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宪政研究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杜光教授最近把近几年写的有关宪法、宪政、法治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要我为它写一篇序言。他自谦“没有法学功底”，“文章里可能有些不当或不足之处”，希望我提出。其实，杜光1949年前在北大念书时学的就是文法科，后来又在中央党校从事社科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学家。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宪法与宪政研究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宪法与宪政研究论文 篇1：

宪法与宪政初探

摘要：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分别对宪法、宪政进行了概述，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宪法与宪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宪法;宪政;关系

一、宪法概述

(一)宪法的涵义

什么是宪法?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宪法是“全部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政府组织章程”。

(二)宪法的本质

从宪法的内容的角度看，关于宪法的本质，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1)神志论，此观点认为宪法是神的意志的体现。(2)全民意志论，此观点主要融于17世纪、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宪法学说。(3)意志调和论，它强调宪法是各种意志相互调和的产物。有学者认为：“宪法有双重功能，即授予权力并限制权力”。(4)阶级意志论，此观点从宪法所反映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宪法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宪法本质的基本看法。从关于宪法本质的各种学说和观点看，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宪法本质的揭露比较符合近代宪法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宪政概述

(一)憲政的涵义

由于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对宪政的理解角度有所差异，出现了宪政概念的各种不同的观点，但它的主要内容是指依照宪法规定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是宪法规范与实施宪法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二)宪政的基本要素

宪政作为专制政治制度的对立物，其基本内涵是：用宪法这一根本法的形式，把已取得的民主事实确认下来，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这种民主事实，以此保障公民权利。宪政的基本要素和原则有三：民主、法治和人权。

(三)宪政的内容

从宪政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的逻辑形态来看，宪政必须是活着的宪法或说是现实生活中有效的宪法：

1、正当性。宪法的产生要符合一般正义原则的要求。创制宪法的目的必须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同时还包括创制宪法的合理性。

2、确定性。它要求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必须清晰，它所表现的法律形式具有规范性和可识别性。

3、功能性。宪法规范具有比较明确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一部不能在实践中对一国的法律制度的运作和国家权力的形式、公民权利的实现起到保护作用的宪法，不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要求。

4、调控性。宪法必须有与实施宪法要求相适应的监督、评价、调节和制裁手段。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合宪评价机制和违宪审查体制都是保障宪法得到有效实施和实现以宪法规定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宪政目标的必要调控措施。

三、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一)宪法与宪政的关联

宪法与宪政的关联可简单地理解为内容和形式、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一方面，宪政运动是宪法的历史起点，没有历史上的民主宪政运动就不可能有宪法。但宪法一旦颁布和实施，宪法又成为宪政的逻辑前提和依据。另一方面，宪法是宪政的表现，是对民主宪政事实的宪法确认和制度安排，而宪政又是宪法的实现，宪政的内容取决于宪法的内容，宪政的实践使宪法从条文上的内容转化为现实中的内容。

同时，一方面，宪法是实施宪政的基础。宪政是以宪法规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宪政实践对宪法起反作用。它在宪法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对于不具有正当性、确定性、功能性和调控性的宪法，宪政的实践活动又可以通过反作用的机制使纸上宪法符合宪政实践的要求。但应注意的是，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历史实践中，宪法与宪政的关联表现得要复杂的多、曲折的多。宪法是宪政的内容和依据，但有了宪法并不意味着宪政。中国清末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德国法西斯统治时期等都有一部宪法，却是以宪法之名行专制之实。因此，只有宪法为“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即以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最终目的的宪法，才可能有效地推动一国的民主宪政建设。

