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践中的运用探析
对于刑事证明的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该条款虽然规定比较抽象，但在实践中被运用广泛，一般理解为“孤证不能定案”，即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才能定案，由此确定的证明模式即为印证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是刑事司法人员判断证据和案件事实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法则。下文结合实践案例对印证证明模式的运用作简要论述。
[案例一]2009年4月17日，被害人石某报案称4月16日晚上被一蒙面人抢劫手机及现金，后公安机关通过手机信号追踪到犯罪嫌疑人陈某。经讯问，陈某详细地供述了抢劫被害人石某的过程，与被害人陈述大致相符：陈某还详细描述了作案现场，与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相符。案件移送起诉时，陈某翻供称未实施抢劫，手机系他人卖给自己的，并称以前供述是在被刑讯情况下所作。
[案例二]犯罪嫌疑人赵某伙同另一犯罪嫌疑人驾驶吉普车流窜作案。2009年6月10日凌晨，两人在盗窃一面包车时，被公安民警当场发现。赵某被当场抓获归案，另一犯罪嫌疑人逃离现场。据赵某供述，在逃犯罪嫌疑人为李某，与赵某是同乡。此外，公安机关还从作案工具吉普车上扣押到李某的身份证及驾驶证各一份，与赵某供述相符。经查，该吉普车也是赵某等人盗窃所得，并非李某所有。
[案例三]2008年11月6日晚，行人刘某被撞死在城区道路。公安机关出警后在离事故现场五公里的田地里找到了醉酒驾驶的翁某并扣押了该白色皮卡车。经讯问，翁某因醉酒不知自己是否发生交通事故;经调查，有两名证人证实一白色皮卡车撞死刘某的事实，但未看清肇事司机及车牌;经鉴定，翁某驾驶的白色皮卡车前端灯光装置损坏。
上述三个案例中的证据能否认定各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需要从三个方面审查分析。
一、刑事证明思维模式选择——口供补强规则模式与印证证明模式
口供补强规则与印证证明同属刑事证明的思维模式。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口供补强是指在口供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之一，必须与其他证据一起，相互印证一致后。才能起到认定事实、确定被告人有罪的作用。印证证明模式是利用事物间相互印证的关系，借助这种相互印证关系。判断某个证据的真伪和某个事实是否存在。案件事实发生后，证据和一定的案件事实，以及证据事实与证据事实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这样。为判明一定证据的真伪及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就可以把该证据与其他有关的证据结合起来，考察它们之间能否相互证实或协调一致。该模式虽然在我国法律上无明文规定，但在实践中广泛运用，而且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据法上的补强证据规则便是对证据相互印证最有力的肯定和强调。而补强证据规则本身就是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或发生其他危险，法律规定在运用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充说明其证明力的一项证据制度。由此可知，印证证明模式与补强证据规则在思维方式上存在一致性。若对上述三案例用口供补强规则进行分析，案例一存在口供，可以适用;而案例二及案例三并没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无法适用。
口供补强规则的局限性表现在法律依据上是《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部分内容，即：“对一切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对于该条款后部分内容却没有正确表达。其局限性表现在司法实践中是片面强调口供的重要性，忽视口供以外证据的收集，导致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增多。相较而言，印证证明模式并不将证据类型限制在口供，而是扩展至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全面地反映了《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含义，对没有口供，但有其他证据证实的也可以认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3条规定：“间接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的，也可以认定。”因此，对刑事证据分析不宜用口供补强规则，适宜采用印证证明模式。
二、印证证明模式价值定位——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但由于在案件的侦查、审查各个阶段，案件的承办方均承担了完全的举证责任，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一旦出现证据不足的情况，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作无罪处理。因此，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在办案中难免陷入重有罪证据轻无罪证据的误区。例如，在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情形时，若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确实的证据，则往往认为纯属狡辩，不予采信也不予调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条规定：“对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应当着重审查与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因此在运用证据印证模式时，不仅应对证明有罪的证据是否达到印证标准进行综合分析，而且还应对证明无罪的证据是否达到印证标准进行分析判断，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如在案例一中，犯罪嫌疑人陈某在公诉阶段翻供。我们就应当仔细审查其翻供的理由，并调查其他相关证据如讯问的录像、进入看守所的体检情况或其同监号人员的证言等，审查陈某的辩解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印证，以达到排除矛盾、查明真相的目的。印证证明模式将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同等看待、分别审查的价值定位对于端正执法理念、应对犯罪嫌疑人翻供、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印证证明模式证明力判断——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作用，单个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体现在与待证事实关联性的大小，而多个证据组合的证明力大小一般体现在证据之间的联系。印证证明模式作为一种证据规则，其主要作用就是将具有证明力的各单一证据联系起来，使之形成具有证明力的证据组合，达到证明待证事实的目的。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按关联性大小不同，可以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可以直接证明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证明力较强;而间接证据则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才能证明是否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证明力较弱。
