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希腊文化比较论文

[关键词]教学建议，希腊，罗马，政治制度编者按：在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中，有不少重点、难点，例如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经济危机，宋明理学等，受知识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很多教师教学中往往把握不住这些内容，或被教材捆住手脚，不敢轻易扩展；或为应付高考，一味补充史料，这样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罗马希腊文化比较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罗马希腊文化比较论文 篇1：

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启发

摘 要 希腊罗马文化历史悠久，是世界文明的瑰宝。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把希腊罗马文化再度挖掘出来，并更加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和传播。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语言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主要通过简述希腊罗马神话的由来以及与英语语言文学的关系，分析探索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 希腊罗马文化 英语语言文学 启发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Greek Rome Myth to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UI M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Shanxi 037000）

Key words Greek Rome cultur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nlightenment

在古希腊时期，经济较为发达，推动着古希腊文化的不断发展，为现在辉煌繁盛的古希腊文化创建了最佳发展时期，成为了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并对世界文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希腊文化是通过拉丁语才得以发展和传播，英语语言文学也是在希腊文化与拉丁语言的共同孕育之下产生的。希腊罗马神话的产生和融入，为英语语言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滋育和促进了英语语言文学的产生和繁荣发展。

1 希腊罗马神话的由来与特征

1.1 希腊罗马神话的由来

希腊罗马神话作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最早期是以口头文学在各个地区流传，后来经由荷马等古希腊诗人整理成文章。主要内容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的传说两部分组合而成。神的故事主要内容是开天辟地以及神的产生和神的日常生活等，包含了人类起源的问题，大部分为虚构而成。英雄的传说内容阐述了与黑暗恶势力或者与怪兽作斗争的英雄勇士们，往往是用真实的事物当做背景，并将这些英雄人物与神话故事相结合，做到把英雄人物神话。神话是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一种体现方式，显示出了几千年前人们对生活的幻想，也是人在自然中积极思考人生和探索人生的一种体现。

希腊罗马文化的合二为一，主要是由于罗马人在接受了希腊文化之后，并将之发扬光大。罗马文化始于原始社会，在有文字的年代才得以记录和形成，继而流传千年。公元前197年，罗马人民征服了马其顿，希腊最终属于了罗马帝国。希腊人民富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而罗马帝国的人民具有比较浓重的宗教意识，缺乏想象力，没有自己心中明确的较为人格化的神。于是希腊文学在传入了意大利后，罗马人民自然而然的接受了希腊人民供奉的神。尽管生活习性和民俗不同促使他们对神的称呼和喜爱程度不尽相同，比如希腊人更偏向于喜爱一些幻想和具有神奇音律的神，而罗马人更偏向于喜爱一些对自己实际生活更有意义的神，等等。这些差异并没有影响到希腊人民和罗马人民的相互交流和文化之间的交融，实例说明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是融洽和统一的。

1.2 希腊罗马神话的特征

希腊罗马神话作为初始性的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马克思说过：“希腊罗马神话不止是艺术的宝库，更是土壤。希腊罗马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罗马神话，是一种艺术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本身。”

（1）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艺术表现方面，希腊罗马文化聚集了许多浪漫主义的元素，更甚至具有一些人类拥有的爱恨情仇的七情六欲。这些神个性鲜明，充满着善良美好同时也充满着仇恨和斗争。真实地展现人类生活的特点。在这其中所运用的一系列夸张浪漫的艺术手法，将每个神的形象都塑造成了一个丰富独特的个体。其次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相较于其他宗教中的神不同，和世俗的生活十分接近，并不像其他宗教信仰的神一样享受任性，甚至争权好斗，贪图美色。

（2）富有较为哲理的故事情节。在故事情节上，希腊罗马神话既十分唯美又富于哲理。包括開天地、神的产生和人类的起源甚至是伦理故事。一些故事充满着正义和善良，另一些可能又充满着仇恨和暴力，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3）较为统一的审美特征。在审美特征方面，美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追求艺术和热爱生活的美学观念在神话文学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表达。希腊罗马神话不仅向人们充分的展示了众神混乱、恐怖暴力邪恶的一面，也向人们充分展示了自然界的美好和和谐。正因如此，希腊罗马神话具有着别具一格的中和的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境界，成为人类文化中璀璨的遗产。

2 英语语言文学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关联

从英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史来进行分析，在四五千年以前，不列颠岛是连接地中海和水路的中间站。公元前七世纪往后，前后共三批外来入侵者在公元前一世纪到达，其中第三批入侵者为凯尔特人，占据了如今的伦敦和周围的埃塞克斯等的大部分地区。大不列颠岛上的凯尔特人与高卢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高卢人在对入侵者实行抵抗的时候对凯尔特人提供了庇护场所并在战争中支持他们。由此恺撒的军队征服了高卢后便移动至海岛。至此之后，在公元前五十五年时登陆了大不列颠岛并最终在公元前四十三年完成了对大不列颠岛的征服。在后来的三百多年的时间中对其进行了统治。在统治的期间，英语还没有形成但民族已经形成。在这几百年的时间中，罗马文化对大不列颠岛的文化和生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英语语种的源头。

之后直至中世纪末，欧洲各民族的地域逐渐被划定，地域文化逐渐形成。前前后后出现了许多民族和国家，形成了多种语言文化，英语语言在其中也逐渐形成，民族自我意识相当高涨。因此，文艺复兴运动中用英语创作出的许多作品都可以看到希腊罗马神话的影子，希腊罗马文化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3 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启发和影响

3.1 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希腊罗马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通过罗马文学的传输从而进入了欧洲。在文艺复兴期间对欧洲文艺的传输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神话的产生丰富了文学与艺术，卓越的文学与艺术又通过反作用赋予了古代神话人物以生命。由此，西方的文化是在神话与文学艺术的相互促进和相互碰撞出的火花中才得以发展和传播。

从文艺复兴运动的时期开始，希腊罗马文化就在欧洲引发了人民广泛的注意和浓厚的阅读兴趣。许多诗人文学家创作出的作品，例如莎士比亚的《特洛伊若斯与克瑞西达》和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以及弥尔顿的《珂玛斯》等，都是运用了希腊神话为题材，并将其赋予了更深厚的文化魅力。尤其是弥尔顿的《珂玛斯》，运用到了三十多个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作为题材。在十九世纪，许多浪漫主义诗人更是对多姿多彩的希腊罗马神话赞不绝口，并将希腊罗马神话运用得十分精致，人人称赞。英国的大诗人济慈用诗人之手写下十四行诗句描述了他初次阅读《荷马史诗》时的激动心情和感受。许多浪漫主义诗人深受希腊罗马神话的影响，通过神话素材的使用来创作自己的诗篇。雪莱的《阿波罗颂》和《潘之歌》，济慈的《致普绪珂》等这些经典的篇章也是能够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至今仍广受喜爱和流传。这些诗人通过运用神话素材来创作诗篇并不是为了神话故事本身，而是通过借物抒情，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思考。希腊罗马神话通过描述古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超人的力量和意志，激励了浪漫主义诗人们的思考和遐想，并令诗人赋予了神话以新的生命。

文化发展直至二十世纪，工业文明的不良后果已经日趋明显，人们对社会的愤慨和矛盾越来越深，彼此的信任感逐渐消失。正因如此，文学奖更加喜爱运用神话素材和背景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和感慨，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进行抨击和批判。最为广泛流传的作品是艾洛特的《荒原》。这些作品通过运用神话素材，将当时欧洲的现状描写得十分贴切。