(二)宪法与宪政的区别

宪法与宪政实质上体现了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国家的不同层面或不同阶段，它们在概念界定、表现形式、内容、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别：1、从概念的界定上来看，所谓宪法是指集中体现社会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确认和规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国家根本法，宪法一般指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而宪政是指以宪法形式将已取得民主事实确认下来，并用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发展和完善它，以保障人权为根本目的的政治制度，所以宪政一般指与专制相对立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2、从表现形式来看，宪法一般表现为静态的成文法律文书体系，如宪法典、宪法性法律等，它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法地位，当然也包括宪法惯例、宪法判例、宪法解释等以动态形式形成的不成文宪法渊源形式，但前者是主要的表现形式。而宪政是宪法政治的实现，它既是指一种民主政治制度，也是指这种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动态意义更为强调。3、从内容涵盖上来看，宪法主要涵盖成文形式的宪法法典和宪法性法律，是一国政治实践所遵循的主要行为规范。但一国的政治实践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并不限于条文意义上的宪法，它还应包括这些规范的实践及其在实践中形成的宪法惯例、宪法判例、国家政策、执政党决策、缔结的国际条约等，宪政的内容涵盖更广。4、从价值取向上来看，一个国家有宪法，并不必然意味着该国宪法以人民主权为主导价值，宪法有钦定宪法、协定宪法和民定宪法之分，唯有民定宪法才完全倡导人民主权，即使是倡导人民主权价值的宪法，其实践中的效果也值得考究。而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必须贯彻民主原则和精神，倡导人民主权，这是其实践意义上的终极价值目标。因此，宪法与宪政的价值取向可能一致，也可能相矛盾、相抵触、相交错。

参考文献：

1、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

3、张友渔.宪政论丛[M].群众出版社,1986.

(作者单位：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科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作者：王关锋

宪法与宪政研究论文 篇2：

宪法应该为人民所掌握

中共中央党校杜光教授最近把近几年写的有关宪法、宪政、法治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要我为它写一篇序言。他自谦“没有法学功底”，“文章里可能有些不当或不足之处”，希望我提出。其实，杜光1949年前在北大念书时学的就是文法科，后来又在中央党校从事社科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学家。他对原汁原味的马克思理论、包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国家学说，曾经下过狠功夫，通读马恩的全集，对此有专深的研究和剖析。近年他对在中国实行宪政的诸多问题更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守望在思想和理论战线上，对阻碍宪政实施的各种动向，立时地、直言不讳地发出警示，不畏权势，厉声呐喊。我读过他发表的许多政论文章，深为这位非法学家的法学造诣和为人为学的科学与战斗精神所叹服。应当说，他的一些有关宪法和法治的见解，超越了某些固守教条的科班宪法学家和政治家。

杜光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是同龄人，经历也类似：1949年前，我在清华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同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革命活动，1957年同遭厄难。改革开放后我年届50，被调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由一个工科出身的教师、基层干部，改行为法治和法学工作者。所以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法学家，只是“老年出家”的“后学”，而且主要是从参加立法和法治实践中“自学”的。因此，我并无法学上的先天优势，不便冒昧对他的宪政思想和理论观点加以点赞或批评，这方面自有读者的公论。

