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些热点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86次提到改革，145次提到人民，改革应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主旋律。其实中央始终以改革为主基调，只不过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下面走歪了。改革发展稳定六字方针被搞颠倒了，变成了稳定发展改革。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只有改革可有可无，这种颠倒的次序必须纠正过来。有观点认为，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百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以新三大红利作支撑，人才、改革、城镇化，最好的红利是人才，最大的红利是改革，最红的红利是城镇化。而要开发三大红利，必须深化改革。
本文着重谈这么几个问题：一是深化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二是中国改革与国外改革相比较有什么不同?三是深化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四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什么?五是深化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六是怎么看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热点现象?
一、深化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首先要回顾1978年以来，改革的总体构架是什么?总体构架我概括为四句话：一是从“两村”起步，二是围绕两个重心，三是展开三条主线，四是实现一个目标。所谓从“两村”起步是指：农村改革发源于安徽小岗村，城市改革发源于北京中关村，这两个村具有标志性意义。小岗村大家熟悉。1982年中关村挂起第一块民营企业的牌子，从此打破了城市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所谓围绕两个重心，就是扩大私权和限制公权。公民的权力越来越大，自由度越来越大，公权力逐渐受到限制。在扩大私权和限制公权的问题上，当前要搞清楚一点，就是要分清“群己权界”，区分什么是公权、什么是私权，属于公民的权力不能轻易用公权力去侵犯，应在法律框架内来使用公权。公共领域要民主，私人领域要自由。展开三条主线，三条主线就是宽民、严官、治党。宽民就是对公民限制越来越少，严官就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对各级领导干部严加管理，治党就是党要管党。作为执政党，我们自己不把自己管好，那就很难巩固执政地位，这个主线尤其重要。党不管好自身，就会掉入“塔西佗陷阱”。实现一个目标，就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说我们不应带有任何色彩，只要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们都应珍视和珍惜。
改革发展到今天，在改革的目标上，出现了一些偏离，所以要深化改革。偏离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一些地方、一些同志在追求发展的时候，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GDP为本，以财政为本，或者以政绩为本，这是从小的层面来看;从大的层面来看，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的是以国为本、以公为本，不是以人为本。所以在改革思路上要做出调整，必须走以人为本的路子，这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总之，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关键在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是以人为代表的现代化，还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具体地说，我们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国为本。这是问题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三十多年来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天必须把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摆上突出位置，提上重要日程。为什么近些年我们的改革会出现剑走偏锋的现象呢?我认为这主要是人们对发展观的认识出了偏差，或者说是在发展观的认识上还没有到位。人类对发展观的认识，我把它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济发展观，第二阶段是综合发展观，第三阶段是可持续发展观，第四阶段是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观就是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只要经济增长就认为是发展。综合发展观则是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光经济增长还不行，社会也要随着进步，综合发展观如果用公式表达就是：综合发展观等于经济发展加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观简单地用公式表示就是：可持续发展等于今天的发展加明天的发展，这个概念是挪威的女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八十年代初用三年的时间率领一个课题组研究得出的结论，后来得到全世界的认同。我认为科学发展观是迄今为止人类对发展观认识的最高境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用公式表达就是今天的发展加明天的发展再加上人的全面发展。其核心是人，不论什么发展没有人的全面发展都毫无意义。今天我们改革出现了剑走偏锋的现象，主要是有一些同志在认识上还停留在人类对发展观认识的第一阶段，认为经济增长了就是发展了，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成增长是硬道理，就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依靠资本而不是依靠劳动，依靠精英而不是依靠大众，依靠强势群体而不是依靠弱势群体。由此出台的政策就会有失公平正义，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群体在意识上、观念上出现偏差，人们崇拜的是大官、大款、大腕、大牌，逻辑上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因此我们要深化改革就是要纠正这一偏差，使我们的改革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行。
由此引出这么一个问题：改什么、怎么改?从改革的路径上看，我认为就是要在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把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摆上重要位置。政治改革不需要多说，大家都能理解。当前我们的社会建设有很大缺失，社会发育很不健全，特别是一些社会组织。我參加组织部的研究班在法国学习考察时了解到，法国的社会组织比例是每万人二百多(中国是二点多，只是法国的百分之一)，社会主义不能只有主义没有社会，社会先于国家出现，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改革前，国家膨胀社会收缩;改革后，国家收缩社会成长。二者的界定：凡与权力有关由国家负责，凡与权利有关由社会负责。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都是通过社会组织来化解的。从改革的方法上看，我们需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上来。农民摸着石头进城，富人在摸着石头出国，一说改革大家都在摸石头。其实有些东西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就摆在那儿，不需要摸，是现成的制度，我们要过河，河里有船，岸上有桥，是否该换个思路过河了。我们的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只能设计游戏规则、监督游戏规则的实施，制度建设尤其重要。政府要引导经济发展，制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绝不要陷入到经济发展中，经济是市场的事，是老百姓的事，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制度建设放到了突出位置，才能说我们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才能说我们真正和国际社会接轨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谈不上良性发展，谈不上与国际接轨。马和牛赛跑，牛肯定输，这不是牛无能，是安排这种比赛的人无能，只看到马的速度，却没有看到牛的力量。我们常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是因为制度安排出了问题。制度不崛起，GDP再高都没用。19世纪20年代，中国GDP世界第一，但20年后，鸦片战争一败涂地。从改革的结构上看，我们就是要构建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驾马车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相互制衡的一个多元治理结构，那就是要把政府不该管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该谁的给谁，该市场的放给市场，该社会的放给社会，政府不能负无限责任，不能包打天下。过去我们就是犯这个错误，想包打天下，许了好多愿，什么事你都找我，结果是包不了。因此我们必须要构建一个多元互动的治理结构，必须把权力装进笼子里。
总之，深化改革从路径上、方式上、结构上看，归纳到一点，总的要求就是要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深化我们的改革，核心问题就体现在以人为本上。以人为本的“人”应该怎么看?我看体现四层意思，第一就是“全体人”，不是哪一个方面的人，哪一个阶层的人，哪一个部分的人，哪一个地方的人，一定是全体人。第二是“多需的人”，人有多种需求，不是一个方面的需求，不是咱们温饱问题解决了，实现小康就行了，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各种需求都要满足。在基层调研时，我们经常听到基层干部发牢骚说：“现在人生活过得这么好了，还不满足，天天找事。”我们不要不理解，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让你天天吃海参鲍鱼，你肯定吃厌，肯定想换换胃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符合规律的，每个人的需求都在不断增长，30年来，人们在吃的问题上，从吃饱到吃好吃出营养吃出健康。第三是“多代人”，不是光我们这一代人，子孙后代都要顾及到。这就要求我们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第四是“具体人”，以人为本不能把人抽象化。人这个概念一旦被抽象，不具体，那就会出问题。因此我们今天出台政策、设计制度，一定要针对不同的目标人群，解决谁的问题一定要有针对性。比如咱们说解决农村留守人群的问题，是留守儿童，还是留守老人，还是留守妇女，想解决谁的问题，出台的政策一定要针对这个群体，不然的话就是空的、无效的。比如，现在农民已经分化为十大阶层，我们光说解决农民的问题，笼统地说说解决不了，要有针对性，“具体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短期的改革是利益的博弈，而长期的改革则是价值的博弈，是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这些价值观的博弈。
二、中国改革与国外改革比较有什么不同
近现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进行了改革，像韩国、日本、东南亚一些国家、前苏联、欧洲以及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中国的改革与他们比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用一句话概况就是突出体现在“四大转型”同时推进，任何国家从来没有过，史无前例，事无先例。哪四大转型呢?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三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四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
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三个普遍规律：在经济上的发展是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城市化;在政治上的发展是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在文化上的发展是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发展一样，也遵循普遍性的三大规律向前发展。同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今天我们最突出的不同点就是四大转型同时推进，前苏联改革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日本改革时没有像我们这樣的计划经济，韩国也是。四大转型同时推进，只有中国。具体来说：