印证证明模式一般先以证明力较强的直接证据作为主要证据，然后再分析其他证明力较弱的证据能否与主要证据相互印证，从而达到证明案件事实的目的。如在案例一中陈某的供述系直接证据，而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被抢手机、被害人陈述为间接证据，则应先假定陈某的供述为真，再审查勘验、检查笔录及手机、被害人陈述等证据在细节上能否与供述相印证。案例二中同案犯罪嫌疑人赵某供述为证明盗窃是否李某所为的直接证据，现场扣押的李某身份证及驾驶证、被扣车辆为间接证据，则应先假定赵某供述为真，再审查身份证、驾驶证、被扣车辆的信息内容能否印证赵某供述，排除合理怀疑，达到证明结论的唯一性。案例三中对于交通肇事是否属于翁某所为并没有直接证据，但有看见肇事车辆(白色皮卡车)的两名目击证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出具的抓获翁某经过及对翁某车辆的痕迹鉴定等间接证据。就单个证据证明力而言。目击证人证言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较强，则先假定肇事车辆即为翁某的白色皮卡车，再审查抓获翁某的时间和地点情况及车辆有碰撞痕迹的情况，审查证据之间能否在细节上相互印证并得出唯一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印证证明模式对刑事证明司法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可以把印证证明模式的一般运用方式归纳为：首先对具有证据能力的单个证据进行审查，区分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后，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再审查有罪证据中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接着审查无罪证据中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最后综合全案证据，审查最终结论是否具有唯一性。
作者：邹俊豪 赖国东
摘要：岛屿主权争端主要是因为国家间关于岛屿主权归属而产生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分歧或对立。国际法赋予了主权国家利用本国领土的权利，而此权利同样适用于构成一国领土的岛屿、岩礁。一方面，岛礁建设是主权国家实施的领土建设与改良活动，充分体现主权国家对岛礁的领土主权要求。另一方面，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主权活动体现主权国家对争议领土的有效控制，但其并不是判定领土主权归属的唯一证据，还要结合其他国际法原则进一步进行认定。岛礁建设作为主权活动，需要依据主权活动的证明作用予以进一步明确。
关键词：岛礁建设;岛屿争端;主权活动;证明作用
The evidence value of islands construction in the island sovereignty dispute
MA Ming-fei， XING Zheng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Key words：islands construction;islands disputes;sovereign activities;certification role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所确立的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对海洋归属和管辖权的重新调整和对海洋资源的再分配。尽管《公约》不解决领土归属问题，但是领土归属问题却影响着各国管辖海域的范围和宽度。任何岛屿的获得不仅意味着陆疆的扩大，而且意味着海疆的拓展。因此，《公约》使各国的海洋权益冲突大大加剧。[1]227依据《公约》第121条规定，岛屿和岩礁在获得海洋权益能力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然而，《公约》缺乏对维持人类居住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明确标准，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不遗余力地对其管辖控制下的岛礁进行保护与开发，并期待通过此举满足其作为岛屿而存在的事实，以获得更为广阔的海洋权益。由于《公约》制定的时代，岛礁建设技术发展不够成熟，仅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有部分论文和专著提到了岛礁建设的相关议题。进入21世纪后，岛礁建设迅速发展，但岛礁建设国际立法滞后于国家实践，在国际法层面上尚未形成与岛礁建设有直接关联的法律规定。[2]尽管岛礁建设关系到国家主权、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管辖权、海洋边界的划定，[3]127但笔者主要分析的是在岛屿主权争端中，主权国家的岛礁建设活动在岛屿主权争端案中的证明作用问题。
一、岛屿主权争端的国际法范畴
《公约》确立的法律制度，实质上是对全球海洋空间归属权和管轄权的再次分配。在此过程中，主权国家之间为争夺海洋权益，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蓝色圈地运动”。[1]57依据《公约》中岛屿的规定，海上陆地被认定为岛屿，且为一国所有即可，拥有极其可观的海洋权益。任何岛屿的获得、认定意味着海洋疆界的扩大和管辖海域范围的增加。因此，海洋争端中，岛屿争端占据了重要地位。根据学者研究，岛屿争端主要分为岛屿界定的争端、岛屿主权争端和岛屿能否作为基点方面的争端。[4]75-80
(一)岛屿主权争端的概念
岛屿主权争端是因岛屿归属问题产生的争端。从国家实践角度来看，主权国家对某争议岛屿主张原始权源，以及领土法中领土取得的方式，包括传统方式和现代方式。[5]268-269自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法院的成立，国际法院在领土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不断显现，并创设了解决领土争端的判定规则，如：有效控制规则、时际法、禁反言等。受到国际法院的影响，领土取得所涉及的法律依据也不断丰富，包括时际法、保持占有、关键日期、殖民时期的有效管辖、主权活动、当事国和第三方的态度、地图证据等。[6]7岛屿主权争端属于领土争端的范畴，由于《公约》不解决领土主权问题，所以不能适用《公约》中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解决。[4]75-78
(二)岛屿主权争端解决适用的国际法原则
在历史上的封建时期，罗马私法上的财产概念曾被用于描述统治者享有的领土主权，这种影响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才慢慢消失。此后，主权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由统治者作为国家法定代理人来行使。在岛屿主权问题上，两个或多个国家同时对一片土地提出主权的主张，需要认定主权属于哪一国独有。在国际法院审理的岛屿主权争端中，主要适用条约信守原则、保持占有原则、有效控制原则解决上述问题。
1.条约信守原则
条约信守原则是指一个合法缔结的条约，在其有效期内，当事国有依约善意履行条约的义务。[7]国际法院在审理领土案件中，首先需要考虑争端当事方是否存在有效的条约，从而利用条约解决领土主权争端。
在适用条约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过程中，首先，国际法院肯定殖民边界条约可以作为确定岛屿主权争端的依据。[8]37依据条约继承理论，以及《1978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国际法院主要考察当事方援引的条约，尽管新独立的国家对原殖民国家或宗主国所签订的条约有权拒绝继承，但国际法院的态度更倾向于条约是能够有效解决主权争端的;其次，对于条约的解释问题，国际法院确认条约解释规则构成国际习惯法。关于当事国援引条约存在不同解释的情况，应适用条约解释规则进行解释，不论当事国是否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缔约国。
