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和“生态理性”
摘要：文章对规范决策模式、描述决策模式和进化决策模式这三种主要的决策理论模式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过程进行了综述，阐述了人类的决策思维从“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到“生态理性”的变迁，并对这三种决策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规范决策模式、描述决策模式与进化决策模式都有其特点和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同时也各有其局限性；在未来，从人类思维发展和长远视野来看，这三种决策模式的沟通和融合将成为大趋势。
关键词：决策；模式；完全理性；有限理性；生态理性
纵观人类决策理论的发展脉络，从规范决策理论到描述决策理论和进化决策理论，人类的决策思维呈现了从“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到“生态理性”思想的变迁，它浓缩了人类思维与认识发展过程，深化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推动了现代决策理论的融合与发展。
一、 三种决策理论模式的演进与脉络
1. 规范决策模式——完全理性。现代决策理论源于1944年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在其代表作《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中提出的基于期望效用值的对策理论，它假设决策者是理性的，依据这种理性，决策者在不确定情况下，会依据所计算出的最大主观期望效用值来选择方案，该理论模式因而被称为“完全理性模式”。其理论出发点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一脉相承，并广泛应用到对人类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分析。完全理性模式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探索和解决决策问题的科学方法，由于其理性行为的研究具有规范性，这种决策理论被称为规范决策理论。
规范决策理论以“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对称为立论基础，把现实世界中的决策问题抽象和概括为可推理、可量化的数字和模型，代表了人类对决策结果理想化、严密性和可比性的追求。然而，规范决策理论毕竟是建立在“完全理性”和享有完全信息这一假设基础上的，以假设和公理作为理性推理的依据，存在着演绎抽象和高度形式化的特点，是一种理想化的决策模式，而非现实版本，在实际应用中，其理论缺陷也不断暴露出来。
2. 描述决策模式——有限理性。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理性主义模式遭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和怀疑，在对完全理性决策模式的质疑声中，美国学者西蒙和林德布洛姆在规范决策模式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人的“有限理性”的观点，构建了影响深远的描述决策模式。
（1）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西蒙1955年于“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一文中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他通过对传统理论中的理性观念的重新评价，指出了完全理性决策的理性前提的不真实性，他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但理性是有限的，在现实决策中，人们呈现的是一种符合实际的理性行为，这种理性不同于经济人假设的那种完全理性的行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往往遵循的是“满意性”原则，即决策者并不考虑所有可能的选项及计算所有可能的结果，因为现实条件和作为有限理性的人难以完成以上任务，现实的需要使人们仅考虑几个有限的选项，一旦感到满意就会停止选择，并做出最终决策。其“有限理性”理论为决策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代表了人类决策思维的一次重要改变。
西蒙有限理性理论采用实证的研究方式对实际的决策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因此又被称为描述决策理论。受西蒙及其“有限理性”思想指导下的描述性决策理论阐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真实思维过程，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人们的非完全理性的心理现象，因而这种有限理性的观点与人类的真实心理和实际决策更为接近。如果说前面的规范决策理论注重决策后果，则描述决策理论更注重决策过程中人的行为和决策心理。
（2）林德布洛姆的渐进主义模式。与西蒙的描述性范式相对应，林德布洛姆于1959年首次提出了“渐进调适的科学”这一概念，并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公共决策的渐进主义模式。该模式是在批评完全理性决策模式的过程中建构的，他认为：公共政策追求理性化的目标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是完全理性决策模式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林德布洛姆以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和决策者的“满意”行为为基础，结合他个人对政府实际决策过程的观察，逐步完善了其在公共政策决策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渐进主义模式。
渐进主义模式强调在政策方案的设计上体现出渐进性的特点，决策者的目的并不是对原有政策的通盘否认、全部改变，而只着重对现有公共政策的修改与补充。同时，渐进主义认为，公共政策决策和确定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不是单纯靠理性分析所能决定的，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协商和沟通的平衡产物。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如果说理性模式是一个目标导向的决策模式，林德布洛姆的渐进模式则表现为是手段导向的决策模式。渐进模式的意义在于能使投人最少化，减少了社会系统的矛盾和冲突，政策方案更容易被认可和接受，也有效降低了决策失误的风险。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渐进决策模式往往被批评为短视和保守，缺少彻底改革的意志和决心。
3. 进化决策模式——生态理性。德国人类发展研究所心理学家吉戈伦尔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西蒙和卡尼曼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人类决策的特殊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生物本能和启发式策略的角度提出了生态理性的假设。首次将进化论的观点引入决策研究中，提出人的决策能力是与环境相适应的，人类的决策认知也是长期进化的产物，这就是所谓的“进化决策模式”。吉戈伦尔等认为：人脑虽然发达，可以进行复杂的计算和记忆，但生存现实中所面临的环境威胁，再加上不断的社会进化，人类在与自然的适应过程中具备了一套心理捷径，可以快速地做出反应和决策，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复杂因素。
吉戈伦尔等学者重点研究了这些对人类决策常常很有效的心理捷径，他们认为这种心理捷径或心理工具源于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最适应生存和繁殖的生物特质，进化决策模式也认同有限理性观点，基于这种有限理性，并不苛求人类和动物都能随时做出最优化选择和决策，但足以在面对外界环境时凭借人类本能的心理工具做出合理判断和决策，这种决策能够与现实环境相互协调一致，能够满足自我的生存发展和生态的需求，因此，这种理性被称为生态理性。吉戈伦尔等人认为：“人类个体在长期进化和适应环境过程中已经具备了获得识别环境信息结构的能力，人类决策过程就是充分利用环境中的信息结构以得出具有适应价值的有用结果的过程”。总之，进化决策模式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给我们展现了人类决策的另一面。
二、 三种决策模式的对比分析
1. 规范决策模式与描述决策模式。如上所述，规范决策理论往往注重决策后果，而描述决策理论更注重决策过程中人的行为和决策心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决策理论与经济理论一样，也存在着规范研究和描述研究两种不同的研究思维方式，规范决策理论从数学的角度强调精确性和可重复性，然而，在现实中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很难做到完全的精确和严密，而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描述决策理论选择了从人的行为和心理方面来解释人类决策现象的研究路径，正是人的理性认识的差异，导致了一系列理论观念的差异，在人类决策的理论与实践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并存的差异。
第一，理想化程度上的差异。规范决策模式是决策中的理想主义，即强调经过严密的计算或推理，选择最适当的路径去实现目标的最优化，但规范决策模式往往陷入过于追求理想化的境地，在现实条件下，实际问题的复杂性，时间和成本的限制，决策过程的可操作性等都可以使决策的理想结果难以满足和实现。而描述决策模式的理想化程度较低，相比较较为现实可行，它不再把决策制定看成一种单纯的技术方法去追求最优化和最理想化，而是遵循“满意性原则”，不再致力于寻求最完美决策方案或政策的彻底变革，因此，这种决策成本低，选择余地大，可操作性强，有助于维持现有系统的稳定。但描述决策模式趋于保守，往往注重当前的短期利益和诉求。
第二，科学化程度上的差异。规范决策模式坚持以科学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来解决最优决策方案的选择问题，应该讲，这是一种科学的，严谨的思维模式，力求更客观、更准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和选择正确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路径，体现了科学化的倾向。而描述决策模式则反对完全定量化，它积极关注决策过程的人的行为和心理等因素；特别是在公共政策决策中，强调政治权力的制约和利益集团的平衡，政治上的考量往往占据重要位置。描述决策模式通常适应于一个具有相当稳定水平的社会，而不太适应于剧烈变迁的社会，不太适应于战略性、创新性决策。
第三，民主化程度上的差异。由于对决策科学性的追求，规范决策模式将决策作为一种精英的认识活动来看待，他们认为决策要符合客观规律，追求事实、证据和理性，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这往往导致决策过程变成精英们的技术活动，没有掌握这种特殊知识和技术的社会公众则无法参与这种决策过程，规范决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非民主的倾向。相反，描述决策模式并不注重决策过程的知识技术因素，而更强调决策者的心理和行为，注意参与者的互动，利益的协调，把决策过程看作是不同社会群体的相互博弈，让利益集团有表达各自意愿的途径和机会，因此，我们说，描述决策模式较多地体现了一种民主化的倾向。
总之，从以上理想化、科学化、民主化的阐述中可以看出，规范决策模式和描述决策模式各有其鲜明特色，代表了不同的决策探求、选择和权衡。
2. 进化决策模式与其他模式的比较。规范决策模式和描述决策模式从本质上来看，其核心都是围绕理性的多少来展开的。而进化决策模式虽然与描述决策模式一样都基于“有限理性”的出发点来研究和探讨人类的真实决策行为，寻找人类决策的启发式策略，但相比较描述决策模式而言，进化决策模式认为快速节俭启发式是人类适应环境进行决策的重要策略，肯定了个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的主动性，突出强调了环境对个体行为乃至决策带来的重要影响，所以两者之间有着重要区别。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进化决策模式注重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强调环境的作用，最优化、一致性等传统理性观念不再是专注的重点，不再把效用和概率规则等作为决策评判的依据，而是考察它在现实环境中的效用，注意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环境的适应，提倡生态理性。进化决策模式强调决策与现实环境的要求相匹配，强调满足自我生存和发展，强调满足人的生态需求。进化决策模式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寻找人类决策的启发式策略，这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是生态理性的一种重要体现。
进化决策模式的特别之处在于强调决策过程就是根据人类的本能，识别、利用和适应外界环境中的信息结构，进行合理判断和选择的过程，在于强调人类决策启发式的合理性。进化决策模式虽然出现相对较晚，但体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和人脑科学发展的新水平，是人们对自身和外界环境的新体悟，为未来的科学决策探索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三、 三种决策模式的融合与发展
从以上对三种决策模式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纯粹的规范决策模式和描述决策模式以及进化决策模式都有其特点和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同时也各有其局限性；在未来，从人类思维发展和长远视野来看，这三种决策模式的沟通和融合应该成为一个大趋势。
第一，三种决策模式的存在及发展是与人们力求完美地认识客观世界，追求科学、效率、理性和现实的需要保持一致的。近年来，数理统计手段的完善和计算机技术的成熟使得定量分析在许多领域成为可能，理性分析一直在科学决策中占用重要位置；而描述模式则源于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判断和当代政府决策惯例的现实主义的描述和考证，将决策的运行看成是一个前后联系的不间断的渐进过程，将根据人的现实条件的可能性来选择决策的方式方法，注重事物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过程；而进化模式又从生物的本能和对环境的适应性方面给我们展示了决策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符合了生物适应自然环境的科学解释。所以，每种决策模式都有其基于不同角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第二，决策具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规范模式注重决策的自然属性，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来看待决策过程，强调从技术和效能的角度来进行决策分析，以追求全面理性，来保证决策的最优化，这样就过分强调了决策的自然属性。相反，描述模式充分认识到决策的社会属性，认识到公共决策往往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寻求均衡的政治过程，决策结果是社会利益集团互相协调、博弈的产物；然而它在强调前者社会属性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决策自身客观规律的探索和追寻，过度贬低了理性分析的作用。而进化模式则充分强调了人的生物属性，从人类适应外界环境的本能，自我保护和动物进化中所具备的潜意识等方面来判断人的决策能力，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就在于把有限的认知资源用于探索不确定的环境结构，并使两者达到和谐一致，保证人类决策行为的适应性。所以，每种模式都应避免走向一个极端，兼顾这个客观世界的决策规律和属性。
第三，三种决策模式的融合与发展应是未来的大趋势。综上所述，无论是规范决策模式、描述决策模式，还是进化决策模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思想，各有其优缺点，具有明显的互补性，都是在探索人类决策的道路上出现的重要理论派别，都有其合理存在的重要价值，各种模式都有自身发展的理论依据，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某一个模式，而忽略了其他模式的重要性，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寻求最佳决策模式的出路在于取长补短，实现各种模式的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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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20100470765）；天津市2013年度社科规划项目（项目号：TJJX13-037）。
作者简介：于博，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
收稿日期：2014-08-12。
作者：于博
摘 要：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公共行政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是理性反思和自我成长的过程。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作为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和演变，使公共行政学科长期处于二者的钟摆之间。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社会解构和价值批判直接促成了公共行政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产生。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研究途径的演化，继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的自我完善和不断成长。
关键词：理性范式;管理主义;宪政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公共行政学
