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９０周年学术综述
[摘要]五四运动既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90年来的五四运动研究大致分为4个时期：起步时期(1949年以前)、发展时期(建国初的十七年)、繁荣时期(文革结束至90年代中期)和拓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期间，学界就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学术成果丰富，而且学术争鸣之热烈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课题中所少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五四运动研究从单纯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的视角转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考察，开辟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五四运动;90周年;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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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是推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动力。五四研究一直备受史学界关注，相关课题不断得到开拓与深化，成绩斐然。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94周年，兹就有关问题叙述如下，以为引玉之砖。
一、五四研究的4个阶段
很久以来，五四研究就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热门领域，并形成了“五四”、“五四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不同的学术概念。其中，“五四”一般是作为五四学术领域的统称来使用的，换句话说，所谓“五四”研究，可以泛指五四领域所有学术问题的研究。“五四时期”，一般是指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时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指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主要标志的文化革新运动，而“五四运动”则一般指1919年5月-6月间因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引起的学生爱国运动。对这些学术概念，一般存在着约定俗成的确定含义，但学者们也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阐释问题的需要做不同的解释。比如，有的学者指出，就思想文化而言，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是百花齐放时期，但又是一个过渡时期，即从五四的文化多元，过渡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文化统制。因为自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了思想解放，到1925年戴季陶主义出现，又标志着新的思想统制时代的到来。而有的学者则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启蒙，把五四爱国运动看作救亡，从而把它们作为分析启蒙与救亡关系的历史起点。关于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从不同时期学术界对“民主与科学”的反复讴歌来看，大多数人都肯定，“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是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长期以来，五四研究大致分为4个时期：起步时期、发展时期、繁荣时期、深化时期，4个时期各有特色，分述如下。
(一)起步时期
从时间上来讲是1949年解放以前。五四运动一爆发，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19年5月6日，高一涵就在北京《晨报》发表了《市民运动的研究》一文。20余天后，罗家伦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总结五四的精神是“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五四运动后不久，一批记述运动过程的资料，如《上海罢市实录》、《青岛潮》、《五四》等相继出版。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五四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30年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加强，是人们研究五四的激发因素。进步学者希望通过深入研究来重估五四的价值，推动抗日救亡的开展和民主政治的实现。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现代书局在1934年出版的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生活书店1935年出版的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等。五四运动18周年时，北平的许多报刊出版了五四纪念特刊。30年代的学者，都较高地评价了五四的光荣传统和启蒙精神。毛泽东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这些评论后来被奉为经典论述。总体来讲，这个阶段的研究角度比较窄，受时代背景的限制，人们的研究眼光主要集中于民族解放和反帝斗争。但是，后来史学界争论的主要问题这时已基本上提出来了。
(二)发展时期
建国初的十七年是五四运动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其进展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出现了研究五四运动的专著及相当多的论文。从建国到1958年出版的专著有10多种，其中有华岗的《五四运动史》(1949年)、李何林的《五四运动》(1947年)、贾逸君的《五四运动简史》(1953年)、王可枫的《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58年)等。五四运动40周年前后，又有一批专著出版。如丁守和、殷叙彝、张佰昭合著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59年)，丁守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63年)，蔡韦编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1961年)等。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l卷(1962年)，对五四运动有相当多的论述。这个时期也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1957年出版的《五四运动文辑》收入了1950年以来有代表性的论文12篇。1960年出版了《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论文集》。50年代相继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简要读本和教科书，都把五四运动作为重点内容之一来论述。
第二，出版了大量的资料，为五四运动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建国之初就有相关史料出版，如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出版的《五四纪念文辑》等。资料出版得比较集中的是1959年，有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五四运动文选》、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及《五四运动回忆录》等。1958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出版了油印本《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其中有10卷是有关Nilgt运动的档案资料。
第三，出现了学术争鸣。60年代上半期，史学界以上海的《学术月刊》及北京的《历史研究》为阵地，就五四运动的领导权、性质、时期断限，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等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过不同意见。由于此时学术领域已笼罩着“左”的气氛，这些讨论并未深入。“文革”爆发后，科学的研究随之陷入停顿。期间的研究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突出五四青年的造反精神。对五四历史人物的评价明显不当，甚至是错误的。
(三)繁荣时期
“文革”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开放十几年，是五四研究的繁荣时期。改革开放之初，正赶上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学术界因此而掀起了五四运动研究热潮。1979年，社科院召开了大型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了全国各地提交的学术论文200余篇。会后出版了《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3册)。全国各地也出版了一大批史料，为广
泛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这些史料有：丁守和编的《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续)(1979年)，张允候编的《五四时期的社团》(1979年)。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选的《五四爱国运动》(1979年)和《秘笈录存》(1984年)，社科院近代史所与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1980年)，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1981年)，陈崧编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1985年)等。1959年出版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在增录了7篇资料和几十幅珍贵图片后重新出版。这个时期还出版了反映五四运动在各地情况的资料。如《五四爱国运动北京资料选录》、《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1984年)，《五四运动在天津》(1979年)，《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1980年)，张影辉、孔祥征的《五四运动在武汉》(1981年)，胡汶本编的《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1980年)及《五四运动在河南》(1983年)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人的年谱、文集、日记、传记等材料大批出版，重要期刊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建设》、《星期评论》、《觉悟》等也被影印出版。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这时期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专著。如1983年出版的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一卷《伟大的开端》，1984年出版的彭明的《五四运动史》，1986年出版的肖超然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1990年出版的李龙牧的《五四时期思想史论》，刘永明的《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等。十几年间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五四运动的论文。
这一时期的五四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成果丰富;第二，新问题和新观点提出的比较多，学术争论热烈;第三，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五四运动在各地的情况、人物研究，新文化运动、各种社会思潮，其他阶级阶层在运动中的表现和作用等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第四，开始从中西文化交流和现代化的角度观察五四运动;第五，受到一些国外学术观点的影响。
(四)拓展时期
时间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种拓展首先表现在专题研究的深入，出版了众多的专著。如欧阳哲生的《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1994年)，朱志敏的《五四民主观念研究》(1996年)，杨慧清的《五四时期的抉择》(1996年)，张宝明的《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1998年)、《忧患与风流——世纪先驱的百年心路》(1999年)，王跃的《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2000年)，欧阳军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2001年)，高力克的《五四的思想世界》(2003年)，欧阳哲生的《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2004年)，《欧阳哲生讲胡适》(2008年)，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年)，2007年出版的《李良玉史学文选》收录了作者关于五四研究的系列论文。
其次，研究的范围及思考的角度大大拓宽。如蔡元培、钱玄同、高一涵、王光祈、周作人、梁漱溟、冯友兰等五四人物引起了人们浓厚的研究兴趣，刊发的研究成果极多。同样，五四时期的期刊、社团、宗教、音乐等也纷纷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这一时期期刊杂志上发表的五四研究论文多达7 000余篇。值得提出的是现代化视角的引入，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范围。上一阶段争论的五四与传统、启蒙问题等的研究在继续。同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人文精神建设、学术发展与转型等众多课题进入学术视野，产生了众多的成果，其中有王章维等人的《五四与中国现代化》(1999年)和沙健孙、龚书铎主编的《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2001年)等。当然，相对前一阶段而言，学术争鸣不多。
从现代化入眼探讨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是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的主题。北京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以此为主题。会议收到的众多论文涉及内容广泛，由郝斌、欧阳哲生编辑的《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集在2001年出版。江苏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的主题是“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与会者从多个角度，如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科学主义、实践奋斗与创新及五四知识分子的科学理性、开放性、独立性，五四时期青年的新型人格等，集中探讨了五四精神。会议部分论文由李良玉等人负责编辑为《“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1999年)文集出版。
五四时期文化论争问题的研究是这一时段学术研究的亮点。目前，学界的研究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论争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影响及有关个案等，尤其是中西文化论战中反对派人物如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
五四研究也引起了海外及台港学者的重视，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成果比较显著。在美国，一批华裔学者取得了相当成果，如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60年)，80年代出版的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1988年)和《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1988年)。另外，史华兹的《五四运动的思考》(1972年)，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1989年)，也较有影响。在日本，史学界就五四运动的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形成了以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的狭间直树教授为首的关西学派和以东京的野泽丰教授、斋藤道彦教授为首的关东学派。这两派所争论的问题与我国史学界所讨论的问题颇多相似之处，而两派的观点很多是截然对立的。他们都曾把反映本派观点的文章结集出版。台港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汪荣祖主编的《五四研究论文集》(1979年)和吕芳上的《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1989年)等。海外及台港学者五四研究的成果也被集中介绍到内地，为内地的参考提供了便利。1989年，内地集中出版的有王跃、高力克编的《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刘桂生、张步洲主编的《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论著撷要》等。
二、主要学术问题及观点
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对五四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多种学术问题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学术问题主要是：
(一)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问题
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过以下几点主张。
第一，认为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这种论点流行于新中国成立前，是在国统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第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的观点。建国后，这种观点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1950年，邓拓发表了《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文，称“五四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而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是对五四运动领导权比较完整的表述。华岗在他的《五四运动史》一书中也持这种观点。1962年，朱务善提出不同意见，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五四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指出“领导五四运动的是当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学生”，“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领导了五四运动”。朱的表述中出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两个概念，从其行文来看，他是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包括在“中国知识分子”之内的。这是个不太明确的不同意见。一些论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次学术争鸣。孙思白发表了《略谈五四革命运动性质问题》一文，提出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他认为，这时“无产阶级政党虽然还没有诞生，但是这个运动的阶级内容、口号、方向、目标等，凡体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诸特点已经初步地具备了”。当然，支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观点的人更多。80年代这个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人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概念进行进一步修饰，提出五四运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领导的”。
