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乐死的合理性（共8篇）
前言：泰戈尔曾经写道“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生的境界，也是死的境界。只有真正尊重生命，才能正确地把握生的快乐与死的安详，是人类对于生命的理想追求。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没有痛苦的死亡”。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则是指那些在目前医学条件下患有的不治之症、濒临死亡且非常痛苦的病人，其本人或家属诚恳委托医生使用药物或其他方式以尽可能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一种临终处置。它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主动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也称积极或直接安乐死。被动安乐死是指中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人自行死亡，也称消极或间接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安乐死的纷争由来已久，是一个争议较大的伦理问题。它首次发生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实际上，纳粹分子是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纳粹的罪行使人们在讨论安乐死的问题上不能不有所忌讳。所以直到现在只有荷兰和比利时将安乐死合法化，瑞士和美国俄勒冈州允许间接或消极安乐死。
在我国，1980年开始了安乐死的讨论，1986年陕西汉中市发生了首例“安乐死”案件，从此之后，安乐死的话题便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刻思考。于是，我们小组就将“安乐死是否要在中国实行合法化”展开了调查。
过程：我们就以下问题展开了问卷调查： 1.如果你得了重病，活着非常痛苦，你愿执行安乐死吗？
2.如果你家人得了重病，活着非常痛苦，在他自愿的情况下，你愿让他实行安乐死吗？
3.你认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吗？
我们总共调查了120个人，并就他们的回答做了全面的总结与分析。而且我们查找了有关安乐死的数据和资料，进行了比对与分析。结果：在这次问卷调查中，有71.7%的人愿意在自己身患绝症时，实行安乐死；但只有30.7%的人愿意在自己亲人患有痛症时，同意亲人实行安乐死；有63.3%的人同意将安乐死立法。他们大多基于病人的自我意愿和减轻其痛苦的原则和资源合理分配的考虑，选择站在支持安乐死这一方。但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不愿看到亲人离去。而其他资料中的数据与调查数据大同小异，均有超过半数的人赞成安乐死合法化。
分析；就个人的自主权利和本身意愿来说，安乐死合法化有他民意基础和合理性，但为什么安乐死迟迟没有合法化呢？这是因为它正面临着巨大的现实问题和伦理困境。
首先，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合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就拿将安乐死纳入法律的荷兰来说，2010年荷兰总共执行了安乐死3200件，其中被警方怀疑带有谋杀的占有72%，有四例被判刑。而中国现今的制度完全没有荷兰成熟，所以就更加 无力阻挡这种行为的发生。生命是无比珍贵的，它经不起意外，对单个人哪怕只是极其微小的概率，对整个人群却会成为必然事件，从而在人群中形成新的罪恶。这就好比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大坝溃堤，却挖开了大坝去浇灌农田，而这大坝却注定溃堤。祸患常积于忽微，安乐死合法化是一道坎，越过它所带来的祸患是我们承受不起的。其次，我们无法消灭误诊，而误诊所导致的安乐死却是无法挽回的。即使没有误诊，人类现今对疾病的认识也是十分有限的。有些看似是绝症的病会不药而治，有些进了火葬场的人会重新爬起来，有些绝症患者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等到新药研发。总之，世界是充满偶然和不确定的，并且现在的医疗科技也在迅速发展。即然任何对于绝症的判断都不足以作为最终论断，那么我们怎么能不顾这些可能性而一意孤行呢？
再次，即使安乐死的决定是出于自己的决定，但那些绝症患者的决定是真正理性的吗？他们或许只是暂时因救治无望而绝望，或许是在痛苦来袭时不顾一切做出决定，他们更可能因为害怕拖累亲人选择提前死亡。我们必须知道，绝症患者的“自愿”并不那么真实可靠，也许下一秒他们就开始后悔，而这一切都可能因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而无法挽回。
最后，安乐死的法律制定还不成熟。在荷兰和比利时的立法中，安乐死必须满足以下5个要求：
1.患者所患的是当代医学认为的绝对的不治之症； 2.痛苦是常人无法忍受的；
3.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时做出明确的死亡要求；
4.由除主治医生外的两名具有同等资质的医生作出疾病的第二次复核；
5.必须用人道主义的方法（由除以上的所有的当事人以外的医生执行，被委托的医生有权拒绝执行）。但是不治之症的概念是毫无标准的。正因为安乐死在法律界定的模糊点、不清晰的界点、可以模棱两可的点太多，使安乐死纳入法律后的执行就存在种种困难。
关键词：安乐死,尊严,人道主义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这个词最早源于古希腊词euthanasia,这个词的意思是“在愉快中死亡”,这个词主要是对医疗水平不能救治而又忍受剧烈痛苦的病人按照其意愿,由病人自己提出要求或经过其亲属的强烈要求,经过医院的许可并经过司法部门审批由医生实施,让饱受病痛的病人无痛苦、体面地结束生命,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比较人性化的结束生命的方式。通过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安乐死的合理性。但同时也鉴于我国当前的民众意愿、教育的发展、人们的接受程度等各种请款,考虑安乐死的合理性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二、尊重生命原则概述
尊重生命原则指尊重患者生存的权利,尊重患者的生命权。对一些无法医治的病患实行安乐死,既可以让患者免除痛苦,又可以保留其尊严,这正反映了尊重生命原则的深刻含义。因此,从尊重生命原则角度,实行安乐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传统的善始善终、寿终正寝伦理观念仍为人们颂扬。宣扬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的观念,要求医生尽力维护患者的生命。同时,中国传统的思想认为,人的身体、头发以及生命都是父母给予的,没有征询父母的同意,自己不能随便放弃,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孝的行为。这种观念认为个体的生命权属于自己的父母,个体对自己的生命权无权处置,否则就会有悖于伦理纲常,被认为是不孝。然而随着教育的发展、西方思想的冲击,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得开明。生命权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新的内涵。传统生命权关注生命的长度,其目的在于强调生命的延续以及防止他人随意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但这种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注入了更多的内容,其意义也相应得以延展而主要强调的生命质量和价值。安乐死强调的不是对临终病人的治疗性,它也不以延长临终病人生命长度为目的,而强调对临终病人的姑息性并以缓解临终病人的身心痛苦,维护临终病人的尊严和提高临终病人的生活质量为目的。
