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爱情的陷落中显当代婚恋之真相
[摘要]池莉以婚恋，家庭为描写对象的系列小说真实客观地表现了当代世俗社会存在的婚恋现状。分析作品，探寻作家的创作意图;避免世代文人编造的众多爱情美梦给人们生存以错误导向，带来家庭婚姻无谓的痛苦和绝望;引发人们对爱情婚姻进行深入的思考。[关键词]池莉小说 婚恋现状 创作意图
池莉是上世纪80年代成名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展现了平凡而广阔的生活场景，深入开掘了人性和生活的本质，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人们传统认识中，女作家最拿手的东西便是言情——大肆赞颂爱情，写缠绵绯恻或诗情浪漫或如火如荼要死要活的神圣高尚令人神往的爱情。如台湾的琼瑶、三毛，大陆的张洁等作家作品就曾处在绝对压倒一切的、让人不能忘记的位置;而池莉反其道而行之，赫赫然写出：不谈爱情。细读作品就可明白，她的不谈，是把这种古典情怀中十分神圣的东西放逐到当代社会物质化、功利化的世俗人生中，还其本真。让人们亲手无情地去撕破、戳穿爱情的假面目。避免世代文人编造的众多爱情美梦给人们生存以错误导向，带来家庭婚姻无谓的痛苦和绝望。从此意义上讲，她的“不谈爱情”不过是她对抗现实的一种策略，一种手段，希望以此来求得生活的清洌平静，如“绿水长流”。下面就其作品来感受池莉小说中所表现的婚恋现状并领会作家的创作意图。
现古典爱情之轰毁
古典是什么?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古典，其意思无非是说，我们将总是能够听到它。总是能够看见它，总是能够阅读它，即它总是正确的!”[1]古典的爱情真的不会被时光磨损，总能在滚滚的红尘中保持着特立的柔韧、忠诚和高洁么?池莉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睿智直接地潜入生活与生命经验的底部，努力捕捉现代女性特有的现代意识，创作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水与火的缠绵》，用疼痛着成长着的女人主人公芒芒的情感历程形象而艺术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给读者留下深深的思考。芒芒和高勇的爱是在她因父母的关爱下去“解决个人问题”的过程中正处于怅惋、落寞而又心力交瘁时发生的。“高勇似乎早就守候在前面的三岔路口，等待着曾芒芒的路过。”[2]高勇那双俊美秀挺的男性之手和体贴女人又有分寸的姿态，一下子击中了芒芒的心。她非常欣赏高勇那种优雅而又沉默的贵族气质，甚至天真地认为高勇是单纯的，拥有并保持刚出娘胎的那种纯洁，她会是他第一个女朋友还将是他此生唯一的女人。可以看出在芒芒的心灵深处，她向往的是一种“古典”的爱情。但事实给芒芒的爱情理想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高勇在芒芒之前已有过不止一个女人，甚至婚后还保持着藕断丝连的暧昧关系。高勇那自尊强烈、自私依赖的没落大家子弟的性格，不仅让芒芒承受精神上的苦痛。还给她增添了日常琐碎生活的艰辛。可芒芒无处诉说，现实对理想的挤压超出了她的承受能力，伴随着她的是一次次的精神性的胃绞痛和腹泻。芒芒的爱情理想跌落在现实的泥淖中，生活图景被无情地打破。
让芒芒的古典爱情彻底轰毁的还不只是高勇。另外两个男人也不可忽视。其中年轻的邝园对芒芒的爱情就像他为她浆洗的床单和被套，美好、洁净、馨香，曾经让芒芒由衷地喜欢。可是，邝园只是个文化不高、没有多大前途的锅炉工，她务实地退却了。当芒芒选择了高勇之后，邝园赌气和自己并不爱的黄汉香结婚。在留职停薪之后，他背井离乡，“得干出个人样来，给瞧不起他的白雪公主看看啊!”[3]纯洁而美好的爱情已质换为他对自尊和自我价值的救赎。他要让芒芒服气，让当年所有认为他们不般配的人服气。当他和芒芒缠绵的时候，他获得的是男人那可怜而自私的战胜感。古典之爱又一次像肥皂泡般在芒芒的眼前瞬间破灭。
在男性文化构建的价值体系中，一个女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的年轻、美丽、纯洁。在高勇的颂歌中，芒芒只能痛苦、矛盾地做着高勇喜欢、欣赏的那个芒芒，冰清玉洁，沉静忍耐。而常声远是芒芒唯一能真正地在其面前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人，在他的面前。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在高勇面前无法展露的另一面、另一个真实的自我。高勇无法读懂、欣赏芒芒，常声远能，高勇无法或不屑去做的而对芒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事，常声远高兴而自然地一一做了。当芒芒面对生存的困窘艰辛而无力独自承当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声远，在声远的面前，她深藏的脆弱展露无遗，所有的坚持所有的骄傲都土崩瓦解。但当女人最需要爱和帮助的时候，所爱的男人又总是缺席。在芒芒决定和高勇分手时，声远却找到芒芒充当高勇的说客，最终“该说的没有说，不应该说的全说了。”[4]芒芒和声远心照不宣的爱恋，却在“品德高尚”的美好光环的笼罩之下深深掩埋。爱情不过是只不经碰撞的玻璃杯。
不仅仅是《水与火的缠绵》，在池莉的笔下，很少能看到像张欣笔下的刘小岸、高翔那样具备男子汉刚毅与顽强的男性，池莉对男人真的很绝望。在中国足球冲击第十五届世界杯十强赛失利后，她曾在一份报纸上说：在一个男人普遍不敢负责的精神氛围中，千万不要指望最能体现男人勇气和责任心的绿茵场上有十一个好男人!邝园、高勇、常声远都是池莉基于对中国男人的理解和琢磨之下塑造出来的文学典型，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现实中的很多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而在现实生活中，像邝园、高勇、常声远那一类的男性触目皆是，他们或许就是我们的友人、兄弟，甚至是丈夫。池莉通过自己的作品对传统的男权世界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从而消解了现实生活中古典爱情的神话。撕裂爱情与婚姻的内在联系。让爱情远离现实生活，是池莉小说特别强调的主题，她在《绿水常流》中曾写道：“我又一次觉得爱情这个词非常的陌生。好像谁把一个概念界定错了。却又固执地用这错误的概念来指导我们的生活。”[5]
显现代婚恋之真相
忠实于生活本真，贴近平民生活是池莉的创作原则。在她一系列“新写实”风格的小说中，泛政治化的色彩完全蜕去，没有高深的文学理论，也没有空洞的政治性说教，唯一具有的是对人生的直视。她的小说对爱情、婚姻或学问的探讨，完全是从世俗人生或平民化的角度，是从过日子的普通人的角度来进行的。她的作品通过对现代城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婚恋心态、行为方式、价值追求的显现，昭示出现代家庭结构中爱情与婚姻相分离带给人们的种种无奈、困惑、失望。她一一化解了罩在爱情字眼上的重重虚幻色彩，使爱情走下神坛，走出诗的氛围，回归于凡俗的生存状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真正的爱情是以“互爱为前提的”。互爱的真正内涵理应是精神上的相互认同和感官上的融洽、和谐。以这一标尺做检验就会发现池莉作品中的人们都不曾长久地拥有真正的爱情。池莉认为世俗社会中“只有两情相悦”而没有爱情，“是我们贪图柏拉图两情相悦的极乐一刻的天长地久而编写了
爱情之说。”[6]倘若说有爱情的话，池莉认为惟有一种感情适合叫爱情，“那就是两人永不圆满，永不相聚，永远彼此牵不着手，即使人面相对也让心在天涯，在天涯永远痛苦的呼唤和思念。”[7]《=绿水长流》中的四川女子为了寻找爱情，五次结婚又五次离婚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正如池莉在《不谈爱情》中谆谆告诫人们的“错误的婚姻是有的，我们可以离婚再去组合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庭。比如有的男人脾气太坏，他当然需要配一个能包容他脾气的女人。但是如若为了像文学书中描写的所谓爱情而离婚，你将肯定会发现自己上错了车，每到一站都不是那么回事，目的地与你的完全相反。”[8]
《不谈爱情》是池莉揭示现代婚恋本质的成功之作。半年的婚姻生活使庄建非“在对自己的婚姻作了一番新的评价之后，终于冷静地找出了自己当初为什么结婚的根本原因：性欲。”吉玲也是“不谈爱情”的人，最终选定庄建非，是因为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可以最为理想地改变自己家在“花楼街”的底层身份。于是婚姻成了预谋中的一个手段。庄建非便是她要捕获的猎物。她把谈情说爱变成一种“人工创作”，把爱情当作一种可以实现她预定生活目标的工具。在此，婚姻无所谓爱情的归宿，婚姻与爱情无关，它有它的实现主体各自赤裸裸的目的。传统文学中一直强调的爱情浪漫理想，爱情至上主义在此也遭到无情的嘲弄和彻底的抛弃。
