当美国一再要求别国参与它牵头的国际反恐斗争，发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胁时，对于超级大国发出的强大裹挟力，比较策略的应对方式同样来自国际法的某些判定，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激怒。查询一下国际法学界的讨论，很快能够见到：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并非只有美国人或西方意义上的界说;国际社会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为具体切入点，展开了大量富有思想性、现实意义和政策效果的探讨。对于“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恐怖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国家恐怖主义”等争议点，并不存在单一的答案;国际恐怖主义定义中的共同法律要件，并不比这方面的严重分歧更多;经验证明，列举“黑名单”、动辄制裁的办法，往往于事无补、经常适得其反。有了这样的知识，我们在外交斗争中就会理直气壮，以有力的证据直击霸权主义的要害，并以合适的主张推动国际社会遏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努力。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在国际范围是一种共同的评判标准，它的增强势头是无疑的。从中国自身的实践中不难悟出一个道理：国际范围的规范与相关法律，可以推动国际政治的进步，哪怕是缓慢的、潜移默化式的。当然，规范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坐等和现成的，而是由行动者积极创造的，它需要获得承认、重视与政策跟进。从国际范围观察，存在着使各国更多接受国际规范的压力，而且日益明显;各国同时希望加强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话语权和尊严，政府需要通过国际形象的提升使公众有更大的尊严感和向心力。这一切对于当代中国是特别需要的。我们特别要注意使之应用于中国的视角。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体制绝非所谓的损害社会、压迫人民的“极权制度”，而是富有成效的、公众拥护的和得到实践证明的。无论奥运会，还是环保、人权、食品安全等方面，中国都必须坚守这种态度，使用这种符合国际法和规范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存在与正义性。

有必要提高遵从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水平与能力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观察，特别是从中国对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以及重大国际间法律规范的态度着眼，不难发现一根明确的线索，即新中国早期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是某种“拒绝”或“观察”;邓小平时代改成“加入”与“适应”，到现在变成“争取更大发言权、承担更多义务”。今天，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和各种公约的数量及程度，不仅达到本国历史上空前的水平，而且在世界大国里居于比较靠前的位置，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与外部世界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体系外的“造反派”到体系内的“参与人”再到体系中的“较强者”，身份的改变决定了中国对国际组织、规范和法律大相径庭的态度。如果我们想沿着邓小平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对重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认真遵守乃至主动塑造和维护，显而易见是必由之路。

很难想象，一个不遵从国际准则和公众舆论的国家，能够凝聚本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意愿、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事业。美国的硬实力确实超群，但这个超级大国屡屡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宪章，结果是自食其果，严重损害了它的形象，削弱了它的软实力。中国是一个快速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假使我们自己不认真履行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各种义务，中国人的形象将大打折扣，政府的倡议会无人响应。国际政治理论的教学工作者要更关心通行于当代世界的国际法及惯例的各种功能，研究它们与权力结构和权力政治的复杂互动，分析国际法律和公约的淘汰机制和优化过程，注重这些约束机制对于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教化(或惩罚)作用。