第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了五四运动。80年代关于领导权问题的讨论，除了在60年代争论的基础上继续发挥的以外，值得注意的观点就是这个观点。1988年8月，《理论探讨》上刊登了黄金华、漆良燕的《也谈五四运动领导者及性质》一文，他们认为，领导者是一个地位问题。五四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社会地位，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所无法比拟的。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运动前的宣传鼓吹，“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素质，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运动爆发后，他们推动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并为“五四运动发展制定了策略、方法、目标、原则及指出注意的问题”。所以，“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和领导者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第四，国民党领导了五四运动。刘永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国民党成员在五四运动中不仅从思想上、政治上而且从组织上对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取胜均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专著《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较为系统地讨论了国民党人在五四时期的作用。张德旺则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上著文系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国民党人不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相反地，在上海运动的发展中，国民党人却有很多不好的表现。此外，《人文杂志》1993年第3期发表了李建华的文章，认为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发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爱国主义思想是五四青年的指导思想，运动自始至终没有统一的组织与领导，没有统一的、全盘周密的行动计划。因此，五四不存在领导问题。
(二)关于五四的时间断限问题
对于五四运动是否应包括新文化运动，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争论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了。有人肯定学生爱国运动而反对新文化运动，有人则反之。如胡适认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一般讲，绝大多数人认为，二者间有极密切的联系，应视为一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五四运动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及反对封建文化的文化运动两个方面。建国后，史学界一般都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60年代初，史学界提出，从广义与狭义上区分五四运动的问题。史学界一般把狭义的五四运动定位在五四至“六三”的爱国政治运动，而对广义的五四运动分歧较大。有人主张从五四至中国共产党成立，有人主张自十月革命至中共成立，有人主张从新文化运动兴起至中共成立。出现这种分歧，实际上还是与五四到底是政治运动还是一个文化运动的争论分不开。
(三)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这是与领导权问题密切相关的。这个问题的争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朱务善认为，五四运动“没有共产党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的爆发是自发的”，因此，它“还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只带有新民主主义的色彩。表现新民主主义的初步形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揭开了序幕”。许多人反驳朱务善的观点。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列宁的号召下发生的;运动的指导者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运动的后期，无产阶级成为斗争的主力;运动的内容和方向是沿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道路发展的;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因此，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同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还不完备，只是“开始”。80年代，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领导说的论者认为，“五四运动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张静如等人发表文章支持这种观点。在争论中，支持开端说的论者对论点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如莫志斌提出，五四运动至中共二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郭盛福认为，五四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进而在90年代提出南昌起义是完整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此后，这一问题的争论虽有，但基本上没有跳出先前的争论框架。实际上，这一争论也是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分期问题相联系的。从近几年出版的高校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历史分期来看，传统的以五四为中国近现代史分界点的观点已被摒弃。但是该教材的上、中、下3编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折中处置，回避了这一问题的争论。
第二，五四运动的彻底性问题。一般讲到五四运动的评价时，人们都接受毛泽东提出的观点，即“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运动”，又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运动”。张成德对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论断提出异议。他从指导思想和运动水平两方面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运动主要是“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三罢”斗争对斗争胜利起决定性作用，但水平有限，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_2]。
陈汉楚也在《五四时期反封建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一文中指出：五四宣扬了民主，但“没有彻底清算封建帝王思想”;提倡了科学，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束缚人的精神枷锁”;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但“没有深入批评封建家长制”;鼓吹了平等自由，但“没有触及封建特权思想”。因而，五四反封建很不彻底。黎澍、孙思白、韩凌轩等人认为，这个彻底性指的是反封建文化的精神与态度，而不是指反封建文化的实际效果。他们一方面强调，五四时期反封建文化在态度上是彻底的，另一方面也指出，五四时期反封建文化的斗争，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很不彻底的。
第三，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现代化视角引
入五四运动研究以来，从宏观社会发展上评判五四历史作用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张静如等人著文认为，五四时期是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重要转折期。中国20世纪一切具有现代意义的新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始。进一步的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点，倡导国民性的改造对人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海外中国史学者则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出发，对五四广为诟病。针对这种争议，李良玉认为，不能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五四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转型，“不能讲批判了传统就是割裂传统”，“五四的文化选择，本质上代表中国文化在知识体系、知识内容和知识方法上的革命，因此，它和近代西方文艺复兴就表现为不同的历史方式，即西方文艺复兴是回归古典，而五四则是学习西方批判传统”;评判五四的历史作用，重在把握五四精神的价值。“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是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它“不仅直接作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而且是重铸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当代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历史因素和思想资源”。
(四)关于各阶级在五四中的作用及表现和五四胜利的原因问题
过去一般对工人罢工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对学生的先锋作用也多有肯定。20世纪60年代初，史学界讨论工人阶级在五四中是否开始转变为自为阶级。这实际上就是涉及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荣天琳著文肯定工人罢工在运动中的作用，认为五四政治罢工中的工人阶级“由于斗争水平和阶级自觉水平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开始初步具有自为阶级的一些基本成分了”。项立岭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那时工人运动还只是处于“自发阶段”，党的成立才“使中国工人运动开始进入自觉阶段”。80年代，扈光珉著文支持后一种观点，认为“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还不是或基本上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更没有在运动中起主力军作用”。90年代，贾俊民著文认为，传统观点把参加五四运动的社会力量截然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学生是第一阶段运动主力，有失偏颇。他认为学生在第一阶段中虽然起了带头作用，但运动的主力军却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
商人罢市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以前基本无人论及。80年代开始，扈光珉、张成德分别发表文章讨论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五四运动中商人的罢市不仅表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起了激发工人群众罢工的作用并促成了北京政府罢免了3个卖国贼的职务。商人罢市所表现的软弱性是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同样具有的。90年代，朱英发表了《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一文，通过对天津总商会在五四运动中作用的研究，对商会在运动中只起消极作用的传统观点提出异议。此后，朱英发表的其他有关商会的文章又表明商会在五四中的作用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
对巴黎和会中国拒约的原因，以往均强调爱国运动的推动。80年代中期，邓野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探讨拒约的原因。他认为，中国拒约的根本原因当然是爱国运动的压力及社会各阶级反对签约，但拒约的实现与统治阶级的分裂有直接关系。国内统治者的分裂导致签约最后决定权被推之于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的主导意见始终是“有条件签约”，“当各种最低保留条件均被列强否决后，拒约就不可避免了”。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介绍和传播的时间。过去的看法一般是：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年10月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十月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等在他们的刊物上都曾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与学说，或译载过马恩著作的片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后，其标志就是李大钊1918年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20世纪80年代这种传统说法遭到了异议。有人考证出，中文报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是189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刊登的《社会演化》一书的中文节译——《大同学》。这一考证已被史学界接受。因此，有人认为，《大同学》是中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梁启超是第一个传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朱执信是“热忱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支持传统观点者指出，应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不应该把早期介绍笼统地称为传播。他们认为，梁启超和朱执信只是在一般性介绍西方政治学说时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不能被当作真正意义上的传播。90年代，陶季邑发表了《五四时期国民党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文，认为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相当功绩。
第二，思想论战。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与不同思想的论争概括成3次论战，始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有论者认为这种概括并不可取，应该废止。对于3次论战，学术界争论最多的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传统观点认为，这次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诸方面观点的全面较量，是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斗争。80年代起，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谢光前、吴志明认为，这次论争是“一场被误解的学术争鸣”，胡适与李大钊“纯粹是学术界内部就如何用西方先进文明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辩论，决不是两条路线根本对立的政治纠纷”。对于争论的评价，有人认为，那种认为通过论战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驳倒”了胡适一方面取胜的观点，是不确切的。实际上，通过论战，社会革命论和社会改良论两种主张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90年代，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进展。李良玉用考据的方法，求证“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来龙去脉。他指出，胡适在文章中嘲笑的“过激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胡适在文中讽刺的高谈主义的人不是李大钊而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指出，胡适挑起论争的目的，是宣传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胡适在论争中的许多观点，从理论上说是对的或具有相当合理的因素，尤其胡适“根据实验主义方法论提出的对一切主义都应遵循的认知态度，自有其科学的意义。
(六)关于五四新文化问题
五四新文化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讨论最激烈的问题，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问题。这是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人们争论的问题。一般看法是，新文化形式主义相当突出，以至于影响到新文化运动的效果。也有人抓住新文化运动的这一弱点，进而否定这一运动。当然不同意见也广泛存在。胡绳认为，矫枉过正是五四新文化先驱们认为可以采取的一种策略。他们注意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了民族性。但真正起的作
用是打破了封建传统文化定于一尊的局面，而过火言论却不起实际作用①。徐宗勉指出，新文化先驱者只是在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具体事务时，才真正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他们对纲常名教、伦理政治和迷信恶习等纯属封建主义的糟粕持根本否定的态度，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只是带有把文化的时代性混淆于民族性的弊病而已。他强调，新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断革新。新文化对待中西文化的根本态度不是形式主义的，而是反形式主义的。
