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现状（通用8篇）
一、中国贫富差距现状
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突破4000美元，但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却比较突出，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造成经济增长停滞、社会不稳定、政局动荡等问题，被称为“拉美现象”或“中等收入陷阱”。
（一）贫富差距概念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
[1]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状况分析
贫富差距有一个可衡量的指标基尼指数。
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一个社会的基尼指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内外所有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数据也表明，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1、我国贫富差距有如下的表现：
（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2）、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3）、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2、我国贫富差距原因：
(1)、“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执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3）、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
（4）、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毋庸置疑，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5）、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4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解决办法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5]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6]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
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关键词：缓解,贫富差距,现状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 从贫富悬殊到相对的社会公平, 从来就是等不来的, 贫富差距从来都不会自然缩小, 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 这就需要我们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有效的措施,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效率仍然是其追求的目标, 因此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社会机制和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会政策。
一、加强法制建设, 规范市场行为, 取缔非法收入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到位, 市场运行还不规范, 市场监管制度还不完善, 许多非法经营者便钻了空子, “黑色经济”盛行于各个行业。被新闻媒体所关注的重庆打黑行动, 引起多方注意, 很多高官受到牵连, 通过这次打黑行动, 重庆的社会秩序也在慢慢好转。因此, 为了保持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必须加强中国法制建设, 真正地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严厉打击制假、贩假、走私、贩毒等非法行为。反对腐败、取缔“权力经济”的非法收入, 强化对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的法律规范机制、监督约束机制, 健全完善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建设, 并在观念上应从“人治”观念转向“法治”观念, 扭转权大于法的现象。
二、加强宏观调控, 协调经济发展, 调节过高收入,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首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民经济的再分配主要靠政府宏观调控, 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用税收杠杆来调节收入差距。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来控制高收入。对人均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人, 可以免征所得税, 对过高收入者实行累进税率, 收入越高, 征税越多, 从而调节过高收入, 提高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其次,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农村来看, 中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 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贫困人口迅速下降, 但仍有2 300万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因此, 必须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满足农民基本生活, 为贫困农民提供有效的基本保障与救助, 加大对生活保障的资金投入, 扩大生活保障范围。而对于城市来讲, 最大的忧患莫过于失业问题, 国家应该发挥其政府职能, 促进就业和再就业, 在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劳动权益等方面予以政策保护, 设置就业服务机构, 鼓励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自主创业, 同时为其提供信息服务和培训服务, 为人们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 保障城乡协调发展。再次,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户籍制度, 加快城乡一体化。造成城乡差距不容忽视的一点便是城乡二元结构, 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加强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市对乡村居民的一些体制性障碍, 吸收农村人口进城务工, 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促进人口流动, 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三、提高公民素质, 树立健全的劳动意识
贫富差距问题单靠政府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人们自身素质的提高, 人们思想观念的支持与配合。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 顺应形势, 抓住机遇, 提高效率, 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创建开放积极的现代文化观念。鼓励和支持人们通过合法劳动取得报酬, 敢于和善于“先富起来”, 承担社会责任和履行社会义务, 先富帮后富,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树立劳动者的健全劳动意识, 鼓励其合法劳动, 激发其劳动热情, 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勤劳致富, 合法致富,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财富观和利益观。使人人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先进分子, 不要为一时的贫富差距挫败了劳动积极性, 因为这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
参考文献
[1]李军.中国贫富差距成因的社会性分析——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的解析[J].甘肃社会科学, 2004, (3) :106.
[2]李中华.透视现阶段贫富差距的拉大[J].求索, 2005, (3) :97.
