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自媒体著作权侵权问题分析
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对于互联网的行为和生态的规制是司法职能之一，尽管存在复杂的侵权样态，但是从行为模式上分析法律后果，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丝丝脉络。
微信、微博两大平台自媒体，已经日益成为侵权的重灾区，其中不乏类似于可口可乐这样的传统跨国企业，而另一方面，微信微博充斥了大量的水军，以个人名义对商家进行歪曲事实的诋毁，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对于自媒体侵权大多可以归于著作权侵权和名誉权侵权两类。本文主要是针对著作权侵权类案件的整理分析，这类案件的成因往往是多方面综合形成的，单一因素不足以促成大量侵权案件。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对于互联网的行为和生态的规制是司法职能之一，尽管存在复杂的侵权样态，但是从行为模式上分析法律后果，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丝丝脉络，总结起来，从主体上、行为上，救济上及第三方侵权行为来分析。
从三个案例说起
1、林志颖微博发布PS图片侵权案
林志颖将某个解放军战士形象的图片中主要人物面部PS成自己的图片发布到自己个人微博上，引起了舆论高度关注，并广为传播。著作权人朱庆福发现后，起诉到法院，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后法院支持了原告朱庆福的部分诉请。
本案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有：首先，林志颖声称图片并非其修改，而是他人修改后，林觉得很有意思就予以转载了，否定系其自己修改的图片，但并未提交图片的来源，法院只能根据现有证据推定系其自行修改。其次，林志颖发布的图片将作品的主要人物——一名战士的面部PS成自己的面部，使得作品失去了原有的那种英雄气概，法院认为已经侵害了作者的身份权利，故判决林志颖道歉。再次，林志颖在其个人微博已经发布了道歉声明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再次致歉，法院认为该致歉声明不准确，不清晰，不足以弥补权利人的精神损害，从而判决其再次发布致歉声明。案件判决后，引发了舆论关注，这类PS图片的行为，在互联网上是非常盛行的，以至于没有人会认为这也侵權，反映了公众对于保护知识产权观念冷漠，实际上很多案件之所以没有引起纠纷，是因为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力，但并不意味着法律会允许任意修改别人的作品，特别是恶搞类的行为。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互联网的繁荣依赖免费的信息，也有很多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大家使用而不予追究，过度的保护也可能会抑制网络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相适应的国情下，对著作权予以保护是恰当的。
2、智合新媒体发布律师文章侵权案
智合新媒体是一家运营法律类的微信公众号，其将某律师的一篇文章《如何使用律师》的作者识别错误，误以为获得了作者授权擅自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内，导致原告熊定中发现后起诉至法院，要求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维权费用，法院支持了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
微信公众号转载文章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现象了，与微博最大的区别是微信存在一个圈子的问题，就是个人转载后也只能在朋友圈可以看见，这点与微博不同。同时，微信公众号也成为一种媒体宣传自己的公共平台，但受限于资源缺乏，往往需要借助大量的他人的题材来博取眼球。企业运营公众号，将他人的作品作为宣传材料，需要慎重。本案中，智合新媒体称其使用文章前曾与案外第三人联系过，第三人对于其是否本文作者不置可否，致使其误信其为作者，将文章发布在公众号内，并且署名错误。智合新媒体同时认为其应当承担与出版社同等责任，即在已经审核了作品权属的情况下，免于承担赔偿的责任。法院认为，将他人作品置于向公众开放的平台，系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而其发布作品的过程中，未尽到审查义务，致使侵害作者的权利，同时将未为作者署名，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到，作为法律类新媒体，对于权利审查如此严格，但仍然不能有效地避免侵权的可能性，对于那些一般的威信公众号则更加难以进行审核，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一般公众号可能为吸引眼球，故意发布他人享有权利的作品，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将会导致更多的侵权现象，致使侵权案件日益增多，呈现规模化的趋势。
3、黄缨诉阿里巴巴集团图片侵权案
2011年8月，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公司)在新浪微博平台上的“阿里巴巴1688V”的官方微博账号发布了一篇微博，该微博下方附有原告漫画家黄缨于2011年6月14日在新浪微博发布的漫画作品，图片无署名且去掉了原作者水印。原告黄缨(笔名罗罗布)认为被告阿里巴巴公司未经原告许可，使用原告作品进行商业宣传，侵犯了其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因此起诉要求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和北京微梦创科科技有限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等共计30余万元。阿里公司辩称无法确定黄缨为涉案作品的实际著作权人，且阿里公司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另外原告应对自己的实际损失进行举证。微梦公司辩称，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商，公司没有事前审查的法律义务，且原告并未事前通知我公司并举证要求删除;我公司在事后履行了合理注意义务，接到诉状后及时采取措施，履行了事后监管义务，并未造成损害扩大，因此无需承担责任。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阿里公司未经授权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漫画作品擅自使用在微博运营活动中，并向公众传播，且未为原告署名，其行为已构成对原告涉案作品的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鉴于涉案微博图片已经删除，法院判决阿里公司在其官方微博首页置顶位置连续赔礼道歉7天，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7万余元。而微梦公司收到诉状后，经查证涉案微博已经删除，微梦公司履行了适当的法律义务，无须赔礼道歉。
上述三个案例具有非常明显的典型性，林志颖案是明星个人在微博主页转载他人图片导致侵权，智合新媒体案则是律师起诉微信公众号案，第三件是漫画家个人起诉阿里巴巴集团案，反映了当下在自媒体领域，从个人到大型商业集团，从普通生活到专业的法律媒体，从文字到图片，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侵权风险。使用自媒体进行宣传，是一些个人或企业经营自己品牌的需要。但是由于现实中，大量的信息实际上是存在权利人的，如果未经许可使用，就会为今后纠纷埋下伏笔。
案件呈现高发的态势，特点较为明显
1、用户和平台关系错综复杂
由于用户需要借助平台来扩大影响力，平台需要借助用户来增加流量和吸引更多用户，所以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共生关系。从法律上来说，用户分为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用户发布信息的行为是否商业行为，需要结合个案来认定，但是是否商业行为与案件侵权事实认定的关系不大，很多人对权利人不追究个人用户责任存在误解，认为个人用户的使用行为不属于商业使用，不构成侵权，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实际上因为上传侵权信息被判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用户发布信息的行为构成侵权，平台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用户在平台发布信息，多数情况下由其自行承担责任，但是平台对于这些信息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也会引起侵权泛滥，目前法律对于平台方责任缺乏有效的约束，因为平台没有事先的审查义务，可以根据避风港的原则免于承担赔偿，但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平台还有一个义务：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指的是当侵权行为特别明显时，以至于平台商不可能不注意到的情形下，平台上应当对扩大的损失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2、法律关系定位复杂
如上文所述，在侵权主体，侵权行为和赔偿数额方面，仍然存在着各种争议，而且目前这类涉网络案件的送达普遍存在困难。在责任承担方面也存在争议，不同行为的定性和归责截然不同，而同一行为在不同情境下也有区别，其中还涉及到用户和平台之间的约定的问题，还有诸如赔偿数额的高低，诸如此类争议很容易将简单的侵权问题复杂化。
3、权利人和侵权人心理错位
侵权人需要通过发布信息来扩大影响力，但是对于版权的漠视和对权利人的不尊重几乎达到野蛮的程度，可以为了宣传自身形象，将权利人的水印和署名抹去，重新发布，这种缺乏知识产权意识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而发生侵权后，侵权人不仅不检讨自身的侵权过错，反而指责权利人没有事先通知，或者责备权利人索赔高额赔偿，或者指责权利人没有声明禁止传播，甚至声称自己传播作品扩大了权利人的影响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令人叹为观止。
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关系认定
从自媒体分发的渠道来看，平台只负责提供基本的技术服务，而大量的自媒体人通过平台发布各种信息，良莠不齐，以至于大量的虚假、夸大的、博人眼球的言论充斥着自媒体空间。对于平台上部分功能，自媒体平台还允许用户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应用，例如对插件、小程序等开源或者开放端口的释放，就像潘多拉宝盒被打开一样，一个爬虫就可以以数以万计的数量对全网的信息进行抓取。自媒体人还容易将当下类似于“畅销”、“热门”的信息直接进行复制、粘贴，因为自媒体快速传播的特点，很多信息在第一时间就能发布，然后得到不断广泛传播，这种链式传播的速度甚至是权利人希望看到的，但是没有支付费用的情况又会将隐患不断地扩大。有些自媒体对作者的信息，没有标准或者标注错误。平台服务商提供服务过程中，对于信息的推荐和编辑往往能引起自身的责任，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中这种现象较为少见，因为根据爬虫搜索的规则，往往能够对最先发表的作品及时定位，所以相对来说平台服务商的行为更为安全，但是其他自媒体对于那些比较热门的信息则往往不加以取舍，对于是否许可的信息则直接粘贴复制，这部分媒体中有些属于商业性的公众号、认证号，其使用的行为很难区分是否能够给公司带来盈利，但是客观上是否盈利或者商业性使用，并不是判断承担侵权责任的唯一依据，真正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大量的侵权现象反复出现。
多种行为方式的认定
1、编辑行为的认定
使用浏览器或者APP，熟练操作的情况下，往往有多个按钮——复制，引用，转发等等，相对应著作权意义上的权利包括：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合理引用等概念，但实际上自媒体的复制、引用和转发并不是一个意思，而是对内容的复制，对链接的引用和对内容或者链接的转发，这样就会在不同的情境下产生不同法律后果。首先复制行为较为普遍，因为企业为了宣传自己，往往会对图文类信息进行下载，编辑后重新上传到平台，这样能够达到宣传的效用。有些企业甚至将公司的LOGO放在图片中，也有手动将水印置于图片上方的情形，这种效果是转发或者引用无法达到的。而引用和转发的情形比较少见，因为一般来说公司为了公共形象考虑，不太可能直接引用作者的作品链接，对权利人的傲慢程度可见一斑。
2、引用行为认定
实际上，引用多是对原作者发表作品的链接进行指引，并加以评论，这种行为是实际上是一种链接行为，即将他人的作品链接引用后加以评论，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为了介绍说明某一情况，少量使用他人作品内容的行为是一种合理使用行为，从引用者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在引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信息展现，但是这种展现相对来说不影响作者的权利实现。他人如果需要进一步阅读，可以点击链接后跳转至作者的原发作品处浏览，因此，这种案件相对较少。实际上，在传统纸媒体时代，在使用他人作品时也应当标注原作品的发表的出处，如果是互联网访问的，也会标注链接和访问时间，但是这种引用如果用在互联网环境下，特别HTML5的技术出现后，会在链接中将原作品部分展现出来，这种技术实际上会有效地传播信息，让用户在观看类似于快照的内容后决定是否点开链接进一步浏览，并不会实质性的损害权利人的利益。
3、转发和转载行为的认定
有人认为转发和转载是一个意思，作者声明处往往会有欢迎转发或者转载，但须注明出处。转发和转载并非法律上的法定概念，作者允许他人转发转载，实际上是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处分，但是这种行为是存在风险的，仅仅是一种事实，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约束力。因为转发、转载的范围、时间并没有做出约定，所以他人实际上在使用时，只能单纯地从道德上约束作者的部分行为，如果作者仍然追究使用者的责任，使用人可能还需要面对侵权的风险。还有一种观念认为，作者既然做出公开承诺，允许他人转载和转发，那么应当视为其放弃了部分权利，不应该再追究使用者的责任，如果他日作者发生了转变，应当公示或者通知使用者停止使用，否则使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來处分作品，这种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法律现状缺乏这种制度性的安排，对于自己声明允许的行为究竟如何定性，实践中仍然存在困难。