近期菲律宾在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和东盟一些成员的纵容支持下，对中国的南海权益主张和相关维护行为提出了国际法的诉讼。我方出于各种考虑，拒绝到庭应诉，同时指出它不具意义，外部任何机构组织无权仲裁。我大致懂得如此立场背后的一些考虑，但也担心国际上所谓“中国威胁论”或“中国不守法”的渲染有所加剧，一些国人和国内媒体对于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变得不那么尊重。中国认真参与国际海洋法律事务且建言献计和提供若干公共产品的态度，将显著提升我们国家在海洋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处理好权利(利益)与义务(责任)的关系，是一个相当重要却委实不易的事情。一般而言，在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基石的时代，追求或推进本国的国家利益，在国际体系里争取最大限度的发言权、影响力和各种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优先目标，是维系国际秩序稳定、保证各种权力制衡、促使法律规章到位、推动国际进步事业的前提;没有合理、有序、认真的国家利益追求及其相应安排，不会有合理、有序、认真的国际协调过程及其司法解释。假使没有--譬如说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核不扩散体系和国际气候制度对中国发展中大国地位的肯定和保障，没有这些国际制度和公约给出的机遇和利益，没有中国人坚持不懈要求的某些标准和条件的满足，所涉国际制度和公约的公允性和有效性可能远比现在差。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必须依据国内议事日程和重大发展需求，争取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地参与各种国际进程，包括在主要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制订方面占有更大的权重。现在中国外交遇到的很多难题，既与国际法的要求有关，也折射出中国在新时期的国家利益和国内公众的愿望。不管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重大改革方案，还是借鉴欧盟在推进一体化方面的经验，或者是对国际军控与裁军过程争取主动权和话语权，乃至对维持和平行动、难民保护、引渡政治人物、处理达尔富尔危机、遏止国际恐怖主义等，在所有这些事件及进程中，如果缺乏国际法的相关知识，如果不把国际趋势与国内进步结合起来，中国外交可能陷入传统权力政治和“囚徒困境”的怪圈，沦入旧式的大国崛起和新的“战国年代”。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是联合国最主要的司法机关，主权国家政府间的民事司法裁制机构。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需要加上“限制词”

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一个日益开放和进步的全球化时代，在国际社会的道义准则和合法性标准越来被各国广泛了解和接受的形势下，对国家利益和各种权利的追求，以及实现它们的方式，并不是无约束、无止境的，而必须遵从一般的国际理性和惯例，起码是不违背公认的《联合国宪章》基本精神，不与多数国家接受的共识发生直接的矛盾和对抗。站在这样的角度上衡量，国内法先于国际法、国内议事日程高于国际社会吁求的传统政治思维，必须加上特定的“限制词”和充实新的内涵，否则越是实力较强、涉足领域较广的大国，越是可能像美国那样时时惹麻烦、处处讨人嫌。实践证明，遵从国际道义和国际规范的国家，哪怕暂时弱小或一时利益受损，最终也能赢得尊敬和相应的影响力;违反国际道义和国际规范的国家，纵使实力超群或拿到眼前的某些好处，到头来也会受到惩罚和丧失某些重大利益。世界越是发展，人类越是进步，这种逻辑就越是彰显、有力。

中国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精神和制度规范的国家，国内体制和国际形象有其特殊的一面。如果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拿捏好追求国家利益和自身权益的分寸，在国内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片面夸大某些对外主张和权利要求，很可能造成外部世界的各种误解和责难。同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和全球发展最快的大国之一，中国非常有必要保持乃至增大自己的国际义务，包括承诺各种外援、派遣维和部队、在国际灾难关头及时出手相助。也许更重要也更不易做到的是，自觉遵守得到广泛公认的国际法则和制度规范，努力遏止国内违背国际道义和法律公理的言行。要尽力使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国际准则的维护协调一致、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务必认真想一想：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在不同的时代和条件下这种利益有什么变化?如何理解中国公众越来越具备维权意识和更愿在发生纠纷时诉诸法律手段等现象?它们与国际关系的演化规律有何内在联系?

一个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公民社会，一个努力遏制官员腐败现象和封建专制主义遗毒影响的中国国家体制，必须跟上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潮流，要在优先发展本国民生和民主的过程中，尽力适应调整中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律规范，使二者最大限度地结合、协调和共赢。而联系它们的“粘合剂”或者说“要素盒”，则是日益受尊重、不断被大写的国内范围的公民权、产权和其他各种法权，以及国际范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乃至各种推陈出新、被历史逐渐认同而非受少数大国操纵的国际法律法理。国际法应当成为中国人观察国际关系、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参照系之一。

作者：王逸舟

国际法中尊敬人权论文 篇2：

旅游权的法理释义

[摘 要]旅游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它与相关的亲缘权利构成一个相辅相生的概念群落。旅游权主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对等的义务。实施旅游权，要遵循法律的普适原则，要体现法律在程序上的各种保障，要形成基本的行为规范。主张旅游权，是通过个人权利的实现而阐发人类旅游行为的大意义，达到互相尊重、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旅游权;权利主体;旅游者义务;行为规范