我国贫富差距已逼近社会承受极限
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急剧增长。据权威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是0.288、1990年为0.343，2000年以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且逐年上涨。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创建的用以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现在，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官方的说法是0.47，学者的估算是0.49，民间估算是0.59。但基本共识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越过0.5了。假如将官员的“腐败收入”、“灰色收入”，以及权力阶层的种种隐形收入都算进去，能否止于0.6，恐怕就不好说了。近日，新华社调研小分队一份报告称：“我国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就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我国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穷降富升”惊现两头拉大。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认为我国贫富差距之大让人吃惊，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近两年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又上升了，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干得多，挣得少”是现阶段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当前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个别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最多相差128倍。5月24日《人民日报》载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3位同窗好友，其中任国企高管的赵刚，实际年薪高达百万，然而其他两位同学一年的收入都不及赵刚一个星期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牛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目前我国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状况加大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贫富落差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据统计，2009年收入最高的10％富裕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贫困家庭的财产比重只有0.14％左右。而且，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明显快于低收入家庭。
工资“双轨制”造成分配不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在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种“屁股决定腰包”的思维模式为我国社会埋下了“定时炸弹”，由此会引发许多不确定的不和谐因素。
地区差距形成了分配差距。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指出，2003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仅为东部地区的40％。从2000年到2003年，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548元扩大到了9250元。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尽管近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调控措施，西部地区GDP的增幅超出全国平均水平，有的已赶上东部地区，但历史欠账仍然无法填平。扩大的势头尽管有所放缓，但扩大的脚步却并未停止。同时，我国城乡差距也在继续扩大，一系列惠农政策虽使农民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实际增长仍然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城乡收入差距已扩大到了3.53倍。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近年来，石油、天然气、烟草、电力、金融、电信、航运等行业的景气指数，高于平均水平的25％～80％。特别是电力、能源、运力的紧张更加剧了这一状况。目前，电力、航运、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垄断行业员工收入高，并不是他们有多大能耐，而是他们占尽了国家投入、资源稀缺的便宜。有传言，电力行业有的连门卫每月工资都能拿到六七千元，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近年来。房地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再有就是房地产业，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腐败收入已成鲸吞公共财富的无底洞。据最高检统计，2009年全国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近年来，贪污受贿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官员屡见不鲜。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掌握权力者的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在现实体制中它却渗透和影响着我国的分配格局。调查证明，社会分配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每年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少数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乃至
财富掠夺。
不可忽视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效应
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连续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大好局面，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都在大幅提高，但是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是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问题已经凸现出来，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在加剧，社会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首先，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成员个人能力的差异，收入上存在差距具有必然性。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提出，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讲这句话是有深刻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同时，在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回过头来看，老人家讲话是非常富含哲理的，前者通过政策来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打破我国多年僵化的体制，做出率先致富的榜样；而后者则要通过法律和政策的调控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改革开放31年来，前者鼓励有余，后者调控不足。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是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理应严格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执行到位，同工不同酬、多劳少得等现象非常普遍。由于法律缺位、政策乏力，使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集中”的趋向：一是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4％提高到2008年的20％；二是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企业集中。1996年～2007年，我国企业盈余份额占GDP的比重从19.3％上升到31.3％。