2.保持占有原则
保持占有原则是指摆脱殖民化的国家在获得独立时通过继承以前殖民地行政边界的方式确定自己国家的边界，目前已发展为一般习惯国际法。[9]国际法院在解决独立后的国家间岛屿争端中适用了保持占有原则。并在解决岛屿主权争端的司法实践中，采取了两种利用方式。第一种，通过殖民国的司法判决或具体文件作为保持占有的解释。如卡塔尔诉巴林海域划界和领土争端案中，两国对加南岛是否属于哈瓦尔群岛存在争议，英国1947年递交给两国的信件中明确表明“加南岛不属于哈瓦尔群岛”，基于此国际法院将加南岛的主权判给卡塔尔。[5]105第二种，以新独立国家独立后的行为考察保持占有。
在殖民地时期关于争端领土的记录及相关证据混乱，且自相矛盾，无法通过第一种方式解释保持占有时，需要结合新独立国家的行为，认定其继承领土的范围。在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边界与海洋划界案中，分庭认为蒂格雷岛一直由洪都拉斯长期拥有，敏格利他岛因为面积较小可以视为附属于敏格拉岛，萨尔瓦多一直对这两个岛行使行政行为，1991年1月洪都拉斯才对萨尔瓦多在敏格拉岛的行为提出抗议。分庭认为一方长期拥有岛屿而没有为他方反对，就应认为取得该岛主权。基于此，判决洪都拉斯继承了西班牙对蒂格雷岛的主权，萨尔瓦多继承了西班牙对敏格拉岛、敏格利他岛的主权。[10]
3.有效控制原则
在“东格陵兰岛案”中，常设国际法院曾对“有效控制”作过如下表述：“对于主权声称不是基于特定的行为或权利(例如转让条约)，而是仅仅源于统治行为的展示，那么，其需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实施主权行为的意图和意愿，二是实际实施的主权行为。”领土法的传统规则，一方面由于缺乏精细的规定，已不能满足已建立的国家对稳定性的需求。[11]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领土取得方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尽管有效控制原则不是一种领土取得方式，其形成和发展主要源于国际司法实践，然而在不能确定有效条约以及通过保持占有原则确定岛屿归属的情况下，国际法院会以主权国家管理行为强弱作为判断争议领土主权归属的主要依据。
以上原则并非是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所适用的全部原则，依据个案的不同以及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多种考虑因素”的理论要求，禁反言原则也会作为一般法律原则进行适用。[12]
(三)中国的岛礁建设与南沙群岛主权争端
中国的岛屿主权争端包括钓鱼岛主权争端和南沙群岛主权争端。南沙群岛的岛礁建设问题是由岛屿主权争端问题所引发的一个争端的表现。在“中菲南海仲裁案”中，菲方声称中国在永暑礁、赤瓜礁等岛礁实施的岛礁建设活动为“人工岛屿”建设，旨在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在中国南沙群岛主权证据方面中国的证据分为三类：第一，历史证据，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相关历史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期，南沙群岛就被中国人首次发现并确立了“初步权利”，此后中国人民不断地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从事捕鱼、拓荒活动。[13]第二，条约证据，在条约证据方面，二战胜利后，日本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归还1939年侵占中国的南沙群岛，中国政府于1946年在太平岛宣示南沙群岛的主权。[14]第三，证明有效控制的证据，在行政和军事管辖方面，中国于1959年设立了“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办事处”;2012年设立三沙市，隶属海南省。1988年，中国驻军南沙群島的永暑礁、华阳礁等6个岛礁，并派遣舰船在周围海域进行巡航，维护南沙群岛主权。2013年开始，中国对南沙群岛中的永暑礁、美济礁等岛礁进行了扩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对南沙岛礁的管控能力。尽管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大部分岛礁，并在侵占岛礁上建设军事及民用设施，妄图通过对岛礁的实际控制，将侵占岛礁纳入其领土主权之下，制造其对所侵占岛礁享有领土主权的假象。对此问题，需要对岛礁建设的证据性质、证明能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岛礁建设在岛屿主权争端中的作用，为维护中国南沙群岛主权奠定理论基础。
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岛礁建设议题及其成果“混合岛礁”议题，这些都是《公约》起草时没有充分预见的。岛礁建设能够优化改良岛礁的自然条件，方便主权国家对其进行更高水平的行政管理活动，进而强化主权国家对其领土的管控能力。然而，在岛屿主权争端问题上，对于远离沿海国本土的远洋岛屿、岩礁，国际法所要求主权国家对其控制程度远远低于近岸岛礁，当岛礁建设介入争端后，可能会使争端复杂化。因此，需要审视岛礁建设在岛屿争端中证据问题。
二、岛礁建设在岛屿争端中的证据表现
在岛屿争端中，主权国家针对争议岛礁所实施的部分活动具有证明主权归属的作用。所以，在岛屿主权争端案中，主权国家对争议岛礁实施的行政、立法、司法行为，是国际法院判定岛屿主权归属的重要依据。结合岛礁建设议题，尽管国际法院没有明确岛礁建设的概念。但是，在岛屿争端案中，主权国家对争议岛屿实施的设施建设、环境改良、资源利用活动，可被视为一国的主权活动。所以，岛礁建设在证明岛屿主权的归属问题上，需要结合主权活动的相关证明规则加以确定。
(一)岛礁建设的国际法属性
岛礁建设，意为建造岛屿，可以理解为一种“从小到大”和“由有到优”的海岸工程活动。“从小到大”的造岛行为，在传统国际法中，属于国家领土取得方式中的添附。添附是指土地由于新的形成而增加的情形。这种新的形成直接造成了国家领土的改变，直观地表现为地图或版图的改变。[3]124“由有到优”的改良行为，则是主权国家所享有的利用本国自然资源的一项重要权利。[15]因此，可将岛礁建设的定义暂定为：主权国家旨在满足其特定目的，针对其领海以及领海性质的海域范围内的岛屿或岩礁所进行的维护、加固与扩建活动。无论是造岛抑或是改良，岛礁建设背后都体现国家意志。随着岛屿争端日益激烈，岛礁建设作为强化对争端岛礁控制、展示国家主权要求、扩展岛礁面积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岛屿争端中的作用逐步显现。主权活动是确定领土主权归属问题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如国际法院在审理“东格陵兰岛领土争端案”中对主权活动的构成给予了充分说明。[16]45岛礁建设作为国家实施的一种行为，在领土争端中发挥其证明作用，需要结合国际法关于主权活动的构成要素加以审视以进一步确认。
(二)岛礁建设属于国家行为
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合理利用本国领土的权利。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一国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5]无论是作为具有国家因素的、行使国家权力的一国政府，还是为该国国内法所承认或授权的具有国家性质的团体或个人，所实施的一系列领土利用活动，都呈现出一种国家权威性的特点。
