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一个显著特征是跨境生产分享（cross-borderproductionsharing）的盛行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链条国际化分布现象。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外溢效应教育投资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云南省教育投入外溢效应实证分析
摘要:文章结合云南省实际,利用菲德模型对教育投入的外溢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并对云南省教育投入外溢效应(1.27%)较小的原因进行了一系列分析。
关键词:教育投入;外溢效应;菲德模型
目前,讨论教育投入经济效益的文献基本是用教育投入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量来反映,而货币工资收入之外的外溢效应(间接收益)却很少涉及。教育投入的外溢效应是哈夫曼和沃尔夫(Haveman R.H & B.L.Wolfe,1984)总结了当代实证研究结果后的产物,主要包括:提高子女的品质(健康状况、认识能力的发展、接受教育的程度、未来收入等);提高劳动力市场双向选择的效率;提高社会和谐程度;促进技术进步和传播等内容。可见,教育投入的外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本文借鉴我国学者蔡增正(1999年)改造的菲德模型,结合云南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及加大教育投入的相关政策,对云南省教育投入的外溢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政策制定和改进,提供较为有力的基础。
一、理论模型、样本与数据确定
(一)理论模型
菲德模型是菲德于1983年提出的用于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使用了一个两部门模型——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估计出口对非出口部门的外溢效应以及出口与非出口部门之间要素生产的差别。同样,我们可以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类同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把国内部门划分为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经过一系列推导,可得公式①如下:
dY/Y=α(I/Y)+β(dL/L)+γ(dE/E)(E/Y)①
公式①中,α是非教育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品;β是非教育部门劳动力的弹性系数;γ实际上代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γ=[δ/(1+δ)]+gk,dY/Y, dL/L, dE/E分别是总产品、劳动力和教育产品的增长率;E/Y是教育产品占总产品的比例,或者是教育部门在经济中的“规模”;I/Y是国内投资占GDP的比例,将国内投资视同于资本存量的增量。回归方程中的参数γ代表教育外溢利益与部门间要素生产力差异这两种作用之和。为了分别估计教育的外溢利益和相对要素部门生产力差异,仍然循着菲德模型的设计,假设对非教育部门产品的弹性是不变的。再次调整,则有公式②:
dY/Y=α(I/Y)+β(dL/L)+[σ/(1+σ)](dE/E)(E/Y)+θ(dE/E) ②
其中θ为外溢效应参数。该模型特殊之处表现在,首先它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将整体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其次存在一个假定:教育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发生在同一时期,即非教育部门的产品不仅依赖于配置在本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还取决于同一时期教育部门的产品量。
(二)样本及数据的确定
根据资料的可得性,教育部门产品由教育事业费表示。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就业人数包括三次产品所有就业人口,因为本部门将人力资本从就业人口中剥离出来,所以在本文中他们看成是同质的劳动力。投资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包括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样本区间1978-2006年,均为公开数据。
二、云南省教育投入外溢效应实证分析
(一)回归分析
利用Eviews3.1软件对公式②作LS回归,结果为:
dY/Y=0.1166(I/Y)+1.76(dL/L)
P:0.3504 0.1748
-25.83(dE/E)(E/Y)+1.27(dE/E)
0.0400 0.0089
F=31.7R2=0.82
由回归结果可知,该方程拟合度较好(R2=0.82);解释变量除了α和β外,其他系数都很显著。由方程可知,θ=1.27,为正,说明教育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即教育产出每增长1%,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非教育部门的产出将增长1.27%,这个数值小于劳动力而大于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外,将θ的值代入δ/(1+δ)-θ=-25.83,可以算的两部门间生产力的差异比较值δ=-0.96<0,由前面的分析可知,教育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的边际生产力。
(二)回归结果的对比分析
本文结合现有文献资料,将以往研究成果列于表1。以期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有益结论。
表1中第2列表明劳动力在整个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云南省的劳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突出,比1973-1980年欠发达国家的还要大一倍左右,也大于中国90年代的水平。这一现象虽与统计数字有很大关系,但是也从一方面说明云南省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了劳动力的数量而非劳动力的质量。
第3列反映教育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云南省此列数值比欠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数值的绝对值还要大,进一步说明云南省教育部门内生产效率低,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投资。虽然云南省教育部门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很低,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大大超过其不足。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教育部门的资金转向非教育部门,而要加大对教育部门的投资。通过第四列可以看出云南省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实质性作用。
三、结论
首先,云南省教育投入的外溢作用为1.27%,即教育产出每增长1%,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非教育部门的产出将增长1.27%。教育的外溢作用对云南经济的增长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但是推动水平还不是很高,这一方面说明教育投入所形成的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教育投入所形成的增值功能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教育投入的主体较为单一,即国家是教育投入的主体。虽然也存在个人投入,但是相对于一个智力人才,例如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全部教育支出来说,个人投资只是其中的小部分。这使得投资缺乏激励机制,严重影响教育投资的效益。二是教育体制和方式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无论在教学方式、考试制度、还是在招生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部存在着影响教育质量提高的不合理因素,导致教育投资效益不高。三是云南省经济增长的阶段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的数量而非劳动力质量。此外,还可能与教育存量转变为经济增长动力过程中的障碍因素有關。
其次,从经济增长总量上来看,在过去十几年中教育已经成为推动云南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一直以来政府不断强调的资本因素,在对云南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只位居第三。在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做贡献的数量大小上也反映出,资本对云南经济增长的作用远低于教育所发挥的作用,大约只有教育对云南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1%左右。因此,云南省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充分重视教育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改变传统地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根据经济发展进度和实际需要,适度增加对教育系统的投入,积极发展教育产业,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
在增加对教育系统投入的过程中,还要积极地利用教育对非教育部门的外溢作用,通过正规的教育和非正规如在岗培训等形式,促进各生产部门的技术改造、升级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使物质资本和劳动者以及技术能够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发生更有益于经济增长和要素节约的变化,形成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发挥其外溢效应。这就需要教育产业在发展中还应该寻求一种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使教育更直接地面向社会生产,面向经济,使教育部门同其他非教育部门更好的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使教育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总之,教育投入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不仅要看到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而且还要看到它对社会的外溢效应。因此,要提高综合竞争力,就必须加大教育投入,使教育真正成为云南省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
参考文献:
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1999(2).