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从学理上说，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概念，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不容易。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收入分配越平均，人们的积极性越削弱，效率自然会越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规则公正，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从另一角度说，不提高效率，难以实现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决社会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我国今年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27552亿元，同比增长34％。近日公布的上市公司季报，也显现企业利润大幅回升的势头。与政府、企业的收入增长相比，居民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已是不争的事实。劳动者收入增长慢，归根结底是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造成的。劳动收入增长慢，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消费就难以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普通工薪阶层与有着资本收入的高收入阶层差距就会越拉越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全国总工会相关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太不公平，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大、最突出的问题。比如平安保险公司的老总马明哲，2007年的年薪6616万元，日均收入18.12万元，被福布斯评选为中国上市公司“最贵的老板”。而就在同年的10月份，中国平安A股价格却从2006年10月最高149.28元暴跌到43.04元，跌幅346.84％，大量小股民资产人间蒸发，这种巨大反差将平安推到了“高管吃饱，股东割肉”的代表席上，曾引发全国性的质疑和争论。而我国上世纪80年代后体制内退休的数万企业老工人，现在月平均退休养老金才刚刚越过千元。中西部地区的代课教师月均工资仅有200元。特别是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不少是非正常竞争因素造成的。
第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困群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开展扶贫活动，不仅力度逐年加大，而且额度也在加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绝对贫困人口已由2.25亿人下降到4000万人。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客观地看待贫困人口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关系?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蔡继明说，贫困人口问题和贫困的概念怎么看，关键是我们贫困人口的标准太低啊，你要和世界银行、联合国的那个贫困线的标准相比，我们的标准还是太低了。要是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还会扩大。因为我国已经出现财富向少数人持续高度积聚的趋势，这必然导致社会贫困群体不断扩大，中国农林水工会曾对全国该系统的困难职工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困难群体职工的人数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该工会对27个垦区调查，困难职工人数由1999年的24万多人，上升到如今的36万多人，增加近50％，职工的困难面由8.4％上升到13.9％。到底全国有多少贫困人口，至今未见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介绍，全国的高等院校中有贫困生约20％，有特困生约10％。因为学校对贫困学生有担保助学贷款的义务，其统计数字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如果以特困生10％的比率推算全国的特困人口，那么全国未解决温饱的人口，就远不止农村的3000万和城市的1000万了，重庆市贫困人口从刚开始实行低保的14万人，5年后却增加到70.86万人，约占全市非农业人口的10％，这一数据正好和特困学生数据吻合。我们要关注的是，特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即使他们能够全部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他们维持的也只能是生存所需要的温饱状态。令人堪忧的是，目前这种社会贫困群体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局部人群中，扩大势头还在进一步加剧。
第四。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河北经济信息学院的秦中忠等研究认为，当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表现出宏观上的分配失控或者分配制度明显不合理时，往往会产生危及社会稳定的不良后果。我国刑法学家何秉松在其《黑社会犯罪的自组织原因论》中指出：“事实证明，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但面对猖獗的愚昧和野蛮，人们除了谴责、痛恨，却很少去挖个中原因。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怎么产生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已经成了犯罪的渊薮，成了愚昧丛生、迷信横行的基地。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下，文明富裕的城市人能独善其身吗?”何教授指出的是城乡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危害，其实城市中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危害同样也不可小视，众多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上极端行为的背后可能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待人们去思考。
专家指出，回顾30多年的改革，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巨大，在权力资本的暴利扩大中，相当一部分工人农民不仅未分享到改革成果，而且出现了“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心理。这种“相对剥夺感”体现在：一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经济与政治权利不平等，部分人“全面发展”、“过度发展”，而数量庞大的基层群众发展缓慢以致停滞。在企业改制
中，少数管理层成为老板，化公为私，而职工丢了饭碗。二是先富人群利益与责任不对等，在落差持续扩大的社会分配格局中，“先富带动共富”的理论设想未能实现，普通人群社会心理失衡。三是利益多元化社会中，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使企业与民众的切身利益产生冲突，突出表现在城市拆迁、楼市失控、农村征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方面，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客观上将自己推到了民意的对立面。最后又以反向作用，架空国家政策，绑架国家政策，甚至干预国家政策，过去常见西方利益集团惯用的手段也开始在我国出现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
第五，容易引发社会“仇富”、“仇官”心态。中国富人为何不敢露富?风俗习惯甚至遗传因素是中国富人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税收不规范以及下层社会犯罪分子的经常性威胁。当前，绑架已经成为中国富人面对的一大痛点。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负责人透露，近年来全国绑架案立案呈上升趋势，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绑架也许只是中国社会一种更加普遍的妒忌风气的最强烈的表达。
亿万富翁多一些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政策因素致使无数人沦为房奴，踩在房奴之上的是若干房地产领域富翁。再就是官员的贪腐及其家族的高收入而更让人们感觉到不公平。“富二代”、“官二代”的种种现实表现一而再地刺激社会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犯罪者中有一部分被称做‘绝对剥夺的人’，他们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生活过不下去才去铤而走险，而不是所谓的‘仇富心理’。”试想，当一面是一些“暴发户”们在“为富不仁”，一面是社会对边缘人员缺乏生活和生存保障，对富人阶层形成的以金钱为目的的安全威胁，又怎么可能轻易消解呢?