第二，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在近代中国，这一问题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他指出，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及。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即民主启蒙。但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它没有脱离中国近代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因此，在适当的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形成合力。在这个合力中，启蒙者的态度逐渐转变，认识到，不进行社会的彻底改造，是不能够实现社会的启蒙的，于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的观点得到相当多的人的支持。高力克在《五四的思想世界》一书中总结了五四启蒙失败的多种原因，认为是中国缺乏市民社会的土壤;启蒙的思想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存在相当大的价值断裂，并且也不是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思想;中国的启蒙源于民族主义的目标，当国家利益遭到侵害时救亡压倒了启蒙。当然，反对者也有，但基本上没有形成系统。最近，有人指出，作为对历史的反思，“双重变奏论”的观点具有相当合理性。它从思想演进规律和哲学层面反思五四，揭示了人的思想解放、精神解放与特定时期社会解放、民族解放的关系，提出了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但是，它在现实政治观念、学术概念和学术分析3个方面存在明显的越位。
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主义，是在70年代中后期新儒学研究兴起之时。新儒学激烈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指责它打断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促现中国的现代化。林毓生从另一角度阐述这一问题，为新儒学的观点提供了系统的佐证。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可算得上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观点的代表作。林毓生在这本书中解释了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根源是：源自于中国传统的一元论思想模式;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力图借思想文化，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以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这种观点流传到国内后，被不少人接受。当然，反对的更多，形成了热烈的争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存在形式主义问题可以说是这个争论的一个侧面。王元化在1988年11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传统与反传统》一文批驳新儒学的观点。他认为，五四精神不是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因为，五四启蒙者对儒学的批判只是集中在具有强烈封建主义色彩的纲常伦理与吃人礼教上，对儒学其他内容却多有肯定;儒学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五四启蒙者对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倍加推崇，他们提倡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五四启蒙者反对儒学的武器是资产阶级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具备现代化的特性。李泽厚指出：肯定和继承吸取传统中包括孔门儒学中的某些东西，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当时，甚至今天，更重要的是应该着重指出，建立在封建宗法社会基础上的孔学儒家在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巨大的阻碍作用。李良玉著文对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他指出：传统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结晶，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多样的，因而，传统具有多样性，因此，所谓凝结中国文化、社会与政治为一体的传统并不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针对袁世凯政权的政治批判，不注意这一点就无法说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真正原因，也降低了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意义;新文化运动固然采取了批判传统的态度，但它讨论问题的立场是有双重性的，即对学术文化的相对宽容和对专制主义的坚决反抗，完全忽视其平等商讨的一面是不正确的。他强调，重评五四，既不能因其历史价值而忽视其时代的局限性，也不能因五四以后的某些重大历史过失而追加其责任。
第四，中西文化论争问题。中西文化之争是五四时期很引人注意的一场论争。过去史学界对这一论争缺乏深入研究。80年代，这一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对论争双方的总体评价及“新旧文化调和论”。
对“新旧文化调和论”，丁伟时在《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上发表了《重评文化调和论》一文。他认为，中西文化结合这个大问题恰恰是在他们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驳论中得到了比较细致的却又是病态的发挥;在其完全错误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却包含着合理的方法论成分，这就是注意分析不同时代或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承认存在着交流融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汤一介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五四运动与中西古今之争》一文中提出，五四前后是中国文化的重大转型期，这样的时期对传统文化往往并存3种力量，即文化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往往是这三者之间的撞击，对这3种力量的历史评价应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
1998年，有人提出用“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分析五四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他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受到其他民族的文化影响时，由于异域文明的强烈渗透而在知识阶层中本能地发生的、以维持本土文明的主体地位和在伦理道德、思想学术、文学艺术诸方面坚持传统化的价值心态和文化追求”。它“常常是在民族扩张的对象或者被动地发生文化转型的社会中流行起来”。以此考量，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等人的思想属于“文化民族主义”。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厘正中西关系、纠正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偏颇方面有相当价值;作为一种活跃的社会思潮甚至政治倾向，它的社会价值也不容低估。
2003年，郑大华发表了《重评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一文，认为从学理上看，东方文化派和新文化派的主张都是正确与错误并存。分开来看，它们构成悖论;合而视之，则又互为补充，形成辩证统一。他指出，主张新文化的人强调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性，承认西方文化比封建主义的中国文化优越，但忽视了各民族文化发展之特殊性，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具体的分析，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是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失范的情况下，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不能够仅仅将它化约为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更不能与复古主义简单地画等号。
三、五四人物研究
五四人物研究历来受到重视，“文革”前即有论著发表。“文革”之中，五四人物的研究被严重扭曲。20世纪80年代以来，五四人物的研究重趋活跃。其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范围大，五四时期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第二，研究角度比较全面，人物的生平、活动及思想，都已受到注意。由于五四人物研究涉及面很广，就五四时期而言，不同学科里，又有不同的评论重点，因此，这里只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五四文化民族主义人物的研究情况，做一些介绍。
(一)关于陈独秀
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陈独秀研究是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20世纪80年代，陈独秀研究成为热点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共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另一方面是出版了大量的有关陈独秀的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有：《陈独秀文章选编》(1984年)，《陈独秀著作选》(1984年)，《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1980年)，《陈独秀书信集》(1987年)，《独秀文存》(1996年)，《陈独秀评论选编》(1982年)及两种版本的《陈独秀年谱》(王光远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80年代以来的陈独秀研究已涉及其家世、生活、社会活动及其思想，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传记作品有任建树、唐宝林合著的《陈独秀传》(1989年)，任建树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陈独秀大传》(1999年)。最近，沈寂的《陈独秀传论》也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他方面的研究著作有刘长林的《中国人生哲学的重建：陈独秀、胡适、梁漱溟人生哲学研究》(2001年)，朱洪的《陈独秀与第三国际人物论》(2004年)等。在陈独秀研究过程中，史学界就陈独秀在五四时的历史地位、是否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是否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等问题进行了争论。
第一，关于陈独秀的历史地位。胡乔木在20世纪50年代写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小册子，他对陈独秀的评价是，“并不是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和五四运动中以中国积极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这一评价在50年代占主导地位。“文革”期间，对陈独秀的评价被严重扭曲，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许多文章都称，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的主将，是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虽然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80年代初，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和《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先后发表在《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和《红旗》杂志(1981年第4期)上。在这两个讲话中，毛泽东称：“五四运动是有中国最高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觉悟的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陈独秀“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这两篇讲话的发表，标志着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得到官方的承认。80年代末，有些人对“陈独秀不是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这个论断产生于建国之初，对否定陈独秀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非马克思主义者”等观点有作用，但“不好的”定语就产生了一个好与不好的标准问题。如果用评价陈独秀的标准衡量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会得出没有一个好马克思主义者的结论。因此，称陈独秀当时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较为科学，或者去掉“不好的”这一定语。
第二，陈独秀是否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建国初，胡乔木的小册子就是对否认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批评。80年代以来，又有不少人著文支持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赵崇田、邓野分别发表文章，分析了陈独秀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再到初步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他们认为：“在五四后期，陈独秀经过了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由肯定到否定，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由开始接受到基本掌握的过程，经过了由民主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再到初步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两个阶段。王洪模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著文认为，五四运动前，陈独秀是进步思想界的领袖，五四运动后，他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彭明认为，五四后，陈独秀“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第三，陈独秀是不是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林毓生在他的著作中称陈独秀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者。国内除王元化著文提出异议外，还有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见解。他们认为，提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陈独秀的一种误解。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遗产是十分尊重和忠实继承的，即使对孔子思想也是如此。有论者分析了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思想，指出，陈独秀的思想目的在于引导大多数国民的伦理之觉悟，以达到“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最高认识水平，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其“求新择优”的主张也完全是针对各种各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陈独秀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陈铁健、任建树、杨奎松、沈寂、唐宝林等人均有过很好的意见，特别是唐宝林用力甚深。在学界努力下，除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外，还先后摘掉了加在陈独秀身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革命”、“汉奸”等9顶帽子，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二)关于李大钊
对李大钊的研究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有关李大钊的史料主要有：《李大钊选集》(1959年)，《李大钊文集》(1984年)，《李大钊遗文补编》(1989年)，《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1984年)，《李大钊史事综录》(1989年)及《回忆李大钊》(1980年)等。学术界李大钊研究的整体水平达到了相当高度。主要有：《李大钊传》(1979年)，吕明灼的《李大钊思想研究》(1983年)，朱成甲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1999年)，阎稚新《李大钊与中国革命》(1989年)等。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出版了《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89年)。90年代以来的成果有，李权兴等编的《李大钊研究辞典》(1994年)，朱志敏的《李大钊传》(1998年)，周忠瑜的《李大钊宪政思想与近代中国》(2005年)，吴汉全的《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2002年)等。学术界关于李大钊研究的争议主要是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其早期思想的阶级属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以及李大钊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等方面。
第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领导者观点
的人认为，李大钊在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是无疑的。黄兆康、裴焕利甚至指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应该是李大钊。反对者认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五四运动的说法缺乏说服力。在五四前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未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思想。因而，李大钊、陈独秀等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或十月革命模式领导发动五四运动，更何况李大钊刚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在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时由于《新青年》脱期而未能与读者见面，因而也不会发生作用。反对者也指出，由于陈独秀、李大钊长期从事文化启蒙运动，因而他们在五四中起了积极作用是肯定的。
