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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答辩音乐会的现状与教改思考
【摘要】毕业答辩音乐会是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中重要的环节，是全日制音乐表演专业本科生四年的学习成果是否达到学位条件的必要考核内容，更是对该专业学生能否将其所学知识和技能灵活、恰当而完整地展现于舞台的综合检验。普通高校音乐院系对毕业答辩音乐会的重视程度直接关系学生的升学情况，并对毕业生的整体质量有着重大影响。文章将结合现阶段普通高校音乐院系毕业设答辩音乐会的普遍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对应提出教学改革建议。
【关键词】毕业答辩;音乐会;普通高校;音乐表演学科;音乐教育
在我国普通高校中，大部分音乐院系检验与评估即将毕业的全日制本科生是否达到合格甚至优秀毕业生的标准，是否达到学位所要求的学术水平并授予其学位，一般采用学位课程考试与学位论文答辩结合的形式进行考核;其中音乐表演(包括舞蹈、声乐、器乐等专业)学科因其舞台的实践性、技艺性和专业性特点，各级高校的音乐院系也普遍规定须通过举行毕业答辩音乐会的形式，检验音乐表演学科的毕业生艺术质量是否符合相应的学术要求。比如音乐演唱，只能通过其演唱发出的具体音响来体现毕业生学习成果的品种、质量以及表演所具有的技术水平和艺术效果。只有全面掌握舞台表演的技巧，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将广博的文化知识与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融入于真正的舞台实践当中，才能准确、完整地诠释和表达音乐作品的内涵，使毕业生的专业技巧能够通过舞台表演具象、全面地展现出来。因此，对于音乐表演学科专业的学生而言，如何从毕业答辩音乐会设计到实施进行改革，提高毕业答辩音乐会质量，并使毕业生从中受益，达到全面提升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的目的，是普通高校音乐院系表演学科专业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需重视与思考的问题。
一、普通高校音乐表演学科毕业答辩音乐会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毕业答辩音乐会有名而无实
普通高校音乐表演学科的本科生毕业答辩音乐会普遍存在名不副实的情况。音乐表演学科因其专业的限制性、就业范围相对其他文理专业较窄，因此往往在普通高校学科设置中容易忽视，因此所谓的答辩音乐会质量差强人意。一场高质量的音乐会，应当呈现出来的是学生演唱的完整性、曲目搭配的科学性以及音乐会本身的高规格(包括舞台形象、舞美设计等)，但大部分普通高校音乐表演学科的本科毕业答辩音乐会过于形式化，并没有达到一场真正的音乐会应有的质量水平和教学目的，比如因师资力量不够，声乐器乐不分考场，作曲作品质量远远不够，部分专业(如流行演唱专业)需要使用电声设备却因硬件限制无法使用，毕业生答辩曲目总量不够、演唱质量不高、曲目搭配不合理等问题屡见不鲜，这些问题的出现直接影响本科毕业答辩音乐会的整体质量，使一场音乐会有名而无实，本身的观赏性和教学价值远远不够。
(二)学生对待毕业答辩音乐会缺乏重视
对于非专业音乐院校的音乐表演学科的学生而言，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通过本课的课程学习，自己已经掌握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毕业答辩音乐会的设计和实施不过是获得学位的一种必然形式，加之大部分用人单位在选聘毕业生时，鲜有关注和考察毕业生答辩音乐会的质量问题，学生由此便认为答辩音乐会的好坏与就业关系甚微，也就不愿花更多的精力进行音乐会的筹备事宜;甚至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只要站在舞台上，按照学位要求演唱(演奏)完相应数量的作品就可以轻松毕业，无形中降低了对毕业答辩音乐会的自我要求。
(三)毕业答辩音乐会设计质量不高
众多普通高校音乐表演学科的学生抑或老师会认为，毕业答辩音乐会的设计比音乐会本身容易许多，于是形成了学生和教师在音乐会设计上花费的精力远远少于舞台现场表演的准备工作。毕业答辩音乐会由舞台表演和现场答辩两个部分组成，之前应该有详尽而科学的毕业答辩音乐会设计方案。事实上，一份全面而科学的音乐会设计报告对一场答辩音乐会的质量高低影响重大，它可以指导学生在整个音乐会筹备过程中各环节和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是全面、确切、综合检验表演专业学生学习成果的必要条件。而目前有一些普通高校音乐表演学科的教学工作者和学生都对音乐会设计重视度不够，因此在许多细节上出现问题，其中以曲目的选择与搭配不够科学、提问答辩质量不佳等方面尤为突出。
(四)毕业答辩音乐会各项工作疏于管理与规范
由于毕业生答辩音乐会普遍安排在大学第四年的第二学期进行，大部分学生因找工作、实习等情况致使大部分时间无法归校，由此，前期的音乐会设计方案很大程度上需要指导教师加强指导与监督;但确有部分教师因无法或不便与学生取得更多联系，最终导致毕业生音乐会设计的格式、曲目的选择与确定等问题出现差错，从而无法达到教学要求。同时，在答辩过程中，形式化的答辩模式普遍存在，主辩教师在答辩前没有仔细阅读答辩学生的设计方案，答辩提问过于随意，对学生回答不置可否，甚至没有安排答辩环节等现象也层出不穷。在对毕业生答辩成绩评定时过于宽松，使学生对答辩音乐会没有任何压力与危机感，从而无形之中降低了答辩音乐会的总体质量。
二、普通高校音乐表演本科毕业答辩音乐会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毕业答辩音乐会的教学定位不够科学
普通高校音乐表演学科的本科毕业答辩音乐会，实际上是对学生本科四年的教育质量与教学成果的综合性考核，它能以最直观的角度检验学生学位知识是否能够学以致用，技能培养是否能够在舞台实践中高质量体现。因此，要提高本科答辩音乐会的总体质量，就必须从本科教育的全过程人手，建立一套完善、全面的教学系统。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普通高校对音乐表演学科的教学定位缺乏科学性，对毕业答辩音乐会的教学更为匮乏，大部分学校仍然将其视为一门课程，甚至没有针对性地对毕业答辩音乐会开设相应课程，比如舞台形象设计与塑造、舞美设计、音乐会设计、答辩音乐会书面设计教学课程等，几乎都没有开设，取而代之的几乎是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类的课程。毕业答辩音乐会与毕业论文写作完全属于两个学科，这个理念大部分普通高校音乐院系和教学管理者不够清楚。
(二)缺乏毕业答辩音乐会有效的质量监控机制
目前我国普通高等院校音乐院系对本科生的答辩音乐会从教学到设计方案审核再到音乐会运行，几乎都按照“毕业论文指导+院(校)级普通音乐会”的模式进行，没有建立完备而有针对性的管理机制来确保音乐会的质量。具体表现为：首先，缺乏答辩音乐会的针对性教学系统，使老师和学生对答辩音乐会(包括音乐会书面设计方案)概念模糊，甚至有毕业生在毕业前夕仍然不清楚正规的答辩音乐会设计方案应包含哪些内容，一场答辩音乐会的流程到底如何，一线教师也对如何提高答辩音乐会的质量不够全面，仍然停留在基本的技能层面;其次，指导教师在指导答辩音乐会的设计时，缺乏对其教学过程的检查与监督，导致答辩音乐会的教学工作没有强有力的保障机制;再次，未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毕业答辩音乐会教学的评估与激励机制，使指导教师没有充分的责任感和积极性进行毕业音乐会设计指导，学生也普遍认为答辩音乐会只要按时提交音乐会设计方案、表演完作品即可，其质量的好坏并不影响毕业和就业的错误观点，因此在音乐会的整个流程中，学生态度比较“走过场”;最后，为提高学生就业率，大部分学校对学生在临近毕业学期找工作采取过于宽容的态度，面对对正常教学秩序冲击的问题，未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也为教师的指导工作增加不少难度。这些均是毕业答辩音乐会质量迟迟无法提高到新台阶的重要因素。
(三)学生生源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普通高校音乐院系因其专业考核的制约性，使得在进行招生工作时身不由己，面对不同地区的生源因地方教育政策的制约而无法实现学生与学校的双向需求性选择。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改革进行的深入，普通高校的大学教育在形式上多数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造成教育上不可逆转的局面;尽管教育改革让更多学子进入大学，完成他们的大学梦想，得到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但不同高校的音乐院系受入学标准的制约，使得本应作为技能化、专业化、素质化的音乐教育逐步演变为被入学标准扼住咽喉的学科，一些原本有音乐素养的高考生却因文化几分之差与自己心仪且适合的高校失之交臂，替代他们的是部分音乐能力普通、文化成绩“过关”的学生，这对普通高校音乐院系的本科音乐教育本身增加难度。另也有部分高校因受地方招生制度的限制，面临生源质量较高的地方招考指标不足、生源质量较差的地区指标有余的情况。音乐修养的“先天不足”导致音乐表演本科教学难度增加，其中以技能教学尤为突出，从而影响学生毕业时的技能能力要求，使学生的专业技能能力整体质量不高，毕业答辩音乐会的现场展示质量自然难上新台阶。
(四)本科毕业生逐年扩张规模，师资力量匮乏
在普通高校，以艺体类院系为主的师资力量匮乏和本科毕业生规模扩张的矛盾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甚至有些院校还有更为严峻的情况。近年来，因国内各高校本科扩招，每年本科毕业生都在大幅增长，使得原本与其他学科相比师资力量较弱，教师队伍规模较小的音乐院校教学压力逐年增加，面对全面扩招，师资力量的补充速度步伐缓慢，意味着音乐院校的本科毕业生指导教师在毕业指导工作方面工作量增大;与此同时，大多数的指导教师还要肩负教学与科研等教学任务。面对重重压力，指导教师对学生毕业音乐会的指导和审核工作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必然压缩，从而直接影响毕业答辩音乐会的整体质量。
面对诸如以上的问题和原因，如何从根源上人手，解决问题和困难，提高普通高校本科音乐表演学科的毕业答辩音乐会整体质量，除国家相关教育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之外，各地高校和教学主管人员也应当对此展开相应的改革性举措。
要从根本上提高毕业答辩音乐会的质量，就需要强化其在教师和学生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明确其教学与教育的定位。国内的普通高校音乐表演学科教师以及音乐会指导教师都应该认识到，毕业答辩音乐会并非走过场，它是每年一项的教学成果，也是学生大学四年学习的重要汇报，是学生步入社会前最后一次在校技能舞台展示的机会。因此，它应该是一场视听饕荔盛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教学方式，建立年年毕业音乐会，场场高质量演出的理念，针对问题，对症下药。例如，针对音乐会教学系统的匮乏，各级高校音乐院系可以开设独立的音乐表演学科学生毕业音乐会设计和指导的课程，使学生更加明确毕业答辩音乐会的意义，规范毕业答辩音乐会的整体流程，提高音乐会质量;针对指导教师师资匮乏的问题，可以在学生大学学习的第四年分批进行答辩音乐会，将学生按能力及学生本人意愿先后分时间段进行答辩，这样既能解决学生因寻找就职单位时间段不同而无法保证持续性在校的问题，也能减轻指导教师以及答辩组的工作压力。最后，各个地方的教育部门应协调和发展对普通高校音乐学科的教学，做好监督工作，指导各个学校建立较完善、针对性强的音乐表演学科毕业指导工作和质量监督细则，从根本上保障和解决目前普通高校音乐表演学科答辩音乐会等相关毕业工作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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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柯楠
【摘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应对大学毕业生的思想状况,适应新形势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将是一个十分有益的重大课题。本文将针对毕业生的思想及行为特点,探索毕业生德育答辩,进一步加强对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毕业生顺利走上社会、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学生管理 毕业生 德育答辩
毕业生思想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现阶段我们应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荣辱观、心理健康、择业观、诚信教育、素质教育等方面加强对大学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顺利地择业就业,健康地成长成才。通过德育答辩这一有效方式,为毕业生提供一个展示德育成果的舞台,增强其对自身思想道德的内省和行为的自律,即能有效地疏导离校前学生中存在的各种不良情绪,又能使他们的思想道德得到洗礼和升华。
1 德育答辩实施的原因
为进一步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客观及时地寻找到适于自身发展的工作岗位,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和改善大学生德育工作,探索德育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方式。北京理工大学从2003年起开始启动毕业生德育答辩,受到广大师生热烈欢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但关于毕业生的德育答辩研究还较为稀少,对实施德育答辩的原因、特点、方式和意义等问题论述不够,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
在新的形势下,大学毕业生思想状况不容乐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待加强,德育答辩的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尝试。
(1)德育答辩工作的开展,是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德育工作放在首要战略位置的集中体现。胡锦涛同志近期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毕业生中实行“双答辩制”,使学校的德育工作也有了同智育工作一样的评价机制和体系,进一步从制度上凸显了德育工作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实施德育答辩,检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成效、考核学生大学期间德育情况的重要环节。同时,学校可以全面考核学生在校期间的德育情况,深入掌握学生的成长轨迹,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有的放矢地完善大学德育体系。