救济方式的复杂化
1、赔偿数额过低，无法引起重视
一般来说，图文类作品的使用价格较低，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到作品，但是一旦发生侵权后，损害赔偿数额可能要高于正常渠道购买的价格，这也是目前的一种现状。因为我国著作权法存在三种赔偿：法定赔偿，原告损失，被告获利三种，如果按照原告正常出售图片的价格来作为赔偿标准，那么可能不够原告支出的费用，在赔偿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和标准，一般法院会按照法定赔偿来酌定赔偿数额，但即便如此，原告和被告各自的诉求仍然是很难满足的，相对来说，原告可能期望更高的赔偿数额，而被告则希望能够按照最低数额赔偿，甚至于按照正常渠道购买的价格来和解，这一意愿会加剧双方的对立。但无论如何，侵权人对于预期的侵权赔偿数额过低，导致对版权不够重视，会进一步加大侵权范围，也给调解带来难度，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
2、身份权利的救济
一般认为，作品的身份权利包括：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三项，如果他人在侵权过程中损害了这三项权利，应当承担道歉或者消除影响的责任，但是部分权利人以此作为要挟手段，对于大型企业要求高额赔偿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在市场成熟的环境下，也有部分企业选择了不屈从的做法：即可以道歉，但拒绝高额赔偿。对于权利人的权利救济，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往往可以选择多种方式来实现，身份权利的救济应当符合著作权法制订的初衷，即弥补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精神损害，而非成为一种工具化的手段。对于身份权利的救济应当遵循合法、合理两个原则，即救济的方式应当是法定的，救济的程度应当与侵权行为相适应，过高或过低的救济手段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在实践中对于互联网侵权后的赔礼道歉或消除影响，可以选择多种方式，机械地将其理解为一定时间或者空间的做法存在偏差。
第三方行为的样态分析
1、用户协议的效力问题
平台服务商和用户之间的纠葛也不仅局限于一纸用户协议，有些平台为了扩大影响力，会提供一定的服务，例如对用户的信息推荐、给用户推荐热门图文、或者允许第三方来专门针对某项功能进行外包。关于平台的用户协议的效力的问题，一般而言，自媒体平台存在几种授权条款：第一，作者须同意平台对作品享有著作权，第二，作者允许平台使用其发表在平台的作品，第三，作者允许他人在平台上使用作者作品，第四，作者同意作品归平台和作者共同共有。这些协议往往都是线上的条款，虽然作者在注册时已经同意了相关条款，但按照法律规定其效力处于待定的状态。因为现实中存在很多情形，例如权利人可能不是注册者，其不能代表作者放弃权利;即便注册人是权利人，也很难认定这种格式条款的效力，需要经过司法认定生效以后才可以具备约束力。
2、委托他人代管的效力
部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于权利的认知处于较低水平，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自己大量使用他人的信息，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自媒体，对于自媒体的信息缺乏有效管理，对于侵权行为非常漠视，以至于在发生侵权后不承认侵权，认为其构成合理使用，但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是非常有限的，将他人作品作为自己宣传的材料来使用，很难认定为合理使用。而委托他人代为管理，甚至使用插件自动更新信息的，更是存在侵权的隐患，不管是委托代管，还是系统自动更新，法律责任要归于委托人或者使用者来承担责任。从合同方面来看，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关于侵权责任的约定，仅仅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对权利人并无约束，权利人可以选择起诉其中一个或者将二者作为共同被告，至于最终责任承担的问题需受托人和委托人内部解决。
自媒体传播形态自诞生以来，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纠纷，从根源上来看，侵权行为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疏忽大意，都会给权利人造成影响。随着技术进步，还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形态，但是追本溯源，权利人对于作品控制，或者说对作品的使用行为，是权利人的行使权利的自主意识，他人必须尊重权利人的意思，误解或者曲解将会造成更大的矛盾。实际上，通过事后有效的救济也能合理地平衡在權利和传播之间的失衡状态。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法院中关村法庭法官)
作者：郭振华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在繁杂的交往中各种矛盾和摩擦也日益增多。近年来，关于著作权的纠纷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伴随网络出现的网络著作权问题也日渐频繁和复杂，给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本文即从中选取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管辖地的确定和著作权侵权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 著作权 侵权 管辖 赔偿
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复杂性，互联网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通过网络侵犯他人著作权变得极为容易。面对无影无踪的网络，按照传统理论构建的管辖权规则应如何做出调整?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著作权侵权的法定损害赔偿制度，但面对司法实务中的种种问题，对于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的赔偿原则以及数额的确定仍然困难重重，如何才能使判决的社会效果更好?本文从我国当前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常见问题中选取两个——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管辖地的确定、著作权侵权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进行分析和探究。
一、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管辖地的确定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们法院管辖。但由于网络的特殊性，使得这一原则的使用在网络著作权侵权中与传统领域多有不同。于是在2000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就对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此后，这一规定一直作为司法实践中判断案件管辖法院的标准。而且在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基本上延续上述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确定管辖地的规定。
这一规定对在各种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如何确定管辖问题无疑起到了一个指导作用，相比民事诉讼法中的传统的规定也更好地维护了著作权人呢的利益。但笔者认为，由于网络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与传统侵权案件相比的特殊性，仍有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思考：
1、被告住所地的确定在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的特殊性。
在网络环境下，被告住所地确定的难点在于很难确定被告的真正身份和被告的住所地。在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中，被告人主要有两类：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上传侵权作品的网络用户。在侵权人是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情况下，如果被诉侵权网站上没有体现该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真实身份信息，则很难确定被告的身份;在侵权人是上传侵权作品的网络用户的情况下，由于网络用户一般都不会注册真实身份资料，即使通过专业技术手段查明上传作品的计算机的IP地址，从而判断侵权作品的上传地，这时，确定被告的身份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网络环境给原告确定被告身份及住所地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困难，无法确定被告或者被告住所地，则无法选择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2、侵权行为地的确定在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的特殊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在网络领域，侵权行为地同样也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但其确定却不像一般侵权行为那样容易。
首先，《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然而在实践中，判断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并非易事。对于网络服务器所在地，一般除了大型的网络服务公司或单位有自己专门的主机服务器外，大多数公司企业都是租用网络服务公司的主机服务器，对于原告来说，很难判断侵权人属于哪一种情形，即使知道，也难以找到网络服务器设备所在地。对于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非专门技术人员更是很难判断，也许只有在刑事侦查中才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能够找的到。
其次，《解释》规定，“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侵害结果的地方。在网络环境下，在任何可以访问互联网的地方都可以打开涉案网站，这些地方均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但这种规定无异于是原告可以在任何地方起诉，而且可能产生管辖法院与原、被告均无任何密切联系的情况。这种毫无限制的规定，显然不是立法的本意，也不符合法律的确定性原则。
3、规定本身的矛盾和模糊性。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起诉应有明确的被告，故被告的住所地最终也是能够确认的。但在该解释中却规定“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这显然自相矛盾，不符合法律的逻辑。
因此，现行的法律规定在实务中仍存在适用上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对规定进行完善：
第一：可以以存储侵权作品的服务器为侵权结果发生地。 侵权信息在计算机终端上的编辑、输入等并无法体现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而当行为人将侵权信息上传到互联网存储在服务器中时，其主观意图显而易见。同时可以以侵权信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作为判断侵权后果严重程度的依据。
第二：可以在管辖地中加入原告住所地这一选择。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规定“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基本原则之外，在很多特殊情况下也规定了原告住所地的法院也享有管辖权。例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就规定了在被告住所地不方便管辖的情况下，原告住所地也可以享有管辖权。法院管辖的确定原则就是为了便利当事人，保护当事人。在网络著作权侵权领域，也可以借用此方法。
二、著作权侵权案件赔偿数额的确定