第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计划经济其实就是一种有计划地制造穷人的体制，它的各种制度互相配合，让所有的人都成为穷人，并且没有改变的机会。与当时“越穷越光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理念是统一的。计划经济现在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国有企业，另一个是城乡二元制度。这两个支柱不渐渐削弱的话，计划经济体制就很难打破。改革开放就是把一个刚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变成一个柔性的市场经济体制，把一个集中决策的计划体制变成一个分散决策的市场体制。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分散决策，靠市场和消费者来决策，只有实现这一点，中国才能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弹性的新体制。计划经济时代出现许多笑话，比如苏共政治局开会研究是否生产五百号水泥的问题。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在八十年代曾经开会研究过北京的地铁是否涨价一毛钱的问题，政治局开会能研究到这样的小事!当年有位管物资批发的领导，曾经在一个文件上签发过：留一吨钢给全国的妇女同志做发卡。计划经济能计划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管得过来?当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有人统计北京每个人有102种票证。我们必须打破计划经济这个体制，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今天我们打破了计划经济，但是却创造了新的权力经济，我们学会了运用资本来发展经济但却挤压了劳动。是劳动主导还是资本主导，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过去国有资产3万多亿，就业人数8000万人，现在国有资产50万亿，就业只有2000多万人。2007年以前国企没有上交过利润，2007年之后上交也很少，国有资产变成了一部人的利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主导才体现是社会主义，资本主导则是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当前在不少地方、不少方面都是资本在主导，劳动力的价格都比较低，这个原则问题必须解决。
第二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最突出一个表现就是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进了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从而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虽然我们现在农业占GDP只有10%左右，但是我们农村的人口还很多，我们依然没有完成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还处在一个过渡期。有一个标志性的指标显示出1997年中国跨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分界线，这个指标就是吃工商饭的人超过了吃农业饭的人。在经济发展的规律上还有第二个分界线，那就是什么时候白领数量能超过蓝领数量，这标志着我们的社会真正进入到工业社会。这个恐怕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还处在这个转型过渡期，还需要有个过程(社会上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分为金领、白领、蓝领，把从政的叫红领)。
第三是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过去我们是闭关锁国，计划经济时代不承认国际规则，咱们自己组成小奥运会，组织一个小联合国，社会主义阵营想单搞，最终结果搞不好、搞不了。当时我们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所以我们觉得自己生活得非常幸福。今天我们已经打破了闭关锁国状态，走向了世界，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被G20、G8、G2。被G2就是把中国和美国并列了，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接连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品牌，中国已经有上千种产品数量在世界上居第一位，中国不仅要成为世界工厂，更要成为世界的市场、世界的竞技场，我觉得这才是未来中国的追求。只有成为世界的市场，成为世界的竞技场，才是中国崛起的核心。光成为世界的工厂肯定不行，仅在产业链的最低端，没有核心竞争力，高利润都被国外拿走了。现在我们的文化也走出去了，孔子学院都已办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全世界学汉语的人已经有几千万，世界上已经有几千所大学开设汉语专业。过去在文化输出上，我们非常落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翻译西方的著作有十多万种，而中文译到西方去的书只有千余种。整个二十世纪是“欧风美雨洗华夏”，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在世界上名气非常大，但是和他同时代的中国的汤显祖那些作品我觉得不比莎士比亚的差，但是没有翻译出去，谁都不知道。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我们应该多向国际靠近，多学习点国际，少强调点国情，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情，没有相同的两个国家，多强调一点国际性，这样我们才能尽早和世界同步，不要动不动什么事情都说特殊国情、中国特色，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特色，但是不要过多地强调，过多地强调往往成为一些特殊利益群体的遁词。今天要警惕的是我们利用外资时，千万要防止被外资利用，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露出一些苗头，现在我们的外资依存度已经太高，达到70%以上。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员王小广研究分析认为：中国汽车市场格局是国际资本以40%的资本，占据了50%的份额，牟取了70%的利润。现在全国一百多家汽车整车生产企业，没有一个不是在产业的低端徘徊，核心的东西、高利润都被国外的合资企业拿走了，我们的汽车厂全部都是在产业链的低端，生产一些小零部件。
第四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前的人治是非常厉害的，下放过农村的都知道，生产队长拥有生杀大权，权力大得很。有些地方谁对党员提意见，那就是反党，自由度非常低，完全是人治，人是没有自由的。那时候没有宾馆，宾馆是贵族享受，是要坚决反对的，住宿的旅馆都叫招待所，招待所的门上都是带有玻璃方块的，服务员不时地会透过玻璃看房间里面的人在干什么。有的地方规定农民只能养两只鸡，养三只鸡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批斗你。有专家曾调查过，从1949年到1976年这27年间，中国开展了全国性政治运动67场，平均每年2次半，人心都被搅乱了，是非、美丑、善恶标准失去，社会的道德体系被摧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策的调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法治社会，民主的气氛越来越浓，自由度越来越大。特别是一些典型事件的发生，像孙志刚事件就把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像张海超开胸验肺就解决了农民工职业病的问题等，这都是向法治社会转型中发生的典型事件。我们的法制在不断完善，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政治运动越来越少。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少人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甚至不会认错。我们用30年的实践，证明由权力包打天下是行不通的，我们又用30年的时间，证明由市场包揽一切也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再用30年的时间证明重建社会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30年改革，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三大转变：一是对财富的态度，由“以穷为荣”转向“以富为荣”;二是对人的态度，由见“人”就批(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怀疑一切)转为“以人为本”;三是对自然的态度，由“人定胜天”转为和谐相处。任仲夷曾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到头来是一无所有。今天，集体领导和到点就下的政治制度设计是法治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深化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深化改革之难，前面说的四大转型同时推进是一个重要原因，国际上没有先例。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先例，这是从宏观层面上来说。具体到改革本身，我归纳一下，是由十大因素导致的。
第一是改革从宏观层面进入了微观层面。从经济领域进入到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现在的改革和过去不一样，过去是框架式的，现在是结构性的，要作内部结构的调整。
第二是改革的成本高了。过去改革开放都是用政策放寬、放开就行了。八十年代中央连续出了五个“一号文件”解决农村问题，这五个一号文件里面“可以、可以、也可以”，“允许、允许、也允许”这样的词出现了38次，这都是放宽政策。现在改革光放宽政策不行了，现在出台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必须拿出真金白银马上兑现，教育也好，卫生也好，社保也好，无论是哪个方面的改革，只要出台政策，必须要用钱跟上，不然的话就很难改革成功，改革的成本在递增。
第三是今天的改革不能马上见效。出台一个政策需要一段时间，不像当年大包干，改革之后，小岗村的粮食从年产徘徊在三万斤左右，一下子增长到十几万斤，见效特别快。现在不管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措施，都不可能达到过去那样的效果了，许多改革都是长期性的，基础性的，需要一个时间段才能见效。
第四是改革的支持率低了。各类利益群体的胃口高了，要求不断攀升。现在是实惠越来越多，幸福感却越来越低。在温饱时代，大家的愿望只有一个：吃饱穿暖就行了。今天呢，这种欲望变成了无数个，追求的是幸福感，怎么才算幸福，各人的幸福观不一样，共识很难形成。同时社会群体还不像过去那样比较固定，今天的社会群体在不断地分化、裂变和组合。现在属于这个群体，一旦一个新的政策出来，可能他马上就会变成另一个群体。比如说城市化要推进，拆别人的房子是可以的，假如规划把他家的房子也圈进来了，要拆他的房子，他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就不一样，很难像改革初期一样形成共识。
第五是改革的复杂程度高了。改革初期一个部门或一个行业出台一个政策，马上就可以推行下去。现在不行了，改革的复杂程度特别高，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文化、过去与未来，方方面面，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部门出台一个政策，可能需要和许多部门商量。搞文字工作的同志特别清楚，要出台一个文件，要征求多少部门的意见，哪个部门不同意，就没有办法出台。现在的改革需要整体性、系统性的动作。
第六是今天的改革更需要政府部门间的团结协作。目前一些部门本身就是一个利益群体，而且有些部门的利益在不断的硬化、刚化，沟通起来很难。如果你想把某个部门的利益给拿掉一块，十分困难，部门分割和壁垒越来越严、越来越高，部门各管一块，谁也很难说动对方，这个趋势越来越来强化。
第七是初期的改革是自下而上推动，今天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进行。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局部的、基层的、小范围的改革已经很难突破了，民间的力量已经无力推动，需要政府从上层来下功夫推进。而当前各级政府又深陷在经济事务之中，改起来就比较被动。
第八是过去的改革是兴利，今天的改革是除弊。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兴，什么事都需要重新开始，利好兴，弊就难除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许多体制机制上出现的问题需要割除，割除这些弊端就像要各部门拿刀子割自己身上的肉一样，下不了手。
