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二胎”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影响
摘 要：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这一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然后随着社会发展，政策的消极面逐渐凸显出来，逐渐放开的“二胎”生育政策开始进入国家政策视野。政策的变动关键要深刻把握变动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文章在理论框架下演绎分析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教育进步，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影响，从而判定我国在目前实施逐步放开的生育政策是顺应发展需求的，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关键词：“单独二胎”;生育政策;计划生育
生育政策是通过干预出生人口来影响人口再生产过程，并进而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各种社会现象表征我国自80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改革。学者们对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维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不做变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调整放宽。政策变动容易，关键是要深刻把握政策变动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本篇文章中试图通过理论架构来推演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教育进步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影响，由此来审定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究竟是“优”还是“劣”。
一、教育影响与生育政策
假设：低出生率不一定对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而提高人口质量更为重要。在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
由于我国多年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从而节省了巨额的人口教育投资，使得我国的教育资源匹配得以优化，就业状况改善、贫困人口大为减少，而且使得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由此看出，人口政策与教育息息相关。但是，我国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已经处于1.5的低水平。而从维持世代更替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3时，人口才不会出现零增长或者负增长。考虑到“人口红利“会向“人口负债”的转变，未来我国人口政策也会由“单独二胎”向“全面放开”转变。但是，单从人口政策这一趋势来看，增加人口数量会给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生育率的降低会促成人口再生产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极大地改善了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使教育投资更加合理化。但是，我国目前生育率为1.5左右，即使在单独二胎政策的开放的情况下，据估算生育率也只会上升0.06，不会造成人口数量激增，教育负担过重的局面，在未来单独二胎政策施行下，我国还会继续在低的生育率上滑行，具体分析来说，较低的生育率会对人力资本以及教育带来积极的影响：包括教育投入的合理配置、教育办学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有利发挥普通高校在成人教育中的作用等。从这一方面来说，我国政策趋势应该由“单独二胎”政策向“全面放开”转变。
二、国际竞争力与生育政策
人口转变理论认为，在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再生产类型会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但是不同的国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用的年限却存在很大差别。对这一进程的研究，关系着本国老龄化的程度和进度，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也关系着本国和其他国家相比人口竞争力的大小，展现国际市场上未来潜在的竞争力。
就和国外比较而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可能辐射在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人口竞争力的下降。人口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人口竞争力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其规模、质量、结构与动量而显现或蕴藏的相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就我国而言，在人口规模竞争力和人口结构竞争力上，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使得我国在人口竞争力上全无优势，对比其他同样人口类型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我国在近年来借由密集型产业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发展优势将消失殆尽，进而影响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地位和发展战略。
其次是大国责任的可能缺位。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增强，导致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充分发挥作用，但是政治姿态背后一定要有国家实力对其进行有效支撑。
综上所述，我们从孩子的成本-效益模型以及人口转变理论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教育进步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虽然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没有问题，但是深刻的社会属性导致人类社会已经不单单是自然社会的进化演变那么简单，生育还是需要计划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计划生育要求。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必定伴随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目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生育政策的变革，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在目前实施逐步放开的生育政策是顺应发展需求的，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但怎样把握放开的度还需要各方学者进一步论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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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旭博 李元波 徐鸿望
摘 要：“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也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模型，对政策议程过程中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分别进行归类梳理，对政策之窗的开启及三源流的耦合进行分析，解释“单独二胎”出台的政策过程，并检验多源流理论在分析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关键词： 单独二胎;政策议程;多源流理论
一、引言——政策的出台及问题的提出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备受社会关注的“单独二胎”终于正式走上政策层面。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也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中国“单独二胎”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独生子女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导向和趋势，是中国生育政策的转折点。
作为一项影响13亿人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政府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一直持有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历经十年酝酿，无数次专家调研、讨论和测算，“单独二胎”政策才得以出台。那么，“单独二胎”政策何以出台?其中，“单独二胎”政策议程是如何构建的?推动“单独二胎”进入政策议程的关键力量有哪些?笔者拟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切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二、多源流模型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多源流理论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在1995年提出来的，该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问题的议程受到决策者的注意，在议事日程上出现，而另一些则被忽略了。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政策系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所谓问题源流，指的是问题如何被确认与界定，焦点事件、系统性的指标、对现有项目运行的反馈等都有可能引起政府对某一个问题的关注。政策源流是专家提出政策方案和政策主张的过程。政治源流主要包括国民情绪的变化、民意的反常、选举结果、政府或国会的变动、利益集团的压力运动等。这三条源流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它们的发生、发展和运作都不依赖于其他的源流。但在某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三大源流就耦合到了一起，问题就会被提上政策议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所谓的“政策之窗”。“政策之窗”只会短暂开启，稍纵即逝，需要“政策企业家”在政策之窗打开之时成功地将彼此独立流淌的三大源流结合起来，那么该问题上升到政策议程的概率会增加。这就是金登教授所描述的“多源流模型”，是当代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广泛的理论工具。[1]
