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主义的合理性

论自由主义的合理性（精选8篇）

论自由主义的合理性 篇1

强制取得富人的收入等价于强制劳动的观点还有待商榷，我个人认为自由主义者在这一方面太武断，仿佛愤世的诗人做出的仔细考查起来并不严谨的比喻句。收取收入意味着夺走他们一部分收入，这部分用于必要地国家建设和补助贫困以外如果还有结余那当然是不够合理的，这样的夺走只能是夺走金钱，而这笔金钱很难机械地等价于纳税人的多少时间的劳动，所以不能说是在剥夺纳税人的劳动，况且假如纳税人不想纳税可以不去工作啊。自由主义者在这里有些过分地要求自由了，人在社会中生存必然要牺牲一定自由，人没有社会中的绝对自由，因为法律、道德、政府在限制他，使他的行为能够有利于至少是不阻碍全人类的生存发展。按自由主义者的说法，我们完全可以说法律中对我们做出任何形式的超出道德基本要求水准的要求的条款是剥夺我们自由的东西而任意践踏。当然，他们所探讨的是在道德以上的自由，即在保障了符合道德的情况下讨论人们的自由问题。如上面所说的纳税问题，纳税人不额外地纳税也不能算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充其量是一种违反了议会规定的法律的行为，而这种法律既然是由人制定的，就有可能违背道德（特别是自由），因为它不是道德本身，而是建立在基本公认的道德之上的人类普遍契约。假设一个人见到另一个遇到生命危险，他有能力拯救那个人，但是因为拯救行动会对自己造成损失所以就不去救援，这种行为必然会遭到世人谴责，但在这里他并不犯法。这种情况中，对人们的要求是道德的而非法律的；而前面提到的纳税的情况中对人们的要求则正好相反，是法律的而非道德的。可见，道德与法律并非如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同步，而是各有要求。当然，法律毕竟还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但法律中还是有些东西高出了道德的基本要求，比如开车系安全带的法律在道德方面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求。所以说在不同情况下要区别对待，根据人们对道德和法律中的更多的一方要求行事。回到自由主义的问题上来，自由主义呼吁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自由呢？这种自由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实现的呢？到底有没有一条准则能够说明？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么关于自由主义的呼吁是否合理的命题就自然解开了。

自由主义声称富人没有义务去进行额外纳税，即是表明富人那不明显的见死不救并不是违反道德要求的。这不违反道德要求完全是因为人们不会去对这些不属于传统的和明显的道德问题进行研究和规范并达成一致。因为这里这个问题在人类几千年的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它难以进入世人的视野，如今这个贫富悬殊的年代里，那些富人也不是紧邻着穷人生活，因此可能并没有对于穷人生活的潦倒的认识，除了穷人外的世人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无数面临死亡威胁的人们需要富人的援助，这样一个不明显、不张著、不直接的矛盾很难让人们从道德层次上加以规定。首先提出这样的要求（劫富济贫式的再分配）来的是那些穷困、受压迫的人们以及期望改变社会的政治（学）家们、经济学家们，自从凯恩斯主义兴起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在分配原则已经广泛地成功立法，使之成为法律要求。

严格来说，这种再分配确实是一种牺牲个人利益与自由来实现全人类进步的行为，但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个人利益，因为一旦穷人中爆发暴动，损失最严重的肯定是富人们。只不过这种保障是间接地、不明显的、长期的，这是一种隐性保障，是对未来自由的保障。如果说自由主义坚持只追求眼前短期的自由就可能会造成长期的不自由。人类社会无法进步的话个人是无法进步的，个人生存与集体生存息息相关，只要我们能找到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契合点，我们就能解决这一难题。这一契合点不应偏向任何一方，而要做到基本上是刚刚好。这就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了，双方各自让出一小步，人类才能和平解决公平与自由的问题。

自由不是绝对的，人生来拥有自由，但只是身体赋予我们的有限自由，我们只能在自然规定给我们的框架内行使自由的权利，例如我们不能有永生的自由。任何部分上地不自由都使人不能完全自由，自然对人类自由具有限制，从而使人类能与自然和谐共存；因而人类社会也会对自身自由加以限制，从而使人类能与社会和谐共存。人必然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双重限制，绝对自由怎么可能实现呢？绝对自由意味死亡、虚无、不存在。我们追求的自由是在道德法律基础上的自由（尽管有时法律并不能真正反映我们的普遍道德要求），也许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作为口号深入人心，可是人们并不能了解自由的真正含义，而是使“自由”具有了更多的口号意义。正是这种口号式的自由让人们产生了绝对自由存在及其合理性存在的错觉。

因此我得出结论，不能让富人对穷人和整个社会坐视不理，然而也绝对不能对富人进行剥削，每个人都有富有的权利。总有一种合适的税收方法能够同时满足两方的需要并且促进人类事业的整体发展。这样的理想是每个有志的思想者都有的，但愿有一天我们能看到一个能够温和消除贫富差距的方法。

论自由主义的合理性 篇2

行政自由裁量行为首先是个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行使须有权力授予, 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要想弄清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何以广泛存在, 就不得不先理解其权力基础——行政自由裁量权生成的必然性。

(一)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含义

美国行政法学家戴维斯认为:“只要公职人员权力的实际界限允许其在可能的作为或不作为方案中自由做出选择, 那么他就拥有裁量。”①。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丢毕则将之解释为“是指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特定的结果, 或者在法定的框架之内赋予决定者自主选择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②理论上说,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设计, 是用来允许某个决定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对特定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符合世事常情的判断, 而不是以一种不假思索的方式适用某些既定标准;从条文表述上看, “裁量权”, 意味着某种选择自由, 在法律条文中常以“可以”这个词作为载体。总而言之, “行政自由裁量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某种程度的决定自由与独立性”。③