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如何确定法定赔偿额，一直是实务界面临的难题，也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在前网络时代就已经是一个困扰各界已久的问题。随着网络著作权的发展，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更是日渐突出。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虽然确定了著作权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制度，但由于其过于原则和概括，已经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复杂、多样化，在实务操作中对此制度的运用仍然不能尽如人意，导致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细究之，笔者发现，此条规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仅对赔偿数额设定了上限为50万元，但没有对法定赔偿额设置下限，同时关于赔偿数额的规定过于概括和僵化。这就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有点案件中甚至出现不赔的结果，甚至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案件，不同法官的判决也会差别甚大，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有的案件中的权利人的损失额已远远超过了这一数额，但由于此条规定的限制，法官几乎不会在此数额之上判决，导致权利人的损失得不到补偿，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2、赔偿数额的确定原则难以保障权利人的权益。填补损害是民法上关于损害赔偿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对于我国《著作权法》中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却难以实现这一功能。我国法律规定了在损失无法确定时，按照权利人的获利情况来确定，但是，一方面侵权人的获利并不代表权利人的损失，另一方面，要确定侵权人的获利不仅存在与确定权利人损失同样的困难，而且，因为确定获利结果的证据掌握在侵权人手中，要侵权人自己举证来证明其获利虽然可能，但可信度必然受到质疑。
3、由于此条规定的原则性太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具体和细化这样制度，尤其是没有指明这个上限究竟是一次侵权还是一个侵权行为的判决上限，使得法官自适用法定赔偿时往往无所适从。
4、我国《著作权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了为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应包括在赔偿范围内，但由于该款只是对《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合理开支”的解释，因此排除了在法定赔偿中将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纳入最终的赔偿额，而《著作权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却明确规定“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律师费”可以计入最终赔偿额。 调查取证的费用和律师费都是为制止侵权行为的必要支出，在计算法定赔偿额时却存在差别，这样规定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混乱。
5、没有明确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著作权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而著作人身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同一般的人格权一样，也存在被损害的可能。现实中也存在很多侵犯了权利人的著作人身权的案件，但对于这种精神损害的赔偿，我国民法通则和相关的著作权法律中的法定赔偿制度中未作规定。这使得精神损害可能得不到救济。
因此，对于上述几种不足，我国著作权中的法定赔偿制度应作出如下几点改善：
1、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日新月异，再按照最高限额50万元的标准已难以补偿权利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因此我国的著作权侵权的赔偿数额应随经济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同时，由于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标准是比较困难的，也有违公平原则，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在地区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标准，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不至于因法定数额的限制背离了地区实际情况。这样也有利于实现判决的社会效果。
2、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赔偿受害人所受之损害。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是损害赔偿计算的中心，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脱离实际损失或损害事实而存在，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这种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使得法官无需经过复杂的推理和计算就可以确定应判决的赔偿额，这无疑提高了司法审判的效率，但这种判决结果往往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笔者认为，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权利人的损失应由作品的价值来确定，包括稿费、版税、作品使用许可费等。这些正是作者利用其作品所取得的收益，也是遭受侵权后的损失额。
3、明确将赔偿额计算的方式是一次侵权行为而非一个侵权行为。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受害人进行投机诉讼，对一个侵权行为，采取以一次侵权行为或一个侵权行为来分别提起诉讼，以取得超过损失的赔偿金额。另一方面，被侵害权利的总数量反映的是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总的损害，即每个被侵权行为的损害的总和，这样的确定方式不会造成法定赔偿的赔偿额被重复计算。
4、将对于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必要费用的计算方式统一，解除现在法律规定的不一状况，并排除在法定赔偿额之外。不管是调查取证的合理开支还是律师费，都是受害人为弥补侵权所受到的损失，都是受害人为弥补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完全没有必要将二者区别对待。同时法定赔偿制度是对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的一种制度，其针对的是在先发生的侵权行为，是为了保证损害能够得到弥补。而上述必要费用是损害发生后为进行赔偿而采取的辅助行为，与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害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损失。因此建议将这种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指出的必要费用单独计算，既能保证法律规定上的协调性，又不会带来计算上的困难。
5、著作人身权精神损害应该计入法定赔偿额。无救济就无权利，如果将人身权的损害排除在法律救济之外，这与民法的基本原则是相违背的。我国《著作权法》仅在第四十七条中龙同德规定了对侵犯人身权的可以采取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但没有明确规定经济赔偿的方式。法律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惩罚性，根据法律的补偿和惩罚原则应当将经济赔偿作为对人身权救济的一种方式。同时，由于著作权精神损害不像财产损害那样容易判断，所以，相对于财产损害的赔偿，在对著作权精神损害量进行评价时，必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
综上，对我国目前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的两个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究，讨论了现有立法和司法中的不足，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但随着网络等新环境的出现，作品传播的途径也越来越广泛，侵权认定也越来越复杂，其中存在的问题远不止上述情况。在实践中还要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不断调整，不断改进，使对著作权的保护跟得上现实的发展，才能使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互促进。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知识产权方向)
注释：
赵浩：《试析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管辖》，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8期，P236-P237;
蔡毓斌：《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管辖问题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期，P152-P153;
储陈城，孙海涛：《著作权侵权赔偿模式的弊端与修正——与一般侵权案件的对比分析》，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P29-P34;
张以标，吴卫兵：《侵权损害法定赔偿额的确定》，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2月第1期，P33-P40;
周晖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司法适用》，知识产权，2007年第1期，P3-P10
作者：董春晓
摘 要：著作权作为一种法律形态，源于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性利用而带来的利益。著作权侵权行为是指除著作权法特别授权以外，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擅自对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行使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而使权利受到损害的违法行为。对于著作权侵权案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务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本文将对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的三类常见以及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即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网络服务商的间接侵权行为认定、避风港规则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适用的问题。
关键词：著作权 精神损害赔偿 过错责任原则
一、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
著作权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对著作权侵权行为能否造成精神损害，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正确理解和掌握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既是实践中处理好该类案件的首要问题，也是完善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核心。
归责原则是民事侵权行为法及其理论的重要核心，也是人民法院审判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基本准则。众所周知，著作权具有民事权利最一般的特征，然而它较物权、债权等一般民事权利确有其特殊性。著作人身权也与民法中一般的人身权有所不同，这些特殊性也决定了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殊地位，因此归责原则也应有所不同。在这里主要讨论三种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以及无过错责任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在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适用
近代民法的三大理论支柱之一，就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仅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过错责任原则在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侵权责任中主要适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决定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精神损害的侵权行为有两类：一是不法过错侵害他人人格权益等造成精神损害的，二是以违背善良风俗方式加害他人的。这两类侵权行为如果成立侵权责任，必须有侵权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是故意或过失，均可作为这两类行为构成侵权责任的归责性要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应当把握以下要点：(1)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是四个，即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过错。(2)在一般情况下，应当把过错作为侵权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根据，而不是作为确定赔偿范围的根据。(3)当过错出现在几个当事人之间时，侵权行为人一般只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赔偿责任。(4)举证责任由受害人负担。(5)过错既可以由故意造成也可以由过失造成。