池莉不谈爱情的方法就是让你看透爱情的本质。《口红》中江晓歌是优秀女性的典型，她的初恋，应该是比较纯洁的吧，但是仔细一看，她的爱情却世俗得惊人。她爱上赵耀根，是因为他善于表白，因为他看上去比一般人强。“她喜欢与他在大街上并肩而行，迎着来来往往的姑娘们羡慕的目光，她会高高地昂起头，心中涌出无限的喜悦和自豪。”[9]自尊的欲望和吃饭一样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爱能满足人的自尊的需要，可见这是多么伟大的实用性啊!因为这种原因，姑娘们都会爱上赵耀根的，这种爱情还是唯一的爱情吗?
穷人的爱情仿佛就是可望不可及的美丽的肥皂泡，比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雅丽之爱就是肥皂泡;富人的爱情就像玩积木，玩出几个新花样后就兴味索然，比如《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和林珠，两人都在精心炮制情感，可是林珠没有等到游戏玩腻之前，就已经开始策划最后的收场，并抢先一步成为赢家，因为她把结局看得太清楚了。爱情什么时候从形而上的心有灵犀变成了形而下的拙劣地表演?是利益和欲望的大潮使人们对爱情丧失了信心?也许，人们习惯跟着感觉走，过去疯狂地追求精神，就像现在疯狂地追求物质，得的是同一种病。爱情依然存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差不多变成了商品，它的价值甚至可以量化了。池莉看得分明，她要把最真实的人生感悟写出来，她不想自欺也不想骗人。她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婚恋现状，其实就是医治自欺欺人的良药，她要打碎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魔镜，哪怕人们为了取得某种替代性满足而宁愿揽镜顾影自怜，哪怕这种自欺出自一个群体并且已经成为习惯并且还在以另一种形式继续。风月宝鉴能够正照，也能够反照。对于小说，人们已经长期习惯于正照，池莉却偏偏要反照，突然照出来一个骷髅。或许可以使人精神一悚。[10]以此为生活中为情所困、为爱所害的女性指点迷津。这种对现实真相的揭示也是一种清醒而积极的反抗。
寻真爱保质之密方
池莉在她作品确定的婚恋关系中，的确很难寻见爱情的踪影，她不回避情感生活的困惑、不幸、粗俗、丑陋，并把它作为自已创作的一个主题，但她并非要彻底否定爱情，相反始终不减对它研究与认识的热情，其深意就在于用不幸与乏味的苦难激励人们改变现实的勇气。让人们更了解现实情感生活蒙受的缺憾和不完善，促发人们去追寻更理想、更符合人性的情感氛围。比如《绿水长流》中的“女作家”以牺牲两性相悦为代价，换取永远美好的情感回忆，这岂不是渴望爱情长存的一种特殊选择。从这层意义上看，女作家不以博得异性好感为荣耀，执着追求两性交往中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人格独立，执着追求两性愉悦持久的做法，既是对传统的重结果轻过程、重形式轻情感的两性生关系的大胆否定，也是对女性自身存在价值、社会价值的全新肯定。无疑，这种自觉、强悍的性格，宁要爱情、舍弃一切功利得失的精神品质与屈就认同世俗的婚恋观相比有着更进步的意义。
不过像上述《绿水长流》中女作家这种“逃避爱情”而使其保质的方法，似乎代价太沉重，这种以克已为前提，太苦行僧了，现代人显然不太愿意接受。如此真爱保质法，在池莉的《你以为你是谁》中还可看到以别种既轻松又现实的方式出现——“真空包装”。宜欣爱上了能干又有正义感的陆武桥，陆武桥也爱上了极具现代感的宜欣，两人柔情密意，如胶似漆。然而从一开始宜欣就很清楚，她不能嫁给陆武桥。两人过了一般夫妻婚后通俗而火热的一整天，宜欣便悄然离开了陆武桥，将这弥足珍贵的美好爱情进行了“真空包装”，即刻便准备嫁给能为她提供先进的工作条件和温馨的生活环境的加拿大人。宜欣很爱非常爱陆武桥，但她更理能智地认为不可与之结婚，其原因之一：“一个白天和夜晚已经过完了我俩的一生”，今后的日子再也好不过它们：之二是异国他乡优越的生活工作环境同样是自已的珍爱：之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认为现代社会中爱情与婚姻无关，爱情只能存于“真空包装”中。
至此，不必赘言，我们已经感受到作家在揭示世俗婚恋真相的同时，也力求准确地表现人们对爱情的渴望与美好追求。总而言之，作家正是以小说的形式，揭示出当今婚恋现状与本质，避免世代文人编造的众多的爱情美梦给人们生存以错误导向。肯定世俗社会中爱情的难以天长地久，否定物欲横流时爱情与婚姻的真正一体，以此引起芸芸众生的思考。这正如作家自已在博客中所坦言：想想我们“婚姻与情爱的矛盾如此之普遍，婚姻中生命存在之意义空前地受到质疑，迫使我们不能不从根本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结婚?”“换一个思路想想总是可以的吧。”[11]我们如何得到并拥有真实美好的爱情，如何让生命的幸福如“绿水长流”。“想想。想想。思考总归是有益的。”[12]无庸置疑，这就是池莉进行小说创作的主要意图。
作者：林丽丽
这是一个绝望的故事，故事的开头作者用女性的细腻化的描写方式描绘了一个十分浪漫的爱情故事，正当我对这个故事产生无限遐想时，作者突然地改变了故事的发展方向，向一个及其残忍血腥的方向发展，依然是用这样一种平淡的描写方式反而显得更加悲惨。作者是往极端了写的，浪漫是真正的浪漫，死亡和希望并存，死亡是彻底的消失，希望也是彻底的毁灭，不留有一点余地，往往这样反差巨大的作品也会留给我们十分深刻的印象，读者心中的幻想是一点点被毁灭的，从柳生赶考落榜之后，回来看到小姐的房子一片废墟，故事开始扭转，三年后柳生再次进京赶考昔日繁华的景象已完全不同，饥荒遍野，毫无生息,小姐曾经住过的地方也一片荒芜，男人卖掉了自己的妻女，断绝了未来的希望，女人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这也预示着柳生的命运也是如此，当柳生在店里听到小姐的惨叫时，故事的血腥再度升级，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看到心爱的人在自己面前死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柳生正是如此遭遇，他亲手杀了小姐的同时也是亲手灭绝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希望，柳生的母亲已经死去，他在世上唯一的牵挂就是小姐，如今他杀掉小姐等于是杀掉了他自己，但他又别无选择，之后他再度落榜而归。十年以后，柳生再次进京，城市又恢复繁华的景象，却已是物是人非，他来到昔日的绣楼下等待，一盆冷水却再无浪漫可言。最后柳生看到小姐慧的魂魄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期望，也许故事的结局不会那么糟糕，但就是在这希望之火又燃起的时刻再一次地将你彻底毁灭，柳生去挖了小姐的坟，晚上再见到小姐的时候听到的却是小姐永不能转世的消息，命运就是这样毫不留情地使你万劫不复，这也加剧了故事的绝望性，这使我感觉到作者对人生的一种绝望，想要的东西永远得不到，拥有的东西也会慢慢失去，是从精神和物质上一点点地被剥削，直到你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了，也找不到可以拿回或是夺回的地方，甚至连恨的人都找不到，失去的东西就是彻底消失，无处可寻，最后，你只剩下你自己。
作者给柳生的结局是一个守墓人，完全脱离了世俗生活，只为守着一个不存在的恋人，我觉得柳生的人格中存在的一些东西也是造成他命运悲惨的原因，他太过认命，考试落榜就一辈子当一个穷书生，自己不去积极的争取，总是被他人所牵制，为只有一面之缘的小姐以致没有妻儿，与其说是情有独钟不如说是不思进取，安于现状，随波逐流，所以造成他结局悲惨的原因不只是社会残酷，也是他本身所造成的，包括他最后耐不住去挖小姐的坟导致小姐不能转身这也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也不应该被同情。 在网上看到对于余华小说的争议很多，有很多人评论说余华写的太过残暴，虽然过于绝对化的东西可能是负面情绪很多，但我觉得正是极端化的东西才能真正的震撼到读者，才能够打动到人们内心深处，才能让你深刻地反思人性的善与恶，我认为它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虽然是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但也存在着一些“人吃人”的现象，贪污、犯罪等剥削行为虽不比小说中写的那么血腥，但也一样残酷，而柳生也是代表了社会的底层人民被压榨不见天日的形象。我还是比较欣赏余华的写作风格，就是要么就活得轰轰烈烈，要么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不留有一点余地。但我还是觉得世界上美好的希望要更多一些，而《古典爱情》也仅仅只是社会的一面而已。
我感觉这两篇小说的风格有一点像，作者最后都是给主人公安排了一个悲惨的结局，柳生失去了所有的希望，涂自强也走上了死亡之路，但在这两篇小说中我使佩服是涂自强，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独自一人来到大城市，虽然他的生活条件此处都不比城里的同学，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一点真的是很可贵的，他对待什么事情都十分理智，在他在大学里喜欢的女孩子离开他时他也只是长叹一口气，安慰自己事情就应该是这样怨不得别人，一如农村人的淳朴善良，有时候我觉得他太过于善良，他不怪任何人，也许就是这样的善良杀死了他。