(二)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生成原因

根据传统法治理念, 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通过选举实现人民主权与国家代议权力之间的嫁接。“自由裁量权实际上是政治权力, 必须限于由政治上负责的政治机构行使。”④而不可转授予在政治上不直接对人民负责的行政机构。但由于法律本身原因和社会要求, 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法律与现实间的空隙中滋生, 壮大。

1.法律本身原因

正如法学家拉兹所言:“如果这个社会只剩下法律, 那么这是地狱, 而不是天堂。”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留下了广阔的驰骋空间:一方面, 法律是以语言作为传播工具的, 语言表达上的抽象性、概括性不得不受制于执法者们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解释;另一方面, 由于立法者的理性和知识有限,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包罗万象, 更不用说为行政这样广杂变专的活动制定精细的, 放之四海皆准的行为准则。较之于立法上不完全, 不科学的列举, 将行政自由裁量权落实到最熟悉业务的群体身上, 不仅保证了行政决定的效率、专业, 也有助于行政经验的内在累积与拿捏。

2.行政本身原因

行政显著的特质就是在于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组织管理。那些广泛、复杂、专业的方面“必须留给行政人员去酌情处理。根据变化的各种情况, 承认行政机关专门知识和经验, 有时对实现法律的目的来说, 却是必要的。”⑤可以说, 生活中意外事件的多变性以及行政管理科学性的那一面使得行政人员在面对灵活与未受定义的法律概念时, 摇身一变, 成为手握自由裁量的专家团队。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活动自身特性的要求, 同时又反过来使得行政活动富于自主性和生命力。

二、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难点

(一) 行政效率问题

效率原则的提出导源于经济学对法律的渗透。行政面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强调该原则。及时、果断地处理各种繁杂事务和突发事件, 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对行政的要求。相比而言, 司法因其被动启动和程序性特点, 则难以跟上社会活动的速度。行政法中的绿灯理论认为, 法治的模式有很多种, 司法权作为外生变量, 约束成本过高。应该对行政权自身设计一套运行规则, 靠“行政程序”使其很好的运行。可以说这是重行政效率最为典型的理论代表。据此推导下去, 通过行政自律限制自由裁量的行使, 似乎远比司法在事后“按部就班”的对其进行合理性审查要高效的多。

(二) 行政技术问题

行政技术可以说是政府体制排斥司法审查最为有力的理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技术进步势不可挡, 为科学思维的强大力量提供了有形的可以触摸的证明。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思考, 要想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实现如此科学般的精准与客观, 看来技术理性运用于其中势在必行。这种新的理想将经理人, 行为主义者, 社会科学家等新兴人群聚在了一起, 促使他们探讨以方程方式解决专业问题。⑥政府正是行政人员聚合的专业圈, 当行政行为被冠以技术与科学的头衔时, 正如威廉-巴雷特所明智地指出, “谁要是说他‘反对’科技, 一定会显得很傻现代。

(三) 合理性标准问题

既要使司法权能够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否合理进行有效审查, 又要确保不会存在司法权过于侵犯行政权之嫌, 就必须有一个判断行政行为合理性的标准。这同时也是实现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司法过程中量化的方式之一, 是司法谦抑性的体现。然而标准的设定具有主观性, 开放性, 受设定者主观学识, 好恶的制约。合理性标准如何确定, 并不只是一国所面临的难题。

英国法上反其道而行, 更为常用“不合理” (unreasonableness) 作为审查标准。这符合人们通常的思维模式:正如说不清什么是“圣人”, 但可轻而易举地列出哪些是作为圣贤所不可为的。具体而言, 英国法上的不合理有两种含义:在判例法已确立的规则里, 若干因素构成一般性的不合理。“当事人可以这些因素中的一种因素或综合因素为由向法院提出诉讼。”⑦;第二种不合理是特殊的不合理。来源于英国的联合外省图画室有限公司诉韦德内斯伯里市政府案, 因而又被称为“韦德内斯伯里不合理”标准。其于一般不合理不能发挥作用时才开始启用, “其要求是, 能证明某一行政决定是有理性的机关都不可能作出此种决定。”⑧应当指出的是, 判例法经验主义, 即席创作的特质使得法官在适用“韦德内斯伯里不合理”标准时更为自如。

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主要是以合法性为标准, 仅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可适用合理性标准, 予以变更。不难看出, 行政立法实践与上述《纲要》之间实际是存在矛盾的: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应贯穿行政立法始终, 行政诉讼法理所当然也应该以此作为行为准则。“不合理而合法的行政行为在某一具体的法律条文下或许是可能的, 在整个法律体系之下却是不可思议的”⑨。因为, 很难理解违反法律原则——合理行政——的行为是合法的。当司法在可预测性与正当性之间进行权衡选择时, 法律原则往往会逆转, 优先适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排除合理性审查的内容等于撤除了界于自由和随意之间一条必要的防线, 默认基于主观随意产生的一些不公平、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合法。”⑩

三、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的措施

(一) 行政效率问题的解决——改革裁判模式

行政活动的快节奏与司法启动的被动性以及司法程序的冗长之间往往难以磨合。然而, 行政效率并不是对司法审查说不的理由, 而是需要司法依据行政活动的特点, 做出相应地调整。这点在合理性审查上尤为重要, 因为这种事实认定问题, 往往更多得需要精简、灵活的程序配置。英国行政裁判所在程序上的简化设计就是解决效率问题的典范。其依不同所的业务性质灵活选择裁判模式的适用。例如移民裁判所和产业裁判所举行的听证会就具有更多对抗式的因素, 要设立高台, 还经常要为证据起誓;而社会保障申诉裁判所的程序很大程度上则是非正式的, 汲取了大量讯问制模式的因素。○11裁判模式考虑不同行政行为的特点, 这就使得行政纠纷的解决不会因为置于政府体制之外, 就变得繁琐冗长。作为司法和立法互动的产物, 英国行政裁判所的发展可以说是建立在无数行政诉讼案件叠加之上的, 是从国家的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我国虽没有在日益增多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催生下选择设置裁判所体系, 但英国裁判所对于不同裁判模式的应用是值得借鉴的。