我想从略读杜著后得到的一些启发，借序言这个平台，谈谈近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种值得期待的新苗头，这就是：中国的宪法学理论虽然尚属幼稚，中国的宪政运动虽然仍然步履维艰，但是，毕竟宪法、宪政和法治已经开始走下神坛和政坛，开始逐步普及于人民大众，日益成为广大人民的政治常识和维权诉求，而不只是法学者在课堂上的高谈阔论或纸上谈兵。须知近现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已有百多年的历史，虽然时进时退、不断折腾——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固然失败，蒋介石的行宪只是逢场作戏、过眼云烟，毛泽东喊出的“新民主主义宪政”在黑暗的旧中国曾经石破天惊，终究只是一句台词;新政权建立以来，一次立宪三次修宪，创下中国宪政运动的新纪录，仍然流于“有宪法无宪政”的跛足局面……但从历史的长河观察，总还是处于渐进的途程中，客观上也在民众中传播了宪法的知识和宪政的理念和种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党内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家李锐老率先呼吁“何时宪政大开张”，到谢韬发表雄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都非法学家或宪法学家。前年刮起的一阵反宪政喧嚣，也再度唤醒了广大知识界的良知，群起而攻之，客观上也促成一次宪法知识的普及和对宪政的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首先起而驳斥反宪政思潮的，也并非只是宪法学、法学界的专家，而是像近代史家杨天石，他率先一连发表了三四篇批驳文章。政治学家杜光也就此连续发表“三评”。他在本书的前言中说，他也只是“作为普通的公民和共产党员在毕生经历的积累和反思基础上提出的见解”。杜光这本小册子，也正是他进行宪政启蒙的佳作。这表明，宣讲宪法、追求行宪，已不限于法学专家的职责，而成为广大知识界、理论界和各行各业维权百姓的诉求。街谈巷议、引车卖浆的凡夫俗子，也开始把他们的权利诉求提升到宪法与宪政的高度。这都是值得关注和支持的可喜动向，也是杜光收入本书的那篇《凝聚民间力量，推进宪政改革》的主旨。本书中许多政论、短评，也大都是把对个案的分析上升到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和遏制滥用国家权力的宪法案例高度，发人猛省。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刚调到全国人大法工委不久，适逢启动制定82宪法的工作，草案初步形成后，法工委办公室负责人要我尝试草拟一个关于新宪法草案的精神要点，供彭真向全国人大作报告时参酌。我勉力写了洋洋数千言，后来只有一句话得到首肯和赞赏，就是：“要让宪法为十亿人民所掌握”。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命题，后来也引入了彭真委员长给全国人大会议的讲话。可惜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上这一点并未做到。

近年执政党的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的有关决定一再强调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还首次规定了“宪法日”，得到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期待。但是，如果只是在上者倡导，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那也会受到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而落空。何况在上者的真心和决心如何，人们还在“观其言，察其行”。

这也涉及人们对宪法性质的认识问题。在我国，宪法一向被称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即把宪法只当成是“国家法”或“国家的法”，是执政者治理国家的工具，而没有关注到宪法首先是、主要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社会主体——人民对国家既授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社会对国家的政治契约)。

宪法的社会性，概言之，指宪法的原始来源是社会，是由社会主体——全民(在我国是通过全国人大)所通过、所运用的，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其主旨是社会主体(人民大众)用以保护自己权利和防范国家权力的自卫武器，是人民的大法，亦即“社会的法”。社会主义是以“社会至上”为“主义”，而不是“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应当摒弃国家主义的宪法观，树立社会主义的宪政观，并使宪法大众化，成为能为人民大众掌握和运用的准则和工具。

基于宪法的社会性、全民性，宪法也应是能融入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为人民所掌握、所运用的工具和行为准则。它不应是供奉在神龛上的圣物，而应是人民大众的随身护符。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大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懂得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没有法律时，就束手无策了。公民的许多宪法权利与自由至今尚未立法;司法机关也往往借口无法可依，而推卸公民的正当诉求。这时公民与社会组织又不能启动其宪法权利，直接诉诸宪法;现实中许多违宪行为，也没有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可借以干预。迄今宪法的实施，主要体现为国家权力行为，即国家机关在立法和制定法规时，在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中，要以宪法为根据。至于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宪法还只是一个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及、虽神圣却不亲切的大法。修宪、行宪、护宪还没有成为社会真正参与的行为，即宪法还没有由单纯的国家的法，转变为社会与国家的约法或社会的大法。要改变我国宪法“只是一张写着公民权利的纸”的命运，必须使宪法逐步实现社会化与大众化。也只有在宪法大众化和真正落实了人民主权与实行宪政的原则之后，宪法的权威才会在社会上、在人民心中真正树立起来。

宪法的大众化，要求关注人民生活中活的宪法问题。宪法问题不只是那些事关“指导思想”、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党和国家大事。人民大众、普通老百姓在追求比较有限的政治经济目标以及私人生活中的权益时，也往往有严重的宪法意义，期待政府的关注、解决，也有待社会精英们、政法学者们去发掘和提升为宪法问题，并提出宪政对策，从而完善宪法的内容与保证宪政的实施，提高人们对宪法的信仰和参与宪政活动的积极性。人民有理由、更有权利为其实现而努力!