[文献标识码]A

一、旅游权：独立概念与复合概念

当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内容，一个人作为旅游者与外界会产生不同于常规生活的若干关系。由此，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便随之出现。如旅游者与旅游地及旅游地居民、旅游地管理者的伦理关系，旅游者与旅游代理商(一般为旅行社)的合同关系，旅游侵权、旅游纠纷、旅游行政机关的职能，等等内容，皆需在法律理念和法律规范上厘清，法学理论上的一系列互为关联的问题也就呈现了出来。其中，旅游权便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是旅游法律体系的灵魂。

解释旅游权，首先可由其单一涵义的独立概念和概念群两个层次人手。直观地说，独立概念的旅游权就是指公民离开常住地实施旅行游览活动的权利。这个概念当然是建立在学界普遍认可的“旅游”的定义基础上的，包含着时间、空间上和社会、文化、经济上的内容限定。

必须注意的是，法律概念往往要相辅相生，成对或者成群。旅游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其本身不是孤立的，它要在彼此对应、衬托中体现其意义和功能。因此，在集合性的概念群当中，旅游权的实质意义才能立体地呈现出来。与旅游权具有亲缘关系的概念主要是：劳动权、休息权、娱乐权、带薪休假权、环境权和人类共同遗产权等，它们与独立概念的旅游权构成大的完整的法律概念，使其具有了复合概念的特征。

这些概念之间形成不同的关系，彼此支撑。比如，与旅游权构成对应关系的是：劳动权;与旅游权形成从属关系的是：休息权;与旅游权形成同位辅助关系的是：带薪休假权、娱乐权;与旅游权形成背景一目标关系的是：环境权和人类共同遗产权。

世界旅游组织的《旅游权利法案与旅游者守则》(TourismBillofRightandTouristCode，1985)第一条指出：每个人都有休息娱乐的权利、合理限定工时的权利、定期带薪休假的权利，并在法律范围内不受限制地自由往来的权利;实施这项权利，可以促进社会平衡，提高国家和国际意识。

由这个条款亦可见，表述旅游权，不可能脱离开相应的概念群。旅游权需要置于概念群当中，方可显现其全面的意义。

二、人权整体概念中的旅游权

由上所述，旅游权的法理生长基点必然要归结到人权法理论上。从权利的实体意义上讲，旅游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完整人权的必需因素。法律上尤其是国际法上所界定的旅游权利，注重确立其原则性的地位，并与经济权利、劳动权利、文化权利等人权主要内容紧密相连。

根据人权法理论中关于“代”的说法，第一代人权主要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则主要体现为集体权利，如发展权和自决权。第三代人权将重点置于集体权利而非与之相应的个人权利上，这是理念和范畴上的一个发展，大大丰富了人权的内涵。

在这样一个人权法的理论背景下，旅游权生长和存在的空间便更加确定，其自身的属性也就能够趋于清晰、完整。旅游权的性质可概括为三方面：第一，旅游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个人权利。旅游权的实现由每一个个人来完成，并且适用于所有的人。第二，旅游权具有文化权利的属性。在当今文化多元的价值体系中，旅游行为的文化目的非常突出，因而旅游者有享受和欣赏各种文化的权利，通过实施这种权利，能够促进人类的和平、进步。第三，旅游权也兼有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的特点。前述劳动权、休息权、娱乐权和带薪休假权等作为旅游权的具体连带权利，都是经济行为、社会行为范畴中的内容，旅游权由此也具有了经济、社会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归纳旅游权的性质，根本依据还在于法律。如《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fHumanRiShts，1948)第24条：“人人有休息及闲暇之权，包括工作时间受合理限制及定期有给薪休假之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InternationalCovenantOn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RiShts，1966)第7条第4项：人人有权得到“休息、闲暇和工作时间的合理限制，定期给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报酬”的保障。这些规定都能够支撑和印证人权法理论，并为相关权利的实现打下基础。旅游权在这样的土壤中，也就有了确切的位置。