第二，早期思想的阶级属性。一般认为，李大钊的早期思想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刘伟提出异议：“激进民主主义者未必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处于自在阶段的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家，李大钊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王桧林对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提出新见解。他认为，李大钊所说的工人统治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和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所达到的真正的工人政治，即纯正的平民主义。
第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这个问题有多种观点：1918年说，1919年说，1921年说，1923年说。1918年说的论据就是李大钊在这一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持1919年说的论者认为，在中国，一个民主主义者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标志，就是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能正确选择革命道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表明，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持1921说的论者认为，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对待几个关键问题的态度，即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认识，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的认识。李大钊从1918年下半年到党的成立前夕，对这几个问题的认识态度明显前进，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持1923年说的论者强调，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虽早，但长期被某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干扰，直到1923年底，才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关于胡适
胡适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才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过去，胡适在五四时期的功过是非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评价。拨乱反正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地位得到了肯定，胡适的学术研究也就开始兴起了。学术界召开了多次胡适研究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许多胡适研究资料。主要有：葛懋春、李兴芝编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1981年)，12卷本的《胡适文集》(1998年)，《胡适书信选》(1996年)，《胡适年谱》两种(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1994年)，《胡适论争集》(1998年)，《胡适自传》(1986年)，《胡适的日记》(1985年)，多卷本的《胡适学术文集》(1993年)，郑大华整理的《胡适全集》(2003年)等。胡适研究的成果相当丰富，其中有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1985年)、《胡适新论》(1996年)，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1993年)，郑大华的《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1994年)，沈寂的《时代碣鉴：胡适的白话文-政论·婚恋》(1996年)，张晓唯的《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2003年)，杨金荣的《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2003年)等。关于五四时期的胡适，学术界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整理国故。过去认为，胡适发起整理国故是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政治上是反动的。现在，学术界从新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李泽厚认为，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这主要是他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作的一系列历史考证和研究的论著文章”。任继愈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打破了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余英时称之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耿云志指出，胡适一生的大部分学术活动属于“整理国故”，其整理国故的目的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同时也是为着训练治学方法，其学术上的正面作用应予肯定。90年代中期以来，桑兵、罗志田、秦弓等一大批学者对整理国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就整理国故的起因、过程、意义等作了深入探讨，发表了大量成果。
第二，关于胡适的治学方法。对于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学者们分歧很大。耿云志认为，胡适的方法“表现出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不能认为是可靠的科学方法”。在首届胡适学术思想讨论会上，有人认为，胡适的方法的提出，“曾令人耳目一新，在思想文化领域起了积极作用。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于它体现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体现着反蒙昧主义的理性态度”，“是属于唯物主义性质的”。李良玉在《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胡适的方法是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总结;在胡适之前，也有人，例如梁启超就已经涉及这一方法;胡适的方法，本质上是归纳和演绎两种思维方法的具体运用;所谓大胆假设，决非凭空想象;最后，评价这一方法，必须和胡适所提倡的关于收集、考订、校勘史料的一系列学术方法结合起来分析，因此，不应过于苛刻地进行批评。当然，应该看到，胡适的“假设”实际上是一种经过初步研究后的判断，而非真的假设，就其内容分析，也缺乏史学方法论的完整价值。
第三，关于胡适的哲学思想。台湾学者吴森认为，胡适不是杜威实用主义的传人。耿云志认为“胡适并没有歪曲而是相当忠实地介绍、宣传了杜威哲学的根本观点”，只是“当这种哲学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遇到了与美国迥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因而产生了不同于美国的社会效应”，因此，“胡适的哲学思想是实验主义的中国版”。对实验主义的性质，袁伟时一再坚持是属于唯物主义性质的，耿云志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对实验主义的评价，胡曲园认为，实验主义“本身包含着保守、反动的基本内容，但胡适把它拿过来，为我所用，并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条件相结合，在当时是发挥过进步作用的，其中包含不少有价值的因素”。1996年，有人指出：“相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实验主义哲学别开生面。它不承认一切经典和教条，哪怕对正被运用的科学定律也持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修正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强调整体观点，推崇直觉思维，缺乏严密的推理论证，有极大的改造价值”。
第四，关于胡适的反传统问题。郑大华批判了胡适对民族文化的自卑心理和形式主义看问题的错误。但也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主张的是最有效的方式来吸收西方文化，以实现中西文化的结合，是不能称之为全盘西化派
的。欧阳哲生认为，胡适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并发表过不少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论，但他不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始终是同建设新文化结合起来，把它看做是振奋民族精神，“再造文明”的必要条件，这种批判本身就贯注着理性精神与建设意义。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以外，胡适与徽州文化，胡适与科学论战，胡适的伦理观，胡适与红学及胡适与墨学等，都在学术界的研究范围之内，在此不一一叙述。
(四)关于五四文化民族主义人物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五四人物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一些曾经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人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主要包括坚持儒家价值的梁漱溟、与陈独秀等人激烈争论的杜亚泉、文化怪杰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的“学衡派”等。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他的研究持续升温，梁氏的多种著作被出版，其中包括200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的8卷本《梁漱溟全集》，对梁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著作有曹耀明《梁漱溟思想研究》(1994年)，郭齐勇与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1996年)，马勇《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1991年)、《梁漱溟评传》(1992年)，郑大华《梁漱溟传》(1991年)，熊占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2000年)，景海峰与黎业明《梁漱溟评传》(1996年)，李渊庭与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2003年)，汪东林《1949年后的梁漱溟》(2007年)等。
很长时间里，辜鸿铭都被视为近代最落后顽固的文化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气候下，他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研究论著多有出现。1991年，黄兴涛着手进行辜鸿铭研究的博士论文，1997年出版了《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1996年，他和朋友经多年积累翻译出版了两卷本《辜鸿铭文集》，为全面了解辜氏提供了第一手文本。龚书铎在《辜鸿铭文集》的“序”中指出，辜鸿铭虽然保守，但并没有顽固到对中国的一切都加以维护的程度，也不是对西方的一切都予以拒绝、盲目排斥。他抨击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揭露西方文明的弊端，推崇中国传统的精神特点，虽然存在自大和虚傲心态，但有合理因素。黄兴涛则在“后记”中直言不讳地表示欣赏辜氏的外语水平、机智善辩、定见和傲骨、火热的中国心。
“杜亚泉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又一个热点。1993年，为纪念杜亚泉诞辰12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杜亚泉文选》，王元化在文选的序“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战”中提出重新认识杜亚泉的问题。1994年起，高力克、朱文华等人的研究论文相继发表。1998年后，高力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许纪霖、田建业所编《一溪集》等相继出版。2006年，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年一1932年)》的出版，标志着对杜亚泉一类人的文化思想的研究，已经从个体的认识，转向了知识分子公共空间的层面。
对“学衡派”的关注，更是五四研究、大学研究、思想文化研究、近现代教育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2001年)，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2007年)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学衡派重要人物吴宓更是焦点人物之一，研究论著众多，10卷本《吴宓日记》(2006年)的出版广受关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关于学衡派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认识的变化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分。1981年，有人指责学衡派是“长江下游地区封建主义文化的顽固堡垒”。现在，这样武断的看法已经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持了。实际上，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或“文化保守主义”、“东方文化派”)各个思想群体的研究，都带有这样的走出“文革”禁锢，逐步解放思想，逐步回归学术理性的特点。
综观五四研究的学术史，笔者深为它与当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而欢欣鼓舞，当然也深感继续努力的必要。也许由于fflN的文化启蒙陡然提出了太多的问题，也许由于人们对五四的消化还非常不够，也许由于完成五四的使命还缺少现实社会条件的支持，因此，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五四仍将是一个话题。我们期待着五四领域的新的开发，期待着在此前基础上的更积聚、更宏大的作品的问世。
作者：赵入坤
2000年10月9日到13日，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山东省历史学会、《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和河北省威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内地21个省、市、自治区的学者120余人和港、台学者6人，日本、美国、德国、韩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家的学者22人。会议收到论文100篇，与会学者围绕"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结束后，与会学者到义和团发源地之一河北省威县进行了学术考察。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义和团运动评价、义和团运动与近代社会文化、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义和团运动与教会教案等几个方面。现谨将与会学者在这些方面的主要观点和争鸣综述如下。
一 义和团运动评价
义和团运动评价历来是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在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之际，如何理解百年前的这场运动，更为与会学者所关注。80年代以来，以前似乎不可动摇的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有研究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排斥西方文明，主张闭关锁国，从而在政治上被顽固派所利用，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民族灾难。在这次会议上，针对这种观点，不少学者重新强调了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在会议的中心发言《中国这样走进20世纪》中，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题，高度赞扬了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认为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是近代史上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陈振江(南开大学)的文章《庚子国难百年纪念与反思》则直接批驳了否定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性质的观点，并结合义和团配合清军反抗八国联军侵略的历史事实，强调了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斗争精神是阻止列强瓜分中国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不过，会上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理解义和团的爱国主义。庄鸿铸(新疆大学)的《义和团的悲剧及其历史启示》和郭大松(山东师范大学)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论纲》认为，义和团的爱国主义属于传统爱国主义，它强调"夷夏之防"，试图保持传统的内外体制，排斥和拒绝西方先进事物和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他们都指出了这种传统爱国主义的两重性，一方面在反侵略斗争中发挥了凝聚民族力量的动员作用，是当时条件下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精神，一方面又具有明显的落后性，造成笼统排外并保护了封建主义制度。
论证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是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一以贯之的主题，而把义和团爱国主义视为与近代爱国主义有所区别的传统或古典爱国主义的看法，在1990年举行的义和团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就已经有所表达。然而，这样两种看法在2000年会议上的再次提出，反映了学术界近年来注重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史的趋向。庄鸿铸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正确选择，而封建迷信、盲目排外、固守传统的义和团运动是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郭大松则直接把与义和团的传统爱国主义相对的另一类爱国主义称为现代化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李文海和陈振江等学者在论证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性质时，也都强调了义和团反帝斗争与现代化的关系，注意去探寻两者之间的历史交集。李文海在分析义和团运动作用时，特别强调了它推动20世纪初年的革命运动、立宪活动以及清政府新政改革等方面的作用，并指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必须与争取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努力相结合，才能真正取得成功。尽管论述尚不充分，但表明了试图把近代人民革命斗争纳入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的学术努力，具有启发研究方向的作用。