三、从尊重生命原则看待安乐死的合理性
生命安全维护权、生命利益支配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是生命权的三个主要内容。生命安全维护权即维护生命的正常延续,是指人的生命不受他人的非法剥夺和侵害。生命利益支配权,即处分自己的生命,尽管传统的生命权对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但安乐死问题和先生问题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见义勇为以挽救他人生命以及参加赛车、滑雪等危险竞技项目的行为均被视为对生命权的合法放弃,我国立法对见义勇为和参加危险竞技项目的认可,折射出我国对生命利益支配权的默许。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关于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既包括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也包括在特定条件下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他人利益的平衡,是在完全尊重患者意见的前提下,由本人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德国等西方国家把安乐死合法化是伦理道德和法律博弈的结果。因此,那些认为安乐死违法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国的1982年宪法也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肯定了国家有维护公民生命的职责,但这也不排斥公民有选择生或死的权利。从道德层面看,公民在遭受剧烈的身心痛苦、饱受病痛折磨时,公民在不危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自主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生命权的社会意义主要指人们对家庭、社会的责任。人的生命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结合,生物性主要强调生命的周期性及生命的长短,社会性主要指人生存的社会价值,强调人生命的品质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因此,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人的价值主要指他的社会价值。安乐死不是生命的幻灭,而是生命发展历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生命的必然归宿。衡量生命的价值不是时间,而是生命的质量,人的生命是有质量的。人的生命由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部分构成,人的生命的价值也被分为两部分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生命的社会价值是指人通过自己的贡献对社会和他人的所负的责任及做出的贡献,生命自我价值是社会对个人活动肯定。
人们捍卫生命权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让患者在痛苦中去,而是让患者快乐地、有尊严地面对死亡。实施安乐死能够缩短病患忍受痛苦的时间,让患者能够更加科学地面对死亡。安乐死的主要原则是强调对生命价值理论,把死亡看作生命发展的必经过程,服务的目的在于提高生命的质量而不在于延长患者的生命。并且安乐死还将身心健康统一起来,把减轻病患身体病痛、心理压力、精神痛苦与生命的正常延续结合在一起,将死亡视为自然的过程,以便让患者以舒适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因此,实行安乐死并不是轻视生命,反而是强调生命品质与尊重生命的表现。
四、结语
在中国对安乐死虽然没有法律方面明确规定,但安乐死一直被人们热议,反对者安乐死的大都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主张“生命至上”的观念,因此他们实施安乐死是残忍的、违背道义、没有人性的行为。但对遭受极大痛苦勉强维持生存的人来说,快捷无痛地结束终将逝去的生命,不仅可以免受死亡前的痛苦挣扎,还可以减轻了亲属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而且安乐死并不是轻视生命,只是强调对死亡的看法,面对死亡我们不一定就是恐惧、害怕躲避,还可以用一种安然的态度对待。所以,我们应该尊重患者的抉择,这既是对死亡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敬重,从社会工作伦理价值角度可以看到安乐死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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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的死去。在我国的定义是指换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涉及到不同的人或群体，包括安乐死本人、医务人员、安乐死者亲属及其他需要医疗救治者。由于各方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不同，各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导致不同的人人或群体具有不同的安乐死观念。同时，安乐死也暴露出其背后隐藏的关于人类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既有我们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医学伦理决策道德原则冲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同时还包括具有特殊性的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价值取向。因此，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广受社会争议。
目前，世界上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条件是必须满足一定法律标准，其中包括：
（1）病人请求安乐死是自愿的、经过充分考虑的、一贯坚持的和明确的。
（2）医生与病人有足够密切的关系，使医生能够确定这个请求是否既是自愿的又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3）按照目前的医学意见，病人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而且没有改善的希望。
（4）医生与病人讨论过除安乐死以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5）医生至少应向一个具有独立观点的其它医生咨询。
（6）安乐死的实施应符合优质医疗实践。
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法律、伦理、道德、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立法。我国就此问题，在从多方面展开激烈的辩论。讨论中出现的分歧意见和国外大体相同。所以，就安乐死在中国的实施性，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一、从我国的“立法”之路
