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电商关系网络与地方营造研究
摘 要：当前分享经济迅速扩展，成为发展热点，而农村电商是分享经济渗透到乡村的体现。在分享经济和精准扶贫的背景下，以广东省五华县为案例地，立足其电子商务进驻乡村的机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诠释农村电商关系网络的构建及其地方意义的重构。研究发现，农村电商进驻农村引发了当地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在以农村电商为主体的乡村关系网络中，多元主体重塑了对乡村的地方想象，非人类主体“互联网”亦颠覆了乡村的传统地方意义。农村电商活动带来了流动人口“回乡创业”的热情，亦重塑了地方土地使用的意义。“互联网+农村电商”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地方的生产销售方式，重塑地方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亦有利于贫困乡村精准扶贫的实现，重构乡村地方意义。
关键词：农村电商；关系网络；地方营造；精准扶贫；地方意义；五华县
中圖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中国正处于全球新经济发展的互联网时代[1]，互联网的平台建设激发了分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在新型城镇化的带动下，网络技术及信息掌握的发展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同时提高了乡村对外学习与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与机会[3]。农村电商是一种分享经济渗透到乡村的形式，网络与信息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日趋显著。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的“千县万村”计划，以乡村线下服务实体的形式将其互联网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及六分之一的乡村地区[4]。而在国务院关于乡村发展的政策当中，“农村电商”一词在农民工返乡就业、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规划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屡见不鲜。精准扶贫是我国新时期扶贫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政策创新[5]，随着电子商务在农村的渗透，农村电商成为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创新手段。国家亦将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体系，着力推进电商扶贫工程[6]。加之城市农民工“回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等问题亦成为城镇化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7]，而农村电商的发展为相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在“互联网+农村”、“分享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信息革命的到来及农村电商的普及为乡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应对和管理这种新兴业态和经济模式迫在眉睫[8]。
本文立足于电子商务进驻农村的视角，试图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诠释农村电商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过程，探究由农村电商引起的地方意义重构，从而更好地探讨新经济下农村电商带来的乡村发展的变化。以期为分享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在乡村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1 乡村关系网络和地方意义
乡村是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稳定的、具有熟人社会性质的社会空间系统[9-11]。Woods将乡村概念化为一个网络化的空间[12]。乡村发展的背后，包含着市场、利益与网络关系（地方与地方）的重新组合，乡村再结构即是新的网络关系与网络空间的形成[13]，而“熟人社会”是描述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和特点的重要概念，其特点体现为乡村关系网络的形成[12，14，15]，人和土地是乡村发展的核心要素[16，17]，亦是传统乡村关系网络的重要行动者，地方意义则是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途径[18]。不少学者研究农民工的回乡创业行为对于乡村发展的意义，发现其不仅体现人地关系，更交织着个人资本与环境的相互作用[19-21]。乡村地方性的形成有赖于“人—地”的互动，乡村个人或集体通过亲身经验、实践、记忆与想象建构并理解乡村地方知识和地方意义[22]。而传统的乡村地方想象是土地和人等生产要素的来源地，即“农民住在农村，发展农业”的关系是固有的[23]。然而在全球化影响下，随着乡村结构功能的多元化，传统的乡村地方意义逐渐消解，乡村也日益成为消费空间，而不再仅仅是（农业）生产空间[18，23]。地方是多重尺度网络的特殊组合，被视为建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24，25]。乡村被视为“关系型聚合体”的网络空间[26]，因此要了解其社会关系和过程，就需要掌握乡村地方内部的复杂差异性以及地方的关系网络[27，28]。
Marsden通过生产消费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机构和权力的社会建设三个途径将乡村研究从空间转向社会文化意义，同时三者亦影响乡村地方文化意义的构建[29]。而农村电商以基于契约关系的合作协同关系，重构了乡村“熟人社会”网络[30]。在网络化的乡村地方营造进程中，地方意义在人们创造社会、政治和物质过程中得以构建[31]。乡村地方意义重构亦受到经济社会和空间的影响[16]。农村电商的发展优化了乡村地方的产业结构、土地利用模式，有利于乡村资源的集约利用，进而重构乡村空间意义[16，30，32]。此外，不同地方主体对与地方的想象和身份的认同是多样化的[33]，在农村电商发展背景下，乡村地方认同亦会面临重构。
在人文地理“关系转向”[34]和关系思维[35]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人的主体性重要性愈发突显，行动者网络理论则以结构化的视角来构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36]，表达主体间的权力关系，为分析地方关系网络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乡村发展有不同的策略，而行动者网络被应用于乡村发展策略“第三条路”的研究，为乡村发展提供新思维[37]。目前，对于农村电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电商的定义和产生、模式运作机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8]以及物流等方面，而农村电商进驻乡村背后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构建以及对于地方营造的影响等话题的研究值得重视。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来探讨地方关系网络权力机制，并探究在农村电商进驻乡村过程中一个不同以往的乡村地方意义是如何被构建的，以期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策略参考。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五华县位于广东省东部，全县总面积3238.9km2，辖16个镇，2015年末全县总人口为146.39万人，其中乡村人口为128.81万人，占总人口的88%，城镇化水平较低①。作为广东省2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五华县在互联网+扶贫工作方面做出了示范。2015年7月，五华县人民政府印发《五华县“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建设实施方案》，五华现已建成电子商务产业示范园，2016年1-11月完成“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建设103个，取得“农村淘宝”服务站总量华南第一名和广东省村淘交易额第一、“双11”总GMV广东第二名的成绩②。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在五华县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2 研究方法
对于分享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关系网络的构建、权力资本网络的运作机制，本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进行解释和分析。行动者网络理论源于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是一种权力研究方法，以行动者（Actor）、异质性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和转译（Translation）三个概念为核心[39]。行动者可以是人类和非人类因素，不同行动者具有异质的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36]。行动者世界将异质实体联系起来，定义其身份、扮演的角色、相互联系的本质、规模和历史，而行动者世界由转译构建[40]。作为行动者网络的核心，转译体现为行动者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建立权力关系的过程，是行动者之间角色、利益和功能的界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39-41]。行动者网络为全球化背景下乡村地方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
笔者采用网络文本分析、实地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五华当地农业合作社、多个“农村淘宝”服务站等进行观察和访谈，以求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研究数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2016年7月对五华县的实地调查，包括对农村合伙人、五华县“农村淘宝”服务中心、快递服务点、当地居民、村委、当地农户、政府等多种对象共116人进行的走访和访谈；二是当地政府的官方文件和报告等（表1）。
3 五华县农村电商关系网络建构与地方营造
3.1 农村电商关系网络的建构
3.1.1 农村电商为重要主体的乡村关系网络
分享经济分为三个阶段：私人资源的再利用、公共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准公共资源的强输出[42]。目前分享经济正处于个人闲置资源分享阶段，即个人通过一定平台分享闲置资源的过程。五华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更多地体现为公共资源的分享经济。
2015年底，五华县网民约85.4万人，普及率为58.33%，据不完全统计，网购用户约为15万人，占网民总数的17.57%③。然而在乡村，由于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利用水平等差异，不同的年龄层、社会阶层对分享经济的接受能力有明显的差异，对于网络基础设施尚不发达地域的人就难以享受到分享经济的便利性，容易成为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各类分享经济模式下的弱势人群[8，43]。而五华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达广东省的人均水平的二分之一，能够享受到分享经济带来的“省钱”福利的可能性低。由于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滞后、农村老年人口多、低收入阶层存在技术壁垒[8]等原因，五华县农村拥有的闲置资源难以通过分享经济平台分享出去。因而必须要采取措施来保障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平等获得服务的权利，这就需要分享经济平台接入方式的多元化如农村电商，以求实现人群需求的全覆盖。
地方是由地方内部及其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地方的意义还包括社会关系以及在地的个人与团体对于地方的社会与文化想象[25]。2015年7月，阿里巴巴集团将“农村淘宝”项目带到五华之后，从农村合伙人的招募到“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的建立，重构了五华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参与到农村电商的主体呈现多元化，从而建构了以“网货下乡和农货进城的双向格局”为OPP的行动者网络。在项目建设初期，不同主体在关系建构中对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想象，政府希望借助农村电商“便民利民富民，引领农村发展”，“阿里巴巴”集团希望推广电子商务应用打开农村市场。首先，行动者网络构建面临的关键问题是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建设项目在五华的实施。关键行动者“阿里巴巴”集团首先通过利益驱使，将五华县人民政府征召进网络联盟当中。经过前期的沟通和协商，五华县人民政府实施《五华县“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在此利益赋予与征召过程中，政府被定位为“引导者”、“牵线人”和“社会服务提供者”[44]的角色。“农村淘宝”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一个村庄中心点、一条专用网线、一台电脑、一台液晶电视和一批训练有素的代购员”，皆为网络中的非人类行动者。政府协助关键行动者通过互联网发布招募广告，辅助建立村级服务站，发起对农村合伙人的筛选，从而将符合条件的合伙人（即代购员）征召进网络同盟当中。行动者通过资本、空间实践重构社会关系及地方意义。政府为“阿里巴巴”集团提供1204平方米的场地并配备水、电、宽带网线等设施且免收水、电、宽带及物业管理等费用，建立“农村淘宝”五华运营中心（电商大厦）。在地方网络结构中，社会活动不仅局限于传统意义的地域空间，还可在地理尺度上进行延伸[26]，“阿里巴巴”与“三通一达”等集团及其他金融机构成立共同组建“菜鸟物流”，希望超越传统的地域尺度，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化物流大平台，实现全国任意地区24小时送达的目标，由此重构地方物流空间（图2）。
行动者网络初步建立后，“阿里巴巴”集团派团队（运营管理人员）到“农村淘宝”五华运营中心设点服务，并匹配仓储物流、培训、业務指导等多个环节开展便利服务活动。“农村淘宝”五华运营中心协助和督促项目建设的推进，维护整个网络的稳定运行。
3.1.2 多元主体地方想象的重塑