医治“贫富差距病”关键看政府勇气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推行了社会保障、福利的措施。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强调效率，也不得不讲公平；现代福利主义国家强调公平，但也讲效率。他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3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了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非常见效。经过10多年的探索后，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并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处于“兼顾”的次要地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一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一直出现在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中，成为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官方精神。
实践证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是完全正确的，但它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变化，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聚敛财富的过程辩护，这不符合改革的精神。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机制保障，否则，便是空谈。“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贫富差距”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沉重话题，而实现我国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又在哪里呢?
一是尽快实现“两个转变”。即：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蔡志明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有多个方面，大的方面，就是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分配明显不合理，政府拿走的多了，居民拿走的少了，这是从整个宏观上来说。以今年前5个月税收为例，据报道，前5个月中国税收完成35470亿元，同比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全年预期完成8万元，若无大的意外，应该是板上钉钉。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裕的政府。就增长而言，相对30.8％的税收增长速度，民众的收入增长则远远不及。这一收入的倾斜已经很不正常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很容易，政府减轻税收，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真正做到民富国强，这就要求政府应适量减少财政收入这一块，政府也必须节省开支，目前政府自己的行政开支占得太大了，还有政府的规模，政府的投资，干吗非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呢?为什么不让百姓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呢?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朱小丹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少上几个项目，有些项目一上就是十个亿、二十个亿、几十个亿，省下一半，多为老百姓增加点收入，多解决一些住房、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让大多数人受益，切切实实来改善民生，这是我们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愿多一些有这样思路的人来当我们的领导。
二是遏止公共权力下的灰色收入。从我国政府支出规模来看，官员腐败、权力寻租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监督机制不健全或监督成本过高增加了公共权力交易和腐败的可能性。在政府公共支出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等大量公共支出缺乏监管。在行政许可和审批领域，握有项目和稀缺资源审批权的某些人大量潜在着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在金融信贷领域，我国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加剧了信贷资源的紧缺程度，企业之间围绕信贷配给的竞争所耗费的成本已超出了利率成本。在城市化和土地“招拍挂”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和相关权力主体所获取的灰色收入又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加之“一支笔”们的乱批乱报。这些现象不仅客观上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而且也有违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给垄断行业的高薪套上“笼头”。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垄断地位的形成，都是政府造成的，这就要求政府首先必须打破自己的垄断，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你把这些行业的垄断打破了，这些行业的高收入自然就降下来了，有些行业非垄断不可的话，那你政府要加强监管，要规定其高管、员工的工资不能超出平均工资的多少倍，你要有严格的限制。一旦违规就要按贪污和私分论处，只有使出“撒手锏”才能有效地给垄断行业的高薪套上“笼头”。
四是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目前在我国，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
公平问题，较之完善再分配政策，更为紧迫。因为整个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的比重过低，这里面又表现为最低工资水平比较低，这个就得靠政府立法，通过《最低工资法》来提高最低工资的水平。当然，也有人担心，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后，是不是我们的劳动成本上升，随之物价上升，乃至降低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那就该反思了，本来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要过多地依赖进出口，要着眼于扩大我们的内需，另外，也不能长期只依赖廉价的劳动力这种优势，应该提高技术含量。
五是通过“个税”调整二次分配。目前来看，最好的着力点就是众多代表委员异口同声的“个税起征点上调”和“全民退税”上。原因有三：一是这一讨论已经从三年前就开始了，民意强烈，提案议案反复提出，社会各界共识大，条件成熟了；二是普惠性，几乎大部分工薪阶层都会获益，三是对国家财政冲击不大，因为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只占7％。再者，就是这7％中，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仅占全部个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另外三分之二，全都是由低于12万元的群体缴纳的。所以，国家应调整税收政策，真正使高收入者承担个税大头儿；四是有政府的完全主导权，起征点调到5000元还是4000元，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沿袭个人，要不要划分地区，税率等级，是否每年微调一次等，政府可以根据实情灵活自如调控。关键是要缩小差距，藏富于民，解决所得税问题是一件并不很难又见效快的事情。国家通过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抽肥补瘦”在当前显得迫切得多，实在得多。
