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甲乙鼎革时期的时事书和明末时事记录与历史书写的关系

内容提要明代人有“好纪时事”的习惯，到晚明，时事信息传播大盛;尤其是明清鼎革之际，时事的书写、出版与传播均呈空前繁盛的局面。这一时期留下大量的记录时事之书，被统称为“甲申之书”、“甲乙诸书”。不同于一般的野史、笔记，时事书承担着快速传递时事信息的功能，是具有自身特色的商业化出版物。时事作品与时政存在紧密的互动，这对其内容造成深刻的影响，人们批评其记载“猥繁不伦，异端丛出”，正是那个动乱时代信息与舆论混乱的真实体现。大量的时事书写为“南明史”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我们分析南明历史文本的生成，了解时事记录与历史书写之间的转换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基础。

农历甲申年(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明都北京，崇祯帝自杀煤山，史称“甲申之变”。四月底，李自成兵败西撤。五月初二，清军进京。次日，远在南京的明福王称监国，建立南明弘光政权，但在次年(乙酉年，1645年)五月即为清军所覆。甲申、乙酉这一年多时间，是明清易代的关键期，史称“甲乙鼎革之际”或“甲乙之际”。如江上外史(笪重光)在《甲乙史》自跋中所说：“甲乙史曷为而作也?曰甲乙者，明宗社存亡之一大机关也。是故明非亡乎甲申而实亡乎乙酉……是故论明事者，甲乙以后，亦不必论，无足筹矣。”①巨变推动了时事书写的勃兴，出现了大量记录甲乙间大事的作品。然而，改朝换代常有，何以只在甲乙之际才涌现那么多纪实作品?其性质如何?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对后世的南明史书写造成了什么影响?这些均值得探讨。过去，甲乙诸书被笼统归入“南明野史”①，论者多从明遗民存故国之史、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认识其史料价值;也有学者注意到“甲申之书”(专记甲申北京之变的书)的“当代史”编纂②和“新闻出版物”③的特点，以及与时政相关的“自辩”与“形象塑造”等书写特色④。然而相关论述未能充分注意到，相当多的甲乙之书，是甲乙之人记甲乙之事，成书以及出版、传播，皆在甲乙之际，具有快速传递时事、表达时政意见的信息媒介功能;作为时事读物，它们与普通野史或“回忆录”大为不同。本文特将这一类书称为“时事书”，据此讨论甲乙间的时事书写及新闻出版现象，并从时事记录的角度探讨历史文本的生成特点。

一、明末江南出版业对“国变”新闻的快速反应

明代人有根据亲身经历记述时事的传统，早期如刘璟《遇恩录》，俞本《纪事录》，金幼孜《北征前录》、《后录》，杨士奇《三朝圣谕录》，杨荣《北征记》等;中期如李贤《天顺日录》，韩邦奇《大同纪事》，尹耕《大同平叛志》等;一些阁部重臣，如李东阳、刘大夏、杨一清、张璁、李时、高拱、蒋德璟等，记其所预内廷典礼及召对之事，也构成一类特殊的时事记录。这些作品多专记一事，篇幅不长，具有鲜明的纪实性(常以“记、纪、录”等命名)。唯其作为“时事作品”，限于出版等条件，在传播时效性上有所不足，多编入作者文集，或收入某部丛书(如邓士龙辑《国朝典故》)，以得流传。待其面世时，所记已非时事，而为“典故”了。但在崇祯末年及甲乙之际，江南出版业对“国变”新闻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快捷反应。明朝末年，时事如沸，时事作品猛然增多。如崇祯十四、十五年(1641、1642年)李自成三围开封之役，是决定明朝命运的重大战役，专记此役的时事书，今知就有六部之多：黄澍《誓肌漫纪》、张宁生《汴围纪略》、李照亮《汴围日记》、李光墼《守汴日志》、白愚《汴围湿襟录》、周在浚《大梁守城记》，皆为围城中人据亲身闻见，逐日纪事，首尾完备，实际上就是开封之役的专题新闻报道;其中《守汴日志》在开封陷落的第二年，即由作者在南京口授写成并有所传播。