公共行政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是理性反思和自我成长的过程。围绕着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工具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等基本主题，公共行政学者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换句话说，公共行政学科是在吸收和批判理性主义思潮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兴起于启蒙运动，发展于工业革命时期，反思于新科技革命以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转变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推崇，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推动着人们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后现代社会思潮日益与公共性水乳交融。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作为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和演变，使公共行政学科长期处于二者的钟摆之间。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社会解构和价值批判直接促成了公共行政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产生。简言之，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研究途径的演化，继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的自我完善和不断成长。
一、理性主义的滥觞：作为管理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
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途径指“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方法论基础之上，主张把经济学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引入政府管理领域，以提高政府效率的一套理念、方法与模式”[1]。它最早萌芽于美国建国元勋汉密尔顿提出的集权型公共行政思想，形成于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发展于行为主义
与技治主义合流
时期，到新公共管理阶段达到鼎盛时期。理性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思潮往往与经验主义相对，体现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与社会的一种能力。社会科学中理性与其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意思有所差别，它主要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2]。公共行政中的理性主义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正是对理性主义在理论上的过分推崇和实践中的盲目遵从，使得公共行政学走向了一种有管理而无行政的道路，即管理主义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行政学科最初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伍德罗·威尔逊于1887年创立公共行政学时就主张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将政治与行政分开来抵制政党分肥制对行政领域的侵蚀。
古德诺更为直接地将政治定义为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只负责国家意志的执行[3](p.41)。科学、效率、效益和技术合理性等价值成为一个高效合理的政府管理模式的行为准则[4]。马克斯·韦伯创立的分层节制、集权统一、上下负责的官僚制更是将“政治—行政”二分法运用到实践中去，排除了价值因素而强调非人格化的纯粹理性。随后，泰勒、怀特、魏劳比、古利克等管理学家和行政学者也纷纷将一些科学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中，从而奠定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性主义传统。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一些行政学者将行为主义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中，主张通过研究行政行为来观察和认识行政现象，公共行政学由此进入到技术宰制一切的技治时期。西蒙在《行政行为》一书中提出了理性行政模型，尝试着建立起一套以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完整的行政组织理论。他把理性简单地等同于效率，认为理性的行为对于实现组织目标意义重大[5](p.179)。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入后工业社会，风险社会的特征愈发明显。面对全球化竞争、政府财政赤字、民众怨言、私营部门的示范性效应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挑战，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传统官僚体制日益僵化和缺乏适应力。一场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以生产力和效率为驱动，主张学习和借鉴私营部门先进管理技术和方法，全力打造企业家型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从撒切尔改革、施罗德改革、里根改革，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公司化改革，逐渐形成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理念。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公共选择理论是理性主义与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结合，认为不论是个体还是政府部门都是理性经济的，都按照一套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逻辑，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新公共管理运动不加选择地将私营部门的一些技术和方法运用到公共部门，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和“新泰勒主义”，这些日后备受诟病。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的管理主义思潮达到了顶峰。
总体看来，作为公共行政学科中的一股重要思潮，管理主义途径自始至终都深深地烙上了理性主义的印记。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行政理性，到新公共管理学的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公共行政学科先后经历了从脱离政治学科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再到发展壮大成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学科。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导向，使得公共行政学自形成以来就忽视了公平、正义、平等、公共性等社会基本伦理价值，而这些恰恰是公共行政学区别于其他私营部门管理和保持学科内外部自我认同的基本构成要素。概括说来，管理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只是处于一种“有管理而无行政”和“有理性而无价值”的公共行政学科初始探索时期。
二、反理性主义的兴起：作为宪政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西方社会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自然、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一场旨在“否定”、“破坏”、“消解”、“颠覆”现存的一切观念、价值、制度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6]。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纷纷对传统理性观念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一场反理性主义的思潮逐渐形成。反理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7](p.2)。反理性主义者往往把理性与极权和压迫联系在一起，他们主张意义非确定性、价值非单一性、知识非统一性，使得其对理性主义的颠覆也逐渐从认识领域转移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这些都促使人们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价值和信仰进行重新认识。
公共行政学的宪政主义途径是指“以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8]，主张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以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为目标，从而更好地将经济价值和人本价值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该途径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和“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思想，中间经过沃尔多、弗雷德里克森、奥斯特罗姆、库珀、登哈特以及布坎南等学者的发展，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其中新公共行政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公共服务学派将宪政主义的研究推向了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中心舞台。杰斐逊的宪政思想主要包含在《联邦党人文集》和《杰斐逊选集》等书稿里，他主张“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了他某些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巩固这些权利，在人们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政府破坏了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这个政府或把它废除，并成立新的政府”[9](p.48)。另外，杰斐逊考虑到官僚制政府的有限理性和权力膨胀，提出要通过三权分立、人民参政议政、人民监督、依法行政来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这些都奠定了美国公共行政宪政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作为当代民主行政理论的先驱，德怀特·沃尔多对传统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公共性进行了系统诠释，将民主、公平和正义纳入公共行政范畴，认为“公共行政既是一种伦理道德，又是一种意识形态”[10](p.212)。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主张将社会公平、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规范引入公共行政中来，以弥补传统公共行政过度强调技术和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人文关怀的缺失。
布坎南在分析官僚制理性缺陷和政府失败的原因、表现后，提出了通过立宪改革克服政府失败的改革路径。作为印第安纳学派创始人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美国主流公共行政思想进行了反思，并分析了美国公共行政的宪法危机，主张在官僚制的基础上引入民主行政的理念。在《新公共服务》、《公共组织理论》等著作中，登哈特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管理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对社会公平、正义、公民精神、民主、参与、回应等宪政价值带来损害，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在继承了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与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宪政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就公共利益、责任、公民权等理念对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扬弃，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新公共服务”宪政思想。
作为公共行政学宪政主义途径的一个里程碑，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学派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代表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宪政主义的最高水平。
作为公共行政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股重要思想潮流，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对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具有较为浓重的反理性主义色彩。无论是方法论方面，还是理论知识框架方面，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都对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另外，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的公平正义、有限政府、人民主权、行政道德等理念，无疑对于工具和效率理性导向的公共行政学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我们还需看到宪政主义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过度强调政治价值而忽视行政效率，过度强调规范取向而缺乏实际操作性，过度强调统一的价值观而忽视公共行政的其他价值观等。总体来说，宪政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基本上处于一种“有政治而无行政”和 “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公共行政学科批判反思时期。
三、公共理性主义的复兴：作为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
公共理性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他认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应该有权利“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11](pp.24-25)。随后，罗尔斯对其进行了发展，他将公共理性定义为“公民在有关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论坛上所使用的推理理性”[12](p.10)，它有利于形成所谓的重叠共识，继而促进社会稳定。公共理性的论坛可以成为“一个公共权力与普通公民、各种政治与非政治团体之间进行公共协商的公共领域”[13]，各主体为了公共利益而对话、协商、妥协和谈判，理解和宽容他者成为公民的重要品质。“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14]公共理性体现了社会行为主义主体在公共领域里行为理性的公共化。
作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途径(特别是技术——工具理性建构的官僚体系)的一种反思和重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很好地回应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和日益多元价值冲突以及日益高涨的公平正义诉求，“指向了在公共生活场域中行动的主体、主体体验及其赋予现实的意义，强调主体间关系的价值，强调认识政府组织内外的主体间关系，强调发挥行政官员追求实质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主体责任，是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大厦的话语基础”[15]。
社会建构意味着公共行政要对社会、环境与公民开放，这与传统公共行政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大为不同[16]。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人们主观的思想所建构的。作为公共行政社会建构途径的奠基者，全中燮教授明确指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模式的批判是公共行政社会建构模式的逻辑起点，必须重新建构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发展公共行政的价值精神。社会建构思想的核心是“支持组织成员的自我治理能力，即通过互动来维持社会(和组织)秩序的能力”[17](p.46)，“社会建构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成员持续参与着思想和经验的共享，这样，他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17](p.47)。很显然，社会建构思想的一些观点与公共理性主义十分契合，如协商对话、社会学习、共识民主、社会价值、公共利益等。从某种程度来说，“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中，社会过程构成了建构公共行政理论的出发点，没有社会过程生动的实践和过程，就没有公共行政理论的生长”[18]。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看来，社会建构的过程本身就有自身价值，最终建构的政策、决策或意见是政府与社会主体在公共领域互动、对话和建构的过程(参见图1)，从而形成公共行政交往互动的行动场景，满足不同主体的发展需要，实现民主的公共治理愿景。
图1 公共行政社会建构的过程
资料来源：何修良.公共行政的生长——社会建构的公其行政理论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2.