第九是过去是粗放发展、欠账发展，现在是科学发展、还账发展。改革初期乡村干部都有权力随便在他的辖区内划一片地方搞乡镇企业，写个条子就可以到信用社或者银行去贷款，企业一倒闭，贷款也没了。农村欠债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几千亿的包袱还在那里放着，这都是那个时候造成的。国家审计署最近公布，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债十万亿。粗放发展、欠账发展在八十年代非常普遍，今天我们不仅不能欠账发展、粗放发展，还要还账发展，过去欠的账必须还，要逐步消化这些欠账。中央财政正在拿出一些钱消化过去的欠债，如教育欠债、世行贷款等等。今天必须严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发展。
第十是我概括的三个时代。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挨打时代”，解放前一个很小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就能来侵略我们，中国处在一个完全挨打时代。改革开放后，我们结束了“挨饿时代”，吃饱了肚子。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挨骂时代”。中国发展很快，世界上许多国家嫉妒，对中国是一片骂声，引出中国责任论、人民币升值等等问题。国内由于许多社会现象，比如分配不公等等，也在骂。我们面对这些骂声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面对骂声，不要一听到骂就觉得出问题出毛病。
以上这十个方面的因素，加上四大转型同时推进，就使得深化改革越来越难，使改革患上了“五症”，哪五症呢?第一症是部门患上疲劳症，部门一提改革就筋疲力尽，天天说改革，常给领导写讲话稿的同志深有感触，什么事解决不了，就最后写一句“进一步深化改革”;第二症是基层患上厌烦症，基层一听说改革很厌烦;第三症是民众患上恐惧症，有的人一听说改革心里很担心，是不是又想采取什么措施拐弯抹角把我的利益和好处拿走;第四症是行业患上垄断症，一些行业打着改革的旗号，继续搞垄断;第五症是特殊利益集团患上掠夺症，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借改革之机掠夺社会资源。今天的改革想深化越来越难，难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宏观层面，第二层面就是改革内部的问题。
四、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这个突出问题可以概况成三句话：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公共秩序失谐。
第一是动力机制失范。发展的动力失去了规则，没有一个规范。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发展，“三圈”起了很大的作用：圈地、圈钱、圈人。
一是圈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耕地面积已经减少了将近3亿亩，这些土地都是以便宜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拿走了，用来修路盖房。我们的高速公路修路成本只有百分之几是征地钱，国外则要占到百分之四五十，差不多一半是征地钱。推进城市化需要土地这是事实，但土地不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获得，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圈农民的地，要不然城市化推进的成本就非常高。
二是圈钱。股票市场就是为国有企业圈钱，在股票上损失惨重的股民大有人在，绝大多数没有赚到多少钱。许多股民因股致贫。而在美国，据专家测算50年来，每年美国股民都可以从股市中获取百分之八到十的好处。搞股市是干什么，就是让社会闲散资金拿来发展企业，使股民和企业共同获益，我们就没有做到这样，而是用股市来圈钱。还有一个怪象就是该抬高利率的没有抬高利率，有专家测算由于该涨的利息没有涨，导致银行每年从储户手中拿走的利息是惊人的。从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印度、巴西股市上涨3倍多，俄罗斯上涨12倍，中国不升反降，十年前是2200多点，今年最低时跌破二千点。
三是圈人。农民工进城，本来应该同工同酬，进了城就应该享受市民待遇，但是被圈进城之后干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拿的是最低的报酬。我们说没有贫民窟，很自豪，实际上是对农民工的居住条件视而不见，不管农民工住在哪里，都装作没有看见。这是发展的动力机制失范的一个表现。
今天那种靠“三高三低”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所谓三高，：即高投资、高消耗、高外部依存;三低即：低薪酬、低福利、低权利。
第二是平衡机制失缺。经济社会的发展失去平衡，这个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不公上，主要有三个差别：一是地区差别，二是城乡差别，三是行业差别。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江苏昆山的农民一年人均收入是一万多，云南、贵州等部分地区的农民一年人均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行业差别世界平均水平是70%，中国目前行业收入差别高达15倍，为世界之首。日本、英国、法国为1.6-2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2010年，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七个垄断行业职工占全国职工总数的8%，而工资和福利收入却占总额的50%以上。城乡差别是最普遍的，现在公布的统计数字是3.216∶1，城市人收入是农村人的3.216倍，世行專家估算城乡消费差距高达五六倍，而世界平均城乡差距是1.5倍，城乡差距超过两倍的国家也就十几个。收入分配的不公导致了三大差距，分配不公表现在三次分配上都有问题，在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里都出现了毛病。有的同志说只有第一次、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什么?第三次分配就是慈善事业、社会捐助，现在已经被理论界所公认，就是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后，还留下一个空间，由社会捐助和慈善事业来弥补。市场经济发展的顶峰是什么?就是慈善事业，许多人钱赚到一定程度没地方用了，就去做慈善。而我们的三次分配都出现了问题。第一次分配是靠市场分配，在市场分配中当前已经不能体现出劳动主导，在不少地方和行业都是资本主导，把财富分给创造财富的人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而中国由钱说了算，企业的劳动成本只占百分之十几，国际上一般是百分之四十以上，并且劳动力成本近些年还一直在下降。第二次分配中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政府税收不公。美国10%的富人缴纳的税赋要占整个税赋的80%以上，国际上一般富人缴税要占50%以上，新加坡更厉害，占总人口20%的富人要缴纳税赋的93%，主要靠富人缴税。美国今年又在搞2%计划使98%的人不纳税。而中国则是20%的富人所交个税仅占国家税收的10%左右，有的资料显示，甚至中国富人还有数万亿元的灰色收入不缴税。这是税收问题。另一方面是资源配置不公，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一条反福利的制度，城里人的条件好，反而福利很高，农村条件差，反而福利很低。我国一次分配城乡收入差距是2.9∶1，二次分配却拉大到3.4∶1，可见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扩大了城乡差距。第三次分配的问题是，我们的慈善事业、社会捐助需要大大的发育。中华慈善总会每年的善款，70%以上是来自海外或者境外。慈善组织也发育不足，中国的慈善组织数量很少，规模很小。美国有122000多家各类基金会(当然不全是搞慈善的)，中国仅仅有2000多家，只是美国的一个零头。社会捐助还没有形成一个公共意识，美国的企业每年要把纯利润的10%拿出来作为社会捐助，中国的企业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共同的认识，企业搞一点捐助还要大张旗鼓的宣传。企业没有意识到财富是来自于社会，要回报社会，反而觉得给社会做点奉献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没有把社会捐助看作分内事，而是当作分外事。从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中国之行就可看出，中国人给他们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芭比娃娃”，他们在来之前已经在美国发出呼吁让美国四百多个资产过亿的富人拿出财富的一半来捐助社会。他们来中国之后，很多富人都很害怕被他们劝说捐助社会，实际上没有这回事，人家只是来宣传一个理念，告诉你富了之后还可以做什么，只是跟富人做一个如何发展慈善事业的沟通。平衡机制失缺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吃财政饭的人太多，达到四五千万，公务员与纳税人之间的比例太高，行政开支太大，行政管理费用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6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8.73%，同年日本是2.38%，英国是4.19%，韩国是5.06%，美国最高才9.9%。1995-2010年的15年里，政府预算内收入增长310倍，而城乡居民收入只分别增长2.2和1.7倍。我们养的是最贵的政府。
平衡机制失缺的集中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货币化，“住有所居”的社会责任转嫁给市民，使市民成为“房奴”;“学有所教”的社会责任转嫁给百姓，使百姓成为“孩奴”;“病有所医”的社会责任转嫁给患者，使患者成为“病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政策经济化，社会功能商业化，社会责任市场化。经济循环体系有三大主体——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是互相制衡的关系，居民以各种社会压力制衡政府，政府以公权力制衡企业，企业以市场雇佣制衡居民，西方收入分配之所以控制得好，就是居民对政府制衡力强，迫使政府制衡企业。
第三是公共秩序失谐。现在的社会道德底线失守，到了需要全社会一起共同保卫底线的时候了。具体表现为“四大乱象”：敬畏感缺失、羞耻感淡泊、价值观混乱、潜规则盛行。一是敬畏感缺失。在有些人头脑里什么都不怕，没有敬畏感。西方人敬畏上帝，信教，我们在封建时代也怕鬼神;印度人的理念是，今生受罪是为了追求来世的幸福，这一辈子享受下一辈子就要受罪，为了来生的幸福这一辈子一定要受苦，所以印度有许多虔诚教徒。現在我们不少人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怕。中国人现在病根不在缺少规矩，而在于不守规矩，我们怕的是不该怕的，该怕的反而不怕。二是羞耻感淡泊。传统的那种羞耻感已经被改变，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谁要作弊，大家都觉得这是像小偷一样，抬不起头，今天在学校里面作弊可能不算一回事。去年高考吉林一个地方的老师带着学生用现代高科技的手段集体作弊。现在有些事就是倒过来，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的利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羞耻感非常淡泊。三是价值观混乱。照传统观念觉得是很丑的事，今天有些人觉得很光荣。价值多元是对的，但问题在于缺少一个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观做引领。德高望重变成了“权高望重”、“财高望重”。西方富人留下的印记是建筑、雕塑、名校(哈佛、耶鲁)图书馆，中国富人留下的印记是二奶村、豪华墓地。党的十八大已经在价值观问题上提出了引领性的24个字，即：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四是潜规则盛行。在有些地方办一些事，潜规则往往比明规则还起作用，明规则被潜规则给替换了，导致社会的公共秩序失去和谐。“我爸是李刚”反映这个时代进入拼爹时代，拼爹就是潜规则。《半月谈》载教育部及各省出台的高考加分项目多达190多项，其中教育部只有10项。这也是潜规则。我们的学生在学校喝的是纯净水，但到社会喝的却是下水道的水，他们能健康吗?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先被贫穷摧毁一次，今天又被富裕摧毁一次;先是被高度集中毁坏一次，今天又被高度分散毁坏一次;先是被全盘西化毁坏一次，今天又在被盲目自大毁坏了一次。今天，我们不是变深刻了，而是深刻地变了。
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公共秩序失谐这三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由权力冲动、资本发疯、心态失衡这三个原因造成的，而这几种因素又使一些人对旧有的体制无限忠于、空前忠诚，害怕现行体制被打破，因此这也给改革带来了极大的阻力，改革措施触及这些人的既得利益就很难推动，他们抱着过去的政策制度不想放。我觉得当前改革的着力点要分上下两个层面，在上的层面就是要想方设法让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这“两公”如何姓公，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一定要让它们姓公。下层要解决如何提高广大民众的生存发展能力，今天收入比以前高得多，但是要解决老人问题、孩子问题、住房问题等。1980年的时候，美国人均收入是1.02万美元，中国是190美元，相差54倍，但是中国工人与美国工人一样，都可以养活四五口人。2008年美国人均收入3.76万美元，中国是1100美元，相差34倍，差距比1980年时缩小了20倍，但是美国人养家的能力没变，而中国底层社会都觉得有点困难、有点吃力，特别是遇到困难或遇到大病或者小孩上学或者年轻人购买住房等问题。为什么差距减少了20倍，反而感觉负担更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的低工资加上高物价导致的，我们的工资水平是不算高的，收入增速赶不上货币贬值，我们必须跑过CPI，不然我们生活质量就要下降。