明末最大的时事，莫过于崇祯十七年三月的甲申之变。当宗社倾覆的消息传到南方，在江南社会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新闻出版现象，本文称之为“甲申新闻报道”。明代南北两京相距三千里，平常沿运河南下需要一个月。然而北京之变后，江南出版业对“国变”信息反应之迅速令人吃惊。据当时住在上海县的姚廷遴说：“京师之变，未及两月，即有卖《剿闯小说》一部，备言京师失陷，先帝将国母及公主俱手刃，然后出后斋门自缢于煤山。诸臣有殉难受祸之惨，贪生降虏从贼反遭夹打之辱。”①如果“未及两月”之说无误，那么《剿闯小说》应是对北京之变的最早报道。南京到四月底才确认京变的消息，随之迎福王入京，于五月初三监国，次日发布哀诏，将噩耗公开;而此前，采取了“禁讹言”的措施。据姚廷遴日记，他是五月初五在上海家中，由友人所传“小报”(一种民间新闻媒介)得知北京之变的。“未及两月”已到五月中下旬，据此可知，当民间“流言汹汹”、官方还在疑信之间时，《剿闯小说》已经在准备素材，所以官方消息才公开，书籍马上出版。江南出版业对国变的快速反应，又见于由前辅臣钱士升作序，甲申八月出版的《逊国丛书》。所谓“逊国”，是指传说中的建文帝弃国出逃，该丛书于北京沦陷之际出版，影射时事的意味十分明显，显然是“国变之际南方书贾的一种投机牟利的事业”②。它从策划、编辑、刻印，到请人作序、出版，距北京失陷也不过五个月。《剿闯小说》属于明代特殊的小说类型时事小说，出版者“兴文馆”称该书是据吴下来的“懒道人”口授写成，不过是虚构的情节。这部纪实小说应是综合逃亡者的口传消息，参考其所携“单”、“记”等新闻材料(如冯梦龙提到的“北来公道单”)，再围绕吴三桂“剿闯复仇”这条主线，加以想象，敷衍而成。三月底四月初，已有“北来逃人”传来北京沦陷的消息。与江南出版业有着密切联系的冯梦龙说：“甲申燕都之变，道路既壅，风闻溢言，未可尽信”。③他广泛采访逃人，将所得消息“参次”成书，写成《甲申纪闻》和《绅志略》。冯自称“友人借观，竟以灾木”(灾木即刊刻)，表明这些内容在当时有强烈的社会需求。据冯氏说，他写成《甲申纪闻》后，又看到一册无名氏抄本《燕都日纪》，“叙事颇详，多前所未闻，且云出于目击，自三月朔迄四月十三，凡四十二日事”，遂将该书一并付梓④。可见国变没多久，冯梦龙已辑成两种时事书，并翻刻一种。冯梦龙始终关注时局，不久他又看到程源《孤臣纪哭》、陈济生《再生纪略》，有了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个性更强的文字报道，“合之而事迹始备”。此时，南京关于国变的报道已多，然事实颇多抵牾，冯梦龙认为只有“参伍异同，或可取实”，于是综考诸书，续成一篇《北事补遗》。随又将自撰的《甲申纪闻》、《绅志略》与所见《孤臣纪哭》、《燕都日纪》、《再生纪略》合编，复取事变以来诸诏疏、大事记及南都士民倡义讨贼的檄文书策等，“并付梓人”———这就是署名冯梦龙纂辑、于乙酉年(弘光元年，1645年)刊行的《甲申纪事》。它与另一种由顾炎武辑的《明季实录》，都属于“甲申新闻集”，后者亦杂收诏、谕、疏、檄、书及时事诸“纪”，如《长安道上誊出闯贼谋逆诈讹罪状以醒民迷正讹复仇说》、《新进士南归口述实录》、《燕邸实抄》、《泣鼎传真录》、《西蜀拔贡日樵道人吴邦策一匡甫记》，都是与《燕都日纪》类似的北京之变的第一手见闻报道。甲申之变后，南方许多书坊像兴文馆一样，积极采辑与出版甲申新闻。好比冯梦龙采访过一位“东海布衣”盛国芳(《甲申纪闻》识语)，他不仅给冯氏提供素材，还写了一本《北游纪闻》(或由书贾倩人代笔)，也是传递时事之书。民间商业出版机构，不仅快速刻印时事书，请文士捉刀，速成《剿闯小说》这样的时事小说，还可能参与了小报、大报的编写发行①。综言之，江南利用国变后形成的全国性信息中心的地位，依托发达的商业出版网络，快速进行新闻生产，将国变消息传递出去。甲申之变后数月，“甲申之书”即盛行一时，据笔者搜罗所见，就超过40种;其中冯梦龙编辑的“新闻集”《甲申纪事》所收、所引之书，就达17种：