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以及官僚理性对人文关怀的缺失，社会建构被作为一种结构社会问题和重建公共行政学科的重要尝试被引入公共行政学科研究中来。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意味着官僚制独白式的叙述将被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对话所取代，传统的政府单中心的管理结构被社会多中心的治理主体结构所取代，参与、协商、互动和学习成为社会主体活动的主要方式，公共性和社会性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品质，社会治理逐渐走向合作治理[19]。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哲学根基和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只是一种新的“构成主义”[19] ，主体间的建构和对话的前提是他们都必须有合作的意念。
四、结 语
理性主义作为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里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无论对于科学还是社会影响都十分巨大。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兴起时间较晚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难以摆脱理性主义的影响。换句话说，公共行政学科是在吸收和批判理性主义思潮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加速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在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方面逐渐达成一定的共识。社会治理应该是公平与效率、民主与权威、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平等的有机统一。单纯的理性和单纯的公共性都无法很好地回答一些现实的基本问题，唯有一种折中多方主体利益和价值的公共理性成为最接近现实的最佳选择。
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显示出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能力显著增强，而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途径的相继出现也表明了公共行政学科自我反思和成长的过程。总之，公共行政学科的未来成长必须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夯实自己学科的理论基础，发掘自身发展的潜力，推动本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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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英秀]
作者：王连伟
[摘要]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政府理性;公共理性;和谐社会
[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的巨变时期，由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与复杂，各种行为主体谋求理性至上而忽略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存在与发挥的现象日益突出。市场经济、多元主义的现实要求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公共理性的支配下，充分发挥政府理性在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监督、批判下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互动中的作用与能力，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理性步伐。
一、政府理性及其价值
理性(reason)是社会行为主体(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个人等)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是行为主体认识自然、社会和协调、整合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基本能力。理性作为人类的一种固有的基本能力是为人们所普遍承认的。林毓生认为：“理性是人生而具有的一种能力，一种发现什么是真理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理性。”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人们习惯上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简单地说就是指人们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能够最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价值理性”是根据人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与方法努力达成的合理价值活动的能力。工具理性具有天然的“外显性”，而价值理性则具有天然的“内蕴性”，事物往往都是以工具理性的表象而存在的。一些所谓理性的社会行为主体，如国家、政党、政府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为工具理性而存在的，即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正是如此，哈耶克认为，“人之理性既不能预见未来，亦不可能经由审慎思考而型构出理性自身的未来。人之理性的发展在于不断发现既有的错误。”政府理性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或内阁对国家和社会整合的能力与机制。对于传统专制政府来说，政府理性主要表现为君主专制的“王朝理性”，即是说，在传统社会里，专制政府统治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几乎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素质与偏好。一般而言，限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与科学技术的落后，即使再专制的王朝政府对国家与社会的控制也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在传统中国就一度存在着国家权力止于县，县以下乡村社会实行“自治”的社会特征。即使在人们公认的专制的秦始皇时代，张良却在博浪沙谋刺皇帝并从皇帝眼皮底下逃走;项羽叔侄二人长期隐于吴地并成为地方精英，这说明了传统中国的专制王朝不得不给民间社会留下了很多自治的空间与余地。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政府理性的成长与发挥也有着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与封建势力长期斗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对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王朝理性”深恶痛绝，因此，他们在取得政权后紧紧保留了“最弱”意义上的政府，即是对专制政府基本否定转而对市场理性顶礼膜拜。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理性在国家与社会中处于支配性的地位，而政府的角色被定义为一个“守夜人”，自由经济理论认为，具有天然“经济人”理性的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与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会自发地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扩大，即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完全可以对社会资源起着最佳的配置作用。在以“经济人”理性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主导下，政府理性在从属市场理性的过程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开始于19世纪上半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市场理性不断地提出了挑战，而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从根本上打破了市场理性至上的神话，政府理性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角色在美国新政的成功进程中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与服从。政党政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执政党理性表现出来。20世纪40年代以来，无论是西方世界的福利国家建设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由执政党主导的政府理性都在国家与社会中发挥着绝对的支配性作用，而没有给社会留下多少自主发展的空间。进入60年代以后，西方福利国家与东方社会主义政权在以政府理性克服市场理性的偏颇中都走向了把政府理性奉为万能神灵的极端并最终导致了政府失灵或失效的后果。历史与现实证明，现代国家的建构离不开政府的主导性发挥。但作为工具理性的政府理性是有限的而不是万能的，以“政治人”自居的政府也不会总能实现国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政府理性、执政党理性的自身缺陷必须通过公共理性来纠正和解决，以保证社会平等、公平与正义基本价值的实现。
二、公共理性视阈中的平等与公平：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基础
公共理性的概念是康德在《何为启蒙》(1784)一文中最早提出来的。不过，公共理性的概念直到罗尔斯以后才逐渐广为人们所承认并接受。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公共理性理论。在罗尔斯看来，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公共理性的目标是公共之善或社会的正义，其本质是公共性。公共理性是民主国家公民的理性，也就是说是那些能够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后来他又写了《公共理性观念再探》，对公共理性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所谓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种政治主体(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府组织等)以公正的理念，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们的市场意识、利益观念愈来愈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下更好地探讨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等问题，特别是为了统一、协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的矛盾与冲突，我国学术界逐步引入了西方公共理性的概念。
公共理性“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
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其“核心是强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利益的协调性，即强调公共权力以增进公共福利为价值目标，实现以尊重和促进私人利益为基础的公共利益”。公共理性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道德，一种价值;公共理性是道德与理性的有机统一体。公共理性视阈中的和谐社会首先应当是一个基于平等价值的公平社会，或者说公平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公共理性指导下的和谐社会要求社会行为主体，特别是执政党与政府必须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与公平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个方面，不存在谁代替谁的问题，并且效率只是实现公平的手段，公平才是目的。基于平等价值的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与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如果不贯彻平等的原则与精神，就没有社会的公平;而缺乏平等的精神和公平的价值，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几乎没有人否认平等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几乎很少有人愿意因追求平等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恩格斯认为，“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平等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原则，而应是一种公平的制度环境或社会秩序。在营造公平制度环境的过程中，国家制度和组织手段对于实现真正的平等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社会的分化“最后都归根到财富，因为财富直接地促进福利，它可以最容易地被转让，并且借助财富不难买到一切其余的东西。”所以，“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防止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在现代社会，政府必须善于运用制度和组织手段，把个人财富和权势限制在正确的限度之内以实现比较公平的平等，这是政府理性公共化的根本要求。在公共化了的政府理性的主导下。社会行为主体追求平等与公平的过程无疑也是追求社会和谐的过程。