五、深化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
政府管理经济其实就三点：如果经济在运行就征税，如果运行出毛病就监管，如果不运行就补贴。人类社会的管理历史其实就是三颗脑袋：砍脑袋、洗脑袋、数脑袋。但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关键是我们各类精英很难提供出准确的信息。
科学家研究出精密仪器，但是精密仪器没有能测出四川和青海的地震。经济学家可以研究出经济发展的前瞻性问题，但是他们也没有能研究出美国发生的“钱震”，金融危机就是一场“钱震”。社会学也是一门学问，但是社会学家很难预测出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哪儿会发生“人震”，所谓“人震”就是社会不安定。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然总的来说是比较和谐的，但是在局部地方不断发生一些群体事件，十几年前我们的群体事件每年只有几千起，1996年大概是8000多起，而到2006年十年时间已经发展到将近十万起，停工、散步现象不断发生。停工，国外叫罢工，我们不允许罢工，法律上没有罢工这个词，我们新闻界就创造出“停工”，不叫罢工，游行不叫游行，新闻出现一个词叫散步，这就是“人震”。当然震有大有小，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我们必须下大功夫，加快改革步伐，深入推进改革，那么怎么样来推进，我觉得要解决两大问题。
一个就是要解决改革的动力和合力问题。改革没有动力肯定是不行的，没有合力也肯定不行，所以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代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大家都穷，一致渴望要解决温饱，社会成员集体反贫困，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就成功地打破了世代沿袭的父亲穷、儿子穷、孙子还穷的贫困链，我们改革开放使这个贫困群体结成一个共同体，就打破了这个贫困链，应该说我们自己的、儿子辈的、孙子辈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了，使曾经祖祖辈辈挥之不去的生存困难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今天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是幸福感问题，不是生存感、危机感问题，如何使生活过得更幸福，在以追求幸福感为核心内容的背景下，这个共同体怎么形成?价值观不一样了，幸福感也不一样了，怎么样使这个群体形成一个合力，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严峻的问题。从哪儿来动力，又从哪儿形成合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没有动力不能推进改革，形不成合力改革深入不下去，这两大问题必须解决。过去是目标一致，思想统一，动力足，合力强，今天是目标多元，价值多元，动力不强，合力分散。甚至连中央和地方都进行博弈，都想财政多收点钱，地方对中央财政过于集中有自己的看法，地方手中没有钱想办事又办不了，中央是拿60%的钱办40%的事，地方是拿40%的钱要办60%的事，财政的分配结构不合理。所以，动力问题和合力问题是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改革本身来说要五化一体、交互联动、综合配套推进。五化一体就是十八大提出的五大建设的任务，要一体联动，配套推进。所谓五化一体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文化价值先进化多元化、生态文明化。一是经济市场化。没有成熟的市场，人民就富不起来。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政府不能老陷在市场里面，陷在经济里面拔不出来。中央一再强调要转变发展方式，在经济市场化问题上，必须抛弃旧的思维模式，否则，旧的思维模式不可能转变出新的发展方式。我们决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始终看不见，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一直看得见。二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就是要推行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化当前的一个核心问题不是腐败问题，实际上腐败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权力不受监督，知道危险却没能用有效的措施去监督、去杜绝。政治民主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的民主分两个层面，授权民主和自我民主，即：一个层面是精英民主，另一个层面是草根民主。精英民主就是通过选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高层决策。草根民主则是由基层群众自己投票表决，决定一些具体事情。当前在一些地方出现的问题就是精英民主没有容纳真正的精英，不客气地说，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来自基层的不仅数量太少，1亿多农民工只有三个人大代表，最主要的是，很多选出来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精英分子，有些就是按照劳动模范的标准来选的，这些人未必能真正代表那个阶层或者那个行业的利益，不能真正反映出他们的呼声和诉求。精英民主缺精英，而草根民主又不草根，基层的事往往被乡镇干部代替了，沒有通过老百姓的集体民主来决策，很多事情干部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特别是现在有些富裕的地方，村干部被那些富人垄断了，出现一些选举不正常现象，虽然是极个别地方出现的，但是值得我们警惕。比如有一个地方选村委会主任，发了财的煤老板，每人发一只皮尔卡丹皮鞋，投了我的票再给你另一只。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要实现草根民主肯定是不容易的。三是社会和谐化。社会和谐分为动态和谐和静态和谐。我们不要觉得有些地方有了一些反应，有了一些呼声，有人去上访了这就是不稳定，未必!这其实是一种动态稳定，矛盾上浮暴露出来了，好解决。如果追求像改革开放前的那种静态稳定，一潭死水，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发表意见，那种静态稳定，一旦爆发，不可收拾。我们追求的一定要是一个动态的稳定，这样社会才真正和谐。四是文化价值先进化多元化。十八世纪以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的“创造者”，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可以说非常强大，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用现在的数据来衡量，GDP也好，国力也好，都是很强的。那个时代全世界都是农业社会，我们流传下来的农书有五百多种，现在可以看到的还有三百多种。中华民族之所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没有间断的五千年文明，一直传承下来，就是因为农业文明的生生不息、繁衍不断，几大文明古国的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农业文明没有中断，所以农业社会养活了这个民族，使其生生不息。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是工业文明的“学习者”。今天我们却成了外来文明的“盲从者”，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当然我们成为G2之后，我们的心态有所改变，但是盲从的成分还是比较多，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先进文化的“开拓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纵观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在中国这个舞台上一直演的都是外国剧，剧本和导演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好，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都是从外国来的。马克思是德国人，计划经济是苏联的，市场经济是西方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引进的，没有我们自己的创造。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值得我们警醒：“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输出过思想和主义。”虽然这是一句带有鄙视色彩的话，但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近现代以来我们的确是没有什么值得可说的，没有输出过思想和主义。今天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我们有许多文章可以做。而今天我们的现实，就像老百姓议论的那样：男人女人化、女人小孩化、小孩宠物化、宠物贵族化、贵族缺文化、文化商业化。我们的文化都被钱收买了，我们反过来又拿文化卖钱，这是可怕的恶性循环。各地大兴文化产业园，火了地产，荒了文化，搞文化产业的老板私下议论，没有3000亩地在手，都不好意思说建文化产业园。全国年产1.4万部电视剧，能播出的只有3000多部。社会上满地富豪，不见文豪。大学里，只见大楼，不见大师，学术界，只见空塔，不见“象牙”。面对这么一个现实，我们应该深思，怎么样才能进行我们民族独立的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发展出影响世界的中国思想、中国文化。口袋富了，脑袋也要富起来。五是生态文明化。这就不用多说了，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现象必须改变，生态一定要文明。这已经写入十八大报告。有人讽刺说，中国人拍扁了，是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吃的喝的呼吸的什么元素都有。我们不应过“开宝马、住别墅、喝污水、吃毒物”的所谓现代化生活。
六、怎么看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热点现象
1.城市化是谁的城市化
一说城市化不少人脑子里都想到城市人生活水平要提高、生活质量要改善，当然这是一个方面，但这是很片面的。城市化是农民的城市化，城市化就是让农民进城，所谓提高城市化率就是让大批的农民到城里享受市民生活，因此城市化就是如何把农民“化”入城市的过程。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52%，我认为我们这个城市化叫准城市化，说的不好听就是假城市化，因为我们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只有33%，进城的农民还没有城市户籍，只是假市民，或者叫准市民，享受不到市民的待遇。今天我们城市化的问题就是城市扩张了，地被城市化了，盖上了楼房，修起来马路，人没有被城市化。什么是城市?就是城加市，修了一个城堡，形成了一个市场，加起来才叫城市。我们今天修了城，但是没有形成市，人没有进来，就形不成市，所以我说这只是城市化的半拉子工程。当前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存在五个模糊：一是内涵模糊，就是没有把人划入城市，单纯讲究修路盖楼。中国现有摩天大楼470座，在建的332座，规划的516座，加起来差不多是美国的10倍。日本东京20层以上高楼一百多座，上海一万多座。二是格局模糊，这几年重点发展了大城市，全国超百万人口的城市已达102个，是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市，还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齐头并进，在总体布局上，没有搞清楚。三是路径模糊，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布点发展，而是按照行政区域的位置来推进，以行政力量来推进。一个地方交通条件也不好，经济发展也不好，但是就因为是县城，就要按照县城的规模去做。别的地方交通好，又是一个古镇，经济又发展很好、很有特色，发展潜力很大，但是处在一个县管辖下，就不能超过县城。我们是靠行政区域布点，靠行政力量推动。四是速度模糊，盲目冒进。城市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美国、德国用了80年，英国120年，中国22年。五是功能模糊，北京四五环外，一些小区被称为睡城，几十万人口的小区只有睡觉的功能。现在全国186个城市都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北京都没敢这样提。这五大模糊导致我们城市化存在许多问题，过度城市化、过快城市化的前车之鉴就在那里摆着，就是拉美陷阱。