3.2 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语言的启发

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语言的启发主要表现为对英语单词和日常的英语口语表达之中。英语语言较为灵活丰富和形象，常常会借用许多比喻等手法来使得英语表达更为生动和形象。经过长期的对希腊罗马神话的使用过程，神话故事中的典故和人名等都已经成为了英语日常表达的一部分。例如“欧洲”这个单词就来自于欧罗巴公主的名字，“巴黎”这个单词就来自特洛伊王子波利斯的名字。神话故事被运用到生活之中已经成为英语语言文学表达过程中的一个特有习惯。经过统计，英语中大约有一千多种单词均来自于希腊罗马神话，绝大多数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转义或者多义。这些源自于希腊罗马神话的词汇大致可以分为普通词汇和专业术语两种类型。普通词汇很多都來源于神或者具体事物的名称，还有另一些词汇直接来自于古代的神明或者宇宙中行星中的名称。这些词汇在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之后，会衍生出很多新的词汇等。专业术语则是在艺术生产等专业领域的特定用词，大多数为单义词。

对语言的另一方面的影响则是形成了习语。习语一般是俗称，对各个单词都不能分割。很多习语来自于希腊罗马神话，而另一部分习语则是根据希腊罗马神话的背景组合而形成。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公元前三千多年，生长在巴尔千半岛上的希腊人就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因此对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文明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欧洲人往往把古希腊罗马看作为欧洲文化的发源地。希腊罗马神话的亘古长存，这样的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潜移默化之中丰富了英语语言文学，而英语语言文学又反过来使得希腊罗马神话世代流传。这说明了如今流传的英语文化是被西方文化滋润和充实着，也正是由于希腊罗马文化的孕育，才使得英语语言文化的价值更加灿烂。希腊罗马文化作为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了学习英语和研究英语语言文学的必修课。想要真正的了解和掌握英语，必须要掌握古希腊罗马神话方面的知识。希望在希腊罗马神话的熏陶下，英语学习者能够对希腊罗马文化更加深入了解并将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邢秋迪.论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影响[J].青年文学家，2013（18）：12-13.

[2] 马宏基.论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启示[J].商业故事，2015（14）：68-69.

[3] 卫林红.希腊罗马神话对英国文学的深刻影响探讨[J].科学导报，2014（19）：125-125.

作者：崔明

罗马希腊文化比较论文 篇2：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关键词]教学建议，希腊，罗马，政治制度

编者按：在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中，有不少重点、难点，例如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经济危机，宋明理学等，受知识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很多教师教学中往往把握不住这些内容，或被教材捆住手脚，不敢轻易扩展；或为应付高考，一味补充史料，这样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处理此类教学，应该有一个分析教学、确定立意和主线的过程。鉴于此，我们设计了“众品课堂”这个栏目，主要是以一课为主题，提供不同视角，以期为教师深入理解课题提供思路。

高中新课程教材必修部分增加了世界古代史的内容，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知识恶补和各种教学建议铺天盖地，良莠不齐。在实际操作中，问题也很多。有些一线教师在处理本单元时，往往望文生义，或者简单对古代中西方文明、古代与近代西方文明进行对比，很容易在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上给学生以误导。而从近几年高考的命题特点上看，基础知识的考查居多，并没有太多的能力要求和观念上的引领。因此教师在处理本单元内容时，多以知识梳理、灌输课本结论为主。笔者站在一线教师的角度，从实际和实用的角度，谈谈对本专题的认识并给一点教学建议，希望对同行有点作用。

一、观念前提

课标要求：（1）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2）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3）了解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维系罗马帝国统治中的作用，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其实，课标的这种表述并不理想。希腊民主与近代民主有着质的区别，从希腊民主制度的学习中如何能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呢？学界早有共识，希腊民主制度不可能是近代民主制度形成的前提条件。从希腊民主政治的内容学习中又如何能认识到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呢？至多能理解到希腊民主政治的实践给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罗马法只是古代罗马制度的一个方面，学习者很容易形成罗马制度就是法律的错觉，其实各种政制的实验是希腊罗马共同的特征。

但为什么新课标要加进这部分内容呢？笔者揣摩，原因无外有二：一者，“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而这两个制度文明的范畴正在成为普世性的制度取向。作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西欧近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者，中西文明的分野不是近代才有的，中西之间的文明差异在源头上就形成了。我们不能因为近代的历史命运就将整个中国传统文明否定掉，更不能以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树立的优势就将它的发展理解成标准模式。

如此，在学习这个专题前，我们应该把握两个基本的观念前提：

第一，古代希腊和罗马留给后世共同的政治遗产是个人主义

学界基本认为：“现代西方民主绝非起源于古代希腊，而是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实践，在公元前338年随着马其顿的侵略已经停止，而近代英国的议会民主， 是源于当时英国的政治矛盾，两者在时代背景上和社会土壤上都不可以同日而语。”如果简单地将古希腊民主制度与近代民主制度联系起来，我们从理论上就陷入若干困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很高水准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吗？如果这样，如何理解希腊民主制度的消失？从古希腊到近代之间漫长的历史进程是历史的梗阻吗？等等。而且，历史上对古希腊民主制的评价并非以正面为主：“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荒猛兽。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先哲们，都不把民主看做是好东西。有产者担心，一旦允许大众参与政治，穷人势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剥夺富人的财产，然后挥霍一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有产者竭尽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现。知识精英认为让穷人来统治是愚蠢的想法，国家还是应该让那些专业的、出身高贵的人来统治。”

晏绍祥教授则进一步提出：“长久以来，雅典民主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19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政治生活的日益民主化，特别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先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以当时的德国为代表的专制制度，证明了民主政治的生命力，从而使它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雅典民主政治的形象，也逐渐从负面转向正面，最后成为西方学者心目中民主制度的渊源。雅典民主政治的经历似乎暗示，历史上的传统，只有在它为现实需要时，才会被人们从沉睡中唤起，受到人们的重视。它所表现的，是当代的兴趣。”

从具体的制度比较上也不难看出，用现代民主制度的标准来衡量古希腊，普选、代议、政党及宪法等基本元素都是缺乏的。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古希腊是西方文明之源，“希腊式的民主，它给欧洲文明播种了一颗很好的种子，只是它在希腊时期不可能成长为一个非常完美的事物。苏格拉底的死是一个悲剧，死于雅典的民主，而民主制度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这是矛盾的，也是辩证的”。那么，古希腊到底留下怎样的政治遗产呢？笔者认为应该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尊崇，对个人自由、幸福的追求等等。

个人主义是西方政治文明的精髓，个人主义也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虽然古希腊还没有产生系统的个人主义思想，但“最先明确表达个人自由理想的正是古希腊人”。“希腊古风时代是一个探索与创新的时代。这一时期希腊人的探索与创新反映在诸如政治、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但其根本的内容也许是对个人的发现。希腊人开始从个人出发来看待自然和社会。反映在政治生活中，是对个人的社会与政治权利的强调、个人的情感和思想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古希腊人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是体现在对城邦的忠诚上的，他们并不特别在意物质生活的富足，他们也不追求个人生活的奢华，他们的家居相对于宏大的公共建筑而言是简陋寒酸的，他们的私人空间相对于公共生活而言是很少的，但他们认为生命的目的在于通过政治参与成为城邦公共生活的一员。相对于雅典人而言，古罗马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明确个人权利，并通过私法体系坚决捍卫个人的权利。“罗马人留给了欧洲大陆一套高度个人主义的私法，甚至像历史学家李维和皇帝奥勒留在阐述自然法等学说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套法律以严格的私有财产观念为核心……法律被更多地被看做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不是绝对地行使行政权。近代早期西欧自由主义的思想不只是建立在关于个人权利的抽象原则之上，而且有着重要的文化根基，以罗马法为代表的法律制度对于私人权利、利益的系统规定正是这种根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只有基于这一观念，我们才能把必修一与必修三的相关专题衔接起来，帮助学生构建起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知识体系。