也有学者试图从当时的国际进步舆论来认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王晓秋(北京大学)在深入发掘日本史料的基础上，介绍了日本正义人士谴责日本对华侵略和同情义和团运动的言论。澳大利亚学者甄爱寥(J.E.Elliott)的文章《义和团战争的漫画与文明世界的良心》研究了义和团时期西方报刊刊载的漫画，指出它们并没有把义和团看做野蛮主义，相反，它们认为列强对华侵略是不正义不文明和非基督教的。由于西文报纸很少刊载联军在华的野蛮行径，这些漫画成为反映这些事实的主要形式，使西方公众对联军侵华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应当注意的是，甄爱寥的研究不仅反映了西方史学界研究重心向"殖民地话语"的转向，而且展示了图片历史学的具体运用。
美国学者柯文(P.A.Cohen)提交了题为《义和团、基督徒和神--从宗教战争角度看1900年的义和团斗争》的论文。他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提出了一种颇具挑战性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看法缺乏历史资料的支持，对义和团斗争复杂多样的动机进行了错误的解释。在他看来，历史资料只能说明当时的外国人认为这一冲突是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冲突，而当时的中国人则认为这一冲突来源于中国人对于外国人和一切外国事物的仇恨和恐惧。他同时认为，当时人的看法又都是用宗教语言表达出来的，建立于某种宗教前提的基础上。柯文从拳民和教民关于干旱、战争的宗教理解以及他们之间对于对方宗教的相互诋毁三个方面，论证了他关于1900年的拳教冲突是宗教战争的观点。除柯文外，德国学者余凯思(K.Mühlhahn)也认为，宗教是导致义和团运动发生的重要因素，所以该运动主要应被理解为一场宗教冲突。
这些看法引起了中国学者极大的兴趣。陶飞亚(山东大学)在评论柯文的文章时认为，义和团反教会的斗争确实具有宗教色彩，但决不是一场宗教战争。一方面，当时传教事业已经成为世界殖民政治的一部分，正如周锡瑞所说的是"披着基督外衣的帝国主义"，所以义和团反教会实质上是反对宗教外衣下的帝国主义，并不仅仅出于宗教原因;另一方面，和世界历史上典型的宗教战争相比，拳教冲突并不涉及宗教信仰、信徒权利等内容，很难称之为宗教战争。另外，柯文并未提到义和团用非宗教语言表达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而这一口号显然很难以用宗教冲突来加以解释。其他一些中国学者也不同意把义和团运动理解为宗教战争，认为这种理解削弱了义和团运动的政治意义。
应该看到，围绕柯文观点的争论反映了中外学者不同的历史价值观和史学方法。中国学者更注重把具体的历史事件置于更广阔的空间背景和某个更长远的历史过程之中来考虑，而柯文则力图按照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们的理解去解释这一事件，尽管在他的解释中，难免有从西方角度出发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宗教的误读。有意思的是，中国学者王守恩(山西大学)在考察山西义和团运动时，也认为它是一场通过宗教战争来整合社会、维护传统社会生活的运动。惜乎他对此并未进行充分的论述，使我们不能对中外学者对"宗教战争"的不同理解加以比较。
有关义和团运动性质和作用的争论始终是义和团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运动进行了多种历史解读，丰富了我们对这一运动的理解，也启发了义和团运动其他方面的研究。
二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社会、文化
义和团研究近年来重要的学术进展之一，就是注重研究义和团时期的乡村社会。曾经推动了这一进展的程(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次会议上又发表了他的力作《社区精英群的联合与行动》，对义和拳发源地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进行了细致的区域研究。文章提出了"社区精英群"--下层士绅、各种民间组织领袖以及各色乡村能人--的概念，分析了这一"社区精英群"在西方教会势力急剧扩张的形势下，利用各自控制的乡村资源，动员他们所分别主导的多层民间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加入到反教会斗争中去的过程。程把这个动员过程称为社区精英群的联合与行动，并且力图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去破解19世纪末乡村社会民众是如何进行社会动员的。
与程侧重从乡村民众社会动员的角度来探究义和团的兴起相对，刘天路(山东大学)试图从晚清乡村社会控制的方向去追寻同一问题的解答。他认为，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义和团事件是由山东和直东交界地区的局部村社逐步发展到华北广大地区的社会失控过程。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控制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未能起到其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其原因之一是使用了某些非常规的社会控制手段。大刀会、义和拳等民间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安和村社势力平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始终未能被纳入常规的社会控制机制之中，使地方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们的活动，从而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骚动。
实际上，无论是从民众动员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去探讨义和团运动的兴起，都包含着对义和团运动的重新理解。这种理解不再把它仅仅看做是带有某种政治色彩的农民运动，而是试图把它还原为19世纪末乡村生活状态下的一场民众运动，试图通过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格局来探讨这一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按照这样的思路，乡村社会结构、乡村权力结构、乡村民众动员、乡村社会控制等许多新问题就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会议收到的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一个晚清村庄的冲突、控制和自治》和〖HTH〗宋桂英(山东大学)的《19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教案》，都反映了这种新的研究路向。
新的探索离不开既往研究的基础，传统课题也在追求新的学术突破。在这次会议上，以往着力较多的关于乡村社会组织的研究也出现了更加深入的开掘。王如绘(山东社会科学院)根据新发现的有关大刀会在1894年就提出了"兴华灭洋"口号的中文史料，把义和团运动的最初兴起上溯到甲午战争之际。王如绘的观点注意到大刀会的口号、形迹和活动对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影响，而英国学者狄德满(R.G. Tiedemann)从另一个方向对大刀会和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看法。他认为，大刀会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反基督教会的组织，而是当时乡村社会诸多相互矛盾冲突着的势力集团中的一个。尽管大刀会确实在1896年进行了反教会的斗争，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以一个组织的形式参加了1898年到1900年间的义和团运动。在这一期间，大刀会仍然作为乡村自卫组织而存在，与当地的基督教会保持着时而冲突时而合作的关系。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大刀会甚至还与基督教会携手同外来的义和团进行过战斗。
我们知道，对于义和团时期的乡村社会研究来说，资料相对缺乏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有关乡村社会的中文文献资料极少，使许多研究只能依靠并不完全可靠的调查资料进行。狄德满的研究大量使用了在华传教士当时的信件等记载，极大地弥补了中文资料的不足。这或许给了我们这样的提示：如果想比较完整地重建19世纪末乡村社会的历史，还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传教士们所留下的丰富资料。
从乡土文化入手推进义和团研究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一些学者通过民风民俗、民间信仰、乡民意识、大众戏剧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出许多新课题。在这次会议上，也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日本学者马场毅探讨了义和团的宗教信仰、仪式与农民日常生活的关系，认为义和团崇拜的诸神来源于乡村文化生活，与乡村农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近年一直注重研究乡土文化的张鸣(中国人民大学)也对义和团的仪式进行了考察分析，试图揭示其文化象征和政治隐喻。他认为，义和团仪式主要来源于中国北方乡村的巫术与宗教仪式，具有非常的社会动员功能，使得义和团能在既无核心组织又无统一发动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以极为相似的形式在华北兴起。同时，义和团不断的仪式演练和表演不但加强了其内部的凝聚力，而且获得了外部民众的信任和拥护，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维持了义和团组织较长时间的存在。张鸣把义和团仪式看做是一种社会互动模式，通过这种模式，义和团获得了进行大规模斗争的必要能量。
这些主要以乡土文化为对象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对义和团历史的多向度理解，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试图从正统文化与异端文化关系的角度去探索义和团运动的意义。罗志田(四川大学)认为，在正统文化看来，基督教和义和团在思想观念上都属于文化异端，但在正统中学难以解决危机的19世纪末，清朝廷启用了中国传统中任何可以尝试的资源，被迫到异端方面去寻求力量和支持。这一举措一方面使一部分正统的知识者失去了对依靠异端的清朝廷的信任，一方面则促成了异端的上升，推动了异端正统化的倾向。尽管有学者对罗志田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把义和团时期的乡土文化置于近代文化更大的转变过程中去考察，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思考。
要真正理解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特点，必须要贴近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更加注重从19世纪末中国乡村社会和民间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相信是新世纪义和团研究重要的进路之一。
三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
在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关系研究中，从一开始就受到研究者注意的是清廷内部斗争对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影响。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不久，就有人认为它是"党祸之争"。梁启超在分析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时，也认为戊戌政变和废立阴谋是直接原因之一。尽管近年来又有一些论著注意到这些在建国后受到批判的观点，但一直未见有令人信服的论述，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政府在义和团兴起后的具体对策方面。在这次会议上，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题为《己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的文章，对20世纪初就已提出的这一课题进行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探讨。他认为，戊戌政变以后形成了阴谋废黜光绪、立大阿哥为皇帝的"大阿哥党"，这个以刚毅、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在其废立阴谋屡遭挫折之后，采取了支持义和团的政策，导致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使京畿地区局势急剧恶化，从而招致了八国联军的侵略与镇压，"大阿哥党"也最终覆灭。徐松荣(广东社会科学院)的同一题目的文章，提出了与周育民基本相同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对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的研究，一般是把清政府视为在本质上与人民反帝斗争相对立的封建统治集团，重在揭示其投降卖国的必然性。而周育民的研究强调了清政府在义和团事变中的政治失误，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者负有妥善处理和引导民众反帝斗争以避免民族灾难的政治责任。在他的论述中，我们注意到了把清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来研究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研究的其他方面，也同样有所反映。
有不少学者分别研究了清政府地方官员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山西大学的王守恩从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山西的义和团运动进行了考察，认为山西义和团运动是由社会权力控制系统发动、在官方控制下进行的，它既是反侵略的民族运动，又是反异端的社会运动。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考察了山东、直隶官员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认为他们的主张、举措不仅直接影响着运动的发生、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清中央对义和团的决策。与王守恩不同，喻大华认为东直督抚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引导为权力斗争的工具，使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行为不能简单地称为反侵略，而应该受到谴责。
这些研究应该说都有独到的见解，而相对说来，冀满红、白文刚(山西大学)的论述似乎更注重通过义和团事件去窥探晚清政治权力的变化。他们的《地方督抚与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一文，考察了义和团运动时期地方督抚对清政府政策的重要影响，但其着眼点却在于由此来分析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它认为，地方督抚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影响清政府的政策，是中央权力严重下移，地方权力急剧膨胀的结果，而义和团运动又进一步加重了晚清这种内轻外重的政治局势，推动了清王朝的最终灭亡。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促使清政府决定对列强宣战。清政府的宣战原因，一直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日本学者佐藤公彦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促使清政府开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所谓的列强要求慈禧归政的假照会，而是由于列强占领了大沽炮台，清政府对外宣战是一个拥有民族自尊心的民族在"受到虐待"后的愤怒的正当表达。他由此认为义和团战争是反帝国主义的战争，但认为清朝的抗战存在着满族国家主义指导下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客观地说，佐藤公彦关于清政府宣战原因的论述在学术方面并非全新的突破，他基本上是赞同中国学者林华国的观点。而林华国(北京大学)则向会议提交了《有关八国联军战争的几个问题》一文，对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战争的关系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说。他认为，把八国联军战争看做是列强和清政府共同反对义和团的战争是不准确的，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抗击侵略军的任务主要是由清军承担的，义和团起辅助作用。在这个阶段，战争的性质应是列强对中国的战争。只是到了北京陷落后，清政府才放弃抵抗，开始镇压义和团，战争的性质才成为列强与清政府共同反对义和团的战争。
从这次会议来看，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的研究仍然是义和团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诸如己亥建储、清政府的义和团政策以及对外宣战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都避免简单地把清政府与义和团绝对对立起来，注意从列强、清政府和义和团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来展开讨论。当然，主要由于资料原因，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中仍有许多问题没有理清，需要研究者继续深入进行考察。
四 义和团运动与教会、教案
较早的反教会斗争研究，多把近代民教冲突简单地约化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近年来，研究者比较注重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角度来认识民教冲突，更多地把反教会斗争作为教案来研究。这次会议也同样表现了这种趋向。
韩国学者金钟健将1899年以前山东的反教会斗争分为4个时期，论述了这一时期山东反教会斗争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山东反教会斗争的动机日趋复杂，而包括外国军队入侵在内的外部因素在后期的影响逐渐增大。与此相适应，反教会斗争的激烈程度也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他的研究非常仔细，对所有教案列表进行了分析，因而比较有说服力。赵树好〖HTF〗(聊城师范学院)对整个晚清时期的教案进行了量化研究，不仅依据新的标准全面统计了教案数目(总数为1996起)，而且采用计量和比较的方法，将晚清教案划分为4个时期，并提出了每个时期的特点。金钟健和赵树好的研究尽管范围有所不同，但都可视为宏观研究。与以往的宏观研究相较，他们在力图理清某种普遍性脉络时都注意考虑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特殊性，注意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
历 史 研 究区域研究是近年来教案研究的新趋向，但比较多地集中于山东和发生过重大教案的地区。在这次会议上，不少学者考察了一些以往不太受重视的地区发生的教案。李吉奎〖HTF〗(中山大学)对1900年广东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发生的教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发掘出许多新鲜的历史事实。牛敬忠(内蒙古大学)考察了近代绥远地区的民教冲突，认为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与绥远地区民众发生的冲突，尤其是在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冲突是义和团运动在绥远爆发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行龙、赵英霞(山西大学)则以大量乡土文献为基础，从山西民众传统的乡土信仰--迎神赛社的角度，论述了义和团时期山西民教冲突尤其激烈的原因。他们认为，基督教会干预村社的迎神赛社活动，破坏了村社的团结与认同，从而与平民形成紧张的对峙局面，是导致义和团运动时期双方大规模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区域性研究分析了各地区教案的独特背景和发展形态，在不同程度上为多向度多层面地理解近代教案创造了条件。在综合运用区域性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近代教案进行比较研究和全局性研究，恐怕是教案研究今后需要面对的问题。