世行统计，1960年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此后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1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行列，其他80多个都没躲过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就在于，他们无一例外地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他们的城市化率都在70%左右，但城市化只是工业化的结果，而未必就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我曾去巴西考察过，巴西体现了典型的城市化“拉美陷阱”，城市化率百分之八十几，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农民都弄到城里去，结果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跟上，城市管理也跟不上，带来许多问题。近些年巴西政府不得不成立农村发展部，与农业部平行，引导在城内找不到工作、生活水平不行的市民回农村种地去，政府拿钱买地，愿意回去的就在你家乡的地方给你买一片地，前十年一分钱不要，政府还提供贷款和基础设施服务，从第十一年开始到第二十年需要还掉政府的贷款，地就属于个人了。巴西和阿根廷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发展势头非常好，当时进入了世界前十强，人均收入在那时就达到4000多美元，就是过快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带来了城市病，直到现在还在徘徊。我在巴西一个城市政府办的大食堂吃了一顿饭，办大食堂是巴西目前解决过度城市化问题的很多措施之一，在大食堂一块钱随便吃，任何人都可以，就像自助餐，一份饭一份素菜一份荤菜一杯饮料一个水果，营养搭配特别好。一些科研所和大学生志愿者在大食堂边设几个检测点，随时抽查饭菜质量，因为是政府掏钱让公司运作，政府给补贴，怕公司偷工减料。总之，城市化的根本就是把农民“化”入城市，这才是城市化的核心要义，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这些年，差不多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提出一个自己的城市精神，广西南宁市的城市精神是“能帮就帮”，最人性，最温暖，最接地气，最符合中国实际。我们今天这么多农民工进了城之后没有变成市民，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什么是农民工，没有谁下过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我写了一篇文章，给农民工用“六最”来定义：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体，在最短的时间内，拥入最没有准备的城市，承托起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创造出数量最多的廉价商品，用最低廉的成本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这就是中国农民工。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体，不管是欧洲移民还是美洲移民还是贩卖黑奴，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移民群体、流动群体都没有这么大，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没有这个群体大，两亿多人在流动。我们靠廉价劳动力使世界都受惠，发达国家差不多所有的商场都有大量产自中国的商品。用最低廉的成本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中国为什么被G2，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要是农民工的贡献，没有农民工的贡献，世界经济版图就改写不了，我们就成为不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城市化如何把他们真正“化”入城市这才是最重要的。如何改变农民工“干完活走人，公民权免谈”的“被垃圾化”的现状，是时代考验我们的重大命题。
2.盖房子为什么
中国在房子问题上有两个闲置，最富的在城市里有闲房，最穷的在农村里有闲房。
由房地产问题衍生出许多新词，蜗居、胶囊公寓、蚁族、裸婚、房奴，等等。今天房价很高，社会反响非常强烈，为什么这么高?千奇百怪的说法都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盖房子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盖房子?盖房子不是给人住，而是变成一个产业，因为房地产可以拉动56个相关产业。房地产一旦成为一个热门产业，房价不断飙升，经济被房地产化，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一个很危险的问题。现在空房率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有关方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模糊就模糊。是调查不清楚吗?很好调查。前一段传出一个数字是空置6000多万套，结果一出来就被各方面否定。中央电视台在北京做过一个调查，北京新房空置率是27.1%，可能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数字。房子多、剩余量很大是个不争的事实。北京到目前已经售出600多万套住房，如果一个房子住3个人，就可以住1800万人，而北京现在常住户口才1750万，北京所有人都搬到新房子里面还住不完房子。但是房子盖得那么多，剩那么多，房价还在飙升，就是因为房子被金融化，变成一个变相货币，变成一个投资主体了，房地产一旦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带来的危害是广泛的、深层的、长期的。这个泡沫一破的话，首先是业主的财产贬值，其次房地产公司要倒闭，政府收入要减少，银行也要倒闭，这是一个利益链。房地产泡沫肯定是存在的，多大的泡沫谁也说不清，但是一旦破了就如同洪水猛兽。所以今天要解决房地产问题就是要去掉金融性，恢复公共性，去掉投资性，恢复住房性，一句话，就是要解决盖房子为什么的问题，盖房子就是为了解决那些没有房子住的人的住房问题，必须回归到这个理念上，不要把房地产变成一个生财之道，偏离了房子的实质。杜甫当年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们今天不能“安得广厦千万间，与那些寒士不沾边”。我觉得盖房子问题就是一个理念问题、思想问题，要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盖房子，才能真正解决房地产业带来的问题。
3.停工事件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会越来越多，因为工人维权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停工来表示不满，使资方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给予关注。現在我们国有企业工会被官方化，工会主席都是派驻的。民营企业的工会被资方化，比如说富士康工会主席就兼总经理助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会很难起到维护工人权益的作用。一旦发生停工事件，对三个问题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不要把问题引入误区。哪三个问题呢?一是不要一发生停工事件，马上就用处理政治问题的手段去处理。它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那些人要停工，不是反对政府，而是想用停工方式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二是停工是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千万不要把这个矛盾引向政府。我们在处理停工事件时不要一边倒，不能全站在资方的立场上，那会把问题搞坏，一定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让资方和工人对话，政府主持公平正义，不要把矛盾引向政府。三是停工是矛盾上浮的动态表现，不要用压的办法，把矛盾下压，压时间长了肯定会出大问题，不要用掩盖矛盾的办法去追求一个静态的稳定。当前，我们社会不稳定，有四大风险源，即：经济风险源、政治风险源、文化风险源和社会风险源。经济风险源就是分配不公，报酬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政治风险源像腐败问题、官僚问题，以及没有调查研究草率就做出的决策。社会风险源比如说突发事件和安全事故也会带来一些不稳定，比如哪儿出车祸处理得不及时，就可能导致有些人集体闹事。文化风险源是最可怕的风险源，是最大的风险源，一个地方的文化价值观一旦出了问题，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比什么都厉害。比如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腐败窝案、串案，官员一倒一大串、一大片，这就是文化价值观出了问题。一些地方的腐败分子把文化价值观引向歧途，谁送礼就能得到好处，就能升官，一害一大片，用送礼这个价值导向来引领社会，这就是文化风险源。我们解决问题要有针对性，不能盲目地维稳，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停工事件不能笼而统之，特别是不能引向误区，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是工人与企业的问题不是政府的问题，是一个动态的问题而不要追求静态的稳定把问题下压。还有就是现在维稳出现了不计成本的现象。贵州一个地方的一个普通的刑事案，当地政府花了相当于3年财政收入的钱去摆平，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今天的维稳成了制造不稳定的根源，你要解决问题，你就得想方设法去追根溯源，不然就解决不了问题。
4.如何看待“蛋糕”问题
我们经常说切蛋糕、分蛋糕、做大蛋糕，蛋糕问题怎么看?今天是把做大蛋糕放在首位，还是把分好蛋糕放在首位?这个问题很简单，我的观点是，在温饱时代要把做大蛋糕放在首位，现在小康时代就要把分好蛋糕放在重要位置。温饱时代人们共同的利益是解决生存危机，迫切需要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小康时代人们的共同利益是追求生活的幸福，迫切需要增强幸福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回顾过去，可以看到长期走的是反方向的路，所谓反方向的路就是在该做大蛋糕的时候，不抓做大，反而抓分好;在该分好的时候，没有抓分好，反而抓做大。建国之后，我们就应该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把蛋糕做大，先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结果呢，没有在这个方面下功夫，而是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想尽办法怎么把蛋糕分好，用票证来管。最近这些年，社会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的生存危机感已经没有了，正在追求幸福感的时候，应该把公平合理作为重要的问题来解决，结果呢，我们却是在追求高速度，拼命想把蛋糕做大，没有过多去关注分配问题，带来一系列的不公。我们温饱时代关注的不是做大蛋糕，而是管好、分好、切好蛋糕，结果是越分越少，越切越小。1978年全国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是75亿，有2亿人民年收入低于50元，1.12亿人民一天劳动挣一毛一分钱，1.9亿一天劳动挣一毛三分钱，2.7亿农民一天劳动挣一毛四分钱，还有相当多的人忙一年还欠生产队的钱。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小康社会，社会需要分配公平，但是我们仍然沿袭温饱时代发展第一的惯性在做事，使分配不公越来越成为大问题。蛋糕做大了，做蛋糕的人没有分到好处，这就是现在主要的社会矛盾。当然，今天蛋糕需要继续做大，但是首要问题必须分好，过去我们关注的是如何集财于国、集财于政府，今后我们应该把怎么样散财于民的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回答清楚五个问题：一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不能为了追求平均而离开市场轨道，使分配权掌握在少数决策者手里);二是原始市场还是现代市场(市场自由竞争法则不可推及社会，现代市场需要政府干预);三是权贵资本主义还是自由竞争(权力不能与资本合谋，权力必须受公众监督);四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高福利负担重，低水平全覆盖);五是国富还是民富。社会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现代穷人与传统穷人不同，现代穷人必须支付必要的生活成本，没钱就无法生存。前两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引起国际社会争议。其实，改革就是穷人、富人和政府的三方博弈。穷人需要的是人权和福利，富人需要的是产权和商机，政府需要的是公正和平衡。
贫富差距体现在收入、财产和消费三大方面，贫富差距本质上是消费差距。而收入决定消费，消费决定能力，能力又决定收入。世行专家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3.3∶1，而消费差距6∶1。居民消费=私人消费+公共消费，公共消费是私人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公共消费对于人的能力提升和社会公平性更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极力扩大公共消费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平等性，是缩小贫富差距，体现社会公平的初始条件，只关注收入差距解决了根本问题，只有把社会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才会真正缩小。