(二) 行政技术问题的解决——审判人员的专业化或陪审团制的引入

英国行政裁判所适用“总裁制 (PresidentialSystem) 模式”:“总裁要保证把案件分配给最具有相关经验和专业知识的裁判所成员审理;总裁在坚定地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同时, 却又能同政府展开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以确保总裁专业知识的不断更新”;“由于裁判所经常会面对棘手的法律和事实问题, 因此很多时候必须要求裁判所成员具有专业的经验和学识。即在选择行政法官时, 可以考虑将行政经验学识的标准纳入其中。当然, 委员们的专业程度如此之高, 离不开裁判所本身的分工化程度。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英国有一套司法与行政之间精妙运作的制度——它们坚守彼此的独立, 又相互熟知。在当代中国的现状下, 要求审判人员同时拥有良好的法律和行政素质, 无论对于大学教育还是人事培养制度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比起百里挑一, 选择一个各方面精通的法官, 尝试在行政诉讼中引入真正意义上的陪审团制或许更为可行。正如罗豪才教授所言:“合理问题已不是法律性问题, 而是事实性问题”事实问题的认定应交与专业人员之手。

(三) 合理性标准问题的解决——借鉴判例制度

判例法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判例中的事实和法律清楚使人理解, 在公法案件中更是如此。对于合理性标准, 立法规定再细致也无法面面俱到。判例因其具体性、可比性、可区别性, 能有效克服法律规则的局限与抽象;其次, 正如梅丽曼所言, 对“遵循先例”的政治封锁的副作用是排除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任何效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不同于对私权力的制约, 前者更为强大, 需要一脉相承的持久制约力。当然, 对判例制度的引入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考虑到行政案件的复杂性、灵活性、广泛性, 至少在行政诉讼领域, 理应更加重视判例的作用。合理性标准作为认定事实问题的标准, 不应只写在法律条文中, 更应该是司法实践的土壤孕育的产物

(四) 程序性问题——审查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程序合理性

考虑到我国立法上一向重实体, 轻程序, 实质正义因而要求司法带着理性人的价值观, 更多地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程序进行合理性审查。一方面, 这种审视能够摆脱既定程序标准的束缚, 弥补现成法律的漏洞;另一方面, 正如法谚所云“程序是正义女神的蒙眼布”, 无论你是行政专家, 还是普通人, 程序以其外化, 可见化的特点, 最大程度的淡化了专业知识的丰富与浅陋之间的差距。

摘要：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行政活动广杂专变的特点, 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也因而促成了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蓬勃发展。然而, 自由不等于随意, 行政自由裁量行为需要司法对其进行合理性审查.目前, 合理性审查在理论上的若干难点已影响到了司法实践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制约。亟需实现司法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有效把关。

关键词：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司法审

参考文献

[1]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裁量正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2.

[2]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29.

[3]张千帆, 赵娟, 黄建军.比较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613.

浅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与理性爱国 篇3

【关键词】高校 理性爱国 教育

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但是，爱国主义不仅仅是个体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情感，从爱国主义的价值属性看，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从爱国主义的功能属性看，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一个国家和民族团结奋斗的旗帜，是保卫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保持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进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和平崛起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形势日益严峻和复杂，必须进一步强化全民族的凝聚力、筑牢共同的精神支柱。大学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加强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结合时代特征，加强对大学生的理性爱国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理性爱国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中应有之义

关于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目前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很多观点，但大都认为爱国主义是人们热爱祖国、忠诚祖国、报效祖国的一种集情感、意志、思想理论及行为一体的反映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综合复杂的价值体系。“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质就是教育者从本国、本民族的发展需要出发，遵循一定的教育规律和方法，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受教育者激活爱国情感，并将朴素、非理性的情感提升为理性的爱国思想和观念，进而形成一种自觉爱国行为的活动。”[1]简单地讲爱国主义教育即爱国情感的激发、爱国认知的传递、爱国思想和信念的养成以及爱国行为引导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就是教育者帮助和引导受教育者把对祖国的热爱从一种不稳定不成熟的感情升华为一种稳定成熟的思想心理意识和世界观并在这种心理意识和世界观的支配下外化成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爱国行为的过程。由此可知，爱国主义教育本身即贯穿着科学理性原则。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素养的大学生，而且正是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如果说中学阶段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多的是激发教育对象一种朴素的爱国情感和“稚嫩“的爱国行为的话，那么，对于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则更应注重爱国认知的理性化、理论化和体系化，更注重爱国实践行为的引导，也就是说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更要注重和突出贯穿科学理性精神和科学理性原则。

加强理性爱国教育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要求

爱国主义的本质是维护全民族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国家振兴、民族发展。爱国主义在不同时代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在谋求和维护全民族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的本质上始终是一致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已不可阻挡之势在世界范围内汹涌澎湃，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看，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实质上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明乃至不同思维方式在新的时代层面上的竞争与整合，其突出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各国都无一例外的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各国在经济、政治等交往中的矛盾与冲突无不牵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加之，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国际经济政治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全球性跨国公司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主导着全球性经济发展，并且不断向各国扩张和发展，甚至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主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必然受到这个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的束缚。同时，由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活动，以及具有国际支持背景的“台独”、“藏独”等民族分离势力和“东突”恐怖组织，都对我国的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我国人民历来有着维护全民族和国家最高利益的坚强决心和英勇不屈的行为。但是，爱国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复杂，爱国已不再是战争时期那样，开枪消灭敌人。全球化时代使得爱国主义的表达途径多样化，选择不当就可能上升为一种破坏性的亢奋的爱国主义。互联网的发展和网民数量的快速增加，也使得潜藏于爱国主义和国家之间的进攻性凸显。