2.过错推定原则在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适用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又称过失推定责任原则，是指若原告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害是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在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著作人身权侵权损害事实已经表明了行为人违反了著作权等有关法律对其特殊的注意要求或者是对一般人的注意要求，因而无须再加以证明。(2)要认真考虑实施侵权行为时的环境与相关的因素，考察行为人具有过错的可能性。(3)要认真听取、分析侵权人的答辩理由，因为他的答辩属于举证的范围，要切实地考察答辩所依据的事实。
3.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适用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承担民事责任。法律确认无过错责任原则，一是规定其过错不用证明，二是规定即使无过错也要承担赔偿责任。无过错责任的构成，无须主观过错这个要件。我国民法通则及著作权法并未规定侵害著作权的行为人即使无过错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目前对于著作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否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
肯定说认为，民事责任可分为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任。因过失责任所发生的损害，有财产上的损害和非财产上的损害。既然在过错责任中可以请求非财产损害赔偿，那么在无过错责任中也应允许请求非财产损害赔偿，不应有所差别。而且就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而言，也应肯定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适用。即精神损害赔偿功能主要在于调整和抚慰。否定说认为从多数国家民法的规定来看，无过错责任多依据法律明文规定而存在，而且，多设有最高赔偿额的限制。而精神损害的发生及其损害程度不易确定，故不宜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另外，从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来看，精神损害即指精神痛苦，赔偿权利人请求赔偿希望除去痛苦。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赔偿义务人因合法但却是危险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未免也会产生精神痛苦，为何赔偿义务人的痛苦被漠视而赔偿权利人的痛苦被重视?两者之间显然失衡。
笔者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和适用范围不适用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著作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民法中普通的精神损害赔偿相比有其特殊性。众所周知，著作人身权是作者基于作品的创作而产生的有关作者的身份及其利益，由本人专属享有。著作人身权具有著作权的一般特性，存在权利人的私权与公众利益的冲突，于是才有诸如合理使用制度的产生来缓解矛盾。如果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强调侵权人无过错也要承担所有责任，显然过于严格，对无过错者是不公平的。
二、网络服务商的间接侵权行为认定
互联网上的行为分为三大类，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行为以及用户下载行为，这三类行为中涉及到著作权侵权的主要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和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其中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讨论最多，因为作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帮助行为，网络传播行为并不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控制。因此，对于网络传播行为而言，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
在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中，笔者认为，应该根据网络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正确理解现有相关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和法律条例的规定都明确以过错为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这主要是因为考虑到网络信息过于庞杂，网络服务提供者无能力识别信息内容的著作权权利状况。如果将对信息内容的著作权权利状况的识别义务、注意义务强加给网络服务提供者，势必会使互联网信息的流通速度緩慢甚至阻滞。因此，只要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上没有过错，客观上也没有直接从事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就应当免于承担侵权责任。当然，对于那些明知或有证据证明应知侵权行为存在，而仍然提供侵权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则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在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共同侵权责任方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第一，从网络服务提供者行为的各个方面，综合分析其主观上有无明知而为之的意图。例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某一作品已接到相关警告后，该作品是否再次出现在其网络服务范围内;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在广告中直接宣传、鼓动用户使用未经权利人许可的作品等。第二，认真判断网络服务是一般的在线帮助，还是对侵权行为的重要帮助。对这点的分析更重要的还是应结合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故意，因为一般来说技术帮助本身是不会带有侵权色彩的，只有在侵权的主观故意引导下的技术帮助，才会带有侵权的印记。第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从侵权传播活动中直接获利。对于获利的判断，应该从多角度考虑。提供广告位和收取注册费是获利;同时，提高点击率也应视为获利，因为当网站的点击率达到一定量的时候，经营者也可以通过出售网站的方式而获利。第四，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无能力控制侵权行为，以及能控制到何种程度。通常而言，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内容的上载难以直接控制。实际中，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是提供内容存储空间，内容完全由用户自己上载，则服务者对内容的侵权不负责任;但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他人上载的内容进行了编辑、整理，则实际上表明其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控制和审核，应对侵权行为承担相关责任。
最后，在认定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认定方面还要综合平衡各方利益。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当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一致时，会促进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当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不一致时，就会对技术和社会进步起到阻碍作用。著作权法从诞生到发展的过程也说明，著作权法就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
三、"避风港"规则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适用的问题
我国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借鉴了美国1998年《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的立法模式，为四类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规定了免于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又称"避风港"规则，规定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赔偿责任。即"免责条件"。不过现在学界对该规则的效力争议很大。主要是由于以"免责条件"形式出现的"避风港"规则对我国而言相对陌生，美国1998年《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规定"避风港"规则的背景主要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该承担严格责任。我国将其直接移植而来，并不符合我国现在的法律规定，因为我国著作权侵权制度一直坚持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并且我国民事立法和判例从未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严格责任。因此强行将不同制度背景下的法律规则移植到我国法律中，只会显得该规则的"突兀"。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其中，第二十三条的但书即"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应理解为判断避风港原则是否适用的"红旗标准"。
对于权利人通知书的法律要求，《条例》第十四条规定，通知书应明确列出"权利人的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 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国家版权局《要求删除或断开链接侵权网络内容的通知》也规定权利人在通知书中必须提供侵权网站的名称、域名和IP 地址等。从上述法律条款来看，网络服务商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共同侵权责任，需要符合2个条件：第一，对所链接的侵权信息不明知或者不应知。第二，在接到权利人的侵权通知书后，立即断开与侵权信息的链接。可是，什么是明知或应知的情形该条款并没有清晰地界定。
再来反观美国的避风港规则，其涉及该项规定的条款则清晰很多。美国的避风港规则主要体现在《数字千年版权法案》中第512条。该条款规定网络服务商免责条件如下：第一，网络服务商对于侵权信息的存在不明知或不应知;第二，在具有控制侵权的行为和能力的情况下，网络服务商没有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营利;第三，网络服务商在接到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内容、断开侵权链接。其中，合法通知书是权利人举证的必要条件，权利人在向网络服务商出具的通知书必须具备法定的构成要素。如权利人要求移除侵权作品，必须向网络服务明确指出侵权作品的位置和来源;而且，多次出具组合而成的通知书没有法律效力。网络服务商可以不理会接到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通知书，法院也不能通过不合格通知书来推定网络服务商是否知道侵权信息或事实的存在。
美国避风港规则的例外判断标准("红旗标准") 规定，只有当侵权信息的存在像一面红旗在空中飘扬一样的明显，网络服务商才有义务立即断开链接或删除侵权信息。红旗标准其实是考察一般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是否可以看出侵权行为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有关信息仅仅达到"可能侵权"程度，还没有达到"显而易见"或"一目了然"的程度，网络服务商仍可以受到避风港规则的保护。可见，美国关于避风港规则的例外判断标准--"红旗标准"的适用范围是被严格限定的。
通过比较两国该项立法，可以看到，中国避风港规则存在以下2 方面的问题：首先，《条例》中作为红旗标准规定的"明知或应知"，是模糊的、不清晰的;其次，权利人发出的不合法通知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明确规定。这两个问题导致法官对相似案件的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因此，要改变这一现象首先必须修订避风港原则的相关规定，在立法上将带有模糊性的规定予以明确;其次，可以引入以版权交易为核心的利益分享机制，促使网络服务商和权利人合作打击侵权行为。
结束语
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在实际的司法实务中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例如，著作权侵权案件審理的管辖地域问题、侵犯著作人身权的案件问题分析，以及审理著作权案件中有关作者的身份问题等等，另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立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也给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审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待解决。