我国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探索“安乐死”的立法之路。其中，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在此期间，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另外，在2001年、2010年、2011年也都发生了安乐死事件。
自1994年开始，全国人民大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虽然目前在我国上海等地有悄悄实施安乐死的案例，但安乐死并未获得合法地位。这充分说明，在我国对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还未成熟，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二、从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
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议。生命神圣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
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三、从救死扶伤、临终关怀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
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医家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规，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悻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他们认为，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之前上课时在“22度观察”那期电视节目中看到，反对对安乐死立法的学者专家一直强调对生命的尊重，认为对痛苦中的临终病人进行临终关怀是最为人道的做法。但是，病人的痛苦有谁能体会的到？他们的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不是仅仅用关怀就可以消除的。
四、从医学伦理决策中的道德原则冲突
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现代医疗实践当中伦理决策的困境，即现代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得到较多共识的是以下四个原则：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决策能力的原则；不伤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对他人伤害的原则；行善，即要求阻止伤害、促进利益和权衡利益与风险、代价的原则；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风险与代价的原则。此四项原则是医疗实践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每一具体原则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出现矛盾，即当我们从不同的伦理决策原则出发，会对同样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我们分别从尊重自主原则与不伤害原则出发，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不同态度。
五、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
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
安乐死立法和怎样实施是密切相联系的，对其立法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病人亲属买通医生对患者蓄意谋杀。对安乐死立法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一些不法不义之徒滥用。好多人认为，在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公民的基本素质等方面都不具有对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这还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探索过程。
但是我认为，应该把对生命的选择权放在第一位。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死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病人对生命的选择。对其合法化，虽然会有一系列的法律、伦理道德问题出现，但是纵观对其他问题的立法，虽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但仍会有人触犯法律红线。所以，安乐死与其他问题一样，只要我们制定严格的法律程序，加大对其的管理监控力度，必然可以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这样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这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2011级信计1班
安乐哲与郝大维的<中庸>英译本对于揭示该著作所蕴含的整体性的和动态的`世界观极具深意.通过用过程语言来诠释<中庸>,以取代以往译者使用的实体语言,<中庸>的核心命题,即将人作为与天地参的宇宙共创者卓立起来的意图,才能充分地展现在英文读者面前.然而,安乐哲与郝大维对形上学的强调,却也遮蔽了<中庸>里一个重要的层面--功夫指导的层面.在本文中,作者首先通过讨论安乐哲与郝大维对<中庸>的核心概念“中”、“庸”和“诚”的翻译,来说明其对他们的诠释的保留,然后说明,虽然他们的译著未能揭示这一功夫的层面,却为此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作 者：倪培民 NI Pei-min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刊 名：求是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SEEKING TRUTH年，卷(期)：200532(2)分类号：B222.1关键词：中庸 诚 功夫 过程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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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的伦理思辨
安乐死基于它的现实价值和理论争执,持续被人们关注.对安乐死的肯定观点和否定观点各执一端,截然不同,各有自己的立足基础及伦理角度.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背景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使“安乐死”与中国现实社会对接的路程更艰巨.