(2)新形势下,当代大学毕业生思想状况不容乐观的表现:社会责任感欠缺。部分毕业生认为社会理想太远、太大、太空,可望不可及,而个人的现实生活才是最真实的。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命运、关注自身发展和利益,过分强调个人的价值,从而淡化了当代大学生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道德素质欠佳。部分毕业生一旦面临自身利益时,“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就成为他们的处事原则;心理素质差。不少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过于急功近利,缺少艰苦奋斗精神和探索精神,尤其是求职受挫时,少数毕业生会动摇信心、意志消沉,从而产生自卑心理;诚信度低。目前不少毕业生诚信道德滑坡,诚信危机凸显。主要表现在有些学生在求职简历上做文章,涂改成绩、夸大事实、制造假证、虚构经历;有些毕业生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不惜将个人诚信、单位利益弃之不顾,随意违约,造成人才资源和就业资源极大的浪费;缺乏团队精神。部分毕业生由于过分强调自我,导致他们的全局观念淡漠,对集体利益漠不关心,个体意识增强,群体意识减弱,团队协作精神下降,敬业精神不够。有些毕业生就业期望值过高,即使就业也是在其位不谋其职,人浮于事,同时频繁“跳槽”,其主要原因是单纯地追求物质利益。
(3)毕业生由于忙于学位论文和找工作,在校时间较短,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相对薄弱。从毕业生成长特点看,毕业阶段容易产生思想波动,加上就业压力增大,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了新的变数。一是处于毕业阶段的学生独立意识逐渐增强,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思想波动大,容易产生矛盾心态;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的就业政策已由传统“ 统招统分”的计划分配政策,调整为“ 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市场就业模式,一部分高职毕业生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改变。而且,目前我国正处于就业“ 三峰叠加”的严峻时期,巨大的就业压力给高职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新的变数。
2 德育答辩实施的内容
因此,在当前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德育教育显得迫在眉睫,要不断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培养的合格的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对毕业生实施德育答辩包罗万象,错综复杂,简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理想信念教育针对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思想发生的深刻变化,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方向,引导他们充分发挥自己所学为国家、为社会服务,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教育广大毕业生同学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2)转变思想观念教育学生转变旧的思想观念,树立先就业后择业观念,引导他们敢于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劈荆斩浪,大胆实践,敢于创新,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自我,发展自我,为寻求新的工作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能凭借说教,而应当脚踏实地,勤奋创业,不断探索,实事求是,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充分展示自我,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3)组织纪律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毕业生今后的工作成绩和工作态度以及工作道德规范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办学和声誉,因此加强对毕业生的纪律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非常必要。 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教育学生必须遵守行业规范,严明行业纪律,遵守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尊重事实,反对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和极端个人主义,防止各种错误倾向。
(4)将毕业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学校引导大学生努力学习和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培养乐观自信的思想品德,培养广泛的情趣爱好,使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充实健康,能够进行友好的人际交往,增强自我调节心态的能力,能经受各种挫折和压力,以适应未来的社会竞争。
(5)文明离校教育 大学生接受多年教育,在最终离开学校前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形象,应当为还没有毕业的同学留下点什么,在走向社会前打下什么样的基础至关重要。为此倡导毕业生文明离校,做合格文明的毕业生是我们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施毕业生德育答辩的原则和特点:
(1)以人为本,进行个性化教育。帮助毕业生分析其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指导其如何发挥优势,弥补不足,使其达到“三有”“三会”“三不怕”。“三有”是有目标、有信心、有毅力;“三会”是会做人,会做事,会创新;“三不怕”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失败,培养良好的、积极的就业心态。
(2)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通过毕业生德育答辩,弘扬正气,展示德育教育的成果,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
(3)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教育与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开展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强化管理;坚持教育与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做到既“ 教”又“ 导”,教书育人;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中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引导他们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充分调动毕业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做到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变被动为主动,把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大学生的自觉行动。
关于毕业生德育答辩的程序和方法:
(1)宣讲论文。在答辩会上,先让学生用10-15分钟概述论文的标题及选择该论题的原因,较详细地介绍论文的主要论点、论据和写作体会,可以事先准备好讲稿,最好能在规定时间内宣讲完,否则会影响评委对论文的总体评价;同时,可借助多媒体或幻灯片,尽可能脱稿宣讲。
(2)问题答辩。主答辩老师一般提2-3个问题。老师提问完后,可以先让学生独立准备10-15分钟,,再来回答;或由主答辩老师提出问题后,学生立即作答,随问随答,可以是对话式的,也可以是主答辩老师一次性提出数个问题,学生在听清楚记下来后,按顺序逐一作出回答,根据学生回答的具体情况,主答辩老师和其他答辩老师随时可以适当插问。
(3)成绩评定。
毕业生德育成绩包含毕业论文评阅成绩和答辩成绩,其中论文评阅成绩由导师评阅成绩和1-2位论文评审人评阅成绩组成。评阅成绩依据包括开题报告的情况、学生的德育水平、毕业德育答辩的总体质量和整个毕业生德育答辩环节过程中的工作态度等。评阅成绩和答辩成绩在总评成绩中所占分值比例,由各学院根据专业特点确定。
(4)毕业教育成果延伸化。学校注重将德育答辩的理念加以推广,以德育答辩成果开展新生入学教育,使毕业教育和入学教育首尾相连,通过一本教科书、一堂德育课和一篇德育开题报告,把优秀毕业生在德育答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感悟传递给新生,促进优良学风、校风在高低年级间的传承。一本教科书是指学校每年都会将优秀德育答辩论文汇编成册,在新生入校时作为第一本教科书免费发放给他们;一堂德育课是指学校每年选拔一些在某一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德育答辩优秀论文获得者组成“大学青春、人生”优秀学生先进事迹报告团,为全校学生特别是新生作报告,讲述他们的成长经验和教训,以此作为新生教育的重要载体,将毕业教育的成果和新生教育有机结合;一篇德育开题报告是指学校在一系列入学教育工作的基础上,以德育论文开题的工作形式,组织新生撰写德育论文开题报告,认真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为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打下基础,也为学生四年后的德育论文答辩积累资料。从入学教育时的德育论文开题到毕业教育时的德育论文答辩,同时辅以在二、三年级开展的其他教育工作,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本科生德育工作体系。一个完整、有序的大学生德育工作体系还可以形成统一的教育品牌,通过不断地创新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容,增强这个教育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实现对各个年级学生的教育,从而提高整个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3 德育答辩的评价
德育答辩在现实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学生管理体系中的重要辅助力量。德育答辩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功能, 为毕业生提供一个展示德育成果的舞台;德育答辩的实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的调动了高年级资源,促进了不同年级、专业同学之间的学习交流,为新生在最短时间内熟悉适应大学生活提供了最大方便,也可以进一步培养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加强就业竞争力。同时,在离校前夕,是毕业生能有机会与教育、帮助、关心我们四年的老师进行一次坦诚的沟通,加深了师生之间的感情;德育答辩的实施,是学生工作体制的一大创新,体现了新时代高校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了高校管理中服务的理念,为大学生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服务与教育,是现行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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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锡文 姚黎明
摘要民事答辩制度是相对于起诉制度而言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该制度的运用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两造对抗”的实现程度。文我国现有的制度,分析建立我国民事强制答辩制度的价值及其主要内容。
关键词答辩状强制答辩程序公正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已提上立法议程,因此,关于我国民事诉讼中存在的较大问题也再次成为了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中,制答辩以完善我国的民事答辩制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一、 答辩制度简介
从广义上来讲,答辩就是一方当事人针对对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予以回应和防御,包括被告的起诉答辩,被上诉人的上诉答辩,辩和第三人参加之诉的答辩。而狭义的答辩一般就是指被告针对原告的答辩,本文仅讨论在此意义上的答辩。
强制答辩是指,如果被告不答辩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个后果与实体利益密切相关。强制答辩制度为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是实现程序的正义和效率两大价值的保证。以德国和英国为例,两国都确立了强制答辩制度,如果被告不答辩则应承担相应法,该后果直接涉及到被告实体权利的损失。不过由于两者诉讼模式的差异,他们的在答辩期间和不答辩的后果方面的规定仍有差异性。如关于不答辩的后果,德国规定的是失权制度,即被告不答辩不产生缺席判决的效力,而是排除被告在后来的诉讼中防御方法,也就是说这里的“失权”是指失去相应的诉讼权利;而英国规定的是如果被告不答辩,或导致诉讼终止,或导致法做出缺席判决。
二、 强制答辩的理论基础和价值
