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过度医疗资料

第1篇：没有过度医疗资料

过度医疗黑幕 心脏支架是最大过度医疗方案

2010年4月8日我和牛牛、赵赵扫墓后的第二天，赵赵在博客中贴出一篇文章，回忆五年前她的婆婆——马中行老师当年治疗时的一些疑问，提出“过度治疗”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警惕“过度医疗”，因为保住老命很重要。人活着其实有时很无奈。我们能“不相信专业人士而把自己变成所有行业的专业人士么?”，肯定是不能的。那么警惕就是非常必要的。

过度医疗黑幕 心脏支架是最大的过度医疗

2010/04/05 23:59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科技报 孙燕燕 王夕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目前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年近70岁的张春林坐在记者对面讲话时明显有些气喘，“现在我是家人的累赘，要不是当时装的那两个支架，我现在最多是心绞痛，也不会患上严重的心肌梗死。”

两年前的一天，张春林因劳力型心绞痛与老伴到北京某大型医院就诊。检查完，医生告诉他，病情非常危险，建议在冠状动脉内安装支架进行治疗。张春林的女儿此时正在国外从事心血管病内科工作。本来，他想与女儿沟通后再确定治疗方案，但鉴于医生说的“情况紧急”，他和老伴没有犹豫，决定立刻手术。很快，张春林就被医生推进了导管室，一个多小时手术完毕，他的体内多了两个支架。

本以为就此彻底痊愈的张春林却没有想到，仅仅一年零两个月后，他又因心脏问题急诊入院，而这次的心脏造影结果显示，两个支架堵塞导致急性心肌梗塞。

此时，张春林的女儿正好回国探亲，于是，他找出一年多前的造影手术光盘，给女儿看。女儿发现，当时他的冠状动脉某一段仅仅狭窄50%，是心绞痛中比较轻的一种，药物治疗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根本不用安装支架。听到这种情况，张春林很生气，本想通过法律让医院对他现在出现的病情负责，“但考虑到女儿以后还要回国发展，我想还是算了。她告诉我这是国内医院的‘潜规则’，我这么一闹，以后她就没法在这个行业立足了。”

冠心病的治疗包括药物疗法、外科搭桥疗法和内科介入疗法三种传统方法，以及尚处于研究初期的基因治疗等新型疗法。上世纪80年代，在以支架手术为主的冠心病介入技术进入中国之初，它曾被医生誉为心血管病治疗史上的一场革命，被患者称为能够“起死回生”的技术。

中日友好医院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徐浩告诉《北京科技报》，简单说，心脏支架手术治疗就是穿刺血管，将一根导管刺入血管中，把一截圆柱形的中空金属网管放到需要安放的部位，撑开被阻塞的血管，使血液重新流通。手术过程并不复杂，病人在局部麻醉下接受手术，一般几天后就能出院。

但是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医疗人员很快发现，支架的再狭窄几率在临床中较高，医学上称为内膜增殖。也就是说，支架使血管通了，使原来缺血的心肌获得血液供应，但支架内还会继续长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再度狭窄。

虽然最新的有药物涂层的支架，即药物洗脱支架，可使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由原来的20%左右降低到10%以下，并且使细胞增殖速度变慢，但是再狭窄的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国外研究表明，从1984年到1999年，搭桥和介入治疗稳定性心绞痛对死亡率下降的贡献仅为2%。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在处理冠心病时的态度通常是，能够药物治疗的绝对不安装支架，应该安装一个绝对不会安装两个，而且一个医院内不同的专家，不同医院的专家认识基本相同。

但是，在这一点，国内的医院并没有像发展技术一样与国外齐头并进，甚至出现背道而驰的情况。

卫生部医疗风险监测和预警专家组成员、北京市康盛律师事务所医疗事务部主任王和平告诉记者，现在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非常泛滥，他就曾接触过多起类似的纠纷。2010年，北京一家三级医院，给一位70岁的男性病人放了11个支架，手术后第二天，病人就死亡了，检查原因是冠状动脉狭窄，本来放支架是为了扩张血管，但是放太多，反而阻塞了血管。