在中国，政策过程逐渐成为一种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层理论。[2]多源流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解释力究竟如何呢?多源流模型的运用前提是具备一定开放性和多样性的政治系统，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升，特别是新媒体的普及极大地活跃了公众政策参与，使得当下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不再纯粹是“精英主导”模式，政策过程已呈现出相当的开放性，这使得以多源流模型为理论基础剖析中国政策过程具有一定的基础。近年来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多源流模型总体上在中国具备适用性，其关键的区别无非在于识别和控制上述理论模型与中国政治体制规则不一致的因素，以提高理论模型对特定政策经验的解释能力。[3]多源流模型具备方法论的动态性和系统性之特点，其优势在于更全面和历史地看待议程设置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后果。[3](130)因此，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模型，分析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举措，试图按照多源流理论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分别进行归类梳理，对政策之窗的开启及三源流的耦合进行分析，试图解释“单独二胎”出台的政策过程，并检验多源流理论在分析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三、“单独二胎”政策过程的多源流模型分析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政策诉求很多，但是最终进入决策过程的是“单独二胎”，这既取决于客观事实的性质或严重程度，也取决于公共权力主体确认问题的标准和程序。“单独二胎”能够进入决策过程，依据多源流理论的解释，它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者耦合及政策之窗开启的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一)“单独二胎”政策过程的问题源流
问题源流是人们在政策活动中对客观存在的、已经被觉察到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辨认与理解的过程。社会公共问题不会天然地成为政策议题，重要指标、重大突发事件或现有政策的反馈等有助于将一些状况选择性地被界定为问题。在“单独二胎”政策出台这一案例中，问题源流主要源于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全方面的负面效应以及人口形势的变化，主要是由存在问题、重要指标以及焦点事件构成。
1.存在问题及数据指标
第一，老龄化问题凸显。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水平同时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到2000年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8838万人，占总人口的7.0%，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8.87%，同时老年人抚养系数也已经提高到11.9%，[4]据联合国2010年估计和预测的数据，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6%，2030年将提高到18.7%，2040年是26.8%，2050年则高达30.8%。[5]中国老龄化问题凸显及较快的发展速度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强烈影响，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及养老保障体制带来沉重的负担和严峻的挑战。
第二，劳动力资源萎缩。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在15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新趋势的开端，并且这一趋势在今后二十年中还将加速推进。预测表明，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30年9.1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亿;2030年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9亿，[6]如此之快的下降将造成劳力严重短缺，影响经济的发展。
第三，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数据显示，1981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6年上升为110.9，1989年达到111.3%，1995、2000、2002年更分别高达115.6、116.9、119.9。[7]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总人口性别比为118.06。[8]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是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生育上强烈男性偏好双重挤压的结果。
第四，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存在潜在风险。根据中国的生命表和生育年龄分布，母亲在40至65岁之间孩子夭亡的概率是1/100左右，这样二胎家庭孩子都夭亡的概率就只有万分之一。相对于二胎家庭，“一胎化”把这个比例提高了一百倍，达到1/100左右。[9]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成为中国家庭结构的主流，客观上加大了其潜在风险。有学者估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已逾百万，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安。
2.焦点事件
问题通常并不是因这些指标而自明的，它们需要一些推动力来引起政府内部及其周围人们的关注，这些推动力就是由焦点事件所提供的。焦点事件可以强化对某一问题的某种预先存在的知觉，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已经“被人们忘到脑勺后边去了”的问题上。同时，焦点事件可以与其他的类似事件配合起来影响政策问题的界定。某类焦点事件数次紧挨着一起发生则可能会使人们意识到某一普遍问题的存在。[10]严格控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饱受诟病，近年来，相关焦点事件一直层出不穷，如2010年“法学教授杨支柱二胎抗争之路”、2012年“陕西镇坪强制流产事件”、“《一个计生委主任的失独之痛》的报道”以及2013年“张艺谋超生门事件”都暴露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中基层政策执行者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社会抚养费去向成谜，以及选择性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权问题。
(二)“单独二胎”出台过程中的政策源流：政策建议如何漂进与漂出
当问题被识别并得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关注时，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就会产生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就形成了政策源流。从人员的构成情况看，单独二胎的政策共同体的构成人员主要是学者，相关的政策建议最早也是由学者发起的。从时间上看，关于“单独二胎”的政策建议早在2004年就被提出，却到2014年才进入政策议程，十年的时间里政策建议在政策制定系统中历经了漂进与漂出的过程。
1.“单独二胎”的政策方案的提出
2004年4月，18位人口专家历时两年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上书国家计生委。建议先放开“单独二胎”，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全面二胎”。这是首次提出单独二胎的政策建议，关于政策方案形成的建议如田雪原的“三种‘着陆’方案”、[11]陈友华的分“四步走”、[12]曾毅的“二胎软着陆”、[13]桂世勋的“双轨制”、[14]翟振武的“三步走”等。[15]虽然不同政策领域的政策共同体在人员构成与分布上表现出差异性，但政策共同体中的成员都会围绕政策问题提出主张，希望自己的政策建议能得到重视。
2.政策方案的选择历程
卫计委启动调整生育的政策始于2009年，人口专家和学者(王丰、顾宝昌、翟振武等)、法学专家(湛中乐等)、经济学家(梁建章、茅于轼、许小年等)、政协委员(叶廷芳、李崴、王名、刘大钧等)、人大代表(贺优琳、陈佳贵等)不断通过上书国家计生委、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政治局常委，在“两会”提交议案等方式来呼吁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在政策企业家的持续努力下，2009年卫计委启动调整生育的政策，并在2010年初的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获得了突破，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征求意见稿)》提到要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这一方案曾得到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在2010年底经过修改微调后曾提交国务院。但之后一直没有进展，“单独二胎”漂出了决策者的视野。2011年“单独二胎”政策的酝酿接近成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工作会议通过新的“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然而政府内外都出现了反对放宽人口政策的声音，如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等人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更为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政府机构中的反对者担心生育政策放宽会导致人口突然增加，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单独二胎”政策还遭到了几个省份省委书记的反对。反对声音一度占上风，加上之后计生系统重要人事的连续变更，以及2012年十八大召开和随后的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众多因素，致使“单独二胎”政策被搁置下来，[16] “单独二胎”又一次漂出。2012年众多学者再次施压，但由于某些政府部门和学界一部分人的反对，生育政策的完善再次停滞不前。2013年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再次提议分省放开二胎，并最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迎来了“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
3.政策方案的选择标准
政策方案的选择历程呈现出“思想在政策源流中四处漂浮的画面”，[10](164)思想并不是简单的漂浮，政策思想幸存的标准——技术可行性、价值可接受性、可承受的费用、预期的公众默认以及在决策者中被接受的合理机会等标准极为相似，“如果一项政策建议一开始不能满足这其中一个或更多个检验标准的话，那么它可能需要重新拟定或者与别的东西结合起来，然后再漂浮。一项幸存下来的政策建议通常都可以满足这些标准”。[10](165)在“单独二胎”的政策过程中，技术可行性和价值判断的共识是政策出台的衡量标准。技术可行性建立在对政策方案慎重的调研和科学的测算上，包括对生育成本、生育意愿、生育率、人口总量和结构、人口变动趋势、以及政策试点结果的判断和测算。但是仅在技术上具备可行性是不够的，隐藏在技术可行性背后对政策出台起着关键因素的是价值的可接受性。价值判断的共识表现在生育政策的适当与适度，不能长期从宏观人口控制出发就决定微观生育政策的选择，要考虑到对家庭发展的长久影响;其次是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保护，允许人们在生育上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再次是社会公平，生育政策不能在生育权利上制造不公平。
(三)政治源流：政治环境有何变化
政治源流是政策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诸如公众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10](184)“单独二胎”政策议程的政治源流主要由国民情绪和管理权限划分构成。