地方的关系网络中，地方营造的象征意义和物质意义允许重新思考地方的身份、重构意识形态和定义地方角色[45，46]。“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纷纷建立之后，通过互联网招募的五华本地村民将自身的角色定位为农村合伙人，成为地方农村电商关系网络的关键行动者。村民作为农村合伙人的身份建构是基于乡村熟人网络的实践之上的，如葵富村合伙人所说“因为农村很少人会网购，发展电商可以帮助村民买进产品，销出农产品”。然而，不同的主体对地方会产生多元的认同感，同一关系网络中不同主体对于地方意义和自身身份的想象截然不同[18]。村级服务站到村后，供货商对地方的想象是通过“扩大工业品的销售渠道”改变目前农村的产业现状；当地村民却在如何“省钱买到实惠安全的网货”、“生活更便利”中重构农村的地方意义；“菜鸟”物流则以“更快地将物件送到农村，实现24小时送达”的行动纲领重构乡村的地方性；农户改变了先前自给自足的农村生产的地方意义，以“扩大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将闲置农货卖出去”为当前的生产目标。为了实现乡村的转型发展，满足各行动主体的目标和利益需求，关键行动者农村合伙人将各行动者关注的目标问题化为强制通行点“网货下乡和农货进城的双向格局”。
在上述双向格局中，第一阶段是私人资源的共享。“农村淘宝”服务站的经营首先需要的就是货物的来源。而“阿里巴巴”集团通过与各产品公司协商，将产品以优惠的价格提供给各合伙人。如环城街合伙人所说，“我们是阿里巴巴公司统一提供货源的，例如美的公司要往农村淘宝销售商品，先和阿里巴巴公司谈过之后，他们会以一个最优惠的价格，放到农村淘宝网上面去，也就是一个个服务站点销售商品”。这个过程中，供货商被征召进网络当中。
“网货下乡”最重要的渠道是物流，“菜鸟”物流是关系网络的重要行动者。伴随着农村电商的发展，农村物流的需求不断扩大[47]。而“菜鸟”物流在五华县“农村淘宝”服务站“买进卖出”的网络中承担着“连接”的重要角色[42]。五华县虽然已实现镇通行政村道路，开通“小南北”等多条交通干线，但是还有很多农村尚未实现“村村通”。农村物流业的欠发达使得电商进军农村市场十分艰巨，电商的真正价值难以体现[48]。“农村淘宝”服务站直接将店设置到村，就打破了农村电商的物流瓶颈，收发快递的服务以及“菜鸟”物流对于“村优选”商品免邮费的做法都大大便利了村民的生活，更加推动了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实现，从而重构地方交通空间。
3.1.3 非人类主体颠覆了乡村的传统地方意义
在网络联盟中，互联网是重要的行动者，它加强了各主体与外界的接触，起到征召更多行动者进入网络的作用。互联网是全球化最重要的物质技术手段[49]，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重新定义地方性并产生新的地方意义的过程[18]，互联网则在全球化进程中推动了地方意义的营造。在五华农村电商关系网络中，互联网为乡村带来了一种新的分享，阿里巴巴的村淘，借助互联网、淘宝平台以及互联网体系将农村商品卖到全国[42]，即代销过程——分享经济发展的第二层次。而五华县的村淘服务站目前处于“代购为主，代销萌芽”的阶段，即“网货下乡大于农货进城”。
但是，“农货进城”的发展亦不容忽视。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迅速整合地方各类分散的闲置资源，准确发现多样化需求，从而实现供需双方的匹配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它是连接供需的最优化资源配置方式[50]。五华县的农村如新桥片10个村仍有513户农户坚持手工制作腐竹，腐竹家庭作坊和加工作坊多达近百户④。“作坊”的生产方式在空间上十分分散，而要进一步发展村淘服务站的“代销”功能，就需要将农村的闲散资源整合起来，以网络的渠道让农村产品“走出去”。如五华葵富村合伙人凭借其“熟人”关系，与当地某火龙果生产社达成协议，帮助其将生产富余的火龙果通过网络渠道销售出去。但这种现象是个别的，村级服务站“代销”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互联网是典型的多边市场，它不仅成为分享经济的载体和催化器，而且为参与分享资源的供给和需求提供了一种匹配机制，可以实现供给方和需求方双重的规模经济效应[51]。关键行动者将供货商、村民、“菜鸟”物流和农户征召进网络的过程是各主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且由此不断重构地方意义。
此外，“互联网+精准扶贫”成为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实现新发展的重要途径[52]，农村电商有利于实现精准扶贫中农村新地方意义的营造。“互联网+农村电商”的发展推动了地方产业的升级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实现了“互联网+农户”、“互联网+合作社”的组织生产方式的转变[53]，提高地方合作社和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并将农村资源整合，营造了新的地方关系，提高了地方扶贫的成效。“互联网+农村电商”的发展亦解决了农村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问题，改变了传统“小件在小卖部、大件跑县城”的消费方式[53]，从而实现了有效的供需对接，营造了新的市场、地方网络关系，重构了地方的生产销售模式，由此改变了传统的地方意义。
因此，只有将各行动者动员起来，发挥其各自的作用和功能，才能维持行动者网络的稳定。地方存在着各种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权力以不同的形式通过社会关系重构地方的认同[18]。农村电商关系网络的构建改变了地方生产销售模式和资源分配的方式等，进而影响了基于地方的认同。行动者网络很好地将地方的权力关系展现出来，同时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将人与自然的角色进行联结，而人与地方环境关系的空间实践又不断地建构地方意义。
3.2 农村电商活动下的地方营造
3.2.1 农村合伙人回流与土地利用转型
权力建构可以表征空间的建构[54]。对于五华乡村地方意义的传统想象是自然环境好、农业生产发达、民风淳朴但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农村电商关系网络的构建，建立了一个网络化的资源分配空间，使得各主体在关系网络中通过权力的运作获得所需的资源。而农村电商在五华的發展为回流的农村外出者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机会多、政策宽裕、前景广阔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从发达地区回流已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一种“新常态”[55]。而城镇化与人口流动为分享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需求[56]。经访谈了解，各农村合伙人（村级服务站的经营者）大多是五华本地人，他们均是在网上看到农村电商的招募信息而选择回乡创业。作为家乡的“拉力”之一，政策环境是影响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因素，对农村外出者回流具有重要的作用[55]。而五华对于国家各项支持农村电商发展政策的贯彻以及“农村淘宝”建设项目在五华的实施成了五华农村外出者回流的“拉力”。Gmelch认为，家乡经济机会的增加对农村外出者的回流决定具有吸引力和积极影响[57，58]。农村电商在五华的发展为地方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机会，对于农村外出者的回流产生了“拉力”作用。农村流动人口“回流”的主要因素除经济因素外还包括个人发展、社会认同、归属感获得等社会因素，更多的趋向于社会理性型选择即体现为积累了一定资本后为追求更好生活而回乡创业的主动型“回流”[59]。而这种人口回乡的“流动”与社会权力关系、社会认同、资源分配等有密切关系[60]，电子商务带来的流动性实践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及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将会逐步体现出来。
其次，五华乡村人口的就业与迁移也带来了地方人地关系的转型。人和土地关系的变化体现为地方土地利用的新变化[61]。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年轻群体外出打工，农村人口减少，村域房屋出现闲置现象[61]。合伙人将房屋改造为“农村淘宝”服务站，农村电商的发展充分利用了村域的闲置房屋，体现了分享经济优化利用闲置资源的特点。此外，随着“互联网+农业”的发展，农村电商的“代销”功能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域土地的利用形式。
五华农村外出者的创业回流促进了农村房屋和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地方农业的发展，改变了村民生活和生产的方式，重塑了地方土地使用的意义，且土地利用的转型也有利于推动乡村的转型发展。由此，分享经济下通过对闲置资源的利用，农村电商将房屋土地纳入到地方关系网络之中，重构了人地关系与地方意义。
3.2.2 农村电商行动主体的地方认同协商
个人或社会群体身份认同与地方意义的建构密切相关[18]。想要通过农村电商回乡创业的群体需要获得“身份的认同”才能成为农村合伙人。要成为农村合伙人，需满足的基本条件有：一是年龄35周岁以下；二是有创业意愿，能吃苦耐劳，具全身心投入村淘事业的有志青年；三是了解电商，对“互联网+”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四是熟练使用电脑，熟悉网购基本操作流程，拥有良好的代购和导购能力；五是做全职，有充足的工作时间，具有较强的服务村民意识和积极乐观心态；六是接受阿里巴巴的考核机制⑤。筛选条件反映和表征了农村合伙人乡村经济精英[62]的存在。
地方是协商的产物[31]，在经营农村淘宝服务站过程中，农村合伙人需要面临的是与当地村民“协商”的过程。当地村民是村级服务站的消费人群，是“网货下乡”的主要对象。由于年轻群体外出打工，当地村民多为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传统的以实体店消费为主的观念以及对于网购信任度低的现状，导致村民对于村级服务站“代购”的热情并不高。同时，消费者信任是当前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的难题，是电子商务信任研究的焦点和热点[63]。面对这些问题，农村合伙人迫切需要与地方村民协商从而获得地方的认同。如华城镇葵富村农村合伙人谈到的，“村民都不太愿意相信我们，我们要费挺多力气去说服村民相信代购”。中国传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其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私人关系和相互联系构成了一张张关系网，从而形成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14]。地方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会影响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18，64]。农村合伙人的“当地人”身份以及语言（客家话）的共通性为将其编织进农村的“熟人社会”网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图2）。而乡村精英农村合伙人作为“熟人社会”的异质性成员，要想让更多村民相信农村淘宝，需要农村合伙人在农村社区集体行动中发挥其异质性效用[65]，以“物美价廉”、“售后服务”等吸引当地不懂网购的村民相信代购。正如转水镇下潭村合伙人张先生⑥所说，“我们代购只是现在最好的方式接入农村，工业品下乡最好的方式就是代购，老百姓买电器想省钱，通过这个方式，第一次尝试过后，觉得好以后都会来继续买。我们不是完全依靠代购生存，只是代购是目前最好的存在形式。帮村民们买东西，帮他们省钱。像买衣服，都是直接看着液晶电视下单。而且我们包售后的，如果有问题会帮忙处理”。地方认同的建构需要外部力量和内部因素的互动。建构地方认同，需要作为外来经济力量的农村电商与当地的消费者——村民进行协商。当地的农村合伙人也表达出希望政府为农村电商和当地农产宣传，以得到当地村民的支持的愿景（图3）。
4 结论
新经济时代下，分享经济走进乡村。农村电商的发展、地方关系网络的构建，资源分配空间的重构，为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地方意义。在行动者网络中，不同行动者主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想象不同。在农村合伙人、“菜鸟”物流、互联网等行动者的合作下，农村电商一方面通过在互联网的操作以及液晶电视将网货的信息分享给对网络技术存在壁垒的村民，另一方面通过与农户的合作协商，将农村分散的产品资源整合起来“卖到城里”，从而将分享经济的活力释放到农村当中。地方是关系性的，五华县行动者网络关系的建构将地方不同的主体联系在一起，通过关系构建中资本的流动、分享经济下资源的分配和行动者地方角色的定位和认同而营造地方的意义。乡村关系网络的构建中，多元主体重塑了对乡村的地方想象，非人类主体“互联网”亦颠覆了乡村的传统地方意义。“互联网+农村电商”模式不仅有利于贫困乡村精准扶贫的实现，亦改变了传统地方的生产销售方式，重塑了乡村地方意义。
农村电商进驻农村不仅引起了当地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创业就业渠道的扩大，也带来了流动人口“回乡创业”的热情，进而重塑了地方土地使用的意义。而人口回流不仅给农村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发展的资本、创造了活力，为实现乡村更好发展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亦有利于精准扶贫的發展，由此重构了地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意义。人口的回流、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不仅提高了土地的使用价值，也在一定层面上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塑了地方关系网络和社会文化意义。
因此，在当前“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电商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农村电商在实现乡村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不断构建地方的关系网络，重塑地方意义。农村电商的发展要实现县域的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地方特色，通过分享经济的发展实现城乡资源的合理分配，带动更多人才的“回流”，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将地方特色通过互联网“带出去”，实现乡村新的发展。作为农村电商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政府要强化主导作用，充分利用手中的资源，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让“网货下乡”和“农货进城”的路更加通畅，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精准扶贫。乡村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村民关系密切程度、村民的认同归属感、互惠合作的难易度、乡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决定因素。而农村合伙人正是农村社会资本的体现。社会资本的扩展和社会网络的构建是一个缓慢地发展过程，要重视乡村互信互惠关系的构建。而农村合伙人作为农村的经济精英，要发挥引导作用，组织动员农村社区成员参与到生产和供给当中，将闲散的资源集中起来销售出去。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引入新的经济模式，构建地方积极的关系网络，最终实现地方营造。
*致謝：感谢陈佳娜、覃小玲、钟富城、郭宇凯同学对论文提供的帮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J]. 科技管理研究，2014，（13）：1-3.