无名氏《燕都日纪》程源《孤臣纪哭》陈济生《再生纪略》(又名《再生缘》)冯辑《甲申纪闻》冯辑《北事补遗》及所引之书：《陈方策揭》、顾苓《国难纪闻》、佚名《国难记》、佚名《闻见纪略》、佚名《纪变》、佚名《双记确传》冯辑《绅志略》及引书：佚名《国难录》、吴邦策《国变录》、徐凝生《国难睹记》、佚名《北回目击定案》、盛国芳《北游纪闻》

以上仅是“甲申之书”，如果再放到“甲乙之际”这个更大的时空背景下，时事之书更多，据笔者初步统计，已在150篇、部以上。与一般野史相比，时事书具有其独特个性。

二、甲乙之际“时事书”的特点

甲申之变推动了江南形成时事写作与出版的高潮，在改天换地的“甲乙之际”涌现了大量以坊刻(民营书坊刻本)为主的新闻出版物，还有众多的“传单”和新闻抄本，对国难的进程进行追踪报道，涉及国变以来诸大事件。如“新闻集”《甲申纪事》所录甲申大事，不仅有“闯王进北京”，还有福王登极(文震亨《福王登极实录》)以及济宁、淮安、扬州、京口之变;该书卷首冯梦龙的“述”，实际上就是一篇时事评论。甲乙之际的时事书相较于明朝中前期零散的时事书写，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时人记时事，具有强烈的纪实性。这分两种情况：一为作者据亲身经历所记，如《流贼张献忠陷庐州记》的作者余瑞紫在庐州“城陷被掳，在营半载而遁。八贼甚重之，与共食饮，晨夕聚谈起事本末甚悉。耳闻目见，丝毫不爽，先生随笔录之，文虽朴质，事咸真实”①。二为如冯梦龙的例子，“博采北来耳目”而成书。不管是哪种情况，在“时人记时事”这点上是一致的，这也是时事书与主要依据他书材料进行整齐、编纂的史书的根本区别。二是不像野史笔记杂泛记事，时事书往往以新闻事件为中心，以事系于日月，有时间、地点、人物及对话、举动等细节描述，构成详细的“过程式”报道。除了前引记开封之役、甲申之变诸书，甲乙之际的大事件，如乙酉年清军攻略江南诸役，都有相应的报道，如许重熙《江阴守城记》、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朱子素《东塘日札》(即《嘉定屠城纪略》)等。由于时事书多为本人亲历的私家笔录，决定了这些作品一般不具有宏观视野②，作者的行处及对时事的态度，对作品内容影响极大③。三是篇幅都不大，以“一卷”者居多(或称“不满卷”)，短者千余字，长不过数千字，万字文比较少，只相当于新闻册子;其他以“单”、“纪”的形式，或借用“邸钞”(如《天变邸抄》)、“揭帖”(如《陈方策揭》)、“塘报”(如《陈方策塘报》)之名传抄时事，就只能算作一篇篇新闻了。为研究的方便，本文对这类时事信息纸媒，概以“时事书”称之。