六是通过引导与制定规则建立三次分配。据介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分配，也有学者把它叫做“慈善事业机制”。成思危副委员长曾明确表示，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应当有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高收入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自觉的前提下，把自己的部分财富拿出来，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等社会公益事业。作为政府，只需要制定好规则，更多地是要引导和鼓励富人和企业投身慈善事业，这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着力点。7月2日，美国“股神”巴菲特再捐19.3亿美元股票分赠5个基金会，加之前些年，世界首富盖茨曾捐出580亿美元给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并公开表示，只留给女儿1000万美元，其余全部回归社会。此举值得倡导，希望我国的富豪们也能像他们一样为社会多行一些善举。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效率问题将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以贫富差距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公平问题已逐步上升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居民生活正全面朝着小康过渡，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进一步重视公平问题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目前国家正在制订“十二五”规划，解决贫富差距、改革分配制度已箭在弦上，期待的《工资条例》有望年内或更晚一些时候出台，这也许会均衡一下分配收入差距，但难以一步到位，可若不迈出这一步，将永远也走不出贫富差距悬殊这一死胡同。全国人民将拭目以待，但愿政府的勇气大一些，力度也大一些。
今年寒假，为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社会，锻炼自己，学校要求我们做一篇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事件调查报告。2011年3月，我去了宜宾市高县、江安县、屏山县调查农村居民收入情况及各县农村家庭情况。其目的就是为了调查农村居民的收入及享受优惠，跟大城市比较有什么区别。
一、调查内容：
与普通工人劳动群众的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20余年来现实社会生活中骤然形成了一个暴富群体。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是社会矛盾一的个重要方面，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党和政府如何正确评估和处理这个问题？
二、调查方法：
调查城市与各地的收入来源来抽样。从而取得居民收入和一系列消费结构方面的数据。我市现行城镇住户调查结果是随机抽样和个人访谈原则，在我市抽选了3500户，调查县650户进行居民收入调查与消费调查。
三、调查结果：
（一）按五等分法测算的贫富差距扩大。20%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由9%下至到了3%，而2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则从38.1.%上升到53.7%、1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7%。进入21世纪，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总所进行的城市居财产调查，占总数10%的最低收入的贫困家庭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城市居民财产的45%，另外80%的家庭占有全部居民财产总额的53.6%。
（二）富人与穷人的状况。从总体水平和平均数看，我国城乡居民确实逐步摆脱贫困，步入温饱，奔向小康。但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由于按资分配的领域和力度不断扩展、加大，而按劳分配的范围却相应缩小，并且渐受按资分配的渗透和影响，在逐年递增的居民平均数下，掩盖着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目前，我市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有100多户，个人家庭财产在百万元以上的约有5万户；而年收入在300元以下的有几千万人，个人家庭财产不足千元的也有上千万户。哪些人或其家庭成员包括在这贫困人口范围呢？一是下岗职工，二是失业人员，三是无业人员，四是停产、半停产或经营困难企业的职工，五是因病或致残不能工作的人，六是无亲龙抚养或赡养而又无储蓄的人，七是多子女家庭，八是重灾重病户家庭。这些困难人员及其家庭，消费水平低，生活质量差。另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调查，城镇贫困人口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零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等低工资低收入行业。
四、调查结果分析
（一）贫富差距现状
改革初期，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但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二者的差距呈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各方面的福利，那么真实的差距肯定还会更大些。城乡贫富差距又表现为城市豪与贫困农民的差距，这一差距更加明显，更为突出。其现象主要表现在在以下几种：家财万贯与一贫如洗、豪门宴与食不果腹、高档别墅与缺房、贵族学校与露天小学等。
（二）城乡贫富差距的原因分析
首要的原因是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分配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监督制度几个方面。在按劳动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虽
然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在市场化等方面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作贫富差距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导致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政策因素。政策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的等。政府在执行就业、资金投入、财政税收政策、教育及各种医疗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的方面实行的“城乡分治”,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政策，为促进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而以牺牲农业发展和你们利益为代价，经过工农业生产价格的“剪刀差”，将资本从农业转向工业。同时，农民承担的负担有增无减，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有升无降，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五、结语
（一）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为农民建立起市场中心和交流中心，加快信息沟通。因为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城乡分割，无疑也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质和总额和能力上的差距，形成信息时代的两种农民，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支撑起来的将是一个是衡的社会。
（二）在政策上应积极保护产业，扩大农业投资，我国现阶段，农民几乎不能享受到国家政策上的什么优点，农业没有特殊性可言。因此很难会有特殊的发展，这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资。
将眼睛仅仅盯在收入工资上，要想说清楚中国的贫富格局，能够解决的问题很有限。要将中国贫富问题说清楚，至少要考虑到这样四个环节：首先是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其次是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转移，再次是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最后是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
这些年我们讨论贫富问题，更多的是用收入分配的概念，但我觉得现在以收入分配的概念来说明当前中国贫富问题，能解释的已经很有限。要将中国贫富问题说清楚，至少要考虑到这样四个环节：首先是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其次是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转移，再次是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最后是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
[b]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b]
一年里创造的财富，大体可以用G D P表示，2010年中国的G D P近40万亿，也就是说2010年新创造的财富大约是40万亿。这40万亿的财富是怎么分配的？理论上来说是在三家之间分———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但问题首先就出在这三家分的时候。