作者：吕杨琼
当你乘坐飞机聆听美妙的乐曲，在空中自由翱翔时;当你伴着流行歌曲，愉快购物之时;当你欣赏着轻松乐曲，品尝着美味佳肴时;当你在电视广告中听到了熟悉的歌声时，或许不会想到，使用这些背景音乐，可能会带来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著作权纠纷案，就涉及到了背景音乐侵犯著作权的问题。
【案情简介】
本案三原告分别为：魏明伦，系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顾问;王持久，系海军政治部歌舞团编剧;陈翔宇，作曲家。本案三被告分别为：河南许昌帝豪集团(简称帝豪集团)、北京标格广告有限公司(简称标格公司)、北京未来广告公司(简称未来公司)。
三原告诉称，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是由魏明伦、王持久作词，陈翔宇作曲，并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次播出。2001年，被告帝豪集团在未告知、未被许可的情况下，将上述作品用作其集团形象广告的背景音乐，该广告由标格公司制作、未来公司发布，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今日说法》栏目中播放，时间长达八个月，经原告再三要求，帝豪集团停止了侵权广告的播放。原告认为，三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并造成了不良影响，要求被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50万元。
被告帝豪集团辨称，我集团与标格公司于2001年3 月20日签定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标格公司为帝豪集团制作其拥有合法版权的广告，今后发生的关于本广告的著作权纠纷，帝豪集团不承担任何责任。另根据《广告法》第20条和25条之规定，在其制作的广告中使用原告拥有著作权的作品，应当由标格公司事先取得原告的同意。依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制作录音作品时使用已公开发表的录音作品，无需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只须支付报酬。帝豪集团既不是广告的制作者，也不是发布者，不应向原告支付报酬。其认为原告要求赔偿50万元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帝豪集团认为，其没有侵权的主观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与标格公司、未来公司也不存在共同的侵权故意，因此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标格公司首先向原告表示歉意，但辩称侵权行为的发生由于工作失误和法律意识的缺乏，没有侵权的故意，事后积极与原告协商解决，书面致歉，并通知未来公司撤下了侵权广告，其认为原告要求赔偿50万元明显过高，愿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支付补偿。
被告未来公司辨称，其发布广告时，依法与标格公司签定了广告发布业务合同，约定若发生侵权责任由标格公司承担，并且涉案广告的内容完全是由标格公司制定的。根据《广告法》
第20条规定，广告涉及侵犯民事权益的，由广告主负责解决。未来公司依照《广告法》第27条的规定，核实了相关的证明文件，履行了注意义务，并在接到原告的律师函，经确认后立即撤换了侵权广告。因此，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义务。
【法院审理结果】
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属于音乐作品，该作品于中央电视台联欢晚会上播出时署名的词曲作者为魏明伦、王持久、陈翔宇三人，对此三被告不持异议，法院由此确认在作品上署名的魏明伦、王持久、陈翔宇三人是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的著作权人。
《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被告标格公司所制作的广告片违反了上述规定，擅自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歌曲中的片断作为背景音乐是一种侵权行为，该广告片由被告未来公司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今日说法》栏目中播放长达6个月的时间，产生了侵权后果。对此，标格公司对该侵权事实予以自认，并同意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对此不持异议。
本案的焦点在于帝豪集团和未来公司是否应对该侵权后果共同承担责任。
法院认为，标格公司是侵权作品的制作者，帝豪公司是侵权作品的使用者，未来公司是侵权作品的发布者，在整个侵权事实过程中，三被告对侵权结果的损失分担具有不可分性，故认
定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作出以下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帝豪集团、标格公司、未来公司在《中国电视报》上刊登致歉声明一次，向原告魏明伦、王持久、陈翔宇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声明内容须经法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法院将自行拟定一份公告，刊登在相关媒体上，费用由不履行该项义务的被告负担;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帝豪集团、标格公司赔偿原告魏明伦、王持久、陈翔宇经济损失5万元;被告未来公司对上述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共同负担。原告被告均未上诉。
【案件评析】
音乐作品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并且普遍存在，音乐作品的使用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各国的法律和各种国际法律均在受保护的作品清单中提到了音乐作品。音乐作品包括配词或不配词的声音的各种具有独特性的组合，构成音乐作品的要素是旋律、和声和节奏 。音乐作品的词曲作者依法应享有著作权。本文结合案件就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归责原则、损害赔偿问题作以探讨。
一、 对侵权行为的认定
本案的关键所在是三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即对著作权侵权作出认定。
笔者认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指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不法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律规定，应承担损害后果的行为。
基于过错责任原则所认定的侵权行为，大致可分为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法国民法主张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三要件说。德国民法主张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四要件说。台湾学者史尚宽提出不同的三要件说：须有归责之意思状态;须有违法之行为;须有因果律之损害 。我国学者有的主张三要件说 ，有的主张四要件说 。
笔者认为，基于过错责任原则所认定的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为四个：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前两者的因果关系及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这与传统的民法理论相一致。
本案被告帝豪集团与被告标格公司签订了委托设计广告片的合同。合同中约定，标格公司拥有所制作广告片的合法版权，今后如发生关于本广告片的著作权的纠纷，帝豪集团不承担任何责任。法院认为，版权所有人承担侵权责任，并不必然推出版权使用人不承担侵权责任的结论。第一，帝豪集团的答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著作权法》第17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标格公司与帝豪集团关于广告片权属的约定，受本法条的保护，不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同时对第三人也产生效力。但该条仅对委托作品的权属作出了规定，至于委托作品发生侵权时的民事责任并没有作出规定，如发生侵权应按著作权法的一般规定和通常的理解进行处理，而不应做扩大解释。第二，帝豪集团的答辩理由没有法理支持。本案中，广告作品发生侵权以后，不是标格公司与帝豪集团之间的合同内部纠纷，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以外的人权利的侵犯。由于合同只能约束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不能对抗合同以外的任何人。因此，在没有法律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帝豪集团与标格公司关于免责条款的约定不能对抗本案原告。第三，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发布后，帝豪集团是直接受益人，享受了侵权所带来的利益，这份利益是无法免责的。第四，关于委托作品的侵权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认为：“委托人和受托人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不能对抗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不能依据该条款免除当事人的侵权责任。”此外，本案中的侵权广告是一部录音录像制品，并非单纯的录音制品，不适用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规定，帝豪集团关于本广告片无需获得著作权人同意即可使用的辨称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帝豪集团应认定为本案侵权人。
未来公司也应承担侵权责任。作为本案广告片的发布者，未来公司认为，根据《广告法》第27条的规定，其不负有审查广告片内容是否侵权的法定义务，也不是本案原告作品的使用
者。法院认为，《广告法》主要是一部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和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之间的管理关系，侧重于公法领域的保护，至于对私权的保护主要受《民法》、《著作权法》调整。因此，《广告法》第27条所没有规定的审查内容并不意味着未来公司可以免责。歌曲《众人划浆开大船》是一部在春节晚会上播出并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春节晚会在我国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节目，未来公司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的广告代理商，在审查涉案广告片的过程中，从其本身所具有的业务知识和职业特点应推定其能够发现涉案广告侵权的事实，但未来公司并未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或对侵权后果进行补救，相反，却促成该广告在电视台有偿播放，扩大了损害后果，主观过错明显，应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行为发生后，未来公司在原告的要求下停止了侵权，但鉴于侵权事实已经发生，民事赔偿责任不能免除。
综上所述，三被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侵权行为，原告的著作权遭受侵权的事实明显存在，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标格公司是侵权作品的制作者，帝豪集团是侵权作品的使用者，未来公司是侵权作品的发布者，在整个侵权事实过程中，三被告对侵权结果的损失分担具有不可分性，故认定为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二、 归责原则
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关键在于对归责原则的适用。
在审判实践中普遍认为，著作权侵权赔偿责任归责原则应当坚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认定过错上，采用依证据推定的方法。因此，过错推定原则也是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从侵犯著作权的各种实际情形看，权利人很难证明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而侵权人却可以根据其合理的做法。也有人认为需要慎重对待，具体案件具体分析。过错推定原则毕竟接近于无实际行为并结合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由侵权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是公正过错原则，一概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加重了侵权人的证明责任，可能导致实质上无过错的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发生。还有人认为，以过错原则为基本原则，以严格适用的过错推定原则为补充，不适用无过错原则，应当是著作权侵权赔偿责任归责原则的主要特点 。我国有学者认为，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案件，可以考虑适用过错推定的方法予以解决，即法律推定加害人存在过错，只有在加害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与美国在这一领域较为普遍适用的“严格责任”比较接近 。