岛礁建设中填海造陆，修建码头、港口等工程建设，需要严格依据国内法的规定，进行规划、施工、建设。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个人都需要遵守国内法的规定，并且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形成确信。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白礁、中岩礁和南礁主权争端案中，法院注意到，新加坡对白礁的围海造田计划等属于主权活动，通过对当事方行为的判断，最后认定至1980年白礁主权已经转移至新加坡;[17]76在“卡塔尔诉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案”中，巴林对哈瓦尔群岛所实施的军事防御实施建造与维护活动，也得到了国际法院的认可。[18]102在以上行为的背后，体现的是国家作为主体的积极参与。
(三)岛礁建设体现行使主权的意图
所谓“具备主权行使的意图”是指主权国家在进行立法、行政、司法、管理等活动时，对争端领土具有的行使和展示主权的目的。在岛屿主权争端案中，主权活动在判断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具有重要证明作用。主权活动的特点在于主权国家所实施的行为具有行使主权的意图。岛礁建设需要体现主权国家占领、管理领土的主观意愿。由于早期原始权源的取得模式为先占无主地和有效占领，如开垦土地、建造房屋、开辟码头等，这就体现了主权国家对领土的利用，在早期可以被认为是占领意图的体现。胡伯在1928年的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指出，发现并未创造确定的主权权利，仅构成一项“初步权利”，需要结合对发现地区的有效占领转变为完全的权利。[19]行为作为主观意图的外在表现，显得更为重要，主权国家在实施岛礁建设过程中包含主张领土主权或巩固领土主权的目的，因此岛礁建设能够体现主权国家对特定领土主张主权的主观意愿。
(四)岛礁建设是行使领土主权的实质行为
岛礁建设是否能够成為一种主权行为，需要证明该行为是属于行使国家职能的一种行为，且该行为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所允许的行为。尽管国际法没有明确规定岛礁建设活动的具体含义，但可以借助国际司法案例进行类比分析。在“卡塔尔诉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案”中，巴林指出：“1996年，巴林在岛上设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区;巴林海岸警备队定期在哈瓦尔群岛上巡逻;在哈瓦尔群岛上驻军，并自1931年起在岛上维护完整的军事防御设施;在哈瓦尔群岛建设和维护道路;建设和维护淡水生产设备，包括海水淡化厂;建设和维护电力基础设施。”[18]76最终，法院认定巴林拥有哈瓦尔群岛的主权。尽管国际法院没有明确将巴林实施的一系列活动定义为岛礁建设，但是从行为表现上看，其中许多行为可以评价为岛礁建设，在本质上是具有主权性质的国家行为，并且目的在于巩固国家主权，开发利用岛屿资源。该案还进一步指出，灯、浮标的建设和设置行为无法推断出一国在行使领土主权。其原因在于无法确定是否与行使国家职能有关。
综上所述，岛礁建设是主权国家依据本国国内法对其作为领土组成部分的岛屿、岩礁进行改良利用的一种主权活动，符合国际法关于主权活动的构成。主权国家在岛礁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源于主权所赋予的权利，开发建设本国的领土，本身可以认定为一种主权权利的展示。在岛屿主权争端案中，主权活动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针对争议岛礁的司法活动、开发活动、管理活动等能够评价为展示主权的行为表现，岛礁建设过程中涉及以上活动的内容，在争端中其证明作用和规则应当与主权活动保持一致。
三、岛礁建设在岛屿主权争端案件中的证明作用
岛屿主权争端中，主权国家实施的部分活动具有宣示主权的性质，在岛屿争端成案中，主权国家的主权活动对判断岛屿主权归属有着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在岛屿争端中一国的岛礁建设活动属于主权活动，而主权活动的证明作用在于判定争议领土的归属。伴随科技的发展，主权活动所映射出的外在表现也日益增加。岛礁建设的重要目的在于使主权国家对特殊地理位置的领土进行更为有效的管辖，防止主权权利随时间的流逝而弱化。尽管岛屿争端的成案中还未明确提及岛礁建设活动的具体含义，但是前文的分析能够证明岛礁建设属于主权活动，因此其证明作用应当与主权活动的证明效果一致。
(一)证明主权国家的有效占领
正如帕尔马斯岛案件中所言：“主权的确立是在国家控制演变过程中逐渐产生的结果。”[20]169-180这种以国家意识展开的占领通常被认为应当是和平的、实际的、充分的和持续的。
第一，岛礁建设构成强化其有效占领的直接外在证据表现。岛礁建设从外在表现来看是一国持续、和平、公开行使国家主权的一项活动。有效占领原则以先占为前提，通过判断主权国家对该争议领土的实际管理行为确认主权归属。所以，有效占有要求主权国家持续地对争议岛礁行使一定的管理行为，但在面对特殊地理位置的岛屿问题上，由于地处偏远或不适宜人类居住，展示主权的管理行为的内容，可能会根据主权国家权利行使的难易程度而降低要求，只要国家的管理行为具有宣示或行使主权的性质，就满足“充分”要求。[20]169-180岛礁建设旨在满足主权国家对岛礁进行利用的特殊目的，如开发岛礁的社会经济价值、发挥可以作为基点的岛礁在海洋划界方面的作用等，都体现对岛礁的管理行为。
第二，岛礁建设满足有效占领原则所要求的权威性。如前文所述，对领土的利用和改良直接体现国家权力的行使。岛礁建设行为属于代表一国政府意见或依据国家意愿所做出的国家行为，体现国家的权威性，具体而言，这种对领土的变更与改良活动的后果为主权国家所承受。
“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领土争端案”中，国际法院认定洪都拉斯提出的“有效占领”证据中渔民在争议岛屿上修建房屋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有效占领，因为这不是基于政府意见的行为，缺乏权威性。[17]76此处，法院所关注的是有效占领管理行为的权威性要素，要求展示行为必须是国家或依据国家意愿所做出的国家行为，同时该结果需要为国家所承受。无独有偶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柔佛海峡填海案”中，新加坡的填海活动被认定为国家主权活动，由国家主持实施，增加领土面积的同时产生了新的领土主权，其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权威性的特征。主权国家实施岛礁建设目的是更好地利用本国领土从而更为充分地行使主权，在增加主权国家领土面积的同时，其法律效果体现为国家管辖权的扩展。
(二)证明主权国家的有效控制
在岛屿主权争端中，在无法判定岛屿主权的最初归属状态的前提下，通过判断哪一方实施了较为有效的管理行为而进行衡量，以此判定解决争议岛屿的主权归属，是国际司法中有效控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有效控制原则之下，一国的岛礁建设行为能否被认定为一种有效控制的行为，需要结合两个方面的具体规定进行审视。
第一，岛礁建设主观具备作为主权者而实施行为的意图。土地作为国家所必需的构成条件，离不开国家主导的主权行为。周鲠生先生指出：“国家之存在，必有人民所依以聚居之一定的地域。迁徙无常的游牧种人，不能构成国家。”[21]这种领土扩展的权利是国家主权的一种内在权利，在国际法和国内法渊源上都同时体现。国际法承认不损害他国利益的人为添附。[22]岛礁建设即可通过添附扩大国家领土主权范围，通过人工添附原有的领土与添附形成的领土形成附合，扩大本国领土面积。典型的人为添附包括围海造陆、围堰筑堤等，在不影响其他国家权利的情况下，是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另一方面，主权国家为防止海岸侵蚀、应对海平面上升对其领土所带来的影响，采用岛礁建设手段保护领土物理特性，具有正当性。主权国家进行岛礁建设具有明确利用领土的意愿，从领土取得的角度而言，岛礁建设添附产生了新的领土主权，领土面积的增加导致国家管辖范围的扩大，而产生新领土时主权国家已经将占有的领土视为本国领土的一部分，具有充分的主观占有意图。通过岛礁建设行为，本国对建设岛礁的主权展示以及领土主张不言自明。