1.国民情绪
金登教授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有大批的民众正沿着某些共同的路线思考，这种国民情绪以明显的方式经常发生变化，而且国民情绪的这些变化对政策议程和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10](186)国民情绪可以被视作一种较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通常是以公众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强大的公众舆论会对政府公共决策外部形成强大的压力群体，迫使政府不断地关注舆论和民情，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路径。事实上，关于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否应该松动一直是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话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适度放开二胎政策是很多民众的呼声。
2011年3月8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数据显示，“二胎放开”排在两会话题热榜第二位，纪宝成“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刻不容缓”成为两会代表话题热榜的第一名。2013年1月15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侠在工作会议上“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的言论”引发的公众关注度也逼近“爆表”，统计显示，21万网友参与讨论和超过2.5万条网友评论。2013年8月媒体“单独二胎”政策有望近期重启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而10月底，“卫计委否认全面放开单独二胎”的消息再次推动相关舆情热度快速升温。“单独二胎”相关话题一直是媒体和公众比较关注的热点话题。
2.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我国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党的意识形态对公共政策影响是关键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无论是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都力图通过建立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使得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这种执政理念必然要求在今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更重视社会公平、重视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遵循法治原则。过去数年间，社会各界一直在呼吁中央政府反思调整这项政策，而中央政府俯听民情，在政策表述上已经有了明显改变，预示未来政策的调整方向。“单独二胎”的出台，并不是政府向群众“想多生孩子”的意愿妥协，而是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采取的政策措施，反映了我国在调整人口结构上的努力和与时俱进。
3.管理权限的变更：政策调整的主导职能的归属调整
2013年3月，国务院进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成立国家卫计委。新华社授权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有“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表述。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卫计委“三定”方案中，明确“负责完善生育政策”属于卫计委的重要职能之一。中国人口学者何亚福表示：“在部门重组之后，计划生育部门的权力会被削弱。它将不再有制定政策的能力，在中国人口战略上的发言权也会降低”。 [17]传递出的信息透露出政府进行计划生育调整的信号和契机。
(四)三源流耦合的实现
从以上分析来看，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三流并不会自动实现汇合，汇合的实现还需要适当的时机和政策行动者的推动。
1.政策窗口的开启：十八届三中全会
金登认为在关键的时间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汇合在一起，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样的关键时间点就是政策之窗。政策之窗之所以开启是因为紧迫的问题或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于是就有了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的区别。[18]通常来说，问题之窗不可预测，例如地震等突发事件等;政治之窗大部分可以预测，例如年度预算安排、常规例会等。我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政治之窗的开启实现了“单独二胎”政策议程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汇合。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35年的改革历程中，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是构建改革框架，做出全面部署的会议，为“单独二胎”的出台提供了契合点。
2.政策企业家与三流耦合
在多源流模型中，三源流的耦合对于政策议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这三种因素中缺少一种，即如果得不到一个解决办法，不能够发现问题或问题不太紧迫，或者缺少来自政治源流的支持，那么该主题在决策议程中的位置就会转瞬即逝。尽管政策之窗可以短暂地敞开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没有很快实现这种结合的话，那么政策之窗就会关闭。”[10](230)金登教授认为，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独立流淌，它们的结合还少不了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时的登场与软化作用。在“单独二胎”政策出台的过程中，政策企业家通过相关焦点事件唤起公众与媒体舆论的响应，引导媒体和舆论以创造出一种支持和呼吁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政治环境，提升“单独二胎”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同时，软化强大利益集团的阻力和潜在的反对强度，促使决策高层对问题的感知，然后使得核心决策者在问题感知与政策行动之间构建其联系。翟振武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呼吁“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候已到”。[19]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田雪原参加中国网的面对面访谈节目。在张艺谋“超生门”事件中，人口学者，如黄文政和梁建章撰文《张艺谋应拒交社会抚养费》，呼吁张艺谋拒绝缴纳罚款，引发人们对社会抚养费是否合理的思考，并抨击计划生育部门为了部门利益拖延放开生育的时间，需要道歉的是把部门私利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计划生育机构。
四、结语和讨论
综合上述分析，“单独二胎”政策议程过程基本符合多源流模型的轨迹，是三源流在政策之窗前耦合的结果，其中社会背景因素(三大源流变化)、行动者因素(政策企业家的软化行动)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在该案例中均得到验证，与多源流模型的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同时，多源流模型也为以往“单独二胎”未进入决策议程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当时的政治源流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十八大及三中全会以前没有因素引发政治源流的变化和政策窗口的打开，即使政策企业家采取过相关的软化行动，依然没有实现源流的汇合并推动“单独二胎”进入政策议程。十八大以后，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相比之前发展得更为成熟，政策企业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提供的政策方案的测算和可行性验证更为精准和成熟，促使核心决策者的转变，实现了政策企业家与核心决策者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取向上的有效链接。核心决策者的权威又加快了原来计划平行流动的三大源流的汇合，决策议程得以设立。可见，本案例的发展与多源流模型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尽管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很多差异，但多源流模型在中国同样具备适用性，因为一种政体或一个国家中不可能只有一种议程设置模式，每一种政体下的议程设置方式都是多样化的。[20]中国不断进步的民主化进程使得议程设置过程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开放性，吻合了多源流模型的理论前提。但是，中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对政策议程设置依然有较大影响，作为舶来品的多源流理论无法回避中国情境与本土化问题。
(一)源流的独立性问题
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政策过程中，三条源流是彼此分离的，每条源流都遵循自身的规律，其发展变化也与其他源流相独立，在出现耦合前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交叉和结合。本文认为，在“单独二胎”政策议程过程中，三源流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源流的改变都将会导致或促使其他源流发生改变，耦合过程的偶然性大大降低，整个过程的目的性和战略性更强。一方面可以从源流的缘起发现，政治源流的发展变化(包括国民情绪变化和管理权限调整)均与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问题源流发展息息相关，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恶劣性让政策企业家感到忧心并进行政策调整方案，促使政府部门尤其是核心决策者感受到政治紧迫性，也促成了管理权限的调整。源流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也削弱了不同源流的独立性。同时，这也凸显三大源流呈现出一定的先后顺序，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多源流理论在我国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保持足够的独立性，这也是多源流理论在中国的情境化表现。
(二)源流的重要性问题
与西方政党选举制度不同，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稳定性较高，竞选利益不是首要考虑，不需要过度逢迎选民的意愿，而可以从长远发展的高度做出政治选择。这就使得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中的国民情绪的影响有限，它们取决于执政党对问题源流的判断，执政党往往会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和长期执政的优势，用足够的时间和投入去引导和改变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问题源流的重要性及国民情绪在政治源流中的影响。其次，执政党处于长期执政地位，对政策连贯性的要求相对较高，不能出现西方选举政治下新党派执政后完全转变政策风向的现象，新政策需要与原有政策有一定的相容性，政策路径依赖和渐进式调整的特点十分明显。这就使得政策源流之于政治源流处于天生弱势地位。无论政策源流中的方案多么完美，它都是处于“被选择”的地位，而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对政府决策具有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在影响政策议程的所有变量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三)政策企业家身份的双重性问题