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家的战略利益和安全，必须以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为依托，因此，爱国诉求的表达和爱国方式的选择还要与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相联系，处理好爱国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综上所述，全球化条件下如何采用更好的方式来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对于有着高度爱国热情的大学生进行理性爱国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理性爱国教育

1.正确认识全球化时代的国情、世情是理性爱国的前提

理性的爱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对本国历史的审视，对本国当前现实的分析和对本国未来的展望以及放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去审视的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逐步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一切为世界瞩目、令世人赞叹，也无不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发展很不平衡，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和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很多。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再加上目前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一些西方学者便发出“中国威胁论”的口号，对中国的发展虎视眈眈。”[2]可以说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是内忧和外患并存。审时度势, 形成对国家形势和国际环境的理性认识，是理性爱国的前提。为此，高校理性爱国的教育要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使大学生以史为鉴；加强国情教育，使大学生了解中国的发展现状；加强国际形势教育，使大学生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教育引导大学生在历史比较、发展比较和中西比较中既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又增强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在实践中促进爱国认知由感性升华至理性层面是理性爱国的基础

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突破长久以来教条化、形式化、显性化、课程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以活动和实践为载体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和方式，在实践中促进爱国认知由感性升华至理性层面。因为，在活动和实践中体验的爱国情感、树立的爱国理念才会更深刻、更理性、更持久并由此产生更加自觉理性的爱国行为。为此，一是寓爱国主义教育于主题活动中。二是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社会实践活动中。三是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实践教育基地的体验中。充分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以此为依托进行身临其境式的实践体验活动。四是寓爱国主义教育于重大事件的引导中。

3.探索建立理性爱国的教育管理机制是理性爱国的关键

一是要建立宣传层面的舆论引导机制。舆论影响观念，观念决定行为。理性爱国是民族利益至上的真诚觉悟，是实现民富国强、民族复兴的执着信念。要引导大学生进一步认识到民族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维系的灵魂，理性爱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 在道德的范畴内, 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着眼点, 理性合法有序地表达爱国热情, 并有理合法地采取爱国行动。

二是建立认知层面的行为引导机制。当一些涉及国家之间政治、 军事、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等等比较敏感重大事件时，要对大学生进行理性认知的引导，要有专门的指导人员及时的对事件进行正确的解读，使学生认清事件的真相和实质。同时可有序的组织大学生开展针对事件的理性活动，比如在校内组织开展签名活动、组织开展专题演讲活动、组织开展专题论坛等活动，进行事件的评析和爱国意愿的表达。

三是建立实践层面的行为管理机制。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依法爱国的理念，不参加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的游行示威活动，使大学生认识到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在行使自己的合理合法的政治诉求表达权利时，不应违背社会及其他人的合法权利。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也应树立依法管理的理念，对于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的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在游行活动中侵害社会及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给予必要的制止。当然，这种基于实践层面的理性爱国的行为管理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等的通力合作，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曾令辉.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反思和创新[J].教育与职业,2006,30:57.

[2]黄文婉.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探析[J].学理论, 2010,17:193.

论自由主义的合理性 篇4

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

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

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

论自由主义的合理性 篇5

后现代主义视角的现代理性主义观照

以理性主义文化模式为核心的现代工业文明在极大地促进人类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发展的困境.后现代主义在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激烈批判下却无法掩饰其与传统理性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现代理性主义以其有限性、不完善性和悲剧意识的新特点昭示着成熟理性的一种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机理和人的生存的内在人本精神.

作 者：谈忐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刊 名：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0(1) 分类号：A81 关键词：传统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   现代理性主义   观照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篇6

一、引言

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佛莱德·马歇尔（ＡｌｆｒｅｄＭａｒｓｈａｌｌ）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肖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５％。相应地，１９９７年以来，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１９９７ａ）。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１）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２）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３）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倾向。（４）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Ａ．Ｓｍｉｔｈ）《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６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这些变化是：（１）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１９９４）。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２）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１９９２）。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３）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１９９１，１９９７ｂ），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

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理论来说，胡塞尔（Ｅ．Ｈｕｓｓｅｒｌ）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韦伯Ｍ．Ｗｅｂｅｒ，帕累托Ｖ．Ｐａｒｅｔｏ）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Ｔ．Ｐａｒｓｏｎｓ，米德Ｇ．Ｈ．Ｍｅａｄ，舒茨Ａ．Ｓｃｈｕｔｚ，高夫曼Ｅ．Ｇｏｆｆｍａｎ）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玛斯Ｊ．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吉登斯Ａ．Ｇｉｄ－ｄｅｎｓ，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１）亚里士多德传统；（２）奥古斯丁传统；以及（３）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它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玛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二、经济学“理性”的涵义