作者：郭道晖

宪法与宪政研究论文 篇3：

宪法文化中的知、情、意

摘要：宪法文化是人们在宪政发展和宪法实施的前提基础下，通过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的综合作用产生的关于宪法、宪政等事项的认知、评价等多方面认识的总和。宪法文化包含三个内容：作为“知”的对宪法知识的感知、记忆、思维和想象;作为“情”的对宪法文本、规范、秩序的感观、情绪与评价;作为“意”的对实施宪法、维护宪法的情结和行动意愿。这三个内容的生成与发展，受到公民教育、宪法实施和宪法传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关键词：宪法文化;宪法信仰;宪法实施

文献标识码：A

法治文化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法治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宪法文化则是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法治文化是其他文化发展的有力保障，没有以宪法文化为核心的法治文化保驾护航，其他类型文化也难以得到良好发展。

一、宪法文化释义

(一)什么是完法文化?

宪法文化的概念历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其概念困境主要来源于“文化”一词的多义性，据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克鲁克洪曾进行统计，1871年到1951年间文化定义有164个，此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A·莫尔则统计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文化定义有250个。因此，要突破这一困境，对宪法文化进行准确定义，其重点并不在于对文化的普遍概念进行探究，而是要考察宪法何以型构为文化，甚至以文化的形态作用于生活。惟其如此，方能突破由“文化”这个复杂概念织就的樊笼，有效辨识出宪法文化在现实中的确当含义。

就其原初意义而言，宪法文化自然应体现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产物，它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精神层面。与此同时，宪法文化又与宪法规范密切关联，并以此为媒介作用于政治制度层面，“宪法文化对于宪法而言，既非纯外部因素，也非纯内部因素……宪法自宪法文化中汲取灵感、力量和正当性，后者则为宪法设定方向和目的。”最后，它还会促进和保障宪政的发展，它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为公民自觉维护国家权力秩序、社会生活秩序提供精神动力，而在出现政治危机之时，则能够激发起人民关于维护现有秩序、维持局势安定的热情与愿景，这是宪法文化在物质生活层面的集中体现。

既然宪法文化在精神、制度、物质三个层面上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那么宪法文化也自然可以归纳为一个以宪法精神文化为基础，宪法制度文化为架构，宪法物质文化为保障的综合文化体系：(1)宪法精神文化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在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关于宪法、宪政等事项的认知、评价、情感等多方面精神因素的总和，是关于宪法、宪政的生活态度的总称。宪法精神文化是宪法文化的基础所在，也可以说是狭义的宪法文化。(2)宪法制度文化是借寓于具体宪政制度。作用于人们客观生活，体现特定宪法价值，具有规范特性的生活准则。宪法制度文化是宪法精神文化的意志化，通过一定的制度运行方式，形成一定的文本规范或惯例习俗，并进而使得宪法精神文化的内容通过规则的方式展现出来，形成一种可为民众共同倚重的、生活化的制度凭依。(3)宪法物质文化是宪法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物质生活方式及相应的生活场境安排，它也是一国公民精神世界的外在表征和制度设计的物化体现。宪法物质文化承载了精神文化需求和制度建设功能，是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制度文化实际发挥作用的产物。

(二)宪法文化建设的阶段性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势必要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阶段。宪法文化作为一种包括精神、制度、物质三个层面丰富内涵的文化形态，本身即具有了极为丰富的内涵，加之我国法治建设起步较晚，宪法文化的建设更加不可能通过某个特定组织的特定行为即可完成，而必然体现为一个长期发展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组织、个人的共同努力逐渐生成了宪法文化的基本内容。

前已述及，宪法文化的基础在于宪法精神文化，而宪法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实际上都是现实世界对宪法精神文化的反映与延伸，宪法文化建设的核心步骤也从而体现为宪法精神文化的建设，即人们对宪法、宪政等的各种主观意识的发展。从社会科学的一般观念来看，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观意识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认知阶段，目的在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二是评价阶段(即情感阶段)，目的在于解决“有什么用”的问题;三是决策阶段(即意志阶段)，目的在于解决“怎么办”的问题。