作 者：单玉华 王乐 Shan Yuhua Wang Le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学院,马列部,河南,郑州,450002刊 名：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ZHE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年，卷(期)：“”(6)分类号：B82-052关键词：安乐死 伦理 思辨
到：病人的生命权与人性尊严的竞合、病人是否具有死亡权或者能否放弃自己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病人的个人自决权与国家
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及其冲突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宪法学上的这三个问题，将为其他学科具体构建安乐死制度提供理
论上的论证资源。
【关键词】安乐死；生命权；人性尊严；死亡权
【中图分类号】d91
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6)02—0092—06
a constitutional study on euthanasia．wang ka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
2【abstract】euthanasia is a dificult moral and legal problem that humans are facing with．it is a multi—domain proble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euthanasia leads to three problems： firstly，patient s fight of life crosses with his fight of human
dignity；secondly，whether there is a fight for patient to die or to abandon his fundamental fights；thirdly．patient s f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stands against state s duty to protect people s fundamental fights． answers to these three problems will provide
theoretic support for other domains to establish the institution of euthanasia．
【key words】euthanasia，right of life，human dignity，right to die
安乐死并非一个新问题，实际上，一百多年来，它
一直困扰着人类。关于安乐死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歇．
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现在尚无人能够提出一种令人
信服的关于安乐死的论证。当然，这又与安乐死本身的复杂性有关。由于安乐死涉及多个领域— — 法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其中在法学里面，又
涉及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等，所以，如
果没有多学科的知识积累，很难想象能够得出一个比
较公允的结论。我国有关安乐死的讨论起源于20世
纪80年代，尤其是1986年，在我国陕西省汉中市发
生了第一起安乐死的案件，并且二十几年来，有关安
乐死的文献也层出不穷，应当说，研究取得了一些进
展，但是，不足也很明显。首先，学者的研究似乎并未
引起反响，主要体现在立法仍处于停滞阶段；其次，学
者的视野比较单一，对于安乐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法
学和医学领域，而法学领域中又集中在刑法学领域．
较少有从其他学科来进行论证的；再次，对于国外的安乐死立法及其理论，较少系统地介绍。有鉴于此，本
文欲从宪法学的角度来对安乐死进行一些讨论。在借
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以求得一种宪法学上论证安乐
死的思路。
一、安乐死的概念及其类型
(一)概念
安乐死的概念是理解安乐死的出发点，许多有关
安乐死的争议实际上属于各自使用的安乐死的概念
不同所致，由此，统一安乐死的概念。才有可能为安乐
死的讨论建立一个公共的平台。安乐死，英文为eu．
thanasia，该词来自于希腊语上的eu(对应英文之
good)和thanatos(对应英文之death)，故本意是指“好
死”或“善终”。这也与中文“安乐死”的字面含义相对
应，但是，如果由此仅对安乐死作字面的理解，显然是
过于泛化了，既无法揭示安乐死在现代社会的特殊难
点，也容易使我们的讨论偏离方向。应当说，安乐死的目的是令人善终，但其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是特定
安乐死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在当今的年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是父母给予的应当珍重。这里主要通过对于日本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来看到中国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说明问题。一．安乐死的意义
安乐死源于希腊的EUTHANASIA一词，原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又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对它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它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二．日本安乐死的发展
日本最早的安乐死案例出现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发生了六起安乐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谓的积极安乐死,并且是由亲属执行结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乐死协会试图通过一项根据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法案,这项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结束后,有关协会成员努力游说议会成员,但是最终由于社会的反对声音过高而没有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导的安乐死应当是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放弃生命维持治疗,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积极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后来,安乐死协会开始改变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遗嘱的执行上,而不再试图改变法律。
2.1日本关于临终关怀,特别是终止生命维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卫生与福利部和医学会1989年印制了生命临终措施指导手册。该手册在前言中写道:根据探讨中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负担的考虑,对于仅仅是为了延长患者临终生命的医疗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对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和呼吸系统将要终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只能是延长患者的痛苦„„从今以后,类似情形的医疗保健措施应当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决定权。而且。1992年3月,日本医学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印制了一份题为“给临终关怀医生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遗嘱。