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１）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乙）社会性（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Ａ．Ａｌｃｈｉａｎ）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ｅｇｏｉｓｍ）。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２）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 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ＶｏｎＭｉｓｅｓ，《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Ｊ．Ｂｅｎｔｈａｍ）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１９０２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廖尔逊（Ｐ．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４７年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３）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首先讨论上述的第一个涵义———自利性假设。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不论是被当成符合众数现象的假设，还是被看做“工具主义”的假设，都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性假设”的这种看法已经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Ｄ．Ｈｕｍｅ）在《人性论》及《人类理解论》中都说过：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高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程度，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界定“产权”关系，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免于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休谟关于动物心理学和动物伦理学的论述，其晚年公开表示的“无神论”立场（即以经验论来检讨“神”的存在性），以及一生坚持的彻底的怀疑论，足以使他成为一百年之后的达尔文思想的先驱。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经济史家认为斯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理论，以及他的道德哲学，都深受休谟经验论的影响）那里仍然不具有进化论的形式。斯密在《原富》中阐释了两个主要思想：（１）一国劳动总量的年度产出可以大致做为一国国民财富的宏观度量；（２）人的自利性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价格（在私有产权制下）的决定过程。其中第一个思想被研究者们公认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奎奈（Ｑｕｅｓｎａｙ）的“经济表”（被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誉为与文字和货币并列的人类三大发明之一）。斯密的第二个主要思想———人的自利本性做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考证分析，应当是受到当时不见经传的经济史家孟德威尔（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的一本小诗集《蜜蜂传说》（ＴｈｅＦａｂｌｅｏｆＢｅｅｓ）的影响，其中歌咏的是邪恶如何成为维持了蜂巢社会长期繁荣的唯一动力。作者在１７１４年重印诗集时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增加的部分名为《蜜蜂传说：或私己的邪恶，公众的福利，以及关于慈善和慈善社团的论文，以及关于社会的本质的探讨》；而在１７２９年又为这本小书增加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蜂巢社会的长篇对话。其中明确提出：“…借了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既非我们天性中的友爱性情，亦非我们克己所得的各种美德，而是我们在道德世界或自然社会里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首要原则，是一切交易与就业机会的无一例外的坚定基础，是它们的真实生命与护持。正是在那里，我们必须去探究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确起源。正是邪恶，一旦消失，我们的社会必然随之瓦解…”。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两个相邻的篇章分别批判了他的导师哈奇森（Ｆ．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关于人性本善和“仁者爱人”的论说，认为其教导中缺少“己爱”（ｓｅｌｆ－ｌｏｖｅ）的成? 郑灰约懊系峦摹靶岸瘛惫勰睿衔浯砦笤谟谌稀白园蔽岸瘛５牵抟傻兀姑芙邮芰嗣系峦讶说淖岳匀献錾缁岱⒄苟Φ目捶āＶゼ痈绱笱ё杂墒谐【醚傻牧煨洹⒁压实呐当炊钡弥魉沟俑窭眨ǎ牵樱簦椋纾欤澹颍冢保梗罚赌辍对弧贩⒈矶倌曛实闹ゼ痈绱笱С霭嫔缭侔媲把灾兴担骸啊獠⒉灰馕蹲牛姑苋衔说男形ㄒ坏乇蛔岳砸甲拧Ｊ率瞪希牡谝槐局鳎兜赖虑椴俾邸肪椭荚谔教帧樾摹鑫赖碌暮濉还楦岬祝姑芟嘈牛歉鲎钅芄岢故贾盏模钇毡槭视玫模佣彩亲羁煽康娜死嘈形侨硕宰晕依娴淖非蟆！被痪浠八担颐遣荒芫痛巳衔姑艿牧⒊∈且匀说淖岳拘越馐鸵磺猩缁嵯窒蟆Ｊ率瞪希颐欠⑾郑姑茉诼凼鋈说淖岳宰鑫缁岱⒄苟Φ耐保懦腥系笔彼崭窭际忻裆缁岬闹种趾侠砬疤幔ǚ傻模蔚模缁岬模赖碌暮臀幕模┳鑫梅⒄沟幕肪场Ｒ桓龈崭沾幼诮躺缁崞裘煞⒍说淖时局饕迳缁幔鑫淖杂墒谐【谩⒂绕涫亲杂擅骋桌砺鄣奈赖朗康乃姑埽茏匀坏匾康魅说淖岳拘裕皇茄叵诮檀车乃到汤春胙锶说牡赖履诤?nbsp;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极端。在近代学术中，这表现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此外，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这在１９５０年初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艾智仁是最早提出“自利性”做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有了进化论做理论基础，艾智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这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它不一定符合现实。这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著名者如本世纪５０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因货币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Ｓ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的争论（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导言”）。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后者则坚持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就是合理的了（１８世纪大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建立太阳黑子变动周期的模型以预测经济波动）。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Ｒ．Ｃｏａｓｅ，因研究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采取了西尔博伯格的立场。

不论如何，弗里德曼的立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艾智仁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辨护。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初点上停下来。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性行为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坚持西尔博伯格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求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经验相符合，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正确描述（除非人类思维的逻辑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变成现实。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有好的预测能力。你可以观察太阳黑子，只要你能够准确预测经济波动。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或者，我可以说，包含着深刻的“怀疑论”意识，即怀疑一切牛顿式的、企图构造宇宙结构的理论努力。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构造关系，那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这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没有理论，正相反，主流经济学充满着各种理论，各种以精确数学描述的经济理论。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工具性”的，与现实经验相比，都必须处于被检验的和可以随时修改或放弃的地位。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以外，还充满了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通过“极大化”原则）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我们看到，没有进化论论据，这一转折在认识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在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中，进化论立场与理性主义立场几乎总是发生冲突，总是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认识论。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利性”假设，其解释力（从而预测能力）的根源在于：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非常接近社会学里面的行为学派的方法，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把人假设为只有“条件反射”学习功能的动物。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最单纯的假设下，行为学派确实获得了很大的解释力（ＧｅｏｒｇｅＨｏｍａｎｓ，１９８７）。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到，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唯一要求时，理论假设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出（与现实相比）非常“强”的理论假设，只要它有预测能力。许多反对自利性假设的人，通过对企业家的大量调查提出：这些企业家们很少承认或认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不妨碍主流经济学家形式逻辑地从“利润最大化”原则推导出符合现实世界的大量命题。因为那些有效率的企业可以被工具性地认为是在追求最大利润。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命题：一旦群体中的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能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进入了珀特尔（Ｍ．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所论的“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时，人们会追求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追求文化生活的深入发展，而不再主要追求物质生活中的“效率”。换句话说，人的天性中存在这样的可能，当物质生活富足起来的时候，就去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以放弃“效率”为代价（人力资本投资以外的“闲暇时间”的不断增长就是对“效率”的不断放弃的结果）。诚然，这里所描述的是众多个体的行为，不是少数人的行为，绝非早期存在主义者们，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和科尔凯廓尔（《哲学断想》）所指涉的创造性的个体。在我看来，这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一种“危机”。这与前述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方式有密切关系。