强制答辩的直接理论基础源于诉讼法中的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和辩论原则。当事人在强制答辩程序中,被告人的答辩和原告的起一对力量均衡、机会均等的诉讼权利。如果不规定强制答辩程序,原告对被告的证据和主张就没有充分的了解和准备,被告很原告进行诉讼突袭,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保证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平等。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辩论是当事人参与诉讼、推进程的唯一因素。在强制答辩制度下,被告必须对原告的起诉做出相应的回应,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样一来就会充分发挥推动诉讼进程的作用。
强制答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确立强制答辩制度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这一点主要体现为其防止被告人的诉讼突。强制答辩制度要求,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必须对原告的诉求给予相依的回应,否则就要承担影响实体权利的法律后果。强制答辩制度能使原被告双方在审理前明了案情和对方的主张,并做好充分的诉讼防御,还能防止被告对原告进行诉讼突袭,告因举证不充分而影响到审判结果。第二,确立强制答辩制度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率。被告答辩能使案件的争点在原被告之间的中逐渐凸显,有利于审前争议的整理、审理对象的明确化和审理进程的顺利进行,还有利于促进案件的集中审理。如果只有原而没有被告的答辩,被告将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材料全部在庭审中出示,就会加重庭审的负担,还会因证据问题而延期审理,直诉讼进程。
三、我国民事强制答辩制度的建立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告起诉后,被告是否答辩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也就是说,我国并没有确立强制答辩制度,符合民事诉讼法平等和辩论的基本原则,也有违程序正义和效率。从我国现有的民事答辩制度来看,建立起强制答辩制度主要辩内容和不答辩的后果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确定被告答辩的内容。我国现行法律指规定被告要提交答辩状,至于答辩状的具体内容则无下文,这就导致被告要么答,要么简单了事。笔者建议,应当规定被告的答辩要针对原告的诉求或者与原告的诉求相关,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这样能告充分行使辩论权并为开庭审理做好应有的准备,同时能让案件争点尽快明了,实现诉讼效率。
其次,规定不答辩的法律后果。我国现行法规定被告不答辩,不影响法院的审理。很显然实际上是没有关于不答辩后果的规定。答辩的后果,主要有以德国为代表的“失权制度”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胜诉制度”。前者指被告不答辩会使其在后续诉讼中丧的诉讼防御权;后者则指被告不答辩,法院可经原告请求做出缺席判决,否则诉讼终止。笔者认为,无论是哪种制度,都会牵告的实体权利,不过胜诉制度会更快地结束诉讼进程并直接导致被告实体利益的损失。既然答辩是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其自的后果应该也只涉及其诉讼权利的丧失方为合理。而且被告在后续的诉讼中丧失相应的诉讼防御权时,也可以使原告获得应有。所以,笔者较为赞成对不答辩的后果采“失权制度”。
四、结论
民事强制答辩制度已为世界多国所采用,作为一个走上法治化道路的世界大国,我国的立法趋势理应与国际接轨,而且强制答辩制其存在合理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价值,因此,我国应当尽快完善民事答辩制度。民事答辩制度的完善本身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只是因强制答辩制度有所启发而作,很多地方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完善。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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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雪莉
摘 要：为克服效率低下所导致的法庭堵塞，法国立法者于2004年3月9日引入了法式辩诉交易制度，即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与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相比，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三大特征，即较狭窄的适用范围、较弱化的合意制度以及较完善的保障机制。从3年来的践行效果上考察，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适用率并不太高，在程序规范性上仍有待加强。此外，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价值认同及制度冲突层面还面临着五大挑战。
关键词： 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立法动机;技术设计;践行效果;挑战
文献标识码：A
近10余年来，欧陆各国的刑事程序法普遍出现“美国化”(Américanisation)的趋势[1]。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美国司法文化在整个世界主流司法文化中占据强势地位，另一方面还因为欧陆刑事诉讼在当前面临着诸多共同问题，亟需从外部(主要为英美国家)获得经验启发。即便以固守自身法律传统著称的法国也不例外。(注:诚如法国著名的公法学家米歇尔·弗罗蒙教授(Michel Fromont)所言：“不管在司法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法国人都对其制度的原创性津津乐道。”这种相对保守的态度及制度优越感也造就了所谓的“法兰西例外”(l’exception franaise)。仅就刑事诉讼而言，颇具特色的预审制、参审制、民事当事人制度、受协助证人制度等无一不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这也在相当程度上给从事法国法研究的外国学者带来了一些困扰。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的刑事程序法开始越来越多地借鉴域外的经验，且这一发展趋势还在持续之中。参见Michel Fromont, La justice consitutionnelle en France ou l’exception fran-aise, in Le nouveau constitutionnalisme,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Gérard CONAC, Economica, 2001, p.167 et s;Jean Pradel, Y aura t-il encore dans l’avenir une spécificité de la procédure pénale fran-aise?, in Mélanges Blanc-Jouvan, Société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 2005, p.789 et s.)2004年3月9日，法国立法者在经过较周密的立法论证后创设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Comparution sur reconnaissance préalable de culpabilité,CRPC)，允许刑事被告在某些轻罪案件中以认罪为根本前提和检察官进行量刑交易，从而将“辩诉交易”正式引入了法国的刑事裁判体制。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一出台便引发了法国学界和实务界的激烈争辩。争辩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如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正当依据、制度排异、技术设计甚至是预期的践行效果。法国宪法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以及司法部也通过各种方式介入了这场争辩，并对这一域外制度的完善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为了能够恰当地思考和研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在中国设立辩诉交易的问题，必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关注其它国家在确立和发展这一制度时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这也是比较诉讼法(droit de procédure comparée)的重要功能之一[2]。因此，本文拟以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为研究对象，全面介绍该程序的发展历程、立法动机、技术设计、践行效果以及所应对的挑战，以期对中国建构合乎自身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提供可借鉴的域外经验。
一、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发展历程和立法动机
(一)发展历程
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设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1975年之后)(注:参见Loi n° 75-624 du 11 juill. 1975, JORF du 13 juill. 1975, p. 7219.)，法国便因刑事审判经常无法及时进行而开始探索新型的的刑事裁判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3]。但法国立法者在提高诉讼效率这一领域中的探索是谨慎而又缓慢的。“发现案件真实”(la manifestatoin de la vérité)的诉讼价值定位以及“诉审分立”(le principe de séparation des autorités chargées de la poursuite et des autorités de jugement)的裁判结构使得刑事审判改革遭遇了制度(如宪法委员会的违宪审查)及技术(如新型裁判方式与传统裁判方式的兼容和协调)的双重困境[3]。1987年，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通过一份建议鼓励欧盟各成员国在刑事诉讼中采用有罪答辩(guity-plea)程序。该部长委员会指出：“如果宪政传统和司法传统允许，则(各成员国)应建立有罪答辩程序或者其它类似程序。被告在审前阶段出庭公开宣布其承认或者拒绝承认所受之指控……判决法院可以裁定缩短或部分缩短预审阶段，并迅速转入对被告的人格分析，及时作出及量刑宣判以及必要情况下的赔偿裁定”。(注:参见Article 7 de la recommandation du Conseil de l'Europe n° R (87) 18 du Comité des ministres aux Etats membres concernant la simplification de la justice pénale, adoptée le 17 septembre 1987.)在这一背景下，戴尔玛斯·玛蒂教授(Delmas-Marty)所领导下的刑事司法和人权委员会(la Commission Justice pénale et droits de l'homme)于1990年提出了在法国刑事诉讼中引入“认罪简易审程序”的立法建议——“如果被告对犯罪事实及事实的定性并无异议，则可简化庭审程序，由庭审法官直接进行量刑宣判。被告认罪与否的供述应由判决法院在被告出庭的情况下予以确认。”[4]虽然该立法建议最终因争议太大而未获采纳，但法国立法者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努力却从未止步。1995年，法国立法者创设了刑事强制令制度(injonction pénale)，允许检察官在一些情况下对被告直接施以量刑，从而提高情节轻微之刑事案件的“裁判”效率。但法国宪法委员会以该制度违反“诉审分立”的宪政原则而予以撤销。1999年，立法者又在新的《刑事诉讼法典》第41-2条中创设了刑事调解制度(composition pénale)，即“对在提起公诉前承认实施了当处罚金刑或5年及以下监禁刑的一项或数项轻罪的自然人实施一项或数项惩罚措施以替代公诉”。但为避免被宪法委员会撤销，立法者从一开始便对刑事调解制度采取了诸多保留举措，例如增设了法官对刑事调解裁定的审查权，以减缓公正程序和裁判权分割之间的尖锐矛盾[5]。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调解制度便是辩诉交易程序在法国的雏型，冉·布拉戴尔(Jean Pradel)教授甚至曾将其称为法国式的认罪答辩程序(guilty-plea à la franaise)[6]。但应该看到，刑事调解程序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还是存在根本的区别的：前者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公诉替代程序，而后者则是新型的刑事裁判程序[7]。自2000年以来，法国刑事诉讼便进入一段前所未有的动荡期。从2000年6月15日“关于加强无罪推定及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法律”[8]到2004年3月9日 “使司法适应犯罪发展的法律(又称为‘贝尔本第二号法律’)”[9]，再到2007年3月5日的《强化刑事程序平衡法》，法国立法者几乎从未停止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各个条款的思考和权衡。改革频率之高、变动幅度之大，甚至连司法实务部门的工作者也经常感到无所适从。著名刑事法学家西玛蒙蒂(Cimamonti)教授便曾将这一现象谑称为“立法狂热、立法过度甚至是立法躁动”(frénésie, overdose ou prurit législatif)[10]。但我们依然可从这些纷繁复杂的改革举措中整理出两条改革进路：即程序正当化进路和程序简约化进路。前者如侦查权的限制、辩护权的保障、司法审查的强化，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设立。
(二)立法动机