5.民生与民主的关系
民生问题的本质是民主问题。可能有的同志觉得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民生问题的实质就是民主问题。发展民生关键就在发展民主，以民生代替民主应该说是一个错误的思维，改善民生绝不是财政收入增加就可以让社会和广大民众得到更多的实惠，而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讨论政府如何收钱、如何管钱和如何花钱。现在中央财政年收入已经达到十多万亿了，但是很多地方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保还是投入不足，不是说财政钱多了，民生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收钱，聚财的能力已经很强了，但是在如何管钱和如何花钱方面，还没有学会。十多万亿的财政收入，有许多人说是国与民在争利，中央财政集中的太多，分给公共利益的方面太少，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错就错在把国家与民众当成对立的利益主体。其实，这两者不是一个层面的利益主体，利益主体只有一个，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是社会财富的利益主体，我们富国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富民，终极追求就是如何富民。老百姓的钱分两块，一块是装在自己口袋里自己花，還有一块是拿给政府花。交给政府的钱是让政府帮着管，而不是政府的钱，这个要分清。所以国与民不是放在同一平面上的，利益主体只有一个。当前我们国富民穷，国家的财力很强，民众收入不高，问题不在于财政收入过高，问题在于没有把收到的钱很好地用到民众身上去。财政的主要作用有三个：一是为人民提供参加市场活动的基础条件，如提供像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二是调节市场带来的收入、就业等方面的差距;三是提供市场失灵的产品，像科研、保障性住房等。财政主要是这三方面的功能，当前财政问题的两大症结：一是钱没有收对人，在该收的群体里收得不足，在不该收的群体里收得太多;美国将开始对98%的人免税，税收对象是占总人口2%的年收入百万美元以上的人，中国却说要“培养全民纳税意识”，西方称之为人头税。二是钱没有花对地方，该花的没有花，不该花的花的很多。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核心就是没有通过民主的方式讨论如何收钱、如何花钱、如何管钱的问题，每年人大、政协审议财政预算报告可以说是外行听不懂，内行说不清。国外像这样的会就讨论一个事：怎么样花钱。像巴西每年召开各级专门讨论卫生问题的议会，一亿多人的国家光卫生方面的代表就十万之众，专门讨论卫生方面的支出，怎么花钱，花向哪里。想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财政问题是不对的，财政就是姓公，不能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财政问题，应该用民主的方式来讨论怎么样收钱、怎么样管钱、怎么样花钱的问题。当然发展民生，民主不是惟一的要素，还需要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等等多方面的要素，发展民主对于民生来说有之不必然，但无之必不然，没有民主，民生想发展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民主不发展就解决民生问题的先例。当前，调节收入分配要谨防掉入“戴瑞德定律陷阱”。法律经济学创始人戴瑞德发现一个规律，任何政府针对穷人的补贴措施，最终都会让中产阶级得益，而让最富和最穷的人付账。一人一票的民主来源于康德的一句话，他说人与人智力差距是巨大的，能力差距是巨大的，财富差距是巨大的，但是再大也不能大到一个人来决定另一个人的前途命运。民主的范围就是在公共领域发展民主，在私人领域发展自由。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就是民主不要滥，自由不能泛。民主的结构是精英民主和草根民主。民主的方法就是授权民主和自我做主，选举就是授权民主，自我做主就是基层通过大家举手表决，或者投票决定一些具体事务。(罗素：选一个挨骂的人做领导。)建国以来，我们先是把资产国有化，然后把思想国有化，把价值标准、审美标准等都国有化，公民没有思想的自由。改革开放了，思想更自由，价值更多元，但自由不能泛滥，最起码要严守道德底线。我们先是被“禁锢”毁坏一次，今天要注意不能再被“泛滥”毁坏。
深化改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这个痛苦是必须的，就像母亲生孩子必须有一个阵痛，阵痛之后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投身到这场变革之中。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很激动人心，“天戴其苍，地载其黄”，“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咱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每个人都应该积极投身变革，为新体制、新机制的诞生积极参与思考、设计、讨论，同时学会在这个过程中谈判、妥协与合作，为自己也为社会，为私利也为公利，绝不要用旧思维旧习惯阻挡变革。也决不能让今天的改革成果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决不能改革的大潮“涛声依旧”，而改革的成效“山河依旧”。
(刘奇，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杨春升
作者：刘奇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0一0年翻一番。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社会保障全民覆盖。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胡锦涛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基本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胡锦涛强调，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十分艰巨，全党同志一定要埋头苦干、顽强拼搏。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扶持力度，支持这些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增强发展能力、改善人民生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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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上海7月20日电(记者姜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十届上海市委六次全会上表示，深化改革，关键在于把握发展形势，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突破思想认识上的“四个不适应”，即对互联网迅猛发展和科技快速变化挑战的不适应;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的不适应;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适应;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不适应。他指出，以改革突破发展瓶颈，必须主动作为、自觉而为，抓重点、破瓶颈、重落实、求先行，以自我革新、敢于革自己命的精神状态，冲破利益藩篱，杜绝一切犹豫，不惧任何风险，义无反顾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路上奋力前行。
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带领全体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碰到复杂难题、触及深层次利益。如何坚持不懈地为改革攻难题、为发展破瓶颈，考验着各级领导干部的担当责任和勇气智慧。突破思想认识上的“四个不适应”，对于我们深刻领会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有效的方法实现改革新突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要注意避免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那些思维定势。
思路决定出路。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认清发展形势，夯实深化改革的思想认识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国抓改革的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普遍增强，主动性、自觉性明显提高。也应该看到，有的地方部门和一些领导干部对三中全会精神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关联性、系统性估计不足;有的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抓改革作风不扎实、工作不到位。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对利益关系的触及越来越深，对此还缺乏足够思想准备。因此，在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的同时，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挑战，坚定除了深化改革别无他途的信念，摒弃思想僵化、固步自封，防止等待观望、急功近利，主动作为、自觉而为地向改革谋动力。尤其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思维定势，做好承受改革压力和改革代价的思想准备，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破瓶颈，在突破“四个不适应”上下功夫。当今世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勃兴，一些领导干部对此知之不多、思之不深，对变化了的世界茫然无知、安之若素。比如，不少干部习惯用传统思维应对新情况、处理新问题，对互联网带来的迅猛变化认识不够、方法简单，颟顸而为;一些同志对新技术、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hlbe.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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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巨大冲击准备不足、束手无策，坐看市场和资源的流失。再如，当前国民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期，这既是增长路径变动期，也是结构调整关键期，但一些领导干部往往固守旧思维、老办法，寄望延续高增长、大投入来解决企业问题、结构性问题和债务风险问题。还有些管理部门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仍不同程度依赖于行政审批、分钱分物手段，不太会加强政府管理，缺少制度化、法治化、常态化的事中事后监管;一些国有企业不擅长在市场经济中搏击，还是找政府、要政策、吃资源资产老本。此外，面对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新要求，一些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法治意识不强，依法办事能力不高。有的不熟悉法律法规，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几近“天狗吃月亮，不知何从下口”;有的片面强调按规则办事，甚至死抠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推诿扯皮“依法不作为”。