第二，依托文明史观理性看待东西文明差异

文明史观在考查人类文明史时，以文明类型作为基本研究单位，承认文明的多元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统一，既看到人类社会发展有共同的规律和趋势，又看到不同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具体发展道路。

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中，由于地理环境等的差异，东西文明已经显现出不同质，且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前面提到，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个人主义，而从世界多种古文明的]进历程考查，唯有古希腊罗马文明是高度张扬个人主义的。钱穆先生则认识到：“家族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国人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线与国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个世界的上帝，可以说全由他们看重人道观念而来。人道观念的核心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古希腊罗马在城邦制的发展中，逐渐摆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一步步彻底清除这种纽带的影响，从梭伦改革到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清晰可见，尤其是后者，重新划分十部落，是最典型的表现。而古代中国从夏商走到西周，奴隶制度健全的过程，就是将国家治理与血缘宗亲关系紧密相联系的过程，虽然在封建专制形成过程中，逐渐削弱贵族世袭的影响，但宗法制在制度建设及社会生活中的深层融汇是毋庸置疑的。

而在历史上所谓的“轴心时代”，各地域文明的圣贤大哲们整理出对各种文明影响至深至远的“元典”，虽然有非常相近的“终极关怀”和相似的教育理念，但毕竟价值观念上有着非常清晰的地域差异。

于是有很多老师在进行中西比较时，容易简单地结论：古希腊有民主，古中国只有专制；古罗马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古中国只有为专制服务的“律”，且还被随意解释和更改；古罗马有法治，中国只有人治；古希腊罗马有哲学，中国只有简单的思辨……陷入“历史宿命论”不能自拔。对此，黄牧航教授已经有精辟的论述可资参考，毋庸赘言。

二、几个难点

1.废除债奴制在古希腊罗马制度建设中的意义

教材在必修部分，把废除债奴制列在梭伦改革内容的最后，而在选修一里“梭伦改革”课文中，把“解负令”放在最前面并称之为“第一个重大改革”。笔者不太理解这样编排的原因，但必须认识到这是梭伦改革中最主要的内容，“梭伦改革和立法的根本意义在于建立雅典城邦制度化和民主化的社会和制度基础。通过废除债务奴隶制、给予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梭伦实际上定义了公民权。政治权利不再限于贵族阶层，而是扩大到包括穷人在内的整个公民群体。不仅如此，通过废除债务，梭伦实际上使得下层农民收回了其被贵族利用债务而控制的土地，由此培育了一个自由农阶层，并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社会的基础”。无独有偶，在古罗马的制度建设中，也出现类似的改革。《十二铜表法》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平民的要求，如限制高利贷，把年息最高额定为8.33%，给予无力还债者以时间宽限等等，但这些显然是不够的。公元前36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平民相继取得一些权利，包括两名执政官之一必须由平民中选任、平民可担任高级市政官、担任监察官等等。而真正为平民获取政治权利奠定基础的是公元前326年通过的波提利阿法案等有关法律，对贵族占地作了最高限制，同时废除了债奴制。由此可见，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无论是民主制还是法制，都涉及公民权的确立问题，而公民权的确立，首先要确立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顺着这个逻辑推导下去，古希腊民主制度之所以延续不下去，从政治经济基础上讲，应该是公民群体存在的经济基础消失及公民群体的消失，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吴于廑先生早就论述过：“在斯巴达和雅典的城邦制中，为了巩固对大量被奴役的人口或外来奴隶的统治，由部族时代军事民主制沿袭而来的制度，在城邦形成后得到充分的、或某一方面的突出发展，本籍的自由人成为全权的公民，他们构成城邦的统治阶级……这样的城邦制，和全权公民的保全是不可分的。一旦全权公民走向沦落破产的道路，它也就不能继续存在。伯罗奔尼撒战后的雅典和斯巴达，就开始出现全权公民沦落的现象。有产的公民变为无业的流氓，公民军变为雇佣军。从那个时候起，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制也就濒临它们的末日。”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也随着长期的争霸战争，各城邦内部出现分化，财富越来越集中，公民越来越贫困，无业无地，无法自备武器参军的人数少了，城邦制度的基础崩溃了。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版图扩充了，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了，罗马统治者必须靠一支强大的军队维持统治，而社会分化，平民破产，以平民为主体的军队无法维持了。促成罗马走向军事独裁的改革恰恰是从军制改革开始的，雇佣兵制取代义务兵役制。这一点上古希腊古罗马是同一路数。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与妥协中，建立起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伴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公民权无以为继，这种制度也就崩溃了。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2.民主与法律不是割裂的

不能形成简单的认识——古希腊有民主，古罗马有法律。这只是就对后世文明影响而言的，远不是它们政治制度的全貌。

如罗伯特·C·拉姆在《西方人文史》中写到的：“（古希腊罗马）两种文明都给予法律以深切的关注，但方式迥然相异。希腊人寻求井然有序的社会中完美法律的理论。罗马法律则讲究实效，是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程序。虽然我们可能倾心于希腊人的法律思想，但是，为当今的法律体系提供基本框架的却是罗马人的法律。”“与东方专制国家相比，自由的希腊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奉法律为最高权威。”

以雅典为例，其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与其法律制度的发展轨迹相一致的。“事实上，希腊世界进入‘主权在民’的时代始自梭伦立法。”梭伦把他制定的法律公布在16块白色的牌子上，并公之于众，让所有公民与官员向宙斯发誓遵守这些法律。并为他的立法做了百年不许改变的规定。正因为如此，人们有了严格的遵纪守法的观念；人们有了明确的权利义务观念；人们有了参政的习惯与意识；人们有了为国家事业贡献勇敢、智慧乃至生命的动力。“实际上，古希腊关于法的概念和方法、关于城邦民主政制的立法（‘宪法’），对以后欧洲国家的公法及其司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至古希腊被人们看做是‘民主制度的摇篮’或‘故乡’”。我们很容易误读教材中关于《十二铜表法》的结论，好像它就是成文法形成的标志。其实教材只强调了它是“罗马成文法诞生”的标志，而且传说罗马的十人立法委员会去了雅典，受到希腊思想和法律的影响，才制定了《十二铜表法》。而教材的必修和选修本都没有谈到梭伦改革在法律方面的建树和意义。梭伦的法典以其完善、简洁、富于弹性为后世称道，在罗马帝国时代它通行于帝国的旧希腊地区。因此，雅典当时已经有了成文法，且已经进入法制时期。雅典的法律是雅典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撑。

当然，希腊缺乏可以和罗马法相媲美的完整而严密的法典。“希腊是一个重智慧轻经验的民族，而且受早期商品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制，希腊人没有创造出后来罗马人那种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古希腊出哲学家、文学家、辩才，在形而上的领域里成果丰富，影响深远，而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在务实的层面上，古罗马则更胜一筹。务实的古罗马法学家辈出，而且社会地位很高，这为形成系统化的成文法典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司法领域，罗马的法官是职业化的，而希腊的司法人员（包括审判员和陪审团）大多是临时选出的，是民主制的一种表征，也就注定了法律的严肃性大打折扣。同时，希腊人虽然强调了法律的权威，罗马人则第一次把法律置于国家权力之上。

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希腊、罗马在西方法制史上都占有正要地位；希腊（尤其是梭伦改革）在公法领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确立了法律的权威；罗马构建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公、私法的划分是罗马法的首创，”而对后世立法影响最大的是其完善的私法体系。