—以唯物辩证史观、经济决定论、宗教史观为引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自然观上，即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是人类赖以生长的基础。但他的观念上带有“形而上学”主义的色彩，所以注定他在社会历史观上具有唯心主义观点。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中也有革命性的方面，即辩证法思想，其体现着联系的、发展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结合了他们的优点，抛弃了他们的缺点，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
首先，关于我国的道德和法律问题，我们可以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探讨一下。从唯物观上看，相对于法律的强制力来说，道德是一种软力量。当今社会，官员腐败问题屡禁不绝，如涉嫌“严重违纪”的现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与年轻女子开房的不雅视频曝光的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等等。只这一点靠倡导要加强道德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而法律的作用在这时是最明显的。我们知道，法律是随着等级的划分、财富的高低不等额分配的出现，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社会发展而制定的强制人民遵守的规范。法律的实施具有道德无法比拟的意义。如有效树立社会秩序，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强化社会统治阶层的统治，同时，在特定的人群内可以帮助民主实现部分的“人人平等”，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所以我们应当用法律的手段制止官员们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当然 ，我们不应忽视另一个社会事实，腐败问题的猖獗很明显是法律的威力不够。这种法制建设的缺失既是具体法律条文的不健全，也是法律执行力的不强硬。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法律的作用，增强法律的执行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道德无一可取之处。从辩证法来看，即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中国历史上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道德对法律的积极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属性，所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是必要的。早在战国时期，孔子就主张“仁”的思想。这一“仁”的主张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贯彻执行，成为封建社会治理国家的主流思想。它之所以被统治阶级选用，是因为其对人们的教化作用甚大。第一，这一主张含有宽仁爱民，使民受惠的意义，强调要顺民、要利民。这对统治者有一定的劝诫作用，要求他们能够体验民情，依照人民的意志制定适合的政策以治国安邦。第二，儒家通过对人民的教化，把外在的“他律”转化为自在的“自律”。这些内容只要我们根据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的实践，赋予新的意义，加强对人民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这可以有利地促进人民道德水准的提高，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第三，这一道德主张也充斥这法律的因素，如儒家也强调了刑法的作用，同时说明了法律的执行者是活生生的人，良好的道德修养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自我素质，更好的执行法律。第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也和现代提倡的社会公德不谋而合。
所以，在道德和法律问题上，我们既要承认法律的主导作用，也要承认道德的教化作用。换言之，就是既要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也要加强新时期的道德教育，用正确的道德去辅助法律，以便更好地发挥道德和法律的作用。
其次，对于文章中提到的“政治从属于经济”的经济决定论问题，这一观点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适用的。我们既不能迷信于经济，也不能迷信于政治。在战争时期，经济实力常常是一个国家胜利的主要条件，但正确的政治策略也不能忽视。和平时期，国家的大政方针对经济的影响也非常大。而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国家来说，经济的作用大于政治在欧洲国家较为适用，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也主要是由于他看到的欧洲发展史而提出来的。而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国家，国民的经济意识不如海洋国家那样强、那样迫不及待地开拓新大陆。中国人民大都认为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只要能够生存，维持低水平的生活需要就行了。因而他们对政治很看重，看重其社会稳定功能，而不是带领他们提高经济水平的功能。由于他们对政治的看重多于经济，所以一般来讲，在中国政治的力量是大于经济的。古代是如此。古代君主实施宽泛的经济政策，广开榷禁，经济就能较快的发展。文革时期也是如此。当时的经济已经完全服从于政治统治了。到了现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人开始重视经济生活的提高，经济对人们的影响力才日益显现。
此外思想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力也不容低估，儒家的“仁”的思想，孝道思想、忠义思想等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战争年代表现的最为突出。南宋时期的岳飞，一生都在执行“尽忠报国”的活动。正是他从小接受的忠于国家的思想在脑海深处的作用，促使他终身都在为祖国统一大业做贡献。 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强调经济的作用，政治和文化同样重要。经济是政治和文化的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是一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同样，文化也能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积极的思想文化有利于人们良好的文化素养的培养，反之，消极的文化也有很强的阻碍作用。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就如“木桶原理”，木桶哪一块儿低了，都会导致整桶水的流失，而他们哪一方面“低了”，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再次，关于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其宗教的核心思想是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因此，他的文章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之外，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我们知道，宗教设计的原始意义是为了让大多数人都信服，所以它说众生平等。但事实上，除了在生命的长度和呼吸的空气之外，人们生来是不平等的，是有阶级或阶层差别的。他们生活的经济条件，身边人的层次水平，受教育程度，他们能够看到的社会视野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因此这种适应于一切人群、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宗教观是无法应用的，是没有价值的。这反映到现实社会中则是它对现实深深的无力感，把对现实的假想寄托于所谓的“来世”。