法国原司法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Dominique Perben)在2003年5月21日的议会辩论中对设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立法动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即“(设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可提高诉讼效率，减轻轻罪法院的负担并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11] 。
1.提高诉讼效率，减轻轻罪法院负担
“效率”(efficiency)一词源于拉丁语effetus，表示所获得的劳动效果与消耗的劳动量之间的比值关系，体现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与此相对应，诉讼效率则指进行诉讼活动的效益与该活动所花费成本之间的比率， 它所描述的是诉讼进行的快慢程度，解决纠纷数量的多少，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人们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和节省程度，其强调的是要尽可能地快速解决纠纷和尽可能合理地充分利用各种诉讼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诉讼效率是人类社会在司法过程中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因为只要人类社会还生存于一个司法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不管出于自觉还是被迫，为了司法的良性运作以及纠纷的及时解决，就不得不考虑诉讼程序的效率性问题。正如波斯纳所指出的：“正义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效率。”众所周知，法国刑事裁判严格适用犯罪分层理论(la classification tripartite des infractions)，将刑事犯罪三分，即重罪(crime)、轻罪(délit)及违警罪(contravention)，并依犯罪种类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刑事程序。但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刑事案件数量剧增而刑事诉讼程序却拖沓冗长，法国各种刑事法院均面临严重的工作负担，法庭堵塞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在轻罪法院尤为严重，因为轻罪案件占据法国刑事案件总量的8成以上，而审结期限却平均长达10个月。勿庸讳言，在传统的诉讼理论中，刑事诉讼以实现国家刑罚权为目的，其结果往往将导致被追诉者的个人自由、财产甚至生命被剥夺。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往往设置了严格而谨慎的程序规则以防止公共权力滥用并确保无罪的人不受追诉。“公正”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刑事诉讼的首要价值目标。但“正当人们还在为普通程序的正当化、严密化殚精竭虑之时，另一种相反但却并不矛盾的倾向已经开始发生、发展，并逐渐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那就是，“伴随着诉讼效率价值的凸现、刑罚目的的转换，各国越来越多地采用‘程序分流’而对特定的刑事案件进行处理”[12]。法国亦不例外。一如前述，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刑事诉讼程序因冗长拖沓、效率低下而长期为理论界及实务界所诟病。一方面，在公诉程序中，由于缺乏公诉替代程序(les alternatives à la poursuite)，法国的检察官在面对案件时只有两种选择：立即起诉(la poursuite immédiate)或不予起诉(classements sans suite)。因此，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的轻罪案件，检察官往往处于两难境地：提起公诉，则占用大量的诉讼资源，降低诉讼效率;免于起诉，却又不能实现责任追究及刑罚震慑的刑事目的;另一方面，在轻罪案件的庭审程序中，检察官和被告的对抗胜于合作，法官的判定胜于审核。几乎所有的轻罪案件都适用完整的庭审程序，这既使轻罪法院的法官疲惫不堪，又极大降低了诉讼效率。上述缘由所造成的法庭堵塞已不能仅通过增加财政及人员投入解决。法国立法者唯有寻求域外经验以试图从诉讼机制上进行较根本的改变。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无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国19世纪，并在二战之后得以发扬光大[13]。冉·布拉戴尔(J·Pradel)教授在分析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时指出，“美国法以对抗主义为特点，未设预审法官，也没有深入的预审程序。法官和陪审团可接受的所有证据均应在庭审中展示。因此，刑事庭审显得十分冗长和复杂。自十九世纪末开始，程序更越发如此。大量的案件积累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使实务工作者逐渐不能接受，并开始私下使用各种方式，以排除对证据问题的庭审。与此同时，实务工作者再也不能对所有案件进行完整的审判(full trial)——即陪审团审判。这种情况孕育了“辩诉交易制度”。从诉讼运作机制的角度考量，辩诉交易比传统的公诉模式更节约时间，也更节约人力和财力，因此，在司法管理上，辩诉交易更为合理(raisonnable)也更有有益(rentable)。正如伯杰(E·Burger)法官在1971年Santobello v. New-York的案件中所说的那样：“通过控方与辩方的合意来解决刑事案件……是审判管理的一个必备要素。如果这一程序(辩诉交易程序)合法进行，则应值得提倡。”(注:Santobello v. New-York， 404. U.S. 25, 260(1971).)意大利在1988年刑事诉讼改革前亦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案件的积压、司法的迟缓使司法机关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欧共体法院更是数次因意大利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未能遵守“合理期限”的规定而判定意大利有罪[14]。为提高诉讼效率，意大利引入了包括辩诉交易在内的几种特别程序。如今，在意大利的司法实践中，辩诉交易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且效果甚佳[15]。为了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意大利立法者还在2003的法律修改中扩大了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意大利学者麦尔克内(Mercone)教授评论到：“庭审程序的摒弃，将减少诉讼负担(deflazione del carico processuale)，合乎诉讼经济的原则。”[14]美国和意大利的成功经验无疑使法国立法者更坚定了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决心，并希冀借此诉讼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诉讼效率和法庭堵塞的问题。
2.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une meilleure acceptation de peine)
“时下，对权力的尊重和敬仰已不再仅通过强制力量的运作……刑罚的目的只有依托于最低限度的合意才可有效实现。”[16]而“合意”(consentement)[17]正是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灵魂所在。在法国立法者看来，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两个核心要件：其一，被告承认犯罪事实;其二，被告可自由、清晰地表达对量刑的意见。理论上，被告承认犯罪事实是启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充分条件，但却非必要条件。换而言之，即便所有适用条件均满足且被告承认犯罪事实，检察官也不一定启动认罪答辩程序。司法实践中，被告承认犯罪事实的真实意图是检察官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18]。具体而言，如果被告仅为了获得较轻的量刑而认罪，则检察官通常不会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也不会因此减少对被告的指控;相反，如果被告具有悔改之意，主观认罪态度较好，则检察官会充分考虑这一基本情节，并通常会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可见，“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既是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基本动机，也是该程序机制的意义所在。诚如学者所言，“如果(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成为罪犯寻求轻罚的避风港，则刑罚的教育目的将无从实现……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可能导致犯罪率的提高……这无疑与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设立初衷相违背。”[18]109当然，与传统的刑事司法相比，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这种“协商型刑事司法”(Justice pénale transactionnelle)无疑更容易使被告接受量刑。在法国，传统的刑事司法以追求案件真实为基本目标，以证据运用为基本手段，以对抗和判定为基本的程序构造，整个刑事司法程序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强制力”(la force de contrainte)是欧陆传统刑事司法的基本定位。而“协商型刑事司法”则完全相反。它以节约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率为追求目标，以被告认罪为适用前提，以控辩双方合作及协商为基本手段，程序带有极强的“契约”色彩。“协商”与“合作”是该套系统的基本主轴。因此，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程序私化”(privatisation)所蕴含的“人格化”思想使被告更易于接受自身的诉讼定位，也更易于在庭前宽松的“协商”氛围中“坦诚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勇于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19]。
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技术设计及基本特征
(一)技术设计
1.适用范围
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7条的规定，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仅仅适用于主刑为罚金刑或者5年及以下监禁刑的犯罪。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6条又将以下几类犯罪排除在庭前认罪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未满18岁之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虚假新闻罪;过失杀人罪(而非过失伤害罪);政治罪;追诉程序由专门法律进行规定的犯罪(如税收方面的犯罪等)。依司法实践，案情过于简单的案件一般也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
2.运作进程
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被告认罪;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被告接受或拒绝量刑建议;法官审核。
(1)被告认罪
一如前述，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启动的根本前提便是被告“承认所被指控之犯罪事实”(《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7条)。原则上，声明必须以言辞形式作出，且律师必须在场。但在由“直接传唤”或“司法传唤”启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情况下，认罪声明也可以以书面形式作出。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5条之规定，“(在直接传唤或司法传唤程序中)，被告可亲自或通过其律师向共和国检察官寄送挂号信并要求回执，声明其承认被指控之犯罪事实并要求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
(2)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
在量刑建议方面，共和国检察官具有较大的裁量权，“可建议执行一个或数个主刑或附加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8条第1款)。但法律也设置了若干限制：其一，共和国检察官所建议之量刑的性质及幅度应合乎刑罚个人化的原则，充分考虑犯罪情节、被告人格、收入及负担等;其二，如果共和国检察官建议执行监禁刑，则刑期不得超过一年，也不得超过当处监禁刑刑期的一半;其三，如果共和国检察官建议执行罚金刑，则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法定的最高罚金数额;其四，如果检察官建议适用无缓刑之监禁刑，则应向被告详细说明量刑是否立即执行或传唤至执行法官前以确定刑罚的执行方式。
(3)被告接受或拒绝量刑建议
在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后，被告有10天的思考期限，以决定是否接受该量刑建议。共和国检察官有义务告知被告享有这一思考期限。但被告在思考期限内不得要求解除相关的人身强制措施。共和国检察官得在提出量刑建议后将被告送往自由与羁押法官处，由该法官下令对被告进行司法管制。如果共和国检察官所建议的一种刑罚是2个月以上的无缓期监禁刑且共和国检察官已提议立即执行该刑罚，则自由与羁押法官应下令对被告进行先行羁押，直至当事人再次被传唤至共和国检察官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0条)。