[2] 阿里研究院. 新经济、新动能：阿里研究院解读政府工作报告[EB/OL].（2016-03-09）[2017-05-10]. 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603/09/t20160309_9375915.shtml.
[3] GrimesS. Rural area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diminishing distance or increasing learning capac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16（01）：13-21.
[4] 张丽华. 阿里启动千县万村计划[N].杭州日报，2014-10-14（09）.
[5] 王介勇，陈玉福，严茂超.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03）：289-295.
[6]易义斌，苏宏振，汪燕.农村电子商务扶贫模式初探——基于揭阳市军埔村电商扶贫的调查[J]. 中国商论， 2015，653（21）：73-75.
[7] 吕丹. 基于农村电商发展视角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路径探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15，423（03）：62-68.
[8] 吴晓隽，沈嘉斌. 分享经济内涵及其引申[J]. 改革，2015，262（12）：52-60.
[9] 陈柏峰.从乡村社会变迁反观熟人社会的性质[J].江海学刊，2014，（04）：99-102.
[10] 范学刚，朱竑. 西方乡村性研究进展[J]. 热带地理，2016，36（03）：503-512.
[11] 陈晓华，华波，周显祥，张婷. 中国乡村社区地理学研究概述[J]. 安徽农业科学，2005，33（04）：559-561+566.
[12] Woods M.Rural geography：blurr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connection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9，33（6）： 849 - 858.
[13] 谭鸿仁.关系空间与乡村发展：以龙潭椪风茶产业为例[J].地理学报，2007，（50）：47-52.
[14]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45.
[15] 李红波，张小林.乡村性研究综述与展望[J].人文地理，2015，30（01）：16-20+142.
[16] 龙花楼.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地理学报，2013，68（08）：1019-1028.
[17] 赵之枫.乡村聚落人地关系的演化及其可持续发展研究[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4，（03）：299-303.
[18] 朱竑，钱俊希，陈晓亮. 地方与认同：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再认识[J]. 人文地理，2010，116（06）：1-6.
[19] 李红波，张小林.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近今趋势[J].人文地理，2012，27（04）：103-108.
[20] 冯建喜，汤爽爽，杨振山.农村人口流动中的“人地关系”与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16，35（01）：148-162.
[21] 陈浩义，孙红霞，王文彦.国内农民工创业问题研究综述及理论分析框架[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14，28（02）： 47-52.
[22] 高权，钱俊希.“情感转向”视角下地方性重构研究——以广州猎德村为例[J].人文地理， 2016，31（04）： 33-41.
[23] 张京祥，申明锐，赵晨.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国际城市规划， 2014，29（05）： 1-7.
[24] Appadurai A. 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C]//Fardon R， Counterworks： managing the diversit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95：204-225.
[25] 钱俊希，钱丽芸，朱竑. “全球的地方感”理论述评与广州案例解读[J]. 人文地理， 2011，122（06）： 40-44.
[26] 艾少伟，苗长虹. 从“地方空间”，“流动空间”到“行动者网络空间”：ANT视角.人文地理， 2010， 25（2）： 43-49.
[27] Phillips，M.Therestructuring of social imaginations in rural geography[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98，14（02）：121-153.
[28] 王志弘. 地方意象、地域意义与再现体制：1990年代以降的文山地区[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5，（58）：135-188.
[29] Terry Marsden. Rural Geography Trend Repor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bases of rural restructuring[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6，20（2）：246-258.
[30] 郭承龙.农村电子商务模式探析——基于淘宝村的调研[J].经济体制改革，2015，（05）：110-115.
[31] Pierce J.，MartinD.G.，Murphy J.T. Relational place‐making： the networked politics of place[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2010，36（1）：54-70.
[32] 高红冰，张瑞东. 互联网+农村：从“淘宝村”到新城镇[J]. 博鳌观察，2015，07（03）：118-120.
[33] 朱竑，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01）：1-8.
[34] Massey D， Allen J， Sarre P， et al.Human Geography Today[M]. Cambridge： Polity， 1999：1-295.
[35] Jones M. Phase space： geography， relational thinking， and beyond[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9，33（04）：487-506.
[36] 刘宣，王小依.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领域应用研究述评[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32（07）： 1139-1147.
[37] 李承嘉. 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于乡村发展之研究：以九份聚落1895-1945年发展为例[J]. 地理学报，2005，（39）：1-30.
[38] 于红岩，夏雷淙，李明，陈月. 农村电商O2O模式研究——以“邮掌柜O2O平台”为例[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9（06）：14-22.
[39] Callon， M. Some Elements in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Fishermen of the St. BrieucBay[J].Sociological Review，1984， 32（Supplement S1）：196-223.
[40] Callon M.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 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J]. Palgrave Macmillan UK，1986：19-34.
[41] 李承嘉，廖本全，戴政新. 地方发展的权力与行动分析：治理性与行动者网络理论观点的比较[J].台湾土地研究，2009，13（01）：95-133.
[42] 高红冰.共享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及其核心[EB/OL]. （2016-06-15）[2017-05-10]. http：//www.aliresearch.com/blog/article/detail/id/20972.html.
[43] 谢俊贵，周启瑞.我国信息弱势群体的人口特征分析[J].怀化学院学报，2007，26（04）：9-13.
[44] 李育林，张玉强. 我国地方政府在“淘宝村”发展中的职能定位探析——以广东省军埔村为例[J]. 科技管理研究， 2015，333（11）：174-178.
[45] 王敏，马纯莉，朱竑.“互联网+”时代下的乡村地方品牌建构——以从化市良口镇三村为例[J].经济地理，2017，37（01）：115-122.
[46] Steven Hoelscher. Making Place， Making Race： Performances of Whiteness in the Jim Crow South[J].Annals of theAssociation ofAmerican Geographers，2003，93（3）：657 - 686.
[47] 朱世友. 农村电商发展对物流业的影响及农村物流体系构建[J]. 价格月刊，2016，466（03）：75-78.
[48] 贺国杰. 农村电商的物流瓶颈及应对措施[J]. 物流技术，2015，34（14）：61-62+77.
[49] 鄢显俊. 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缘起及经济特征[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04）：43-48+79.
[50] 分享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张新红，高太山，等.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现状、问题与挑战、发展趋势[J]. 电子政务，2016，160（04）：11-27.
[51] 孙宇. 探寻分享经济的理论基础：身份认同、分享和包容性增长[J]. 电子政务，2016，160（04）：28-36.
[52] 同春芬，张浩.“互联网+”精准扶贫：贫困治理的新模式[J].世界农业，2016， （08）：50-56.
[53] 陈文浩.“互联网+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经贸导刊，2016， （09）：70-71.
[54] 林耿. 地方认同与规划中的权力建构——基于规划选址的案例分析[J]. 城市规划，2013，309（05）：35-41+66.
[55] 殷江濱. 劳动力回流的驱动因素与就业行为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2015，34（09）：1084-1095.
[56] 李文明，吕福玉. 分享经济起源与实态考证[J]. 改革，2015，262（12）：42-51.
[57] Gmelch G.Return migration[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0，（09）： 135-159.
[58] Saenz R， Davila A. Chicano return migration to the southwest： an integrated human capital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2，26（04）： 1248-1266.
[59] 喻佳.農村流动人口“回流”动因的社会学分析[J].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83（03）：115-120.
[60] 杨茜好，朱竑. 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流动性”研究进展与启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47（02）：1-11.
[61] 魏开，许学强，魏立华. 乡村空间转换中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滘中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2，32（06）： 114-119+131.
[62] 李婵. 农村社区精英研究综述[J].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03）：60-63.
[63] 陈显友. 基于第三方评价的B2C网购影响消费者信任的主要因素研究[J]. 征信， 2013，170（03）： 39-42.
[64] Massey D. Thinking Radical Democracy Spatiall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1995， （13）： 283-288.
[65] 胡拥军，周戎桢. 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基于“熟人社会”的场域[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6（04）：37-40.