明清鼎革之际，时事书写愈为繁兴，在三个方面有了新的变化：

一是作者群体扩大了，不再局限于高级官员，一般士民也以时事参与者、见证者的身份，记录时代大事。作者多为缙绅的中下层，如《甲申核真略》作者杨士聪，原任左谕德，《甲申纪事》作者赵士锦任工部主事，《孤臣纪哭》作者程源是进士;更多是没有官位的普通士民，如冯梦龙是诸生，《再生纪略》作者陈济生是官生，《国变录》作者吴邦策是贡生，《遇变纪略》作者徐应芬是幕宾，盛国芳更是毫无官方身份的布衣。

二是写作主要为传递信息，是服务现实的忧世之举，而非“存史”或“名山事业”。如以商业性写作擅名的冯梦龙，虽常自称纂辑甲申新闻，是为“私备遗忘”，“以备史臣参酌之用”，“存之以俟后之作史者采焉”，事实却是，无论他多方采辑新闻，还是将他人“见闻录”予以刊刻，皆与作史无关，而是向广大读者及时报道国难的详情及其发展。所以《甲申纪事》收录了较近发生在江北扬州、京口的兵变，“(尽管)逖听多所未悉，亦稍稍访辑，以代答问”，其快速报道时事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冯梦龙希望借此震惕人士，同心戮力，共挽危局，所以《甲申纪事》自叙说“阅北来诸纪，无不切齿官兵”，并用较长篇幅表达了“有兵不如无兵”的时评意见①。在当时，满足时人对于时局的信息渴求，并借此营利，是民间书业经营者热心刊印时事书册的共同动机。

著时事之书，也是士人抒发爱国热忱、交流时政信息的重要形式。如吴鸿磐说：“草野小臣，旅落靡依，欲移文而苦无官守，欲捧檄而苦无军政，勒血数言，聊当号天之泣，用告诸友之同志者。”②这些甲申之变的报道者，多为“草野小臣”，无官守、无军政，只能通过笔录见闻，“用告诸友之同志者”，实际上就是传播国事信息及其意见。论者称其“积愤于中，不能不吐，因之发为文章，冀以警策将来”③，是将记时事混同于写史，其实未能切中肯綮。

三是新闻性更加突出，写作与传播高效，报道几与时事衔接。如杨士聪所见，甲申之变后数月，江南市上已出现众多的新闻抄本与坊刻。他撰写的《甲申核真略》是第一部对甲申新闻进行核驳的著作，也在弘光政权覆灭前夕完成④。

当然，限于条件，不是所有时事书都有条件及时刊刻出版。如余瑞紫《流贼张献忠陷庐州记》，到清康熙中，始为郑达收入《野史无文》，此前唯以手抄本流传。作为一种新兴的图书类别，时事书出版之盛，主要在崇祯末年至乙酉五月中。南京陷落后，由于失去出版网络的依托，兼之作者离荡颠沛，此后虽然记南明“三王”时事之书仍然较多，但书成后，多只能存于私箧，久之渐露于世，在很长时间里只在小范围内传播。

三、时事书的“真实性”问题

时事书多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时事，其真实性是内在于纪实性的，是一种纪实性真实。《扬州十日记》非常典型，该书记事：“自(乙酉)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①作者坚持只记亲历亲睹之事，第一视角尤为突出。也有作者在见闻之外，补以采辑之事，如陈济生被困北京期间，“载笔纪实”，所记“姓名事迹，目所睹、身所历者勿论，他或访自长班，或传诸道路，不无小异，亦有微讹，然十分之中已得八九”②。这些作者对其记述之真实是十分自信的，赵士锦就强调“宁真而无欺”③，类似“声明”颇不少见。对于商业化的时事书来说，“真实可信”也是这类信息商品的主要卖点。