在10天的思考期限届满后，被告应对量刑建议作出答复：如果被告接受共和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则共和国检察官应向大审法院院长或院长所委派的法官提出审核申请。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即审核阶段;但如果被告拒绝接受共和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则共和国检察官应依一般的公诉程序向轻罪法院提起公诉或要求启动正式的侦查程序。之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作的各种声明及案卷笔录归于无效，不得作为证据提交给预审庭或审判庭。原司法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在议会辩论中对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作了具体的说明：“无证据效力的材料指的是在检察长办公室运作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获得的材料，而不是在宪兵队或警察局运作相关程序所获得的材料”[20]。因此，被告之前在宪兵队或警察局所作的各种声明尤其是认罪声明依然具有证据效力。
(4)审核阶段
如果被告接受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则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进入审核阶段。大审法院院长或院长所指派的法官得依共和国检察官之请求举行公开庭审，听取当事人及律师的陈述说明，并作出审核裁定。依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判决，审核法官应着重审查如下三个基本要点：其一，犯罪事实的真实性;其二，检察官所建议之量刑的适当性，即所建议之量刑是否与犯罪情节及被告的人格相匹配;其三，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是否合乎公正程序的要求。例如，律师是否在整个程序的运作过程中都在场、被告是否享有10天的思考期限、检察官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以及被告是否自主、明确地承认了有罪而非受到外来的压力等等。如果审核法官核准了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则应作出核准裁定。该裁定具有立即执行的效力。但如果审核法官拒绝核准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则检察官应可以一般的公诉程序向轻罪法院提起公诉或要求启动正式的侦查程序。之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作的各种声明及案卷笔录归于无效，不得作为证据提交给预审庭或审判庭。
3.保障机制
(1)律师的有效参与
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意味着被告人放弃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许多诉讼权利，如接受职业法官正式庭审的权利、对质权等，因此，为了防止检察官利用辩诉交易强迫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并防止无罪的被告人违心认罪，法国立法者确立了较完善的律师参与机制。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8条第4款之规定，“(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被告不得放弃律师协助权。”律师应在程序的任何阶段现场为被告提供咨询和帮助。律师也享有较广泛的权力，例如案卷查阅权以及与当事人进行秘密交谈的权力等。
(2)上诉机制
上诉制度是各国刑事诉讼所普遍公认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也是纠错止纷及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必要方式和手段。因此，为防止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可能出现的畸变和偏差，法国立法者亦构建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上诉机制。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1条第3款之规定：“被告如不服大审法院院长或院长所委派之法官所作出之裁定，可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检察院可提起附带抗诉。”但如果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则审核裁定产生既判力。
(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基本特征——以美国、意大利辩诉交易制度为参照对象
与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相比，法国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三大特征，即较狭窄的适用范围;较弱化的合意制度以及较完善的保障机制。
1.较狭窄的适用范围
在美国，很难严格界定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实施联邦与州的二级司法程序，因此，联邦与各州在辩诉交易程序适用范围上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州禁止对某些种类的案件适用辩诉交易程序，而有些州则未做任何限制。而另一方面，美国对辩诉交易的各种技术规定大都体现在判例法中，很难在成文法中寻求依据。但综合辩诉交易在美国联邦与各州的实际运作情况，有3类案件一般不列入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内：首先，被告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一般并不适用辩诉交易程序。这主要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尚不足以权衡交易过程中的各种利弊要素，也容易受到控方或律师的胁迫或诱导。其次，案情特别轻微的案件一般也不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如立法中仅仅规定罚金刑的案件等。一般而言，这类案件案情简单，控辩双方缺乏交易的筹码。从辩诉交易的实践看，适用辩诉交易程序的案件往往是可能处监禁刑及以上的案件，因为只有在此类案件中，被告才可能对控方所提出的减刑建议感兴趣。最后，一些特别严重的犯罪，如叛国罪以及间谍罪等，往往并不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如2003年9月22日，阿斯克罗夫特(Aschcroft)总检察长发布通令，要求联邦检察官对包括叛国罪、间谍罪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犯罪进行最严格的定性。这一通令原则上将某些特别严重的犯罪排除在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除上述3个限制之外，辩诉交易程序可普遍适用于其它各类案件，适用范围相当广泛。在意大利，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要狭窄一些。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对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意大利立法者于2003年6月12日对《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进行了部分修改，扩大了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在2003年改革前，辩诉交易程序仅仅适用于“考虑各种具体情况并在减少1/3量刑后监禁刑不超过单处或与财产刑并处的2年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案件。而在改革后，辩诉交易可适用的案件有两类：一类是“考虑各种具体情况并在减少1/3量刑后监禁刑不超过单处或与财产刑并处的5年有期徒刑或拘役”(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第1款)的案件。根据这一新条款的规定，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可适用于量刑为7年6个月的刑事案件。这便是意大利学者所称的“扩大化的辩诉交易程序”(Patteggiamento allargato);第二类便是“特殊的辩诉交易程序”。这类辩诉交易程序主要适用于犯罪事实的性质较为严重或者犯罪嫌疑人较为危险的案件。例如，黑手党组织的犯罪、以勒索或者恐怖活动为目的的绑架、惯犯、职业犯以及累犯等等。考虑到这些案件性质的特殊性，立法者对辩诉交易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条件进行了较为苛刻的限制，即在“考虑各种具体情况并在减少1/3量刑后监禁刑不超过单处或与财产刑并处的2年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前提下方可适用。而在之前，此类性质的犯罪一律不得适用辩诉交易程序。除此之外，意大利立法者同样将未成年人作为被告的案件(1988年9月22日的法令第25条)以及某些案情特别轻微的案件排除在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之外。法国“辩诉交易程序”(即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范围最为狭窄。依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7条的规定，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仅仅适用于主刑为罚金刑或者5年及以下监禁刑的犯罪。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6条又将以下几类犯罪排除在庭前认罪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未满18岁之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虚假新闻罪;过失杀人罪(而非过失伤害罪);政治罪;追诉程序由专门法律进行规定的犯罪(如税收方面的犯罪等)。依法国的司法实践，案情过于简单的案件一般也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从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看，美国对辩诉交易的限制最少，甚至没有任何限制(在某些州)。而意大利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相对较大，而且有扩张的趋势。法国则最为保守。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法国在对待来自异域文化之“舶来品”的慎重态度。
2.较弱化的合意制度
一方面，从合意的互动性看，在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控辩双方缺乏实质意义的角力和“协商”。在美国，控辩双方在交易方案上的角力是毋庸置疑的。在被告向检察官提出适用辩诉交易程序的建议时，检察官可就该建议提出反建议。被告还可就该反建议提出新的建议。如此反复进行，直至合意最终作出。这个过程与商业活动中的“交易”并无区别。从语义学的角度看，bargain便具有“交易”、“讨价还价”之意。意大利与美国的情况相当类似。在意大语中，Patteggianeto便是“协商”之意。根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第444条)，所谓的辩诉交易(Patteggianeto)便是指根据控辩双方的协议适用量刑。确切地讲，在辩诉交易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控辩双方须将其在量刑上所达成的合意载入申请书并共同署名(一方当事人在获得另一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进行单独署名)，之后再将申请书交由法官进行核准。然而，在签署申请书之前，双方当事人往往会对量刑的轻重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然而，在法国，情况刚好相反。如前所述，检察官在法国的庭前认罪程序中处于支配地位。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并不需要征求被告的意见，也无需经过事先的讨论。被告尽管也可以提出量刑建议，但却无权对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提出一个反建议。通常而言，被告仅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因此，正如冉·布拉戴尔教授所言，(法国的庭前认罪程序)“只有合意，没有交易”(il y a accord, sans marchandage)[21]。
另一方面，从合意的内容看，在法国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合意内容较为狭窄。美国的辩诉交易按照合意的内容可分为两类：指控交易和量刑交易。指控交易又包括罪名交易和罪数交易两种。所谓的罪名交易指检察官允诺比本应指控的涉嫌罪名要轻的另一罪名要求被告人认罪或者允诺以某一较为“体面”的罪名起诉(如以轻伤害罪起诉被告人猥亵儿童的行为)以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罪数的交易则指当犯罪嫌疑人犯有数罪时，检察官为争取犯罪嫌疑人承认有罪,许诺将本应指控的数个犯罪改为仅指控其中的一个或较少个数的主要罪行。在量刑交易上，合意的内容更为繁多复杂，如法官同意给予被告人具体的在狱服刑时间或者具体的缓刑时间;检察官同意向法官建议给被告人一个具体的服刑时间(如2年有期徒刑);法官只同意提出一个量刑幅度(如6个月以上，1年以下);检察官不同意对惯犯或累犯援引特定的处罚条款;控诉方同意在量刑时保持沉默;控诉官同意不让被害人参加量刑听审;法官和检察官同意被告人在特定的监狱里服刑;法官同意具体的罚款数额或具体的赔偿额;指控方同意建议法官对被告人仁慈(宽大处理)或保护被告人的声明;指控方或书记官同意将被告人提交给一个仁慈的法官处理等等[22]。可见，在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中，合意的内容极为广泛，既包括指控的交易，还包括量刑交易，甚至还可以决定审理案件的法官。而在意大利和法国，合意的内容则要狭窄得多，仅限于量刑建议。在意大利，合意的内容可以是以替代性刑罚代替监禁刑，也可以减少被告的罚金刑或者监禁刑。在2003年改革前，立法者所设立的最低量刑为2年，2003年的改革后则为5年。此外，控辩双方还可就有条件中止量刑(即假释)达成合意(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第3款)。法国的合意内容则更为狭窄。依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8条的规定，控辩双方合意的内容只能是减少罚金刑或者监禁刑(不得超过1年或预期量刑的一半)。合意的内容也可包括附加刑以及适用缓刑。