平等应是人类普遍的基本权利，是一切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利和正义。任何一种制度，若不能生产、供给充足的政治价值来满足公民对生活意义感的需求，这种政治文化的供求失衡就会造成合法性的危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攻坚阶段所出现的一系列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从本质上看来无疑是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与表现。由于公平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在以公平为底蕴的和谐社会里，不管人们的天赋和后天的才能如何，机会平等应该是人人都有的。然而，机会平等、条件平等往往不是由个人来决定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要在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控制与资本整合的过程中实现。在事实上存在着的不平等的现象，可以通过对公平的追求来建立适度的经济平等与条件、机会的平等，以改变并代替这种不平等。“不管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内，正义只在人类自然需求的基础上要求人类拥有根据自然权利应得到的条件平等。”政府作为正义的化身与公平的代言人，必须在引导社会行为主体追求公共利益、公共精神中凝练公共理性。
执政党和在位的内阁(政府)及其治理下的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只有在公共理性的支配下，才能把平等由政治领域贯穿到经济领域，从而实现真正的平等。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公共理性不是某个社会行为主体的单向理性，而是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关注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公共精神的理性。平等与公平的社会应该是公共理性统治的社会，是一个不断走向和谐的公平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各种社会行为主体逐步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社会。在社会和谐的状态中，每一个行为主体都关注着社会公共精神的塑造与公共利益的扩大，同时也关注着其他社会行为主体自由与平等价值的实现。在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公民不仅在政治领域享有广泛的基本权利，在公共领域可以充分监督、批评公共权力机关;更重要的是，公民在经济领域能够享有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公民所应当享有的一切合法的、正当的经济成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平等与公平，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分配体制，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方面，在人们基本经济权利方面，应该平等分配，也就是说必须以某种方式满足一切中国公民的基本的经济权利与要求;另一方面，在人们非基本经济权利方面，“按劳分配”仍然是社会非基本经济权利分配的唯一公平而又有效的分配制度。基本政治权利、基本经济权利的“按需分配”与非基本经济、政治权利的“按劳分配”都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平等与公平的原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守的两个基本的平等原则。
平等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和目标之一。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都必须建立在适度平等的基础上。公平是一种特殊的平等，其本质就在于体现了平等的价值。平等与公平的价值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与前提。也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基本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本质上要求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公平社会。以平等、公平、和谐为基本目标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守基本政治、经济权利“按需分配”和非基本政治、经济权利“按劳分配”的平等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和政府应在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有效“互动”中逐渐形成关注政治共同体公共利益、公共精神的公共理性，这是中国走向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就是由不平等社会走向相对平等的社会，由不尽平等的社会走向平等、和谐社会的过程。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中国逐步走向进步与和谐的过程。
三、公共理性视阈中的和谐社会构建之路
亨廷顿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动乱与不安的原因不在于它们的落后，而在于它们的现代化。鉴于“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的历史与现实，后发国家的执政党与政府为了更好地维护政治秩序，整合国家与社会的资源，不断巩固和提高政治合法性，必须在公共理性的支配下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善治”。在现代社会里，一个政府的公共执政必须具有这种公共理性。所以称之为“公共理性”，就在于这种理性是代表民意的，是公共的，即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各种利益集团经过公共领域的批判而协商和“妥协”的约定意识。在法制经济下，市场的竞争必然带来阶级、阶层的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不管你是否接受，达成妥协与谅解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最根本的方法。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公共权力机关只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进行有效的“互动”，把基于自由平等契约精神之上的约定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政策和法律，这样整个国家和社会才有可能具有现代公共理性。从现代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所谓‘公共理性’是公共管理主体与
所处社会实现的高度沟通化并获得社会高度认同的观念和价值。”在现代社会里，一个政府的公共管理，一个执政党的公共执政必须具有这种公共理性。在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中，“许多要求能完美地实现都是在长时期中经过一系列的妥协而后取得的，并不是在每一步上都顽固地坚持按自己的方式才取得的。”也正是如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所以，公共理性应是公民社会中的各种行为主体本着基于契约的公共精神，在批判与和谐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关注社会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行为和公共之善的理性。现代执政党的任何重大决策如果不经过公共领域的批判和监督，它所谓的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实际上是政党理性在政治上的强权表现，这是执政党治理的任意性，并没有多少公共理性而言，因而也就缺乏事实上的政治合法性。对于那些国家(政府)理性主要通过执政党理性来体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更需要通过公共领域的批判，从而使执政党理性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同时也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执政党和在位政府的理性只有通过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在公共契约精神基础上实现与社会各种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其公共管理才具有公共性，它的公共选择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才具有民意性、合法性和正当性。现代公共理性以公共性为核心，以公共的善或社会正义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以公共利益的追求为外在的表现形式。以公民社会为底蕴和后盾的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也是政党、政府、大众、精英、利益集团、公民等个体理性，在公共领域的监督与批判中走向公共理性的现代化过程。在公共理性的支配下，在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由之路。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特别是执政党与政府理性的公共化。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政府理性很大程度上要由执政党理性来表达。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也主要由政党政治与政党的理性活动体现出来。现代政党治理就是“政党同市民社会就利益分配与发展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进行谈判与再谈判，在民意基础上完成社会整合，达成社会团结，并实现经济高效、有序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公共理性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地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培育和发展必须以现代公共领域的型塑和提升为重要的前提。而现代公共领域的型塑和发展与公民关注国家政治的公共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哪里有关于‘国家事务’的交流，哪里具有批判意识的‘普通人’的公众也就成为了市民的公众。在‘共和制宪法’的前提下，这种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就成了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组织原则。在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范围内，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私人自律的领域得以确认。”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公共理性就是社会行为主体在公共领域中的理性。如果没有公民(市民)社会作为平台和底蕴，具有批判、监督功能的公共领域便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从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和现实特征来看，中国执政党理性公共化，即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现代化过程。卢梭认为，政府只不过是国家与人民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国家应该“永远准备着为人民而牺牲政府，却不是为政府而牺牲人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一个中间体，它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桥梁和工具。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党的历代领导核心始终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承认党作为工具理性的有限性，并与时俱进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永葆党的先进性、生命力、凝聚力和合法性，这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理性公共化过程。
第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以现代法治国家的“权利理性”代替“权力理性”。所谓“权利理性”是指国家的政治生活完全服从于宪法与宪政，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宪政框架下的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中能有效互动的理性。所谓“权力理性”是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迷信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力与强力，不愿意接受公共领域监督与批判的理性。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都必须承认“宪法是由人民的智慧制定的，并且是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的，人民的意志是任何政府唯一合法的基础”。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也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作为法治的根本特征，人民的参与必然愈益受到重视，最终变成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说人民的参与在政治上成为法治的一个突出特征，反之则可以说……人民的参与就是法治。这样，法治就意味着人民的参与或人民的最终统治。”现代国家的法律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不是‘意志’而是“公共理性”。“虽然立法被设想为一种‘权力’，但它应当是理性协议的结果，而不是政治意志的产物。”也就是说，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应该是各种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在对等条件下有序博弈的结果，或者说是在市场经济中。在遵循公平、公正的秩序和原则的情况下，各方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不是某些阶级、政党或利益集团强权意志的表现。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都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把某个特殊集团完全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就不算是公共领域。”在一个法治国家中，所有有道德的人，都应属于该公共领域。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领域的成长与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本身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面对公共领域，一切政治行为都立足于法律;这些法律就其自身而言被公共舆论证明为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在公共理性支配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宪法和宪政是公共理性产物的时候，它才能保障该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正义的。即国家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具有公共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所以，基于人民主权之上的现代法治就是现代公共理性的统治。从权力理性到权利理性，从专制与人治到民主与法治，是各种行为主体理性在和谐博弈中走向公共理性支配下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前提。