(作者单位:云南省科技情报研究院)
作者：段 梅 李瑞光 汪元欣
跨境生产分享与我国的“产中学”效应考察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来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一个显著特征是跨境生产分享(cross-border production sharing)的盛行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链条国际化分布现象。“跨境生产分享”的基本含义是指，以前集中于一个国家内部进行的一系列生产活动被垂直分解成若干个生产环节和阶段，不同的生产环节和阶段被分布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专业化生产。跨境生产分享的普及，客观上使各国的比较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的跨境生产网络，促进了成本节约型国际生产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伴随着贸易壁垒的减少，其经济效果也是福利增进的。
伴随着跨境生产分享的发展，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FDI)，扩大后者的生产能力，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一定生产工序进行承接。关于这种国际分工的技术外溢效应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者们关注发达国家的生产转移是否伴随了技术转移，发展中国家从这种生产转移中能否学到新技术，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很多学者认为“产中学”(learning-by-producing)在创造新工艺知识上起着重要作用，制造业劳动力如生产工人或居住在接近生产中心的人们，由于会更多的面对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从而有更多的机会来改进技术。结果，一个行业的发明活动会集中在生产进行的地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10页)就曾指出，“用在今日分工最细密的各种制造业上的机械，有很大部分，原是普通工人的发明。他们从事于最单纯的操作，当然会发明比较便易的操作方法。不论是谁，只要他常去观察制造厂，他一定会看到极像样的机械，这些机械是普通工人为了要使他们担当的那部分工作容易迅速地完成而发明出来的”。此外，Young(1991)提出了学习和创新发明的关系，Irwin和Klenow(1994)提出了“干中学”(learning-by-doing)的技术外溢效应。
但是，近年来，跨境生产分享的盛行使我们对创新发明与生产的区位联系产生了质疑。“技术成熟”的制造业生产已经越来越从发达国家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区位是否影响创新发明活动的区位?如果结果是肯定的，其影响程度有多大?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它们对于发展中国家今后参与跨境生产分享中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的“产中学”效应考察
研究“产中学”效应的方法是检验参与跨境生产分享给我国企业带来的“学习”成果的大小。在具体的考察中，使用来自发达国家的FDI数量和我国的专利申请数量进行检验。这样做的原因是，发达国家与我国的跨境生产分享主要表现为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如果这种国际分工方式存在“产中学”效应，则通过FDI对我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我国的模仿和创新能力会不断增强，这种学习的成果会充分体现在我国专利申请数额的增长上。通过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考察，我们发现如下几个特点：
(一)“产中学”效应的模仿性质强
以2004年为例，在我国各地区的全部专利申请总量中，实用新型专利占全部专利数额的39.43%，外观设计专利占37.99%。我们知道，实用新型专利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二者的综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而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相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这两种专利体现的是企业在生产中发生的技术改进或革新，或是对现有工艺知识的新的应用，而不是新产品或生产方法的创新发明。2004年，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量之和达到当年我国全部专利申请份额的77.42%，这说明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方面，“产中学”效应确实是存在的。
这主要是因为，在跨境生产分享过程中，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我国，随着外资流入量的增加，内资企业与外资接触并对其进行模仿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因此外资企业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方面的示范作用较强，我国“产中学”效应的模仿性质较强。
(二)“产中学”效应的创新性质差
“产中学”效应的创新性质体现在发明专利的数量上。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发明所创造的产品或提出的生产方法是前所未有的。相比于其他两种专利类型，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要少得多。同样在2004年，我国的发明专利数量仅占全部专利的22.58%。这说明，在发明专利上，FDI的溢出作用较小，“产中学”效应并不明显。换句话说，我国“产中学”效应的创新性质较差。这主要是因为，外资企业在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时，仍将产品的核心研发环节放在自己国内进行，FDI伴随的技术知识转移十分有限，生产和创新发明存在区位分离。
(三)“产中学”效应呈现东、中、西部梯度分布
我国的“产中学”效应除了呈现出较强的“模仿”性质和较弱的“创新”性质外，还表现出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在2004年我国各地区的专利申请总量中，东部沿海地区的比重高达76.13%，而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则只有15.29%和8.58%。与此相对应，在外资分布方面，这种不均衡表现得更为突出，截至2004年底，外商在华累计投资中，有87%投在东部地区，仅有13%投向中西部。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较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强的创新能力使得当地企业拥有了对外资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此外，东部各省区积极参与跨境生产分享，外资在东部地区聚集，也为FDI的溢出效应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中西部地区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暂时还没有能力对外资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因而导致了FD I在该地区的总体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三、我国参与跨境生产分享的政策选择
本文的分析表明，跨境生产分享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各国可以更加充分的发挥自己在一种产品某个生产环节上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生产和创新发明的区位分离，客观上产生了发展中国家被技术“边缘化”的危险。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力密集型工序转移的过程中，只是获得了一个行业的生产，而支持高水平创新发明活动的行业特定技术知识存量不会顺利且自动地跟随生产过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转移的生产环节中能够获得的只是生产技术，而不是生产技术的创新发明。
我国通过参与跨境生产分享，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方面获得了比较显著的“产中学”效应，而在发明专利上的“产中学”效应并不明显。此外，在参与跨境生产分享和“产中学”效应的地区分布上，我国呈现出东、中、西部阶梯式分布，中西部地区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
(一)优化引资质量
我国今后在参与跨境生产分享过程中，在利用外资方面要有选择性和针对性。一方面要继续引入拥有适宜技术的外商直接投资，帮助我国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继续发挥FDI对我国工业企业尤其是加工贸易企业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领域的示范作用，提升我国相应产品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制定相应的制度，引导拥有世界先进技术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更多地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将最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从而提升内资企业在创新发明领域的“产中学”效应。其中，合作研究是技术学习的重要途径，政府应该支持中方与外方设立合资研发机构，在政策上积极鼓励这类研发机构承担政府重大研发项目，并采取多种形式推动外资研发机构与国内高校和科学机构的合作与互动。