3.较完善的法官审核机制
与美国及意大利相比，法国立法者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设立了较完善的法官审核机制。在美国，法官在答辩谈判中积极参与的程度在各管辖区差别很大。许多州禁止法官积极地涉入答辩谈判。在实务中，法官往往保持消极的姿态，仅进行表面的监督。这一做法固然可以保障高效解决案件、防止程序反复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但却极易产生检察官空洞允诺欺骗被告或者恫吓威胁迫使被告承认“莫须有”的指控的情况。这一做法已遭到美国学界强有力的批判，并成为反对辩诉交易辩诉的一个重要依据[23]。大陆法系国家在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时则十分重视加强法官在程序审查上的权力。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第2款规定，法官(审前法官或者判决法官)有义务对事实的司法定性(la qualificazione giuridica del fatto)以及对当事人各自阐述之犯罪情节的比较与适用(l’applicazione e la comparazione delle circostanze prospettate dalle parti)进行核实。1990年，意大利宪法法院宣布《刑事诉讼法典》中关于“禁止法官对量刑建议的依据进行评估”的条款违宪(注:意大利宪法法院1990年7月2日第313号判决。)，进一步强化了法官在辩诉交易程序中的权力。但为了确保程序经济原则，意大利立法者增加了两个附加条款(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5条第1款与第2款)：其一，法官的判决不能改变关于司法费用、附加刑和保安处分的有罪判决，没收财产的除外;其二，法官的判决具有终局性，不得进行上诉，但检察官在量刑适用申请书上与被告意见不一而提起上诉的情况除外。法国立法者也明确规定了核准法官(juge d’homologation)的权力。一如前述，核准法官必须“核实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及其司法定性”，并“根据犯罪情节以及犯罪行为实施者的品格进行量刑合理性考虑”，最终方可做出核准裁定。如果核准法官基于“案件事实的本质、利害关系人的人格、被害人的处境或者社会利益”等要素的考量而认为应当进行普通的轻罪庭审，则可拒绝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同样，如果被害人的声明使核准法官对“实施犯罪的条件或者犯罪行为实施者的品格”产生新的看法，则核准法官也可以此为由拒绝检察官的量刑建议。由此可见，与美国和意大利相比，法国更注重保障法官的权力，以确保辩诉交易程序的正当性。诚如法国原司法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在上议院辩论中所强调的：“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法国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与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有着显著地区别……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一旦被告承认有罪，则由检察官全权负责。这与法国的检察官没有可比性。因为(在法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受到法官的约束。”[20]
三、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践行效果
从2004年10月1日至今，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已经适用了近3年。但法国司法部对该程序践行效果的考察报告一直并未出炉。这主要是因为各地轻罪法院对该程序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系统的调查和总结。不过，一些学术团体在这一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并出版了若干颇具影响力的考察报告。比较典型的如弗朗索瓦·德普雷(Franois Desprez)博士在《刑事政策杂志》所发表的论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践行状况研究——以2004年10月1日至2006年4月1日蒙彼利埃轻罪法院18个月的践行状况为例》[18]。尽管各方面的数据并不齐整，但我们还是可从现有的调查报告中发现诸多问题，也基本可对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效果作一整体判断。
(一)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率
依据冉·布拉戴尔教授所提供的数据，从2004年10月1日至2005年4月8日6个月的期限内，法国境内181个法院中有139个法院适用了庭前认罪程序。其中，共有6 326个诉讼案件通过这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得以解决，成功率为83，2%[21]。但这一数据并不能反应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率，也不能直接证明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是否达到有效减缓轻罪法院压力的目标设置。因此，弗朗索瓦·德普雷博士以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细化考察。从2004年10月至2005年8月，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共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了58起轻罪案件;2005年9月至2005年10月，蒙彼利埃大审法院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了31起轻罪案件;2005年11月，21起;2005年12月，8起;2006年1月至2月，18起。仅从运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案件的数量上看，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在全国的大审法院中大概处于第60至70位，略显薄弱，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用在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呈较明显的增长态势。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轻罪法院每个月只对30起左右的轻罪案件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则几乎无法达到为轻罪法院减负的目的。因为蒙彼利埃大审法院每个月要处理大约500~600起轻罪案件。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率仅为3%至5%。这一比例与全国轻罪法院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比例相近。(注:在2005年，全法国轻罪案件的总量为488 496起，而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案件总量为28 018起，适用率大约为5%。相关数据请参见法国司法部网站www.justice.gouv.fr(2008-05-20).)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希冀将这一比例提高至10%甚至以上，以达到每周可取消1.5至2次的正式庭审。但从现有的司法资源看，检察官的数量尚不足以承担这一重职。
(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运作中的规范性问题
法国立法者在创设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时便相当关注该程序运作的规范性。这主要是因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本身极其“灵活”(intelligent)，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情况可能千差万别。因此，立法者在给司法机关预留较大活动空间的同时可能出现导致一些颇具争议“违法”现象的发生(例如，法官和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制度运作前事先达成协议)，当然也包括一些“恶意违法”(violation de la loi de la volonté mauvaise)的行为(例如滥用公诉权及腐败现象)。而了解这些现象并在确保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有效运作的前提下规制(既可能是鼓励，也可能是禁止)这些“违法行为”便成为法国立法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宪法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以及司法部也多次在判决或行政通令中下达各层面的指示，以杜绝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出现各种畸变。
1.合意机制是否在法定的框架下运作
一如前述，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以合意机制为核心，鼓励不同诉讼主体在程序运作过程中展开合作。但依弗朗索瓦·德普雷博士的考察，在司法实践中，诉讼主体间的合作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具体主要表现为：律师合作意向不强烈;法官和检察官存在“事前的共谋”;被告经常成为量刑建议的“推进器”等等。
首先，律师的合作意向不强烈。在蒙彼利埃，检察院和律师公会达成协议：现阶段，如果检察官所建议的量刑为监禁刑，则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这一协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范围，并极大损害了该机制的生命力。之所以拟定这一协议，其根本原因在于律师在绝大部分的轻罪案件中对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持观望态度，合作意向不强烈，甚至鼓励被告与检察官进行对抗，且颇有收效。影响律师合作意向的因素多种多样，如经济收入要素(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将极大减少律师的收入)、程序要素(律师在量刑建议中并不掌握主动权)、诉讼成败要素(在许多案件中，检察官之所以建议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往往是因为并无胜诉之把握)等等。因此，在许多轻罪案件中，即便检察官所建议的量刑已相当“宽容”，但对律师所主导下的当事人往往并无足够的诱惑力。
其次，法官和检察官存在“事先的共谋”。尽管依2004年9月2日行政通令的规定，法官和检察官在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时有必要进行事先的讨论，尤其是对所建议之量刑的性质及标准。立法者的初衷是尽量避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因要件瑕疵被审核法官撤销，进而影响诉讼效率。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和检察官所讨论的内容并不仅仅限于程序要件，“证据要素、被告人格甚至是案件预期的结果”都在讨论范围之列。这一做法将导致两大后果：其一，审核程序虚化;其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轨迹化”。前者已有数据印证，笔者将在下文中详述。后者则体现为：检察官对“经法官确认”、“稳操胜券”的轻罪案件不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而适用普通的刑事公诉程序，而对“法官持质疑态度”、“无胜诉把握”的轻罪案件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沿着法官预定的“轨迹”进行。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律师对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普遍持观望态度。
最后，被告经常成为量刑建议的“推进器”。本来依法律之规定，检察官在法国的庭前认罪程序中处于支配地位。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并不需要征求被告的意见，也无需经过事先的讨论。被告尽管也可以提出量刑建议，但却无权对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提出一个反建议。通常而言，被告仅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律师及检察官对案件预期结果的理解达成一定的默契(即一般认为预期结果有利于被告)，因此，被告及律师往往更为主动。除非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足够优惠，否则不会考虑接受。而被告及律师在检察长办公室里也往往会提出“反建议”，谋取最大的利益。
2.检察官出庭问题