宪法文化的建设也因此具体包括了如下三个过程：一是“知”，也就是形成对宪法知识的感知、记忆、思维和想象：二是“情”，也就是塑造对宪法、宪政的情感要素，是对宪法文本、规范、秩序的感观、情绪与评价;三是“意”，也就是产生对实施宪法、维护宪法的情结和行动意愿。这三个内容一方面呈现为一种递进式的发展，由“知”到“情”，由“情”到“意”，另一方面又互相影响、彼此作用，从而体现为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在宪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进步并完善。

二、宪法文化之“知”

(一)信任宪法：“知”的目标

信任宪法，是宪法文化建设过程中“知”的目标。信任宪法是指人们认为宪法值得信任。相信宪法在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并因此愿意在宪法不影响其自身利益的情况下遵守宪法。信任宪法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它源于对国家体制的基本认知和体悟。

信任宪法是公民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创造一个信任宪法的社会环境，则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要了解某位公民是否信任宪法，至少需要询问以下三个问题：你觉得宪法有用吗?你觉得大家都遵守宪法吗?如果宪法可以随意违反，你还会遵守宪法吗?相信宪法有用，说明这位公民相信宪法切实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相信大家都在遵守宪法，说明这位公民相信宪法在生活中得到了尊重;能够自觉遵守宪法，说明这位公民相信宪法有一定的价值。

信任宪法并不单纯意味着信任宪法的文本，而意味着对宪法制度是否存在的信任，这一制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宪法文本，但也独立于文本作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如果将这里的宪法单纯视为文本，那么就可能导致一个明显有误的结论：在那些不成文宪法的国家，就不存在一定的宪法信任，这个结论很显然是有问题的。

(二)公民教育：“知”的产生

宪法信任的产生，其关键在于公民一定程度上认同的产生。所谓认同，是基于认知而产生的一种趋同的心理状态，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认同包括公民认同、国家认同、宪法认同，等等。公民认同的产生，让人们意识到自身作为公民所享有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义务;国家认同的产生，让人们意识到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所具备的功能目的和职权职责;宪法认同的产生，让人们意识到宪法作为国家最高法所包含的价值精神和规范体系。

信任宪法的前提在于上述各种认同的渐次产生，这需要长期不懈的公民教育方能实现。任何人都不可能生而知之，惟有一定程度的、有效的教育，方能促进这些认同的产生。换言之，公民首先要知道宪法的内容，理解宪法的价值。才能信任宪法。这就需要人们意识到宪法在生活中的客观存在，这主要依靠的是公民教育。

近些年来，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已经日渐引起学界关注，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之后，关于公民教育的讨论更是成为我国宪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公民人格，塑造公民精神，熏陶公民品格，还需要通过普遍的宪法知识宣传、宪法精神涵养、宪法传统塑造来培育宪法意识。公民教育作为实现宪法信任的重要路径，在宪法文化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决定性意义，势将使得公民教育具备相应的基础性和普遍性：就基础性而言，要实现公民对宪法的信任，就必须将以宪法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公民教育全程纳入国民教育过程之中;就普遍性而言，公民教育所针对的绝非一国之内的某个特定群体，而是一国国民全体。惟其如此，方能培养出信任宪法的社会主义新公民，方能进一步造就具备独立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的社会主义主人翁。

然而，我国公民教育直至目前仍处在一个谋求基本共识的阶段。上个世纪的学校教育更加着重于义务的灌输，强调个人道德要求，而不关注于公民权利精神的培育。这就让人们很难对宪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只强调义务而不强调权利的教育内容面前，公民无法对宪法产生亲近感，而只能产生畏惧与仰望。事实上，宪法并不只是规定了公民义务，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公民的权利，特别是公民相对于政府的权利。宪法要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同。就必须产生公民对宪法的信任和亲近感。这就要求通过一定公民教育让公民认识到，宪法不是个人自由的枷锁。而是自身权利的保护伞，宪法不仅意味着公民身上承担的法定义务，更意味着国家为公民权利实现所进行的庄严承诺。