然而，与此形成矛盾的是，后人对甲乙之书的观感并不好，“明季野史家极难信”似为论者的共识④。“难信”便是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作为甲申之变的亲历者，杨士聪首次对甲申新闻报道中的虚假信息进行了系统驳正，指出坊刻新闻“错讹”之“三变”，即早期的不实信息还是由于过分追求传播效率(“新闻互竞”)导致的误报，属于“无意之失”;随后“逢迎(权贵)之人”乃“有意”、“刻意”地塞进假货，遂为主流⑤。前者表现为流言、讹言，虽不可避免，但也较易辨正，或当真实信息传来，不辨自明;后者却是出于政治目的的人为造假，就很难辨析了，许多政治谣言直到今天仍未尽澄清⑥。时事信息与时局紧密相连，“恩怨异同之殊，固其舛错不一”;特别是南明党争激烈，廷臣士夫各据“爱憎”与“门户”，大造谣言，彼此攻啄，时事书沦为党同伐异的舆论工具，是其当世之用，而非“历史经验”的总结。

当时人对于所经历的时事，有着强烈的利害关系与情感联系，这使他们在接受、处理、传播时政信息时，对“真实”往往产生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知。譬如几社夏允彝，深慨党争误国，在殉国前撰成《幸存录》，称该书“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诬者，予其免夫”⑦。不料黄宗羲却力诋它“是非倒置”，责之为“不幸存录”，并撰《汰存录》以攻之。夏、黄二人均为江南公认的正人名士，且同为明末时事的积极参与者和观察者，可是所见“事实”竟迥乎大异，足证他们眼中的真实，并非简单的“客观事实”，灌注了强烈的主观意志，是基于价值判断所展现的真实⑧。黄责夏“论若和平，意实颠倒”，要害正在其“意”(借纪事所表达的义理)。在那个家国倾覆的动荡时代，人们对于“真实”，有着更高的价值追求，即强调真实的意见表达功能。这也是以“君子”自诩的东林党人，在其著述中羼入大量不可思议的谣言的根本原因。这种系统性的“污口一词”，显然是其“共同体”内信息交流和对特定“意义”共鸣的产物①。

明亡之际，不同类型的时事媒介，大规模、多渠道地传递政治信息，呈现“众喙交争”的景观，这正是政治纷争、门户角力的实态。纵然某些纪事颠倒是非，或多“难凭之案”，然是是非非，各有其故，透过这些“各执一见”的报道，才能看到交织成历史动力的那些动机、利益、矛盾和冲突，以及在人各操觚、横议肆污的表征下，南明完全失去信息控制能力、人心大乱的实态。需要指出的是，甲乙鼎革之际，时事消息“猥繁不伦，异端丛出”，导致记载愈繁，事实愈晦，过于庞杂纷乱的信息，反而阻碍了时人准确把握时代律动的真相。这对于时人是不幸的，也是明朝亡国的重要原因，但对于史家来说，却提供了大量可资参对的宝贵史料。丰富的时事材料(尽管颇多抵牾)为史实的最终厘清提供了保证，表现为记载愈繁，真相愈易显露。如南明史上的著名人物“李岩”，由虚入实，又最终出于实的过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②。时过境迁之后，所有时事材料都变成了史料，对这些材料加以整理、分析与裁断，另构新篇，这才是史家的工作，也是“史书”与“时事书”的分野。