我国的政治体制下部分政策企业家具有双重性身份特点，部分政策企业家既是学者又是“两会代表”，拥有提交议案的权利，他们能够同时活跃于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之中，其在不同源流中的活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协调和整合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的政策企业家有着质的区别。这种政治制度的安排有助于政策企业家从政府中打开政策议程的“政治之窗”，为政策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机会。尽管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因素在本案例中没有产生关键性影响，但并不能否认这一因素的可能性影响，因为政策企业家最早就是利用这一机会进行软化活动的。这是多源流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本土化特点。
从本案例的整体过程来看，议程设置无疑需要具备多源流理论所说的条件，“在更多的时刻，三源流耦合是不完整的：解决之道与问题耦合，但缺少合适的政治气候;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耦合，但缺少解决紧要问题的感受;政治源流和问题源流都要求采取适当的行动，但缺少值得倡导的可行方案。只有三源流耦合，才能极大地改善机会，以将某一主题牢牢固定在决策议程上。”[18](149)多源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单独二胎”政策议程“黑匣子”的钥匙。通过多源流理论对于“单独二胎”政策议程的分析，我们认为促进政策议程首先应该抓住问题源流，确定政策问题，提高政策问题认定的技术基础，扩大政策问题来源。其次丰富政策源流，优化决策结构，明确政府决策层的职责，提供决策需求，参与政策方案的论证，并扩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再次是借助政治力量，营造有利氛围，发挥公共权威在议程创建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国民情绪的正向效应;复次是要把握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推动三源流耦合，同时高度重视政策企业家的作用。
多源流理论为“单独二胎”的政策议程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这对于多源流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本文就还只是一项初步的探索，关于多源流理论的更多检验和解释，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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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olicy Agenda of “The 2nd-child Policy for Only-child Parents”：
Views based on Multiple-streams Theory
Wu Yangxi
责任编辑：宋 奇
作者：吴阳熙
摘 要：经过上世纪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推广落实，如今我国人口开始出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老龄化，用工荒等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步伐由此滞后。面对此类状况，笔者决定针对目前我国人口生育状况加以客观论述;同时，联合二胎政策内容和相关实例进行对比验证，及时制定切实提高我国人口数量，抵御劳动力资源不足等危机的方案。希望长此以往，逐渐令我国人口性别比例维持在相对正常的水平之上，为今后养老保障体系有机完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做足充分的过渡准备工作。
关键词：二胎政策;消费经济;发展关系;协调策略
结合凯恩斯主义人口社会学理论进行深入探究，我国整体劳动力资源供求结果，可以说和社会经济、人口增长速度有着直接性关联。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社会整体劳动资源需求空间就顺势膨胀，提供的岗位数量众多，就业水平呈上升趋势;相对地，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劳动需求便会同步减少，就业水平不尽理想，最终失业率当然很高。而二胎政策刚好迎合上述理论诸多规范诉求，因此，针对我国二胎政策和今后消费经济发展关系，进行实例论证，绝对是迎合时代发展步伐的必要途径。
一、现阶段我国人口生育状况的客观论述
1.人口高龄、老龄化趋势显著
通过2014年人口调查结果观察论证，关于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已经突破2亿，几乎达到总体人口数量的13%。按照此类速度，估计不到2033年，此类人口数量就会增长到4亿，同步占据我国总人口的33%，单位年限内新增加的人口数量将达到1000万人，最高年份增加到1400万人已经不足为奇。由此看出，我国人口老龄、高龄化现象着实突出，后期的养老问题着实不够乐观，在老人服务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将难以清晰化计数，最终严重限制社会可持续发展势头。
2.既有劳动力人口比重严重降低
以2011年人口调查结果为例，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为65656万人，当中生理年龄维持在15至31岁的人口比重已经上升至27.15%，并且当中流动农民工比重接近5成以上，如若将接受教育和残疾无法工作的人口刨除，作为“80后”的流动新生代农民工占据该类年龄段农村人口的比重也会同步达到65%左右，证明后期转移的空间已经不是很大。另外，现阶段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平均值已经上升至117.85，已经严重超出自然规律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持续到2014年底，我国人口总数为13.68亿，当中新生男女比例为111：100，相信不久过后此类比例仍旧会快速扩展，也就是说，在十年之内，我国将会存在3000万的男人，无法找到老婆。
二、新时期背景下我国处理好二胎政策和社会消费经济发展关系的策略内容解析
关于协调人口政策和消费经济发展关系的举措，实质上就是主动克制我国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劳动力资源缩减等危机，最终贯彻人口赖以生存的经济和社会和谐改革指标的行为流程。在控制生育质量基础上，大力推行二胎政策，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然会产生积极的导向功效。有关细致化调试措施表现为：
1.全面关注与精心应对“用工荒”问题
自从我国实施对外改革开放政策过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定区域开始明显衍生出劳动力资源短缺危机。尤其借助国务院发展中心调查结果加以对比验证，我国现阶段已经转移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达到2.3亿，剩下的不过是老弱病残群体。因此持续到2011年，我国内地用工荒问题急剧膨胀，包括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都相继衍生用工短缺危机。这类实例充分验证了，人口红利期过后，初级工人薪资水准和劳动力成本增长速度会翻倍，此时吸纳外资的优势便开始呈现弱势迹象，至于消费、生产性人口比例全面对立，前者维持上升，后者呈现下降趋势。在此类背景影响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消费经济发展前景受到全面限制，失去应有的适应活力。
相比之下，二胎政策放开可以很好地应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下的劳动力需求不足、用工荒等问题。归根结底，国家想要获得长效发展进步，就必须依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既有产业结构升级调试。而二胎政策放开恰巧能够在适当范围内稳固我国人口数量增长速率，将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人口比例严重失调问题成功解决，真正提升我国不同区域劳动生产力水准，为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指标，贡献应有的支撑引导力量。
2.尽量消除隐藏在社会内部的诸多不稳定因素
(1)内地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偏高迹象的深度遏制
长期以来，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背景下，有关新生人口性别开始被“人为性”扭曲，至此人们生育价值观念发生本质性变化，新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也全面失调。结合2011年新生人口性别调查结果分析，当中性别比严重超出正常数值且呈现逐年攀升迹象。唯独实行二胎政策放开过后，人们生育选择权才能被及时拓宽，有关生育性别选择和歧视迹象才能系统化消除，最终令我国新生人口比例回归正常。
(2)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
计划生育政策，实质上人为地打破了我国人口替换规律，随后各类人口结构问题全面衍生，当中尤以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为严峻。实质上，我国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为5000美元～10000美元，社会保障问题在我国更加严重。我国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7%。若我们继续实行较低人口生育率的一胎政策，总和生育率为1.35，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将会空前加快，到2020年将会陷入发达国家老龄化的困境，到2050年将高于同期的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老年人口比重将是印度的2倍。若我们选择折中的二胎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为1.85，人口老龄化虽仍不可避免，但可大大缓解人口老龄化引来的社会负担，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减轻因为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需赡养人口增多、劳动力人口减少、中青年负担危机。有利于开创家庭养老模式，社会养老保障与家庭养老保障相结合，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与社会环境的和诣。
三、结语
综上所述，科学合理地把握社会经济和二胎政策放开的协调发展关系，需要相关工作人员时刻将核心注意力投射在人之上，就是全程贯彻人本服务理念，向社会推广宣传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避免新生人口性别人为选择迹象的重复衍生;同时，竭尽全力地稳定新生男女比例和健康水平，为今后各项产业发展积累一定数量的人力资本。相信长此以往，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必然会产生较强的促进功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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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婧.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走向研究[D].吉林财经大学，2013.