最近这些年在分配上有些明显的趋势，比如企业拿的越来越多。企业利润已从几年前的19.0%上升到31.3%.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近些年来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大大增加。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金属、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一倍。但更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快速增长，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21.3%.政府和企业拿的越来越多，劳动者拿的就只能越来越少。2002年之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2003年下降到49.6%，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有指标调整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劳动者的收入现在只占当年创造财富的40%.而且，就是劳动者拿到的很有限的这一块，还有相当部分是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达到15倍。另一个说法是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所有的工资、奖金、津贴加上福利，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在哪儿了。
在当年的收入分配上，创造财富的分配上，接着的问题是什么呢？政府拿的多，这不见得就是问题，一些西方福利国家政府拿的也不少，但是有一点，它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在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保障等等方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进行直接投资和维持庞大行政机构的运转，用来进行再分配的部分很有限。
政府拿的多之后，这钱用得还有问题，这是当年财富分配和使用当中的第二点。但是还没有完，在这个环节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当年创造的财富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可以说分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给分没了。
经济学家王小鲁先生的研究表明，2008年中国G D P是30万亿元，而隐性收入总计有9.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63%的部分集中在10%的家庭。而这一年中国的灰色收入金额有5.4万亿元，也就是说在这30万亿元当中，接近20%，5.4万亿元分得不清不楚、，给分丢了。这些灰色收入主要来自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流失、和垄断性收入的不合理分配。
王小鲁等人据此推算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按城镇居民家庭10%分组，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分别是5350元和13.9万元，差
距是26倍，而按统计数据计算只有9倍。用城镇最高收入20%的家庭和农村最低收入20%的家庭来近似地代表全国最高和最低收入10%家庭，那么全国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9.7万元，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500元，两者在2008年相差65倍，而按统计数据计算只有23倍。由此可见，灰色收入对于拉大我国国民收入差距，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b]财富在政府和个人之间是如何转移的？[/b]
第二个环节需要考虑的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财富转移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个人财富会通过一些途径转移到国家的手里，反过来转移到国家形成的公共财富又有一部分会流到个人的手里。将个人的财富转移到政府的手里，有明的、有暗的，其中最明显的环节有三个，税收、社保缴费、出让土地的收入。从中我们能看出，政府从社会中抽取的资源过多。
首先是税负的增加，这是我们都会明显感受到的，尤其在最近的这几年，政府所有的调控到最后几乎都变成了一个字，那就是钱，如果说两个字那就是收钱，还有一个理由，“理顺税制”，说要理顺税制很多税种要出台，你有房子要收房产税，开车要收环境税，你要社会保障要收一点社会保障税。税负的增长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几年前我就说过，税负的加重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矛盾新的焦点。
第二个是社保缴费。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香港和台湾）的4.6倍。
再有则是出让土地的收入。严格来说出让土地的收入不能看做是个人财富向政府的转移。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数据，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总价款为1.59万亿元，同比增加63.4%.2010年中国卖地收入2.7万亿，增幅超70%.虽然土地收入不能完全看做是民间财富向国家的转移，但至少其中农民在土地上的损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暗的途径。一是物价，现在国有垄断企业无论提供的是商品还是服务，价格都非常高，人们在消费这些商品和服务时是多花了钱的，通过这样的途径，个人的财富直接转移到了国有垄断企业那里去，这等于间接向政府或向国家的转移。
还有一个是人们不太容易发现的出口和外汇管理体制，以及由这种体制造成的财富缩水所导致的财富转移。按照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人们在出口获得美元之后，是要把美元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再按照汇率印发人民币。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的陷阱，即经济增长越快，出口越多，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越多，印的钞票也越来越多。换言之，中国的经济越发展，通货膨胀会越严重。这样就使民间财富以贬值的方式流入政府手中。
财富到了政府的手里，形成了公共财富，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向个人转移。这个转移有正当的途径，有不正当的途径。正当的途径就是所谓的再分配。政府提供公共福利、公共服务，提供社会保障等等。总体上中国政府再分配的比重比较小，再分配的职能也还是有限。但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不断加大，也意味着通过这种方式国家财富向个人的转移在明显增加，这对于缓解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失衡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但与此相伴随的是更大的政府公共财富向个人不正当的转移，这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有资料显示，国有资产改制破产过程中，通过低估漏估、低价转让，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此外还有矿产资源领域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个就是不正当的福利和三公消费，这实际上也是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的过程。
[b]个人财富存量的变化[/b]
改革开放30年我们正在从一个无产的社会变成一个有产的社会。财富的变动可以说对整个现在中国的贫富格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在有的财富价值变动，对于现在的贫富格局的影响很可能超过工资收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因素。
现在中国有产的究竟有多少呢？如果以住房来表示，现在中国居民拥有的住房总的价值大约在100多万亿。这100多万亿按照有的学者提出的3/4和1/4在城乡之间进行划分的话，城市居民大约拥有的75万亿元住房，农村居民拥有的是25万亿元。在研究中国目前贫富格局的时候，我们应当对这个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近些年来，随着房价的大幅上涨，由此实现的财富升值是相当可观的。
我在2009年曾提出过在我国存在一个“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的问题。而这种财富形成和升值过程对整个社会的贫富格局有着重大影响。