Key words：rural E-commerce； relational network； place making；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place meaning； Wuhua County
作者：王盈盈 谢漪 王敏
摘要：电商已成为农村精准扶贫的一种重要形式，在阐述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相关概念基础上，就江西省农村电商精准扶贫所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就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策略进行研究。
关键词：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对策研究
一、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概念
电商精准扶贫，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将其定义为以电商为载体与手段，通过精准方式与方法，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农村电商精准扶贫旨在通过发展农村电商帮助农户脱贫，以实现农村发家致富的目标。2014年起，国内农村电商取得快速发展，“在外跑，不如回乡做淘宝”“发家致富靠京东”等标语在农村随处可见。农村电商是农业在信息化时代的一个重要发展机遇，能推动农村农业不断发展，一定程度上能破解“三农”难题，推动农村经济快速转型，对农村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根据《江西省电商发展情况报告》，截止到2017年5月，江西全省范围内一共有二十九个国家级农村示范县，省里在此基础上还培育了十个省级“电商进村示范县”及十二个省级扶贫电商推进重点县。初步统计，全省已建有三千多个电商扶贫中心，直接成功帮助省内一万两千余名农村贫困群众脱贫，间接帮助省内四十余万名农村群众增加收入。在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同时，省内还涌现出宁都、井冈山等农村电商精准扶贫模式，为全国农村电商扶贫提供了借鉴意义。
二、江西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存在问题
(一)村民认可度有待提升，未将其作为创收途径
为深入了解农村电商发展状况，庞康萍等人曾组织广东工业大学调研团队对江西井冈山地区农村电商扶贫进行了调研。其结果显示：在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意进行相关经济方面， 28%人群表示很有兴趣，65%人群表示会先了解再看作决定，7%人群没有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的意愿;在获取电商渠道上，44%人群通过商家宣传来获取电商相关信息，6%通过村干部获取电商相关信息。本人所在院校也组织大学生调研团队奔赴九江、上饶、赣州三地对农村电商发展状况进行相关调研。结果显示： 65岁及以上(1952年及以前出生)的村民熟悉、了解或使用农村电商的比例为5.2%;55岁及以上的(1962年1952年出生)的村民熟悉、了解或使用农村电商的比例为15.3%;45 55岁(1952年1961年出生)的村民熟悉、了解或使用农村电商的比例为55.7%;35 55岁(1962年1971年出生)的村民熟悉、了解或使用农村电商的比例为78.7%;35岁及以下(1971年及以后出生)的村民熟悉、了解或使用农村电商的比例为100%。虽然年轻群体对农村电商的接纳程度逐渐在增加，但很多人都并未考虑将农村电商作为一种增收方式。
(二)电商人才缺乏，人才难以留住
当前江西农村电商发展还处于较为初级阶段，农村电商对高级电商人才缺乏吸引力。雖然农村生活经济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消费主力并不在农村，消费总量的不足使得农村电商从业人员热情不高，电商从业人员不断流失。笔者所在调研组调研显示：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严重不足，电商从业人员难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当前，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着市场意识不强、人才储备不足，政策不到位等困境，这些问题制约着农村电商的进一步发展。
(三)责任主体不明确，扶持力度亟需加强
参与农村电商的主体通常可分为政府、公益组织、市场主体三个部分，他们的出发点存在差异：政府关注的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公益组织更注重良知，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放在第一位;市场其逻辑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更突出经济行为。三种逻辑之间会存在一定的交集，会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但三者之间也会出现难以协调的矛盾。当前，农村电商的扶持力度不够，一些硬件条件不能满足农村电商发展需求。
三、江西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对策研究
(一)提升村民认可度，加强宣传力度
老一代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大都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甚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加之长期身处农村，缺乏与外界积极沟通，接收各方信息能力较差，与外界先进的理念和技术相隔绝，对新事物好奇心也较淡泊，缺乏自我提高意识，其学习欲望并不强烈。因而需加强对电商产业的相关宣传。因此，不深入村民做电商的思想工作是不行的，这只会使得政策流于形式，村民也只知此政策，对其内容却知之甚少，甚至曲解政策，造成不必要麻烦。在具体工作落实过程中，我们要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传播技术，加强对村民的宣传
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当前电商发展形势。
(二)培育人才，创造条件留住人才
人才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困境，一些地方尝试开展农村电商扶贫专项行动，如实施精准扶贫行动，帮助贫困地区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村民创业致富。如一些地方联合地方高校进行了积极尝试，均取得了较好成效。为了进一步提升电商人才的培养水平，各级政府应将电商知识相关培训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继续教育培训的必修课程，通过整合人社局、商务、农林等部门相关资源，增强相关培训。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发展农村电商。如某地大学生回乡后发展农村电商，发挥了较好的示范效应。
(三)明确责任主体，增大扶持力度
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要不断提升扶贫精准性，在对接不同主体时要满足不同主体之间的诉求，要积极构建电商精准扶贫的内在动力机制。要对责任分工作进一步的明确，各级党委政府是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要通过实地调研，制定具体工作推进方案，积极搭建农村电商平台。党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攻坚战略，政府部门也出台了相关文件，要求不断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发挥农业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支持电商、物流、金融等企业积极参与涉农电商平台建设，不断促进电商产业与农业农村农民的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岩，王小志.农村贫困地区实施电商扶贫的模式及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16(10).
[2]阿里研究院.“互联网 + ”：中国经济新引擎 [R].杭州：阿里研究院，2015.
[3]王文艳，余茂辉.电商扶贫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农业经济，2016(11).
作者：解新华
摘要：在实现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国通过制定精准扶贫的战略，助力人民脱贫，解决生活问题和发展问题。农村电商作为一项切实可行的途径日益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重视。本文从贫困地区大多存在农产品加工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物流配送系统建设等问题入手，通过研究分析农村电商的优势和作用机制，从多角度提出有效举措，实现政府、社会、企业、农民共同努力，发挥农村电商在精准扶贫中的有效作用。
关键词：精准扶贫 农村电商 发展创新
一、发展农村电商的优势
农村电商通过引用互联网思维，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服务营销等经营项目，借助电商平台提高农业经营管理的信息化，通过集约化管理整合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各个环节，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基于精准扶贫的农村电商通过电子商务，构建互联网平台集约化运作，鼓励更多农村贫困人口参与，优化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推动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目前，电商扶贫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普遍的“淘宝村”、“电商村”，在充分利用农村人口的群居特点与电商生产方式的特色，促进精准化扶贫，为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发无穷的潜力。
(一)增加农民收入
农村电商搭建便捷销售渠道，直接为农村生产提供了合适的下游市场，极大便利于农产品的营销。在实现农产品规范经营、规模化销售，销售者需要对农产品进行初加工、分拣、包装、仓储、物流、快递、售后等全過程，充分了带动当地形成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各个环节一体化生产链建设。农村电商可以减少农产品中间的营销渠道，实现农民与消费者直接高效对接，降低中间成本，最大程度地确保贫困农民获得收益，提高农民收入，减少消费者成本支出，进一步促进精准扶贫。
(二)规避产销信息不对称
很多贫困地区依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质的特色农产品具有明显的竞争力，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供需信息不畅等基础原因，使产销渠道不畅，导致这些地区难以将优质特色农产品和资源转化为商品，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只能在当地销售。由于当地经济落后，消费能力受限，使产品难以出售，甚至白白扔掉。农村电商作为脱贫的燃力器，能够将当地特色优质农产品和特色资源借助网络电商平台发布，扩大产品的知名度，拓展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农产品与市场高效对接。
(三)促进乡村振兴
农村市场拥有极具潜力的资源优势和市场容量，农村电商为实现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提供新思维、创设新方法，助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促进农产品上行、消费品下行的过程中，农村电商的完善升级能够实现其配套设施的完善，形成科学有序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冷链物流、产品品牌建设及售后等全方位服务，实现全产业链经营。
二、贫困地区发展农村电商存在的问题
(一)农产品加工体系建设问题
目前现有的农村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可以实现农产品的广泛流通，促进大规模生产活动，但为实现更加精细的发展目标，对流通产品的标准化和交易透明化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因为大多数交易的农产品仍处在粗加工阶段，强调数量而忽视质量，使得产品附加值低，难以在市场上形成品牌效益。并且由于信息咨询的原因，大多数农户生产多依靠当地自然条件，对于市场需求难以实现精准把握，农产品加工体系问题不断累积，难以实现宏观的加工建设体系。此外，存在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激素及化学药剂在生产过程中滥用等问题，危害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二)农村区域基础设施问题
我国亟待扶贫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如江西省、安徽省属于多山地区，贫困村落多分布在大山中，道路设施不完善，交通不便利，通讯网络覆盖不全面。在我国西部地区，交通不便和网络覆盖率低是制约当地农村经济和农村电商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国家政策的不断倾斜帮助下，情况在不断改善。
(三)农村物流配送系统建设问题
我国农村物流基础薄弱，具体表现在农村物流基础设施落后，配送成本高昂，缺乏专业的农村物流人才等。相比于城市地区，难以在农村区域建立系统化、网格化、科学化、统一化的农村区域物流配送系统。
三、精准扶贫发展农村电商的作用机制分析
(一)电商扶贫对象的识别
确保扶贫效果的基础是扶贫对象以及贫困程度的精准认证，通过合理协调扶贫资源配置，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相较于传统的精准扶贫，电商扶贫把握个人的发展需求，更加符合“精准”的目标。通过对农村贫困人口进行排查，精准到户，落实到人，确定贫困对象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生产模式、运营过程，依据当地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修订具体的电商扶贫举措。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应加强调研和监督，确保电商扶贫的效果，不断进行调整和改进。
(二)明确精准扶贫管理目标
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需要精准的扶贫管理和支持。推广适合当地情况的电子商务扶贫措施，依靠大数据了解本地农业数据，利用“互联网 +”方式促进本地信息化的发展，以适应不同地区使用的农村电子商务差异化现状。这不仅将增加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还将加强对扶贫的管理和支持。为了提高企业家精神和管理技能，对贫困人口进行电子商务知识和技能培训。农村电子商务模式改善了各级工作人员滥用扶贫资金，扭转了传统扶贫模式的弱点，提高了扶贫的准确性。
扶贫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可以增加和制定扶持政策，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适当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合格的扶贫工作还需要社会团体的支持，为贫困人口提供有效的技术和服务保障。在本地发展电子商务过程中精准扶贫，社会力量也应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政府需加强监控支持流程，以确保各种帮扶环节的顺利进行。
(三)明确农村电商管理路径
在有针对性的扶贫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利用“ 互联网+”和大数据优势，有效降低农村电子商务生产和销售成本，帮助农民增收，实现“真扶贫”和“扶真贫”，有效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农村电商管理，还应调整趋势，实现区域建模，适应当地条件，结合农村经济水平，改善农村电子商务产业特征，帮助农村地区摆脱贫困，有效提高农村电子商务的核心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地区基本实现脱贫和致富、电子商务收入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因此，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可确保精准扶贫。
四、基于精准扶贫的农村电商发展创新方式
(一)完善农村电商人才培训体系
一方面加强对当地电子商务扶贫工作的培训。地方政府需要积极参与实施适当的示范培训和电子商务扶贫培训体系建设。例如，可以邀请电子商务专家，培训的重点是通过面对面讲座、远程学习等对当地农民进行培训。培训后评估，反馈和更正链接相集成，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培训效果和质量。在此期间，借助采用各种培训策略，例如实地考察、经验分享等，尽可能提高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加强农民信息培训，大多数农民生活在农村地区，缺乏对新信息知识和技能的了解和掌握(例如计算机操作技能，在线知识管理，淘宝商店操作等)。因此，相关部门以培训作为起点，不断激发兴趣，设计不同的电子商务运营和营销培训课程，提高农民经营电子商务的能力。
(二)利用农村电商平台提供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农村电子商务最基本的形式是使用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农产品。在线购物已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地电子商务利用了消费者对在线购买的依赖，使人们对产品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并为其提供了产品更新，提升消费者购买和推广农产品的欲求，同时使用电子商务平台来进行产业链设计。在农产品销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供具有地区特色的农业服务，提高公众对农产品和服务的兴趣，刺激需求和消费。
(三)扶持当地企业线上转型带动贫困群体减贫脱贫
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为贫困地区提供财务、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持，并帮助贫困地区的企业线上市场拓展，形成特色的产品销售，建立区域产业链，促进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为贫困群体创造更多的创业平台和就业机会，摆脱贫困而致富。政府可以实施相关政策，以帮助传统企业推动电商转型和发展。同时加强运输和网络，并建立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充分利用社会组织为公司提供更周到、专业的服务。另外，由于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的普及，本地企业设置了平台接口，积极拓展相关后勤和金融服务的资源，为贫困地区提供更多资金辅助和贷款机会。
(四)提升精准扶贫的科学化水平
以精准扶贫为基础的农村电商专注创新，不断提高扶贫的科学化水平。首先，需要贯彻互联网思维，依靠农村电商信息技术，确保农村电商信息渠道的畅通，解决农村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次，农村电子商务必须提供产销一体化的生产，快速整合建立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和扶贫体系，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加快农村电商平台的精准扶贫机制确立。通过搭建农村电商服务云平台，实现线上消费与线下服务有机结合，创造农村电商销售的新服务模式，二者协同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更多样化的购物体验。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农村电商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样面临着不可避免的问题。因此，加强对基于精准扶贫的农村电商发展创新的探讨研究，对落实我国精准扶贫，实现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改善贫困人口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建立完善的农村物流体系，依靠特色地理环境搭建科学的物流模式，引入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创新传统仓储;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度作用，形成大规模物流园，提高产业集中度;配置相应的下乡鼓励政策，形成科学的电商培养计划及策略，为农村电商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储备，政府需加大对农村电商的政策扶持，才能真正做到精准扶贫。
参考文献：
[1]万薇，周鹏.精准扶贫政策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山西農经，2019(22)：72-73.