作者简介：王强(1985- )，男，福建省泉州市人，汉，助教，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经济、证券投资
作者：王强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单独生二胎政策有望全面放开
【摘要】《第一财经日报》获悉，单独(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生二胎政策有望全国放开实施，不采取先在某个或某些省市试点的做法。
王羚
踟蹰已久的生育政策调整正在开始提速。
《第一财经日报》获悉，单独(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生二胎政策有望全国放开实施，不采取先在某个或某些省市试点的做法。下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日益临近，市场对此越发期待。
生育政策调整提速
上周某相关部门内部会议上，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将加快步伐调整生育政策，逐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限制。他同时表示，二胎政策不会一下子放开，而是要根据社会配置的承受能力逐步放开，但目标是全面放开二胎。
近年来，放开二胎的呼声日渐强烈。在网络上，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话题总能引来热议。不光是普通民众，许多知名学者、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放开二胎生育限制。
如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等多次向全国两会上交议案和提议，建议尽快放开二胎限制。
呼声背后是中国已然变化的人口形势。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经各路人口学者分析计算，已经勾勒出一幅令人担忧的人口图景：中国60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26%，并且还在迅速增加;而0~14岁的少儿占总人口比例迅速下降，五年下降6.29个百分点，达到16.6%的新低。
安徽中公教育地址：合肥市芜湖路万达广场7号楼32层
联系我们：http://ah.offcn.com/html/about/contactus/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一个社会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即为老龄化社会;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比15%至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中国人口已经出现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结构特征。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严峻的养老困局。
尽管如此，生育政策调整的步伐却相当缓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不光是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一直没有变化，即使是生育政策的微调也是幅度小，步伐缓。
以双独生二胎政策(即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为例，大部分省份在上个世纪末实施，河南省迟至2011年年底才实施，比其他省份晚实施十年左右。晚实施的原因自然是担心人口增长过快，而根据河南省社科院的专题调研，实行双独生二胎政策后，总人口超过一亿人的河南省人口最高仅能增加1.8万人。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生育间隔问题，山东省是全国最后一个取消生育间隔的。从1988年出台《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要求二孩生育女方需年满30周岁，到今年6月份修正该条例取消生育间隔，这一政策持续了25年。
单独生二胎政策，虽然传言很多，但一直没有实施。广东省曾于两年前申请放开单独生二胎政策，至今未见获批。就全国范围而言，往往是一波放开二胎的呼声或是传言刚起，立刻就有不同级别的部门人士辟谣并重申，中国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
就单独生二胎政策放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表示：“动比不动好”。
此前顾宝昌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政策调整的步伐大大滞后于实际需要。现在的形势是越拖越被动，越拖问题越难以解决。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表示，放开单独生二胎政策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件大事，虽然可能因为这个政策实际增加的人口数量有限，但是要看到，安徽中公教育地址：合肥市芜湖路万达广场7号楼3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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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策的变化传递出一个信号，中国在人口发展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作出了政策调整。
人口学者梁中堂则对单独生二胎政策持怀疑态度。“单独生二胎只是生育政策的微调，事实上中国的生育问题关键是取消生育限制，让老百姓自己选择的问题。我担心有了这个微调之后，又可以以此为理由，很多年不再调整生育政策。”
老龄化之困VS生育率反弹之忧
“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历史来看，此次单独生二胎政策放开算是一次进步。但是从现实需要来看，仅仅放开单独生二胎是杯水车薪，难以解决中国人口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口学者表示。
根据《大国空巢》作者、人口学者易富贤估算，“单独生二胎”从理论上最多让这批受益人群多生不到200万孩子。如果考虑到“八零后”相对较低的生育意愿，真正能够增加的人口还会更少。
上述人口学者评价说，从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再到全面放开二胎，这条生育政策调整的路线图多年前就已经有专家提出，决策层也有所考虑，但直到今日，单独二胎还没有实质性进展，政策调整过于保守了。
生育政策调整步伐缓慢，老龄化速度却持续攀升。根据统计，到2035年，中国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赡养比将达到2：1，即两个劳动年龄人口赡养一个老年人。近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进行的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之所以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就在于普遍存在的对未来养老之忧。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几十年不变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担心生育政策放开引起生育率的反弹。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目前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2左右，大大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根据历年来在江苏、湖北、北京等地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由于生育成本等原因，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不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江苏安徽中公教育地址：合肥市芜湖路万达广场7号楼3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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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调研表明，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人群真正生育了二胎的仅占三成左右。
易富贤表示，从国际经验看，新加坡、韩国、伊朗等国家都实行过提倡二胎的政策，结果证明是失败的，目前新加坡、韩国的生育率徘徊在0.9~1.2的超低水平上，伊朗2011年的生育率也仅有1.64。从国内经验看，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的农村地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到现在生育率全部低于1.6。
“现在形势严峻，如果在政策调整上再像过去那样缓慢，我担心已经没有很多机会了，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上述人口学者昨日表示。
对于如今生育政策调整的提速，党俊武表示，从国际上和历史上来看，人口过多或者人口过老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以适时调整人口政策是必要的，但人口政策事关大局，应该是逐步完善，积极稳妥地推进。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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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获悉，单独(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生二胎政策有望全国放开实施，不采取先在某个或某些省市试点的做法。下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日益临近，市场对此越发期待。
生育政策调整提速
上周某相关部门内部会议上，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将加快步伐调整生育政策，逐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限制。他同时表示，二胎政策不会一下子放开，而是要根据社会配置的承受能力逐步放开，但目标是全面放开二胎。
近年来，放开二胎的呼声日渐强烈。在网络上，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话题总能引来热议。不光是普通民众，许多知名学者、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放开二胎生育限制。
如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等多次向全国两会上交议案和提议，建议尽快放开二胎限制。
呼声背后是中国已然变化的人口形势。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经各路人口学者分析计算，已经勾勒出一幅令人担忧的人口图景：中国60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26%，并且还在迅速增加;而0~14岁的少儿占总人口比例迅速下降，五年下降6.29个百分点，达到
16.6%的新低。
根据联合国[微博]制定的标准，一个社会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即为老龄化社会;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比15%至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中国人口已经出现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结构特征。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严峻的养老困局。
尽管如此，生育政策调整的步伐却相当缓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不光是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一直没有变化，即使是生育政策的微调也是幅度小，步伐缓。
以双独生二胎政策(即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为例，大部分省份在上个世纪末实施，河南省迟至2011年年底才实施，比其他省份晚实施十年左右。晚实施的原因自然是担心人口增长过快，而根据河南省社科院的专题调研，实行双独生二胎政策后，总人口超过一亿人的河南省人口最高仅能增加1.8万人。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生育间隔问题，山东省是全国最后一个取消生育间隔的。从1988年出台《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要求二孩生育女方需年满30周岁，到今年6月份修正该条例取消生育间隔，这一政策持续了25年。
单独生二胎政策，虽然传言很多，但一直没有实施。广东省曾于两年前申请放开单独生二胎政策，至今未见获批。就全国范围而言，
往往是一波放开二胎的呼声或是传言刚起，立刻就有不同级别的部门人士辟谣并重申，中国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
就单独生二胎政策放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表示：“动比不动好”。
此前顾宝昌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政策调整的步伐大大滞后于实际需要。现在的形势是越拖越被动，越拖问题越难以解决。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表示，放开单独生二胎政策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件大事，虽然可能因为这个政策实际增加的人口数量有限，但是要看到，这个政策的变化传递出一个信号，中国在人口发展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作出了政策调整。
人口学者梁中堂则对单独生二胎政策持怀疑态度。“单独生二胎只是生育政策的微调，事实上中国的生育问题关键是取消生育限制，让老百姓自己选择的问题。我担心有了这个微调之后，又可以以此为理由，很多年不再调整生育政策。”
老龄化之困VS生育率反弹之忧
“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历史来看，此次单独生二胎政策放开算是一次进步。但是从现实需要来看，仅仅放开单独生二胎是杯水车薪，难以解决中国人口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口学者表示。
根据《大国空巢》作者、人口学者易富贤估算，“单独生二胎”从理论上最多让这批受益人群多生不到200万孩子。如果考虑到“八零后”相对较低的生育意愿，真正能够增加的人口还会更少。
上述人口学者评价说，从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再到全面放开二胎，这条生育政策调整的路线图多年前就已经有专家提出，决策层也有所考虑，但直到今日，单独二胎还没有实质性进展，政策调整过于保守了。
生育政策调整步伐缓慢，老龄化速度却持续攀升。根据统计，到2035年，中国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赡养比将达到2：1，即两个劳动年龄人口赡养一个老年人。近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进行的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之所以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就在于普遍存在的对未来养老之忧。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几十年不变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担心生育政策放开引起生育率的反弹。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目前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在