比如说刚刚过去的2010年，2010年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这是1998年之后这12年中的头一次，假如说就从收入的意义来说，过去这一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有所缩小的，但我们能够据此说这一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也是缩小了吗？这一年城乡贫富差距其实是在急剧拉大，别的都不说，城市居民拥有的这75万亿元的房子，按照去年统计局的说法，7 0个城市平均房价涨了9.99%，也就是说城市居民这一年通过财富增值的就有六七百亿，远远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那一点。从收入的角度，这一年可以说城乡差距缩小，但是从财富的角度是大大扩大了，这个因素考虑进来和不考虑进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朋友说这算什么财富，房子还不是房子，都是纸面上的财富。我个人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这当中肯定有泡沫，有物价的因素，甚至有人为的炒作因素，这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认为现在的房价上升不完全是因为这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当中其实隐含着财富的转移过程。
更形象一些来说，假如说一个人在这里以3000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买了一套房子，两个人同时在这里买了房子，过了一段时间地铁修过来，在那个地方有一站，3000一下子变成了6000，那个也涨了一点，变成了4000，多出来的部分是从哪儿来的呢？不能完全是看做泡沫或者是物价的因素，实际上地铁这部分的一部分财富转移渗透到这里了。现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超常发展时期，另外从分配的角度来说，这个社会在整体分配的盘子里，直接分到个人人头上的比较少，政府拿的多，政府拿的多的部分，相当一部分也要投入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中，转移过来的财富、渗透过来的财富量就很大，对于现在的贫富格局影响也就很大。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因素，但是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财富转移和渗透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不平等的。
[b]财富在不同群体或个人间是如何转移的？[/b]
刚才说了分也分了、转也转了、征也征了，这个时候你口袋里的还不就是你的，还得有一个掏腰包的过程，就看谁掏谁的。这个掏腰包的过程，是指财富还有一个在个人和群体之间进行转移的过程。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北师大的经济学家钟伟，他在2004年时曾经进行过一个研究，虽然他不是正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但是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计算了四种方式的掏腰包。
第一种是企业老板掏劳动者的腰包、掏工人的腰包，指以压低工资、少给社会保障的方式获得超额的利润，当时他说工人的工资和社保偏离正常的状态大约每个月有200块钱，打工者当时是1.85亿，计算下来老板和企业大约是掏了工人4400亿元的腰包。
第二，通过银行存贷款的方式实现的掏腰包。银行的存贷款，实质是富人、企业向一般的老百姓、穷人借钱的过程。这在中国有掏腰包的意思，不是说不还，问题是出在
利率上，就是说你借了钱，你得付给人家利息，但问题是我们这是负利率，正常情况下是两个点的负利率，简单来说就意味着你年初时将这100块钱存到银行里，到第二年初了，银行将这个本给你了，同时给你3块钱的利息，但是这103元已经相当于你存进去时的98元了，也就是说借钱的人少向被借的人支付了利息，这就相当于掏腰包了。按照当时钟伟的计算，这个大约一年有600亿元，但是考虑到现在存贷款的规模，考虑到今年和去年的物价，通过这个实现的掏腰包，也就是说借钱的人向被借钱的人掏腰包应该是在1000亿元以上。
第三是中小股民的损失。2004年时还是一个熊市，根据他的计算当时中小股民在股市上的损失是1500亿元。
第四是在土地转让的过程中，钟伟计算是3300亿元，上面提到耕地变成商业地，100万中政府拿40万，我们将之算在第二个环节里，但开发商拿的40万，就属于掏腰包的过程。
按照今天的情况来看，至少有另外几种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首先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中实现的财富转移。这主要涉及两个环节。一是直接融资。按照道理说，个人在股市中的投资应当是属于投资的范畴，应算在个人财富的变动当中。但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股市融资额达到3.7万亿元，而给予公众投资者的分红却不到4000亿元。但在同时，由公司上市造就了824个亿万富翁。二是个人或机构在股市交易中的盈亏。2010年全年中国股市蒸发了上万亿元财富，年跌幅达14.31%，投资者70%亏损。由此实现的财富转移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数字。
另一个因素就是通过价格实现的财富转移。“移动通讯与中国社会”课题组对居民使用手机的状况的调查显示，手机资费已经占到居民收入的5.43%，而在年收入不到10000元的手机人口中，占到了10.31%.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定，受高通行费的影响，中国成为了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统计，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 D 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由此可见，由垄断造成的财富转移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再有是行贿受贿。类似的财富转移渠道是广泛存在的，比如提成、回扣有许多就属于这一种。人情往来中实现的财富转移也值得重视。这方面既缺少相关的统计数据，也缺少系统的调查数据。但推断应当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当中有一部分会互相抵消，但我们知道，在不同地位人们人情往来中，远不是对等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掏腰包不仅仅是在国内掏的，国与国之间还得掏，但问题是我们中国肯定是被掏的。被掏至少有这么三种方式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资产直接向海外转移，通过移民的方式也好，留学的方式也好，或者人不出去直接将财产转出去的方式也好，我们每年大量的财富转移到海外，这个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第二是出口的补贴退税。出口补贴退税实际上是财富向国外转移的过程，为了保证出口，价格就得低，就要大量补贴退税，造成了国外很多商品比国内便宜得多，这等于用我们公共财政补贴了国外消费者。现在每年对出口的补贴和退税有多少呢？5000亿，美国差不多占1/3.还有就是海外上市公司的分红。像中石油，中石油在海外上市时融资29亿美元，在最初的四年当中分红高达119亿美元，相当于融资的四倍。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一千亿美元，合计六七千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刚刚超过2000亿人民币。
大家早上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的严重问题。在新华网的“两会”调查显示，缩小贫富差距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涉及每个人的钱袋子，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好日子。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直观的了解一下差在哪儿？（图片）
对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大家可能是司空见惯，但是你是注意到了在很多偏远地区的残垣断壁？大家可能习惯了宽敞舒适的教室，你是否有在膝盖上读书写字的经历？看到这两张图片让我想到了用到这里不恰当的一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农民工简单的年夜饭相比，这天价年夜饭就显得无比的奢侈。
这只是平均贫富差距的一部分缩影，也是从感性的层面上来理解贫富差距，简单的说就是社会的少部分人占据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具体怎么评判这个差距呢？下面我们介绍一个权威的评价指标——基尼指数（„„）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的贫富差距相当严重，从我的所了解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城乡收入差距大（这是一张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漫画，这个城镇大叔抱了这么大一个元宝居然跑到了跷跷板的上端，从常规来说这是不合常理的，但是请大家仔
细想一下会发现，这又是情理之中的。因为以农村大叔为代表的老百姓与城镇居民相比之下更高昂的子女教育，医疗支出，这重重负担压得他们无奈的坐到了跷跷板的下端。）
2、各行业间收入差距大（„„）
3、地区收入差距大（„„）
面对如此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我将它归纳为一下几点：
A． 先富与后富的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改革开放之
初邓爷爷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在贯彻的过程中，却片面的强调了少数人先富，忽视了共同富裕，甚至把少数人先富搞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讲求先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只要富起来就是本事。片面的理解了小平同志的“猫论”。