着眼于解决“四个不适应”，就必须以自我革新、敢革自己命的精神状态，冲破观念障碍和利益樊篱，向积存已久的顽瘴痼疾动刀，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正如韩正同志所指出的，必须按中央的要求、全市的部署，自觉反省以变应变，顺势而为，迎接考验;改变过去以高投入、高增长来求回报的思维定势，转变资源推动、要素推动、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把注意力集中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要切实转变观念和行为方式，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在深水区进行的改革，必须具备攻坚克难的信心、勇毅笃行的品格、志向高远的境界。毋庸置疑，当下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决定了改革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遭遇激流险滩，改革者必须以更加过硬的作风，敢闯敢干敢担当，敢抓敢管敢负责，“杜绝一切犹豫，不惧任何风险。”同时，我们的改革也是顺应时代大势、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历史选择，这就要求领导干部以更开阔的视野、更高远的站位审势谋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加快改革创新，善于借鉴国际经验和智慧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尤其要立足国家战略、全局发展来观大势、谋大事，破难关、求先行。惟其如此，才能做到义无反顾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路上奋力前行，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新一轮改革的大幕已经开启。希望各地各部门切实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狠抓落实，破除思维定势，汲取群众智慧和力量，在化解“不适应”中突破改革瓶颈，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化为生动丰富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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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国政府继续将简政放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头炮”，削权让利，转变职能，力求把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把政府该管的管住管好。一“减”一“转”，激发了市场活力，增强了发展动力，产生了拉动民间投资、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就业的叠加效应，为当前中国经济增添了一抹亮色。
简政放权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不久前，年过七旬的退休工程师孙伟汉在福建省漳浦县工商局行政服务中心成功注册了一家矿产品销售公司，成为中国创业大军中的一名“新兵”。
“我以前是搞矿产勘察的，退休后一直想继续干老本行。但听说办企业又要验资报告，又要住所证明，手续太麻烦，就打了‘退堂鼓’。”孙伟汉说。
今年3月1日全面实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大幅降低，验资报告不用提交了，住所登记手续也得到了简化。听到这个消息，孙伟汉来到县工商局，一天时间就将公司注册下来，营业期限设定为50年。
改革，让出了政府的权力，却激发了市场的活力。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实施3个月来，从古稀老人到在校大学生，从普通农民到进城“打工仔”，一度被旧有体制压抑的创业热情瞬间迸发出来，越过“藩篱”，涌入市场，激荡起中国新一轮创业大潮。
今年3月，受改革利好因素影响，全国新登记企业同比增长45.8%;4月，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新登记企业持续“井喷式”增长，比3月又多出两成。
“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宏观经济的质量和活力取决于这些微观细胞的质量和活力。”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指出，在日益增长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市场主体活力四射，对于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外，今年以来的行政体制改革在“减”字上做足了文章——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国务院承诺在去年取消下放4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今年再取消下放200项以上;企业投资自主权得到进一步落实，交通、能源等领域80个示范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为民间投资打开“垄断之门”;“正税清费”政策再出新招，旨在扶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延长到2016年底，部分涉企收费项目被取消„„
一系列旨在削权让利的政策措施释放出强烈信号，对社会预期、市场活力、资本投向等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
转变职能营造公平发展环境
一方面，要勇于简政放权，用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转变职能，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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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在公开透明上下功夫。 今年3月，国务院60个部门集中公布了正在实施的1235项行政审批事项。这也是中央政府首次统一“晒”出权力清单，彰显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决心。 “公开透明对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非常重要。”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说，只有将权力置于企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才能有效地督促政府转变职能。 发展是第一要务，转变政府职能应当着眼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上海自贸区近期试行非贸易付汇“一站式”审批服务后，相关的60多个事项实现了当场办结。这给丹佛斯公司负责人张韵留下深刻印象：“以前向丹麦总部支付特许权使用费要一个月，现在可以当场办结，当天付汇。”
从行政审批“马拉松”到“马上办”，从报送材料“跑断腿”到“网上申请”，从“一页纸不能少”到“容缺受理”„„今年以来，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找准自身职能定位，在服务发展、便利群众等方面创造出不少好的经验。 放和管是一个车的两个轮子，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把两个轮子都做圆。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更习惯于以审批代监管。随着行政审批的大量减少，政府管理更多地从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并对监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适应新的变化，今年以来，一系列旨在提高监管能力的措施相继推出：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提高失信成本;发挥消费者、行业协会、媒体在食品安全等领域的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格局;推进市县综合执法工作，消除多头和重复执法„„
如果说，简政放权发挥了“松绑”作用，让投资者放开手脚进入市场;那么，转变职能则正发挥着“服务”作用，让企业发展获得一个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近期率先推出了多项旨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新举措： ——撤销外经贸厅，设立商务厅，实现内外贸统一管理，同时将广东省物价局的职能并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在全省实行工商登记“先照后证”制度，将108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只保留13项前置审批事项;
——在广州实行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信用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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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东传来的信号预示着，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为核心的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让市场主体不断迸发新的活力，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简政放权方面，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工作全面启动，意在堵住“偏门”，消除审批管理中的“灰色地带”;“负面清单”制度呼之欲出，一旦实施，除清单列出的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外，各类市场主体均可依法平等进入;“先证后照”将改为“先照后证”，使市场主体的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
“这些措施都将有利于构建更加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沈玉良说。
从上海自贸区等试点地区看，仅“负面清单”一项就带动了市场主体快速增长，在新设外资企业中九成以上为“负面清单”以外采用备案制的企业。
转变职能方面，立足于诚信体系建设这个大框架，“黑名单”制度正加紧构建。从6月1日起，全国县以上行政执法机关对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将在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工商部门则拟对企业年报进行抽查，对逾期不发布年报的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对弄虚作假的载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这将使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刘俊海说，下一步，关键是要早日实现各部门诚信数据库之间的互联互通，真正使政府职能转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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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李克强总理所作的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勇往直前的改革精神，对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2014年重要领域的改革任务做出了重大安排。报告中提到的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内涵丰富、主线清晰，不仅为今年的改革谋好了篇，而且也为今后的改革布好了局。
【事件回顾】
改革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推进改革必须明确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我国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释放发展潜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另一方面需要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都需要以改革为保障。
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一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所着重强调的就是以深化改革来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三个解放”着重解决效率和增长的问题，“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解决的是公平和正义问题。李克强总理的报告正是围绕着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的需要来安排改革攻坚任务的。
2013年以来，围绕以上主题，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促进了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进，但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远未解决。今后一个时期，还需要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落实各项改革措施，为提高效率、增进公平奠定新的制度基础。
【政策信息】
2013年改革迈出重要步伐
过去的一年，中央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
在提高效率方面，采取了许多改革举措：
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入实施简政放权。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