观察中国的宗教时，我们可以看出，道教把万物之生归与一个"道"字,认为道是万物之本，人能修善德，即可阴中超脱，脱离苦海，即圣人成仙，恶人成魔。但事实上在其在发展过程中或因难以脱离社会现实，或因难以自我清静，最终没有实现以法术得飞仙的目标，而是走向了“无为而治”的道路。佛教讲人生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离别苦，怨憎苦，所求不得苦，五取蕴苦。佛教也认为人生有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同时其也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生命的彼岸存在，这些都是对现实世界难以产生作用的反映。
接下来考察一下西方的宗教。西方宗教的典型特征是信奉或崇拜一个抽象的人格化的至上神，还信仰人的一个超世俗的来世命运。同时，教徒们建立了相对于世俗社会的并高度组织化并自成体系的教会，过着信仰的生活。机构的正规并不能掩盖实质内容的匮乏，同样也是信奉来世论，在这一方面与中国的宗教别无二致。
因此，我们可以说宗教都是为一切时代创立的，也就是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适用，而又实际上都不适用。因为它找不到通往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所以对现实的自然界和人类都说不出确定的东西，所以宗教在本质上是虚伪的。
总之，纵观世界历史，用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观点扬弃过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我们能够了解到在国家制度层面，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和法律更为重要的强制作用，在社会发展层面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彼此紧密的、缺一不可的相互关系。同时，在思想文化层面，揭示了宗教矫揉造作的虚伪的本质。所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我们可以对我国的国家制度、社会运行、宗教观念等进行深入的分析，能够对其形成较为透彻的了解，进而能够很好地理解我国实行的一系列国家制度和政治决策，并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建言献策。同样，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也能够很好地分析和应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从而指引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合肥市庐东学校
叶维取
王实甫的名剧《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以其凄婉哀怨，坚贞不屈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并被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奉为经典。然而深究起来却大为可疑。
张生崔莺莺的爱情是封闭时代的产物。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男女历来授受不清。一个女子结婚之前很难见到一个年轻男子，等到好不容易见到一个年轻男子，无论“高富帅”还是“矮穷矬”，也不管他是如何一个人品，都难免会产生男女之间的情愫。这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选择的缺失和限制所造成的误会，无任何生活、感情、思想和精神的基础。就像一个寓言故事所说的那样，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下山，小和尚见到一个女人老是盯着看，老和尚于是就吓唬小和尚说那是老虎。待回到庙里，老和尚问小和尚下山看到什么东西最喜欢，小和尚脱口而出，说喜欢老虎。这就是人之天性的自然流露，怎么称呼已经无所谓了，哪怕是吃人的大老虎，关键是体内的雄性激素或一种叫荷尔蒙的东西在起作用。试想，如果接触面广，有选择的自由和余地，崔莺莺就不一定会与张生一见钟情了。可以说张生是崔莺莺的唯一选择，与爱情无关，只是青春期青年男女之间的一种性别吸引，所谓异性相吸是也，充满着风险与不确定性，其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无本质的区别，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爱情。 中国人的爱情观本就值得怀疑，从古至今也未出现过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真正爱情故事，有的只是在封建伦理道德压迫下呈现出的畸形扭曲的男女之爱，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刘兰芝，戏曲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均是如此，他们之间的爱情均为无基础，无过程，无追求，无目标的爱情，至多是一些所谓男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才子佳人故事和公子有意，小姐多情式的固有套路，无法产生真正的爱情。
真正爱情是在人格独立、身份自由和经济自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男女感情，这种感情只有通过不断深入地接触交往，增进彼此双方的进一步了解，通过平等坦诚地交流，在互相信赖、尊重和共同生活志趣与理想追求的基础上，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这恰恰是古典爱情所缺乏的真正感情基础。
相对于古代的青年男女，现代青年交往面广，随时随地能接触到形形色色、个性各异的异性，可谓见多识广，阅人无数，可以任意进行比较鉴别，自由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增大。其对爱情的选择也更加理性和成熟。合则聚不合则离，互相独立而不依附，因此不存在山盟海誓的所谓生死相随、白头偕老的传统爱情，更没有所谓的一见钟情，从一而终，更多的是一夜风流，好聚好散。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人们更在乎自我的体验，自我的满足，更在乎对自我感情负责。这无所谓对错，更无关乎道德，只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所以说，从古今爱情的比较来看，我国古代那些小姐多情，公子有意，才子配佳人式的古典爱情是非常可疑的，以现代的观点来衡量，是根本不值得歌颂的，纯粹是一种虚假的伪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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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典诗歌以其含蓄美和丰富多样的内容，同时表达了古典东方爱情哲学，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古典诗歌 含蓄 爱情观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璀璨夺目的一部分，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古时候，信息技术不发达，所以人们从这一个地区到那一个地区传递信息都非常不方便，于是他们将写好的诗编成歌，而诗歌就从人们的口中传递，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劳动号子以及祭祀颂词。《尚书·虞书》记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所以诗歌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总是能够丰富生动的展现当时的社会生活，表达主人公的真情实感。同时诗歌语言精炼形象性强，并具有一定的节奏韵律，多种富有特色的表现手法也为情感的抒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爱情，这个永恒的话题，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们通过诗歌这种或优美细腻或豪迈宏伟的的方式为我们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爱情绝唱。