1.2左右，大大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根据历年来在江苏、湖北、北京等地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由于生育成本等原因，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不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江苏进行的调研表明，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人群真正生育了二胎的仅占三成左右。
易富贤表示，从国际经验看，新加坡、韩国、伊朗等国家都实行
过提倡二胎的政策，结果证明是失败的，目前新加坡、韩国的生育率徘徊在0.9~1.2的超低水平上，伊朗2011年的生育率也仅有1.64。从国内经验看，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的农村地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到现在生育率全部低于1.6。
“现在形势严峻，如果在政策调整上再像过去那样缓慢，我担心已经没有很多机会了，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上述人口学者昨日表示。
对于如今生育政策调整的提速，党俊武表示，从国际上和历史上来看，人口过多或者人口过老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以适时调整人口政策是必要的，但人口政策事关大局，应该是逐步完善，积极稳妥地推进。
卫计委回应放开单独夫妻生二胎:计生政策无变化 法制晚报讯 针对有媒体报道“单独(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生二胎政策有望全国放开实施，不采取先在某个或某些省市试点的做法”，今天上午，卫计委新闻宣传司相关负责人称，对于计生政策调整的事情，卫计委新闻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卫计委新闻发言人邓海华曾多次予以回应，已经表明了卫计委的态度，目前卫计委对于计生政策调整没有最新的变化。 在今年8月份的卫计委例行发布会上，卫计委新闻发言人邓海华曾表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卫生计生委将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做好完善生育政策的相关工作。
在此前的采访中，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曾告诉记者，生育政策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计划生育政策，更不能认为是可以生二胎或者“单独二胎”。
毛群安也曾在卫计委的官方网站明确回应，我国必须将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完善生育政策”是新组建的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一项重要职责。
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又要考虑群众的生育意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等诸多因素。因此，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慎重稳妥、统筹协调的原则，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组织调研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关系，研究提出完善政策的思路和方案。
新闻链接
今天有媒体报道，单独(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生二胎政策有望全国放开实施，不采取先在某个或某些省市试点的做法。
报道称，上周某相关部门内部会议上，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将加快步伐调整生育政策，逐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限制。他同时表示，二胎政策不会一下子放开，而是要根据社会配置的承受能力逐步放开，但目标是全面放开二胎。
单独生二胎政策，虽然传言很多，但一直没有实施。广东省曾于两年前申请放开单独生二胎政策，至今未见获批。
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
梁建章、黄文政
2013-11-22 08:19阅读(4202)评论(23)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胎政策，这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其变化的方向令人欣慰,但步子太小;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
我们曾多次撰文论述，中国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即使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都难以走出困境。长期低生育率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科技、国防带来巨大的危害，对中国的资源掌控和环境改善也是弊大于利，从而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相信，要维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必须将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这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通俗来说，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人口最终将稳定。中国的更替水平是在2.2以上，即每对夫妻平均至少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长期不衰减。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是1.19，2011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则分别是1.05和1.25。尽管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的生育率数据被低估，但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回推验证历史数据发现，这种低估现象就算存在也非常有限。即便假设生育率被低估10%，那2012年的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而这一年还是认为会带来婴儿潮的龙年。在2.2的更替水平下，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
与原先那种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相比，放开单独二胎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还远远不够，因为放开单独二胎本身虽然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生育率的有限反弹，但其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长期效果极其有限。我们希望这项改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改弦易辙的起点。
那么放开单独二胎会对生育率提升带来多大的效果呢?不妨回顾一下之前政策实践和政策微调的效果。
比如根据江苏省生育政策，女方为农村居民的单独夫妻可生二胎。近年，早期政策下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都进入育龄期，但却没有多少符合政策的人申请生
育二胎。从2006年至2010年，“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课题组在江苏六个县/市开展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基线和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有越来越多夫妻符合政策可生二胎，但他们生育的孩子数没有出现与生育政策相应的增加。只有10%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妇女已经生了两胎;即便在35-39岁的妇女中，生二胎的也不到30%。
各地双独二胎政策已实行多年，对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微乎其微。例如，上海是独生子女比例较高的城市，据2012年12月12日《东方早报》报道：被调查的上海市80后已婚夫妻中约有80%的夫妻符合双独可生二胎政策，而今年1-9月份的户籍人口二孩率在8%左右。说明双独夫妻中生育二胎的比例很低。又如，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分别于2006年、2008年，选取东城、海淀、昌平三区调查了2000余育龄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形成《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比较研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双独家庭生二胎的欲望并不强烈。城市双独家庭受访者中，26.13%选择了“愿意生二胎”，44.16%选择了“不愿意”，29.71%选择了“没想好”;而农村双独家庭只有36.33%愿意生育二胎。
有条件放开二胎难以有效提升生育率的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上述发达地区。不久前，《新京报》报道，山西翼城县在二胎试点28年之后，人口并没有急剧增长，生育率反倒下降。接着，《每日经济新闻》又报道，山东长岛县实行二胎政策将近30年，人口连年负增长。此外，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都试点过二胎政策，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都远低于更替水平。
这些证据都预示着，即使是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也不会高，至于更为保守的放开单独二胎，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更是杯水车薪。生育不像自来水可随意开关，因为少子化一旦成为常态，逆转将极其困难。根据历史经验，没有哪个国家的生育率处于极低后还能成功恢复正常。不管政策是否放松，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这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二是东亚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相似的社会发展下，东亚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更低。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极大地摧毁了正常的生育文化。
对提升生育率来说，真正棘手的是低生育率陷阱。少子化让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更高，导致想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若社会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不会感到这么大压力，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会比现在更自然和健康。越低的生育率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反过来导致生育率更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另外，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未来社会极度老龄化，养老负担沉重，让育龄家庭不堪重负，也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又一种恶性循环。年轻夫妻普遍感觉养不起孩子并开始感受到赡养老人的压力，说明中国已经完全了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那么如果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数会有多大的反弹呢?生育意愿是决定实际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它通常可以表达为家庭问卷调查中的理想孩子数。我们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出1990至2010年共211篇文章，综合这些文章中的475张表格共280897人的数据得出下表。
中国生育意愿(理想孩子数)1990-20002001-2010
城市居民1.461.39
农村居民1.831.79
外出务工缺1.73
该表显示，1)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城乡生育意愿都在下降;2)农村与城市的生育意愿相差不超过30%，外出务工者介于两者之间;3)不仅城市，甚至农村的理想孩子数也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不过许多表格没有明列政策前提，所以表中的理想孩子数可能低估了真实的生育意愿。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 (Yamaguchi和Youm, 2012)，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却都不到 1.4。由上述数据可推断，在没有任何限制下，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不会超过1.7。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1年泰国和越南的生育率分别为1.58和1.82。无论是人类发展指数还是人均GDP，中国都高于泰国，更远高于越南。这也可以佐证，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不会高过1.7。考虑到完全放开生育后，还存在补偿生育(即过去因为限制没有实现，但放开后将实现的生育)，为了估算补偿生育率，把 1980年以来实际生育率不足1.7的年份补至1.7，得出当年因限制未实现、当前还愿实现的“遗憾”生育意愿。由各年份和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可得出2014年的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再按各年龄的剩余生育率分布将“遗憾”生育意愿分配到未来年份，扣除届时年龄的不孕比例，再按年份加和得出未来每年的补偿生育率。
该方法倾向于高估全面放开之后的生育水平。第一，对无限制的正常生育率采用了很可能高估的数值。第二，未考虑节育因素和考虑剖腹产对生育的短期抑制作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中国剖腹产比例在2008年就达到46%，为全球最高。第三，没有考虑城市长期一胎化政策导致的把少子化当成正常生育状态的观念因素，也没有考虑低生育率陷阱。
根据上述方法估算，如果在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不只是放开二胎)，2014至2018年的生育率将分别为2.3、2.