2009年10月，北京某三级医院，在相关检查不全面，进行心脏造影检查的同时就给一名曹姓患者进行了支架手术。手术中很多支架无法通过病人的血管，但是医生并没采取补救措施，而是继续硬塞进去了8个支架。因为手术时间过长，导致病人心源性休克，住院后的第七天死亡。而成都一家心血管专科医院，给一位病人放了17个支架的“事迹”让很多业内人士听了都很惊讶。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也表示，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比如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会觉得心脏局部不舒服，一年后才能适应，并且安放后还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他自己就遇到过一些“回炉”患者，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2008年，中国接受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患者约18.8万人。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就曾对这个数字表示：“这的确说明冠心病介入技术得到普及推广，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病例中究竟有多少不合乎规范。例如，对再狭窄危险不大而出血风险大的患者来说，对其使用药物洗脱支架是不合理也不安全的。药物洗脱支架的潜在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它适用于大部分病人，但不适用于所有病人，但很多医院并没有在意这一点。”

至于为什么出现心脏支架的滥用，专家分析，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手术带来的利益。一枚支架，直径只有几毫米，重量不足万分之一克，国产的需2万~3万元，进口的价格更要3万元以上，而术后的后续治疗也是一笔花费。

王和平告诉记者，医疗器械进入医院的前后是一整条利益链，必须给医院还有实施手术的医生一定的回扣，回扣都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厂家直接对某个医生，这是业内的潜规则。而且根据设备和供货商的不同，回扣的多少不一。目前国内的很多大医院中，每年进行多少支架手术都在攀比，因为放得越多，显示收益也越大，甚至很多医院每年都会给相关科室下达放支架的指标，要求当年放支架的病例要达到多少。

2002年，强生公司研发的药物洗脱支架——“心扉”(CYPHER)率先在欧洲上市，随后获准进入中国，当时的市场定价是3.6万元，其中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可达50%。这种支架在国内的使用比例一度高达支架总使用数的98%。紧随心扉支架进入中国的，还有美国波士顿科学公司研制的紫杉醇支架(TAXUS)，它选择直销方式，售价比心扉便宜一半仅1.8万元。然而，在其他国家市场占有率通常高达60%~70%的紫杉醇支架，在中国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销售量几乎为零。 此外，王和平也表示，学术上的要求也是造成支架泛滥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规定，医生亲自进行的支架手术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因为以小样本量为案例的论文，科研价值很小。发表论文又是和评职称挂钩的，比如必须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3篇以上的论文才能评上高级职称，所以医生就需要大量的支架样本。

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

现在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非常泛滥

抗生素滥用也是一种过度医疗

过度医疗暗藏“猫腻”

在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少、医疗过于市场化发展的条件下，医生就成为具有双重角色的人：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另一方面，是卖药、卖检查结果的生意人。

仅仅是泛滥的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让人窥一斑以见全豹，它背后的“过度医疗”问题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成为医患之间经济利益变得对立的最好证明。

胡大一说，人们发现，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目前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很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政协委员、广西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主任医师马亦龙教授在今年的两会上就再次拿出了关于治理“过度医疗”问题的提案。他告诉记者，这些超过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过度护理。

马亦龙说，过去曾经在医疗界流通的“金标准”，也就是什么样病情的病人应该遵从怎样的治疗方法，现在几乎没有人遵守了。病人一进医院就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医生都比着开药。

《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综合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从1990年的2.1元，渐升到2004年的35.1元、2008年的45.3元;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含手术费)则从1990年的121.5元，攀升至2004年的1566.3元、2008年的1887元。在这背后，抛开物价增长的因素，很大一部分是过度医疗带来的“效果”。

“就拿抗生素来说，现在国内的使用情况可以说是滥得不能再滥。”王和平说，在美国一些大型医院，进行心脏病手术都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因为他们认为，在无菌环境下实施手术本来就不应该用抗生素，使用抗生素在医生看来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说明自己的水平不够。但在国内，小小的门诊疝气手术，医生就会给病人开上几天的抗生素。 据统计，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远远高于国际水平，抗生素的滥用直接导致一些大医院中，患者体内金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高达90%，对头孢菌素耐药率约为30%～40%。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孙强告诉记者，他和相关的科研人员曾在山东一个县做过调查，随机抽了几百份的门诊处方，这些处方单涉及感冒、发烧、拉肚子、腰酸背痛等常见病。调查人员发现，级别越低的医院，药品处方过度的程度越严重。例如，同样的病症，县级医院，一张处方上可能开出2个药品，到了村里就是一张处方4个药品。处方针剂使用率，在村卫生所的处方中则达到63%，这其中，有很多是不合理使用的。而国际上通用的办法是，由于注射安全和卫生条件等存在着隐患，不建议在门诊使用针剂。