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呢?异性的吸引以及彼此生理上的欲望和追求吗?这只是情欲，是爱情的基础但并不等于爱情。爱情是“把性的欲求繁衍后代本能的巨大力量以及’低级’感情的疯狂审美化的产物，也就是说生理的追求使自己在自己的感情对象中看到了美。人对这种美的审视驾驭内心的原始冲动，又使他感受到了精神的享受。1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通过诗歌的形式把爱情提升到一定的精神高度，感人至深颇具文学艺术欣赏价值，同时也影响了千百年来的东方爱情观。古典诗歌中对于爱情的表达与现代人和西方人都是截然不同的，是含蓄内敛的。诗之所以成为诗，固然依赖很多因素，但归根结底是凭借于语言的。诗歌的语言是一种不被概念和逻辑性所局限的特殊语言。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之意，与普通语言表达中的浅平直露，一览无余，略无余蕴相反，它是中国古典诗歌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歌的含蓄实际上包括两层内涵：一是题旨即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故意说得隐约含糊，让人捉摸不透;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印象等手法，造成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言已尽而已无穷。中国古代诗歌语言中的的含蓄与中 1 《论《诗经》《楚辞》中的爱情描写》 杨新民 文科教学 1995年1月 国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汉语的词汇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和意念性。这为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中国人的思维以其直觉顿悟和启示性见长，他不讲究分门别类的精确而且融会贯通的全面，尽管模棱两可，但是有极强的可塑性、伸张性和丰富的联想余地。2
早在两三千年前的春秋时代，《诗经》就保留了大量的爱情诗，汉魏六朝的乐府诗以及诗歌发展最鼎盛时期的唐诗、宋词中爱情主题都占有一席之地，古典爱情诗歌中用含蓄的手法表现爱情的题材丰富多样、表达的爱恋感情细腻入微。当姑娘遇到自己喜欢的小伙时不会直白的对他说“我爱你”而是把女子见到心爱的男子时此时此刻的内心感情和外部动作作了精确的描绘，“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极精湛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少女怕见又想见、想见又不敢见的微妙心理。最后她只好借“嗅青梅”这一细节掩饰一下自己，以便偷偷地看他几眼。以动作写心理，几个动作层次分明，曲折多变，把一个少女惊诧、惶遽、含羞、好奇以及爱恋的心理活动，栩栩如生地刻划出来。爱情中夸奖女子美丽可人时不会说“你真漂亮”而会说“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我们试想一个女人只要对守卫城垣的士卒瞧上一眼，便可令士卒弃械、墙垣失守，倘若她再对驾临天下的人君在看一眼，亡国灭宗的灾祸，就要降临其身。为了表现佳人的顾盼之美，竟然发为令人生畏的“倾城”、“倾国”之语，这样夸张足以以显出这位佳人惊世骇俗的美好风姿。古代诗人不会直呼长相姣好女孩“美女”而会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采用比兴的手法本意是关鸠鸟在河岛上鸣叫，寓意为求爱。雎鸠为一种水鸟，相传此种鸟有定偶，故以喻男女之恋。描写了男子在对异性的渴求中发现了女子的美，表达了男女之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古代诗人接受爱人的表白时诗人不会说“我愿意”而是“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纯洁的爱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
在表达勇敢追求爱情的决心时古人不会说“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而是“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热恋中的女子连 2 《论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性》
徐延春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2002年12月1日 用五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老天爷发誓自己与恋人永不分离，来表明自己生死不渝的爱情，想象离奇气势豪放，表达欲突破封建礼教的女性的真实情感。中国古代女子在爱情上却往往表现得比男子更主动，更大胆，也更富反抗精神。尤其是她们对心仪男子的信誓旦旦，九死未悔，更今人感动。在表达对爱情长长久久的愿望时，诗人不会说“我要和你过一辈子”而是说“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送丈夫上战场的女子，面对生死离别聚散悲欢，许下山盟海誓：“今生拉着你的手永结美好，与你永不分离白头到老!，我们不禁会联想到如果这一场战争失败，爱人的一别竟会成为永恒，那曾经的誓言又要如何兑现?此情此感，不言而喻。在表达爱情的想念，思念情郎的时候诗人不会说“我想你了”而会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消魂”极喻相思愁绝之情，“帘卷西风”即“西风卷帘”，暗含凄冷之意。匆匆离开东篱，回到闺房，瑟瑟西风把帘子掀起，人感到一阵寒意，联想到把酒相对的菊花，顿感自己比菊花还消瘦，以奇妙的设想，精彩的比喻，主人公憔悴的面容和愁苦的神情，共同创造出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表达了对丈夫的思念之情。亦或“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会让我们联想到相同的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
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是甜蜜美好的，古人的感情生活中也会有欺骗也会有背叛也会有伤心绝望。在中国古典诗歌表达爱情的不完美的另一面时，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失恋的哀怨，而是或表现出一种东方爱情哲学，或展现男女两性爱情观的差异，亦或道出了爱情强求不得的道理。“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描写的是一个妙龄少女与大龄男子的爱情故事，感叹两人相爱却不能长相守的无奈辛酸，无奈的原因是由于年龄的差距。这其实表现了中国古典的爱情观与婚恋观。传统的婚恋观讲究的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所以家世、年龄、才华都会成为制约男女恋爱的因素，与现代人能够接受的老少恋是截然不同的。同时古代也会出现现代社会的类似的婚外恋情况，“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在喜欢上了一个已经结婚的人时，会更加的注重伦理纲常，对其忍痛加以拒绝，恪守自己不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遵守礼仪之道，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家庭的忠诚的观点。古人早就知道了爱情是人类的一种情感，源自内心强扭的瓜不甜——不能强求，“若有情，天涯也咫尺，若无情，咫尺也天涯”短短数语道出了爱情的真谛，如果两个人相爱，即使相离很远也好比就在身边，因为他们相爱; 相反，如果两个人不相爱，即使经常在身边，也好比如隔天涯那般陌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也表现了诗人对精神恋爱的追求，可见在中国古代对于爱情理解已经超越了生理，达到了极高的精神境界。古典诗歌中还有一类很特别的弃妇诗歌，“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脱也”表达女子被抛弃了的愁苦情感，但是在怨恨男人的用情不专的同时也起到了一种对后世人(女人)的警示的意义。男人沉浸在爱情中，还是可以脱身的，女人沉浸在爱情中啊，就不能脱身了，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人类社会爱情情感中的男女差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女子和男子比较起来，地位更低，所受的束缚和痛苦也就更多些，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尤其如此。