第二，岛礁建设客观上表现为一种有效管理行为的集合。首先，管理行为需要由国家或代表一国政府的代理人实施。从岛礁建设的内容来看，岛礁建设是一系列领土利用、管理行为的统称。其中包括围海造陆、永久性海港工程的建设、岛上设施的完善与修葺等。岛礁建设的专业性与艰巨性，需要主权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以完成这项浩大的建设工程。其次，要求主权国家持续不间断地充分行使管理行为。岛礁建设的行为标的是地处边远的岛礁，主权国家依据其国内法对其进行和平且持续的有效建设以及管理活动。例如在“卡塔尔诉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巴林在哈瓦尔群岛实施的建设活动能够体现出巴林的领土主权要求以及有效管理，并认定巴林拥有对哈瓦尔群岛的主权。[17]286
(三)在权源转移方面的证明作用
“权源”这个术语是指作为法律权利的起因或基础的任何行为、事实或情势。合法的权源可能为一国的岛礁建设活动所取代而发生权源的转移。权源转移发生在领土争端中，涉及先占和时效两种领土取得问题。
第一，岛礁建设结合领土取得方式中的取得时效制度，具有排除“初步权力”的作用。一国通过先占取得了“初步权利”，但此后没有通过有效的主权行为加以巩固，在此期间另一国对该领土实施了大量的主权活动，从而导致权源的转移。尽管上述情形下，法律考虑的并非是时效在权源转移的作用，而是考虑前一国家默许的效力。在实践中，时效依然是一种有效的领土取得方式，但受到其规则的严格限制，其占领行为必须不受到干扰，并且占领方式为整个国际社会所接受，最后还需假以时日，以判断默许是否存在。[5]273如果一国期望通过时效取得领土主权，岛礁建设可以构成行使主权活动方面的证据，但由于时效规则适用条件的严苛，岛礁建设证明效果受到占领方式、整个国际社会的态度、默许状况的限制。
第二，岛礁建设构成相互竞争的权源中证明主权活动的证据。在岛屿主权争端中，可能对同一岛屿产生两个相互竞争的权源，在认定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国际法院通过判断哪一方对争议岛屿行使了更多、更为有效的主权活动，以此判定岛屿主权的归属。具体而言，主权国家证明其实施的主权活动更为有效时，则有可能使其在案件中具有有利地位。进一步而言，种类丰富、行为多样的主权活动，能够为主权国家在争端解决的过程中提供一定的比较优势。国家需持续在其主张主权的岛礁通过多种方式展现其行政管辖权，才能夠在主权争端中立于不败之地。
如前文所述，岛礁建设是主权活动的体现，一国可以通过主张其实施包含岛礁建设活动在内的主权活动，以证明其对争议领土实施和平、持续、有效的管理行为，与此同时，另一国对以上行为未提出及时的反对、容忍或默认该行为，依据国际司法实践，可能产生权源转移的法律效果。但是，以上原则在岛屿主权争端判定问题上的应用并非是绝对的，还涉及有效权源、关键日期、禁反言原则和不法行为不产生利益原则的适用。
四、影响岛礁建设证明作用的限制性规则
岛礁建设在领土争端案中具有证明主权归属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岛礁建设属于主权活动的范畴。在领土争端案中主权活动是判定主权归属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并且部分活动会阻却主权活动的证明作用。同理，岛礁建设的证明作用也会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
(一)有效权源
在领土争端中，有效的权源具有排除他国占有的作用。而条约在证明有效权源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在既有权源和有效控制之间存在冲突，既有权源优先。[23]在“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中，争端地区由尼日利亚实际占领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管理。但是国际法院接受了喀麦隆提出的、由原宗主国在殖民地时代签订的划界条约，认定两国之间的边界已经通过条约确定，否定了尼日利亚的有效控制主张。在岛屿主权争端中，由于部分岛礁远离本土，享有主权的国家出于各种原因，未对其进行足够的重视，导致该部分领土为他国侵占并对其进行建造，但“无人居住的岛屿”并不等同于“无主地”。领土主权通常是依据条约所确立的，除此之外，倘若一国能够提出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经通过先占、添附等方式取得领土主权， 将被视为享有原始权利，成为合法所有者，从而起到排除他国通过“有效控制”取得主权的作用。[20]169-180因此，岛屿争端中一国通过包含岛礁建设在内的一系列活动，以有效控制原则为依据，主张其享有岛礁主权时，受到条约确定的有效权源的限制。
通过对比争端国家对争议领土的态度和管理行为，判定有效权源是否存在。主权代表一个国家对其领土享有的一系列法律权能，它是权源(title)的产物。而权源的本质在于判断哪一国家才是争议领土的所有者。在领土争端中权源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不完整的。在实践中表现为某一国家在领土占有和控制上所具有的优先和排他性权利：优先因而排除他国提出的领土主权主张，从而构成法律上有效的所有权基础。[8]378在“曼基埃岛和艾克荷斯群岛”案中，法院认定艾克荷斯群岛在13世纪时是英国群岛封地的一部分，在14世纪时处于英王管辖之下，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当局对其行使行政职能;相较于英国而言，法国政府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它对该岛享有有效的权源。[6]228
(二)关键日期
有效控制规则的适用需要结合关键日期进行具体认定。所以一般而言关键日期是指争端各方的权利明朗化，从而各方之后的行为都不会改变其法律地位的日期。[8]37关键日期的作用在于区分主权行为，对于发生在关键日期后的主权活动，国际法院认为对于确定争议领土的主权毫无意义。[5]267
在关键日期确定后，争端一方实施的岛礁建设活动，不能作为其证明有效控制的证据使用。关键日期能够有效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防止因嗣后原因恶意加强“有效控制”。岛礁建设作为证明主权活动的有力证据，如果争端一方的岛礁建设在争端明确化后实施，则该行为在争议领土的主权的认定上的作用会被忽视，除非该行为是关键日期前行为的延续。如：“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领土争端与海洋划界案”中，法院认为2001年为领土争端的关键日期，原因在于2001年尼加拉瓜才明确提出，保留它在争议地区主张的所有岛礁的主权权利。[17]79以此为分界线，进一步考察双方的行为发现，洪都拉斯1975年授权联合石油公司在伯贝礁上实施的公共工程建设活动构成有效控制的证据，法庭以此支持洪都拉斯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
(三)默认与禁反言
英国教授马尔科姆·N·肖认为：“禁止反言是一国就某些事务向另一个国家表示同意后，不能在日后改变其立场的一种法律技术。”[24]在“东格陵兰岛法律地位案”中，法院通过考察当事国的态度，进而分析他们是否构成承认、禁反言及对东格陵兰岛法律地位的影响。[25]在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主权归属案中，新加坡基于长期的有效控制，加之柔佛王国认为自己不享有主权的表态，国际法院将白礁岛主权判给新加坡。[17]62
岛礁建设作为主权活动的一种表现，同样涉及当事国的态度问题。在一国长期平和地对争议岛礁进行建设后，争议领土的主权可依据有效控制原则，发生领土主权的转移。相反，一国虽然对争议岛礁持续地进行以宣示主权为目的的建设活动，但由于第三国的持续反对，会削弱其主权活动的证明效力。正如白礁岛案中，新加坡对白礁岛实施了一系列的工程建设活动，1953年新加坡询问柔佛政府有关白礁岛主权时，回信称“柔佛政府并未主张白礁岛的所有权”。此回复已经明确承认其不享有白礁岛的主权，国际法院以此为据判定新加坡享有白礁岛的主权。同样，在一国已经明确承认过对争议领土不享有主权后，之后对其实施的占领和主权活动，同样不具有转移主权的法律效果。[20]174
(四)不法行为不产生利益原则