[2]赵洋，张静宏，黄万猛，高建立.基于精准扶贫的农村电商发展创新分析[J].农家参谋，2019(11)：5.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智慧新零售助力广东省农村电商精准扶贫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D18XGL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州工商学院
作者：张艺 曾素梅 曾银燕
——大名邮政分公司服务农村电商工作纪实
近年来，河北省大名县邮政分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自身的网络平台和物流优势，深入推进农村电商建设，在鼓励农民创业、拉动农村消费和建设农村物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广大农民朋友的一致认可与好评。
争得政策支持 夯实发展基础
在农村电商建设过程中，为了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大名县邮政分公司积极主动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工作，争取政策支持。邯郸市邮政分公司也对大名邮政农村电商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将大名确定为邮政农村电商建设重点县，在业务发展、建设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给予重点帮扶，有关领导几次到大名进行沟通洽谈，得到了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认可，把大名邮政确定为农村电商全覆盖工作的重要合作伙伴。
2016年6月2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莅临大名调研指导工作，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乐网有关领导陪同调研，邯郸市邮政分公司参加座谈，大名县邮政分公司做了专题汇报，邮乐网“大名馆”建设顺利启动;在邮乐网“大名馆”建设初期，邯郸市邮政分公司总经理张国庆多次带领相关人员到大名调研指导工作，指派电商分销局协助大名县邮政分公司与县商务局、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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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过程中，该局因地制宜、不断创新，以农村商超为基础，以代收费业务为切入点，以“邮掌柜”管理系统和线上平台“邮乐网”为支撑，突出便民服务，努力打造多方共赢、利益共享的农村电商生态链，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邮政特色的农村电商发展道路，即“五个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相结合、农村电商与邮政业务相结合、农村电商与政府对接相结合、农村电商与精准扶贫相结合。
发挥平台作用 聚焦精准扶贫
经过一年多来的发展，大名县邮政分公司的农村电商平台建设已初具规模，初步构建了“购物不出村、销售不出村、金融不出村、生活不出村、创业不出村、寄递不出村”的“六不出村”邮政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形成了政府认可、百姓满意、多方共赢的邮政特色农村电商发展格局。
一方面，充分利用线上销售平台“邮乐网”，推进大名特色产品的线上展示与销售，大名县的家丰公司、大茂食品公司、滴溜酒业、名龙花生等公司已成功入驻邮乐网的“大名馆”，上线销售保健食品、大名特色食品、有机粗粮、大名府酒等270余种商品;另一方面，依托邯郸邮政“邯邮微生活”微信商城，与本地特色农产品企业和农村合作社等规模化农产品种植、养殖户对接，实现农副产品集中仓储管理、产品销售、品牌推广、配货发货、成本结算，加快农产品返城工作进程。大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早日让农民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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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胡琬秋
在今年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无论是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提交全国人大代表审查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都对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出了要求和进行了规划部署，并且都提出，要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鼓励发展农村电商，实施“快递下乡”工程。那么，如何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如何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帮助农民创业致富?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就此建言献策。
建好一张网
2014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在河北、河南、湖北等8省56个县开展综合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工作，并推动大型电商和许多快递企业进入农村市场，同时，鼓励传统的供销、邮政等实体企业在农村积极尝试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农村电商发展步伐日益加快。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国华对记者说，目前我国一些主要城市的快递网络建设已比较健全，相比而言，农村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末端网点对农村电商的支撑能力不足。而在农村地区布局投递网络尚存三点困难：一是建设成本大，有的自然村距县城上百公里，投递网络建设的难度和成本都很大。二是配送成本高，虽然农村电商市场的发展潜力较大，但目前整个市场的快递业务总量不高，导致单位配送成本相对比城镇高得多。三是运营成本高，人员、场地、办公设施、系统维护、安保等投入较大，收入不足以支撑日常运营。李国华希望政府能采取财政补贴或相关政策倾斜等方式支持快递业完善农村配送网建设。他认为，只有农村市场的配送网络健全了，才能适应党中央提出的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才能让广大农民朋友享受到与城市一样便利的快递服务。
发展农村电商不光要开发农村消费潜力，更重要的是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帮助农产品进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从而实现脱贫致富。中国邮政在搭建农村电商服务平台方面，通过引进实力强、运营成熟的电商服务平台，打包推进物流、仓储等服务体系建设，并为农村电商创业人员提供多方面的培训指导，不仅“送上马”，还要“扶一程”。李国华表示，除了建好配送网外，中国邮政还充分利用邮乐网等优势资源，免费为农村小店主提供“邮掌柜”系统和包括POS机在内的销售设备设施，在帮助农民致富的同时，也解决了农村金融服务缺失的问题。
提升软实力
农村电子商务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但目前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对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不强，对电子商务的运用并不熟练，需要进一步宣传引导和培养。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在《推行农村电商教育孵化计划 加快推进农村电商扶贫》的提案中直言，农村地区电商人才缺乏、农民对电商的接受度不高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他建议，应该由国家牵头来打造一个跨平台的农村电商教育孵化体系，将各类涉农专家、企业电商平台专家、数据分析专家等聚集在这一平台上，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生态圈，从前端入手，进行全方位的培训。
而对于如何整合优化社会资源、补充农村电商教育教学力量，张近东也在提案中谈及。社会资源，尤其是优质的社会培训资源是农村电商人才孵化的重要补充，但是不能各自为战，应该由政府和具备优势能力的大型平台企业联合对这类培训机构进行授权认证，并定期复核，规范培训机构的资质，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同时，通过农科院、高校等科研力量来协助规范农特产品生产和品质标准，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数据依据以及种植、销售、用户需求等相关大趋势分析，进一步提高农村电商的发展能力。
推进“互联网+”
对于如何利用“互联网+”思维做好农村扶贫工作，全国政协委员穆可发建议，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思路，将农村电商与本地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工业等进行有效结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加大宣传推介力度，让中国的美丽乡村、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马忠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农产品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他建议在河西走廊建立“一带一路”名优特农产品生产基地，同时，希望快递物流业创新农村配送方式，帮助甘肃的高原夏菜、中药材、牛羊肉、苹果等特色产品尽快走出省，走向全国。谈到对邮政农村服务的建议时，马忠明说，目前农村除了需要物流平台外，还需要一个大数据平台。希望邮政可以借助自己的大数据平台，从需求侧进行分析预测，为农民和农业企业提供一些信息，让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九三学社在《关于推进“互联网+农业”发展》的提案中也建议，建立农业物联网智慧系统，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精准智能管理，同时，推动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的互联网化，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网络化运营体系，积极推动大型农业企业自建电子商务平台，延伸农业产业链、打造供应链、形成全产业链，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难题，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实现农产品增值，促进农民增收。
如此看来，“十三五”期间，在精准扶贫脱贫这场攻坚战中，农村电商当发挥大作为，而快递物流企业应通过提升服务品质和服务能力，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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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村电商发展 助力精准扶贫攻坚” 大田县农村电商扶贫专题培训活动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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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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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宏观背景 ............................................................................................................. 3
二、活动意义 ............................................................................................................. 3
三、活动方案 ............................................................................................................. 4
1、活动背景 ......................................................................................................... 4
2、组织机构 ......................................................................................................... 5
3、内容安排 ......................................................................................................... 5 第一阶段为统一思想，动员学习阶段 ........................................................... 5 第二阶段为深入学习，重点理解阶段 ........................................................... 6 第三阶段为真抓实干，重点帮扶阶段 ........................................................... 6 第四阶段为树立典型，广泛推广阶段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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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村电商发展 助力精准扶贫攻坚” 大田县农村电商扶贫专题培训活动实施方案
一、宏观背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开始了有计划的系统扶贫工作，经过30多年的奋斗，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扶贫助困的政策措施，大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2015年6月，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期间提出了‚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精准扶贫方针。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合力推进脱贫攻坚。‛