孙强说，中国85%的药品是医院卖出去的，是以药养医，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药品，卖更多的药，挣更多的钱。一般大医院中，药品带来的收益能占到40%~50%，到了县乡级医院，药品收入则占到60%~70%。但这个数字只能说明医院级别越高，药品收入所占的比例越小，药品的使用是否合理，从这里是看不出来的。

“过度医疗除了药品，还有过度检查，特别表现在一些大型的设备，比如CT机的使用上。以前我们做结核病的研究时知道，很多诊断根据X光胸片，再结合痰检就可以确诊，但现在很多医院，CT的使用量已经远远高过X光，因为X光检查一次只要几十元，而CT检查动辄就要两三百元。”孙强说。 此外，耗材，如支架、缝合线等，医生通常都会推荐病人使用更为昂贵的品种，但这其中很多是没有必要的。比如手术使用的电刀，本来根据规定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现在医院做手术时基本是一个病人一把电刀，这不仅使病人看病的成本增加，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同时，医疗资源作为公共资源，“过度医疗”所带来的问题也会造成资源的分配不公，使一些真正需要使用的人得不到好的治疗。

“过度医疗”问题之所以产生，马亦龙表示，作为医院和医生也很无奈。以他所在的肿瘤医院来说，每年国家划拨的财政费用仅够医院给离退休职工发放工资，因此，医院想要购进新的设备，改善医疗条件等就只能想办法创收。同样，现在如果一个医生不拿回扣，不在开药做手术上“动脑筋”，知名医院的副教授也许一个月除去奖金只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因此，在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少、医疗过于市场化发展的条件下，医生就成为具有双重角色的人：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另一方面，是卖药、卖检查结果的生意人。

此外，医生为避免出了医疗事故后患者家属找自己的麻烦，往往追求“全面”的诊疗方案。比如，《医疗事故鉴定法》规定了医生在鉴定过程的举证倒置制度，可能导致医生对病人的过度检查。一项调查显示，在300名全科医生中，有98%的人承认自己在医疗过程中有增加化验检查、院内院外会诊、多开药等自卫性或者称之为“防御性”的项目。而医生自卫性医疗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避免吃官司”。 同时，现在很多病人也存在“复杂的技术和设备会带来更好的疗效”的错误观念，他们会直接要求医生开某种药物或者要求医生进行支架手术、剖腹产手术等。

“目前，过度医疗的定义虽然很明确，但在现实中却又非常难界定。”马亦龙说，因为临床医学非常复杂，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病也有不同的表现，同一种病的不同时期治疗方法也不同。因此，想要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首先要对过度医疗设定标准：对病人的诊疗总体上是趋好还是伤害。在治疗中，要看医生的目的何在，治疗是否产生预防作用，是否减轻了病人的痛苦，是否能延长病人的寿命。另外有几个附加条件是，病人的经济能力是否能承受，病人的心理是否能承受，治疗中是否能体现病人的权利。

同时，应该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和监控网络。孙强说，欧洲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很完善，建立了药品控制的机制，就是要审核每一个医生所开的药品，如果医生药品开得不合理，保险公司不会把钱付给医院。瑞典还建立了抗生素使用网络，监管每一个处方的抗生素使用情况。“这个经验我们是可以借鉴的，不光抗生素，整个药品都可以建立起网络进行监控。”

马亦龙也提到，他在日本考察时也发现，日本同样存在这样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当他们发现某一个医生开出的药物费用过高时就会进行调查，一旦发现问题，这个医生就会被终身禁止行医。在新加坡，医保部门规定，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每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一来医保部门不予报销，二来医生还要向专门的委员会陈述放入过多支架的理由。

此外，相关部门应进行医院体制进一步改革，建立补偿机制，使公立医院公益化，成为真正的非营利单位。医院分配制度要改革，让医生收入不与产值挂钩，实行以服务质量为核心、以岗位责任与绩效为基础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建立相关监督机构及严格评定标准，定期对公立医院进行考评，让过度医疗的机构和医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过度医疗的现状就会改变。

患者及其家属也要加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目前，不少国家都制定了有关病人权利的文件，有些国家制定了《病人权利法案》，先进国家这方面的做法可以作为国内解决“看病贵”问题的借鉴。