在审核程序中，检察官是否应当出庭?对这一问题，《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原先并无明确规定。司法部、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的意见也不一致。依2004年9月2日司法部所颁布的行政通令，“检察官在审核程序中没有必要出庭”，因为“审核程序未设庭审辩论阶段……检察官已获是被告的认罪口供，如果出庭，则审核法官可能沦为调解者”[18]。但最高法院在2005年4月18日回答南特轻罪法院的意见咨询时明确指出：“依《刑事诉讼法典》第32条之规定(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2条规定：“在各刑事法院，检察官都有其代表。检察官参加审判法院的庭审辩论。所有判决及裁定均应在检察官出席时做出宣告。”)，共和国检察官有义务参与审核程序。”2005年4月19日，司法部又发布新的行政通令，重申最高法院的意见没有约束力，但要求“共和国检察官在宣读审核裁定时必须在场。”此后，全法律师公会就该两个行政通令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紧急审理程序。最高行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审核程序同样是判决前的庭审程序……应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典》第32条之规定，检察官必须参与审判法院的庭审辩论”。表面上看，这一问题已得到解决，但却在司法实践中引发极大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如果检察官在审核程序中必须出庭，则必然降低诉讼效率(审核程序和普通的庭审程序变得毫无区别)，且对检察院的人事安排造成极大压力(检察官人手不够)。2005年7月26日，立法者再度介入，对《刑事诉讼法典》第495-9条进行了修改，规定“(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必须进行公开庭审。但共和国检察官可不参与庭审”。宪法委员会确认了这一法律修改。因此，即便在短短的3年内，蒙彼利埃大审法院的做法都差异极大。在2005年8月前，检察官必须出席审核程序，审核法官还可能要求检察官回答某些问题。但在2005年8月后，检察官便一律不出席审核程序。量刑建议以案卷文书的形式提交至审核法官处。由于检察官不再受制于审核程序，蒙彼利埃大审法院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案件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在2005年8月前(2004年10月至2005年8月)，蒙彼利埃大审法院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共处理了58起案件，平均每个月处理5.8起案件;从2005年8月起至2006年2月，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则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了78起案件，平均每个月处理13起案件，增长了1倍以上。
3.审核机制是否有效运作
审核机制是法国立法者防止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发生畸变的一大保障机制，也是该程序不被宪法委员会撤销的重要缘由。但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检察官和法官在审核程序运作前存在“预先的共谋”，再加之检察官不会出庭审核程序，审核法官往往成为“橡皮图章”，并不会进行实质意义的审查。从某种意义上讲，审核程序已形同虚设。法国司法部在2006年3月3日所公布的一份数据报告足以证明此点。自2004年10月1日起，全法国共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29 308起，审核成功率高达86.7%[24]。一些法院的实证数据甚至表明，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审核率高达100%[25]。尽管尚未有进一步的实证数据佐证，但审核机制的弱化将使权力滥用成为可能，公民的个人自由及权利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威胁。这对于崇尚“秩序”和“权利”的法国人而言尤其难以容忍。《刑事强制令》被撤销的后果已有前车之鉴，这足以引起法国立法者的高度重视。如何改革，值得进一步关注。
四、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面临的挑战
如前所述，庭前认罪答辩程序面临着一些技术设计上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比较严重，已损及这一诉讼机制的生存空间。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都可借由司法改革的手段加以解决。因此，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法国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与其说是技术层面的挑战，毋宁说是源自价值理念及制度冲突方面的挑战。具体而言，这些挑战主要包括如下5个方面：
其一，“传统刑事司法”与“协商型刑事司法”的冲突和博弈。诚如著名的法哲学家里克尔(Ricoeur)教授所言：“司法应是多元的”[26]。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刑事司法”与“协商型刑事司法”可自然地和谐共存。恰恰相反，两者在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和适用领域等方面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竞争。仅从诉讼价值层面而言，传统的刑事司法以追求案件真实为基本目标，程序正当化是传统刑事司法的应有之意;而“协商型刑事司法”则完全相反。它以节约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率为追求目标，谋求程序的简约化。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诉讼技术以保障公正与效率的双赢便成为法国立法者所面临的头号难题。但问题还不仅于此。“协商型刑事司法”在对“传统刑事司法”构成挑战的同时也往往对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甚至是宪政的基本原则构成挑战。其实，早在1995年，法国立法者便以“协商型刑事司法”为基本理念确立了刑事强制令制度，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但法国宪法委员会却以该制度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司法裁判原则为由予以撤销[27]。2004年，法国宪法委员会依然对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作出了相当保守的解释，旨在确保法国宪法及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序言篇所保障的司法审查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协调“传统刑事司法”与“协商型刑事司法”的冲突便意味着对法国传统诉讼理论甚至是宪政理论的调整，理应慎之又慎。这不能不说是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法国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其二，“公诉权”与“裁判权”的分立和交叉。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法国适用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则是可能导致“公诉权”与“裁判权”的分立和交叉。在传统意义上，公诉权由检察官行使，裁判权由法官行使，公诉权和裁判权理应截然分立，避免同一机关行使双重职权或者某一机关越权及滥权。这便是欧陆宪法及刑事诉讼法所普遍认可的“公诉机关与裁判机关相分离原则”。但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检察官事实上行使了裁判权。检察官和被告及其律师的量刑协商包括量刑合议及量刑建议的形成都在检察官办公室里秘密进行，法官不会也不应在场。尽管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官有对量刑建议进行司法审查的义务，但这一规定的实际践行效果并不乐观。诚如一些学者所言，“(法官的审核)大抵流于形式，根本不足以保障个人自由。……检察官事实上分享了法官的裁判权”[28]。
其三，诉讼参与人职能定位的混乱与重构。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诉讼参与人的职能定位开始模糊和混乱：法官成为“审核者”而非“裁判者”;检察官成为“裁判者”，而非“公诉人”;被告成为“认罪者”，而非“被指控人”;律师成为“咨询者”而非“辩护人”。诉讼参与人的角色扮演混乱成为法国学者诟病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一大论据。例如，依传统理论，检察官应代表社会，负责确保法律适用。而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检察官却俨然成为“歪曲法律的始作俑者”，“法定量刑打折扣”、“规避公开庭审”等等均成为批评者的重要论据。法官的职能定位亦受到诸多苛责，“核准机器”(machine à homologation)的评断在法国的学术成果中时有发现[29]。
其四，刑罚价值的实现与阻碍。在法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刑罚价值是由多元价值内容组成的一个系统结构，惩罚、教育、预防、秩序维护等均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刑事司法制度的建构与运作便以实现刑罚价值为重要导向。但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传统的刑罚价值受到了质疑。例如，有学者认为，“(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被告认罪的动机并不在于他真正地了解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是担心受到更严厉的刑罚”。因此，“刑罚的教育价值根本无法彰显”[18]109;也有学者认为，“(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未有严肃的庭审，未有旁听的民众，未有受害人及利害关系人，量刑可以‘打折’，权力可以交易，既有损司法机构的威信，也极大削减了刑罚的报应价值;”[30]等等。勿庸讳言，这些质疑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因此，法国立法者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技术设计中强调了检察官及法官的说服义务，要求检察官和法官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过程中应让被告明白其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以及犯罪行为和所受刑罚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有义务告诫被告避免再次实施类似行为，否则将遭受更严厉的否定性后果。但在这种以追求效率为根本目标的诉讼机制中，检察官和法官是否有充分时间履行说服义务以及履行该义务的实际效果都受到了普遍的质疑。
其五，立法与实践的冲突与脱节。法国是传统的法典法国家。(注: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法国的行政法院系统便将判例法作为重要的法源。)判例在法国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却不是法的渊源。因此，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脱节和冲突对立法者造成相当的困扰。这一方面是因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本身是一个极其“灵活”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情况可能千差万别，因此，立法者往往给司法机关预留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还因为法国立法者大抵比较保守，对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和推广大抵持保留和观望态度，而实践部门则往往因法庭堵塞及工作压力而显得更为积极。因此，仅就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而言，实践部门的做法往往超前于立法。这就可能出现一些颇具争议的“违法”现象(例如，法官和检察官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运作前事先达成协议)，当然也包括一些“恶意违法”(violation de la loi de la volonté mauvaise)的行为(例如滥用公诉权及腐败现象)。而如何在确保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有效运作的前提下规制(既可能是鼓励，也可能是禁止)这些“违法行为”便成为法国立法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当然，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域外色彩的舶来制度，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法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是必然的。但大体而言，这些挑战和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仅就法国而言，大部分学者还是持乐观态度，而较好的践行效果也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助动力。或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普雷所言：“(我们所应做的是)将强制型的刑事审判和协商型的刑事审判有机地结合起合，在‘公平与合理’、‘个人与社会’以及‘合意与冲突’之间寻求一个最佳平衡点”[1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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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bargaining in France
SHI Peng-pe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To raise the “court-blockage” resulted from lower efficiency, on the 9th Mar., 2004, the French legislators introduced the French-styled plea-bargaining into the criminal procedure, which has three features: limited application, faint sense of meet of minds and welled-improved protection mechanism. After 3 years’ experience, though having made some gains, plea-bargaining in France proves of no satisfactory application and its procedures should be further normalized. Also, in respect of its values and institutional conflicts, plea-bargaining in France has to take up another 5 challenges.