3.希腊与罗马的关系

由以上分析不难产生新的问题，希腊与罗马文明究竟是什么关系？希腊是罗马的老师？落后的征服者最终被文明的被征服者征服？不能简单这样结论。

诚然，罗马有很多方面的成就似乎都跟希腊相似，如大型的神庙、建筑；雕塑和绘画；甚至文字、神话故事等等。而希腊、罗马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抽象的哲学思想和实用的法律体系。而这两种东西其内在一致的地方恰恰是前述的个人主义。希腊与罗马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上：当希腊文明达到相当高度时，罗马只是小学生，根据文化传播的势能理论，希腊文明渗透、影响了罗马；罗马是希腊文明的传承和传播者，近代以来学者了解希腊文化主要是通过罗马这个中介；随着罗马的逐渐发展和强大，罗马注意在吸收希腊文化时，也在寻求保持自身的特性，因此罗马的成就是独树一帜的。如教材引文所言“辉煌属于希腊，宏伟归于罗马”。学界的认识对此加以阐释：“希腊可称为光荣，人类精神自由创造，自由思索，自由信仰之光荣；罗马可称为伟大，权力、纪律和一致之伟大。”下面这段文字确实很精辟地论述了二者的关联：

罗马奉献给西方文明最美好的礼物是法律和希腊文化。希腊神殿风格为其采用，尽管主要是装饰华丽的科林斯柱式；希腊雕刻是如此经常地为其所复制，以至于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希腊作品皆以罗马复制品的形式存在于世。希腊艺术家的作品，合乎罗马人的审美旨趣，现身于他们的居所和公共建筑的壁画、壁饰以及马赛克镶嵌画中。希腊奴隶教授罗马儿童研习希腊语言和经典作品：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历史著作，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米兰德的戏剧。罗马的观光者视前往希腊朝圣为己任，到那里观看有数百年历史的希腊卫城上的奇迹，并求教于德尔斐的神谕。罗马奉献于世的是语言、组织和法律，罗马教会和中世纪文明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与此同时，罗马持守并传播希腊的人文主义，希腊的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大放光芒，并照亮了理性的时代。

更有学者富有创意地提出类比——罗马之与希腊很像美国之于欧洲，确实很形象。

4.中世纪与希腊罗马传统

传统史学观念里，都把中世纪看做是“黑暗、停滞、愚昧、梗阻”的代名词，相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发展和高度文明，二者有天壤之别。并且习惯用地理学中“褶皱”与“断层”两名词来形容中西文明发展中的差异——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如同地层的“褶皱”，虽几经波折而绵延不绝；欧洲文明发展则如“断层”，经过若干次断裂；并津津乐道于中国文明的延绵不绝，生命力强劲及文明的纯净。现在分析起来，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西方文明两头文明中间黑暗，这不合乎文明发展的逻辑。“褶皱”如何就值得欣喜呢？“断层”又有什么不对？何况“断层”式的理解也不合乎文明发展的逻辑啊。

现在从学界比较普遍的认识简要谈谈中世纪在古希腊罗马文明沿承中的作用。

首先，虽然罗马法在中世纪早期被废弃、遗忘，直至11世纪重新被发现并引起重视，但其一些思想一直在传承并被发扬光大。如自然法的思想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由基督教会的思想家，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继承和发展。阿奎那一方面把自然法观念与人的日常经验相联系，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把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理论统一起来，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合法化了，教权的扩展也不是完全与法治脱离的。根据神学的信条，世界本身是由规则支配的，仁慈的上帝掌管着一个依照法律来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关系，都要由基于法律的正义和基于正义的法律来界定。夏勇先生认为，滥觞于近代革命以前的法治观念至少有三：其一是法律至上；其二是权力分立与制衡；其三是法律来源于某种超越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的实在。

最后，中世纪在民主制度上是有发展的。中世纪日耳曼人把罗马私法的一个原则——“关涉大家的事要得到大家同意”变为公法的一条原则，因此，中世纪制度文明不能用“专制”一词来涵盖，其实为一种混合政体，等级会议是制约君主的一种重要方式。中世纪时直接民主制被发展为代表民主制，无论是代表机构还是代表产生的技术都有创新，这无疑是不能否定的进步。

当然我们不是有意抬高中世纪的地位，而是从文明发展的轨迹中寻找内在的逻辑联系。

三、教学建议

受知识和文化差异的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把握不住这一课的内容，不敢轻易扩展。专业性的问题，如罗马法更是无法讲清楚；即便试图厘清一些专业的概念，学生也理解不了。鉴于此，笔者建议：

1.用生活化的方式教学比较可行

“民主”就是“民做主”，学生需要弄清楚的是谁是“民”，“民”如何实现“做主”？“民”实现“做主”的过程就是不断想办法抑制个人专权的过程。无论希腊罗马，都涉及平民与贵族斗争、妥协的过程中争取到相关权力，平民为何要斗争？贵族为何会妥协？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战争的方式变化，自备武器和粮食的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作战取代了贵族武士决斗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平民在战争中地位的提高是对贵族斗争的重要砝码。无论是希腊城邦还是罗马城邦，都需要平民作为主要兵源。如此，一个问题就很生活化地说清楚了。吴于廑先生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一书中用简单通俗的文字如临现场般地描述了雅典直接民主制的操作，对我们的教学非常有指导意义。与其干瘪苍白地逐一解释概念和机构、法令，不如让学生从生活化的场景再现中体会直接民主制的特点及弊病。罗马法的教学是一样的，情境设置、学生参与、现场争辩更能形象地让学生理解罗马法如何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教师没有必要在枯燥的概念和干巴的制度]进过程中强化学生的记忆，从社会生活的层面引导学生去理解更能提升学生的认识和知识迁移的能力。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在群众的生活中体现得最直观，如希腊为什么出]说家？希腊的公共生活很丰富，因此戏剧、公共建筑等显得很有特色。

2.坚持唯物史观，不要脱离生产力水平去考查希腊罗马的制度

比如，希腊罗马的经济状况，讲不讲，讲到什么程度？教学中我们往往容易抬高商品经济的地位，觉得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等比农业的地位就高。应该认识到，希腊的商品经济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农业生产环境相对恶劣，粮食生产有限才迫使希腊人从事商业活动以换取粮食，迫使希腊城邦向外进行殖民活动。罗马随着版图的不断扩充，为不同地域间的商品交换创造了环境。希腊“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当时人的观念上讲，土地仍然是最主要的财富。”尽管后来有些富有者几乎没有土地，但他们经济上破产的风险很大。“罗马人原来是农业人口，大多数是相当看重产权的小农民。在扩张过程中，他们越来越重视军事和行政事务，但对土地的依赖传统仍然保留着。相反，在罗马的价值体系中，商业的地位并不高。从事商业的只有社会的低阶层人、外国人、甚至奴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不可能很高的。笔者不建议在教学中过多铺陈希腊罗马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因为所涉及的专业性过强。同理，对希腊罗马的制度的评价也只能基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一前提。在高度评价希腊民主、罗马法的同时，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落差感，中国古代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好的东西呢？在中国古代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制度文明一样很有创造性，很值得自豪。

3.正确理解教材中的一些结论，注意一些提法的严谨

比如，教学中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把罗马法的严密与罗马帝国的有效统治联系起来。教材中提到“罗马法是罗马统治的有力支柱，它为国家权力提供法律依据，稳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根本没提到法律如何支持了高效率的管理机制。而事实上，行政管理是独立的科学，并不是有完善的法律就可以实现有效管理的，如果这个因果关系真的成立，我们如何理解帝国后来的分而治之和分裂呢？实际情况是“法律制度行之有效，但它并不一定包含类似有效力的行政机构。现代的研究表明，罗马人并非是精通行政管理艺术的大师，一直到恺撒·奥古斯都时代，行政管理都是一种混乱不堪的景象，贪污腐化盛行，效率低下。”其次，人教版教材在《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的课文中，没有出现“法制”或“法治”的词[，只有“法律”“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等。这其实是一种很慎重的方式，尽量让老师不要纠结于“法治”与“法制”的概念区分。“法制国与法治国最大区别在于，其最高统治者或立法者的权力仍然不受挑战和制约。”当然，我们也不必把学生带进这种纠缠不清的问题中去。