三、宪法文化之“情”

(一)信赖宪法：“情”的目标

信赖宪法，是宪法文化建设过程中“情”的目标，它是指人们认为宪法值得相信，宪法的规定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并将有助于社会生活、政治秩序的进一步改善与发展，即便在不知道遵守宪法的结果的前提下。也会基于对宪法的依赖而遵守宪法。通过宪法本身的有效运行，满足人民基于宪法信任而产生的对宪法的期待和心理预期，契合人民的宪法要求。

信赖宪法，不仅意味着人民产生了对宪法客观存在的判断——宪法存在与否是宪法信任层面的问题——更意味着对宪法价值的初步认可，认为宪法能够契合自身对于社会的需求。公民在对宪法的信任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即可能发生转变，产生对宪法的信赖。人们基于本能地对国家体制产生认同，并在认同的基础上遵守宪法，如果国家和社会能够给遵守宪法的人们良好的回馈，将可能使人们产生对宪法的信赖，人们在不断的受惠于宪法之后，产生一种对宪法的依赖心理。然而，如果国家和社会不能提供给遵守宪法的人们以相应的良好回馈，反倒供给那些违反规则、投机取巧的人以获益的空间，这就会在反面影响人们对宪法的信任，宪法信赖自然不可能形成，甚至连最初基于本能而形成的宪法信任都无法维系。

为了达成公民对于实现宪法的信赖，并进一步让宪法实施意志得以更加良好的实现。就必须加强分配机制改革，加速国家民主化进程，要让真正遵章守纪的人获得他们应当得到的利益。让违法乱纪的人得到应有的制裁。惟有这样，方能让人们保持原有的宪法信任，并将其发展成为对宪法的信赖。

(二)宪法实施：“情”的产生

公民要通过对宪法遵守，并从中获益，来满足自身对于宪法的期待。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获得充分尊重的宪法规范以及良好有序的宪法秩序，对宪法信赖的产生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宪法所确立的公平正义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并真实地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遵守宪法的人能够得到好的回馈，违反宪法的人则遭遇符合其恶行的制裁，权力得到宪法的有效限制。权利得到宪法的切实保障。

反之，如果宪法不能给人们以人格尊严、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上的切实保障，即便它在语言上再怎么精致，在逻辑上再怎么周延，在愿景上再怎么美好，都无法获取人们的信赖。“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的社会现实，不可能满足人们对于遵规守纪的期许，而只能让信任宪法的人们心灰意冷，并进而动摇他们对宪法的良好情感。

宪法信任对宪法信赖的生成有着良好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信任宪法的人们自觉遵守宪法，对宪法进行实践，本身就是宪法信赖的涵养过程;另一方面，信任宪法的人群对不遵守宪法的行为予以鄙薄，也是对不遵守宪法的一种精神谴责，会对违反宪法者形成一种精神压力。

但宪法信任本身是非常脆弱的;由宪法信任生成宪法信赖的过程，是宪法文化发展过程中至为关键也是最为危险的环节。我们可以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简单例子说明这种危险：一群旅客在火车站井然有序地排队购票，这让整个秩序变得清晰，避免了纷争的产生，有效提高了购票环节的效率，大部分人都因此受益。然而突然有人插队，于是人群一致谴责，插队者遂回归原先位置，这就让人们对排队的信任加强。此时发挥作用的就是一种信任——人们基于这种信任对不遵守规则的人进行鄙薄，形成精神压力。