B． 第二点就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权力决定收入的现象，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过度强调效率问题，导致了一些人为了致富不择手段，现实生活中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的行为时有发生，各行业权力部门的灰色收入占有很大比例。
C． 第三点就是社会体制不健全，我们现在走的是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多方面没有成型的模式可以借鉴。在加上我们国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
基数而配套的社保体制、医保体制以及基本的分配制度都没有不是很健全。所以很多人就砖了体制的空子成了暴发户。
D． 部分行业的垄断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贫富差距。
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移动等等，他们凭借经营特权以及国家政策的保护，取得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在我看来受教育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贫富的差距，并且还是一个具有马太效应的因素（„„）
说了这么多原因，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认为政府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来改善贫富差距：
1、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差距。
2、加大对官员的监管力度，防止权力资本化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
4、完善分配制度，使社会更具公平正义
小小展望一下 ：
报告说, 1%最富家庭去年每户税前收入超过39.4万美元, 10%最富家庭每户收入超过11.4万美元。
研究人员赛斯分析, 这些“最富有的美国人”收入去年增长, 部分原因是他们把持有股票变现, 规避今年1月生效的资本收益税。最富有的人中, 公司高管或企业家这类“工作致富”的比例增多, 依靠继承财富享受奢华生活的人比例降低。
华人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新儒学大师杜维明先生作为长江商学院的特聘教授，在中国企业CE0课程中特别开设了人文课程。在中国管理教育中的这一创举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杜先生的课引起了绝大多数学员的共鸣。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20多年间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今他们又将目光投射到更广泛的社会性问题上。
张文中(前任物美商业董事长)：我讲两点。第一，197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现代化，穷得很，但也面临着污染等问题，却没有财政力量去治理。现在经济发展了，大家的理念也在调整，提出来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等等，这应该和经济进步到一定阶段有关系。
第二个就是贫富差别问题，现在讨论得很多，国内外都很关注。那么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指标来看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看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过去20多年里有非常明显的减少，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通过评估也认为中国解决贫困是最有效的。而中国前一百个富人的财富，不要说跟美国比，就是俄罗斯和印度我们也比不了。现在大家一说贫富差距问题就讲基尼系数，实际上我觉得研究得还很不够，可能有一些误导。
傅成玉(中海油总经理)：中国贫富差距在拉大，表面现象也是对的，但这种拉大是在整体经济往上走的前提下，显得差距大了。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并不是富人多了把差距拉大了，而是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比原来少了，给普通大众的感觉就不如原来了。比如说医疗费用、教育、住房等，过去比现在穷得多，但那时候较低水平的社会公共产品能给大家一个保障。所以这两种现象叠在一起以后给人们一个误会，就是中国的一小撮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现在实际情况是很多人的生活大大改善了，但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穷人都变富。
冯仑(万通地产董事长)：收入差距拉大我是这么看。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乞丐，一个在吃肉，这种差距往往伴随着社会满意度降低。另外一种是，我们在吃肉，邻居在吃鲍鱼，这种差距一般不会伴随社会满意度降低。以前存在贫富差距，但没有大众媒体，就算一个吃肉，一个要饭，隔着一个山头呢，也没事。现在吃肉的跟要饭的本来是存在的，虽然实际上要饭的在减少，但大众媒体很发达，经过渲染后社会满意度就大大降低了。
孙强(华平投资董事总经理)：我觉得有些不满意程度其实不见得是坏事。不满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看到别人过得好，另一个是社会信息进步了。改革开放以后看到美国，全国人民就觉得差了，尤其是有人出国了，留学了，然后要往前走。其实美国社会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关键不是说社会上有不满意好不好，而是不满意该怎么办，那就是看到别人好自己会发奋图强，去创新。我认为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满意就绝对不会有创新，不会有进步了。我们可以看现在的日本，就是大家太满意了，终身有就业机会，所以整个国家的创新就很少，创业也很少。在中国现在有些不满意，前面有榜样，反而创新、创业的层出不穷，这样国家才会有进步。
王玉锁(新奥燃气董事长)：现在大家都在谈人文、管理问题，我觉得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宏观层面上，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文明很不发达，精神文明在实际上也讲空了，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给了我们这么一个空间，让我们创造物质文明，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在还原人的一些本性，就忘了一些文明的东西。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能够回归的。要是十年前来讲社会责任这些，可能我真的听不进去，而现在就开始有了这种意识。
微观层面上，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企业做生意主要依靠机遇性的发展模式和资源性的发展模式，都用不着太多的管理。现在体制上有了很大改变，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抓管理，那么所有的管理者都要重视一种精神，因为他没有精神就没法凝聚大家，这样所谓企业文化就演变出来了。企业文化来源于社会的主流，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样就会带动人们文明的或者说是人文的东西提升。
我有一点想法，未必正确。我觉得这个世纪真的可能是属于中国的。我就是把东西方两种文化进行了简单的一些比较，可能西方文化特别讲程序或者数字化的方面，而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方面会慢慢淡化，可能从数字化到模拟化。大家可能很容易讲到是从模拟到数字，但实际上在物质层面上数字很重要，但精神层面上反而模拟化更重要，恰恰这种所谓模拟化的思维是中国人的强项。
冯仑：如果从绝对上讲，美国的财富差距肯定比中国大。那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诸如“仇富”这种现象?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规则的制定是大家参与的，只要你参与了这个规则的制定，你对结果就容易接受。而现在中国还不是这样。第二，自由的选择非常重要，可以提高满意度。当公平和不公平来自于你自由选择的时候，也不会出现特别不满意的情况。第三，就是宗教伦理。美国普遍在宗教上会有敬畏心理，有财富的人都比较内敛，而我们往往不是这样，有了钱就很张扬，还胆大妄为，这样的话社会上就会对富人不尊敬。
张秀君(铜锣湾集团总裁)：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医疗问题、教育问题，老百姓就特别关心，包括2006年两会上提得最多的也是这些问题。那我们政府应该怎么去关注到这一块?现在很多人都提到要关注印度的发展，为什么要重视?印度很重视教育，尤其是农村的教育，这是其现在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教育问题上应该尤其关注农村教育、义务教育，这关系到我们的下一代怎么跟其他国家竞争发展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