【作者简介】陶涛，男，1972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学高级教师，华中师大一附中历史教师，武汉市历史教研中心组成员，长期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及相关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作者：陶涛

罗马希腊文化比较论文 篇3：

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模仿、调适与创新

摘 要 罗马人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正式发行货币，其货币的形式、种类源于对希腊的模仿，而在模仿的过程中，又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调适，做出重要创新。币制上，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之前坚持以铜币为中心，银币与金币均与铜币挂钩;形制上，罗马货币模仿希腊货币的图案，主题选用罗马人钟爱的神祗或本地神祗;在共和国末期，吸收了希腊化货币上的统治者形象，推动了罗马社会王权概念的重建;币值上，共和国时期在货币上标记币值单位，构成货币史上的重要创新。

关键词 货币，罗马，希腊，币制，形制

一直以来，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联系与差别颇受关注，近年来的研究益发细化。陈恒分析罗马对希腊文化抱持着的两种态度——“敬畏”与“敌意”，①其后又将其对希腊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化为“模仿、调适与创新”。②具体到罗马从希腊学习、吸收的文化，除广为人知的哲学、雕塑、建筑、宗教信仰外，研究者开始探索新的角度，如著作、戏剧等。③而在罗马从希腊所继承的财富中，货币占据着重要位置。本文将从货币角度考察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模仿、调适与创新。

一、罗马货币在币制上对希腊货币的模仿与调适

币制，一般指货币制度，这里特指货币的构成。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3世纪初开始发行铜币，④其后逐渐增加了银币和金币，这与古希腊世界、特别是希腊化世界中通行的金币、银币、铜币的币制一脉相承，但罗马人的模仿更为主动。

首先，罗马人使用货币本身就是对希腊货币文化的模仿。罗马共和国时期出现的早期等价交换物是不同形状的铜锭;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罗马开始采用扁平状、圆形的货币形态，把青铜铸成铜币。到公元前3世纪前半期，他们采用希腊货币的计量单位德拉赫麦（drachm），发行重约6.5克的银币两德拉赫麦（didrachm）。①

事实上，罗马人的模仿对象是意大利半岛的大希腊区（Magna Graecia），并非东地中海的希腊化世界。以铜币为例，在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罗马的扩张脚步延伸到意大利中部的坎帕尼亚（Campania）地区，控制了拥有铸币厂的那不勒斯，还改变自己的铜锭传统。当那不勒斯的希腊人在继续发行自己的货币之余，还发行了一种铜币。这种铜币形制沿用当地金银币的形制，正面为表示那不勒斯的宁芙女神右侧头像，背面为人面公牛的前半身，背面铭文为ΡΩΜΑΙΝΩΝ，即希腊语的“罗马的”，②显示出当地希腊人向罗马示好的意图。这一做法也影响到罗马对钱的认识，之后才发行圆形币状的铜币。

罗马发行的银币同样如此。希腊化世界的主流银币单位是四德拉赫麦（tetradrachm），只有个别地区发行两德拉赫麦、德拉赫麦等作为辅币;但意大利的大希腊区流行的却是两德拉赫麦，罗马也正是模仿后者发行了银币。公元前275年，罗马击败皮洛斯（Pyrrhus，公元前319—公元前272年），完全控制了意大利中南部大希腊区的希腊城邦，与这里的日常往来增多。在此背景下，公元前3世纪60年代初，罗马正式发行银币两德拉赫麦。③

其次，罗马在模仿希腊货币制度之余，始终坚持自主意识，无论是开始发行、使用银币，还是制作圆形币状的铜币，都根据共和国自身的发展需求做出调适。

第一，罗马发行的银币根据自身需求，采用了新的重量标准。虽然罗马银币的单位——两德拉赫麦——模仿自大希腊区，但其重量约6.5克，而大希腊区银币的重量大多在7.0～7.5克左右不等。④罗马此举乃出于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考量。希腊社会内部一直缺乏统一的重量标准。古典时期的希腊诸城邦各自发行货币，并根据地域、政治或经济关系，形成不同的重量标准体系。到希腊化时期，这些繁杂的重量标准依然未能统一，而且由于东方其他地区被纳入希腊化世界中，反而出现了新的标准。当时在希腊化世界存在的较为重要的货币标准体系有8种，分别为阿提卡（Attica）标准、艾伊娜（Aeginetan）标准、减重艾伊娜标准（亦称科孚标准，Corcyrean）、希俄斯（Chian）标准、罗德岛（Rhodian）标准、托勒密（Ptolemaic）标准、波斯（Persian）标准和晚期帕加马（Pergamum）王国开创的齐斯托夫里克（Cistophoric）标准。⑤其中阿提卡标准因古典时期雅典的重要影响，以及希腊化初期亚历山大的采用，成为使用最为广泛的货币重量标准。实行阿提卡标准的地区主要发行重量为16.8～17.3克的四德拉赫麦，也会发行两德拉赫麦和德拉赫麦作为辅币，分别重8.4～8.65克和4.2～4.3克;艾伊娜标准以距离雅典不远的海岛艾伊娜岛（Aegina）所用银币重量为准，主要发行两德拉赫麦和一德拉赫麦，其重量分别为12克和6.1克左右，在希腊中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比较流行;埃及使用的托勒密标准是在爱琴海诸岛比较普遍的希俄斯标准基础之上减重而成，减重前希俄斯标准的四德拉赫麦重15.6克，减重后依据托勒密标准重14.3克，后来托勒密标准为腓尼基人接受，也称腓尼基标准。大希腊区各城邦发行的两德拉赫麦重量在7.0～7.5克之间，一般认为更接近希俄斯标准或托勒密标准。

罗马发行的两德拉赫麦银币重约6.5克，与上述任何重量标准均不相符。这是由于罗马根据自身需要制定银币的重量，目的是使银币能够与社会上通用的铜币进行兑换。罗马在正式发行银币时，对铜币主要单位阿斯（As）的重量做出调整，规定一枚银币可兑换10枚铜阿斯，一阿斯重一罗马镑，一罗马镑的1/72就是6.5克。①由此，罗马通过发行银币达到与大希腊区希腊社会进行商业往来的目的，并加强对该地的政治控制，同时调整银币的重量，以适应自身社会的需求。

第二，相比于以银币为主的希腊货币制度，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1世纪之前坚持以铜币为主。古典时期的希腊货币包含金币、银币和铜币三种，银币为主要货币。希腊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地区根据矿藏及经济条件发行货币，即便只有两种或一种，银币必然要位列其中。如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三种货币均有发行，但银币数量最多;亚历山大之后的马其顿统治者们由于战争不断，所辖地区经常更迭，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行的币种不尽相同，有时只发行银币，有时发行金币、银币，有时只发行银币和铜币。②希腊人使用银币的传统很强，以至于即便埃及本身不产银，托勒密王朝所控制的金属矿藏只有位于努比亚的金矿和塞浦路斯的銅矿，仍然将从外地流入的银币重新加工，刻印上当地的王像与符号，和当地发行的金币、铜币一起用于流通。③