但如果插队者不管不顾，仍然强行购票，并最终购得车票，则很可能导致秩序的完全混乱，后来者因此不相信排队的意义纷纷选择插队，这就导致对排队这一行为信任的丧失——人们认为，虽然队伍存在，但不排队反而更加符合自身利益需求。此时，社会需要做的是一定的干预，售票员应当明确告知插队者“排队去!”并拒绝售给插队者车票，秩序则将得到恢复，不仅没有插队的人群而更加相信排队的公平性，插队的人也会因此得到教导。

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这些人都自觉遵守宪法之时，相关干预将变得没有必要，宪法的信赖会油然而生。然而这并非社会的常态，为个别利益“插队”的行为时有发生，但这在一个有着基本公平正义的社会中并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一旦“插队”的行为遭到谴责和拒斥，从而无法得到良好的回应，仍然会让公民产生相应的信赖，这甚至可能比单纯的依据遵守而产生的信赖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上述例子中所提到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售票员”，在现实生活中。这个角色意指那些掌握公共资源或者掌控公共权力的机构。这些机构应当自觉维护宪法秩序，并在宪法秩序遭到破坏之时，致力于恢复这一秩序。但“售票员”也存在着很大的道德风险——如果“售票员”售给他人车票，这将给“排队”秩序造成破坏，让人们对“排队”的公平性产生质疑：如果“售票员”本身就支持插队或者让自己的亲友插队甚至倒卖车票，这就会给整个秩序造成彻底的破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民对宪法的“情”的产生，其关键即在于这个作为公共权力、公共资源掌控者的机构，他们的行为直接决定了这种情感的维系与否，并导致了良好的宪法信赖的产生，或者摧毁原有的宪法信任。在宪法信赖的培育过程中，必须全力遏制这种由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掌握者所做出的危险的破坏行为。

四、宪法文化之“意”

(一)信仰宪法：“意”的目标

基于对宪法作用的进一步认识。并考虑到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人们在信赖宪法之后。很可能进一步产生一种情感，也就是信仰宪法，这是一种基于信念而生的意志。我们认为，信仰宪法是指人们认为宪法就是正义的代表，道德的使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甚至当人们明知遵守宪法可能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遵守宪法。信仰宪法是建立在信赖宪法的基础之上的，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宪法信赖之后，逐渐对宪法深信不疑，对宪法产生了强烈的感情，相信宪法必能为人类带来福祉。即便明知宪法会带来自身的利益损失，也不愿违背。

相较于信赖宪法，信仰宪法更加难能可贵，它是一种对宪法内蕴福祉的不懈追寻。古代西方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事件是苏格拉底之死，在这一事件中，苏格拉底用生命诠释了宪法信仰的精髓。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渎神和教唆青年两个罪名被判死刑。在狱中，他拒绝了他的学生兼好友克里同的好意而反对越狱，他坚持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作为雅典的公民，不能违背雅典的法律。苏格拉底此时感觉到的是一种服从于城邦的合法权威和城邦法律的神圣义务，所以他十分自觉而坦然地接受了死刑。可以这么说，苏格拉底的“迂腐执着”，为后来整个西方世界的法治发展奠定了第一个基础。宪法的“意”正是这样一种存身于宪法文化中的最为崇高的境界，它要求人们将宪法视为一种神圣的人生之道，并践履之，将宪政视为人类福祉的终极追求，并探寻之。

(二)完法传统：“意”的产生

宪法信仰的产生，其核心在于要有遵宪、守宪的高尚情操与意志。从西方经验来看，宪法信仰的产生有赖于宪法价值的彰显，这需要两个必备要素：其一是价值要素，要涵泳一国之传统价值，并将其与宪法进行紧密结合，形成一种作为传统的宪法精神;其二是形式要素，要通过一定的戏剧化方式将这种作为宪法精神的传统进行充足与适当的表现。

就价值要素而言，西方的宪法信仰源自其传统中的宗教意识——西方法治思想在内容上与宗教密不可分，法律与宗教在仪式、传统、权威等方面存在许多共通之处，它们同样需要虔诚的信仰和自觉的服从。“法律与宗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我们希望法律继续有效，我们就不能不重兴人们对于法律的献身激情(这种情感本质上是宗教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要实施宪法，就必须让宪法成为一种尘世信仰。如果不能激发起人们对宪法和法律的宗教式激情，那么不止宪法、法律，其背后蕴藏的政治权威都将荡然无存。要塑造宪法的信仰，就必须找到一种足以彰显宪法价值的方式。