论自由主义的合理性 篇7

关键词：政策执行,自由裁量权

所谓政策执行就是政策方案被采纳后, 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 运用各种政策资源, 经解释、实施、服务和宣传等行动方式将政策观念形态方面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 从而是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

政策执行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第一, 政策执行机关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和责任;第二, 政策执行机关拥有好几个“顶头上司”, 凡事都需要咨询不同机关的意见, 才能付诸执行。显然, 第二种情况之下的政策执行是不可能成功的。例如, 最近大家关注的公共安全问题, 建设局的建设管理科为地方执行机关, 但当他们在执行业务安全检查时, 牵涉的权限机关真是不可胜数, 如警察、税务、城市规划、消防等都必须配合, 否则根本无法产生效果。因此要保证政策执行的高效, 降低部门间的依赖关系, 赋予各执行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十分必要的。

一、自由裁量权在政策执行中的必要性

1、政策本身具有复杂性和模糊性

由于参与政策执行的主体是多方的, 公共政策本身的专业性和复杂性, 因此, 目标的陈述就不能太过于清楚, 必须尽量以“公共利益”或“与必要时”等模糊字眼, 让执行者能够针对不同个案的需要, 赋予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政策都是宏观环境背景下制定出的, 但是具体执行却在微观的环境中, 因此不同的微观环境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

2、政策执行包括太多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

政策执行所面临的环境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 一种与环境互动非常紧密的开放系统, 不仅是国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足以影响政策执行结果, 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也足以牵动国内政策执行的效果。因此, 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可能把所有的变动因素考虑在内, 而这时正在执行的政策要马上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政策的顺利进行, 采取措施的执行主体就必须被赋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才能以合法身份和合法权力决定应对方案。

3、政策执行效率提高的重要途径

政策制定者受到其自身知识、认识能力的限制, 不可能预见并规定将来所发生的事务, 客观上不得不在法律中留下许多的缺漏和盲区, 形成所谓的法律漏洞。行政事务的广泛性、复杂性、多变性和一定程度上的突发性, 要求行政机关必须适应纷繁复杂, 不断变化的各种具体情况, 避免在重大复杂的问题面前束手无策, 错失良机, 只有授予行政机关一定灵活的处理行政事务的权力, 它才能果断行使权力, 授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提高行政效率的现实选择与要求。

4、政策执行的时效性要求

政策执行的时效性不仅要求政策执行的总体进程及时完成, 而且要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时间上的约束。政策执行的时效性是其有效性的重要衡量标准, 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具体的难题时, 各执行部门应马上商讨决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措施来应对, 并随时跟踪修正。而不是向上级一级一级的反映情况, 然后等待备选措施, 耽误最佳的政策调整时机。因此, 各执行部门要对本地区的政策执行负责就必须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应对动态的环境变化。

二、自由裁量权的不当应用导致政策失败的原因分析

1、执行者自身素质的缺陷

政策执行者自身由于较低的文化、理论及政策水平, 致使对政策认识不深, 把握不准, 对政策的界线区分不清。因此, 在政策宣传上容易误导宣传适用对象, 忽视政策执行的原则性、灵活性和创造性, 教条式的对待政策, 当“收发员”, 搞“一刀切”, 加深宣传主体与对象的矛盾, 给政策执行带来阻力。

2、利益冲突导致的政策执行偏差

当中央出台的政策在具体的贯彻实施过程中, 与地方利益有冲突时, 从而触动政策执行者自身的既得利益或对他们不利时, 他们想法设法“充分”使用自由裁量权, 滥用权力, 越权行使权力, 甚至权力寻租。以各种所谓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名义, 大搞“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从而抵制政策, 截留政策, 更改政策, 最终导致政策偏离本来的精神内容, 政策执行产生严重偏差, 破坏了中央和地方人民的良好关系, 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遭到严重损失。

3、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

在我国, 政策的执行缺乏公众的参与, 许多事情没有公开, 使得公众对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相当困难, 而且政策的执行往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 缺少与公众沟通, 向公众说明理由等。虽然我国也有听证制度, 给相关利害者表达意见、参与政策的机会, 但我国的听证往往是形式上的, 经常是走过场而已。听证往往是在行政机关已安排好了一项政策后再召开听证会, 让公众论证其合理性。这些因素为执行者滥用自由裁量权埋下了隐患。

4、执行主体行政道德缺失

行政道德是行政文化的一部分, 它内化于行政人员的思想观念之中成为其行使权力执行政策的信仰与约束机制。当前基层行政人员忽视了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以权谋私、弄虚作假, 不说实情、不讲实话, 整体观念、纪律观念和法治观念淡漠, 把民主、公平、责任、公共利益置之一边, 在执行裁量权时, 当政策无关痛痒时则漠然置之, 怠于裁量, 该为的不为, 不发挥主观能动性, 不调查研究, 不结合实际只是机械地执行政策, 这种失职行为, 错失政策执行的有利时机, 阻碍政策正确有效实施。