爱情，是诗歌永恒的主题。丰富多彩的爱情诗，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样的体式，在文学史的长以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国古代表现男女之间相悦、相思乃至情爱的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艺术成就。同时又不仅仅局限于小儿女的缠绵悱恻，蕴含了极多的爱情哲理，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东方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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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爱情诗词
中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度。在中国诗词发展的过程中，爱情无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数的文学家都留下了名篇。
先唐
《诗经•关雎》中“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用朴素的语言表现了男子对所思女子的无限倾慕。男子在床上翻来覆去，心绪澎湃，而随着想象，心中的感情愈发浓郁，更难入睡，最后梦见自己能够用琴瑟来取悦她甚至成家。短短几句，将痴情男子的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展现了古代社会男性对爱情所怀有的真挚而纯朴的感情和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而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则是对焦仲卿和刘兰芝悲剧的描写，而结尾处的鸳鸯又增添了了浪漫主义的气息，减轻了悲剧色彩。这个爱情悲剧的原因有社会因素(封建礼教)也有主人公自身原因(两人未能给予对方充分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感动了无数的后人。“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的誓言将二人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展现的淋漓尽致。诗中焦仲卿摆脱了男尊女卑的观点，对刘兰芝的感情发自肺腑，感人至深。
先唐时期的爱情诗歌语言一般较为朴素平实，较少使用华丽的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内容上虽有相思，抛弃(《氓》)，殉情等题材，但和后世诗歌比较，仍略显单薄。不过，这些诗歌给后世开创了爱情诗的先河，反映了先古时期人们的爱情生活，为爱情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张九龄这首脍炙人口的《望月怀远》激起了人们心中共同的情感。一轮明月，两人共赏，可惜不在一地。此句和“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第二句则是移情于景，将相思的怨念发泄到漫漫长夜。出门望月，不觉身上早已被露水沾湿，好一个痴情人。尾联中，思念者寄希望于希望梦境，将月亮赠送远人。聊聊几句，勾勒出痴情人心中的思念和一往情深，语言含蓄隽永，令人回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出自于李商隐的名篇《无题》。难于相见，而相见时却又被离别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而破败的春景又为离别渲染了悲伤的气氛，情景交融。颔联中“丝”与“思”谐音，作者用“蚕”和“蜡”代表自己，终其一身都只能苦苦追求，深深思念，却无法实现。两个意象都代表了作者愿意为爱情倾尽一生心血，用丝和光来诠释自己的关怀。颈联中作者想象对方的相思之苦，女子由于夜间思念而面容憔悴，鬓发脱落，夜晚却又止不住的思念。女子低吟时，凄切孤独，应该会觉察月光寒意。相见无望，作者寄希望于“青鸟”这个使者来传情达意。全诗富有意境，极具文学气息。作者将自己对佳人的强烈的感情融于诗中，在诗中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的希望和对难以相见现实的无奈，表现了致死不渝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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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这个时期诗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此爱情诗歌的语言，表现手法，修辞，内容变得十分丰富，风格也多样化。语言上有平实朴素，含蓄隽永，沉郁顿挫等风格。情景交融，寄情于景，烘托，对比象征等为诗歌增色，而修辞也不局限于赋比兴，比喻，拟人，对偶等都自如运用于诗歌中。许多诗歌中，对于现实的无奈和未来的希冀，都寄托于梦等虚幻的事物上。内容有作者的所见，有作者的亲身感受，也有对典故的重新诠释，是爱情诗歌的高峰。
南北朝
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用精致清新的语言描写了少女对郎君的深深思念。全诗用所思男子的角度来抒写少女的动作和情感。“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 表现了少女的娇羞和她对郎君的期盼。“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少女寄希望于南风和幽梦，盼望与郎君相遇。无法相见，只能登高临远，望穿天际的少女形象在读者脑海中挥之不去。李煜的《菩萨蛮》则是洋溢着喜悦之情。“花明月暗笼轻雾”营造了幽静，美丽，朦胧却又略显热烈的气氛(花朵怒放)，少女怀着激动热烈的心情去幽会。“见”，“颤”，两个动词生动地描绘了少女见到其他人的紧张和害怕。末尾“教君恣意怜”使少女和意中人相见时心中的激动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十分富有生活气息，是一种青稚的感情。
南北朝承接唐朝，继承了诗歌的衣钵，没有较大创新，也是词的萌芽，整体艺术风格以婉约为主。
宋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这首《蝶恋花》最后一句广受赞誉，被王国维视为人生的第二重境界。开篇便刻画了在蒙蒙细雨中远望的登楼望远者的形象。后两句乐景写哀，在一望无垠的绿草和薄雾笼罩下的夕阳下，本应是欢声和笑语，但事实却是“无人会，登临意”。在他眼中，这一切都是“黯黯”的，无法缓解心中的苦闷。借酒浇愁愁更愁，却发现强颜欢笑只能加深自己心中的悲伤。最后一语点破那无尽的春愁原来是苦苦的相思，全词戛然而止，回味无穷。日渐消瘦，只为日思夜想的家人，“衣带渐宽”形象地描绘了痴情者的形象，对爱情一往情深。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苏轼开篇便给全词定下了凄清悲伤的基调。这一句既写了作者无尽的相思，也写了九泉之下的妻子的感受。悲痛并没有被时间冲淡，却日益加深。妻子的坟墓千里之外，作者在她坟前和她交谈也是奢望，孤身一人，无人相伴(苏轼和妻子都如此)。即使能够相见，作者已经两鬓衰白，满面风尘，妻子可能已经不认识了。上阕用哀写哀，极力突出作者对妻子的念念不忘和现实中悲哀至极的感情。下阕虚写梦中之境，妻子正在镜子前面梳妆，和昨日一样。“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尽的语言积郁在胸口，化为滚滚的泪水，“一切尽在不言中”。而年年的祭日，又是断肠时。苏子将自己的一往情深倾注于这首词中，这份深情令人动容。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令苏子难以自拔，面对梦醒时刻，也这能无尽的哀叹。
另一位伟大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结合自己的不幸经历，抒发了自己对赵明辰的无尽追忆和对亡国的无尽悲哀。“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七个叠声字仿佛那绵延不绝的思念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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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郁之情，怎一个愁字了得啊!