199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死亡与医学保健专门委员会出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措施是可以允许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现有医学条件所无法逆转的;第二、必须病人在清醒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终止治疗措施必须由医生实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实施。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止治疗方面,也多处提到了“有尊严的死”一词,尽管死亡与医疗保健专门委员会没有详细论及“安乐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禁止“积极安乐死”。报告指出“杀死„„通过药物方式,尽管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许。”
三．中国安乐死的发展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王明成离开人世, 王明成的“安乐死”请求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在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却不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三．结论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在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国策等条件的束缚之下导致人民对于安乐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样，历史的不一样导致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观念和意识。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关于安乐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传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安乐死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传统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种传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
目前学术界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安乐死”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终止生命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或仁慈助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为被动“安乐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辅助设施和药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愿望，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时候，有过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实施“安乐死”。如通过立遗嘱。而非自愿“安乐死”针对的是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安乐死在日本备受关注和争议,日本成文法律尚无关于安乐死的规定。但是从案例的处理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消极安乐死,虽然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部分能够接受它已经做出了肯定性规定。尽管消极安乐死从法理上讲在日本属于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所以在日本还没有因消极安乐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对于积极安乐死,日本社会和民众所持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而且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确定的犯罪行为。从日本发生的积极安乐死案例来看,行为人都以杀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从量刑上看明显较轻,不同于其它杀人罪,这说明人们认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界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安乐死案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和日本很类似，对消极安乐死有着较大的肯定性。而积极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讨论。从中国政府对安乐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态度来说，安乐死在立法方面有着很大的阻碍，其中积极安乐死是一大方面。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世界各地对人类自己的生命终结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法学界、医学界、社会学界都越来越加大对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从各个方面探讨安乐死，从各个方面论证安乐死最终得以合法化。第一部分，介绍安乐死之中国社会背景，正是由于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境内出现了多起安乐死案例，安乐死才会倍受关注。第二部分，讨论与安乐死有关的各个概念，包括安乐死含义、构成要件以及安乐死分类。第三部分，阐述安乐死国内外发展的现状，对比安乐死在国外发展的趋势来研究国内安乐死之现状及未来走向。第四部分，安乐死之正反观点及理由。伴随安乐死的出现而产生的世人观点也是褒贬不一，有支持并热衷于安乐死的人群；也有人认为其违背伦理道德，违背生命运转之自然规律。第五部分，根据以上的阐述从而分析论证安乐死在中国之合法化。这是我们的核心观点，其他部分围绕这个观点而展开论述。第六部分，我们注重中国现实状况，安乐死要想在被儒家思想统治数千年的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实现合法还需一段艰辛的历程，也存在着许多暂时性的困境。
一、安乐死之研究背景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我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目前，国内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各个媒体再次强烈关注安乐死的问题。起因是两个 重要的事件。一是王明成（全国第一个安乐死法律案件的当事人）要求安乐死。媒体报道 “17 年前他曾背负杀母罪名两次被关终不言悔，17 年后重病的他申请让自己以同样方式离世”。二是 1988 年七届人大会议上就作为安乐死立法提案人的胡亚美，委托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忠诚再次在 2003 的人大会议上提出安乐死的议案。安乐死的讨论再次掀起。
二、安乐死概念之探讨
（一）安乐死含义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的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为“安逸死亡”，“快乐死亡”，“无痛苦死亡”，”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又称安乐术，怜杀。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对出生时即为重残或痴呆的婴幼儿、重度精神病患者、重度残疾人及处于不可逆昏迷中的植物人，实施使其在无痛苦感受中死去的行为。狭义专指对身患绝症、临近死亡、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患者，实施促使其迅速无痛苦死亡的一种方式。又称无痛苦死亡。一般多指后者。各国对安乐死是否合法存在争论。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①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②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③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④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⑤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⑥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通过了安乐死法案。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中国法律对安乐死未作规定。
