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现状探究论文

[摘要]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是当前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了解贫富差距的现状特别是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发展态势，探究贫富差距发生并进一步扩大的成因，找寻化解的途径是做好这项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贫富差距现状探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贫富差距现状探究论文 篇1：

税收与国民贫富差距的研究综述

摘要：税收在调节贫富差距上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然而，考虑多重因素可能制约税收的调控作用，比如说，政府执行力度不够，税收监管体制不健全，还有间接税的潜在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极度影响了税收调节的效率，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完善税收体制改革。本文主要介绍国内外对该领域的研究综述，并做出总结，据此以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探明道路。

关键词：税收;贫富差距;现期数据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的学者普遍关注全球化经济引起的国家内部分配不平等问题。世界银行2005年发布报告指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尼基系数为0.28，到1995年为0.38，到90年代末期为0.458，该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短期内贫富差距如此之大。

改革税收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手段。弗兰克(Frank)指出，税收制度对于收入分配，从而对人们的消费能力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柳京俊(Gyeongjoon Yoo)也认为，合理税收政策对改变收入差距有着正面影响。美国在1975年后，在市场力量推进更大的不平等时，美国由于放弃了适度的规则，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迪纳多(DiNardo)、福尔廷(Fort in)和勒米厄(Lemieux)的研究也指出，由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低工资制度的作用下降，使得贫富差距情况变得严重。索尼娅(Sonja)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收的累进程度和整体税负与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具有负相关关系。而且，转移的再分配和减贫的效果要比累进税制更为重要，因此，综合考虑税收和转移体系对调节贫富差距是非常重要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贫富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现状、探索原因、分析影响及提出对策四个方面。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发表文章指出，据研究表明我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级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不平衡，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的不平等。

对待如何缩小中国现阶段过大的贫富差距问题，学术界认为，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税收制度，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调控手段。针对我国尼基系数的攀升，贫富差距加剧的现状，政府应加快完善税制改革，健全税收调节机制，强化税收征管力度。

综上所述，对于税收调制贫富差距的研究，国内外的学者主要结论是：税收在缩小贫富差距，调节收入分配中具有重要影响力。致力于税收在调节贫富差距中所发挥的效用，及改革的税制调制收入分配时的效率的研究相对空白。因此，在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基础上，找出税收体制作用效率的至高点，才能为税收改革提供更科学的理论导向。

三、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然而伴随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日趋严重。中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截止2012年1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其经济动力发展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每个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的畸形集中，必将导致社会的不安定。贫富差距的调节应以政府为主导，而政府调节的主要手段就是税收，政府通过税种的设定、税率的调整和税基的选择等方式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本研究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深化税制改革的体制框架，对调整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在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领域作了大量研究，但是税收发挥的效力，以及其调节贫富差距的效率却不甚明确。一直在强调税收体制改革，那么就有更加合理的税收体制，让税收在调节贫富差距的过程效用最大化。因此，对税收与贫富差距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大量现期数据的基础上，充分说明我国税收收入调节贫富差距的现状，进而发现问题，探寻我国现有税制结构是否合理，个人所得税是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及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局限性。针对目前的研究领域，今后的研究需要致力于探究出更完善的税制结构，进而让其配套相应措施，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最终建立起高效调节贫富差距的税制体系，减小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减少社会矛盾，让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罗晓林.外国税收理论与制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2]吴云飞.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税收调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岳树民.中国税制优化的理论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王俊.试论实现公平与效率税收调节机制的演进[J].焦作工学院学报.2002.

作者简介：胡娟，贵州财经大学财税学院，财政学专业。

作者：胡娟

贫富差距现状探究论文 篇2：

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成因与化解对策

[摘 要] 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是当前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了解贫富差距的现状特别是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发展态势，探究贫富差距发生并进一步扩大的成因，找寻化解的途径是做好这项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 贫富差距 发展态势 成因 对策

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的局面，妥善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大变革中，新旧体制的转变、利益格局的调整使贫富差距这一社会问题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动向，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和化解转型期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态势，是当前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发展态势

新时期近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在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贫富差距正在日益扩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以江苏省为例，江苏城镇10%的高收入家庭与10%的低收入家庭，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2000年为5.39倍，2003年达到9.91倍，2004年则达到10.71倍。就全国而言，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2004年公布的数字是3.28：1，2005年的最新数字是3.3：1。有专家估计，如果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因素考虑在内，我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在6倍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据统计，1980年，中国大陆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基尼系数为0.3左右，整体差距不大，到2000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猛升到0.458，远远突破了警戒状态的临界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趋势。用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的测量方法，全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6～0.47之间，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这样，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拉开，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而言，贫富差距加大的态势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反而还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进一步扩大。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实质是物质利益和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调整的过程。就全体社会成员来说，这种利益格局的重新配置是不可能同质同量同步的，由于受益不均势必造成利益群体的贫富不均，并伴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而日趋扩大。

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成因

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必须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呢?