这是中国古典艺术的又一个鼎盛时期。采用更易抒情的长短句，词从艺术上更好的展现了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感情(富有音韵)。相比与诗歌，词的格式富于变化，所包含的情感更为隐晦，读者更容易感受到作者情感的流动，爱情词达到了艺术的巅峰。
宋后
清代纳兰性德的词《木兰辞•拟古决绝词》中“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既包含了对过去岁月的留恋，更是对现实的无奈和幽怨。后两联化用白居易和杨贵妃爱情悲剧的典故来抒发自己被丈夫抛弃的的苦楚。
宋朝之后，爱情诗词的艺术成就不及唐宋，元曲较为通俗，而明清时期主要是小说。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的爱情诗歌大多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真挚感情的向往，但封建社会礼教以及重男轻女思想还是造成了无数的爱情悲剧。在现在这个开明自由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自由和权力。这些爱情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角度来赏析中国的古典诗词，传统的文化艺术。中国的文化艺术博大精深，我们需要了解的还有很多，从中汲取更多营养。
肖建华
(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山西 忻州
034000)
摘要：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它还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古典爱情诗歌，指出诗人要通过意象隐喻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图像化，从而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诗歌所表达的深层含义。
关键词：认知;隐喻;古典爱情诗歌;意象
一
“白云西上催归念，颍水东流是别心”(刘长卿《颍川留别司仓李万》)，这首诗意境优美，含义深远。诗人用自己独特的笔调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情感，用流水比喻愁情，水的连绵不断，恰如愁情挥之不去。以流水白云为对象，让我们体味到那种离情别绪。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诗人就是通过隐喻来创造一首首优美的诗歌的。那么我们又是如何体验到诗歌背后的那种深远含义呢?
当代西方认知理论强调人类语言不是存在于大脑中的孤立的结构系统，而是足以使得人脑将经验概念化的一般的认知过程。近年弗雷曼(Freeman)创立了新的学科——认知诗学。这一学科重在阐述人类心智建立和连接抽象概念的内部机制和过程。这一理论认为，认为隐喻就是通过映射将源域中的身体或文化经验图式结构投到抽象的目标域中。诗人和普通人享有的基本的经验图式、思维模式及拥有的心智能力是相同的，所以，普通读者能够和伟大诗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心灵沟通并能深入理解其作品的内涵。例如，我们常以旅行，一年或一天的经验图式构思生活这一抽象概念。“生活是旅行”的图式让我们会想到“爱是旅行”的图式，相爱的人对应旅行的人，爱的关系对应旅行中的工具，相爱的人的共同目标对应旅行上的共同目的地，关系中的困难对应旅行的障碍。“爱是旅行”是隐喻“生活是旅行”的具体表现。了解了这样的图式，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明白“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是隐喻生活中的羁旅情愁，而不是骑马漂泊旅行，也更能理解王实甫《西厢记》中：“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抒发的也是离别的伤感而非简单的送行。隐喻的认知功能在西方已得到语言学家的充分论证并声称其具有普遍性。
二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证明，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其实也是作为人类的思维方式而存在。隐喻在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麦克斯·米勒认为：语言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隐喻式的，它不能直接描述事物，而是求助于间接的描述方法，求助于含糊而多歧义的语词。隐喻由修辞到思维方法，逐渐获得了一个普遍化的地位，而且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方法，就像我们只要表达思想就得使用语言一样，我们只要认知世界与人交流就脱离不了隐喻思维。
中国是诗歌王国。中国诗歌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当今虽新诗不断涌现，但我们从未间断与古人的精神交往，赏析他们不朽的诗篇。例如我们千百遍地解读王维的诗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试图体味诗人真正的心声。据说王维的这首诗本是送给好友李龟年的，天宝之乱之后，李龟年流落江南，经常为人演唱这首诗，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落泪。但是现在我们却通常用这首诗来隐喻男女之间的相恋相思之情。把红豆写入诗歌表达爱恋之情的还有，“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温庭钧《新添声杨柳枝词》)这是一首感人的男女爱恋的诗，诗中用红豆嵌在骰子中，隐喻对对方入骨的相思之情。情深至此，也足以令人感叹不已了。纵观诗坛，诗人还喜欢以流水隐喻愁情，这方面的名句名篇多不胜数：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刘禹锡《竹枝词》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虞美人》
对此我们不需要花费太多思索就能体悟其中比喻。西方认知科学认为，人类思维就是通过大量基本隐喻对事物进行概念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通常是无意识的，自动的。我们之所以能理解诗歌蕴含之意，因为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以同样的思维机制构思生活，诗人高人之处只在其更善于对常规隐喻加工，组合，延伸，并以此捕获人们的感知，激活人类的心智体验。由此，隐喻不再是诗性思维的特质，而是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共有的特点;隐喻对于人的思维和推理将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手段。
三
诗歌是表达强烈情感的一种方式。是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浓缩。《毛诗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指出：“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的确，人们在表达强烈的情感时，必须用诗歌，因为它能表达最深入、最直接的感情。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强烈的感情往往导致诗人产生与日常思维不同的概念化过程(想象 幻觉)。这一概念化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日常生活和体验的偏离。这种偏离会导致表达的冲动，而情绪激动时人们选择的语言手段必须服从这种特别的体验。而对诗歌的理解往往也需要进入诗人创作诗歌时的那种心理状态，去体验他诗歌创作时的概念化过程和情感体验。
例如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凤。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此诗以落花为媒介，用优美流畅的语言表表达对年光流转、红颜易老、生命无常的感叹。为了传达一种感受，诗人脑海中形成了梦幻式的现实与理想结合的概念化过程，并将此化成了相应的语言表达，读者随着文字的指引，进入诗人所描绘的世界里，去感受诗人的情感体验，同样也体会到了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 这一概念化过程可以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的手段表达。语言的每一个层面都可以作为诗人进行雕琢的原材料，以表达相应的情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诗的语言往往是偏离了日常语言的，在语音、词汇方面都表现突出。