2016年11月，16个国家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完成了对电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
2017年7月5日，国家扶贫办印发《2017年网络扶贫工作要点》，我国将重点推进电商扶贫。
二、活动意义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农村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电子商务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扩消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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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惠民生具有重要作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对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的根本性变革具有重要意义。‚电子商务+精准扶贫‛将成为贫困地区发展后发赶超的重要抓手，推进实施‚电子商务+精准扶贫‛，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贫困地区资源配臵中的有效功能，推动各类资源向困难群众集结，通过产业扶贫、创业扶贫、用工扶贫、技能扶贫等多种模式，实现贫困地区人口快速、精准、有效的脱贫致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源泉和原动力。
三、活动方案
1、活动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进一步创新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将电商扶贫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工作体系，实施电商扶贫工程，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扶贫工作深度融合，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增加就业和拓宽增收渠道，加快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进程，大田县商务局立足本地实际，举办‚大田县农村电商扶贫专题培训‛活动，旨在引导转变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激发广大干部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理念，带领广大群众积极探索脱贫的新路子，通过开展电商扶贫工作创造贫困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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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大田县商务局
承办单位：福建三明茶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大田)高山茶创业联盟星创天地 活动主题：加快农村电商发展，助力精准扶贫攻坚
参与对象：大田县各乡(镇)政府干部、大学生村官、群众等
3、内容安排
以精准扶贫为目标，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电商创业脱贫带头人、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村级信息员和残疾人专职委员等，制定电商培训计划。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开展电商扶贫培训(电商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农村青年电商高端人才，形成一支懂信息技术、会电商经营、能带动脱贫的本土电商扶贫队伍。建立贫困学员档案，跟踪贫困人口电商就业创业进展和需求，及时对接后续服务。活动共设臵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统一思想，动员学习阶段
面向各乡(镇)领导干部、群众，开展2-3期‚了解电商知识、学习电商技能、开展电商活动‛的专题动员培训活动，内容主要涵盖‚电商基础知识、国家电子商务扶贫政策、大田县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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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及分析适合当地开展电子商务经营的农特产品‛等，培养他们了解、学习、开展电子商务的积极性。
第二阶段为深入学习，重点理解阶段
针对各乡(镇)政府干部、大学生村官等农村基层干部，开展3-5期的电商专题培训活动，内容主要涵盖‚农业电商与‘十三五’规划、限于电子商务发展趋势、农产品电商未来发展、淘宝村模式与案例研究、‘互联网+农户+公司’商业模式探讨、新农人典型案例分享‛等，培养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电商意识，做好发展电商的‚宣传员‛、‚服务员‛、‚监察员‛的角色。
第三阶段为真抓实干，重点帮扶阶段
针对已在开展农村电商的创业主体(电商创业脱贫带头人、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如农户、返乡大学生创业者、中小微企业等在实操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涉及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开展8-10期的专家答疑解惑培训活动，培训课程区分基础入门类、专业技能类、规划布局类，内容涵盖‚电商技术培训、市场的信息化意识、生产的标准化意识、农产品电商供应链打造‛等，切实解决中小创业者的创业难题，进一步培育他们做强做大。
第四阶段为树立典型，广泛推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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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电子商务取得一定成绩的创业主体(电商创业脱贫带头人、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开展2-3期的表彰分享培训活动，内容涵盖‚表彰先进、成功分享‛等，号召全县的广大农户、返乡大学生创业者、中小企业等，学习先进，分享交流，共同进步，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氛围，打造交流合作平台，促进全县的电子商务发展应用达到更高水平。
附件：《‚加快农村电商发展 助力精准扶贫攻坚‛大田县农村电商扶贫专题培训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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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加快农村电商发展 助力精准扶贫攻坚” 大田县农村电商扶贫专题培训第一期活动方案
引导转变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激发广大干部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理念，带领广大群众积极探索脱贫的新路子，鼓励广大农村朋友抓住信息化进程给农业农村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积极利用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模式推展脱贫致富渠道，拟举办‚加快农村电商发展 助力精准扶贫攻坚‛大田县农村电商扶贫专题培训第一期活动，为活动有序开展，特制订方案如下：
一、培训目的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员了解电商知识、学习电商技能、开展电商活动，为学员‚深入学习电子商务技能、适应电子商务就业和创业需求、从而实现脱贫增收‛等做好基础工作，培养认识电子商务、开展电子商务的积极性。
二、培训内容
电商基础知识、国家电子商务扶贫政策、大田县电子商务发展现状解读及分析适合当地开展电子商务经营的农特产品等。
三、培训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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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具体日期另行通知) 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
地点：福建三明茶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三、培训对象 人数：50-60人
(一)各乡(镇)政府干部、大学生村官等;
(二)农户、返乡大学生创业者、大学毕业待业青年、中小微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相关人员;
五、有关事项说明
(一)各乡镇(街道)相关单位负责人，广泛发动本辖区有意向者报名，将参加人员汇总至主办方;
(二)本次培训班不收取任何培训费用，交通费自理;
(三)报名参加培训的学员请提前15分钟进场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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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和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了农村电子商务的重要性，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又指出构建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加快农产品进城的迫切性。2015年8月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将电子商务工程纳入扶贫开发体系，着力推进电商扶贫工程，有效地提高扶贫绩效。通过电商的现代营销途径将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品进行开拓和培育，做到“农产品进城”， 从而实现农村电商发展的自我造血功能，缓解城乡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扶贫工作不会因此而终结，收入最低的农村低收入群体纳入政府帮扶范围，从而全面消除农村贫困人口，逐步提高农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是新时期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作。政府应敏锐地捕捉到电商发展带来的机遇，积极策应“互联网+”战略，顺势而为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充分利用国内有实力的电子商务进农村创建扶贫攻坚示范区试点，加快探索电商扶贫的途径和办法，促进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深度融合，不仅使农村电商“活”起来，更让贫困群众因电商“富”起来。
一、具体建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人才培育体系，增强脱贫之技，引导贫困户进入电商产业价值链。为帮助有脱贫能力的贫困对象加快脱贫，坚持“精准分类选对象，精心培育强本领”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挖掘有电商从业脱贫的对象，帮助贫困对象掌握电商实用技能，增强脱贫能力。对贫困对象较多、发展电商意愿较浓的贫困村予以重点打造，着力改造成“电商村”或“淘宝村”。同时，加大了对贫困对象的培训力度，借力电商培训，帮助贫困对象树立脱贫之志，掌握脱贫之技。
二、完善产业之链，构建双向互动的网销体系，实现农产品进城。坚持因地、因人施策的原则，针对贫困地区、贫困对象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电商扶贫到户、参与产业链扶贫、分享电商溢出效益等模式，构筑网货供应体系，切实帮助贫困对象“借网”致富。在政策上，探索改革创新，摸索贫困户通过“土地入股”等创新模式，降低准入门槛，增加贫困户的土地收入，实现增收脱贫的目的。在产业发展上，一方面，依托工业产业，通过分享溢出效益，帮助贫困对象致富。通过实施“电商企业+贫困户”的模式，企业网上接订单，贫困对象家门口搞生产，既解决了企业招工难问题，又帮助了贫困对象解决了就业难问题，实现企业发展、贫困对象“脱贫双赢”。另一方面，加大了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生产力度，鼓励创建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以及开展QS认证，大力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加强合作，重组合并，形成特色农业的O2B、O2C模式创新，培育壮大一批具有特色效应的农业示范企业。
三、构建行政推进体系，凝聚发展之力，打造电商扶贫成长优质软环境。成立负责电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和调度各地电商扶贫工作。深入调研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工作，出台相关政策方案、意见、办法，为推动电商扶贫工作简历良好的后援环境。
眉山市青神县是革命老区县，是中国竹编艺术之乡、椪柑之乡和机械产业集群百强县。青神县委、县政府紧紧依托自身资源和品牌优势，坚持一切为了项目的理念,突出三抓三提升的工作理念，即“抓好滨江新区，提升青神品质”、“抓好竹编产业，提升青神形象”、“抓好机械产业，提升青神实力”。青神县为全力助推电子商务发展，按照建立一个机构(县智慧办)、创建一个场地(电商基地)、打造一个平台(xx易网科技公司电子商务运营平台)、组建一个团队(企业、业主、电商成立电商协会)、完善一个配套服务(物流配套)、发展一个新业态(品牌引领特色产品)的“六个一”发展思路，通过政府引导、基地承载、企业引领、协会凝聚、物流配套、全民参与，发动凝聚全县各级力量，共建网店350家，从业人员达到2000余人，火烧木、竹藤家具、平面竹编、椪柑、茶叶、腊制品等农、特产品年网上交易额近1亿元。青神县人民政府提出“小而不悲,难而不惧,奋斗不息,创新不已”的理念下,建设全国第一个县域智慧城市,统筹整合全县信息资源,突出智慧产业、智慧政务、智慧民生三大板块,将青神建设成为西部第
一、全国一流县级智慧城市。青神县出台《关于建设“智慧青神”的决定》,成立智慧青神推进办公室,明确要求要把智慧产业作为第一抓手,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统筹推进智慧政务、智慧民生,创新模式,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把青神建成信息化强县。