第三，公共理性视阈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必须强化制度理性，即加强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营造。公共理性的目标是公共之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针对斯大林严重破坏苏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行为，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政治现代化，自由、平等、民主与共和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个人的专制与独裁已不能为现代国家的制度环境所容。对于十年“文
化大革命”所造成制度体系崩溃与制度环境恶化的后果，邓小平有着深刻的总结，“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与长期性”，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要首先强化国家的宪法与宪政建设，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在利益冲突与矛盾尖锐的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在宪法与宪政的框架下，为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利益博弈活动提供一个公平、有效、有序的制度环境。和谐社会既是一个动态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则体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任何一项制度供给与制度安排都不能否认个体理性价值的存在，执政党与政府在以自己的理性来主导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时，必须在公共理性的指导下，在满足绝大多数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在追求公共利益、公共理性中获得合法性。现代社会是权利理性的社会，是治理的社会，而不是权力与统治的社会，现代社会的“治理”是公域与私域、个体与公共权力机关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系列方式、方法的总和。公共理性支配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执政党与政府在充分照顾到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理性价值的前提下，为各种利益主体提供合法、有序、高效的制度环境与博弈规则，引导它们在追求公共利益与公共精神中形成公共理性。
第四，公共理性视阈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必须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培养与现代公民能力的提升，加快以公共精神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文化建设。现代民主社会要求人们抛弃“臣民意识”，树立“公民意识”。政府理性公共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要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事业，营造公民文化，提高人民作为现代国家的公民所必须具有的参政、议政的能力与水平。社会主义公民意识与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营造又要以公共领域的监督、批判和公共舆论的现代化与公共化为制度环境。
广义的舆论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习俗，它们对于社会的间接控制要比教会或国家通过威胁、制裁所进行的正式约束有效得多。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舆论，已经不仅仅是舆论了，因为其来源不仅是个人的偏好，而更多的是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公开的讨论。在现代社会里面，如果没有人民的普遍舆论，任何立法机关都无法活动，公民的普遍舆论是立法的媒介和喉舌。卢梭认为真正的宪法精神不是镌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浇铸在铜板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深处，即扎根于公众舆论之中。在有着批判传统的公共领域里面，“每一个人都认为他和一切公共事务有着利害关系;有权形成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共舆论是公民表达利益与愿望，实现公正、民主最重要的路径之一。在西方社会，公共舆论的监督权被誉为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列的第四种重要权力，不经过公共舆论批判的任何制度和权力都是没有合法性的。基佐甚至把现代法治国家看成“公众舆论统治的国家”。现代公共舆论之所以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体现民意，从而使社会公共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等政治行为主体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公共理性。
在通过塑造现代公共领域来提高我国社会行为主体的公共理性，从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应该大力提倡“话语民主”，发展公共舆论。提倡“话语民主”，就是要借助现代公共领域，鼓励和提倡通过平等社会行为主体的公共辩论和批判来决定国家和社会的重大事务。“党管舆论”应指党对社会公共舆论、社会思潮的正面、正确的引导，而不是压制，更不是对舆论的专制与垄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多元主义的新时期，党与政府对公共舆论的领导，就是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公共领域的监督与批判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一个好政府的首要问题不在于它管多少具体的事情，而应该把提倡公民的公共精神看成是其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在公共精神的教育与提升方面，公共权力机关应起着表率的作用。公共权力机关只有在公共理性的支配下，在公共领域中与个体公民进行有效的“互动”;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塑造公民的现代性，这样整个国家和社会才有可能具有现代公共理性。没有监督、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及其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公共精神，就不可能形成现代公共理性;没有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只有借助于现代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个体理性才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益形成公共精神，走向公共理性。社会正义是社会行为主体(政党、政府、利益集团、个人等)在公共理性的支配下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性在道德和价值层面的基本的要求。公共理性是公共选择和公共决策具有公共性、正当性、合法性的思维基础，借助于公共理性这个桥梁和纽带，政党理性、政府理性、精英理性、大众理性和个人理性就会在和谐博弈与伙伴相依的互动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特别是执政党理性与政府理性完成了由个体理性向公共理性的转变，无疑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进步、文明与和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结语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的能力。理性可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包括政府理性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一般多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公共理性追求的目标是公共的善，或日是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它在政治层面的表现就是公共选择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理性应该成为调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精英理性与大众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利益集团、大众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执政党和政府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着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和正当性。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理性的现代化，即公共理性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自身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平等、公平与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价值基础;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特别是执政党与政府理性的公共化、法治国家建设、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由路径。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就是包括中国执政党与政府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公共领域的监督与批判中，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作者：史云贵
成功人士常常是有所得、有所失，我们所期望的生活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事业有成，同时有自己的时间去休息、锻炼、学习、和家人在一起。
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兼顾工作与生活，例如个人的工作习惯、依靠团队、建立完善的流程等，这里主要探讨个人效率问题。假设您提高20%的工作效率，每周工作5天，无需加班，就能获得6天的绩效。实际上，您的效率提高可能远远超过20%。
首先要明白，效率的关键在于良好的工作习惯，而不是学会一两个方法，这决非一日之功，但终有一天会实现。建议您进行以下训练：
建立工作列表
随时记下要做的工作，所有事情一目了然。注意： * 区分轻重缓急，先做重要的事情，注重效率更注重效果。 * 设置并重视完成期限，就像对自己的承诺。 * 具体明确，如果太大就分解成简单的工作。 这一方法比较容易，大多数人都可以使用。 作用：
* 既减少记忆，又避免遗忘。 * 能快速着手工作。 * 有效利用琐碎时间。 利用日程安排
当工作列表上的工作很多，让你感到烦乱的时候，就要考虑使用日程安排了。
日程安排与工作列表的不同在于，工作列表只是说明要做什么，而日程还确定了按什么顺序去做，什么时间去做。养成制定日程的习惯有些难度。我们可以：
* 先从时间已确定的事务开始，例如会议、会面等。
* 逐渐培养日程安排能力，根据个人习惯，将事务安排在合适的时间。 * 不要安排得太满，留下必要的缓冲时间。 * 相似的工作在一起，尽量减少角色的变化。
特别要养成习惯，随时利用琐碎时间做一些琐碎的小事。
保持工作焦点和热情
每天早晨先确立今天的目标，让工作焦点清晰，然后以最大的热情地去做。
* 学会调整工作状态，用积极的意识去激发热情;
* 想办法避免干扰。各种兴趣爱好很影响工作状态，把它们放到合适的孤立的时间段，例如午餐之后午休之前，或者重要工作完成之后，不要放在重要时间段之前。
建立时间价值观念 心中清楚什么事情值得花时间去做。学会权衡和取舍。
把时间用于你的家庭、社交等方面，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带给你的收获可能很高，不要轻视这些价值。更不要吝啬锻炼身体的时间。
而在许多时候，可以花钱买时间，例如偶尔不做晚饭了，去餐馆或叫份外卖。
看看你的时间价值几何
你一天的有效工作时间有6个小时吗?
但是省下的时间用于有价值的事情才体现了时间的价值。
遇到难题寻求帮助
有时我们会面临一些难题，如果您陷在一个思路中，可能会空耗时间，这时不妨同他人沟通一下，听听别人的见解，或许有更多的解决思路;
或者您对一个难题有了一个思路，也应该立即与他人沟通一下，验证思路。一般的，在前期发现问题比后期改正问题要节省数倍的时间精力。
分解复杂工作
如果遇到难题就一筹莫展，那就是在浪费时间。对复杂的工作，善于分解，分而治之。如果做不到，可以寻求他人的协助，或暂时搁置。
展开多个工作线索
在某一时刻，你需要集中精力专注于一件事情。但某一段时间，最好有多个工作线索，如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有两种情况适合这种方式。 1. 遇到思路阻碍时可以暂时搁置，等经过酝酿之后有了思路再做，有些难题可能在你放松思考的时候会迎刃而解。
2. 提前考虑下一步工作思路，当前工作完成时，下一步的大思路也清晰了，可以立即着手去做，同时，开始思考再后一步的问题。
多个工作线索也可能使你思绪繁杂，这需要合理安排。
量化目标完成情况，不断改进
记录并量化工作完成情况(如果有工作列表就简单了)。用数字掌握自己的工作价值情况，然后：
* 改进， * 改进， * 改进。
例如从每天重复的事情中省时间：
1. 安排好上下班时间，找到最快的方案。如果您坐公交车，不妨观察一下发车规律，减少等待时间，同时也有效利用这段时间，例如听听有声资料。