“我们要记住希波克拉底的忠告，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过多’!”胡大一说，我们应该提倡人文医学的理念，人文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人的一种情感需要。老百姓对医院的学科建设、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提高，体悟不会很清晰，但他对医院服务水平的提升却感受非常直观。作为医生，应该让患者及其家属参与治疗方案的决策。把各种方案的利弊陈述清楚，请他们选择最终的治疗方案，医生更多地扮演一种提供不同方案的角色。一份优化的诊疗方案，其实是在获益和风险、成本与效益这两个问题中寻找平衡。

第2篇：治理过度医疗行为

庆城县岐伯中医医院治理过度医疗行为

汇报材料

为贯彻落实上级部门文件关于治理过度医疗行为的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解决老百姓关注的看病贵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经院务会研究决定，在我院开展过度医疗行为治理活动。现将全年来的一些具体做法汇报如下：

一、成立领导小组

成立了以韩院长为组长、宋院长、张院长、蔡院长为副组长、医务科及各科室主任为成员的治理过度医疗行为工作领导小组。由医务科负责治理过度医疗行为的日常工作。

二、工作目标及任务

确定了治理过度医疗行为工作目标及工作任务。即通过这项活动的实施，有效遏制我院各临床科室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违规收费等过度医疗行为，减轻广大人民群众医药费负担。力争使各项工作指标控制在县卫生局所要求的范围之内。

三、具体做法：

(一)按照市县卫生局的要求，严格实行了首诊负责制。要求各临床一线医师科学合理判断病情，严格掌握住院指征，属于普通门诊治疗的病人禁止安排住院治疗，杜绝小病大治、住院检查及挂床等违纪违规问题发生，切实控制住院费用不合理增长。

(二)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进一步加强了中医药工作，推广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优势病种和优势环节上简、便、廉、验的独特作用，各临床科室均成立了中医综合

1 治疗室，对中药开方医师每付药补偿一元，提高了中医治疗率，特别是适宜技术应用率，有效解决了患者看病贵的问题。

(三)将治理过度医疗行为纳入院长行政查房工作，建立并实施了院长值周工作制度，通过院长行政查房及值周工作，加强了对运行病历中滥用抗生素，不合理用药、重复用药，重复检查、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行为的检查，将检查结果进行院内通报批评，并将检查结果纳入科室月考核工作，与奖金发放进行挂钩，对相关科室进行了经济处罚。

(四)将治理过度医疗行为纳入月质量分析评议会，作为月质量分析评议的重要内容，通过定期不定期检查，将检查结果进行汇总，分析查找过度医疗的原因及症结，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及措施，处罚了一些科室及临床医师，并将治理过度医疗工作纳入科主任管理及考核指标之一。

(五)加强了处方点评工作，每月奖金发放前，由医务科牵头，药剂科负责组织实施，进行处方点评工作，通过处方点评，对发现的大处方、重复用药处方，搭车处方，滥用及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处方进行汇总通报，并直接处罚到开方医师，提高了对药品使用的监管力度，有效地遏制了过度医疗行为。

(六)落实公立医院改革的有关措施，严格抗菌素使用品种数量，使其不超过35种。打击药商促销药品行为。一旦发现药品促销线索，立即停药。加大高值耗材采购使用监管力度，杜绝虚假回扣行为。对于违规使用高值耗材料的有关医师及科室从严进行了处理。

(七)严格落实医疗机构“八个排队”、医务人员“八个排

2 队”工作制度，并将排队结果进行公示，在院务会上进行通报，对相关医师加大了经济处罚力度，成效明显。

(八)执行同级医疗机构之间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互认制度，互认内容包括：对一级医院(包括未评定等级)常规检查，对二级以上医院的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检查结果认可，避免了重复检查，有效减轻了患者的负担。通过监管，提高了我院大型医疗设备检查阳性率，CT、超声、核磁等大型功能检查阳性率大于75%，生化检查阳性率大于80%。

(九)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医疗收费价格，规范医疗收费，禁止分解收费、比照收费和重复收费。对服务项目和价格进行公示，对违反规定乱收费、私收费的有关科室及人员按我院管理制度进行了严肃处理。