三、权利与义务对等

研究权利，关注义务是必需的。实施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权利和义务从来就是相生相伴的一对概念。有权利，就有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旅游权主体即旅游权拥有者的义务也贯穿于旅游行为的过程当中。法律上的原则性义务要与当今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致，主要准则包括：

旅游者必须尊重目的地国家在政治、社会、道德、宗教文化方面业已确立的秩序，遵守当地实行的法律;对当地的习俗、信仰和行为，要做出最大限度的理解，对其所拥有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显现出最大的尊重;淡化旅游者与当地人之间心理和物质的距离，不过分强调二者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无论喜爱与否，旅游者对当地的文化应当持接受的态度，因为当地文化是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属于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

以上这些方面可以总结性地用“负责任的旅游”这一概念加以涵盖，世界旅游组织在《全球旅游伦理规范》(Global Code of Ethics for Tourism，1999)中提出：“负责任的旅游要抱着对不同宗教信仰、哲学观点和伦理观念宽容和尊重的态度。”这样的价值观与当今人类和平、发展的主流价值观及法律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旅游权利主体的义务表述出来有些抽象，但承担起来并使之得以完成，实际上就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过程。

四、实现权利的程序要素

法定的权利本身是实体性的，但要靠程序来体现。在程序过程当中，才能使实体权利得以呈现。同时，所谓“负责任的行为过程”也在程序中得以完成。

尽管旅游权是个人权利，但个人权利在程序上的实现依然要倚仗一种综合机制来保障。法律框架就是这个机制中的核心，它在保障旅游权利上应当构成严密可靠的程序，形成旅游法的核心机制。在这个法律机制中，必须考虑两个方面的要素。

其一，各个国家的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必须为个

人权利的实现提供全面的保障。

就文化权利、经济权利方面，国家保护实现人权的义务有三个层次：第一，国家必须尊重个人所拥有的权利。第二，国家有义务保护个人使用资源的自由和个人行动的自由。第三，国家有义务通过各种方法促进和实现个人权利。

由此扩展至旅游权的保障和实现，关于政府的义务我们将其相应地分为4个层次。第一，尊重公民旅游权的义务。第二，保护国内旅游资源、保障公民享用旅游资源的义务。第三，保障旅游者行动自由的义务。第四，调动各种行政行为，制定全面的政策，鼓励旅游业健康、和谐发展，促进旅游权的实现。

其二，旅游权实施过程的全程法律保护必须完善。

法律应当规定旅游行为、旅游经营行为及旅游行政行为的程序与技术规范，包括旅游合同关系发生、执行程序，以及权利受损后的救济程序，使每一个环节都有所保障。技术规范层面上也应当细致、严密，如旅游投诉、旅游保险、违法归责、赔偿追偿等，皆需纳入法律视野。这当中，尤其强调提供旅游产品的旅游企业要在旅游专业活动中履行应尽的义务，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有关专家强调，对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有效保护，应当确认其“可裁判性”，这也是推动国家积极履行义务的法律约束力。

“可裁判性”是指权利受到侵害后，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得到行政或司法救济。“可裁判性”同时携带的特征是“可诉性”，首先要“可诉”，之后才“可裁判”。理论上讲，所有的法定权利都应当具有可诉性和可裁判性，这是法律必须保障的。旅游权一旦受到损害，“可诉”与“可裁判”的法定性质是支撑它得以法律救济的基本要求。因此，保障旅游权的程序法的完整和可操作，也成为基本的要求。

五、实施权利的行为规范

虽然个人人权的权利确保要靠国家法律、政府行为，但个人的综合水平也是影响旅游权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旅游行为中的法律关系不仅限于旅游产品买卖双方的要约、承诺及履行合同关系，旅游过程当中所涉及的客体，如被参观地、被参观者、被参观的形式等，都与旅游者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旅游行为不仅受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的保护，也受到人类普适性伦理及准则的制约。尤其是国际旅游，要跨越不同的政治、文化区域，接触世界观及生存状态迥异的各色族群，旅游者不仅要在出境入境、起居活动上遵守当地的国内法律，同时在原则导向上也要遵从相应的伦理规范。