通过语音可以表达特殊的情感体验。人的精神处于亢奋状态时，会情不自禁地诉诸于声音。诗歌的韵律是诗意表达的自然结果，这是一种特殊的语音表达，成为了诗意的符号和象征，甚至成了一种作诗者必须遵守的程式。诗人凭借语言的声调、音韵、节奏来表达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他们在构词选句时，注重挖掘语言内在的音乐美的基因，注重语句的抑扬顿挫，声音的高低、长短、轻重、快慢，使之读着朗朗上口，韵味十足，给人以韵律美、句式美、风格美的美感享受。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一剪梅》)“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秦观《江城子》)诗歌篇幅不长，却五音繁会。诗人以凝练晓畅的语言，韵律和谐的音调，抑扬顿挫的节奏，跳跃多变的句式以及错落有致的诗行，抒发着内心的感慨与哀伤。
诗歌意义的表达，除了语音，主要还是靠词汇。选择不同的词汇，诗的意境会截然不同。在诗歌创作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三年得两字，一吟泪双流”，用词的讲究和用心非同寻常。
汉末《古诗十九首》中有歌咏牛郎织女为天河阻隔的诗篇：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此诗从女性角度入手，描写织女的机织生活，写她因相思而无心织布，泪零如雨。最可感慨的是：诗中不写河汉宽阔无边，而是强调它“清且浅”，二人相距并不遥远，却只能隔着轻盈闪烁的水光含情相视。这才是让人心摧骨毁的伤痛、地老天荒的遗憾。 “迢迢”“皎皎”“清且浅”“盈盈”“脉脉”这些词把整个诗歌的气氛烘托了出来，触发了读者想象的空间，感同身受，创造出一种悲伤无奈的意境。我们可以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框架理论来解释诗歌中的这种触发作用。框架理论认为，每一个词都与相关的词构成一个网络，一个词的理解依赖该词在这一网络中与其他词的关系。“迢迢”和“远离”，“盈盈”和“娇柔”，“脉脉”和“含情”，“清且浅”和“遗憾”等概念相关。仔细体会，诗中用到了隐喻，把属于一类事物的特征映射到另一类事物上，触发了不同的情景，激活了相关的认知框架，给人一种新奇和意外的感觉。
诗人为了追求新奇，获得触发的作用，有时会刻意回避可以直接表达的词语，不用抽象的直白的语言表达情感，而是要借助意象隐喻来表达。一方面表达情感体验中不同的意象的感受，一方面通过隐喻激起读者大脑中的意象空间，达到特殊的表达效果。“意象”一词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古人以为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中国传统诗论实指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处理技巧。诗歌创作过程是一个观察、感受、酝酿、表达的过程，是对生活的再现过程。作者对外界的事物心有所感，便将之寄托给一个所选定的具象，使之融入作者自己的某种感情色彩，并制造出一个特定的艺术天地，使读者在阅读诗歌时能根据这个艺术天地在内心进行二次创作，在还原诗人所见所感的基础上渗透自己的感情色彩。如我们提到的古典爱情诗，很少有直白的描述，而是用一种饱含深情的意象，作委婉的表达。 例如：宋人李之仪的《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一对有情人被江水阻隔，又共饮一江水为不幸之幸，江水于他们既是痛苦的根源，又是精神的慰藉。诗人以这种既是阻隔又是沟通的矛盾统一，将爱情写得缠绵悱恻。 造成阻隔的水自然是无情之水，沟通情感的水又是多情之水，水意象因水的不同作用，也具有不同的情感意义。
再看在其他的爱情诗中所用到的不同的意象。 古代文人墨客为表达相思之苦，留下了许多声情并茂、动人心魄的诗词名句。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白居易《长相思》)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栏干。 李煜《拟破浣溪沙》)
这两首词，都是以思妇为题材，但表达了不同的心境，也传达出不同的韵味。《长相思》是晚来依楼，曲折的水流把绵长的愁思延成缠绵的情韵，月光又映衬出相思女子的哀怨忧伤，虽着眼于“愁”、“恨”、“思”，写的却是“爱”，言简意丰，词浅味深。《浣溪沙》则深夜“倚楼”，把边塞细雨、凄清的笙乐和“倚楼”人的泪珠交融起来，充满了感伤和哀怨，因无人倾诉，无人会意，只好“倚栏干”，结尾这三字有“说不尽之意”，把人物的凄苦、孤独、盼望与忧怨都包容进去了。
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柳永，在许多写离别伤怀的词里更有不少“倚楼”的描写。如《八声苦州》：“想佳人……争知我，倚栏干处，正恁凝愁。”《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都写得痴情回荡，又缠绵悱恻，着实动人。 也许因为太多词人的渲染，写“闲情”、“春愁”;“思妇”、“离人”，总要凭栏倚楼，连虚怀若谷的政治家寇准，闲来弄笔，居然也变得儿女心肠，柔情似水了。
在许多爱情诗中，燕子也成为了抒情的意象。它们往往雌雄颉颃，飞则相随，所以成为爱情的象征，“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燕尔新婚，如兄如弟”(《诗经•谷风》)，“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诗经•燕燕》)，正是因为燕子的这种成双成对，才引起了有情人寄情于燕、渴望比翼双飞的思念。才有了“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临江仙》)的惆怅嫉妒，有了“罗幔轻寒，燕子双飞去”(宴殊•《破阵子》)的孤苦凄冷，有了“月儿初上鹅黄柳，燕子先归翡翠楼”(周德清•《喜春来》)的失意冷落，有了“花开望远行，玉减伤春事，东风草堂飞燕子”(张可久•《清江引》)的留恋企盼。
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出，诗歌并不是仅仅描绘生活，而是探索生活，当诗人在脑海中搜索美词佳句，用它们构成声色意象时，人生最初的经验便转化成新的成果——诗歌。”所以诗人之伟大在于用诗句展示新世界提供新视角，并引领我们在惯常中体验新知。
四
诗歌中的意象主要依赖隐喻，隐喻的双重意象性(源域与目标域两个不同的意象)提供了强烈的视觉对比和丰富联想的空间。诗歌中意象的组合和选择构成了诗歌的意境。落花、流水、杨柳、红豆、燕子等都成为了诗人寄予感情的客观物象，它们传达的是一种主观情绪的流动。
意象在诗歌中是没有外在相似之处的，它强调的是一种多重意义的深度的内在联系，这类意象用的就是一种隐喻的表现手法。这种隐喻的手法与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及意象诗的表现技法都有相通之处，比如波特莱尔的“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息息相通、互相感应契合，诗人可以用物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的观点以及兰波的“赋予抽象观念以具体可感知的形象”的观点，都强调深度的，多重意义的暗示。这种象与意构成的就是一种隐喻。
隐喻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形式，更是人们的一种认知机制。目前在国内，对诗歌隐喻的认识多数还停留在修辞或审美分析层面上。这里借施叶丽的一段话来总结隐喻(《隐喻早期诗歌中的运用》)：“隐喻是诗歌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修辞手段，是诗歌创作的基础砌块，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可以说诗人是用隐喻来看待生活，用隐喻进行思考的，并把普通的事物转变成象征性的财富。诗人常常使用隐喻避免诗歌的平淡和单调，使诗歌显得更美、更吸引人。诗人用隐喻使内心的感受和思想图像化，即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图像化使诗歌变得清晰、明白、生动、形象，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诗人试图传达的含义，使读者透过外在的表象深入到诗歌的内在结构从而获得更深层的意义。诗人往往通过A就是B这种隐喻模式给人以惊奇，引起读者关注，促使读者思考、发挥他们的想象，并且激起他们的各种情感，或怒或喜。正是因为隐喻的运用，一首诗才显得意义深刻，充满魅力和趣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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