（二）安乐死的构成要件
安乐死的合法构成要件有三：（1）前提条件，即安乐死必须基于死者本人自愿、真诚的请求；（2）客观条件，其中又包括安乐死适用的对象——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痛苦不堪的病人，实施安乐死的主体——必须由专业医师来实施，以及适用的方法条件——要求方式方法在伦理上应该是恰当的。（3）程序条件，安乐死的实施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下面将就此展开分述：
1、安乐死的前提条件
安乐死的前提条件即安乐死必须基于死者本人自愿、真诚的请求。安乐死必须出于死者本人的意愿，非自愿安乐死违背了死者本人的意思，它的实施即使是出于维护死者本人利益，减少死者临死前痛苦的动机，也不能排除社会危害性，属于故意杀人罪。这一要件具体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1）请求实行安乐死的人必须有认识其请求的性质、意义、作用、后果并独立做出意思表示的能力，即提出请求的人必须达到一定的年龄且具备正常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2）安乐死的请求必须以书面的明示的方式表示出来。由于安乐死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必须慎重。有书写能力的病人必须亲自用书面形式表达自己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无书写能力但有口头表达能力的人，由其亲属或朋友代书，并且由公证机关当场公证和制作视听资料；若既无书写能力又无口头表达能力但又神志清的如何处 理？
（3）安乐死的请求必须是本人真实的意志，即该请求是其内心真实意旨的反映，他真诚的希望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且这种请求以十分正式的方式提出。
（4）病人现在神志不清晰或者无法表达自己意愿时，如在未患病之前预立的安乐死请求视为无效。
2、安乐死的客观条件——只能由特定的人以特定的方法对特定的对象实行安乐死。
（1）安乐死只能对特定的对象实施。要成为安乐死的对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A、身患绝症；B、濒临死亡；C、痛苦不堪。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2）安乐死只能以特定的方法实施。即要求方式方法在伦理上应该是恰当的。一般来说，常见的是通过注射、服药等方式使病人迅速无痛苦的死亡，当然日后出现的高新技术也可利用。
（3）安乐死只能由特定的人员实施。由于安乐死涉及医学专业，因此必须由医生实施。一位医生掌握的专业技术可以真正的让病人“安乐”的离去。本文坚持，病人的亲属或朋友不能成为实施者，若病人对这些人授权，则授权无效。
3、安乐死的程序条件——安乐死的实施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
安乐死虽然不是违法行为，其根本目的在于减少、解除病人的痛苦，但其手段毕竟是剥夺病人生命这种在形式上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如果对其程序不进
行严格的控制，就极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所以，实行安乐死应当有严格的程序条件。这也就是安乐死立法的重点部分
（三）安乐死的分类
一般分为两大类：①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指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其生命，如当病人无法忍受疾病终末期的折磨时。②消极的（被动的）安乐死。即对抢救中的病人如垂危病人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任其死亡。
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①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这里，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一些。②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若不进行安乐死，病人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自觉痛苦，但他的生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一个负担。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儿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危阶段的病人，以及植物人等。无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
三、爱乐死之国内外发展
（一）国外安乐死
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其后，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为之立法。
美国最高法院2006年裁定，医疗行为由各州自行管理，包括协助自杀。2008年11月，华盛顿州近60%的选民投票通过了第1000号动议案，成为继俄勒冈以后第二个由选民投票允许安乐死的州。华盛顿州允许安乐死的法律自2009年3月5日生效，规定，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如果剩下的时间不到6个月，可以要求医生对其实施安乐死；要求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岁，有行为能力并是该州居民；病人必须提出两次口头申请，间隔15天，并在有两名见证人的情况下提出书面申请，其中一名见证人不能是病人的亲属、继承人、负责治疗的医生或与申请者所住医院相关的人；开致命性处方或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还必须向州卫生部门提交记录的复印件，州卫生部门就法律的实施情况撰写年度报告。
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通过了安乐死法案。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
了第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为之立法。
（二）安乐死在中国
安乐死的问题在中国尚未正式讨论，但促使安乐死问题激化的那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已大量引进并推广。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讨论中出现的分歧意见与国外大体相同。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看来安乐死立法已不能回避了。但法律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眼下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而且法律付诸实践，就有极大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胡云腾认为，安乐死立法和怎么实施是密切联系的，实施安乐死影响到能否制定这个法律。目前看来，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
“社会的立法需求现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尽管社会上一些人士呼吁安乐死立法”，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陈泽宪说，“从我国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现行的一些法律障碍来看，都不具备实施安乐死的条件。”
但这并不能阻止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病人应有尊严死去的自主权，这是拥护安乐死的人很充分的理由。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说：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