四、“时事”向“史事”的转换及其关系

甲乙之际，时事书与史书裹缠最密，这源于一些重要的时事记录者同时也是声名卓著的史家，他们的书，如顾炎武《圣安本纪》、黄宗義《行朝录》、王夫之《永历实录》等，既有作者搜集的新闻素材，也有题为“纪”、“考”的初步考证，而出自他人手笔的时事篇章常与自家记事混编在一起，作者又常摇摆于当事者的情绪与史家的公允之间③。这是甲乙之际史书的重要特点。显然对于纪时事与著史，当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学术标准，从而造成相当的混乱。时人已意识到，时事坊刻的兴盛，使得坊间谣言借助纸质媒介，传播愈远，入人心更易，如杨士聪所说，“绝无影响之事，附会成书，公然刊布”，久之虚实难究，“更假岁月，必将登诸奏牍矣”④。今天的学者，对“野史”记载总怀警惕之心，而对奏牍文字，一般倾向于信从。然而，奏疏的信息来源，可能只是附会的、绝无影响的野语(值得注意的一个相关现象是御史“风闻奏事”)。早在甲乙之书大行之时，除了杨士聪开始做驳正的工作，曾任宫廷侍卫的王世德，也“录其闻见，凡野史之伪者正之，遗者补之”，写成《崇祯遗录》①。他们依据自身“闻见”，考订时事，以奏纠谬之功，其著作仍为时事之书，而非史书。

顺治初，钱士馨见“客从江南携甲申事(即甲申之书)”十余家，于是“刊讹订谬，芟除芜秽，摭拾遗漏”，断以己见，历七载而成“可信之史”，名为《甲申传信录》②。像这样广搜材料，综合考订，以“成一代鼎革之言”为职志的书，就是史书。入清后，学者“网罗散佚，备胜国之旧闻”③，南明史修纂一时颇盛，如吴伟业《绥寇纪略》、计六奇《明季南略》、彭孙贻《平寇志》、温睿临《南疆逸史》等等。这些人都是明清之际的“时人”，纂述有“叙述时事”的特点，并且含有部分个人的亲历与见闻，但其作品已非时事之书，而是易代史或当代史的著作。

清四库馆臣对《绥寇纪略》采用“纪事本末体”有所微词，称其：“叙述时事，乃用此例，颇不免小说纤仄之体。”④“述时事”例用编年或日记体，但吴书是在甄别取舍材料后，以叙事为中心进行的历史文本重构，“纪事本末”正是首尾详赡的史家之体。查清初“南明史”文本的生成，可知它们主体上是基于那些评价不高的时事材料，可说是分散杂乱、矛盾重重的时事素材的系统化，同时也是向更成熟的文本形态———史书的进化，而这种“进化”是叠次累加的。如清初私史性质鲜明的“南明野史”就成为后来修史的基础，如温睿临“裒聚野史《绥寇纪略》等四十余种，排比纂次”，纂成《南疆逸史》。清修《明史》的《李自成传》，也直接以《绥寇纪略》为基础。经过系统化的《绥寇纪略》，无疑更便于利用，而它所用的那些散乱驳杂、记事颇有疑问的基本史源(时事书)，反而不为人所重了。

可见，作为第一手素材的时事书，在史料阶梯上的地位是不断降低的。时事书以记个人“见闻”为主，这是它最大的特色，同时也成为限制其流传的主要原因。时事书作者多为中下层人士，要在记事而内容杂乱，文字“朴质无文”，且篇幅短小，不够系统，这些特点符合迅速传播时事信息的需要，却难以引起持久的“阅读兴趣”———读史的需求与读新闻是不一样的，传世之作必须要有可欣赏的普遍价值。

这方面，清中期人戴名世的作品是一个典型，他的若干名篇，如著名的《画网巾先生传》，就是对时事书的改写。画网巾先生在福建泰宁罹难，周边士人多有知之者，如江西新城遗民孔鼎、泰宁本地人丘嘉彩，后者可能还亲眼目击了先生的遇害，他与宁化人李世熊是好友，二人就此交换了信息，并各自笔录其事①。另外明末清初人文德翼、张岱也各据传闻，有所载记。画网巾先生的事迹，就有了一个从最早的目击围观，到传言散播，再到不同的文字书录这样一个传播过程。作者关注点不同，记述自然有异，如李世熊文中原有清军在福建邵武一带用兵的内容，在文本传播的过程中，就由于关注需求的变化而被舍弃了。画网巾的事迹，经各家辗转抄录改写，至戴名世撰成《画网巾先生传》，才形成经典的历史文本，故事也由此定型。