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优先开放和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战略，这种城乡分治的“一国两策”，在极大地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并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我国的东西部差距由原来的2：1左右，扩大到现在的2.6：1左右。由于区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得西部地区的资金、人才等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

据统计，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

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没有真正完全起到保护弱者的作用。尽管我们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各种扶贫、基本生活保障、就业援助及最低工资保障等制度，但由于管理与执行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致使相当多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救助。目前，东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西部地区参加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人数覆盖率不到5%，仅为东部的十分之一。

三是行业垄断。旧体制下形成的垄断行业垄断经营地位和垄断价格，在“双轨制”下利益迅速膨胀。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有关统计，1994年，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在1.36倍至2.12倍之间，到1999年，上升到1.38倍至2.36倍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部分垄断行业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全国人均工资增长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计算，2006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7.6%，金融行业为23.4%，建筑行业为21.7%，制造业为19.36%。

四是“为富不税”。调节个人收入、平衡社会财富是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然而近年来，人们逐渐发现：越是有钱人交税反而越少，甚至不交税，而中低收入阶层却成了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主力军。据有关方面统计， 2007年中国公民收入在12万元以上已申报纳税的人数不及总数的20%，富人大量逃税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巨大损失，还使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完全失效。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导致了“逆向调节”的后果，贫富差距由此进一步拉大。这次四川汶川地震震灾中，中国大陆富豪捐款3200万元，台商的捐款为6亿多元人民币。

五是“灰色收入”的普遍存在。“灰色收入”的普遍存在，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部分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灰色收入”，聚敛不义之财，已成为当前困扰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和极大愤慨。体制转轨时期，旧体制被打破而新体制尚未建立，由此产生的混乱使违规者有大量空子可钻。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非法经营，获得了大量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加剧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或社会群体积聚的势头。

此外，所有制格局的改变，人们对资源占有的不同以及缺乏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等因素也都为收入差距拉大提供了土壤。

三、化解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对策

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常态，甚至是保证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国际认为的警戒线水平，在未来的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必须采取措施坚决遏制住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势头。

一是加速城镇化进程。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镇化水平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加快了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但同时也应承认，由于一些体制性障碍和政策因素，如户籍制度、城镇就业制度对向城镇转移的农业劳动者的歧视，使得我国城镇化还滞后于非农化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因此，进一步加快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步伐，大力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拆除一些体制和政策性障碍，是推进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对推进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年，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的33.6%上升到2006年的37.1%。杜崇烟说， 小城镇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最佳结合点。抓新农村建设必须整体推进，不能就农村抓农村，一定要工农互动，只有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才能推进农村现代化。抓新农村建设不要把农民固守在农村里，不要把农民捆死在农业上，要跳出农业抓农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小城镇建设既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又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平台;既是大城市的配套和补充，又发挥了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既符合城镇化发展方向，又改善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基础。

二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既要追求效率，也要追求公平。没有效率，也就没有财富的创造，没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传统的体制下，由于追求所谓的结果平等，最终导致了普遍的贫穷，也损害了优秀贡献者的利益，这恰恰是另一种不公平;同时，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三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很不合理。主要表现在该缩小的阶层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呈现的是一种底层大、中间层小的“金字塔型”结构，而不是中间大的“纺锤型”结构。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阶层结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或者会使一个社会难以应对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社会危机，难以迅速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一些国家发展的事实证明，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即整个社会极富的人和极穷的人是少数，多数人是所谓“中产阶层”时，社会收入差别就会大大缩小，社会安定感就会大大增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就是“中产阶层”培育和发展的过程。当然，要培育大量的“中产阶层”，就要对社会经济体系进行梳理，尽快消灭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的土壤，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经济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带动并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最终实现东西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四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加强对农民工科技知识的培养，避免向发达国家那样，城市化后又把他们从城市倒出来。应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让这些建设者拥有知识和技能，充分享受用自己双手建立的城市文明。单纯依靠政府的社会保障不能让他们永远摆脱贫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可以把用于社会保障的钱用来教农民学技术，比如养殖和种植，同时也配合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为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是主力军和生力军，利用支教的大学生这一知识群体，既可以向农民工传授科学知识，终身学习适用于所有人，也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新渠道，同时可解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并普及高中义务教育。