不法行为不产生利益原则又称“任何人不得通过非法行为获利原则”，属于基本法律原则，该原则本身构成习惯国际法，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一项原则。[26]同时，在国际法上，侵略行为同样被认定为一种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岛礁建设议题下，一国的岛礁建设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分，一国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侵占他国岛礁，并以掠夺岛礁及周边的海洋资源为目的所进行的建设活动，不应认定其为一种合法的行为，而是不法侵占行为的一种继续，对此类岛礁建设行为，笔者将其暂定为掠夺性的岛礁建设行为。依据不法行为不产生利益原则，掠夺性的岛礁建设的判定主权归属中的证据应当予以强制排除，其运用也涉及有效权源、关键日期和禁反言原则。侵占他国岛礁进行建设活动，岛礁建设作为其违法行为的继续，不应当成为判定領土主权归属的证据使用。
综上所述，在岛礁建设认定领土主权归属的问题上，国际法院的实践偏向于适用有效控制规则解决岛屿主权争端。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争议岛屿的权属状态，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对争议领土是否存在争端进行判断，同样依据“不法行为不产生利益原则”排除掠夺性岛礁建设在岛礁主权争端中的证明作用;其次，确定关键日期，对关键日期后进行的岛礁建设活动予以排除，除非能够证明其为关键日期前的延续活动;最后，重视禁反言原则对岛屿主权争端中的重要作用，在“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中，挪威曾明确承认了丹麦享有东格陵兰的主权，此后丹麦即无需通过主权活动对其主权进行巩固。
五、结语
中国政府对南沙部分岛礁进行岛礁建设活动，是行使国家主权的外在表现。通过岛礁建设改善驻岛军民生活水平，防止气候变化对岛屿岸线的影响。[27]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于2014年5月15日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对包括赤瓜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如果中方在赤瓜礁进行什么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28]单边解决中国南沙群岛主权争端，还需要加强对争端关键日期问题的研究。
岛礁建设在岛屿主权争端中可以被认定为一种主权活动，其证据能力的发挥依赖于对主权活动的证据规则。在2002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岛屿主权和海洋划界案”中，对于历史性资料与有效控制，国际法院更加倾向于后者，并认为仅凭地图和历史书面文件不足以对先前判决进行修正。[17]72而有效控制依赖于主权活动实施的种类、效果、范围等多个方面。面对历史性证据能力的大打折扣，中国应注重岛礁建设的证明作用，发挥其强化控制、巩固管理的重要作用，同时重视岛礁建设在证明主权归属方面的研究。
另外，要防止一些国家别有用心地设计“人工岛屿”的陷阱构陷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既要强调扩礁行为是在已有岛礁的基础上进行添附扩大领土主权范围，而这一行为并不改变岛礁本身的法律属性，还应充分坚持南沙群岛的群岛法律制度，并且利用《公约》关于“人工岛屿”的含义较为模糊、缺乏可适用性进行抗辩，从而避开“人工岛屿”的陷阱。[29]此外，应加强对岛屿和岩礁的判断基准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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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明飞 邢政
摘要：随着短信越来越多地以证据的身份出现在民事诉讼中，短信能否作为证据的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和司法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相关立法的不完善，导致此类案件的处理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文章首先对短信进行了概述。重点论述短信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最后对短信的证明力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短信;证据能力;证明力
1 短信概述
所谓短信是用户通过手机或其他电信终端直接发送或接收的文字或数字信息。短信是伴随数字移动通信系统而产生的一种电信业务，通过移动通信系统的信令信道和信令网，传送文字或数字短信息，属于一种非实时的、非语音的数据通信业务。
伴随着短信从手机扩展到小灵通及固定终端、从数字移动通信网扩展到固定电话网，人们对短信的认识也不再仅看作是数字手机的“专利”，业务形态在改变、网络要素在变化、信息内容在丰富，这一过程中始终不变的只有两点：一是短信的信息长度，始终是不超过160个英文或数字字符，或70个汉字，这与短信基于通信系统的信令网传送内容的机制密切相关。二是短信传递的方式——存储转发，当用户无法接收时，短信不会丢失，暂时存放在短信中心，当用户重新登录进网的时候，短信会迅速递交到用户手机上。
这些与生俱来的特点，使短信具备了传递准确可靠、迅速及时的优点，使短信具备了影响人们的习惯的基本条件。因此，短信走进法律领域也就成了一种必然。但短信能否成为证据，以及其证明力如何的问题却依然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以论证。
2 短信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
所谓证据能力，一般认为就是证据的可采性，但也有观点认为证据可采性与证据能力并非同一个概念。由于诉讼模式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证据能力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为避免过多论述，这里只将证据能力简单地解释为能否成为证据的资格。
短信要成为证据必须具备相关性和可采性。由于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取决于具体的案件情况，不能单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论证。而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需要满足3个标准，即相关性、可靠性和正当性。
短信操作流程决定了短信数据存储于SP的平台时存在着数据被改编的风险。这是技术上的漏洞，但技术上的漏洞只能说明短信有被篡改的可能。换言之，被篡改只是一种可能性，只会影响该证据的证明力，而不能妨碍其可采性。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已有立法实践：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于1996年通过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第9条第1款除了明确数据电文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外，还规定。在任何法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适用在任何方面均不得以下述任何理由否定一项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admissibility)：①仅仅以它是一项数据电文为由;②如果它是举证人按合理预期所得到的最佳证据，以它并非原件为由。另外，加拿大1999年12月制定的《统一电子证据法》第4条规定，输出数据形式的电子记录，如果已经明显地、经常地发挥作用，并且被依靠或用来作为存储在输出数据中的信息的记录，那么它就是符合最佳证据规则的记录。
我国在这一方面也有立法实践，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对数据电文的证据能力问题上就有重大突破。该法第7条规定，“数据电文不得仅因为其是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而被拒绝作为证据使用”。