侵犯著作权不同于普通的民事侵权行为，著作权侵权认定不能简单套用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特别是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与一般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不同的，笔者认为，在著作权侵权认定中，应根据不同情况同时适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两种原则。
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往往是很困难的，而被告要证明自己“无过错”却很容易，因此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会使大量的权利人得不到起码的救济，使版权的保护成为一句空话 。
我国《著作权法》(2001年10月27日通过修订并施行)第46条、47条，规定了著作权侵权责任，但是，没有像《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要求的那样对侵害著作权的归责标准作出特殊规定，因此，著作权侵权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过错责任原则就成了法院判案的依据。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地域性、时间性等特点，权利人的专有权易被他人无意或无过失地侵害。因此，无过错而使他人知识产权造成损害的情况具有普遍性。于是，无过错给他人知识产权造成损害的“普遍性”就成了知识产权领域归责原则的特殊性 。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国外版权侵权判例中早已有适用，在立法中也屡见不鲜。本文重点探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著作权法中的适用。
1931年，美国最高法院在Buck案中就指出：“根据版权法，(在认定侵权时)侵权地意图不
是必要的”。在此，侵权者可以是完全无辜的。
侵害著作权的行为中，主观上有过错，当然应承担侵权责任，而对于主观上没有过错，又确实侵害著作权人的利益的行为，侵权人是否应承担责任呢?从国外的立法来看，《日本侵权法》第114条规定，侵权人因故意或过失侵犯著作权人利益理应赔偿著作权人的损失。但是，若侵权人既非故意也非重大过失，则法院可斟酌裁定损害赔偿的金额。《美国著作权法》第504条第(2)款和《澳大利亚著作权法》第115条第3款也有类似的规定。因此，大多数西方国家著作权法将因“不知”而从事了侵权行为或为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的行为视为侵权 。我们可以看出，在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中，无过错者并非完全不负侵权责任，只是责任比“明知”轻一些 。 在TRIPS协议中，第45条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费。司法当局还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其开支，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在适当的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
由此可见，TRIPS协议适用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我国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已加入了该协议，就应当履行有关的国际义务，应对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著作权法中的适用作出明确规定。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已加入TRIPS协议，必须履行有关的国际义务。我国的法律规定也必须与TRIPS协议内容相衔接，在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中，适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势在必行的。
随着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在著作权领域全面使用“过错责任”是为未经许可的使用人考虑过多，而为权利人着想太少。笔者认为，对于侵害著作权的案件，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著作权人的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
三、损害赔偿问题
根据《著作权法》第48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 根据民法和知识产权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应当确立以下四个原则：全部赔偿原则;法定标准赔偿原则;法官斟酌裁量赔偿原则;对精神损害赔偿适当限制原则 。笔者认为，全部赔偿的损失计算问题，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正确适用法定赔偿标准以及精神损害赔偿 全部赔偿原则是指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以加害人侵权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财产损失范围为标准,承担全部责任.也就是说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全部赔偿,赔偿应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为限。全部赔偿原则是现代民法的最基本的赔偿原则，是各国侵权行为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通例 。
TRIPS协议第45条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费。司法当局还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其他开支，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48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上述规定均是全部赔偿原则的体现。
由于著作权受到侵害后，受损利益难以计算，举证也存在颇多困难，法定赔偿原则就是鉴于著作权保护对象的特殊性，其损害事实、后果的不易确定性，不少国家立法规定了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定赔偿制度。即规定实施某种侵权行为，应当赔偿的数额多少。例如，《美国版权法》第504条规定，侵权人对其所侵犯的每一部作品，可负担250美元-10000美元
的赔偿;情节严重的可提高到每部作品5万美元。TRIPS协议第45条规定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我国《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法定赔偿的标准应体现损害赔偿的补偿和制裁功能，具体案件的赔偿数额由法官根据法定赔偿范围裁量确定。
法官斟酌裁量赔偿原则，无论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条款规定得多么严密、具体，无论是适用全部赔偿原则还是适用法定赔偿原则，都不能排除法官根据开庭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对法律的具体适用，以及在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幅度内根据个案情况的裁量。智利创作成果损害结果的不易确定性以及案情的复杂多样，对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不可能简单划一，原告的损失、被告的获利以及赔偿金数额难以确定，这就要求法官斟酌裁量，所谓斟酌裁量是要求法官确定赔偿数额必须依据客观事实，依照《民法通则》和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依靠法官本身的法律意识和审判经验，仔细地分析和判断案情，反复斟酌处理和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方案，以求公正、公平、合理，并精细、快捷地对案件做出裁判，以追究侵权行为人地民事责任，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法官斟酌裁量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受害人所受损害后果是否严重;侵权行为所致某种知识产权保护对象价值降低程度;侵害出于营利或其他不当目的;主观过错;侵害行为情节恶劣程度;侵权人获利情况;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等。
精神损害赔偿限制原则，是指公民、法人等民事主体享有的知识产权中精神权益的损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著作人身权是指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著作权法》第
46、47条侵权行为的具体法律责任中，规定了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侵犯著作人身权可能造成著作权人的财产损失，但主要是造成著作权人的精神利益的损害。法律规定的赔偿损失，并不排除精神损害赔偿。
著作权具有权利双重性的特点，即人身权与财产权并存，这也是能够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客观基础，当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也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只能适用于对侵害知识产权中人身权精神利益的保护，不应任意扩大适用范围;对于一般的侵权行为，首先应当适用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形式，而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于精神损害情节严重，适用其他民事责任形式不足以使受害人利益受到保护的，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结合本案，原告在诉讼请求中并没有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50万元。但是，原告并没有就其经济损失50万元举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被告就其获利情况也没有举出证据，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法官依照斟酌裁量赔偿原则，结合本案的侵权后果、侵权程度、侵权情节等事实进行酌定，判决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万。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音乐作品的使用形式也日趋多样化，著作权人对作品被使用的情况很难全面知悉与控制。为了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就产生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就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专门从事维护作曲者、作词者或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音著协与著作权人之间在法律上是信托关系，著作权人将自己作品的有关著作权交由音著协行驶，音著协以自己的名义行驶上述著作权。音乐作品作为背景音乐的商业性使用非常普遍，能够按照规定支付费用的却很少，因此对著作权人的利益影响极大。从目前情况来看，音著协一方面靠正常运作收取费用，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法律诉讼来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
近期有些商户因生产销售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商品被权利人提起维权诉讼。具体案情如下：
某知名企业拥有某知名动画形象的著作权，且该动画形象被拍摄为电影电视剧，并在国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该动画形象也早已经版权管理部门登记并颁发著作权登记证书，涉及该动画形象的影视作品播出后与该形象有关的衍生品也不断出现，有些是经过合法授权生产的商品，也有未经授权的山寨产品，随着影视作品的热播，该动漫形象的公众知晓度也不断提高，山寨产品层出不穷直接导致获得合法授权的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正规产品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山寨产品的质量无法保证，由于产品安全所引发的问题也损害了合法厂商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无奈之下权利人及权利人的合法授权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展开维权工作。
经过市场调查，发现某批发市场中有商户销售涉及权利人动画形象的侵权商品，经调查人员申请公证机构公证购买进行证据保全，保全后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中的争议焦点法院归纳为：
1、 原告是否拥有涉案动画形象的著作权;
2、 被告所销售的商品是否侵犯原告的著作权;