总之，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毕竟是改革中的伴生现象，恰恰说明我们的改革还不到位，转型还不到位。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只有加快发展，把蛋糕做大，才能为解决贫富差距的矛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化解贫富差距矛盾的根本点和支撑点。“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不断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向纵深发展，随着富民工程和中央一号文件的实施与落实，真正靠政策致富，劳动致富，科技致富，信息致富之人将愈来愈多，共同富裕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07.10

[2]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

[3]于 江:强化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之我见.中国税务网

作者：刘利仄

贫富差距现状探究论文 篇3：

政经

中国“第三等级”冷对GDP

中国已形成了第三等级,他们需要公平的财富权、平等的话语权,以及法律对各个阶层一视同仁的最后救济

特约撰稿叶檀

今年二季度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这反而勾起了更多的普通收入阶层的痛苦感,他们认为自己成为发展与财富的旁观者,被现有的财富分配体制所抛弃。

这并非普通收入阶层的臆想。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曾经披露,从统计数据看,1993年-2007年,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由49.49%降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由11.68%增加至14.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即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

当然,由于统计口径在2004年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个体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变为营业盈余,二是对农业不再计营业盈余。据估算,受2004年统计核算方法变化的影响,大约使劳动报酬占比被低估了6.29%。但这一计算并没有计入灰色收入部分,以及货币购买力的下降。

职工收入相对于财富增长的下降是事实。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第二十三次主席会议上,一份15页的调研报告显示,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调查显示,12.8%的职工反映,5年来未涨过工资;2009年23.6%的职工工资收入还有所下降。

平均的贫穷会引起普通的痛苦,贫富差距的悬殊激起的则是不公平感。我国在取得脱贫奇迹的同时,创造了贫富差距的世界奇迹,不公平感从下述数据而来。

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研究成果,贫富差距已经到危险的边缘。据推算,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官方统计的城乡住户收入统计数据14.0万亿元高出9.26万亿元,占GDP的30%,其中定义为灰色收入的部分为5.4万亿。从2005到2008年,隐性收入的增长比GDP增速更快。隐性收入中,最高收入的人拿走了其中的62.5%。

如果将各收入层家庭按10%分组,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而按官方统计则只有9倍。按城乡居民家庭10%分组,最高10%与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按官方统计只有23倍。

怒火并不产生于平均的贫困,而是产生于与香车宝马的邻居的比较之中。隐性收入是不公平的渊薮,是庞大地下财富借助关系与权力的重新分配过程,隐性收入越高、贫富差距越悬殊,民众的痛苦感也就越强。这在历史上有先例,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的代表怒不可遇,并非他们处于绝对的贫困,而是贵族阶层不可自拔的特权与傲慢,让呼吁市场与公平的第三等级感到刻骨的绝望。贵族阶层给第三等级打开了一扇小窗,却关上了等级公平的大门。

中国GDP数据奇迹般的增长,能够印证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却不能印证GDP的增长方式是科学的,不能证明存留的有效财富越来越多,更不能证明全体国民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财富分配体制的巨大缺陷得到了扭转。这正是中国GDP超日被冷遇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30年,基于市场与公民意识的进步,中国已形成了第三等级,他们需要公平的财富权、平等的话语权,以及法律对各个阶层一视同仁的最后救济。

与此角力的是另一股力量,这股贵族力量体现在垄断企业、基层政权的世袭机制中,体现在日益庞大的灰色收入中,体现在资本市场的PE式腐败中,我们姑且名之为贵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堵塞了贫穷阶层的上升通道,还时时假政府部门之名获得首肯,比如我国国企并不存在垄断企业,比如我国的大型企业成为创新灵魂,比如中国的税负痛苦并不严重。

只要一项调查就能让上述辩解黯淡无光。北京市政协的调查显示,被调研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岗位,且增长速度较快,其2009年的工资水平比2008年增长25%,绝对值增长35644元,达到了生产服务人员的25倍。高管与生产服务人员收入差距,由2007年的4.37倍扩大到2009年的5.78倍。

为贵族企业、为贫富差距、为税负痛苦的辩解虽然是软弱无力的,辩解者却能够牢牢占据话语平台与资源配置权,以定时的胡说激起中国“第三阶层”的怒火,导致大多数普通收入者集体冷对经济规模增长,还产生了探究痛苦根源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