因此本文认为，短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成为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事实上，实务中也已经这样操作了，如“梁灏英诉覃军勇名誉侵权纠纷案——短信息侵犯名誉权案”。在这个案件中，原告就是利用了一条短信作为名誉侵权的证据被法院采信，从而赢得诉讼的胜利。总而言之，短信不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有资格进人诉讼流程。
3 短信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
3.1 短信当属电子证据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的价值和功能，讨论短信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问题，必须先解决短信属于哪种证据形式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现行法律对其的适用，也涉及到对其证明力的判断标准问题。当前学界对短信这类电子证据的归属存有很多争议，其中主要的有两种：
(1)认为电子证据是视听资料。理由是：电子证据和视听资料储存都需要借助一定的设备来反映;都是运用一定的科技手段制作、传播、识别和感知;易删改;易复制。另外，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将录音、录像、计算机存储资料等划归视听资料这一新的证据种类，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仍有许多学者支持将电子证据视为视听资料之一的主要原因。
(2)主张电子证据属于书证。根据是：电子证据和书证一样都是通过内容表达中心思想;我国证据理论和立法上都已经将书证扩大到数据电文形式;国外理论和立法也大多承认电子证据相当于书证。
本文认为，目前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短信属于电子证据，但学界对电子证据的归属存在不同看法。当前，许多人都建议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证据，本文赞同这种观点。本文认为，电子证据在证据保全、采集、审查和开示上各需要有独特的方法以及专业人员的支持，不同于一般的传统证据。并且，2005年4月1日生效的《电子签名法》虽然不是对电子数据文件的专门立法。但是它至少说明了数据电文是有别于书证和视听资料的证据形式，具有单独成为证据形式的可行性。因此，我们不妨大胆突破现有证据的表现形式，承认电子证据为独立的证据种类。
3.2 短信可以作为原始证据
短信作为电子数据文件的一种，其证明力究竟如何?本文认为，短信证据具备原始证据的资格。短信发送后经过sP平台储存并发送给接收人，只要向对方不能证明这个过程存在瑕疵，短信证据就可以被采信作为原始证据。上文论述了短信既不是书证也不是视听资料，那么我们就不能固守着书证和视听资料证据力的判断标准。目前，许多国家已经承认了电子证据原件与副本的这一特性，如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第5条规定，没有相反的证据可以认定产生或存储记录的电子记录系统的真实性。我国《电子签名法》第5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要求：①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②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在数据电文上增加背书以及数据交换、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影响数据电文的完整性。”因此，本文认为，只要不能证明短信本身的真实性遭到破坏，则在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下，就应当认定其为原始证据。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短信只要符合相应的条件，其证明力就不应被否认。只有明确肯定其证明力才能更好地处理相关案件，同时，也有助于我国证据法的发展与完善。
作者：黄建英
下面内容讲解是关于居住证相关资料，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朋友们，那么请大家看看以下办理居住证证明这篇文章吧!
关于个人居住证明
兹证明我辖区居民________,现居住____________(街,路)_____号_____栋____单元____室.
特此证明!
XXXX社区居委会
年 月 日
兹证明**同志为我单位员工，现居住于**地，特此证明，个人居住证明。
证明人：
单位：
日期：
办理居住证证明
办理临时居住证证明
1.
暂住在本市居民或者农民户内的人员，由户主带领或者由本人持户主的户口簿，向暂住地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办理临时居住证证明。 暂住在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建筑工地、工棚内的人员，由留住单位向暂住地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暂住在出租房内的人员，由房主带领或者由本人持房主的户口簿和《房屋租赁许可证》、《房屋租赁安全合格证》，向暂住地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暂住在宾馆、饭店、招待所等旅馆业单位的人员，由店方进行住宿登记;对其中应当申领《暂住证》的人员，由店方向公安机关申领《暂住证》。
申 领
一、依据
1、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32号《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2004年8月30日)。
2、沪发改人口[2004]018号《关于印发lt;lt;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gt;实施细则gt;的通知》(2004年9月29日)。
二、申领对象居住在本街道、镇(乡)辖区内的非本市户籍、不符合《上海市居住证》申领条件的境内人员。
三、申领地点来沪人员现居住地所属街道、镇(乡)的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居住登记窗口(以下简称受理点)。
四、申领材料
1、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
2、在本市的住所证明，如自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由房地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单位出具的集体宿舍证明或者居(村)委出具的寄宿证明等。
五、申领手续
1、来沪人员先配合协管员进行信息预采集，然后凭《办证通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和住所证明，到受理点办理申领手续。
2、来沪人员交验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和住所证明，工作人员核对材料是否齐全无误。对材料不齐全的或有错误的，应当告知来沪人员，待来沪人员补齐材料后再予以办理。
3、来沪人员到指定地点补充填写《来沪人员居住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见附件一)、拍照、缴费、领证。
六、收费根据《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和《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押金收娶退还操作规定》，《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免费办理，但须交付《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押金25元。
2.