三、自由裁量权在政策执行中的有效应用途径

1、尽量避免难以操作的模糊政策用语

政策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们制定的, 政策制定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欣赏它的修辞艺术, 而是要人们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并配合其顺利贯彻实施。因此, 政策的具体内容应当质朴平易, 简单易懂, 明确具体, 而不要精微玄奥, 含糊其辞。从而, 避免某些政策执行人员为了私利故意歪解政策, 滥用权力, “光明正大”的为己谋私, 损害人民利益。

2、提高政策执行主体的综合素质

执法主体是政策的化身,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执行主体并不代表本人, 而是时时处处无不体现着政策的价值和精神。所以, 政策执行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往往就是政府的形象, 执行主体的正直、无私与否, 往往影响着人们对一项政策的评价。因此, 要限制执行主体的自由裁量权, 保证自由裁量权的依法正确行使, 必须采取措施, 提高执行主体的素质。执行主体的素质是多方面的, 既包括业务素质, 政治素质、心理素质、职业道德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对政策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 从而灵活把握执行方法, 有效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障碍。

3、提升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行政道德信念

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 政策执行主体由于自身的态度、素质和能力等原因, 政策执行自由裁量权往往不能被正当行使。因此, 政府在选聘公务员时, 要加强人事制度的改革, 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政策水平高的公务员队伍, 从而增强公共政策执行行为的理性化、民主化程度, 保证公共政策的落实。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 政策执行主体可以通过实践, 提高其理论水平和专业水平, 为政策执行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奠定基础。同时, 开展对政策执行主体的伦理培训活动, 强化职业道德, 提高自律精神, 规范执行行为, 使其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全局观念, 这有助于减少和克服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滥用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渎职腐败等行为, 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

4、建立严格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这里所谓严格制度, 主要意味着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对权力和责任的明确性以及权力和责任的相互对应性。该机制中还应包括有关奖惩的内容。采用严格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并形成既定的成文规范, 明确奖惩标准和有关程序, 可以使公共政策执行权的享有者和实施者不敢滥用裁量权, 而有助于促进其合法、有效地行使。责任追究制度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既可以表现为首长负责制, 也可以采取公务员执法责任制等形式,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 责任追究制度必须在坚持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身份保障原则的前提下, 在法治的框架内推进。

5、公民监督下的政策执行透明化

公共政策代表的是公共利益, 是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政策执行的过程也是实现和增进公众利益的价值取向的过程。由于政策执行可能会滥用自由裁量权牟取私利, 只有实行政策执行的公开, 让公民参与到政策执行的过程中, 才能监督政策执行者。真正发挥听证会的作用, 网络公开政策执行的动态情况, 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法律制度、具体决定和程序公之于众, 用公民权利约束政策执行者自由裁量权的运作, 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和扭曲。同时加强新闻媒体的监督也对政策的执行构成直接的制约。

理性阅读，实现语言的自由生长 篇8

【关键词】理性阅读 目标诉求 方法诉求 价值诉求

理性阅读，是相对于感性阅读而言的。

感性阅读，是当前许多教师迷恋的一种阅读教学方式。多数情况下教师会以文本的情感主题为主线来设计教学，将教学的着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感悟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情感上，忽视学习方法的指导，教学只局限在一篇课文的视域里。

而理性阅读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生言语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为教学设计的主线；教学的着重点是设计循序渐进的学习活动，引领学生习得语言文字；显化学法指导，让学习过程有法可循；教学内容不局限于课文，而是通过对两篇及以上同主题文章或内容的学习和渗透，将文本的情感价值隐形，成为教学的一条暗线，从而实现教学的情感价值诉求。

笔者以苏教版四年级下册《黄河的主人》一课的教学为例，谈谈自己对理性阅读的实践探索。

一、理性阅读的目标诉求——学习文本的表达

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都是作者的言语作品。教师通过设计“听、说、读、背、写”等学习活动，让学生进入课文所设定的“言语学习场”，在规范的言语材料中悟得语言的法则、形成自己的语感，并能运用于自己的言语活动——说、写中，从而实现学生的言语生长。特别是像《黄河的主人》这样的名家名篇，更值得教师去研究言语材料，将作家言语表达的密码揭示给学生。

许多教师教学《黄河的主人》，把教学落脚点放在“品读课文语句，体悟艄公的品质”这个层面上，而对“烘托”这一写法，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笔者在教学时不仅注重词语的理解和运用，关注词语在语句中的表达效果，而且将“烘托”的写法作为本课教学的一个难点，深入浅出地教学，让学生进行了扎扎实实的言语训练，实现了阅读教学的学科价值回归。

新课标对中年段阅读教学的目标描述中，虽没有要求本学段学生学习课文的表达方法，但是《黄河的主人》所在的单元是四年级下学期的最后一个单元，此时引领学生关注词语的表达作用，领略文本的表达方法，还是十分可行的。

目前，教材仍然以情感主题为单元来安排选文，这就更需要每个年段的教师理性地思考每篇课文该让学生学习文本的什么表达方法。比如，一、二年级重点学词学句式，三、四年级重点学段式，五、六年级重点学篇式。如果教材的单元安排能按照语文本体性知识和方法为系列，循序渐进地训练，梯度螺旋地上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就不愁不提高。

二、理性阅读的方法诉求——显化学习的过程

维果茨基说：“思维不是在言语中表现出来，而是在言语中实现出来的。”“思维在言语中的具体化，同时也就是对具体表现在言语中的意义结构的改变，也即‘思维的语法成了言语的语法。”《黄河的主人》一文作者运用的“烘托”的写法，是将与艄公有关的景、物、人与艄公形成对比和映衬，从而突出艄公的形象，是作者比较思维的显现，亦即作者“思维的语法成了言语的语法”。

作者的比较思维，给了笔者教学设计的灵感。在本课的教学中，笔者将“比较”这一学法教给学生，让学生直接触摸语言文字。由浅入深，从词语比较、语句比较、篇章比较，最后到课外的练笔，教学环节层层推进，学生学习时间充分，语文能力不断提升。