义和团运动是在近代反教会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研究近20年的成就之一，就是不仅注重研究义和团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而且把它与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使得有关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利用法国政府和教会的档案，并与中文资料进行比对，考察了义和团时期直隶正定地区的基督教会。她发现某些天主教社群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的损失较少，并把这些社群与其他一些损失更为严重的基督教社群进行了比较，以图进一步探寻基督教会融入当地社会的情形。巴斯蒂的研究不仅对中外学者关于天主教徒在地方社会中比新教教徒更具进攻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而且提出了研究基督教社群与地方社会的整合问题。可以认为，她的研究与近年来基督教传播史研究中的某种新走向正相契合。研究者不再简单地把基督教会视为某种外来力量或是侵略工具，而是把它作为变动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一种内部因素来进行考察。这次会议上的其他一些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
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基督教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义和团运动。他认为，一方面，基督教史学以"受害者"的心态来看待义和团运动，把它视为一场灾难;一方面，基督教史学也看到了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会的发展，并认为，义和团事件被看做对基督教的考验，从而成为教会发展的动力。他还提出，团民和教民尽管有着宗教的对立，但生活在共同的民间文化环境之中，在宗教性格和社会性格方面有着某些一致性，正是在世纪之交刺激了义和团运动的民众文化和大众宗教对基督教的传播和本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元生的研究可能并不成熟，但义和团研究应该能从中得到某种启发，从义和团的对立面基督教会对义和团的描述中去考察义和团运动。
与梁元生的角度相近，美国学者任达(D.R.Reynolds)的文章《义和团运动与基督教：加速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及其背景》探讨了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影响。他认为，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基督教会所面临的内外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建立本色化教会的迫切要求，从而推动了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进程。而吴梓明(香港中文大学)〖HTSS〗则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一个方面即基督教教育方面上，以山西大学的创建、雅礼学会的成立和中国教会大学联合运动的产生三个个案为例，说明了义和团事件对基督教教育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作用。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民教冲突轨迹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只有在对它的对立面基督教会进行了充分研究之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关注中国本土基督教会的发展，义和团研究顺应了这一学术趋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它的进展。
在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之际举办的这次会议规模比较大，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90年代以来，义和团运动研究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逐步向更加切实更加具有学术认知力度的方向深入。但与此同时，从整体上看，史学界对义和团的研究兴趣似乎较前淡漠。这次会议对有关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发动，对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会议对于推动义和团运动研究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刘天路，1951年生，教授;苏位智，1949年生，教授。山东大学历史系 250001〕
(责任编辑：张亦工)
作者：刘天路 苏位智
高举团旗跟党走 绽放青春促跨越
——值此建团90周年暨五四运动93周年之际致向全体团员青年发出的倡议书
各位团员青年：
五月春意浓，花海紧簇拥。今天，我们迎来了2012年的五四青年节。在举国上下青年欢庆之际，公司团委向奋战在各个岗位上的600余名团员、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今年是建团90周年暨五四运动93周年，93年前的今天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篇章，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达到了新的起点，也标志着中国青年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急先锋。以五四运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孕育并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四精神鼓舞下，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沿着党指引的正确道路，始终坚持爱党爱国、追求真理、奋斗有为、勇于奉献，始终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荣辱兴衰联系在一起，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之歌。
一路风雨一路高歌。从2004年11月，闽北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实现通车运营，公司作为闽北高速公路运营的管理者，实现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根本性转折，目前，公司运营管理里程达476公里，位居全省前列。伴随着公司发展进程，600余名团员青年是推动公司发展的一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队伍。在运营管理一线，团员青年牢记“科学发展、高速先行”的企业使命，坚守“用心连接、真情互通”的服务理念，真情对待过往的司乘人员，大力推行文明服务礼仪标准化，积极投身2008年的抗冰保通和2010年的抗洪抢险保通工作，展现了高速公路人良好的社会形象。在青年职工的素质提升上，开展的“学习型团队建设”、“准军事化管理”、“绿色生态所站”、“职工技能比武”、“公推直选”等活动为团员青年的成长成才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在公司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以“青年文明通道”、“青年文明号”为龙头的“青”字号创建工程为公司的精神文明建设绽放了异彩。在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中，团员青年热情奉献社会，发扬雷锋精神，积极开展文明出行、阳光助学、金晖助老、无偿献血、义务植树、关爱留守儿童等青年志愿者活动，叙述了一个个感人动听的故事。近年来，先后涌现出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南平征管所、福建省五四青年奖章集体武夷山征管所等先进集体，全国交通系统青年岗位能手丁俊、全国“五一”巾帼标兵、五千万元无差错岗位能手郑榕美等一批优秀青年岗位能手，这充分展示了公司团员青年的精神风貌，也彰显了公司新的发展力量。
“五四”精神薪火永续、公司发展代代奋斗。目前，公司党委继续按照“打基础、抓规范，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提升运营服务水平”的工作思路，全力打造“六大”品牌，稳步推行运营服务与管理标准化。年底，公司将接管宁武高速、松建高速，未来一段时期，还将陆续建成京台建闽、延顺、邵光等高速公路，到十二五末闽北地区将实现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060公里。公司发展的重任将落在团员青年身上，为此，公司团委向全体团员青年发出倡议：
解放思想，勇当加快南平高速发展的时代先锋; 顾全大局，勇当加快南平高速发展的中流砥柱; 坚定信心，争当加快南平高速发展的行动楷模; 提高素质，争当加快南平高速发展的学习青年。
广大团员青年们，时代需要青年、海西需要青年、交通需要青年，就让我们携起手来，脚踏实地，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轩昂的事业激情、更加高尚的工作姿态，在公司发展的征程上，更好地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推进闽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事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发展，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共青团福建高速南平管理分公司委员会(宣)
纪念五四运动93周年暨建团90周年主题活动总结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为了纪念五四爱国运动，弘扬爱国精神，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我校青年学生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构建良好的交流互动平台，提高我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学校团委的领导下，我校于2012年5月4日星期五上午九点三十分开展了纪念五四运动93周年暨建团90周年“颂光辉历程，抒爱党之情”主题活动。
大会上，高
一、14班廖晓辉、迟美娇两位同学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朗诵，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带领着我们走出困境，走向美好生活，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华名族的子孙。接着我校团支部书记陈丽宣布了这次入团的30多名学生名单，由邓晓凤带领全校2000多名学生进行宣誓，每位团员都很兴奋，很激动。接着由新团员代表廖晓辉同学发表入团感言。廖晓辉代表新团员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自己遵守共青团章程，切实履行团员的义务，刻苦学习，扎实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努力工作，多做好事，为共青团、为学校争光。最后薛静代表校团委发出倡议，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勤奋学习，深入实践，贡献青春力量,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虽然这次的活动时间不长，但是让学生接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受五四精神的感染。
系列活动实施方案
今年是“五四”运动93周年，也是中国共青团成立90周年，为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升我区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积极引领我区团员青年与社会同发展，为建设高水平、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奉献青春，展示新区青年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我区团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为主题的系列实践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 活动主题 ******
二、 活动目的
通过精心组织策划一系列主题活动，集中对团员青年进行一次比较深刻的政治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回顾革命历史，明确时代使命，增强党的观念和团的意识，激励广大团员青年想在长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建设高水平、创建和谐社会奉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三、 活动时间 ******
四、 活动内容及实施方案
(一) “******”演讲比赛
——暨庆祝中国共青团建团九十周年演讲比赛
1、活动主题：“******”
2、活动目的：为了隆重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0周年暨五四运动93周年，进一步增强全区青少年的爱团爱党爱国之情，提升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为提供锻炼自我、展示自我的平台，以此来鼓励团员青年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更好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唱响时代主旋律，营造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3、题材要求：围绕建团90周年暨五四运动93周年主题，积极向上
4、活动时间： (1)******(初赛) (2)******(决赛)
5、活动地点：待定
6、活动对象：全区团员青年
7、活动内容：
(1)赛前准备：比赛人员报名，出场顺序产生
①4月16日(周一)中午1:30前各单位将参赛人员报名表报送至团委办公室(每单位参赛人员至少一名)
②比赛当天参赛人员须提前1小时到团委办公室进行抽签并通知相关事宜。抽签顺序为比赛出场顺序，抽签后需核对参赛信息。
③有准备PPT或背景音乐的选手请携带至抽签现场，拷入工作人员电脑。并自行安排PPT播放操作者。
④比赛当天，根据人员安排(待定)进行会场布臵。 (2)比赛流程: ①主持人致开幕词并介绍本次大赛出席的嘉宾和评委。 ②由团委领导带领在场全体团员重温入团宣誓 ③由主持人介绍比赛规则及评分标准和原则。
(3)比赛开始，选手根据比赛前的抽签顺序进行比赛。 (4)活动的过程中由主持人依序播报选手进行比赛。 (5)所有选手演讲结束后，由评委老师对其进行点评，并评选出演讲比赛的10名入围选手，再进行决赛。
8、奖项设臵
大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4名。
9、注意事项
①请所有参赛选手提前半个小时到比赛地点，比赛开始仍未到的选手，自动取消比赛资格。
②决赛每位选手的时间为6分钟左右，尽量不要超6分钟，在演讲前需报上姓名和演讲题目(为了公平起见，不报组织和职务)。
③本次主题演讲比赛是展示我校学生干部文化艺术修养、演讲口才和良好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各分会、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活动，全面动员、积极参与、精心组织、狠抓落实，按照文件要求扎实开展选荐工作，推荐优秀选手参加比赛，确保本次主题演讲比赛圆满成功。
10、附表 附1： 附2：
五、活动总体要求
1、广泛发动，形成声势。各基层团组织要在本单位做好充分的动员发动工作，使“五四”活动既突出重点，又全面活跃。要充分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按照党建带团建的工作思路，争取党政领导对共青团工作的重视和支持，进一步优化共青团工作的环境，确保尽可能多的团员青年参与到“五四”活动中来，增强共青团在团员青年中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各基层团组织要按照“主题鲜明，面向团员，立足基层，务求实效”的要求，围绕本单位中心工作，把本单位“五四”活动策划好、组织好、落实好。要争取新闻单位的大力支持，利用电视、报纸、网站等新闻媒体加强宣传，形成全区上下庆祝“五四”活动的良好氛围，展示新区青少年积极向上的良好形象。
加强督导，确保实效。团区委将“五四”活动纳入全年团的工作考核。各基层团组织要按照工作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五四”活动方案，确保活动开展有实效。
4、要对活动认真总结，做好资料以及照片的整理工作并及时上报团委办公室。
附1：演讲比赛报名表 附2：演讲比赛评分细则
共青团*****委员会 **年**月**日
纪念五四运动91周年在距离五四运动91周年之际，作为一个入党积极分子，我认真了解了五四运动的背景。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它是当时的时代划时代的产物，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靠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愿和决心能够发动起来的，它是一场爱国救亡的运动。
而对于我们生活在新时代的新青年的90后来说，很难体会到当时时代人们的苦难和改革的迫切性。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们的果敢，他们的创新，他们的不怕牺牲的精神，都是我们新一代青年值得学习的，只有这样，我们的祖国才能在21世纪继续绽放光芒。
作为一名青年我们需要学习前人的优秀品质，而作为一名大学生，甚至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其思想的觉悟性和先进性是比较领先的，我们更应该发扬这种品质，以自我作为表率，为他人做榜样，从身边小事做起。
离今年的清明节才过去无多少时日，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为党的事业为国家的建立奉献自己生命的人再一次触动着我们的心灵。虽然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无需做出付出生命的巨大牺牲，但我们是否时时刻刻反省着自己，时时刻刻地提醒着自己，我们如今幸福的生活如何换来，我们有什么理由在爸爸妈妈的庇护下享受着这些衣来伸手和饭来张口。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和当年的大学生相比，其素质和思想觉悟性远远不及，所以我们更应该时刻反省和提醒自己。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需要从小事严格要求自己，以小集大，为身边的朋友做出表率。现在我是入党积极分子，就要以一名积极分子的准则要求自己，假以时日，我相信我会离党越来越近。
【篇一】
有人说，青春是一首歌，回荡着欢快、美妙的旋律;有人说青春是一幅画，镌刻着瑰丽、浪漫的色彩。
为了驱逐黑暗、争取光明，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青春之歌，绘就了一幅最宏伟的青春图画。
如今，“五四”运动已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然而，“五四”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是一种精神，表现出青年人对我们民族炽热的爱，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注，表现着青年人的责任和使命。
今天，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有幸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有幸站立在世纪和千年交汇点上。我们是幸运者。面对新世纪，我们责任重大。我们回顾发扬“五四”精神，认真思索着，自己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青春，怎样的人生。记得，最初开始认识“五四”是从小学的历史课开始的。那时，老师讲到“五四”运动，向我们讲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种种欺凌，讲述青年们为祖国不惜献身的种种壮举。当时，我们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刻道理，但有如一丝曙光照亮蒙昧的荒原，我们幼小的心田中已播下了爱国的种子。渐渐地，我们长大了，我们成为风华正茂的青年，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了五四的传统和精神。想想那些曾经与我们差不多大的五四青年吧!他们稚嫩的肩上早已承当起一份救亡图存的重任，而今天建设祖国的重任将别无选择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我们是否应该为祖国的更加繁荣昌盛而奉献我们的一切?