通过以上做法和措施，使我院治理过度医疗行为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治理过度医疗行为过程中发现难度较大，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在今后工作中，我们一定会增强责任意识、继续加大检查、管理及处罚力度，全年累计处罚金额1万元以上，同时进行正面引导，扩大宣传，使得我院的治理过度医疗行为工作成绩得到巩固和进一步提高。

庆城县岐伯中医医院医务科 2017年12月20日

第3篇：如何应对过度医疗？

作者：梁鸿来源：南风窗日期：2011-06-15

造成过度医疗的因素是多面的。最显见的原因自然是医院自身的商业化趋利行为，其制度诱因是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另一个隐性的原因是由于医生的“专业惯性”，即医生出于自身专业进步的诉求会天然地去追求新药品和高精尖医疗技术的应用。预防“反举证”也是医院造成过度医疗的又一隐晦缘由。一旦爆发医疗事故，患者或家属状告医院时，法院为保护弱者，会要求医院“反举证”，即医院自己要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对于此医疗事故不担负责任，如拿不出证据，这个责任要由医院担负。因此，为了防止出现医疗事故时患者状告医院，医院会事先通通把各种检查都做了，这在医学上叫“排除性诊断”。

至于抗生素的滥用，这与中国老百姓就医时的常规思维有关，即都希望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传统上宣扬的妙手回春、华佗再世等都是这种思维的表现。由于抗生素一般能较快解决感冒发烧等症状，这就为抗生素的使用提供了消费的社会基础。所以医生也就动不动给病人挂盐水，弄抗生素。

医疗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在应对过度医疗问题时，政府要承担最主要责任。首先，在宏观框架上，要有公益性机制的建立，切断商业化的趋利行为。其次，政府要建立基本的药物目录，在此基础上做两个工作：一是，要求医生对病人提供服务时，要尽可能提供成熟的、适宜的技术和药物，而不是把高精尖的技术和高新药物作为优选。二是，政府要确立临床路径和规范流程，对药物做一线药和二线药的区分(前者是便宜药，后者是昂贵药)，对待病人时，要严格遵照“一线药优先使用”原则。

至于医患之间的法律纠纷问题。应该认识到，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完全解除的。关键在于，在处理医患法律纠纷时，既要考虑患者的弱势地位，也要防止医院顾及“反举证”而向病人提供过度的医疗供给。在病人与医院之间建立某种平衡。这种平衡的取得主要靠治疗上规范路径和规范流程的建立，并须符合基本的科学治疗精神。在此基础上，医院的治疗都按这个流程来，一旦出了问题，也不是医院的错。哪怕由此有适度的损失，但换来的是更大的利益和公正。(评《南风窗》2011年第10期《过度医疗几时休?》)(梁鸿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城市医保改革评估专家)

第4篇：治理过度医疗活动方案

治理过度医疗行为和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活动实施方案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卫生计生重点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和XXX卫生计生发(2016)12号文件及XXX《关于印发<开展过度医疗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精神，为纠正医疗服务领域存在的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治疗等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推进我院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规范收费，院支部决定，在全院开展治理过度医疗行为专项活动。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 目标任务

通过开展专项治理活动查找过度医疗症结， 进一步规范医疗 诊治行为，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有效遏制不合理诊治、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违规收费等过度医疗行为，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高群众满意率。

二、 主要内容

(一)治理不合理诊治行为。各科室要严格执行医疗机构分级分工诊疗管理规定，切实履行各自职责，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合理分流患者，严格执行分级诊疗及双向转诊等新农合制度和医保有关制度。要认真执行医疗技术操作规程，严格执行首诊、首问负责制，科学合理判断病情，准确掌握住院指征，坚决杜绝小病大治等问题的发生，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二)治理过度用药行为。充分发挥药事管理委员会职责，严把采购环节，坚决遏制药品采购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基本药物全部实行网上集中采购。高耗材由医院统一采购，禁止科室和个人自行采购。加强抗菌素管理，临床使用品种不得超过22种，门诊次均医药费用不超过70元。药剂科要杜绝药品提成、回扣等不良行为的发生。建立医生处方用药预警和高值耗材使用通报机制，严格责任追究制度。