本文责任编辑：龙宗智
作者：施鹏鹏
摘要：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及顺利通过答辩是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高职院校目前普遍推行的教学模式特点出发，分析了毕业论文（设计）远程指导及网络答辩的意义，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操作方法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高职；涉农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远程指导；网络答辩
毕业论文（设计）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业教学计划的重要内容。毕业论文（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论文（设计）远程指导是指教师主要利用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BBS、QQ等多种形式传递信息，指导学生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写作的教学方式。毕业论文（设计）网络答辩就是在整个答辩过程中，学生不需要与答辩教师直接面对面，而是借助计算机可视镜头及语音系统与答辩教师进行对话的一种答辩模式。
毕业论文（设计）远程
指导及网络答辩的意义
适合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需要 工学结合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显著特征，也是高职教育的核心理念。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要求推动着职教教学模式的变革。在高职院校普遍推行的“2+1”、“2.5+0.5”等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指导与答辩面临着师生之间时间与空间上的诸多不便，给人才培养质量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利用互联网信息传递的优势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能使学校教师、在企业顶岗实习的学生以及企业的指导教师三者之间很方便地沟通。
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开展远程毕业论文指导与网络答辩，既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又能发挥基于网络的现代远程教育模式的优势，同时能充分挖掘现有网络的交互教学功能。指导教师可通过电子邮件的传递及电话，指导每个学生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在毕业论文（设计）提纲、一稿、二稿、三稿直至定稿的写作过程中，指导教师都应对学生的写作情况提出具体切实的书面修改意见，使用Word的修订功能对字、词、句、段进行修改。
能节约师生的宝贵时间和相关费用 利用现代网络视频语音会议系统进行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远程指导及答辩，既不耽误学生顶岗实习工作，又能保证答辩质量，还可避免学生回校答辩的舟车劳顿，从而节省大量的各种相关费用。否则，采用传统的论文指导与直面答辩模式，毕业论文（设计）的提纲、一稿、二稿、三稿，势必要在师生间往返多次，必然要耗去大量时间，每一个学生提交的提纲、一稿、二稿、三稿所需的纸张至少也要耗去近百张，不仅会增加学生旅途疲劳之苦，还会产生差旅费用、纸张费和占用时间。因此，毕业论文（设计）远程指导及网络答辩模式的实施能大大帮助学生缓解工学矛盾，减轻经济负担，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论文写作效率，增强师生意见交流反馈的及时性。
确保答辩质量 网络答辩以虚拟答辩室的形式进行，因此，多个答辩小组可同步工作。师生双方虽身处异地，却如在同一答辩教室，气氛融洽，效果显著，保证了答辩过程的真实性，确保了答辩的质量和效率。
毕业论文（设计）远程
指导和网络答辩的实施
努力构建和谐有效的“学习共同体” 构建和谐有效的“学习共同体”是成功实施毕业论文（设计）远程指导和网络答辩的关键。应努力促进学习者与内容的互动，学习者与教学者的互动，以及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从而形成和谐有效的“学习共同体”。应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要求学习者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构建者，要求教育者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体系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
集中讲授毕业论文（设计）的写作方法 在第五学期末，学院应向师生印发顶岗实习环节工作安排，并集中各专业学生统一安排毕业论文（设计）写作的有关事项。同时，指导教师要向学生讲授毕业论文（设计）的写作方法，包括论文选题、提纲拟写、资料搜集、格式要求等。
对师生进行毕业论文（设计）远程指导培训 针对师生的实际情况，要对师生进行毕业论文（设计）远程指导操作培训，对指导的过程作具体要求。培训的主要项目有：（1）一般上网知识；（2）申请免费邮箱（可由班主任统一为学生在同一网站上申请）、建立QQ群（以专业班为单位）；（3）发送电子邮件；（4）接收电子邮件；（5）网络下载资料；（6）Word修订功能的运用；（7）改稿格式运用。培训应通过上机演示，做到让每位师生熟悉并能亲自操作完成每个环节。
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多种形式指导学生写作 为了远程指导能顺利进行，应将指导教师及学生的姓名、论文选题、个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地址印发给每个师生。教师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指导每个学生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写作，从选题、拟写作提纲、一稿、二稿、三稿直至定稿，都要对学生的写作情况提出具体切实的书面意见。有关字、词、句、段的修改，可使用Word的“修订”功能，以便把指导教师的“指导文本”和学生的“写作文本”区别开来。
毕业论文（设计）写作的完成 （1）打印定稿。学生完成的毕业论文（设计）定稿（包括封面、提纲、正文和参考文献），要求在Word中使用A4纸统一格式打印一式五份。对论文格式、字体要做统一要求。（2）保存文稿。学生写作论文的各稿（包括提纲、一稿、二稿、三稿等），指导教师对各稿的修改稿以及修改意见，还有在网络下载的相关资料，都要保存在指导教师和学生的电子邮箱中，不需再打印出书面文本，但不得删除（保留半年）以备初审和终审时查验。（3）装袋交稿。将打印好的一式五份论文及其他相关资料装入毕业论文（设计）袋中。
指导填写好毕业论文（设计）评审表，分级审核初评 指导教师要指导学生认真规范地填写毕业论文（设计）评审表中学生应填写的栏目，要亲自书写评语于毕业论文（设计）评审表的指导教师评语栏内，落款处必须有指导教师本人签名或盖章。
毕业论文（设计）网络答辩的实施 （1）答辩准备。答辩前一月成立答辩领导小组，对网络答辩的准备工作及答辩的各个环节进行细致的分工，制定毕业论文（设计）答辩网络应急预案。答辩前一周应进行网络答辩预演。（2）答辩现场布置。为确保答辩质量，对答辩现场要进行精心布置。设立远程答辩室，兼用于向学生播放本地答辩现场的音频、视频等信息，这样可以达到互动的效果和模拟面对面答辩的现场效果。同时，要做好应急措施的准备，一旦发生网络不通等问题，可立即将答辩方式改为网络文字答辩。还可以对答辩现场进行录像，以便有答辩过程的完整记录。（3）答辩开始时，答辩负责教师通过本地计算机展示与毕业答辩相关的答辩流程、答辩小组成员，答辩学生身份确认、答辩顺序及答辩分组等情况。答辩时先由学生陈述自己的毕业论文（设计）的关键内容，然后进行教师提问和学生回答的互动，对指导教师的提问及学生的回答情况应进行记录。
毕业论文（设计）远程指导和
网络答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思想观念上重视不够 一部分学生认为，实习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找工作，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参加各种招聘会上。他们认为，毕业论文是“软指标”，教师会让他们及格的，因此对毕业论文（设计）持应付态度，更有个别学生直接抄袭网络上的相关资料。因此，必须加强教学过程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实践课程的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研究素质。应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所在单位的科研工作，培养学生将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践工作的能力，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严把开题关、初稿关和初审关。
学生答辩陈述方式受局限 在网络答辩过程中，学生对毕业论文（设计）的说明性汇报（答辩陈述）局限于口头表达，PPT等的运用很难实施，学生肢体语言，特别是手势语言的运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会给答辩效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开发专用网络系统有待进一步研究。
网络堵塞现象时有发生 在进行网络答辩过程中，网络音、视频技术主要是借用QQ和MSN的聊天室功能，有时网络在线人数太多，偶尔会出现网络堵塞等通讯不稳定现象，因此要尽量采用2M以上光缆专线接入的方式，以减少网络堵塞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吴伟敏.网络学习中的信息迷航问题初探[J].中国电化教育，2001，（10）.
[2]王广新，白成杰.教师的网上引领行为与策略[J].中国远程教育，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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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汝贞．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现状的问题与对策[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5，（2）.
[5]林若红．论高等职业教育与现代远程教育的互动[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2，（19）.
作者简介：
禹华芳（1965—），男，湖南邵东人，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与农业职业教育。
（本栏责任编辑：谢良才）
作者：禹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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