可以说，比较，是笔者提供给学生打开文本言语密码的一把钥匙，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有效引领，是学法指导的显性化。

笔者将本课的几个教学环节呈现如下：

【教学环节1】词语比较，在句式表达中巩固理解

师：我们继续学习第23课，先考考你们对词语掌握的程度。谁来读这两个词？

生（读）：胆战心惊、提心吊胆。

师：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你发现了什么？

生：这两个词的意思比较相近，都是形容比较害怕。

师：再比较，它们的程度一样吗？

生：“提心吊胆”应该是微微害怕，“胆战心惊” 是十分害怕。

师：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了这两个词语的细微差别。那你会用吗？谁来填一填？（出示练习）

① 手里拿着成绩单，我（ ）地往家走。

② 走在不到一米宽的悬崖边上，我顿时有一种（ ）、心跳加速的感觉。

生：手里拿着成绩单，我（提心吊胆 ）地往家走。走在不到一米宽的悬崖边上，我顿时有一种（胆战心惊 ）、心跳加速的感觉。

师：请问拿着成绩单，你为什么不填“胆战心惊”？

生：因为拿着成绩单没有那么害怕。

师：那么站在悬崖边为什么胆战心惊？

生：因为悬崖非常高，关系到生命，让我感觉很害怕。

师：在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中，像这样的近义词很多，我们要学会用比较的方法去察觉它们细微的差别，这样才能准确运用。

【教学环节2】语句比较，在合作探究中体悟写法

师：请大家找出课文中描写艄公的段落。

学生找出课文的第6和第8自然段。教师出示这两个段落，并用红笔把不是写艄公的句子先去掉（如下图）。

师：和原来的句子比较一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得说出理由。请大家独立思考，再和小组内的同学交流看法。（学生交流）

生：我觉得“我不禁提心吊胆”不能去掉，因为这和“艄公却很沉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生：我觉得“皮筏上的乘客谈笑风生，他们向岸上指指点点，那从容的神情，就如同坐在公共汽车上浏览窗外的景色”这句话也不能去掉，因为这些乘客以前也坐过，他们知道那个艄公身系乘客的安危，也很熟练，不会有生命危险。衬托出艄公技术高超。

生：乘客既然能表现出谈笑风生的神情，说明他们对这个艄公的技术很放心。

师：平常我们在什么情况下看到哪些人谈笑风生？

生：我看见一些老奶奶聚在一起谈笑风生。

生：亲戚朋友们很久没有在一起，团聚的时候谈笑风生。

师：同学们发现，我们说的这些谈笑风生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

生：在安全、悠闲的情况下发生。

师：可是乘客们在哪里？

生：黄河上。

师：从“谈笑风生”这个词语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艄公？

生：我看到了一个驾驶技术很好的艄公。如果他的驾驶技术不好，乘客们在船上就有可能提心吊胆。

……

师：说到这里，我相信同学们已经领悟到了作者的一种写作方法。大家请看，他本来想写的是艄公，可他偏偏不用太多的句子去写艄公，而是用大量的笔墨来写“我”、乘客、黄河、筏子，通过写这些和艄公有关的景、物、人，来为写艄公服务，这种方法叫烘托。（师板书：烘托）

在学生交流自己观点的同时，教师适时地进行点拨，既能让学生加深对关键词语的理解，又能体会作者运用“烘托”这一表达方法的妙处。

在学生了解了“烘托”这一表达方法之后，再让学生读课文的其他段落，寻找还有哪些词语或句子也在烘托艄公的品质。由扶到放，让学生自主表达，深入体会“烘托”这一写法的表达效果。

【教学环节3】篇章比较，在略读训练中强化写法

在学生了解了《黄河的主人》所运用的“烘托”的表达方法之后，笔者又推荐学生读苏联作家尼古拉斯的《大森林的主人》。让学生略读短文，并比较一下，《大森林的主人》和《黄河的主人》的写法一样吗？

学生通过对这两篇文章的比较，明白《大森林的主人》用了很多的篇幅详写了大森林的主人猎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是正面描写，而《黄河的主人》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进行侧面描写，也就是烘托，从而让学生对烘托与正面描写这两种写法进行区别，更深刻地理解了作者的表达方法。

三、理性阅读的价值诉求——隐形文本的情感

感性阅读执着于文本情感的渲染和品读，其实文本的情感不需要着力去讲，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已经接受了情感的熏陶和濡染。知识经验、生活经验、情感经历不同的学生，对同一篇文本所受到的情感熏陶程度是不同的。教师的讲，作用微乎其微。

理性阅读，不是忽略文本的情感主题，而是将情感变成一条暗线，贯穿于教学始终。比如《黄河的主人》一文的情感目标——对艄公品质的感悟，笔者就将其淡化处理，隐藏在主题设计之中，让学生在表达中自己去体悟。

在课的结束，笔者布置了这样的课外作业：

① 学习《黄河的主人》中烘托的写法，以“学习的主人”为题，写一写你身边爱学习的人。

②百度搜索《鲁滨逊漂流记》电影，看鲁滨逊在荒岛如何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战胜命运，成为荒岛的主人。

最后，笔者的课堂结语是：希望你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战胜一切困难，成为生活的主人。

从课文《黄河的主人》的精读到课内拓展《大森林的主人》的略读，再到课外《鲁滨逊漂流记》电影的观看以及以“学习的主人”为题进行的习作练笔，都是以本文的情感主题为主线来设计的。虽然笔者整节课没有一个环节讲艄公的品质，但学生在体悟《黄河的主人》“烘托”写法时，在比较阅读《大森林的主人》时，已经用自己的理解和表达，实现了对情感态度的学习和迁移，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感受精神气质，立志成为生活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