1、2.0、1.9、1.9。至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12年发布的《人口形势的变化 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认为，在更保守的放开二胎的情况下，头几年生育率可能超过4.4。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可能性是零。实际上，参与这份报告的部分学者对中国人口形势一直存在严重误判，其许多研究结果毫无科学严谨性和学术价值。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抽样原始
数据显示的总和生育率为1.23，但被调高40%到1.8，该数字成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基本依据。虽然当时确实存在漏报，但40%的调整幅度是匪夷所思。实际上，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推，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34，远不到1.8。比起那时把生育率从1.23调整到1.8，2012年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对全面放开二胎后形势的估计之离谱更是过犹而无不及，他们误判人口形势的倾向依然在继续。
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足以印证，限制生育政策的逆转所带来的反弹非常有限，而恢复到正常的生育率将难上加难。新加坡和韩国都曾实行过柔性的生育控制政策，后来都改弦易辙。新加坡在1987年的生育率为1.62，1988年从控制改为鼓励生育，其后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9
6、1.7
5、1.8
7、1.77和1.76，反弹幅度远低于我们对中国完全放开后生育率反弹的估算。目前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2左右，与台湾、香港、澳门等华人地区同处世界最低水平。从1996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更替水平，但生育率却从1.58降至1.16;自2005年韩国开始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2至1.4之间。
基于以上证据可以预料，即便现在立即全面放开，生育率的反弹也将非常有限。完全放开后，新生儿数量将从2013年的1600万左右，反弹到其后5年的2600万、2300万、2100万、2000万、1900万，即使2014年的峰值也要低于1990年的2900万的水平，相对反弹幅度略高于1980年代末期的生育高峰，但要远小于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
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又会雪崩式下滑。原因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会回落之外，还有育龄女性数量的急剧减少，因为1990年代生育率快速下降已导致90后母亲在未来一二十年的锐减。这个大滑坡将严重恶化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未来人口的衰减，将给中国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应对这个滑坡的最好方式是，在完全放开后，当生育率再度下滑到更替水平时，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力求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维持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虽然分步放开的方案看似稳妥，但全面开放却有更多的好处。
首先，很多农村居民按“一胎半”政策本来就可生育二胎。现有政策放宽到单独二胎，对于他们的效果十分有限。更者，一些接近生育期结束的女性多年期盼能有第二个孩子。她们大都不是独生子女，再不放开她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在中国新生儿数量长期萎缩已经不可避免的今天，允许她们生育不仅可以避免她们终生的遗憾，也有助于缓解出生人口滑坡式衰减。
其次，单独二胎政策意味着一对夫妇是否能生育二胎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是独生子女，这种由出身来决定生育权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基本的公平原则。长期以来，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直滋长着社会的不满情绪，民怨极大。
单独二胎政策依然还是在限制民众的生育权，这将会继续产生不必要的社会矛盾，损害党和国家的信誉。
第三，随着失独家庭增多，养老问题恶化，以及低生育率的各种弊端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人将认识到自1980年开始的严厉化的生育限制政策完全是个错误。如果说早年犯下这个错误是因为认识不足、判断失误还情有可原。今天依然延续这个错误将引起社会对政府的执政能力的质疑。现在需要的是与过去的错误切割，改变人口政策的方向，而放开单独二胎这种弱化了的限制政策则会给社会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
最后且最重要的是，不应该把孩子增加当成洪水猛兽。在生育率比我们高得多的西方国家，婴儿潮被当成社会福祉，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自然资源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唯有本民族的孩子需要自己生育和培养。即便应对出生的反弹需要一些付出，但未来的回报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现在出生的孩子多一些，短期内可促进内需，提振信心，长期来看更是有利于缓解中国人口得老化和锐减所带来的危害。
当然，人口危机是个慢性问题，在宏观上一两年的政策延缓也许不会对未来结果造成根本性的差异，而逐步放开在政策连续性和稳妥性上可以理解。如果确定第一步只是放开单独二胎，那我们建议，在这项政策实施后，密切监测生育率的变化。理论估算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限制性政策逆转的第一年是生育反弹的最高峰。因此，如果在有限放开的第一年之后的生育率依然低于更替水平，那么就应该立即全面放开，而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了。
我们期望中央真正体认到，人口优势是中国复兴的战略基础，低生育率所造成的人口危机将严重威胁中国的未来。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这种现象必须改变。大船掉头即便慢一些，但方向必须正确。全面放开生育并在补偿反弹过后开始鼓励生育才是正确的方向。然而，提升生育率来是一项长期的极其艰巨的任务。在低生育率陷阱下，养育孩子的负担将越来越重。因此最关键的是需要建设性地实行各种鼓励生育措施，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而且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我们相信，这将是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养老难、娶妻难、招工难，即将爆发的大规模人口问题，已经被最高决策层所注意。
10月29日闭幕的五中全会公报确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对于昨天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宣布，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国内多名人口学、社会学、社会改革发展及经济专家，详解全面开放二孩政策背后的意义。
单独两孩实践遇冷
全面二孩不会出现爆发性增长
中国人口学会副秘书长陆杰华认为，这应该是意料之内的一项政策，“也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把生育决策权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回归到夫妻之间。”
至于为何选择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陆杰华分析说，生育政策调整，是基于我们国家的实际国情，毕竟我国人口比较多，之所以到现在放开，也是需要一步步来。从单独二孩政策到现在全面放开，我们也是经历了两年多时间。
单独二孩政策从2013年落地至今至少，从申请数据来看，并不是那么美好。
对于单独二孩的实际情况与预期之间问题，陆杰华说，之前他们也在浙江进行过调研，发现实际情况明显低于预期目标。并且申请单独二孩的人比较少，“单独二孩达不到一定要求，这就需要进行全面放开的这一步。”
事实上，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实行近一年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就称，当局原本预计新政策推行后，每年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但截至今年8月，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只有70万对提出申请，而目前获批的仅62万对，远远低于官方预期。
“我觉得这和单独二孩的人群不一样，毕竟是全部放开，我估计数量大概在一亿人左右的家庭。”在谈到全面放开会不会导致人口爆炸性增长时，陆杰华的态度是，政策实施后，2017年和2018年的生育规模可能会有明显增长，至于增长的有多高，还需要看未来的数据。“肯定比不放开要高一些，有堆积也是正常的，没堆积才是有问题。现在百姓在生育上也更加理性，毕竟受到的主客观影响也比较多。”
中国劳动力人口3年连降
新政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当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高，新增劳动力人口逐年降低，由此带来目前的养老难、招工难问题已日益严峻。
本报智库专家、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6-59周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去年减少了371万，降幅超过2013年的244万。该年龄段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是在2012年，当年15-59周岁年龄段人口减少了345万。
我国已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劳动力供给的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压力骤增。这也造成很多“中国制造”产品的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卓勇良说，正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经历过的一样，伴随劳动力人口下降而来的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减速。劳动人口减少虽说可以防止失业率上升，但同时也将推高劳动力成本，进而削弱制造业和出口竞争力。