1、哪些人员应当办理《上海市临时居住证》?
非本市户籍的境内人员在本市居住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居住登记，领榷上海市临时居住证》。
2、办理《上海市临时居住证》需提供哪些材料?
(1)《来沪人员居住登记表》;
(2)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
(3)在本市的住所证明，如自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由房地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单位出具的集体宿舍证明或者居(村)委出具的寄宿证明等。
3、怎样办理《上海市临时居住证》?
(1)本人备齐身份证明、住所证明到居住地所在街道、镇(乡)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理;
(2)填写《来沪人员居住登记表》，确认后签名;
(3)交纳押金;
(4)当场拍摄一寸免冠数码照片(免费);
(5)当场领取证件。
4、办理《上海市临时居住证》需多少费用?
《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免费办理，但须交纳押金，每人每证25元。
5、《上海市临时居住证》的有效期为多长?有效期满后怎么办?
《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有效期为6个月，持证人可以在有效期满前1个月内，向居住地街道、镇(乡)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出重新办理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6、《上海市临时居住证》遗失后怎么办?
持证人证件遗失后，应当及时通过电话挂失(962222)、书面挂失等方式办理挂失手续。 持证人在有效期内找回居住证件且未办理补办手续的，应当办理解除挂失手续。
7、如何补办《上海市临时居住证》?
证件损毁的或证件遗失并办理挂失手续后3O日内未找回的，持证人可以前往居住地所在街道、镇(乡)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申请补办，并重新缴纳押金。
8、来沪人员在本市范围内流动需要重新办理居住证件吗?
不需要。《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是上海市居住证件，在全市范围内通用。来沪人员在上海区域内流动时，无需先办理退证手续再重新申领。
9、短期离沪需要办理《上海市临时居住证》退证手续吗?
不需要。来沪人员短期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后仍将返回上海，例如探亲、工作出差、农忙等)，无需办理退证手续。
10、如何办理《上海市临时居住证》退证手续?
来沪人员离开本市时，可以持本人身份证件、《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到街道、镇(乡)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填写退证申请表，办理退证手续。
11、可以由他人代办《上海市临时居住证》退证手续吗?
不可以。退证手续应当由来沪人员本人前往街道、镇(乡)的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窗口办理，他人或企业不可代办。
12、持有《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是否可以换领《上海市居住证》?怎样换领?
可以。按照《上海市居住证》申领条件和程序换领。
13、哪些情况下《上海市临时居住证》要被注销?
《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有效期满或者持证人离开本市居住的，持证人信息应予以注销。
14、居住地、就业等信息发生变化了怎么办?
持证人住所、就业等登记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在1O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现居住地受理点办理信息变更。
社区居住证明范文大全
兹证明**同志为我单位员工，现居住于**地，特此证明。
证明人：
单位：
日期：
居 住 证 明
系我辖区居民， 周岁， 年
月 日出生，性别 ，民族 ，现为农业户口，在我辖区居住二年以上，特此证明。
经办人：
大兴区清源街道办事处
居住证明
兹证明(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为
系本单位员工，现在居住于本单位宿舍，详细居住地址为。
特此证明。
联系电话：
单位联系人：
人事部门(公章)
保卫部门(公章)
日期：年月日
居住处所证明
兹证明，男，族，身份证号码：，系我公司员工，现居住在本单位集体宿舍：。
特此证明。
公司名称(盖章)：
年月日
1. 办理条件
在津居住半年以上且拟继续居住的境内来津人员，应当依照《天津市居住证办理实施细则》申领居住证。
未满16周岁、在津就学或从事流动性作业的境内来津人员，根据需要，可以《天津市居住证办理实施细则》申领居住证。 2. 办理材料
1.《天津市居住证申请表》和天津市证件数码相片检测中心出具的近期照片认证回执。 2.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本人配偶或子女共同在津居住的，还应提供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和出生医学证明。 3.在本市合法居所的证明：
(1)居住在自有住房的，提供自有住房房地产权证或者与配偶、子女共有住房房地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尚未取得房地产权证的，提供《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或《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原件及复印件、契税完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居住在租赁住房的，提供房屋租赁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3)居住在居民家中的，提供房主同意居住的证明和房地产权证或其他合法居所证明复印件; (4)居住在单位内部的，提供单位出具的住宿证明; (5)居住在学校内部的，提供学校出具的住宿证明; (6)其他合法居所证明。 4.在津就业的，还需提供劳动合同复印件;在津投资开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还需提供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其他证明材料。
法人申请人办理集体申领居住证时，除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供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申请人员名册。 3. 办理流程
1.符合居住证申领条件的境内来津人员到居住证照相点采集居住证用照片，凭数码照片认证回执和申领材料到受理单位办理申领居住证手续。
2.受理单位对申领材料当场核对。材料齐全的，打印《天津市居住证申请表》由申请人签字确认，同时开具《天津市居住证受理回执》;对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的材料，并将申办材料退还申请人。
3.20个工作日后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和《天津市居住证受理回执》到受理单位领取。
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可以由监护人或受委托人代为申领居住证。代为申领居住证的，监护人还需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和能够证明监护人和被监护人关系的居民户口簿，受托人还需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和委托书。
兹证明身份证件号码现居住在公司，地址为____________
本单位谨此承诺上述证明是正确、真实，有效。 特此证明
单位公章：
年
单 位 地 址：单位部门联系人(签字)：单位部门固定电话：月日
兹证明______先生/女士(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为我司员工，因工作关系现居住在我司宿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
特此证明
XXXXXXX有限公司2013年 月日
致：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 自__________年________月入住我居住区至今，地址为：_____市 _______________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街道__________楼 __________门___________号(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 以上为 其现在居住地址。特此证明。
派出所名称：
或 居民委员会名称：
或 物业管理公司名称：
(加盖证明单位章)
年
备注：
出具此居住证明的人员姓名、部门、职务及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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