梁启超盛赞戴名世为“善于组织(史料)”的文章天才②，经其重构，“后文出而前文反晦”的例子，还有《甲申保定城守纪略》(原文陈僖《崇祯十七年保定府纪事》)、《孑遗录》(原文王雯燿《全桐纪略》)等，他据以改写的原作都是文学价值不高而独具史料价值的时事书。戴氏“极史家技术之能”，重新构建文本，这也是历史文本生成的一般规律，将其视作“时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或简单视作“纂窃”，都是不合适的③。同样，作为史著的戴氏之作与作为时事记录的甲乙时事书，在性质上也是不可并列的。

小结

甲乙之际，以及后来整个南明时期，涌现了大量记述时事的作品。南明板荡，无史官、无档案，没有可资利用的官方文献，大量个性化的时事记录，起到了重要的补阙作用。离开这些宝贵材料，南明史是无法书写的。

一般认为，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是刺激明清之际“私史”繁荣的原因。其实不尽然。甲申之变后，北国沦丧，时人更渴知时事，而非总结历史。明末时事书写之盛，在甲乙之际达到顶峰，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些纸质媒介的价值，在于其微观视角的纪实性和新闻性，以及快速传递时事信息、进行政治表达的当世功能，乃将其概入野史或“笔记小说”。在此视阈下，难免不公正的评价，如明遗民莳菊逸民在《明季见闻辑录》序中说：“从古纪时事者有国史，国史持论至公，而野史持论往往有私;国史综众说而审是非，野史各持一见，或出于朋党，或挟其好恶，则何怪言之不免阿私乎?是故明之野史，众喙交争，是非颠倒，东林未必皆君子，崔魏之党亦未必无心乎君国者也。”④这样的论说极具代表性，他将一切“纪时事”总归入“史”，而看不到时事信息传播在晚明所展现的新景观;又将“史”简单地分为“国”与“野”，对野史极尽贬低，却不知国史不能凭空“综众说”，而“各持一见”正是辨析党争话语、了解时人派性立场的极好材料。

时事书作为记载时事的新闻文本，因其紧迫的社会信息需求，刊刻效率更高，进入阅读市场的速度更快。但这些时事作品一直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如谢国桢纂辑《增订晚明史籍考》，专辟一卷，收“甲乙之际”诸书，却将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作品不加区别，汇于一卷①。在其他南明论著中，这类书还有“遗民作品”、“亲历纪闻”、“明亡史作”、“回忆录”、“见闻一类作品”等杂乱称呼，掩盖了时事书在甲乙之际的信息功用及其新闻作品的根本性质。

在一些名家文集里，这类作品也比较尴尬，如冯梦龙所辑三种时事书《甲申纪闻》、《绅志略》、《北事补遗》，勉强能算“作品”，可是他杂收多种时事文本的“新闻集”《甲申纪事》和《中兴伟略》，入不入文集，就不太好处理②。顾炎武《明季实录》也是这种情况，对它是史学著作，还是资料汇编，莫衷一是③。学界对于晚明商业类出版物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经史、实用类及小说等通俗图书上，至于兴盛一时的新闻出版，虽有所述及，亦无深入研究。

历史上的时事写作，固然有时政记、起居注等朝廷“记注”类“国史”，但个人私家所纪时事，在宋代已不乏其作。明代中前期不断有新的作品，至晚期遂蔚为大观。在初期大众传播社会，从未像晚明这样，纸质媒介成为时事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入清后虽“禁野史”，实亦不能禁。对于近古以来的时事书写与传播现象，可作纵贯的综合研究。可惜这一领域仍是处女地，本文将甲乙之际截取为一块典型的历史截面，初涉此域，希祈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