既然旅游者在实施权利的同时承担有义务，旅游行为的伦理规范亦可被视为支撑和体现义务原则的具体延伸内容。所谓普适的行为伦理规范不是绝对的，主要强调其规则上的普适性。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价值标准存在差异，甚至完全相悖。旅游者的行为规范要在尊重各种文化的前提下，恰度地适用一种共通规则。这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明示的条文规则，二是默契而成的惯例规则。

明示的条文规则是直观、具体的，体现在国内法当中更多一些。理论上讲，旅游资源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但同时资源所在地的政府、民族对其又有特定的所有权利和管理责任。所以，旅游者的行为首先在当地法律、道德的规范之中。而国际法上的条文，主要在于做引导、衔接和平衡。比如不从非洲带象牙，不在济州岛采火山石，不去碰大堡礁海底的珊瑚等等，都既符合国内法规则，亦符合国际法的规则。

默契而成的惯例规则注重的是精神和道义的力量。国际通用的规范惯例，是由时间磨砺出的黄金规则，能够产生更深刻的内在约束力。这种约束力告诉人们，旅游者花钱享用的仅是与费用对等的由旅游产品卖方提供的服务，而对于旅游行为的客体，诸如风景、建筑、动植物以及更多的细节，只有尊敬没有冒犯的权利。当你发现，远在好望角的灯塔台上，有用中文刻写的“某某到此一游”，羞愧感和谴责感顿生，正是这种道义的约束力所致。恰如《世界旅游宣言》(DeclarationonWorldTourism，1980)所言，现代旅游具有文化、道德方面的意义。

行为伦理规范具有普适性，但要达到规范标准，还得力于每个旅游者的态度和作为。由此，对于旅游者个人素养的要求，就成为权利、义务、规范这个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世界旅游宣言》便宣称，强调在旅游实践中精神因素高于物质和技术因素的重要地位，因为精神因素表现为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人格尊严得到尊重、文化属性得以确认，继而能够不断地推动教育的发展，使各个国家无论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如何都能够平等地得到发展。

试想，对于一个只将埃及卢克索帝王谷看作“破土坑”的旅游者来说，何谈义务或者规范?这个前提不存在，所有关于旅游权利、旅游者义务、旅游行为规范的法理和人文内蕴，也就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六、实现旅游权的意义

当今世界的法律主题十分鲜明：人权、和平、发展。这基本上也是全球主流价值观的集中总结。联合国及其各组织的大量法律文件，在体现联合国框架的人类主体价值观方面，红线明确，取向一致。与旅游权利、旅游资源及旅游行为相关的内容，渗透于各种国际法律文件群当中，如前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InternationalCovenantOnCivilandPoliticalRiShts，1966)、《和平文化宣言》(Declaration on aCulture of Peace，2000)、《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2001)、《世界遗产公约》(WorldHeritageConvention，1972)、《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199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Sible Cultural Heritage，2003)等，都表达和体现了彼此相通的精神实质。在世界旅游组织正式纳入联合国体制后，该组织的专项法律文件也构成了系列的法律群，用以阐发其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体系。同时，这些观念和规范不断向越来越多国家的国内法渗透，使国内法也在凸显着人类主体价值观。

法律主题目标的实现及保持，除常规手段外，旅游是一大催化因素。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即保障完整的人权才会有真正的和平，稳定的和平才是持续发展的前提，持续发展的环境能为获得和平提供条件，和平的氛围才谈得上人权的意义。人权、和平、发展这三者相辅而行，互为支撑。人类的旅游行为在这个逻辑链上，应当将所有的细节润滑并带动起来。世界旅游组织就特别强调它在致力于促进和发展旅游对国际间理解、和平与繁荣，无论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信仰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关键性作用。《旅游权利法案与旅游者守则》也做出明示，要求旅游者应当通过他们的行为，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促进各国人民的理解和友好关系，从而对持久的和平做出贡献。