一直以来，罗马人把铜作为财富积蓄的方式和交易手段。起初罗马人对所使用的铜并不做特殊加工，目前发现的早期铜块大多为不规则形状。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即国王塞维乌斯（Servius，约公元前578—公元前535年）时，罗马开始将黄铜铸成特定式样用于交易;这种铜块也成为当时衡量财富的标准，一个拥有12万阿斯（aes，亦称as，此处仅为重量单位）铜块的人就属于非常富有，可位列第一等级。④目前学者们发现的此类铜块均为铜棒或铜锭，两面铸有某些形象，如公牛、野猪、大象等动物，也有诸如剑与剑鞘、船锚、三叉戟等象征符号。这些铜锭具备了钱的功能，《十二铜表法》中规定违反法令者需要分别需要缴纳相应的罚金，如“300阿斯（asses）”“23塞斯特斯（sesterces）”，即以这种铜锭缴纳。⑤铜锭没有固定币值，均以重量计，被称为“粗阿斯（Aes Rude）”。⑥由于这种粗糙的阿斯仍按重量计算，尚不能称为真正的货币。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才用青铜浇铸货币用于流通。

尽管国际市场上银币更受欢迎，罗马在发行两德拉赫麦银币后，也未用它取代铜币。罗马早期发行的铜币分为两利特拉（doule litrae）和利特拉（litra）两种。⑦其后为了让新的银币能与铜币方便兑换，罗马发行重一罗马镑的铜币阿斯及其辅币系列，一枚重6.5克的两德拉赫麦银币兑换10阿斯。⑧此后，在公元前1世纪因严重贬值最终退出流通前，铜币始终是罗马共和国的基准货币。例如在公元前211年，由于铜币相对于银币严重贬值，罗马人为维持一枚银币兑换10阿斯的标准，将银币的重量降为4.8克，并根据这一兑换比价将银币命名为第纳尔（denarius，意为“含10”）。⑨因此，在共和国的大部分时期，罗马实行的是以铜币阿斯为基准货币的银铜并用币制，与希腊世界以银币为基础的币制完全不同。

罗马货币制度之所以与希腊古典时期、特别是希腊化货币体系形成如此明显的差别，是由于东地中海缺乏锌矿，青铜钱币的使用范围有限，希腊世界没有形成成熟的铜币文化。在希腊世界，铜币只是辅币，许多地区的铜币发行并不规范，且使用区域不超过发行方所控制的地区。而罗马所在的拉丁地区银矿很少，只有征服大希腊区以后，才利用当地的白银发行银币。

罗马十分坚持自己的铜币传统，不仅确立以阿斯为基础的币制体系，还凭借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将铜币文化传播到罗马以外地区。大希腊区的希腊城邦，如普莱奈斯特（Praneste，今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提布尔（Tibul，今蒂沃利Tivoli）等在被征服后，也开始发行铜币。⑩尽管在实际使用中，铜币相比于银币毫无优势，时常贬值，甚至在共和国末期的一个世纪中不再发行铜币;但奥古斯都重新制定货币制度后，铜币得以恢复。虽然帝国时代铜币难以恢复原先的地位，银币和金币先后充当基准货币，但它作为贵金属货币的辅助货币，一直是帝国臣民日常交换的重要媒介。

二、罗马货币在形制上对希腊货币的模仿与调适

形制，指的是货币上的图案与铭文。罗马货币在形制上对希腊货币的模仿十分明显，并且与在其他艺术领域的表现一样，罗马人对货币形制的构图、审美等也没有创新。①但在选择主题时，表现出强烈的自信，传达着罗马人自己的理念与价值观;尤其是自共和国末期开始，罗马人通过选择与确定形制将货币变成政治家舆论宣传的重要舞台。

首先，共和国时期的罗马货币在模仿希腊货币形制的同时，着力突出罗马自身的文化特色。最初开始发行货币时，罗马对形制尚无明确倾向，选用的是在希腊化世界及大希腊区比较流行的式样，如阿波罗、密涅瓦、赫拉克勒斯以及马匹、贝壳等;在选择寓意符号方面，由于罗马人并不擅长将神祗、特定概念、某些特征具化，因此他们采用的与神祗有关的符号基本上完全来自希腊化世界，例如船首、雷电、权杖等。逐渐地，罗马人的喜好开始影响到货币形制的主题，频繁出现在货币上的为更受罗马人欢迎的神祗，如马尔斯、维纳斯、朱庇特、墨丘利、赫拉克勒斯等，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那些罗马的本地神祗与神话传说，如雅努斯、罗马以及母狼哺育双胞胎等。

雅努斯的双面头像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极具代表性的货币正面形制。从公元前280年之后开始正式发行铜币重阿斯系列，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铜币退出市场，阿斯的正面形制始终为雅努斯双面头像;约公元前3世纪初发行的银币第纳尔以及首次发行的金币斯塔特，也采用这种形制。雅努斯（Janus或Ianus）是罗马本地的神祗，在罗马人的信仰体系中，其寓意十分复杂。他掌控着时间，因此是“门、通道、过去与未来”之神，以一头两面的形象出现，一边看着过去，一边看着未来;他还代表着“秩序”，一旦雅努斯神庙之门全部打开，表示罗马正当战时，当两座门全部关闭，罗马得享和平。关于为什么要在货币上刻印雅努斯的双头像，奥维德在《岁时记》（Fasti）中假托雅努斯之口，回答道：“我长居于这方土地，台伯河水不断冲刷;如今，此地名为罗马……我，与战争毫不相涉：和平与通道由我守卫，两者皆为吾之双臂。”②可以说，雅努斯成为共和国时期货币重要形制的原因在于，他作为罗马当地的神祗，有着万事开端和战争胜利的积极寓意。

罗马货币上经常出现的其他主题也凸显出罗马的本地特色。从公元前3世纪末到前2世纪，银币第纳尔的正面形制统一采用罗马戴盔右侧头像。同一时期发行的铜币也规定了统一的背面形制——“船首”。“船首”的构图与创意来自希腊化货币，例如“围城者”德米特里（Demetrius Poliorcetes，公元前336～公元前283年）在公元前300年发行的银币四德拉赫麦的正面形制就采用“船首”，其上站立着胜利女神尼科（Nike）;再如小亚细亚的萨摩斯（Samos）在公元前310—公元前300年间发行的铜币背面形制也为“船首”。③在罗马，“船首”被赋予特殊寓意，同样是奥维德假托雅努斯之口，述及铜币上船首的由来：萨图恩（Saturn）被朱庇特推翻驱逐后，在各地流浪无处容身，后来他带着镰刀乘船来到托斯卡纳，并在此停留下来，教导人们耕种;此后当地居民被称为萨图尼安人（Saturnian），該地称为拉丁姆（Latium），即神祗藏匿之地。④铜币背面的“船首”是为了纪念萨图恩乘船来到拉丁地区。

其次，罗马人对希腊货币形制的模仿和调适还反映在现实人物形象的采用与阐释。

货币上最早出现的罗马人是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公元前229—公元前174年），当他在公元前194年击败马其顿的腓力五世（Philip V，公元前221—公元前179年）、宣布希腊人摆脱马其顿人获得独立后，他的形象出现在希腊一些地区发行的金币上：一般认为此举是希腊人为了感谢并纪念他的解救。⑤这些货币主要在希腊地区流通，属于希腊货币范畴，但无疑为100多年后罗马人在货币上刻印独裁官肖像提供了范本。