是啊，我们不小了，我们不能永远停在父母宽大的羽翼下避风躲雨。今年的五月四日，我们将参加成人宣誓仪式。那意味着我们将要同父辈们一起，共同撑起一片蓝天。
长辈们常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少些紧迫感，也少些责任感。的确，与他们相比，我们的生活更舒适，更安逸。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身上的努力，减轻肩上的责任。
人们每每谈到我们苏北老区总是感慨万分。苏北大地，是一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我们盐阜地区也曾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过光辉的一页。戎马倥偬的年代，这一方热土，曾经为中国的革命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凭着苏北人的勤劳和智慧，使自己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起这一切，我们心中总是充满自豪。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与祖国的其他发达地区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这里个别地方的贫困还有待于进一步治理。这里的整体经济还有待进一步的腾飞。我们，作为苏北青年，首先应该感觉到的是什么?枣责任，感到的应该是责任。“生我是这片土地，养我是这片土地。”我们爱着脚下的这片热土。我们就要承担起建设家乡，繁荣家乡的责任。
在我的家乡，有一位与我的父亲同龄人。他就是全国闻名的身残志坚的农村科技铁人姜德明。他立足农田，孜孜不倦地研究着小麦、棉花如何在家乡的土地上能够有更高的总产量。当他的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时，癌症又一次地向他袭来。他没有倒下，拄着拐杖依然风里雨里地留在田头，走访在农户家中。不懈的努力，他培育出的优良品种得到了推广，种植技术得到了普及，粮食总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民的双手欢迎这样的农技员。把他誉为“农技铁人”。他是我们老区青年的好榜样。去年，他在我市青年成人宣誓仪式上谆谆告诫我们，为老区经济的腾飞，要努力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立足本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们记住了这位铁人的话，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盐阜老区的青年们都会努力的。
是的，责任放在我们每个青年的肩上，放眼新世纪，振兴中华，建设家乡，我们是不会退缩的。
李大钊曾在《青春》一文中写道：“冲决历史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危机。”今天的我们虽然无需面对国土的沦丧，无需承受战火硝烟，但我们面前的任务同样艰巨。我们应该努力成为鲁迅所说的“创造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代。”“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青春热血献祖国，顽强地努力，无私地奉献，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要掀起中华腾飞的巨浪。
【篇二】
望着窗外行于街道上的行人，再回过头来看看教室里的同学，仿佛午后的世界一切都是慵懒的，老师在讲台上一笔一划写着板书，底下的同学各自“忙碌”自己的事情。“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这是五四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的热情勉励。刚看完这则新闻，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将他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五四青年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一场以热血青年为主力军的伟大运动。想到这些，他不由自主的觉得自己作为当代青年，已然有愧于五四精神的受教，愧于一天天的无所事事而抱怨生活无趣，受到一点点挫折而郁郁寡欢。大学的自由时间如此之多，作为当代大学生还会因课程忙碌而抱怨……总之，就是感觉一切不如意，一切都该抱怨。然而当知道今年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日子时，他心头一颤。
历史的长河经久不息，青年作为新时代的后备力量，郁郁葱葱，在伟大共产主义的领导下，创造出了一番辉煌的事业，这一百年的历史证明，沉睡的雄狮日渐清醒，如今已然成为世界舞台上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苦难深重一步步变成世界强国，历史为证，青年为证!好儿女志在四方，奋斗者青春无悔。一百年前，一批先进青年登上历史的舞台，一百年后的青年，也应不负众望，砥砺前行。今天的中国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上，必将接受着更大的历史挑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百年召唤，需要青年力量奋勇向前。
思绪飘到2019年3月30日，四川凉山发生火灾，27名森林消防指战员和3名地方扑火人员失联，4月1日18时，30名扑火人员牺牲。他强制管住自己颤抖的双手，打开了牺牲人员名单，里面大部分都是跟他一般年龄的人啊，他致敬这些英雄，向自己发出深深的反思，以五四青年为榜样，努力向上，争做优良。
4月6号，学校门口昔日嘈杂的街道变得如此静穆，沿路整齐划一的人群和条幅整整等了一天，大家都怀着沉痛的悼念接英雄回家。山火欲焚天，逆火而行的年轻生命，定格在了那个瞬间。烈士的忠诚和热血，都已经化作永恒。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阳光普照，是因为有人尽忠尽职。
历史的钟声敲响，五四运动，是以一批青年与先进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场新文化运动。青年不仅仅是社会的主力军，革命的主力军，还是那五月的朝阳，他们以五四为先锋，燃出自己的生命与活力，不负这晨起的太阳!百年的召唤，历史的使命，梁公之少年强则中国强,回响耳畔，而今肩负百年使命，不负五四晨光，你我，正当行!
此刻的窗外,学子们来来往往。大家肩上的责任沉重，眼里看去满是希望与热情。在这百花齐放的春天,新青年浑身散发着朝气与活力,仿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在百年五四的舞台上闪耀着最美的青春之光。“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未来…”他的耳畔仿佛又响彻起这首五四之歌，发聋振聩。
【篇三】
有人说，青春是一首歌，回旋着欢快、美妙的律动。有人说青春是一支舞，摇曳着瑰丽、绰约的姿态。今日，我们恰逢盛世，正值青春，在这个如火的年纪正应该用拼搏去照亮青春，用青春去谱写责任。一百年前的今天，是每个青年心中不可言喻的伤痛，跨越一百年的光阴，隔着历史的山水，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故事。
1919年5月4日，3000余名北京高校的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为拯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号，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爆发了!在中华大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危难之际，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中华民族全体儿女以高涨的爱国热情，点燃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火种，为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篇章。
一百年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责任与使命已经在青春的脚步中产生了萌芽，可是反观我们自身，拥有优越的成长环境，但是内心的五四传承精神已经大不如前人，甚至有些人已经淡忘了百年前的历史灾难。每一代青年或许都有过这样的追问――那就是青春岁月到底应该怎样度过?其实这个最为困难的话题也最为简单，因为它的答案，就蕴藏在近代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就在这百年历史的缩影里。五四运动告诉我们，青年人要勇于担当，要有爱国心，更要有进取心。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人，青春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个人目标与国家命运同向而行。这就注定了当代每位青年的努力都不同寻常，这份努力既是青年人对历史的续写，同时也是历史对青年人的期待!
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需要懂得，青春就是用来拼搏的，唯有拼搏才能成就梦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个人的成功紧密相连，这必将需要建立在个人拼搏的基础上，所以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更需要继承发扬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是一面永远不会过时的旗帜，在新的时代它有新的内涵，需要我们共同谱写。
时至今日，祖国昌盛，山河无恙，岁月静好。“五四运动”已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然而，“五四运动”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那飘动的旗帜、那紧握的拳头、那冲锋的身影、那激昂的呼喊，早已被定格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传承，成为当代青年永恒的精神追求。
【篇四】
1919年，有帝国主义列强所操纵的巴黎和会不顾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和国民的意志，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把山东问题交给日本支配。当时，北京和各地爱国学生为了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挺身而出，他们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任务，与工人阶级的一起，在爱国精神的引领之下，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了坚定的斗争，并取得了这次运动的光辉胜利。
5月4日那一天，学生界发起北京全体学生大会，并举行爱国游行，被捉学生达二三十人。可是，没有一个学生屈服。是什么让学生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疯狂的侵略行为;面对军阀政府可悲的卖国行为;面对武装军警可怕的镇压和逮捕，表现得如此勇敢的呢?这是从筋骨里迸出来;血液里激出来;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真纯而可贵的爱国精神。在爱国精神的面前，人的爱生之念，畏苦之情，算得了什么呢?