旅游能够增加文化间的互动与参照，使旅游者在比较中更深刻确认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归属感，同时也加强正确认知别种文化的机会和能力，从而树立多样文化共存的自觉意识。这样，在真正的文化多样性的全球环境下，实现人权、和平及发展目标才是更加可靠的。世界旅游组织的《世界旅游宣言》指出，旅游不仅是一个促进相互了解和理解的积极永久的因素，而且是实现世界各国人民之间较大程度的尊重和信任的基础。

观照法律主题，并审视人类主体价值观，文化间的独立存在并不意味着互不理睬，而是强调对话、沟通，从而达到深层的尊重。旅游者要心怀此念，有担当重任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正如《全球旅游伦理规范》所释，通过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间直接的、自发的、平等的接触，旅游行为成为促进和平的重要力量，旅游亦将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友谊和理解。这样，旅游权的实施才是完整的。

七、结语

人类旅游行为是一种综合性活动，文化、经济、社会的多重因素，无不渗透在旅游行为当中。因而，我们应当有一个开放性的视角，将旅游权的涵义、性质以及实现手段在理论上厘定清晰，并使之在一个强有力的法律群中被支撑起来，构建自己的有效框架。同时，要为旅游权的实现找到大背景和大目标，将旅游的终极意义强调出来。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角注、表格、注解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刘红婴

国际法中尊敬人权论文 篇3：

民族特色与国际礼仪的融合及其比较分析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 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自外于全球的经济、政治及环境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间的联系与交往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为频繁的顶峰。那么如何在频繁的对外交往中，出色的运用国际礼仪而又不失自身的民族特色的来展示自己国家的风度呢，如何在不违背国际礼仪的基本原则下实现自身的民族特色与国际礼仪的融合呢，如何实现外交礼仪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统一呢。

关键词：国际礼仪;基本原则;特性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大潮中，外交及外事活动一应该既符合国际礼仪的基本原则，又能展现国家自身的民族特性。而想要达到这一要求，应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以实践为基础，从辩证的角度，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在“扬弃”中，使得国际礼仪的普遍性与本民族礼俗的特殊性相结合，并且使得其不断发展，自我完善。

一、国际礼仪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在进行国际交往活动时，应当懂得、学会一些国际通用的礼仪知识。“礼”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交往时的一种行为规范。人们相互来往，要讲究礼节，注意礼貌，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行、事，使社会生活有秩序地、和谐地进行。我国现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实行的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正在迅速进入国际社会、国际市场。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基层，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都有数不胜数的对外接触的机会。懂得国际通用的礼仪知识，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不可少的技能之一。普及国际礼仪的一般知识，是对于我们发展国际交流是一项迫切需要。

国际礼仪是国际交往中的一种行为规范。它较之一个国家内的礼仪规范又发展了一步，而逐步为大多数国家所公认和接受。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国际间的交往已有很长的历史。在长期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许多国家间通行的国际礼仪。现代的国际礼仪正是历史上国际礼仪的继续和发展。

二、国际礼仪的基本原则与民族礼俗的特殊性

首先，国际礼仪中最重要的是主权平等原则。“主权原则是国际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同样也是指导当代国际礼仪实践的基本原则。所谓主权，一般被认为是国家所具有的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的权利。主权平等原则是主权原则的自然延伸，主权平等简而言之就是国家不论大小，在国际社会中均享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的权利。

其次是对等原则和平衡原则，既在国际交往中表现出来的规格对等、身份对等、优遇对等。如相互交往的双方人员，其身份，职务或级别应大体对等。这其中也包括外交报复性措施，如甲国驱逐乙国外交官，那么乙国也驱逐甲国外交官。而平衡原则，也为无差别待遇原则，不歧视原则。它是对等原则的进一步延伸。

再次是，次位原则。次位也称次序，其含义为“在先权的次序”，是指在国际交往中对出席活动的国家、团体、各国人士按照某些规则和惯例进行排列的先后次序。在位次的安排上，国际上通常有以下多种方式：一是按身份与职务高低排列，二是按字母顺序排列，三是按时间排列，四是按“右为上”原则排列，五是按顺时针排列。此外还有按“无序”原则排列，如圆桌会议等。