陆杰华说，这也有利于对未来提供更多的养老资源，毕竟我们国家主要还是家庭养老，这样也是为解决未来养老问题的一个方式，提供有利的人口环境。
面对“失独”之殇
有助家庭结构合理化
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在这个节点全面放开二胎，从宏观角度来说，对于促进整个中国人口结构的合理化有重大积极意义;从微观角度来说，也有助于每个家庭人口结构的合理化，尤其是一定程度上缓解失独家庭之痛。
近些年，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不合理的负面效应集中凸显，养老、子女教育甚至于独生子女本人的个性发展都已成为问题。从社会保障角度来讲，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现在愈加引发社会关注的失独家庭就是该风险下的牺牲品。据相关统计，目前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失独父母，老无所依，这种痛本是可以通过调整生育政策避免的。因此，全面放开二胎，对于优化家庭结构有正面、有效的作用。
二孩生下来
对经济有拉动作用
钱报智库专家、浙江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昨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个时候全面放开两孩，也确实是时候了。
按照目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来看，在未来达到一个峰值之后，会进入一个加速递减的过程。这对于整个经济消费是不利的。即使在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已经变成了人口净流出城市，当地的房地产等行业都不景气。如果再这样下去，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徐剑锋表示，全面放开两孩之后，对于经济肯定会有一个拉动作用，短期来看，一波新生儿的出生肯定会促进婴幼儿市场的发展，而从长远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对于拉动内需的作用是巨大的。
他注意到一个数据，放开“全面二孩”后，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规模预计将在250万左右。每年将带来新增的消费将超过700亿，此外，随着新生人口的增加，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需求势必将会增加。新一波的人口红利将会到来。
(二)
独生子女费
独生子女费是计划生育政策自实施以来，中国对独生子女实行奖励政策。当父母领取独生子女证后，就可以享受单位每月发放的奖励金，一般独生子女费的发放标准是5-10元，发放时间从宝宝出生之日起，一直到孩子满14周岁为止。等到退休后又可以享受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即原退休金额外+5%的奖励，或以一次性发放补助代替。不同地方独生子女费发放标准有不同，例如在《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中，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从原来的每月2.5元上调至3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给予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奖励的措施中由其所在单位落实的，有关单位应当执行。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生二胎退独生子女费吗 在2014年11月24日的报道中，河南当地政府要求生二胎的市民退还独生子女费，按国家规定，合法生二胎的夫妻享有的独生子女费不需退还。那么生二胎退独生子女费吗?
2014年11月24日，据河南当地媒体报道，郑州市民陈女士符合条件生育二胎，但是向社区申请二胎指标时被告知：夫妻俩享受的独生子女费，应当如数退还。“独生子女费，是政府给予的奖励。现在要生二胎了，咋又能要回呢?”对于陈女士的疑问，二七区淮河路办事处计生办工作人员解释称，他们是按照上级部门要求执行的。
到底生二胎要退独生子女费吗?根据2014年1月8日国家卫计委出台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的通知》，其中要求“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的，应当注销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停止继续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待遇，此前已经享受的不再退还。”因此，合法生二胎的夫妻是不需要退独生子女费。
独生子女费发放政策
按照《立法法》第84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不溯及既往原则。独生子女费是计划生育政策自实施以来，中国对独生子女实行的奖励政策，凡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从领证之月起到子女14周岁止，每月发放独生子女保障费5-10元。 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不久，开始对独生子女家庭实行奖励政策。从1982年陆续开始，全国各地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当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有关“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夫妇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50%”的意见，制定了每月5元独生子女费的奖励规定。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在申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可以在一定年限内领取独生子女费。
针对生二胎退独生子女费的问题，在2014年1月8日，国家卫计委出台《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的通知》，该通知第四条载明，抓好政策衔接。其中要求包括申请再生育的夫妻此前享有的独生子女费用不再退还。具体为：
1、单独两孩政策适用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独生子女是指夫妻生育或合法收养的唯一子女，即没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或曾有兄弟姐妹但兄弟姐妹均于生育子女前死亡。
2、户籍不在同一省(区、市)的单独夫妇可在已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一方户籍所在地申请再生育。
3、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的，应当注销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停止继续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待遇，此前已经享受的不再退还。
4、鼓励按政策生育，对自愿放弃再生育的，依申请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落实奖励优惠待遇。
5、严肃查处政策外生育特别是多孩生育，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
独生子女费发放标准
领取独生子女证后可享受一定的优惠措施。独生子女费是计划生育政策自实施以来，中国对独生子女实行奖励政策。凡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从领证之月起到子女14周岁，每月发放独生子女保障费5-10元。
根据地区不同的情况，发放的独生子女费是不同的，这就牵涉到独生子女费的发放标准。独生子女父母在退休后可以享受原退休金额外+5%的奖励，或以一次性发放补助代替。
以广东省为例，独生子女费发放标准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七条，本省户籍独生子女父母，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享受以下优待奖励补助：
(一)属于职工和城镇居民的，从发证之日起至子女十四周岁止，每月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十元，并可给予适当奖励。独生子女保健费和奖励金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职工以外的其他人员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解决。对于城镇居民中的独生子女父母，男性满60周岁，女性满55周岁时，按一定标准发放计划生育奖励金;
(二)属于农村居民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奖励或者办理养老保险;
(三)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后未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夫妻，由人民政府给予一定的扶助金;
(四)就业、住房、扶贫救济及子女入托、入学、医疗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
(五)产妇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三十五日的产假;男方享受十日的看护假。产假、看护假期间，照发工资，不影响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
前款第一项、第三项规定的计划生育奖励金具体办法和扶助金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自本次修订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另行制定。
独生子女费发放年龄
我国对独生子女费发放年龄规定为直至孩子年满14周岁，有的地区发至孩子年满16周岁或者18周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本条第二款规定了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可以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规定享受奖励和照顾。其中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有的地方也称奖励金，有些地方从另一角度规定为发放独生子女保健费，是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公民发放的额外的补贴。我国除台湾以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规定，对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家庭，从领取独生子女证之日起，每月发放一定数额的独生子女保健费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直至孩子年满18周岁、16周岁或者14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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