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曾是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说，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
四、安乐死之正反观点
（一）支持安乐死
承认、支持并热衷于安乐死的一方认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公民有权力选择自己的人生走向，包括幸福与不幸，活着还是死亡。如果他认为活着是痛苦的煎熬，死亡才是解脱，那么他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应得到理解与尊重。社会对待“安乐死”要有宽容之心。那些帮助他人“安乐死”的人其实充当了道具的角色，主观上缺乏罪过，是不应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当然对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适用程序法律上应做出最严格细致的规定，以防止有人借“安乐死”之名行杀人之实。
权利人有权处分其个人权益，生命权没有理由被视为例外，这是其权益的个人性所决定的。人既然有生存的权利，也应该可以将死亡作为自己的选择，特别是选择尊严地死去的权利。在当前医学技术条件下，有些病症没有治愈希望并且给病人带来极度痛苦，在病痛折磨下他们往往感觉生不如死，这时生命的延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他们应该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而且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有些国家对安乐死的态度由排斥转变为接收，也说明安乐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从社会意义和生命价值以实用主义分析，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生存能力，对社会没有了贡献，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减少对别人的倚赖和对社会的负担。
2、安乐死可以彻底消除病人的疾病痛苦，精神压力和思想懮愁。
3、人总难免一死，早晚都是死；一死百了，死人活人都解脱，患者与亲朋皆大欢喜。
4、人的生命属于自己，个人有权结束生命，这是个人自由和独享的人权。
（二）反对安乐死
反对一方认为：人活在世上，生命的无常无时不在发生着，没有人知道下一秒钟我们会怎样，明天睁开眼睛世界是怎样。我们的人生这样无常地发生着，其实，说到底，也不过就是遵照生命运转的自然规律，由始至终而已。安乐死，是一种为他人选择死亡的方式。这样不人道的做法，本身就已经违背了自然运转 的规律。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安乐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患者的病痛，使得患者得以早升极乐。但是，我们却更清醒地看到，在这种貌似“安乐”的背后，却是在世者深深地受到伤害的心。想想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不是别人，不是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人，而是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与我们有深厚感情牵绊的最最亲爱的人啊。我们难道就真的看见他们那样“安乐”地死去而感到放下胸口的一块大石了吗？难道就只有为他们选择死亡，才是我们这些最亲密的人应该选择的吗？如果说患者选择安乐死是为了让自己得以减轻痛苦，那么，相对于那些还生存着的人来说，他们为自己最亲的人选择了死亡，他们的心情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伤痛啊！况且，我们的刑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如果他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要求，这是一种“帮助自杀”的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如果人人都这样子继续进行所谓的“安乐死”的话，那岂不是要多了多少“故意杀人罪”啊。更甚者，如果有人打着“安乐死”的幌子，大举手中杀人的屠刀，我们要如何去判断，我们要如何去保护那些患者？
再者，尽最大的努力去挽救每一个需要挽救的人，不是价值衡量所能理解的范围。
相对于生命，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其相互衡量。没有了生命，何来其他各种存在。的确，我们的国家还是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我们各方面都不太完善，有待改进。我们的国民生产也不是发达国家所能理解。我们有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我们有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当一个面临风吹雨打的家庭遭遇如此巨大的打击，他们受到最大伤害的不是物质上的损害，而是精神上的伤痛啊。看着自己的亲人那样痛苦地躺在病床上，他们有一些人甚至都愿意用自己的躯体去承受那种苦痛。这种感情是多么诚挚，多么动人。然而，这种真挚的事物难道就一定要用“减少社会负担”、“节约资源分配”却衡量吗？正方辩友也说了，我们是人，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受苦。那么，难道我们就可以眼睁睁看着用这些“减少”和“节约”的字眼来和我们对于亲人的情怀套上边吗？这样的坚强拉扯，不是更没有人情味，更不公平吗？
五、安乐死之合法化探讨
随着社会和我国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安乐死在我国将会合法化。
(一)从生命伦理学角度分析
安乐死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崇尚生命的，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不可轻言放弃。治病救人，更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助人死亡”这种做法有违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但是，所谓伦理，是指处理任何人之间相互关系所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则，是一种社会规范，是人们对他人行为的一种社会评价，是对人生和社会生活所进行的一种批判性的反思。而生与死的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被纳入到了伦理道德这个评价体系当中。到底何种死亡才是符合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应当说只有符合社会价值的死亡才是道德的。泰戈尔在诗中写道：“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诗人看来，生命的结束就如其开始，是一种至美的境界。求生是人类的本能，谁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一个生命只剩下痛苦，苟延残喘是否就等于尊重生命？让生患绝症的病人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是人与生俱来就有的一种权利。而正是病人的这种选择，才是符合社会价值，符合伦理道德的。因此，尊重一个人选择死亡的方式，也就是维护了人权。因此，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结束痛苦，实现病人自己的临终选择，是符合人道主义的。
首先，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毕竟，这种做法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
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显然不！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
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
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
（二）从法律角度分析
安乐死并非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以及刑法论的通说，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而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取决于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我们认为以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的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但是笔者在前文已提出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的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可以减轻社会与其家属的物质、精神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安乐死不