2. 对下厨房的朋友，想办法怎么省时间。
将省下的时间用于有价值的事情，最好有一个列表，否则有时一下子想不起来现在可以做什么。
给自己适当的压力 适当的压力如果使人精力集中，反而会更轻松的解决问题。过大的压力让人烦躁，就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了。但大多数情况，对压力的反应在于我们自己的意识，而责怪环境或公司肯定无济于事。所以，面对压力最好暗示自己，激发积极兴奋的心态。
如果公司采用了任务管理制度，使工作更透明，责任更明确，完成期限也作了明确规定，这会给人一种压力。应该适当利用这种压力，而不是消极抵制。养成高效的工作习惯于己于人都有利。
现代企业越来越把做事的条理性作为一项主要的考核指标来考察新进来的员工，甚至在面试的时候就会有意识地观察你是不是具备这样的能力。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在单位里忙得团团转，可是当你问他忙些什么时，他却回答不出来，只说自己忙死了。对一个企业来讲，不需要一个看似整天忙忙碌碌实则一事无成的员工，这样的人就是瞎忙，做事没有条理性，一会儿做这一会儿做那，一件事情没有做完，又跑去做另一件事，结果第一件事情又要重新来做。不仅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还浪费心情，而对于自己的能力却没有半点提高，甚至稍微复杂一点的工作都无法完成。
同样一个目标，有的人能完成，有的人却不能完成。这并不完全是能力问题，而是有人不懂得有计划、有条理地把目标具体化和细化，脑子里老想着这么大的一个目标怎么能实现。可见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做事的条理性这方面加强自己，就能够在做事的时候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再难的事情也不在话下了。
很多人每天都有太多的想法，有太多想去做的事情，可是等到每天日落西山，躺到床上后才想起来自己有那么多的事情忘了去做，然后开始不住地埋怨自己：“这是怎么啦?为什么想好的事情都忘了去做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工作太缺乏条理性，整天忙碌却感觉不到收获，没有一点成就感。原因找到了，该怎样去解决呢?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工作做得有条理一点?如何才能让自己劳有所获呢?以下几点是我们需要做的：
首先，遇到事情，我们要先分析，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做这件事情有哪些方法，哪种方法最好，需要注意哪几个方面。
其次，统筹规划，理出做事的提纲。最好拿出笔和纸，或者直接敲在电脑里，把我们要做的事情一件件记下来，然后分清主次，哪些先做，哪些后做，一定要弄清楚，这样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就会有规矩可循。就像上学的时候写作文，先列出行文提纲，再动笔写。形成有条理和分类的工作习惯，就会提高工作效率。
最后，一件事情做完了，要有总结。这很重要，很多人事情做完了就不管它了，在做事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犯了什么错误，也不想一下，以至于下次做同样的事情时错误照犯。其实，总结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关键是要养成习惯，通过总结，我们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后再遇到类似事情的时候，处理起来就容易多了。
科技理性，也称为“技术理性”、“技术兴趣”、“工具理性”，是通过符合规律(规则)的行为而对环境加以控制的人类基本属性，它指向环境的控制和管理，其核心是‘控制’, 控制的目的是提高效率。它首先将环境作为客体，进而将人也视为客体，主要目的在于对环境和人实施有效的控制。
教育价值观：追求科技理性或以之作为罗盘来引导教育思想,作为标杆来衡量教育理论的价值,强调“控制” 、“效率”的中心地位,强化一种现代科学十分青睐的确定性、普适性、控制性的教育模式。
价值取向评价：在“科技理性”下,人们追求控制,追求效率，学生的存在价值被严重忽视。“科技理性”这种价值取向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忽略了活动过程本身的价值
实践理性，是建立在对意义的‘一致性解释’的基础上、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理解环境的人类的基本理性，其核心是“理解”，它注重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教育价值观：与“科技理性”相比,在“实践理性”下,人们对学生阶段的定位有所变化。学生不再只是受控制的对象,其主体性得到了较大的尊重和提升,实践理性比较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价值取向评价：学生在理解具体情境过程中参与课程创设,在实践中丰富自身经验,获得对自身价值的理解，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学生阶段的存在价值。但是, “实践理性”阶段学生只是被部分地理解而不是全部内容,本真内涵与意义只是被或真或假、或是或非地不清晰地理解,没有如其本来面目地理解而达到其“应然”状态。
解放理性，是人类对“解放”和“权力赋予”的基本理性。是通过对社会构建的批判性分析与研究而形成自主的行为，兼具自主与责任双重属性，其核心是对主体给予“权利”。 教育价值观：在“解放理性”下, 课程失去了普适性、确定性、控制性、线性和序列性等现代主义课程的特征,而更加突出其非确定性,非线性和多元概览等特性,教师与儿童真正成为课程的主体。学生通过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可靠性,批判性的洞察而从事自主行动。
价值取向评价：学生不再是被动地充当媒介和桥梁,不再是“教师工人们”工具,原料,被加工品和容器。在此理性下,学生的主体性 , 创生性在教育情境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 他们通过对课程的自我创生与理解, 是自主、生长与独立 , 是自身的释放与解放。
当前，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应在教育目的上坚持以人的发展为本，在教育目标上追求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在课程设计上彰显人本化、个性化，在课程文化上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在课程内容上实现现代化、综合化、生活化，在课程实施上以科学探究为核心，在课程评价上体现多元化。为了满足学生发展的不同需要以及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借鉴发达国家的科学课程设计经验，根据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区域性发展的特点，中小学科学教育课程应是多形式的结构，强调灵活性、多样性和选择性。
当前正在实施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确立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价值目标，强调学生对知识的探索和体验，提倡研究性学习和探究能力的培养，设立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管理机制，还特设了研究性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注重学校和教师自主开发课程和组织课程实施。对学生的评价不再仅仅看学习成绩和分数，而是强调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有机结合。这体现了课程实施取向的深刻变化，由过去单一的忠实取向向相互调适取向和创生取向转变。
行为目标价值取向：本质上是受“科技理性”的支配，体现了“唯科学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它以对行为的有效控制为核心。
行为目标所体现的唯科学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有很大的缺陷
使得把课程开发、教学设计、人的学习过程之间的有机联系割裂开，使得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的创造性、人的学习的主体性则被泯灭了
生成性目标价值取向：对实践理性的追求。
强调学生、教师与教育情境的交互作用中不断产生出课程与教学的目标。
表现性目标价值取向：是对解放理性的追求
价值：强调学生个性发展与创造，自主性和主体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指向人的自由和解放
三种取向的比较及启示
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相互适应取向，课程创生取向的关系：(281-282页)
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相互适应取向，课程创生取向共成一"连续体"，
连续体的一端是计划的课程，对应着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另一端是创生的课程，对应着课程创生取向、中间是修改的课程，对应着课程实施的相互适应取向、三种取向是包容与超越的关系：相互适应取向是对忠实取向的超越，课程创生取向是对相互适应取向以及忠实取向的超越、课程实施研究从忠实取向经相互适应取向发展到课程创生取向，反映了人们对课程变革的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
如何评价课程实施的三种取向 (282-283页)
(1)三种取向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课程实施的本质。忠实取向强化了课程政策制定者和课程专家在课程变革中的作用;课程创生取向把处于具体教育情境中的教师和学生在课程开发，课程创造中的主体性解放出来;相互适应取向把外部专家所开发的课程与对这种课程产生影响的学校情境，社区情境的因素均予以考虑。所以，三种取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2)三种取向各有其局限性。忠实取向把课程变革视为线性地实施预定的课程计划的过程，使课程变革成为一个机械的、技术化的程序，抹杀了课程变革的直接参与者——教师和学生的主体价值、相互适应取向带有折衷主义色彩，它在兼具其它两种取向的优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它们的局限性、课程创生取向具有浓厚了理想色彩，它要求教师要根据具体情境的特殊需要创造自己的课程，要求学生也应成为课程的主体，由于对实践界的要求太高，它的推行范围也就很有限。
(3)从忠实取向到相互适应取向，再到课程创生取向，意味着课程变革中从追求"技术理性"到追求"实践理性"，再到追求"解放理性"，这体现了课程变革的发展方向。
从课程实施三种取向之关系看我国课程改革(283-284页)
课程实施的三种取向为我国的课程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应把课程实施研究纳入课程变革之中，使之成为课程变革这个系统的有机构成(2)课程变革应将具体教育情境和社区情境的因素纳入自身之中，相应地，课程变革政策应具有变通性(3)课程变革必须最大限度地弘扬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参与精神，这是课程变革成败的关键。
从影响课程实施的基本因素看我国当前课程变革中存在的问题(293页)
(1)一项课程变革计划能否得到成功实施，取决于该课程变革计划本身的特征，学校的特征，学区的特征，外部环境的特征四类因素间交互作用的状态与水平。
(2)课程实施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是：①四类因素缺一不可;②四类因素间交互作用的状态和水平是理想的，即是说四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动态作用能够产生合力。
(3)纵观我国当前的课程变革现状，在这四类因素中都还存在一定的欠缺、故应该努力在这几个方面进行改革，给课程变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以保证课程变革能够顺利实施
陈思丹
09经济(医药贸易与管理方向)113200920110069
摘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范式。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本文旨在从经济学意义上剖析个体理性对集体理性的背离，分析其矛盾的产生，探讨其矛盾的解决。实现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其根本途径在于设计有效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公共品;博弈;制度
1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
1.1 个体理性
为了能够生存，人必需对自己的生存进行谋划、算计和寻找给予本体安全感与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个体理性的基本行为目标。通常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效用、安全、自由。经济学主要研究效用问题。个人的生存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追求效用满足感的过程，因此总会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将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目标，如此行为即所谓的个体理性。[1]为了更接近真实世界的情况，当代经济学家更多关注的是不完美个人理性。[2]
1.2 集体理性
集体理性是一个以群体利益为出发点的追求效用的行为，它追求的目标是高效率、内部稳定和成员间的公平。通过生产和配置努力提高人们活动的效率，即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多的效用，是集体理性的基本行为。集体的稳定是集体存在的关键，协调好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保证集体稳定的核心条件。对于一个集体而言，效率和公平缺一不可，追求效率最大化和成员间的公平理所当然成为集体理性的表现形式。
1.3 二者矛盾的根源
现实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总是存在着矛盾：个体理性必须以集体理性为基础，但集体理性的获得或保障却可能是以个体的非理性为代价，集体理性必须以个体理性为前提，但个体的理性行为却未必能保证集体的理性状态。由于个人所掌握的信息不完全，个体理性总是有限的，从而导致决策时往往忽视一些长远的，公共的利益。著名的“囚徒困境”、“公用悲剧”、逆向选择理论、不可能定理等都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背离的重要佐证。其实，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基本根源在于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集体利益和集体理性不过是个体利益对立与冲突的建制化，组织化的表达。[1]个体利益的冲突来源于资源的稀缺, 稀缺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 利益的冲突也就不能消除。在现代社会中,利益冲突比较文明的体现是市场竞争。竞争本身也存在合作性竞争和非合作性竞争两种。合作性竞争可能导向集体理性,非合作性的竞争则必然导向集体的非理性。[3]
2 公共品提供的困境的解释分析
