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在大数据背景下的民法保护

【内容摘要】个人信息包含了个体大量的隐私信息，如果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利用，将会给个人财产、人身带来严重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对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重要性、面临的现实困境、实现路径进行了分析，期望对提高个人信息民法保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受历史因素以及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放在了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律和政策的天平都偏向于经济发展，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成为了很大难题，如何做到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平衡，使二者达到双赢，是当前发展背景下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重要性

我国宪法在法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最高的法律，在宪法中提到了人权保护的相关内容，作为引导我国法律的风向标，可以看出保护人权的重要意义。个人信息属于人权保护的范畴，而在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容易被商家、违法份子等窃取，导致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等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对个人信息民法的保护非常重要，而且和宪法法律要求相辅相成，对践行宪法，发挥宪法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民法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提出了明文规定，规定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不应非法手段获得，并因为一己之私来传播、买卖个人信息。虽然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规定，但是保护的信息是可以看到的信息，而当今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信息会输入到互联网中，然后通过大数据来获取个人的相关信息，而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大数据形势下个人信息的保护无疑是对民法个人权益的保护。此外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以及方针政策要求实现数据化发展，而在这种发展形式下，数据经济将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个人信息的保护，保证个人身心、财产不受损失，是当前互联网数据经济模式下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而大力推进个人信息民法保护，对促进我国数据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民法保护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民法信息保护和个人信息开发之间失衡。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信息更新速度较快，如何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制定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谁能掌握有价值的大数据消息，谁就拥有绝对的指导权利。在人们意识到大数据信息重要性的时候，商家会通过买家的浏览索引来进行消费者信息的搜集，判断消费者的偏好，然后根据消费者商品需求来进行商品的推荐，进而增加成交几率;媒体平台会利用消费者的浏览习惯来进行信息的搜集，进而进行同类内容的推送，获得较高的浏览量。总之利用大数据进行个人信息搜集带来的经济效益，获得的价值是很难估量的，但是人们的关注点只集中在获得的利益之上，而忽略了个人信息的搜集、泄露所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当大数据带来的信息能够不断的创造价值的时候，很难做到利弊的取舍，因此如何在获得高收益的情况下来实现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当前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但是根据目前对个人信息的利用来看，这种双赢的局面很难实现。

(二)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权具有较大争议。当前在法律范围内对个人信息权的认知存在很大的出入，首先从个人信息是否应该受到保护，应该通过哪些法律途径来实现保护，产生了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权属于个人的隐私范畴，因为涉及到个人年龄、喜好等内容，所以保护个人信息应通过隐私权来实现;还有一部分学者承认了隐私保护的基础上，认为很多人利用个人信息获得商业收益，个人信息泄露会造成财产损失，所以认为保护的途径应该通过财产权来实现;此外个人信息搜集后，让非法份子利用，形成恶性传播之后，会给自身人格带来伤害，因此认为也可以通过人格权来保护个人隐私权。其次从民法对个人信息权的规定来看，只强调了要保护个人信息，但是却忽略了个人信息权，而这在本质上有明显的区别，只保护信息，不享受信息权，即认同了信息在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使用，但是这种使用的过程中，会不会造成非法行为，对个人造成伤害却没有考虑。此外针对于个人信息的归属权产生分歧，一方认为个人信息权的归属问题无法协调统一，达成一致，所以也无法为其提供法律支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只对个人信息享有权利，但是并没有对个人信息进行定性。而另一方认为个人信息就是有关个人的隐私信息，是了解个人的直接途径，所以被赋予上人格权利，这一点在《网络安全法》中作出了具体的解释。而以上这些产生的分歧，导致个人信息保护中出现了各种漏洞，无法在大数据环境下实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三)救济维权没有有效途径。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处在陈旧的信息观念之下来引导社会、经济发展，是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因此捕捉信息、利用有价值的信息形成指导，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从全局利益出发，从影响事态发展的主要矛盾出发，大方向的把握非常重要，在权衡了之间的利弊之后，制定的相关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更加不利，虽然法律规定保护个人信息受到保护，但是从另一方面也为信息利用开启了方便之门。比如法律规定了个人信息可以被网络经营者使用，但是需要征得用户同意之后才能使用，但是如何征得同意，征得同意的手段是什么没有作出明文规定，导致很多个人信息利用者，通过诱惑、混淆视听等手段来获得个人信息，比如通过领取奖品、优惠券等来获取个人信息，或者通过利益引导让个人消息被统计、搜集，而这些则被定义为征得个人同意，事实上很多人并不明白这样做会产生个人信息泄露。此外在信息运用过程中会不会被泄露、恶性传播，能否按照约定进行个人信息的使用没有相关的法律支持。再者个人信息存在于互联网中，会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被多方信息使用者搜集，被多主体、多次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产生个人信息泄露，威胁到个人财产、人身安全的现象，及时向相关部门进行求助，也无法定性是谁侵犯了个人信息权，所以出现了维权难，没有有效途径来维护个人信息的现实困境。