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益。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当将其作为其他任何名义下的犯罪来处理。因此，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安乐死合法化的民法基础——生命的自主权。任何自然人都享有生命权，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生命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尽管这种生命利益的支配权是适度的、适当的，但是它毕竟也是支配权，因此生命权的支配权是有限的支配权。
无论是从伦理道德还是法律制度来讲，安乐死合法化符合历史潮流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六、我国安乐死合法化之暂时困境
虽然说安乐死合法化是社会趋势，但就中国目前现状来说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安乐死立法存在的诸多方面的困难，是我们不得不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它的原因。
(一)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是制约安乐死立法的根本原因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物质基础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具有健全的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己经在法律上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和比利时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具有极其完备、健全的医疗卫生与公共福利保障体系，能够为确实需要和可能救治的患者提供一切必要的医疗、救治与关护。以荷兰为例，荷兰属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并且国民收入相对平均，贫富差距不大。荷兰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高度发达，95％以上的公民有私人医疗保险。长期疗养也包含在保险范围内，缓和医疗非常进步，几乎每一家医院都有疼痛控制及缓和医疗中心，与之相较，其它国家的类似中心少而昂贵。因此人们选择安乐死不会考虑经济上的原因，而我国情况大有不同。l、医疗保障条件不健全
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历史和政治等诸多原因。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民众收入
差距很大，有人还未解决温饱问题。作为社会福利的医疗保障还没有覆盖全部人口，除社会少数群体享有完全公费医疗外，占社会大多数人口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退休以及无业人员等社会群体则处于自费或半自费医疗的状态，高昂的医疗开支使许多患者及其亲友对医院望而却步，大量的患者实际上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治疗与救助。
2、医疗条件及技术不发达
要实施安乐死，首先须对患者的病情做出精确的诊断。而精确的诊断，一需要医生的精湛的医术，二需要先进的医疗检测技术，而我国医务人员的整体职业技能和绝大部分医院的医疗检测技术还不能达到对疾病的精确的诊断。(二)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人们不能正视安乐死
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的发生变化，但我国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患者、患者亲属及社会公众不能正确看待安乐死。l、患者畏惧死亡
人生来就对死亡有普遍的恐惧感，这也激励着人的求生欲望。中国传统的生死观突出表现为珍视生命，“好死不如赖活一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儒家那里，生是人类发自本能的一种欲望，流露出贵生厌死的倾向。即使一个人身忠绝症，他也是期望有奇迹发生，可以死而复生。只有在极度痛苦之时，才会有生不如死的感受，情况稍有好转则继续求生，所以，有学者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患者是真实的想死呢?
2、患者亲属坚守传统孝道
传统的中国孝文化在经过两千年的封闭式运行的中国社会培植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使孝与忠的义务成为传统中国人最基本、最重要的终身义务，这种理念长久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也塑造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所以安乐死的支持者也会在诸如“你是否会为你的父母实施安乐死”的反问面前无法回答。如果亲人患病，尤其长辈患绝症濒临死亡，亲属应该陪守到死，以尽孝心，决不能催其早死，否则将背上不孝的罪名。
3、社会公众误解安乐死
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
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相违背。当人患重病痛苦难当时，社会公众觉得患者应勇于和疾病作斗争，这样的行为才是值得赞赏的。(三)立法技术方面存在困难
如何做好与相关法律的链接是安乐死合法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
在我国，讨论安乐死的立法，必须首先要解决的是安乐死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协调关系。宪法中并没有规定生命权，对生命权在宪法范围内应如何理解； 《民法通则》规定的生命健康权是否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的内容还是充满争议的问题；实施安乐死虽然不同于故意杀人行为，但在客观方面还是有死亡结果发生，既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如何为安乐死出罪；安乐死合法化后，相关卫生行政部门应负有监管职责，如果监管不力相关卫生行政部门又如何承担法律上的责任。此外安乐死立法的实现是采取单独立法还是对刑法进行修正，如果单独立法最好是何种位阶的立法，学者们提出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安乐死有关于生命权只能制定法律，有的学者认为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总之，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在许多方面与安乐死是不相容的，如果不能做好安乐死立法与相关法律的链接对安乐死立法会造成很大的阻碍。(四)人的道德素质因素使安乐死实施存在安全隐患
安乐死直接针对患者的生命权益，患者在安乐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是否选择安乐死应当是患者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患者做出决定。一切权利都有可能被滥用，安乐死的权利也有被滥用的可能，这也是安乐死立法过程复杂的一个原因。
l、患者亲属态度影响患者请求安乐死的动机
在我国社会医疗保障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许多病人的治疗费用及护理工作都由其亲属承担，而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在患者的医疗、护理费用成为亲属严重的经济负担的情况下，亲属冷漠的态度会使患者丧失生存的勇气主动提出安乐死，什么有可能亲属做出某种暗示让患者自己提出安乐死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难以保证患者亲自申请安乐死是自己真实意愿的自由表达。
2、医生(医院)道德水平影响安乐死的实施
实践中，我们可看到这种现象，医疗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引起法律纠纷，社会舆论大多会把矛头指向医院或医生，究其原因，恐怕其中之一就是对医院的医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