罗马人自己发行的货币上最早出现的人物标记是苏拉。尽管此前罗马货币上经常出现现实人物的名姓，但他们都是造币官，把自己的名姓留在货币上属于其职责范畴;而苏拉的名姓却是出于明确的政治意图。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向外扩张的范围越来越远，所辖疆域越来越大，罗马发行的货币难以满足远方军队所需，元老院不得授权在外领兵的将领（无论冠以何职者，如imperator、consul或proconsul）按照罗马标准发行货币，这里主要是指银币。①公元前1世纪70—80年代，在东方、高卢、西班牙等地，将军发行的军事货币十分普遍。这其中最不寻常的是公元前84年米特拉达特战役（Mithradatic War）前线苏拉发行的金银币。这套钱币的正面采取与当时罗马发行货币一致的形制，即维纳斯右侧戴王冠头像，面前是手持棕榈枝的小丘比特立像，下方铭文L.SVLLA;背面为并排的4件物品，左右两边为战利品，中间夹着水瓶和螺旋线，上方的铭文为IMPER。②这套钱币的重量和图案并不特别，金币重10.76克，银币重4.03克;但铭文L.SVLLA和IMPER却强调苏拉作为军事指挥官的身份，强调这些金银币来自苏拉，而非共和国。

造币权的下放不仅为将军们的财权扩张打开缺口，也使因募兵制而逐渐形成的将军崇拜更加严重。在此背景下，同样是苏拉，首次将自己的形象刻印在货币上。公元前83年，苏拉返回罗马建立独裁;就在第二年，他的亲信以苏拉之名在东方发行一批金银币。这批货币的正面为罗马戴冠右侧头像;背面为作为胜利者的苏拉驾驶四马拉的马车，马匹上方飞翔着的胜利女神在为其加冠，背面铭文为L·SVLLA IMPER。③这是罗马人首次发行形制为现实政治人物的钱币。苏拉之后，一些权势极重的将军也仿效其做法，将自己的形象刻印在货币上。如庞培就发行了类似的金币，背面为庞培持鞭驾驶四马拉马车，胜利女神在上方为其加冠。④

苏拉与庞培等人的做法显然模仿自东地中海的希腊化世界。希腊化货币的典型特征是现世君王头像被刻印在钱币上。无论是很早就开始为每位新王制作新版货币的巴克特里亚王朝和塞琉古王朝，还是长期采用王朝开创者头像的托勒密王朝，抑或比其他地区略晚、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货币上才刻印王像的马其顿王国。⑤这些无疑是君主集权的反映。而以苏拉和庞培为代表的罗马人仿效这种做法，则反映出：罗马共和国末期军事将领的权力逐渐膨胀，军权扩张到政权、财权后，也开始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自己的地位。

凯撒把军事将领的权力集中和将军崇拜推至顶峰，随着其政治取得胜利，他的头像作为王权象征登上货币。凯撒拥有王权的第一步是罗马造币权。公元前49年，凯撒进入罗马，作为独裁权力的一部分，他控制了罗马的铸币厂，要求铸币厂为他制造用于向士兵发放的金币。⑥虽然此时凯撒发行的货币上并没有出现他的形象，但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其至高权力的反映。在罗马，发行钱币、特别是银币一直是元老院的专有权力;对共和国与元老院而言，凯撒在罗马发行货币的行为是严重僭越;而在被刺之前，他始终控制着这项权力。

凯撒拥有王权的第二步是尝试以不同方式来宣扬自己的功绩。内战期间，当凯撒领军在外时，其随行财务官以凯撒之名发行金银币。这些货币延续传统，一面为神祗头像，一面为其他形象或寓意符号。不过钱币上时常出现一些小的细节来强调对凯撒的尊崇。如公元前48年发行的金银币正面出现铭文“LII”，即罗马数字52，表示当年凯撒的年纪。①再如公元前48—公元前44年发行的一些银币背面形制为战利品及下方一名或两名瘫坐的高卢俘虏，②这是赞颂凯撒在高卢的胜利与功绩。最能暴露凯撒称王之心的是带有铭文“LII”的金币重约为8.6克。③这种重量的金币在罗马共和国并未出现过，苏拉在80年代发行的金币重10.5克左右，70年代庞培的金币重约9克;而8.6克的金币是遵守阿提卡标准的亚历山大金币斯塔特的重量，因此这是模仿亚历山大而发行的金币。这一做法似乎有些露骨，故不久之后，凯撒发行的金币重量降至8.1克左右。

凯撒拥有王权的最后一步就是在罗马发行形制为凯撒头像的银币。公元前44年初凯撒回到罗马，元老院为奉承他，发行以其头像为形制的银币第纳尔。这样的第纳尔有两种形制：一是凯撒戴花环右侧头像，一是凯撒戴花环包头巾右侧头像。④至此，凯撒真正成为没有称王的国王，从此之后政治领袖的肖像也成为罗马货币的标准形制。凯撒被刺后，先是屋大维和马克·安东尼继续发行有凯撒头像的银币，强调自己为凯撒继承人的身份;不久他们把自己的肖像也刻印在银币上，有时还与凯撒头像各占一面。于是发行有自己肖像的货币成为当时参与权力争夺者的必然选择，其所暗含的王权意识也为整个罗马社会所接受，从而在帝国时代为历代皇帝沿用。

从弗拉米尼努斯到凯撒及至奥古斯都，罗马货币对希腊化世界人物肖像形制的模仿，从形式深入理念，并将其调适为罗马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后来表示皇帝的称号，無论是“凯撒”“奥古斯都”，还是“皇帝（imperator）”，都与希腊化时期的“国王”异曲同工。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及其后诸王均强调作为军事统帅的身份，通过宣扬军事胜利来表达王位的正当性。腓力二世发行金币背面的胜利女神像，意在祈求战争胜利，获胜意味着神的庇佑，也意味着神对其王位的认可。而亚历山大则把“胜利”赋予自己，他的一生就是“胜利”的写照，其王权及死后封神与其胜利和荣耀密不可分。⑤在此背景下，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为强调自身的合法性，益发看重军事胜利。例如，公元前300年前后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约公元前358—公元前281年）的银币上出现胜利女神授予战利品的形制，意指他在对东方作战中获得胜利，证明他是亚历山大的合格继任者;公元前297—公元前296年，吕西马库斯（Lysimachus，公元前360—公元前281年）的金币背面为雅典娜右手高举胜利女神，胜利女神将花环冠在国王名字上，意指他的胜利使其王位具备合法性。⑥由此，希腊化世界形成了军事胜利自然得到王权的概念，公元前194年罗马将军弗拉米尼努斯在击败腓力五世后被刻印在货币上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在数次与东地中海世界的征战中，罗马的将军们也接触到这一理念，军事胜利也确实助其获得包括财权在内的诸多权力。由此，罗马的“军事指挥官”与希腊化世界的“国王”具有同种内涵，凯撒发行自己形象的货币是对希腊化世界王权文化的模仿与接受，帝国时代的皇帝以“Imperator”为名是这种概念的具化结果。

及至帝国时代，东地中海的希腊化世界成为罗马世界的组成部分，原希腊化世界的文化因素内化到罗马社会的方方面面。罗马不再是拉丁地区的小城，罗马货币也不再像共和国时期那样强调罗马的特色与元素，而是开放地将所征服地区的、包括希腊在内的所有文化纳为己用。

三、罗马货币在币值单位上对希腊货币的模仿与创新

币值，即单位货币价值，也就是其购买商品的能力。对于金属货币来说，币值包含实际价值和币面价值两种：实际价值为货币所包含的实际金属价值，币面价值为发行方赋予货币的购买商品的能力。

在希腊和罗马的货币体系中，贵金属货币多以实际价值计。如亚历山大时期的金币除斯塔特（staters）外，还有两斯塔特、半斯塔特等，银币除四德拉赫麦（tetradrachm）外，还有两德拉赫麦、德拉赫麦、两奥博尔（diobol）、奥博尔（obol）等。①铜币的币面价值往往与实际价值不符，大量使用铜币的埃及托勒密王朝有两个主要铜币单位，分别是两奥博尔和奥博尔，公元前265—公元前260年货币改革前重约15.2克和7.6克，改革后约为22.8克和11.4克，这是政府根据银铜比价的变化，选择真实铜价的一定比例来铸造铜币。②在罗马，早期直接使用希腊重量单位称呼贵金属货币，如银币两德拉赫麦、德拉赫麦和利特拉（litra）;③公元前217年，罗马首次发行的金币也采用斯塔特（stater），重约6.82克。④