(三)治理过度检查行为。医技科室要提高大型医疗设备检查阳性率，临床医师严格掌握各种检查的适应症和针对性，减少过度检查，提高检查准确率。超声、DR等大型功能检查阳性率不得低于30%。质控组应建立检查结果分析通报制度，杜绝短时间内无指征重复检查、多项检查和盲目检查。认真执行下级对上级、同级医疗机构之间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互认制度，简化患者就医环节，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四)治理违规收费行为。各科室要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医疗收费价格，规范医疗收费，严谨在规定之外擅自设立收费项目，禁止分解收费、比照收费和重复收费。药品价格实行电子滚动屏公示。收费室及时向病人提供医疗费用清单，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接受患者和社会监督。

(五)严格“四六”排队制度。质控组要持续开展医务人员“四个排队”(即：医师用药量、抗生素使用量、人均输液量、青霉素占抗生素比例排队)和医疗机构“六个排队”(即：医疗机构中医药收入占总收入比例、门诊输液人次占门诊总人次比例、平均住院费用、平均

惩戒措施。一是由医院分管领导负责，由药剂科、信息科、统计室、质控组负责统计基础数据，医务科定期分析评估，根据基础数据准确排队，按照“四个合理”(合理检查、合理诊断、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原则科学评估(评估结果分为合理、基本合理、不合理三等)。二是要对排队评估结果每月进行通报，并分别在当月绩效工资中给予经济处罚、暂停处方权，停止执业等惩处(以半年为一个周期，每月排名单项第一或综合排名第一，且综合评估不合理的医师，给予警告、通报批评;一个周期内有四次月排名单项第一或二次综合排名第一，且综合评估不合理的医生，扣除当月绩效工资，同时进行处方监管;一个周期内有六次月排名单项第一或三次综合排名第一，综合评估不合理的医生，停止其职业活动半年，记一次不良执业记录，扣除三个月绩效工资，考核直接定为不称职)。

(六)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各科室严格按照床日付费、单病种付费执行收费方式，对于重症患者据实结算，严格按照农合办要求予以落实，杜绝空刷卡、空挂床等违规违纪现象发生，严格把关入院指征，杜绝小病大治等不良医疗行为。严格考核门诊和住院患者例均费用，杜绝费用不合理增长等现象。

三、实施步骤

(一)自查自纠。各科室成立自查小组，根据方案要求，围绕诊治、检查、用药、收费等重点环节，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深入查找问题，认真进行梳理分析。各科室将自查自纠情况上报医务科。

(二)整改落实 。 医务科将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逐条进行整改落实，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巩固活动的成效，形成治理过度医疗行为的长效机制。医务科将整改落实情况上报当阳市卫计局。

(三)检查验收。各科室要对过度医疗行为专项治理情况进行认真小结，医院领导小组对各科室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并进行通报和适时向当阳市卫计局上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了确保专项活动取得实效，医院成立专项整治活动领导小组，负责治理过度医疗行为和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增长。各科室要按照医院统一安排，全面落实各项治理工作任务。

(二)强化宣传教育。各科室要认真组织学习《执业医师法》、《医务人员医德规范》、《中国医师宣言》、《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进一步提高广大医务工作者自律、律他意识，增强服务观念，提升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形象。同时要在门诊大厅、病区等醒目位置悬挂治理过度医疗活动的宣传标语、树立典型，弘扬正气，营造治理过度医疗行为的浓厚氛围。

(三)强化督查检查。医务科、质控组、药剂科要建立过度医疗行为通报制度，对诊断处置、临床用药、检查、收费等重点环节每月进行一次专项检查，并通报检查结果，对存在的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强力整改。对发现存在过度医疗行为的科室及个人进行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科室负责人的责任。

第5篇：防止过度医疗科室自查

内二科

经过本科室主任、护士长及全体医护人员对已出院病历和现住院患者病历的认真检查、核对，门诊医生的自查，内二科对住院患者和门诊病人的检查、治疗、收费基本符合医疗规范和诊疗常规，符合国家相关收费标准。没有明显的过度医疗，不存在乱收费、分解收费、重复收费和不按医嘱收费的情况，没有熟人关系少收、不收费的情况。没有乱检查和超标准、超剂量用药问题。但是在医疗过程中尚存在某些缺陷，具体如下：

1、对内二科脑出血、糖尿病，脑梗塞等病种的临床路径执行力度欠缺;

2、细菌培养率较低;