就形式要素而言，西方宪法信仰彰显的过程就是一个将宪法传统戏剧化展现的过程。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强调的那样，法律的各项仪式，也像宗教的各种仪式一样，乃是被深刻体验到的价值之庄严的戏剧化。在法律和宗教里面需要有这种戏剧化，不仅是为了反映那些价值，也不仅是用来表明一种肯定，它是有益于社会的价值的理智信念，而且是为了唤起把它们看做是生活终极价值之一部分的充满激情的信仰。更有甚者，如果没有这个戏剧化的过程，那些价值就无以存身，意义尽失。

具体来说，西方宪法价值的戏剧化展现有很多方式：一是雕塑，譬如在西方很多法院都立有一个正义女神像，其形象为一蒙眼女性，白袍，金冠。左手提一秤，置膝上，右手举一剑，倚束棒。束棒缠一条蛇。脚下坐一只狗，案头放权杖一支、书籍若干及骷髅一个。这些装饰都具有相应的象征意义。“白袍，象征道德无瑕，刚正不阿;蒙眼，因为司法纯靠理智，不靠误人的感官印象;王冠，因为正义尊贵无比，荣耀第一：秤比喻裁量公平，在正义面前人人皆得其所值，不多不少：剑，表示制裁严厉，决不姑息，一如插着斧子的束棒，那古罗马一切刑罚的化身。蛇与狗，分别代表仇恨与友情，两者都不许影响裁判。权杖申威，书籍载法，骷髅指人的生命脆弱，跟正义恰好相反：正义属于永恒。”二是服饰，譬如西方的袍服制度反映了法律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共通性，西方穿袍服的人只有三类：手握圣经的教士、高居法庭的法官和已获得学位的学者。袍服是一种最能磨灭一切人类形体特征的服饰，它具有的意义在于忽视人的个性而彰显其象征意义——神父的袍服代表着神的圣光，学者的袍服则代表着知识的力量，法官袍服则代表人世间无所不在的对正义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显而易见的是，那些用来彰显宪法和法律价值的雕塑与服饰，都是符合西方国家传统文化精神的形式，也非常易于满足人们的价值倾向与审美习惯。

就借鉴意义而言，我们发现宪法文化也是具有传统性的那部分民族性格，宪法信仰的催生必须符合这种传统，否则将无从存身。要寻求宪法文化中最为高级的“意”，就必须找出那些迎合了大家心理期待，满足人民感情需求，并符合社会传统信仰的价值追求，同时还要让这些东西在形式上符合于这些要求。如果一如既往的宪法归宪法，传统归传统，只能导致传统和宪法的共同破灭。

就发展意义而言，宪法不仅要迎合传统，与传统契合，还要创造传统，成为新的经典。这就给宪法本身内容和宪法的表现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宪法本身及其表现形式要有神圣感，它应当激发人们关于遵宪护宪的崇高情怀。中国是礼仪之邦，在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本土资源，如何通过塑造宪法的金身来型构宪法的神圣性，当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重大课题。

五、结语

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宪法文化不仅是伴随着一国宪政不断发展的上层建筑内容。同时也是一国宪政良好发展的推动力量。宪法文化发展的三个内容，反映了宪法文化的体系性，更表现为宪政发展的客观要求。要让宪法为人们普遍认知、了解，并产生遵宪、护宪的自觉，进而造就信仰宪法的社会风尚，这正是宪法文化发展的目标，也是宪政国家和市民社会在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认为，这三个阶段的明晰化，为我们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采纳恰当措施奠定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基础。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这就更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方法自觉维护宪法权威，涵泳宪法精神，激发宪法信仰，在全社会建设起健康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健康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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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道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