(二)加快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国际竞争力
国际制造业的全球转移是中国制造业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的良好契机。因此，中国在按照国际规范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后，应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会，积极参与跨境生产分享，加快我国民族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自主技术水平，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业务，加快生产工序的升级，使高技术、高附加值业务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的主体，提升我国在跨境生产链条上的地位，创造更强的竞争优势，以期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
(三)政府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
中国政府要充分发挥大国的优势，在创新科技发展方面起到引导甚至主导的作用，逐步培育市场，最终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政府要努力为企业的重大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创新环境和制度环境，从供给、需求和制度保障几个方面上来促进国内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一方面，政府要设立产业研发基金，提供企业研发贷款;完善风险投资机制，保证企业研发投入，解决企业研发创新资金短缺，化解研发风险。另一方面，政府应提高对国内技术的采购率，对创新进行扶持和推动，解决新技术产品的市场需求问题。此外，政府应加大教育投资，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力资本，通过学习、消化、吸收、改良，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对外国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
(四)东部地区实现从外向型向开放型转变
我国的东部地区应率先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改变经济增长对出口和FDI的过度依赖，通过优化产品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服务贸易、优化外贸空间布局等方式，实现开放型发展，成为全国从外向型向开放型体制转换的典范。此外，东部地区应打通与中西部地区的贸易联系和产业关联，实现国内的“跨省生产分享”，提升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
(五)中西部地区选择适宜产业，建立区域经济中心
中西部地区要注重发挥农业资源、能源和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特色农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等基础产业，并适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各省之间要加强合作，建立区域协调机制，促进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促进要素向城市群的聚集，构建产业承接和中西部崛起的有效空间组织，加速中西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作者：黄春媛
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
摘要: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毫无疑问,技术的扩散和学习以及资本的引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梳理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之后,着重从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角度讨论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涵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以索洛-斯旺模型(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難发现,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1)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2)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1986)认为,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1988)则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核心作用,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1988)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1990)中,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1986)、卢卡斯(1988)认为,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1990)、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一)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而是逐渐扩散的,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微电子工业基地,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或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比如,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資源,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理由预期,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 71.08%。这说明,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尽量提高积累水平,保持高积累率,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同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应消除所有制偏向,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政府应对过时的投融资法规加以修改,进一步改善私人投融资环境和条件,在投融资过程中,应给予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同的国民待遇,减少行政干预,降低投融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为各类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宽松的投融资体制与环境,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真正体现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从根本上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资本的运用应充分遵循资本规律,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
(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改革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明确产权,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培育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家,通过多种实现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改造,在技术、产品、管理等多方面着力进行改革。对必须由国家控制的重点行业和企业加以重点扶持,对可以由市场主体经营的国有企业可通过拍卖、改组、改造的方式逐步推向市场,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同时解决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总之,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只有妥善解决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提高资本运用效率,促进资本形成与经济的互动发展。
作者：丁建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