3、脑血管病抗生素存在使用疗程过长问题。

4、脑血管病活血药物多种联合使用。

对于存在的问题，科内准备如下整改：

1、加强科室领导，科主任、护士长强化病历检查，对用药、检查、收费等严格把关。

2、加强教育，规范医护人员的医疗行为。任务分解到个人。

3、加强单病种管理，严格执行相关疾病的临床路径。

4、严格抗生素使用，努力做到能行细菌培养者全部培养，按照细菌培养结果用药。对联合应用抗生素严格把握好指征，使用时间。避免越级使用抗生素。

5、严禁相同功效药物重复使用。

6、加强检验结果互认，减少短期不必要的重复化验、检查。

2012-04-22

第6篇：过度医疗：何为因，何为果？

如今医患关系势同水火，病人对医疗的主要不满之一是看病贵，而且普遍认为医生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是导致看病贵的原因。很多医生，包括我自己也认为国内过度医疗很普遍。过度医疗在中国客观存在，这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医生检查做得多，开的药贵，做个手术几千上万，这是否就是过度医疗?对于什么是过度医疗，大部分人并不清楚。而过度医疗的实质与根源是什么，更有必要条分缕析。在我看来，出现过度医疗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对医疗行业的管制和社会缺乏法制环境，而它伤害的不仅是患者，也在损害医疗行业自身的形象。

医学模式已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转换，医生不能仅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直觉来治病，做每一个判断和决策都需要有证据支持，除了通过病史查体获得证据，更多的证据来源于化验、影像检查，而这些都是需要增加医疗成本的。现代的医学模式导致检查越来越多是必然的，这不仅在中国，其它国家也存在，只是中国的医疗环境让这种趋势显得更突出。

作为儿童医院的外科医生，我每天要在一线接触大量病人，在短时间内对病情做出诊断，有些病儿的症状十分简单明确，只通过视触叩听查看病史就能完成诊断，但单纯依靠体格检查存在很大局限性，为了提高诊断的正确率、提升治疗效果，有时进行检查是必要的。

就以我自己在今年1月所接触的一个病例为例，那天我在门诊，看了一个有阴囊包块的小病人，第一眼觉得是鞘膜积液，这是一种在3岁以下男婴中常见的良性疾病，通常不需要积极治疗，积液有很大可能会自行吸收。一摸又有疑虑，感觉偏大，睾丸触摸不清，于是用手电照了照，透光阳性，按经验来说这个诊断似乎没问题，但我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于是开了超声检查单，报告一回来：睾丸囊实性占位病变!想到自己差点漏诊了一个睾丸肿瘤，当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病例的诊断和后续治疗恰恰能说明现代医学对技术和检查的迫切需要，也能解释病人的医疗费为什么越来越高。一个身体出现包块的病人，如果包块很小，靠查体很可能发现不了，但借助于超声、CT等影像技术，不但可以发现，还可以判断包块的大小、位置、与周围组织的关系，为治疗提供参考。诊断明确后，如果需要手术治疗，以前的手术方式切口比较大，组织损伤也比较重，现在医学发展了，通过机器人辅助手术等方式，使得小切口、轻损伤成为可能。肿块切下来后要明确性质，以前只能靠HE染色看细胞形态来判断，准确率较低，现在有了免疫组化、基因检测等技术，有助于确定性质和预后。如果确定了是恶性肿瘤，以前基本只能拼运气，现在有很多化疗放疗等手段可供选择，远期生存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均寿命的逐渐延长，很大程度是医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但这种进步对应的代价就是医疗成本的上升。而且这些新技术研发成本高，更新换代快，应用周期短，相应的，医疗成本也就更大。

医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面对长长的费用清单，绝大部分患者无法判断检查、治疗是否恰当。以我的这个病例来说，通过超声检查出孩子有睾丸肿瘤，家长们自然可以理解检查的必要性;可如果检查的结果是阴性，孩子确实只是鞘膜积液呢?家长恐怕难免会在心里，对我是否有过度医疗的可能画一个问号。

对于过度医疗虽然难以界定，但这并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国内民众觉得过度医疗很普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度医疗的泛滥从抗生素的应用中可见一斑，2012年8月1日原卫生部实施“史上最严限抗令”，要求医院严格按规范用药，广东省三甲医院住院病人的抗生素使用率应声几乎下降了一半，从中就可看出之前的滥用到了什么程度。对此医疗业界也都普遍认同，比如心血管疾病分权威胡大一教授就曾痛斥国内过度医疗严重。当然过度医疗也并不是国内所独有，在医疗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也一样存在，但国内相对要严重得多，原因更是千头万绪。