最后是人权原则，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宪章序言部分明确写有“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人权原则在国际礼仪上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如人不应因性别、种族、信仰等被歧视;人的安全和健康应该等到保证;人的社交人格被尊重;人不受恐惧和骚扰;老人、妇女、儿童受到保护;女士优先;男女平等;尊重个人隐私等等。

礼仪是一种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互致友好、尊敬等信息的符号系统。其意义在社会生活与交际活动中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取得。礼仪作为一种规约人们行为的非正式的规则系统—这些标示出来的民族的认可方式，使遵行的人得到奖赏，反之则遭受惩戒礼仪的狭义指风俗、习惯、禁忌等民俗礼规，即礼俗。随着社会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程，礼仪也在流传中演变，消亡和复合。同时礼仪本就是一种符号，只要一定范围的人认为其具有某种意义就可以，这正是各民族都能在其内部交往中把一些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的礼仪形式承继下来的重要原因。因此，当人们碰到这样一些与自己国家迥然不同的奇风异俗时，应持宽容和理解态度。

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礼仪，在保持本民族传统的同时，又应该在相互间的交往中同化和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际礼仪。因此，在对外交往中，一方面是要充分尊重宾客所在国、所在民族的传统礼俗;另一方面要自觉地依据既定的国际通行礼仪和国际礼遇惯例行事。在对国际礼仪进行分析时，必然涉及到礼仪的兼容性、通行性和国际性等特征。我们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礼仪，摒弃一些已丧失生命力的、保守落后的礼仪形式的同时，被动地同化和主动地汲取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并能为本世纪民族人们所接受的礼仪形式，使之融入并成为所遵行的礼仪。

当今世界的礼仪也同样呈现出多元化和统一性并存，民族性和世界性共处的局面。在国际交往频繁，世贸范围日广的今天，民族礼俗既属于本国和本民族，也属于世界各国，具有国际性。在国际交往中，各国、各民族的礼仪在被相互欣赏、了解和认可之中，也被兼收并蓄地融合进本国和本民族的礼仪。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国际礼仪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各国问国际礼仪交流日渐密切，礼仪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人类世界是一个多国际礼仪规范的社会，国际礼仪认同或求和的接触往往会成为不同国度达到“求同存异”或“和而不同”的共识的促进剂。尽管世界上国际礼仪仍然存在着差异性，由此使相关国际礼仪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成为社会矛盾的因素。但从整体上看，国际礼仪发展的主流仍然是促进世界贸易、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正确处理国际礼仪与民族特色的关系

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方面各有其特点。无产阶级政党历来重视民族特点，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各民族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从国家的层面上看，国际礼仪象征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尊严。无论是与个人交往或是与官方的对外交往中，要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个人行为直接影响或决定着彼此的印象与评价。当今世界各民族之间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流不断加深加强，也会对各国的民俗习惯和礼仪形式发生重要影響，从而出现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现象。民俗礼仪的传承性和发展性是相辅相成的，其中繁琐的、铺张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仪形式迟早要被淘汰，符合国际惯例和当代文明相适应的礼俗被 不断发展创造。

新型的大国外交，需要我们考虑自身因素和自身的文化特质，这其中既有国际礼仪的普遍性又有中华礼仪的特殊性，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在国际礼仪普遍适用的基础和前提下，结合中华民族优秀的礼仪传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以实践为基础，把握国际交往中礼仪发展的规律。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礼仪，探寻其二者的互通性。

参考资料：

1. 周鲠生：《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5页

2. 王春，郑晓燕.浅谈涉外礼仪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高校讲坛，2008

3. 王奕.略论涉外礼仪中的几个核心要素，湖湘 论坛，2009

4. 马越，温丽主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0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

5. 江山，浅谈外交礼宾在涉外事务中的作用，外交学院院报，1998

作者：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