通过第三方专业运营机构和青神电子商务协会的本地化运作,在青神县建设青神电子商务运营基地,通过营造全民淘宝的氛围,协助全民网上开店创业,应用电子商务的手段,结合当地产业优势,推进青神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来实现弯道超车。同时,把青神“东坡初恋地、国际竹艺城”的文化底蕴宣传向全国乃至世界,把竹编产业、土特产,旅游产品等销往世界各地,打造中国西部第一个全民淘宝县。建立青神电子商务运营基地是为了顺应电子商务时代的需求，充分发挥电子商务产业集群优势，联合政府、协会、企业及相关社会资源建立的围绕电子商务，集供应、培训、支付、物流、孵化等一体的产业运营基地。该基地规划分两期建设，一期为期两年，累计投入3000万元，两年内将协助5000名创业者网上创业，推动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至少达到3亿元;二期为期三年，力争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至少达到10亿元。青神县将搭乘产业电商平台快车，以全民上网，全民参与，着力打造中国西部第一淘宝县为基础，走出一条符合青神特色、青神实际的网销之路，向外界打响智慧青神这张名片，从而实现“弯道超车”。2013年青神县被xx省商务厅评为省级农村商务信息服务试点县。调研组在老丈母腊肉销售店参观学习时，其负责人刘冬为我们介绍，该企业通过在淘宝网上建立卖家店铺，年销售额可达500万元以上。
二、中国扶贫基金会电商扶贫模式
雅安是猕猴桃的盛产地，截至2013年底，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近10万亩，年产量2.3万吨，猕猴桃是当地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然而，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模式中，由于中间收购环节的存在，无论种植收成如何，果农很难实现稳定增收。“果子产量大，来收果的中间商就要压价。”据猕猴桃合作社理事长李世忠介绍，那样的话4元/斤就不错了，而超市里同类红心猕猴桃往往都能卖到30元/斤。“4·12”雅安芦山地震发生后，扶贫基金会开始对灾后重建中的产业扶贫进行调研。种植、销售猕猴桃是灾区群众的重要收入来源。雅安的猕猴桃品质佳，但销售渠道单
一、知名度不高。经过综合评估，中国扶贫基金会计划对猕猴桃产业进行扶持，并尝试探索基于市场化的产业扶贫(重建)新模式。在与新媒体、各大电商平台的交流联系中，基金会想出一种新的产业扶贫模式：政府把关、互联网推动、电商参与、物流出力，让灾区农户在电商销售的模式下增收。
9月10日，淘宝网“公益扶贫、助力雅安”项目正式上线，该项目出售的猕猴桃平均价格为18元/斤，售卖的猕猴桃均来自雅安建山乡见阳村猕猴桃合作社。这批由该合作社精挑细选包装成盒的红心猕猴桃共计6000多斤，在开卖后3日就几乎被订购一空，现金收入12万元，309户种植户户均增收300元。9月10日的活动便是对这种模式的第一次试水。通过基金会联系协调，雅安市扶贫局从当地众多的猕猴桃合作社中选出见阳村合作社，市农发局制定猕猴桃一类果标准，只有在大小、硬度和甜度等方面符合标准的一类猕猴桃才能参加此次活动。合作社负责收验社员送交的猕猴桃，并组织人工选货、装盒。最后，所有的猕猴桃在装盒后被申通快递运送至1400多名购买者手中。18元/斤的售价最终形成的分配是：12元给农户，3.5元为仓储、人工分装以及包装费用，1.5元返给合作社作为发展资金，1元捐给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基金会继续开展电商扶贫的经费。其中，并未涉及物流费以及电商平台的推广费用。
电商扶贫模式试水成功，让其他合作社纷纷心动。另一家猕猴桃合作社负责人陈普庆在活动还未结束时便找到基金会，要求加入。李世忠和陈普庆所在的两家合作社都出产大量“黄心”猕猴桃，基金会便组织了17日的推广活动。
“上次活动卖了6000多斤，主要是考虑到第一次试水，投入数量不敢太多。”此次推广活动将售卖20多吨“黄心”猕猴桃，比第一次卖出的数量多出数倍，第一次活动初期，基金会联系了很多明星艺人转发“公益扶贫、助力雅安”的淘宝界面微博，转发量超过了1500万次，大多数购买者就是通过转发的微博进入淘宝的。而17日的推广活动依然会请众多明星大V们助力传播。10月17日的推广活动平台为淘宝聚划算，并会被设置为聚划算首页。另外，参与此次活动的申通物流不再免费，而是以运输成本价承运。9月的活动售卖了6000多斤猕猴桃，物流成本共计两万多元，尚在物流公司的公益扶贫能力范围内。“以后要长期做下去，不可能让物流一直免费，电商平台同样如此。”淘宝网聚划算平台一位营销负责人介绍，聚划算平台本身就拥有相当可观的网络自然流量，而且17日的这场推广活动被设置在首页，因此需要付出相当的推广成本。电商扶贫如果要长期进行下去，参与的电商平台和物流公司，以及分拣包装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保证有利可图，当然前提是让农户实现增收。根据基金会的测算，在各方共赢的模式下，扣除所有成本，农户每卖出1斤猕猴桃，可多收入2.5元;雅安猕猴桃亩产保守估算为2000斤，每亩则能多收入5000元;中等规模的种植农户每收一季猕猴桃，可多收入数万元。
三、存在的制约因素
(一)互助资金。通过实地考察调研组发现，望苍县实施互助资金项目，破解了贫困农户资金短缺难题，探索出财政扶贫资金与农民生产经营相结合的有效方式，创新了扶贫开发机制并放大了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促进了农村社区和谐，转变了政府职能，催生了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尽管望苍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绩效，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有待突破的瓶颈问题。
1、互助资金总量偏小。项目村种子资金在15—25万元之间，社员交纳的互助金和积累的公积金十分有限，资金总量严重不足，与众多农户的需求差距较大。
2、个别互助社借款率不高。一是受打工潮的影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家留守，他们缺乏劳动能力，发展愿望淡薄，导致个别偏远互助社借款率不高;二是目前互助社最高借款额度只有5000元，因物价上涨、种养殖成本较高等因素，5000元已不能满足借款农户生产发展需要，导致借款率不高。
3、个别互助社自我管理能力不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呈逐年增加趋势，留守在家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之人，因而所选出的互助社管理人员年龄结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加之业务管理人员缺乏相关的金融政策、财务政策、产业政策等知识，导致管理能力较低，不能适应新形式的需要。
(二)电商扶贫。调研组发现，电商扶贫也需具备很多先期条件。青神县电商扶贫模式是通过政府引导、基地承载、企业引领、协会凝聚、物流配套、全民参与，发动凝聚全县各级力量共同参与电商扶贫。建立了县智慧办统筹负责、创建有一定规模的电商基地，以xx易网科技公司为电子商务运营平台，组织企业、业主和电商共同参与，与物流公司合作完善电子商务配套服务，突出火烧木、竹藤家具、平面竹编、椪柑、茶叶、腊制品等农、特产品等当地品牌引领特色产品的宣传与推广的发展思路，以全民上网，全民参与，着力打造中国西部第一淘宝县为基础，走出一条符合青神特色、青神实际的网销之路，向外界打响智慧青神这张名片。而雅安是借助中国扶贫基金会广泛的资源优势，当地通达的乡村交通道路，能够满足现代物流的要求，并且有品种优良、规模可观的猕猴桃产业，能迅速和电商平台融合，达到产业扶贫效果。因此，具有商业推广价值的产业和便捷的交通是电商扶贫的实现前提。目前全国很多贫困县可能都不具备这个前提。电商扶贫的模式，只能是对现在主流扶贫形式的补充，在基础设施已初步完善、现代营销思维尚有欠缺的贫困落后地区能产生一定效益，最基本的扶贫，还是需要靠发展产业、改善基础设施来完成。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关于互助资金。
2008年起，XX市开始实施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工作，在阜蒙县、彰武县和清河门区的65个贫困村建立互助社。目前，全市互助资金总规模达1413万元，入社户数11267户，累计发放贷款4112万元，扶持贫困户7434户，回收率100%。可以说开展互助资金扶贫有较好的基础。调研组在望苍调研互助资金扶贫后，进一步提升了两县开展互助资金扶贫的信心和决心。结合望苍县开展互助资金扶贫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市开展互助资金实际，调研组建议,XX市应以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为平台，创新金融体制机制，积极探索和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机制，以县为单位，探索成立县级扶贫资金互助联社，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三农”金融服务需求，弥补农村贫困农户的金融供给不足问题。同时，建立扶贫资金与农民自主经营相结合的有效方式，引导发展支柱产业，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社和新型农民，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管理、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关于电商扶贫。
“电商扶贫”是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的体现。在10月14日举行的国务院扶贫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特别表示，扶贫工作要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将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通过一些现代营销手段进行市场开拓和品牌培育，推动整个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实现贫困地区的自我造血功能。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电商主流化趋势日益明显，作用今非昔比。随着电子商务多方面战略意义凸显，以电商助力扶贫的条件也更加成熟。电商扶贫在南方及沿海发达地区发展迅猛，其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彰显。XX作为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应该更加深入地探索电商扶贫新模式。结合本市扶贫开发工作实际，建议启动电商扶贫试点工作，以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为平台，抽调、引进电商科技人才等专门力量负责电商扶贫工作，寻求阿里巴巴等网络电商进行合作，将XX特产、特色产品进行有机结合，建立电商扶贫培训基地，与物流公司合作完善电子商务配套服务，充分利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人力资源优势，打开XX电商扶贫新局面。同时，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一批有特色产品且有销售需求的扶贫龙头企业、部分有一定基础和条件的乡镇和重点村作为电商扶贫试点，如XX振隆、XX桃李园肉食、彰武金谷、彰武谷香，阜蒙县大巴镇冷棚葡萄、国华乡韩富苹果、化石戈小米杂粮、富荣镇树梅、十家子玛瑙等)，对试点镇村相关人员进行电商业务培训，普及电子商务知识。
2016电商精准扶贫调研报告
在陕西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省长娄勤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6年要围绕“互联网+”发展新型业态，推动互联网与制造、能源、农业、商贸、物流、金融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精准农业和农村电商，设立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打造新的增长点，使转型升级跟上时代步伐，扎实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陕西头条》特邀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张鸿教授，为您从农村电商以及农村扶贫的角度，来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加快陕西农村电商建设助推县域经济精准扶贫
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共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截止目前全国仍有7017万贫困人口，且贫困人口分布总体呈现偏远山区，中西部地区为主的状况。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履行领导职责，创新思路方法，加大扶持力度，善于因地制宜，注重精准发力，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能动作用，扎扎实实做好新形势下扶贫开发工作，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一、电子商务精准扶贫工作的已有基础和突破尝试
“十二五”以来，实施了一系列帮扶政策，在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环境、创造致富新门路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村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930万人减少到2014年的460万人，年均减少117.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3.6%下降到17.7%，但仍然面对着下一个五年460万人口脱贫的艰巨任务。“十三五”期间，扶贫开发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2014年总共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陕西占了50个，近乎十分之一。陕西贫困人口呈现地域性分布，且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地理环境的制约上。尤其是陕南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利，生存条件艰苦。政府可以帮助其改善居住环境，但是难以改变生活环境;政府可以派专家、请教授普及农业新技术，但是无法为其解决由于交通、生产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大量滞销的农产品。无法提供更适合他们脱离贫穷的道路，就使得扶贫工作进入了攻坚阶段。近年来针对“电商扶贫”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文件，支持网络运营商加快通村网络建设，加强建设各级电商协会，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积极开展电商培训，开展电子商务示范点建设，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发展电子商务的工作责任，动员、支持和鼓励大学生村官、农村返乡青年、未就业大学生、农村致富带头人、农产品贩运商、产业大户积极开办网店，督促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利用网店为群众提供相关服务，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良好发展态势。涌现了一批“新农人”网商，如土豆姐姐、柿饼哥、沙盖妹等。通过典型示范，封闭落后观念得到转变，电子商务开始深入人心，有效调动了大众参与电商创业积极性。在县域层面，也陆续出现了“武功模式”、“山阳模式”等有益尝试和突破。