首先是政府医疗政策的问题，医疗机构以公立医院为主导，但政府对医院的直接投入很少，在有全国最新统计数据的2009年，财政收入仅占医院总收入的9%，医院主要还是靠自己去赚钱才能存活发展，但公立医院收费由政府管制，体现技术含量的诊疗服务价格定价低廉，药品器械的价格却通过市场招标定价。挂号费、护理费几块十几块，而随便开支药就几十上百;一台手术需要两三个手术医生，一个麻醉医生，至少两个护士，有时做几个小时手术费用只有一千块，而手术中随便用个补片、支架都几千上万。

医保部门和物价部门的很多政策规定也是导致过度医疗的一个原因，很多保险规定住院可以报销，门诊不能报销，诱导医生和患者一起小病大治，将本不需要住院病人收入住院治疗，从而增加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

其实政府也明白在这种医疗服务价格下，医院单靠财政收入和医疗服务收费不可能维持运营，所以制定了医院药品加成的政策，也就是俗称的“以药养医”。很多人每每论及医患矛盾，就会痛斥医生拿灰色收入，从检查费、医药费中拿回扣，将自己的经济利益置于患者利益之上，但那些从来不拿灰色收入的医生，他们一直在面对着要么贫，要么拿的困境。行政不透明、监管失效让流通环节腐败滋生，导致药品器械设备价格虚高，主管招标的各级官员、医院和医生都可从流通环节获得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自然会有医生多开药，多做检查，多用器械。

政策诱导是中国过度医疗泛滥的主要原因，社会信任危机是导致过度医疗的另一重要原因。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社会成员之间也互不信任，扶一个摔倒的人都要担心会不会被讹诈，这种不信任在医疗这个人命关天的领域表现得更尖锐。病人看病要提防着医生，医生面对着频繁的医闹和人身伤害，也要时刻提防病人。如何确保万一发生医疗纠纷时自己有据可依?那就是多开检查。哪怕只是头痛发烧，它既可能是感冒、流感，也可能合并肺炎、脑炎等，就算概率很小，但有时候不做检查就不能排除，每排查一个都要付出代价。如果病人一点误诊的概率都不能接受，医生就会选择把每一个可能性都进行排查，医疗成本自然就高了，这就是全社会在为信任缺乏埋单。

面对患者的高压，在治疗时，医生也会选择短期效果更好的医疗措施。一个感染的孩子，如果发烧不退家长就找医生算账，那么医生为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就可能选择见效更快的静脉给药，用更广谱更高级的抗生素。如果社会不能提供合理的医疗环境和执法保障，规范的诊疗会失去实施的空间，过度医疗也必然泛滥。

过度医疗也与部分医生专业素质较低有关。相对于发达国家，国内医生水平参差不齐，甚至有的不需要经过正规医学院校培训，靠师承带徒就可获得行医执照。正规医学院校培养的医生也仅是半成品，更多的训练都是在工作后完成，工作所在医院的水平也基本决定了这个医生所能达到的医疗水平，只有在三级医院才能得到相对完善的培训。近几年部分地区开始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但没有良好的配套政策及培训体系和条件，并没有达到提高医生水平的目的。 水平不一样的医生提供给患者的服务自然不同，虽然很多疾病都有诊疗规范，但因为培训不到位，一些医生的知识得不到及时更新，也会给患者做不需要的检查和治疗。

相对于公立医院，有些私立医院的过度医疗还要严重得多，由于监管部门的失职，一些私人资本开办小型医疗机构，或者承包一些公立医院的科室，然后在媒体上明目张胆做着虚假广告，推广各种假医假药，甚至给健康的人开展手术治疗，这种有意的过度医疗不仅直接伤害患者健康，更损害着整个医疗行业的声誉，加深医患矛盾，是最恶劣的过度医疗。不过，随着市场进一步规范，目前也出现了一批管理规范的私立医院和诊所，这些医院采取了与欧美接轨的管理体系，引用了大量原本在公立三甲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在对中国的医改前景感到灰心丧气后，更多高素质医疗工作者转而投身私立医院，有望提高私立医院的整体声誉。

过度医疗加剧了医患矛盾，而医患矛盾又进一步导致医生们人人自危，采取包括过度医疗在内的各种手段自保，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想要改善眼下这种两败俱伤的现状，需要医疗体制改革，需要社会信任的重建，需要法制的完善，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