二是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扩大“营改增”试点，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政府购买服务等项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三是围绕结构调整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知识、技术创新等工程，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超过2%，推动了一批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促进公平方面，也采取了诸多有力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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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推进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启动教育扶贫工程，完善全民基本医保体系，提高补助标准，开展大病医疗保险试点，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二是加强安全生产和市场监管，强化重特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机制，建立食品药品统一监督管理机制，规范了市场竞争秩序。
三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完善信访和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制定修订行政法规47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
【事件解读】
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旧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尚在解决过程中，新的问题已经显现，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依然面临严重的制度性障碍，必须高度关注。
首先，制约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因素依然较多。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阶段转换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国际经济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日益突出。应对挑战、化解矛盾关键在于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但效率提高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我们在观念、体制、机制方面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有效监管缺位并存，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同时，中央与地方权责配置不合理，财税、金融体制不完善，政绩考核机制不健全，政府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如果不能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并在重要领域取得新突破，就会抑制社会创新创造活力，阻碍转方式、调结构，严重影响经济效率，甚至诱发巨大的经济社会风险，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因此，必须在制度层面上坚决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有效益、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其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社会良好治理任务艰巨。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往往是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社会分化明显加速的时期，社会成员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日趋强烈。遗憾的是，受发展阶段及多种体制机制因素制约，我国社会领域的问题却相当突出。一是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拉大，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制度分割、群体待遇差距较大的问题突出。三是群众对住房、医疗、教育、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民生领域意见集中、反映强烈。四是涉及征地拆迁、劳动争议、环境污染等领域的群体性事件增多，社会安宁祥和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在社会转型期适时完善社会体制、促进社会公平，就可能导致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灾难性后果，苏联、东欧、利比亚及拉美国家就是前车之鉴。必须着力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把建立更加公平的成果分享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区域、城乡、社会群体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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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校 智日勤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年。应为省考必考内容之一，三种题型都有可能出现。
知识点梳理
一、为什么要改革
1.改革开放的现实依据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2.改革的理论依据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3.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二、改革性质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1.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2.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3.改革的特点：改革具有根本性、广泛性和深刻性。
4.判断改革的是非得失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5.我国的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的关系(l)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 2)共同之处：(3)两次革命的不同点是：
(4)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次革命是对第一次革命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相互促进、相互统一，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发展、改革的前提，而发展和改革又是进一步稳定的基础。
1.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2.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的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3.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
4. “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
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
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时，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四、全面深化改革
1、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⑵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⑶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⑷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⑸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2、全面深化改革的条件、目的
⑴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⑵ 第二，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
解放思想：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
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
3、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4、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重点、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
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全面深化改革。且看本期的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话题，希望对考生了解社会热点问题、提升申论写作的辩证思维能力有所帮助。
【背景链接】
全面深化改革正式启动已然3年多，夯基垒台和立柱架梁的工作成效显著，从上到下对改革落实的期待愈发强烈。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三次会议上，总书记特别强调了抓落实的领导责任：“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自觉从全局高度谋划推进改革，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准方向、敢于担当，亲力亲为、抓实工作。”一把手在状态，改革才能在场，随着“施工高峰期”全面到来，主要领导必须进入改革落地的工地，激发基层改革活力，将顶层设计转化成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标准表述】
[综合分析]
不久前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专家列出了很多改革遇到的困难。比如，实践中出现的不同意见谁来协调?落实改革设计的细化方案谁来定?改革如果需要付出一定代价谁来拍板?说来说去，很多都离不开一把手的作用。正如总书记强调的，对于主要领导来说，思路、调研、推进、落实都要抓到手上，判断具体事项要有改革担当，要亲自做好实化细化工作，还要统筹安排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缺少谋划改革的“全视角”、没有担当责任的“铁肩膀”、拿不住具体落实的“绣花针”，抑或是学不会“弹钢琴”的改革艺术，就很可能游离于具体改革之外。
[解决措施]
这样的要求，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本身的特点。改革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艰巨事业，决不是上面定好文件照章批转就能完成，也不可能有一种顶层设计穷尽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媒体报道过“改革落实无限循环”的例子：某地方落实一个强化安全生产监管的改革文件，题目居然用了三四个转发，从省里一直转到最基层。改革不是“N次方文件”，如果都把任务当球踢，以表面文章代替具体落实，那么耽误的是中央的改革安排，伤害的是基层的积极性。
一、解决当前所面临的改革落实问题，关键在于“一把手抓”和“抓一把手”。全面
深化改革是直接面对问题、面对任务、面对挑战的，从来没有“离场改革”能够成功。实际上，在老百姓眼里，“改革千难万难，一把手肯抓肯干就不难”，主要负责同志是改革发力的“关键少数”，抓和不抓大不一样、虚抓和实抓大不一样。
二、改革的航船行进至此，中国人需要更清新的畅快呼吸、更稳定的民生保障、更公正的社会环境、更开放的世界格局、更从容的“出去看看”、更出彩的人生机会，而这需要少一些文件中的落实、印章里的转发，多一些“撸起袖子”的一把手。说到底，全面深化改革是抓出来的、干出来的，是一级压一级落实出来的。
三、涉及13亿多人民美好生活的改革从来不是轻松的，置身于其中的一把手们，其职责从来就是具体的、现实的。最重要的改革者不是别人，就是身处领导岗位的你们。以在场的姿态服务于改革发展、服务于民生改善，才能始终听到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前进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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