三、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实现路径

(一)建立适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民法支持。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解决主要矛盾，树立整体观念，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思维模式的重点是主要矛盾的解决，是立足于大局观念下来解决问题，加之我国历史发展中，存在一段屈辱的发展历史，让中国人民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要努力发展经济建设，因此我国发展的主旋律是经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挺直腰杆，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往往会忽视个人利益。所以应建立适合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民法制度，并重视人权，改变以人权换发展的粗放的经济发展制度，以此来将经济发展上升到新高度。当然对于我国当前的个人信息民法支持来看，是非常困难的，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很多新观念也不可能随时被认可，尤其是将个人信息上升到人权，在短时间内很难做到，因此需要重视法律的约束力，通过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支持来实现对人权的保护。此外可以寻找个人信息保护和经济效益价值的平衡点，提升个人信息使用门槛，并通过限制手段来保证信息安全的使用，使信息只能形成综合价值效益，越过对个人信息的审阅，以此来减少个人信息使用风险。

(二)建立多种个人信息标准，保证各个主体权利。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个人信息权之所以得不到保护，是由于产生了多种认知标准，而这种认知标准的产生大都和主体利益有密切的关系，在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放在首要地位的情况下，个人信息利用价值被强化，而保护个人信息受到了压制，所以当意识到个人信息重要性的条件下，应该做到二者之间的平衡，需要根据个人信息的保护需求和市场发展信息需求实现调和，即根据个人信息进行风险划分、利益价值划分，并对可以识别的信息进行重点保护，必须在授权的情况下，按照相关规定才能进行个人信息的使用，此外还有一部分信息虽然不能被识别出来，但是在特定的场景下，或者和其他信息相结合，会产生大数据下个人信息的综合评判，对个人信息能够进行多方面的了解，但是这种信息是一种评判类的信息，并非是直接获得的信息，所以在保证个人财产、权益等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开发运用。此外对于突发事件的管理中，出于公众利益考虑下，国家可以对个人信息进行利用，以此来消除社会隐患，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三)探索救济维权实现的新途径。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之所以个人信息会被泄露，主要是由于个人对个人信息缺乏保护意识，尤其是在当前活跃、自由的新媒体环境下，人们认为都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不会产生个人信息的泄露，事实上无意之间的对某项信息的持续关注、评论都会形成大数据，构成个人信息搜集。此外很多人认识不到个人信息的价值，在网络上发布信息进行人身攻击，不仅违背了道德良知，还侵害了人权，因此个人要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工作，以此来减少信息的泄露。同时，采用技术手段来保护个人信息不被侵犯，比如建立防火墙防止个人信息的获取。政府要发挥监管职能，健全法律制度，对个人信息行为的使用进行明文规定，严格遵循信息使用程序来进行信息传播，防止一些人员钻了法律的空子，导致个人信息出现泄露。此外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通过道德来实现行为的约束，虽然网络不能实现面对面，但是也不能肆无忌惮的进行人身攻击，不注重个人信息的人权保护，践踏他人的人权，给他们带来伤害。

四、结语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的保护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受经济发展、个人信息归属权、没有有效途径维护等影响，导致个人信息无法受到应有的保护，鉴于此应客观看待个人信息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建立多元化个人信息制度，制定适合我国国情需要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并发动个人、网络舆论、政府引导等力量来实现个人信息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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