3、 原告请求赔偿的要求是否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开庭后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出示了著作权权属证书等，证明了其拥有该形象的著作权权属，并当庭拆封展示了公证处公证购买的侵权商品，之后出示了原告要求赔偿其维权合理开支的相关票据(公证费等)并宣读了要求赔偿的法律依据;被告当庭认可原告的权属，但对其侵权行为表示不知情，经法庭询问也无法说清其销售商品的合法来源，仅认为原告所请求的赔偿数额过高，自己并未获得高额利润，庭审结束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案件审理终结。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强，著作权权利人的维权意识也不断提高，商品生产和销售者也应当对自己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是否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进行审慎性审查，如果由于其自身能力原因，无法辨别，也应当从合法来源进货并妥善保存进货票据和清单做到防范于未然，一旦侵权发生也可以免责，如无法说清进货来源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败诉在所难免，得不偿失!
一、原告：艾影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青岛利群百货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被告下属的长江购物广场
青岛纺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原告诉求
1.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所享有的著作权
2.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本案合理支出共20万元 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法律事实
原告陈述称经过相关著作权人的授权取得了《哆啦A梦》在中国地区的著作权，且原告发现市场上存在由第三被告生产，第
一、第二被告销售带有哆啦A梦形象的枕头，认为三个被告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提起了诉讼。但三个被告分别以原告并不是著作权人及他们所生产、销售枕头上的卡通形象与哆啦A梦有明显的差异作为抗辩理由。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了如下的证据:1.公证书2011宁石证经内字第8050号及光盘，证明哆啦A梦形象的著作权归属于藤子.F.不二雄株式会社。2.2013沪静证证字第1262号，用于证明藤子会社将著作权授权给集英社，集英社可再次授权。3.2013沪静证证字第1263号，用于证明集英社将权利授予迪拜影业，香港影业可代理行使上述授权之权利。4.2013沪静证证字第1265号，用于证明香港影业将权利授给艾影公司。授权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而2013年6月18日原告在第二被告长江购物广场购买了被控产品，12月18日提起了诉讼，所以艾影公司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适格，享有著作权。
法院查实：第三被告确实未经原告的许可，擅自在其生产的产品包装上使用与原告享有哆啦A梦形象基本一致的卡通形象，侵害了其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而对于第
一、第二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销售与哆啦A梦形象基本一致的卡通形象枕头，应承担停止侵害的责任，但由于已经尽到部分审查、监管、注意义务，并且主观上并无侵犯故意，所以免于赔偿。
四、法院判决
1.第
一、第二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犯艾影公司著作权的行为 2.第三被告立即停止生产侵犯艾影公司著作权的枕头行为 3.第三被告赔偿艾影公司各项经济损失9万元(不是原告所要求的20万元，是因为综合考虑到哆啦A梦卡通形象的知名度、商业价值、第三被告经营规模等因素，酌情确定) 4.案件受理费4300元，保全费1520元，共计5820元，原告承担2900元，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共同承担920元，第三被告承担2000元
致: 阿里巴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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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著作权侵权是什么意思
字体对阅读的体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字体设计得当，会有很强的观赏价值，而很多广告或者平面设计都会进行字体的设计，字体的设计者是拥有著作权的，那么字体著作权侵权是什么意思?下面由赢了网小编为读者进行相关知识的解答。
一、字体著作权侵权的意思是什么
字体著作权侵权是指字体的使用或者没有经著作权人的同意，使用该字体设计，侵犯作者著作权的一种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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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二)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
(三)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五)剽窃他人作品的;
(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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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
(十)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
(十一)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二、文字作品版权登记的条件
文字作品版权登记需具备：
1、独创性：作品必须是由作者本人通过独立构思和创作灵感而产生构成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2、可复制性：指可以通过印刷、拓印、录音、录像、复印、临摹、反拍、翻录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但无论采用什么复制方式以及复制多少作品，均不会改变作品的内容及思想。
3、合法性：作品本身应当是法律所允许的客观形式表现出来，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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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作权侵权赔偿的几种计算方式
1、以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为依据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可以依据以下方法计算：
1)侵权使权利人利润减少的数额;
2)以报刊、图书出版或类似方式侵权的，可参照国家有关稿酬的规定;
3)权利人合理的许可使用费;
4)权利人复制品销量减少的数量乘以该复制品每件利润之积;
5)侵权复制品数量乘以权利人每件复制品利润之积;
6)因侵权导致权利人许可使用合同不能履行或难以正常履行产生的预期利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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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确定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方法。
2、以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为依据
最高院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法院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可以根据被侵权人的请求，按照其因侵权行为所受直接经济损失和所失预期应得利益计算赔偿数额也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利益计算赔偿数额。侵权人不能证明其成本或者必要费用的，其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为所得利益。
“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包括以下三种情况：1)产品销售利润2)营业利润3)净利润。一般情况下，应当以被告营业利润作为赔偿数额。例如侵权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其享有著作权的一部文字作品出版发行，总共发行五千册，那么侵权赔偿额是书的单价乘发行数量5000册减去合理的费用印刷、发行及给发行折扣就可以得出侵权所得了。
以上知识就是小编对“字体著作权侵权的意思是什么”问题进行的解答，字体著作权侵权是指字体的使用或者没有经著作权人的同意，使用该字体设计，侵犯作者著作权的一种违法行为。读者如果需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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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律整理 日期：2012-08-0
3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主要借鉴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20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关于版权和邻接权若干问题的外交会议上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唱片条约》的有关内容。该条例明确强调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所享有的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专有权，同时规定：“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的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此外，条例还对网络信息传播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行为，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等问题做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截至目前，我国已形成以《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为主干，以相关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为补充的关于著作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本文谈及的网络著作权侵权与赔偿责任问题，就实质而言应属现有法律框架下法律的适用问题。
一、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
1、侵权认定的前提
任何侵权行为的认定都是建立在权属确定的基础上，因此，权属的证明成为侵权认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涉及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网络环境下作品的构成要件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可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其构成要件包括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也应具备这两个条件。就独创性而言，只要某作品是作者独立完成的，不是从他人作品中抄袭而来，即可认为具有独创性;至于可复制性，通常情况下，作品都是在事先创作完成的，表现为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摄影作品等，然后经人工录入，在计算机程序的作用下转化为数字信号存储在计算机内存里，形成上述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再通过网络传播出去，这一过程实质是作品不断被复制的过程。事实上，数字化作品的可复制性已经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
(2)网络环境下作品著作权人的确定问题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的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创作作品的的公民是作者、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可视为作者，如果没有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因此，确认网络环境下作品的著作权人的关键是作品作者的确定，而作者身份的确定又与作者署名方式密切相关。我们知道，署名权是作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其享有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也有不署名的权利;既享有署真名的权利，也享有署假名、笔名的权利。网络世界总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网上信息传播也呈现出一种无序、随意、混乱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如果作者对自己的某一作品选择不署名或者署假名，并将其上网传播，那么，一旦有一天该作品的著作权受到侵害，他人则很难对作者的身份予以确认。所以，在网络环境下，作者应慎重选择署名方式，在充分行使署名自由权利的同时，注意加强自身的著作权保护意识。