中国现代女作家、翻译家冰心说过：“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5月4日以后，北京被捕的学生，也越发的增多，城内的拘留所，都拘满了人，军警们把北大第三院，改成临时拘留所，第三院拘满了人，又把第二院一并改为拘留所，可学生们没有一个退缩的。学生们的这种视死如归、毫不退缩的可贵精神，正是来自那颗炽热火红的爱国心啊!
同学们，让我们来想一想吧!如果没有爱国精神，我们中华民族还会巍然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还能自主吗?我们还能坐在教室里学习吗?不!我们不能!我们恐怕早已作了亡国奴了。我们当然不会愿意做亡国奴。正是爱国精神挽救了我们，挽救了中国，挽救了我们的民族。
可是如今，却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人如果是让日本人统治，可能会过得更好。
五四时期的爱国青年，都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的准备;我们这时期的先进青年，却以一种病态的眼光来看问题。这未尝不是一种悲哀。
祖国之于公民就如父母之与儿女，难以想象一个不爱自己的祖国的人会去爱自己的父母，我们应该要像爱父母，爱家一样去爱国。
真正的爱国不应该仅仅表现在漂亮的言辞中，而是应该表现在为祖国、为人民谋福利的行动中。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青少年，又该怎样去做呢?
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远去足音凝重，再创辉煌更撼心!”中国经过几十年来的艰苦建设，已取得了“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迅猛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有待完善和发展，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继续努力;而希望，就寄予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们就该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的抱负和理想，用爱国精神来激励自己，将来有所作为，报效祖国。
让我们用知识与汗水，以满腔爱国之情，拥抱新希望，迎接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吧!
【篇五】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它也是人们思想解放，引起新文化的一个过程。
我国历史悠久，是文明古国，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制度，其旧思想旧制度的存在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进步。
五四运动，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风尚，一种传扬新知识、新文化的潮流。有了它的存在，才能打开我们被封建思想尘封的心灵、禁锢的思想。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从中可以不断成长。最为重要的是，我认为它向我们提出了一种敢于变革、批判、创新的想法。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新文化运动促进思想解放，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再加上欧洲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巴黎和约”的签订，引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爱国，自救，进步，科学，民主。一说：不屈不挠、忧国忧民、乐于奉献、敢于斗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五四运动，你为我们带来的先进思想，是我们不再如以前一样迷茫;你为我们社会带来了新兴的活力，使我们不再甘于被压迫;你为我们带来了变革的精神，使我们不再一生不变的尘封于世。你为我们社会带来了福者，你为广大人民带来了活力，为国家永葆生机，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五四以来的中国青年运动史，是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历史篇章中的一部绚丽的青春史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青年运动必将谱写更加光辉的篇章。
人本固跟，渐渐长大成熟的我们不能忘本，忘根，忘记历史啊，“五四”运动虽过很久，但它给予我们伟大祖国的业绩与意义是深远流长的永存我们心间。
作为学生，我们年轻，我们朝气澎湃，我们是新的主力军，是祖国的接班人，我们更要学习“五四”爱国运动精神，也可以说学习“五四”运动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与责任，我们还要发挥“五四”爱国运动精神，为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更加强大做出贡献，为使伟大的祖国更加伟大添上一笔!
【篇六】
五月的春风情深意暖，五月的花海流溢飘香，和着春潮，伴着夏韵，在花海灿烂夺目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五四”运动100周年。回想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作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强意志，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记得，最初开始认识“五四”是从小学的历史课上。那时，老师讲到“五四”运动，向我们讲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种种欺凌，讲述青年们为祖国不惜献身的种种壮举。当时，我们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刻道理，但有如一丝曙光照亮蒙昧的荒原。
今天，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有幸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90年前“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吼已然淡定，但“振兴中华”的青春壮歌却一脉相传，回响不绝。我们是幸运者，面对新世纪，我们责任更重大。
振兴中华，发展和谐社会的责任，已经落到我们的肩上，“五四”火炬已经光荣的传到我们手中。有了富足的物质生活，有了优越的成长环境，我们不像先辈们一样要流血、牺牲、饿肚子!但这不能说明现行的时代就完全没有给我们的前进设置挑战，更不能说当代中国青年人能玩物丧志，时代赋予我们的是永远无休止的残酷竞争。而这样的竞争，不仅要流汗，还要有一定的智慧。这样的竞争并不只是为个人生存计，也是为国家民族强盛。
我们中国青年在努力，在寻找正确的方向，我们需要的是主流的、符合民族利益的，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金钱观，我们要为当今正是“前青年人”们做表率，大力开通一条这样的主管道，让更多青年人在奋斗中不迷失方向!
中国的青年一代在新历史潮流中，一定成长为中华民族骨髓的中流砥柱!
暨庆祝建团90周年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祁县中学校长严兴亮
各位老师，全体团员青年:
今天是五月的花海，这里是青春的盛会。今天，我们迎来青年人自己的节日——“五•四”青年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在此隆重集会，纪念五四运动93周年，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90周年，表彰各类先进，共同缅怀五四先驱的伟大业绩，回顾共青团发展的光辉历程，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共话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同绘祁县中学的美好未来。在这里我代表学校全体教职工向全校共青团员、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的亲切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团支部、先进班集体、优秀学生会干部、优秀社团工作者、优秀团干、优秀团员、三好学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借此机会，我讲以下三点意见。
一、弘扬五四精神，传承光辉传统
同学们，穿越世纪风云，缅怀先驱伟业。93年前，在风云变化的动荡岁月，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在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青年运动中，爱国主义精神同民主科学精神凝聚为一体，创造了既有深刻内涵、又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五四”精神。从此，“五四”运动所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求创新、图发展的不懈追求，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已经成为我们广大青年报效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它激励着广大青年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社会的安康，为了人民的福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共同谱写壮丽的青春诗篇。93年后的今天，在祁县中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我校广大青年，也在学习中进步，在实践中成长，在奉献中成才，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理想，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先进典型。特别是在今年的学雷锋活动月中，我校广大团员青年发扬雷锋精神，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做到班班有主题，人人学雷锋。广大团员青年利用六日休息时间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学雷
1锋事迹多次在山西青年报、晋中电视台、祁县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在校内外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可以说你们用青春和誓言为金盾增了辉，为团旗添了彩，为广大青年树立了榜样，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回顾团的历史，牢记团的使命
同学们，再过一天，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1922年5月5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园隆重开幕。共青团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共青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青年运动蓬勃发展、成绩斐然的30年。共青团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同发展，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广泛深入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教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青年就业创业行动、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号、保护母亲河、希望工程等许多有特色、有影响、有成效的活动。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到处都活跃着全国7500多万团员青年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身影，留下了广大青年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足迹。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青年健康成长，在共青团历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以张海迪、李向群、秦文贵、杨利伟等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优秀青年成长成才，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昭示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美好未来。今天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也为我校广大团员青年树立了榜样。希望广大团员青年虚心向他们学习，共同努力。
三、几点希望
老师们，同学们，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我校创建晋中市文明和谐单位的重要一年，更是我们祁县中学进入新校区起好步、开好局的关键一年。当前，我国已迈入“十二五”开局之年，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国的教育教学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和新的挑战。新的形势，不仅给广大团员青年提供了知难而上、奋力进取的机遇，而且给广大团员青年提供了创业创新、大显身手的舞台;新的任务，需要我们共同携手，共克时艰、共
谋发展。借此机会，我向全校广大团员青年提以下四点希望：
一是希望广大团员青年树立崇高理想，努力成为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梁启超先生的话，现在听来仍然是余音绕梁。崇高的理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坚定的信念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重要支柱。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引导中国经济社会取得新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广大团干部、团员青年一定要坚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共同构建和谐社会。自觉将个人抱负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统一起来，在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之中实现人生价值。同时，要志存高远，把立志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理想，与个人成才、母校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以昂扬的斗志，刻苦的学习，扎实的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始终做到胸怀祖国、情系人民、心连母校。
二是希望广大团员青年坚持终生学习，努力成为本领过硬的新一代。青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最具朝气、最易接受新事物的时期，是一个人学习的黄金阶段，时代的快速发展、知识的日新月异，要求我们常怀学习之心、常思成长之路。希望广大团员青年把学习作为生活之需、事业之需，以时不我待、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敏于求知、学而不厌，丰富知识、提高本领。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既要学习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又要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把向书本学习与向实践学习、向社会学习结合起来，把学习思考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学习效果，把自己锻炼成为学有所长、业有所专的标兵，使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努力成为今后工作中的行家里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堪当重任。
三是希望广大团员青年自觉锤炼品质，努力成为道德高尚的新一代。团员青年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共青团的形象。广大团员青年要把锤炼高尚品质、塑造良好形象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站在开创社会文明新风的最前列，争当引领时代新风的先行者。
要带头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自觉抵制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一切腐朽思想的侵蚀，同一切不良现象作坚决斗争。要以争当先进为动力，积极参与各类青年先进典型的评选活动，在团员青年中形成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带头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带头树立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理念。倡导平等友爱，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是希望广大团员青年爱校爱班，成为和母校共同成长的新一代。同学们，目前，伟大祖国欣欣向荣，华夏大地日新月异;我校新校区建设如火如荼，快速发展中的祁县中学蒸蒸日上。作为当代中学生，大家是幸福的，作为祁县中学的一名中学生，也是幸运的。近几年，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下，学校在内涵建设、办学规模、高中会考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学校的社会影响和美誉度不断提高。目前，全校师生正集中精力按照学校三年发展规划的战略部署阔步向前，广大团员青年应该牢记“沉思与畅想互融，理性与激情共鸣”，积极投身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洪流中去，投身到学校创建晋中市文明和谐单位的工作大局中去，在学校共绘美好蓝图的过程中留下自己的青春印迹。
同学们，团员青年们：
“五四”不仅仅意味着青年，它蕴含着青春，蕴含着激情，蕴含着智慧。同样，“五四”也不仅仅属于青年，它关乎责任，关乎理想，关乎未来，更关乎泱泱大国的崛起。青年人不老的是青春，不朽的是激情，不屈的是精神。时代召唤青年，青年创造未来。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举五四精神的火炬，秉承共青团的优良传统，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光荣传统，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发奋的精神，为早日把我校建设成现代化的三晋名校贡献青春的智慧和力量!
最后，祝广大团员青年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
谢谢大家!
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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