假设整个市场中仅有张三和李四可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张三和李四都是经济人，即希望以最小的付出得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之间是策略性依赖关系。现以张三的角度来分
析一下这个困境问题。如果情报显示李四会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张三也提供的话，得到的利益是4个单位;不提供，得到的利益将会是9个单位，所以，张三选择不提供。反之，若情报显示李四不准备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则张三提供的话，给予了李四搭便车的机会，张三将损失1单位的利益;不提供，则不得利，也不损失。显然，两种情况下张三都会选择不提供。
如果两方的决定是同时做出的，或是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情报，只能靠揣测来做出决定的话，将出现下面的情况。同样是站在张三的角度，在假设李四提供与不提供的概率都是1/2,若张三做出的决定是不管李四提不提供，都将提供，则张三的得利是4×1/2+(-1) ×1/2=3×1/2=1.5。若张三做出的决定是不管李四提不提供，都不提供，则张三的得利是9×1/2=4.5。根据上面两种情况，显然不管李四最终提不提供，张三的最优策略都是不提供。上述只是第一轮博弈的情况，在第二轮博弈中，双方都更加倾向于不提供，则提供的概率会小于1/2，而不提供的概率大于1/2，则提供的得利越来越小，而不提供的得利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双方不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是任何情况下的最优策略。所有博弈方的最优策略组合是(0,0)，达到了纳什均衡，没有任何博弈方愿意偏离这种状态。此时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不足的，私人部门的理性选择最终使得其整体福利受损。
可以看出，还有一种组合(4,4)，与(0,0)相比，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了8个单位。从(0,0)到(4,4)的改进，是博弈双方及社会公众所期望的，在这种过程中，只有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我们称之为“帕累托改进”。这种改进只有在双方都自愿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要做出“提供”的决定，实际上是很艰难的，要承受很大的风险。所以，在没有足够的信任下，对大家都有利的(4,4)组合是很难形成的，即便形成了也是很难维系的。因为一旦有人违约，这种脆弱的关系便难以为继了。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个体，张三和李四是理性的，但作为集体，它们又是非理性的。这就是囚徒困境下，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悖论。如果大家都只从自己得益多少出发考虑问题，大家都只是打自己的小算盘，结果是谁都不作为，结果锁定在“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无法实现合作双赢的结果。[4]集体非理性行为中的理性行为个体，我们称之为“理性的傻瓜”。
3 如何实现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3.1非合作性博弈问题的解决就是寻求合作之路
博弈可以划分为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是效率、公正、公平;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体理性，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囚徒困境”是非合作博弈的一个典型模型，“公地悲剧”同样也是个体理性导致的结果。
一块公共的牧地本来可放50只羊，超过了这个放牧量就会导致这块公共牧地严重退化，最后的结果将导致这个牧场最后放不了羊。假设这块公地有10户人家，每户人的放羊是5头，但是每户选择的最优策略是放尽可能多的羊，因为他可以获取通过饲养牲畜所产生的直接受益，但是仅承担一部分来自过度放牧的成本。[2]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将导致牧场严重退化，最终放不了羊。
非合作博弈有着一些基本假设，比如资源稀缺、经济人、共同知识和互相不信任等。资源的稀缺是人类生活的事实，自然界并不能主动满足我们的需要。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仅仅考虑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满足不了每个经济人的这种利益，结果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产生各种利益冲突，当个体之间没有达成共识，互相之间不信任时，必然导致非合作性博弈，这是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个体的最大自然偏好也满足不了。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非合作博弈所产生的集体理性缺失往往造成效率低下。与非合作博弈相反的是合作博弈，亦称正和博弈，是指博弈各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其他方的利益有所增加，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集体理性，是效率、公平和公正。[5]如何克服不信任显然是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的通路。关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表面上是描述非合作的规律，更深的目标其实是寻找合作之路。事实表明，只有合作才有最佳的共同结果。[6]
3.2 制度的建立
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般是指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戒律、规章等的总和它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构成。好的制度是一个共同体成员自由选择的一个均衡结果，它使得每个成员在理性地思考自己利益的同时，总是没有积极性愿意打破这一均衡。制度作为一种中介和途径，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双向互动：我们要保证集体理性必须依靠制度;同时，我们要获得个体理性，也必须通过制度。制度一方面塑形和保证集体理性，另一方面也生成和扩展个体理性，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达到一种前进式、积极的统一。[5]
3.3 制度建立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3.1 组织的构建
制度与那些受益于制度的人在一起被称为组织，它可以是社团、协会、地区、国家等。它是个体为了自我利益最大化共同同意成立或者参与，它的意志是组织中个体利益的集中表达，同时也对个体起着约束和规范的作用。由于一致同意，组织的行为在个体之间具有权威性，组织内的个体对组织的行为都会遵守和合作。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增进集团中成员的共同利益,组织的高效率意味着提供和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5]Miller将管理者有技巧的、有责任心的领导能力看作是实现合作的重要因素。[2]
3.3.2 从有限到无限
囚徒困境的经典解法是将一次或有限次重复博弈演化为无限次重复博弈。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下，两博弈方采取触发战略：在第一阶段选择提供，在第t阶段，如果前t—l阶段的结果都是(提供，提供)，则继续采用提供策略，否则采取不提供策略，也就是说，双方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总是先试着合作，第一次无条件选择提供，如果对方也是合作态度，则坚持选择合作的提供，一旦发现对方不合作，也用不合作来报复，以后永远选择不提供。以这种方式迫使对方一开始就选择提供，达到双赢局面。对于私人部门而言，尽管它不可能无限期存在，但它的决策取决于它对未来的预期。处于正常状态的私人部门会预期下一期自己仍然存在，面临同样的决策，做出同样的预期，这就使得私人部门可能进入无限次重复博弈。关键的问题在于贴现率，如果贴现率不足够高的话，参与人就会选择注重当期利益的策略，使得公共品的供给再次陷入囚徒困境，如果每个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所得都是微不足道的，参与人有积极性与对方合作，并惩罚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7]
3.3.3 相互信任
信任,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值得信任的个人或团体意味着他们寻求实践政策，道德守则，法律和其先前的承诺。卢曼给信任定义为：“信任是为了简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信任能够促进公共品困境中的合作的结论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在个人的得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他人的行动的相互依存的情形中，个体理性的行动的选择取决于他人的行动，并最终取决于他人的偏好。具体而言，囚徒困境中的囚徒应理性地做的事取决于他与另一囚徒的信任关系。如果囚徒有理由信任对方，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对他们来说就是理性的。[8]如何做到信任呢?⑴运用抵押做出可置信承诺;⑵建立品牌效应;⑶主动提供信息⑷采取针锋相对策略
3.3.4 有效的沟通
沟通能够传递信息，能够有效沟通的群体其合作也更多。其原因主要是有效的沟通：(1)有助于人们交换对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的博弈结构的理解，说明相互合作是对大家有利的，而相互背叛是对大家不利的，以协调他们对相互合作均衡的预期。(2)使人们有机会对他们的合作行为作出承诺，减少对方对背叛的恐惧，诱出对方的承诺，减少对对方背叛的恐惧。(3)有助于人们说明他们在过去为什么会那样决策和他们如何从错误中学习。(4)提供了道德劝说的机会，如诉诸什么是要做的“正确的”或“恰当的”事情。(5)可能创造或强化群体的身份意识。[8]
3.3.5 群体规模
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集体理性的实现有两个条件：一是组成集体的个体不宜过多，二是具有促使个体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9]大量研究发现，合作率随群体规模的增大而降低。其可能的原因很多：(1)群体规模的增大分散了背叛导致的伤害，同时，也使通过策略性行为塑造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加困难，而匿名地背叛却变得更容易。(2)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也可随群体规模的增大上升。因为，沟通和协调各群体成员的行动会变得更加困难。(3)个人行动的效能和可见性会随群体成员的增多而被稀释，同时，监督和制裁他人的行为会变得更有挑战性。[10]
3.3.6 奖惩制度
公共品困境中的背叛者之所以背叛常常是出于对合作所进行的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因此，如果公共品困境中的博弈者有能力惩罚背叛者，使其成本大于收益，则合作更加可能。而对于守信者，可以给予适当的物质补贴及精神奖励，肯定、提倡、诱导合作行为。
3.3.7 适当的技术防范
对于上述“公地悲剧”问题，可以适当设置监督机构，以监督个体的行为是否符合既定准则。对于“公地悲剧”产生的污染问题，一个激进的方式就是禁止使用某些特别的化学物质。或者，通过规定既有的或潜在的污染者必须采取适当的技术防范设施，限制对空气的污染。[2]适当征收“环境税”和允许“排污权交易”，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激励”人们减少环境污染的作用。
3.3.8 公平
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及最后利益的分配要让每一个参与者认同并且感知到是公平的。人们对公共品的贡献倾向与他们感知到的公平程度成正比。因为，根据GEF模型，公共品困境中的人们在决策时同时受到贪婪、效率和公平三个动机的约束。贪婪动机表现为尽可能少地贡献于公共品，效率动机表现为贡献在数量上与创造和维护公共品所需资源相等的资源，公平动机表现为在感受到公共品的分配是公平的时候较之在感受到公共品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时候，人们愿意更多地贡献于公共品。由于贪婪受到感知到的公平的约束，即使博弈者不贡献会更好，他们也会倾向于贡献，而且公平的考虑会使他们的贡献倾向明显地受到他人将贡献多少的预期的影响。如果博弈者预期他人将不贡献，他们可能认为只有他们贡献是不公平的，因而也不贡献。当然，博弈者也可能认为在他人贡献时他们不贡献是不公平的，而贡献于公共品。重要的是，公共品的分配原则对人们感知到的公平有明显的影响。[10]
3.3.9 信誉机制
有关信誉机制的研究表明，信誉机制要想自我实现，必须同时满足三个基本条件：(1)当事人有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信誉就是当事人牺牲眼前利益追求长远利益)。(2)信息传播渠道通畅，人们能够方便地查询到交易对方的信用状况。(3)人们有积极性去惩罚失信一方。例如在一个小村庄，张三向李四借了10块钱，他们之间无需书面的合同或借据，甚至没有说清还款的日期。但李四并不担心张三会赖帐，因为，如果张三真的不还钱的话，李四就会把此事张扬给全村，张三就不可能再借到钱了。为了能继续借到钱，张三
一定会信守承诺按时还钱。在这个信誉机制中，可以清楚的体现出上述三个基本条件。[11]
3.3.10 面对差异化：走向“智猪博弈”
对于有差异的个体，“智猪博弈”的均衡是其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选择。“智猪博弈”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合作博弈。尽管小猪仍旧是依据个体利益最大化做出行为决策，但大猪在依据小猪的行为做出决策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增进了这个集体的福利，所以，二者实现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的均衡。[1]
4 值得注意的两点：
(1)“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均具相对意义，即“个体理性”中的“个体”不仅指自然人，也指大集团中的小团体，而“集体理性”中的“集体”在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时，则转化为个人。从帕累托改进的意义上说，当集体成员的数量严格小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数量时，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是一件“好事”，尽管它对该集体的成员而言是一件坏事。在囚徒困境中，尽管二人都坦白使囚徒集体的福利减小，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是有益的。同理，令商家痛苦的价格战却使广大消费者从中受益。[1]