2、侵权行为的构成
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侵权行为从未有过明确的法律定义，学理上的解释也存在诸多争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也只对有关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概括式规定，这就给司法实践中侵权行为的认定提供了相当的弹性。
著作权作为一项知识产权是一种绝对权，著作权人是权利主体，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非法干涉和侵害权利人所享有的专有权的义务，违反了此种不作为义务，便构成了对著作权人权益的侵害。因此，对于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我们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未经著作权人及相关权利人许可，通过网络行使权利人专有使用权的不法行为”，其构成要件有两个：一是擅自通过网络行使了著作权人及相关权利人的专有权或侵害了其他利益;二是行为违法。如果行为人擅自行使了权利人的某项权利，但此种使用行为是法律所准许的，如合理使用行为或法定许可行为，那么其行为并不构成侵权。
二、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即确认和追究侵权人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它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错还是应以发生的损害结果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抑或以公平理念等为考虑，而使行为人承担责任。笔者认为，著作权侵权行为，包括网络侵权，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只要侵权事实成立，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应承担民事责任。其理由如下：
无过错责任的基本思想，不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而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在于分配正义、公平的理念。著作权作为无形财产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无需行政登记予以公示，这就使权利人的专有权被他人无意侵犯的可能性与实际机会要比有形财产大得多，也普遍得多。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往往是很困难的，尤其在网络环境下，更是如此，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会使大量权利人得不到起码的法律救济，使版权保护成为难以兑现的承诺。
另外，我国著作权侵权责任的主要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其中停止侵害是最基本，最广泛的一种责任，假如我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当行为人无过错时，则其无需承担包括停止侵害在内的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侵权行为将有可能持续存在下去，这个结果显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定有着一定的覆盖面，具有相应的合理性。
三、网络著作权侵权赔偿责任的确定
1、赔偿主体
网络著作权侵权主体主要有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目前，在涉及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民事纠纷中，越来越多的权利人把矛头直指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分散性、广泛性和隐蔽性导致单个传播侵权作品的用户难以确定;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向用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收取费用，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或者通过提供服务本身实现某种经营目的，获取间接经济利益;三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诚信经营、合理注意的义务;四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比单个用户更具有经济实力，更有能力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当然，最终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还应该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于一个具体的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网络服务提供者赔偿责任的确定首先需要分析在侵权行为实施的过程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直接侵权行为人?还是间接侵权行为人?
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的划分，是以侵权人的行为方式及其在侵权中的作用为标准的。所谓直接侵权行为，是指未经许可、直接擅自行使版权人及相关权利人的专有权利的不法行为;而间接侵权行为，指行为人并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参与了导致侵权行为发生的环节，为侵权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间接侵权行为又可细分为辅助侵权行为和替代侵权行为。辅助侵权行为是行为人出于明知，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有：
一、行为人知道侵权行为存在，主观上有过错;
二、行为人以怂恿、唆使的方式，或提供物品、场地等帮助实施侵权。关于辅助侵权行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已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具体反映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5条中;至于替代侵权行为，我国法律尚无相关规定，但在理论界已得到广泛肯定，对于司法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替代侵权行为源于雇主雇员代理原则，依据该原则雇主应对雇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与直接侵权行为人之间不存在雇主雇员关系，且行为人虽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其对该行为具有监控权利与能力，且从该行为中获得了直接经济利益，则其行为构成替代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有：一是对直接侵权行为的监控权利与能力;二是从该侵权行为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的划分，其实际意义在于区别适用不同的赔偿责任原则：前者使
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使用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直接侵权行为人无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间接侵权行为人，只有在有过错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并不能免除其承担停止侵害等其他形式的民事责任。
通过以上内容的介绍可以看出，在一个具体的涉及网络侵权的案件中，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准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定位就做出简单的判断，比如你是一个内容服务提供者(ICP)，还是一个接人服务提供者(ISP)。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举例来说，在上海某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某网站侵权一案中，用户进入该网站主页，通过直接点击“mp3”即可进入相应的分页，然后选择歌曲进行mp3视听，有播放，有停止，同时可以实现免费下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该网站上直接完成的，因此，作为歌曲的权利人完全有理由认为该网站向用户提供的服务已经超过了搜索和链接的范围，已经是一个内容提供者，应该承担直接侵权的赔偿责任。
为了合理分配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中的法律责任，同时又能促进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新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规定了四种免除赔偿责任的情形：一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自动接人服务、自动传输服务的，只要按照服务对象的指令提供服务，不对传输的作品进行修改，不向规定对象以外的人传输作品，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提高网络传输效率自动存储信息向服务对象提供的，只要不改变存储的作品、不影响提供该作品网站对使用该作品的监控、并根据该网站对作品的处置而作相应的处置，不承担赔偿责任;三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只要标明是提供服务、不改变存储的作品、不明知或者应知存储的作品侵权、没有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利益、接到权利人通知书后立即删除侵权作品，不承担赔偿责任;四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在接到权利人通知书后立即断开与侵权作品的链接，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明知或者应知作品侵权仍链接的，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应该说，上述规定有效降低了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的成本和风险。
2、赔偿数额
网络著作权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主要依据《著作权法》第48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对于该条款的具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0月12日公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26条有明确的说明，包括实际损失的计算
方法、合理开支的范围、法官自由裁量应考虑的因素等，在此不再赘述。下面，笔者将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及法定最低赔偿额问题分别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1)关于精神损害赔偿
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应纳人网络著作权侵权赔偿范围之列。这个观点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张广良所著的《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救济》一书有比较深入的分析。书中论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3月8日发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4条和第5条规定，著作权人对于侵犯其人身权的行为可依该司法解释，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至于该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则取决于侵害行为是否给权利人造成严重后果。
(2)法定最低赔偿金
这个概念缘于《美国版权法》的规定。《美国版权法》第504条第3款规定：“当版权所有人举证证明，并且法庭也判定，侵权人是故意侵权，法庭可以依据其自由裁量权，将法定赔偿金增至不高于5万美元;当侵权者举证证明，并且法庭也判定，该侵权人没有意识到，而且也没有理由知道他或她的行为构成了侵犯版权，法庭可依据其自由裁量权，将法定赔偿金降低至不低于100美元。”后来，上述数字分别有所提高，改为10万美元和200美元。由此可见，无过错侵权只有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才给予考虑，而且，无论如何考虑，至少还要赔偿100美元或200美元，通过确立一个现实的侵权责任的最低限度，以保留它应有的威慑作用：它不允许侵权者仅仅因为原告未能反驳其无过错的主张而逃避责任。应当说，这种制度设计对权利人和无过错侵权人都是合理的，也比较容易接受。
我国现行法律在权利人无法确定实际损失的情况下，规定了一个法定的最高赔偿限额50万元，并没有最低限额的规定，而“法定最低赔偿金”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体现了一种公平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运用于网络环境下，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网络服务商的经营行为，具有警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