由于贵金属货币主要以重量计，且希腊化世界本身存在多种重量标准，因此银币的重量不一对币值名称并无多大影响。但罗马在使用两德拉赫麦一段时间后，给银币换了一个十分罗马的名称：第纳尔。公元前211年，由于铜币贬值，原先重6.5克的两德拉赫麦兑换10枚铜阿斯的标准难以为继。为了维持与铜阿斯1∶10的兑率，银币重量减至约4.8克，并直接以“10”将其命名为第纳尔。第纳尔的出现反映出罗马人对于货币比价的重视。

罗马人不仅从名称上强调银币与铜阿斯的比价，还并用特殊符号标志币值。这些变化是罗马人在模仿希腊货币文化时不断调适，为适合自身需求而做出的创新。首先，铜币在罗马货币制度中占据很大比重，而罗马人在引入金银币后，不仅继续使用铜币，还制定了一套包含多种币值、相当完整的铜币制度，即重阿斯系列（aes grave）。

重阿斯系列共包括6种币值，核心是重一罗马镑的阿斯，其他币值分别选取一镑的1/2、1/3、1/4、1/6和1/12，⑤并以此命名，最小单位为“乌其亚”（uncia），每一种单位也可换算成一定数量的乌其亚。这样的多种币值在希腊化世界也存在，但罗马人的创新在于铜币的正面和背面均添加币值标记。阿斯的标记符号为“I”，赛米斯为“S”;一个圆点“·”表示一乌其亚，故而从四个“·”到一个“·”分别表示特里恩斯、夸德兰斯、塞克斯坦斯和乌其亚（参见表1）。最初发行的重阿斯系列在不同币值上采用不同形制，但同一种币值的形制并未统一，时常变化，因此除根据重量估算铜币币值外，还可根据正背面的币值符号来判断。

公元前217年，罗马人在币值标志外，进一步规范铜币币值体系。每种币值采用固定形制;所有铜币背面统一为帆船船首，船首朝向左右不定。阿斯的正面形制为雅努斯双面戴花环头像;赛米斯为萨图恩戴花环右侧头像;特里恩斯为米涅瓦戴盔右侧头像;夸德兰斯为赫拉克勒斯戴狮皮右侧头像;塞克斯坦斯为风神墨丘利戴有翼宽边帽右侧头像;乌其亚为罗马戴盔右侧头像。此后，铜币在使用时仅从正面就可辨別币值，比仅有币值标记时更为便捷。这一做法也延续到后世。公元498年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491—518年在位）货币改革后，新发行的铜币弗里斯（folles）系列背面均用字母标记该币币值。⑥

罗马人在币值符号上的创新也适用于银币。早在罗马人引入银币两德拉赫麦时，就基于罗马社会的铜币，将银币重量下调至6.5克，①确立了1枚两德拉赫麦兑换10枚铜币阿斯的比价。当时银币上没有刻印任何符号。

公元前3世纪末第纳尔系列发行后，为了标记银币与铜币的比价，银币也增加了币值标记。第纳尔标记为“X”;等于5阿斯的半第纳尔（quinarius）为“V;塞斯特提乌斯（sestertius）的标记为“IIS”，表示等于2.5枚阿斯。由于银铜比价变化及铜币贬值，第纳尔系列不断减重以维持与铜阿斯的比价：第纳尔从最初约4.8克很快降至4.2克左右，公元前2世纪初再降至4克左右，遂大体固定下来。银币降至4克时，实际上铜币因贬值已无法维持与银币的10∶1比价，只是银币币面上仍然保留“X”。到公元前2世纪末，铜币严重贬值以至于难以为继，罗马铸币厂不再定期发行铜币，前112年以后几乎见不到铜币，银币的币值符号随即消失。此后，银币在罗马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第纳尔和半第纳尔不再标记币值。

当银币上需要刻印币值时，形制与同时期铜币一样保持统一。第纳尔正面统一采用女性形象的罗马戴盔右侧头像（有时为左侧头像），背面形制多样。到铜币停止发行、银币放弃币值符号时，形制也开始变得五花八门，反映出共和国末期罗马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动荡。

最后，罗马币值符号方面的创新同样适用于金币。公元前218年到前1世纪中期罗马模仿希腊化世界发行斯塔特和半斯塔特（hemi-stater），②但罗马的斯塔特重约6.8克，不同于希腊化世界流行的8.6克。这是为与银币、铜币便捷兑换：一金斯塔特等于6银第纳尔，也即60铜阿斯。然而按照这样的比价很难兑换到这么重的金币，于是到公元前211年就被另一种金币取代。这套金币包含3种币值，分别重约3.4克、约2.2克和约1.1克，形制完全一致;特别之处在于所有金币的正面都印刻有币值符号：↓Ⅹ、ⅩⅩⅩⅩ和ⅩⅩ，分别表示该金币可兑换的铜币数量分别为60枚、40枚与20枚阿斯。③这套标有币值符号的金币没有固定名称，不定期发行。随着公元前1世纪末铜币退出流通，银币改版后不再刻印币值符号，金币也随即取消币值符号。

同样地，这套金币虽发行量不大，形制上依然保持统一。无论币值是多少，金币的正面形制均为马尔斯的戴盔右侧头像，背面为双翼张开微向右侧、抓着雷电的雄鹰。与银币第纳尔一样，公元前1世纪后金币不再刻印币值符号，特别是以公元前49年凯撒首次在罗马发行金币为起点，④金币发行量大幅增加，其形制也变得五花八门。

可以说，在币值方面罗马人充分表现出他们对希腊文化的模仿与创新。虽然早期复制了银币和金币的币值名称，但始终坚持以铜币为基础，将贵金属的货币重量调低。他们不仅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铜币系列，将币值刻印在铜币上;而且还用与铜币的比价来制定银币和金币的重量，为银币命名，并在其上刻印各自的币值单位，形成一套以铜币阿斯为基础的包含金、银、铜的货币体系。这些标记方法自然是罗马人在货币管理上的重要成就。不过，由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币值体系以铜币为基础，相比于金、银，铜币极易贬值，且在国际市场的接受度不高。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罗马人的世界不断扩大，难以满足需求的铜终将被银币取代。在此背景下，以铜币阿斯为基础的币值体系崩溃，罗马进入金、银双币制时代;直到498年的阿纳斯塔修斯一世货币改革，币值标记才再次出现在铜币上。

总的说来，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模仿、调适和创新在货币制度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受希腊人影响发行货币。由于当时罗马的扩张限于意大利半岛，罗马社会还在强调自身特色与传统，因此始终坚持以青铜为币，并制定细致的兑换比价和多种币值体系，建立一套以铜币阿斯为中心的金、银、铜货币制度。在货币形制上，罗马人模仿希腊货币上的主题与表现形式，但多选用如雅努斯、罗马等本地神祗，或马尔斯、维纳斯、萨图恩等与罗马关系密切的神祗;在共和国末期，罗马人不仅模仿希腊化货币形制的统治者形象，而且吸收、同化该形象背后的“王权”概念，完成罗马社会中王权意识的确立。最后，在货币币值方面，罗马人从开始模仿希腊货币的币值单位，逐渐过渡到根据自身需求统一币面形制，并在币面上标注币值单位，是货币文化上的重要创新。

【作者简介】郭云艳，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拜占庭史、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希腊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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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