(2) 即使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同样无法避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例如《麦琪的礼物》，吉姆和德拉出于无私爱心的利他主义行为，结果却使得双方的利益同时受损。自私的社会有“囚犯困境”，无私的社会也有“麦琪礼物困境”。[12]这是因为，纯粹的利他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利己的，当事人追求的是心理回报，这也是个体理性的表现。
5 结语
本文认为个体理性就是个体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而集体理性追求的基本价值是效率、稳定、公正公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从“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公地悲剧”两个典型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矛盾，其根源在于再资源稀缺的背景下，个体没有约束的最大化自己的偏好，个体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互相不信任，结果导致行为决策的不合作。这就需要在组织的框架下个体之间形成一套有效率的公正公平的制度，完成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通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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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Richter&E.G.Furubotn《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P4.《上海人民出版社》.[3]王苏珂《个体理性引发的集体非理性——解读经济危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6 月第11 卷增刊
[4]王则柯.《博弈论平话》.《中信出版社》. 2011. P26
[5]梁伟.《博弈论视角下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进路》.《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10期.2009年10月
[6]欧国立.《合作博弈、集体理性与城市交通效率》.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第1期.2009年1月
[7]宋维佳. 《走出困境：公共品供给的博弈分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4期. 2003.[8]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9]魏 姝《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南京社会科学》..1999.17 [10]孙鳌、陈雪梅《公共品困境：类型、因素及对策》.《江淮论坛》2009.4 [11]杜晓堂.《一个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悖论》.《中国大学生就业》.2003(4) [12]刘正山.《囚徒困境与理性悖论》.《国际金融报》.2002年09月06日第十八版
作为一名企业中层管理者，您的工作有条理性吗?做到高效工作了吗?遇到问题时，您具备怎样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您的工作有计划吗，是否严格按照计划行事呢?在与上下级、与其他部门进行沟通时，你是否遇到了瓶颈?您的每一个决策是否是准确有效的?您的综合能力是否明显强于他人?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分次通过“管理知识文章分享”与您一起探讨。 今天与您分享探讨的主题是——工作条理性
工作的条理性
一、 基本概念
首先，遇到事情，我们要分析目标是什么，做这件事有哪些方法，哪种方法最好，需要注意哪几个方面。
其次，统筹规划，理出做事的提纲。最好拿出笔和纸，或者直接存在计算机里，把我们要做的事情一件件记下来，然后分清主次，哪些先做，哪些后做，一定要弄清楚，这样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就会有矩可循。形成有条理和分类的工作习惯，就会提高工作效率。
最后，一件事情做完了，要有总结。这很重要，很多人事情做完了就不管它了，在做事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犯了什么错误，也不想一下，以至于下次做同样的事情时仍然犯同样的错误。其实，总结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关键是养成习惯，通过总结，我们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时，处理起来就容易多了。
二、工作条理性的训练
1、建立工作列表
随时记下要做的工作，所有事情一目了然。在建立工作列表后，我们必须注意：
(1)建立工作列表的原则 区分轻重缓急，先做重要的事情，注重效率更注重效果。其中有两点：
1)设置并重视完成期限。就像对自己的承诺，在制定完成的时间时，要综合考虑自身的情况，制订出可以具有一定挑战性又能够通过努力顺利完成的工作任务表，并严格遵照任务要求按时完成它。
2)具体步骤要明确。如果太大就分解成简单的工作，任务往往是由很多简单而具有关联性的工作组合在一起的，将具体的操作思路、步骤、流程细分后，我们就可以量化了，做到了胸有成竹。这一方法比较容易，大多数人都可以使用。
(2)建立工作列表的作用
当制订工作列表成为习惯后，复杂的任务就变得简单起来，具体表现为：
1)既减少消耗在记忆各种事情衔接上的精力，又避免遗忘某些步骤而造成返工所带来的损失。 2)能快速着手工作，清晰的列表能迅速而明显地提示你第一步工作从什么开始，最后一步到哪结束，
减少了构思和准备的时间。
3)有效利用琐碎的时间，每一个细部分支在界定了时间与效果的要求后，零散的时间变得更加高效就成为必然。
2、利用日程安排
当工作列表上的工作很多，让你感到烦乱的时候，就要考虑使用日程安排了。日程安排与工作列表的不同在于，工作列表只是说明要做什么，而日程还确定了按什么顺序去做，什么时间去做。养成制订日程的习惯有些难度，但我们可以从简单的日程安排开始，再逐渐完善。
1)先从时间已确定的事务开始，例如会议、会面等。将这些已经确定的事务所占用的时间块进行有效管理、合理分配。
2)逐渐培养起日程安排的能力后，就可以根据个人习惯，将各项事务根据紧急和重要的程度安排在合适的时间段上。
3)渐渐地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效率在提高，但必须注意的是不要将日程安排得太满，留下必要的缓冲时间以备一些突发事件及安排一些自我休息的时间以保证效率的持续性。
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日程安排上，相似的工作应尽量放在一起，这样可以减少角色的变化而保证工作状态的稳定性。
5)优秀的日程安排需要养成一种习惯，随时利用琐碎的时间做一些琐碎的小事，高质量的工作效果往往来自我们对事务细微处的精心处理。
3、保持工作焦点和热情
每天早晨先确立当天的目标，让工作焦点清晰，然后以最大的热情去做事。其中应做到：
(1)学会调整工作状态 用积极的意识去激发热情，在任何工作中都蕴含着成就带来的满足感和困难带来的压迫感，强调积极的一面，就会产生良好的愿望，由愿望引发热情，由热情带来更好的结果。
(2)想办法避免干扰
日常工作中往往有各种各样的琐碎事务在影响着工作进度，但是有研究证明更大的影响因素来自于人们面对的各种诱惑，比如各种兴趣爱好就会影响到工作状态，把它们放到合适的孤立的时间段，例如午餐之后午休之前，或者重要工作完成之后，而不要放在重要时间段之前。
4、建立时间价值观念
心中要清楚什么事情值得花时间去做，学会权衡和取舍。把时间用于你的家庭、社交等方面，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带给你的收获可能很高，不要轻视这些价值。更不要吝啬锻炼身体的时间。在许多时候，可以花钱买时间，例如偶尔不做晚饭了，去餐馆或叫份外卖。
5、考量时间价值
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有6个小时吗?在一些高效的公司内部，常常加班并不被公司文化所认同，如果
你能够在6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做完普通公司员工一天的工作量，那么你会被认为是一个高效的工作完成者，但是对于省下的时间，我们怎么看待呢?只有将其用于有价值的事情上才能体现时间的价值，否则，在一天的时间里，你和普通员工贡献的价值又有什么区别呢?
6、遇到难题寻求帮助
有时我们会面临一些难题，如果陷入一个思路中，可能会空耗时间，这时不妨同他人沟通一下，听听别人的见解，或许有更多的解决思路;或者你对一个难题有了一个思路，也应该立即与他人沟通一下，验证思路。一般来说，在前期发现问题比后期改正问题要节省数倍的时间和精力。
7、分解复杂的工作
如果遇到难题就一筹莫展，那就是在浪费时间。对复杂的工作，善于分解，分而治之，将能够完成的部分很好地完成，并从完成的过程中寻找其他部门的思路，事务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联系，也许答案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如果做不到，可以寻求他人的协助，或暂时搁置，没有必要在不可能完成的事务上浪费本可以完成其他工作的时间。
8、展开多个工作线索
在某一时刻，你需要集中精力专注于一件事情。但某一段时间，最好有多个工作线索，如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有两种情况适合这种方式，一是遇到思路阻碍时可以暂时搁置，等经过酝酿之后有了思路再做，有些难题可能在你放松思考的时候会迎刃而解;二是提前考虑下一步工作思路，当前工作完成时，下一步的大思路也清晰了，可以立即着手去做，同时，开始思考再后一步的问题。多个工作线索也可能使你思绪繁杂，这需要合理安排。
9、量化目标完成情况，不断改进
记录并量化工作完成情况(这一步正是建立在工作列表的基础上)。用数字掌握自己的工作价值情况，接下来应该清楚提高价值的方法：一是改进，二是改进，三还是改进。
例如从每天重复的事情中节省时间：安排好上下班时间，找到最快的方案。如果您坐公交车，不妨观察一下发车规律，减少等待时间，同时也有效利用这段时间，听听有声资料。
通过每一次的改进，我们节省出更多的时间，将省下的时间用于有价值的事情，在此时最好也有一个列表，否则我们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现在可以做什么。
10、适当的压力
过大的压力让人烦躁，会影响身心健康。而适当的压力如果使人精力集中，反而会更轻松地解决问题。但多数情况，对压力的反应在于我们自己的意识，而责怪环境或公司肯定无济于事。所以，面对压力最好暗示自己，激发积极兴奋的心态。
如果公司采用了任务管理制度，使工作更透明，责任更明确，完成期限也作了明确规定，这会给人一种压
力。应该适当利用这种压力，而不是消极抵制。养成高效的工作习惯于人于己都有利。
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必知
2013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技巧之如何提升面试答题的条理性
2013-01-18 16:12http://jls.huatu.com/ 作者：zmm 来源：华图教育
【导读】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交流群：20646399
5在公务员面试中，答题具有有逻辑性，也是说话有条理，可以令考官快速清晰的提炼出考生所要传达的题点，不会产生误解，从而增加面试胜出几率。所以提高自己答题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对我们提高面试成绩有很大的帮助。很多考生在考场上回答问题时总是想一股脑地把什么都告诉考官，生怕考官听不明白，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每至于此，心里也就愈发着急，也就想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话也就越说越多，每次都要“说半天”，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心理障碍，导致大部分考生失分现象严重。那么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表达更具有条理性呢?吉林华图(http://jls.huatu.com/)给考生如下建议：
首先，考生要知道自己要说的是什么，在回答之前确立答题主线，确定自己的答题内容紧紧围绕于此。考生只有明确自己要说的东西是什么，表达才会连贯、有条理，考官才会觉得考生的回答逻辑性很强。布局好答题框架和思路之后，然后在说话之中按照顺序落实。
第二，答题时可以采用“列点”方法。利用“第
一、第
二、第三”“一是、二是、三是”等字眼来回答，可以让考官觉得考生的回答层次清晰、逻辑思维能力强。胡锦涛主席发言时经常会说“我们的原则是，
1、
2、
3、等。大部分领导人在答记者问时，也通过这种表达方式令自己的表述更加清晰全面。
第三，文字简练明确,不过多赘述。对于逻辑性和条理性特别差的考生，答题时可以 “单刀直入”，是什么就说什么，别费口舌去作“背景介绍”。此外，多用用“只有…才…”“因为…所以…”“如果…就…”等关联词，把所要说的内容串连起来，具有连贯性才显的具有逻辑性。
公务员笔试结束以后，考试可以充分利用面试之前的时间，有意识的去训练和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和说话的条理性。在这里给大家提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首先，平时多参阅具有逻辑性的文章，看看别人怎么写的。可以将所阅读文章归纳出要点和难点。通过这种训练，不仅能提高学习的能力，而且对平时我们看问题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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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归纳推理能力都有非常有益，经过一个时期的有意训练，逻辑思维能力会大大提高。
第二，要勤于思考，多联系逻辑思维。思考为什么(因果关系)，思考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分析问题，做出判断，为自己的判断寻找合适的、充分的理由。每当我们需要了解和解决某件事时，都去认真分析其因果关系，一次又一次，考生会发现，自己的解决问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第三，抓住一切机会讲话，锻炼口才。可以找到辩论能力强的人，经常就一些观点话题进行辩论和探讨。每天训练自己“三分钟演讲”一次或“三分钟默讲”一次。此外，平常说话要留心留意，要有表达好的意识。
逻辑是进行正确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更是面试中获取高分的必备要素之一。在审题正确的前提下，条理清晰有助于获得考官良好的印象。反之，逻辑混乱，往往使思想陷于混乱的境地，容易增加紧张情绪，不利于考生的正常发挥。提高答题条理性需要平时多加训练，不断总结答题规律和经验，熟练运用答题的方法和技巧，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华图教育 张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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