山阳模式。山阳地处秦岭南麓，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出产的核桃、香菇、木耳等大批特色优质农产品难以转化为群众收入。而电子商务作为新兴业态，对促进山阳经济转型升级有着巨大的帮助，以“互联网+旅游+农业”为核心主导，自建平台“逛集网”，发展以漫川古镇、天竺山为代表的旅游电子商务，以核桃、香菇、木耳为代表的农业电子商务，形成了“自建平台+政府+协会+龙头企业+合作社”的农村电子商务新模式。目前，山阳县已经建成集农产品展示、农产品质量检测、线上线下运营、物流、售后服务为一体的县级运营中心;建成天竺山、漫川古镇等3个景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十里镇、高坝镇、杨地镇等18个镇办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站，下河村、合河乡等25个村级服务站已开业运营;建成“臻秦岭”秦岭八大件系列产品的分拣品控包装中心，完成“逛集物流App”，“逛集生鲜App”上线运行。“逛集网”平台已累计完成交易额1.13亿元，其中农产品销售突破4600万元，农特产品上线137类635种，其中山阳本地285种，秦岭沿线350种，注册用户突破16万人。截至2015年11月，山阳县电子商务交易额9.1亿元，同比增长26%;网络零售额10530万元以上，同比增长63%;网络零售购买额3.7亿元，同比增长58%;全县接收包裹数量约310万件，同比增长67%;寄出包裹约58万件，同比增长58%。山阳县也被省商务厅列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县”，逛集网公司则被评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二、充分认识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全省农业产业化的快速推进，许多具有陕西特色的农产品局限在省域内，无法进入大市场、实现大流通，致使生产与销售脱节，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建设陕西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推动农产品外销，促进物流、金融等现代化服务业加快发展，带动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已刻不容缓。农村电子商务，是通过网络平台嫁接各种服务于农村的资源，拓展农村信息服务业务和领域，使之兼而成为遍布县、镇、村的三农信息服务站，从而促进“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不仅能让广大农民真正享受电商带来的巨大便利、福利和红利，更对农业优化升级、农民脱贫致富、农村同步小康具有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群众生活的需要。现在，农村群众兜里比以前有钱了，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化，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将大幅改善农村商贸流通环境，畅通商品下乡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买难买贵”问题，进一步催化农村消费市场，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产业发展的需要。陕西的物产资源丰富，有地膜玉米、核桃、苹果、樱桃、鲜桃等一大批特色农产品，由于传统商贸模式的局限性，这些天然无公害、质优价廉的农特产品存在着突出的“难卖贱卖”的问题。通过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可以打开特色农产品“进城”通道，打开销路，加快产业发展。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三是解决就业的需要。电子商务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生产、包装、印刷、仓储、物流配送等领域可以增加就业，为城乡贫困群众开辟就业增收新渠道。有利于保障改善民生。四是创业创新的需要。电子商务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领域，创业成本低，入门门槛不高，为那些有意愿、有能力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贫困群众提供了新的创业平台，通过创业增加收入，让更多的人富起来。有利于增强创业创新能力。五是精准扶贫的需要。电子商务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消费群体，发展运用好这一新兴业态，可以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把村里的农特产品外销出去，占领更广阔的市场，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致富，亦有利于改变农村发展面貌。
三、陕西实施电商精准扶贫的建议措施
陕西省电商扶贫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发展电子商务，让互联网为陕西省的精准扶贫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恰逢其时。山阳等地有关电商扶贫的探索与实践，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创造了可以复制的经验。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交通物流和信息网络条件方面，陕西省诸多地区尤其是秦岭一脉县域与山阳有着相似之处，甚至各方面均要优于山阳。借鉴山阳电商扶贫经验，对推动陕西省精准扶贫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规划制定。在摸清陕西省产业发展状况、电商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电商扶贫发展较为成熟地区的经验，科学制定全省电商扶贫实施规划。规划内容要涵盖特色产业、平台建设、信息网络、物流快递、道路建设、金融支持、人才培训等多个方面，与陕西省发展实际紧密结合。
(二)产品建设。优质的生态环境和土壤气候条件，使陕西省农特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吸引力和竞争力。建议对陕西省农特产品资源全面开展摸底调查，按照其市场需求分类梳理，统筹纳入电商销售体系。如水果类的大枣、苹果、猕猴桃等，山货类的茶叶、木耳、香菇等，干果类的核桃、板栗、柿饼等，蔬菜类的魔芋、香椿、山野菜等，中药材类的西洋参、天麻、五味子等，传统食品类的油泼辣子、豆豉、辣椒酱等，手工业类的剪纸、传统布艺等都可以纳入电商销售资源中去。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网货质量及包装标准，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网销农特产品。
(三)渠道建设。除与国内大型电商企业开展广泛合作以外，通过政府给予一定补助，市场化运作方式，积极扶持逛集网等本地农特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积极鼓励龙头企业、能人大户参与平台建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信息网络、物流配送、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来自田间地头的贫困农户的农特产品在最短时间内进入市场，抵达消费人群。
(四)人才建设。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对产业大户、龙头企业、网店店主和扶贫对象等开展针对性培训，培养一批网销人才。同时充分挖掘在外大学生、成功人士等资源，以期从长期克服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缺乏的制约。
(五)考评及保障。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健全精准评估、正向激励、惩戒约束三项机制，制定相应的奖励和惩处措施。保障方面包括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责任落实、夯实基层基础、强化人才保障、转变工作作风五个方面，特别提出强化县级主体责任。
XX县/市贫困户特色优势产业示范培训班
电子商务培训
发展电子商务，助推精准扶贫。XX县/市贫困户特色优势产业示范培训班XX班、XX班电子商务培训分别于7月16日及7月25日在XX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开课，XX电商总经理进行电商经验分享。
就我县/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电子商务基础知识、电子商务发展趋势和方向进行了讲解。课程的主要内容包含电子商务概念，电子商务带给我们的便利，农村电商的双向流通，县电商三级服务体系的职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等。
课程中还详细讲解了我县特色优势产业利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方式方法，销售渠道以及开发的县网货产品供应平台，并为培训班学员讲解了新狄电商通过互联网销售我县/市特产XXXXX经历和经验。
2017年4月，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贫困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这一论述为我国新时期的扶贫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思路。最近一年来，海南省农业厅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开展“农村淘宝”电子商务项目，海南各级政府结合海南农产品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将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加快脱贫攻坚进程。
我省农产品电商助推精准扶贫的优势
“互联网+农业”的融合发展优势。农产品电商可突破我省农产品交易受限于农产品保鲜时间短、交易规模小且分散、农村市场信息不对称等瓶颈，促进农村地区商贸流通，成为解决我省农村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创新创业的重要推手。
热带资源优势。海南拥有优越的热带作物资源，享有我国最大的“热带宝地”美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资源使得农田终年可以种植，农产品种类丰富多样，能极大满足市场需求，为推动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政策优势。2015年，国家扶贫办把电商扶贫工程列为扶贫开发十项工程之一。为了响应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海南省政府将“互联网+农业”作为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突破口，积极助推海南省农产品电商发展，推动互联网与农产品销售相互融合，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开辟新的道路。
推进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的建议
截至2016年12月，我省共开设151个村级服务站，淘帮手共计203个;截至2016年11月底，我省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达4020家，累计销售额达108亿元。“互联网+”战略的不断推进，为实现农民创新创业、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贡献。但我们要看到，我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网络交易能力依然薄弱，部分贫困地区物流体系相对滞后，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紧缺，影响了我省贫困人口通过农产品电商增加收入、摆脱贫困的进程。纵深推进我省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我们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完善贫困地区农产品物流体系，改善农产品电商发展环境。加大我省贫困地区农产品保鲜加工技术、专用装备投入与专业物流人才培养，加快推进适应电子商务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可追溯体系建设以及分等分级、包装运输标准的制定和应用，加强交通、商贸流通、供销合作、邮政等部门及大型电商、快递企业信息网络共享衔接。鼓励多站合
一、服务同网，拓宽农产品信息网络覆盖面，完善农产品物流信息系统，提高农产品交易的信息化与标准化程度，建立具有海南特色的现代物流体系。
发挥龙头电商企业在农产品深加工中的示范带动作用。以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海口市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等农产品企业为龙头，加大对农产品种养殖、产供销等环节的标准化力度。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技术，促进农民“二次增收”，提高农产品经济附加值，带动周边产业发展，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升级。
加强贫困地区农产品电商品牌化建设。加大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从源头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进农产品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建设。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发展的特色农产品，找准特色农产品产业优势，确立目标市场。对特色农产品进行包装设计，推进特色农产品市场化进程，以实现特色农产品专业化生产、商业化经营运作。
促进贫困户农产品电商思想观念转变。扶贫先扶智。加大农产品电商扶贫宣传，使贫困群众能够接受新的农产品营销模式，调动贫困户利用电子商务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贫困户免费提供网店设计、推介服务和经营管理培训，给予贫困户网络资费补助和小额信贷支持，帮助贫困户通过电商平台创业就业，提升贫困户运用电子商务创业增收的能力。
推进农村电子商务与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互联网+农产品+乡村旅游”的电商新模式。借助海南全面启动全域旅游示范省建设东风，建立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增产、增值、增效、增收有机结合，让农户分享产业链环节的增值利益。重点打造昌江芒果节、四季果园嘉年华系列活动、澄迈地瓜节、海口荔枝文化节等采摘类休闲节庆活动，龙泉文昌鸡美食节、定安端午美食节等具有区域特色的美食节庆活动，催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推动农民创业就业、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带动农村扶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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