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国清代油画主要以宫廷油画和外销油画为代表。由于大多数宫廷油画都保存在国内, 关于宫廷画家及其艺术创作的文献史料也比较翔实, 因此, 学术界对宫廷油画的研究较为深入, 人们也比较熟悉。与此相对应的是, 国内学术界对外销油画的研究还十分粗浅, 人们对外销油画的认识也有待深入。这应该是造成清代外销油画整体价值被明显低估的重要原因。但是, 无论从清代外销油画的历史价值来看, 还是就艺术价值而言, 清代外销油画都是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值得收藏者引起重视的中国早期油画品种。
顾名思义, 外销油画就是以对外销售为目的而绘制的油画。因此, 外销画也被称为贸易画。从艺术风格来看, 清代的外销画家直接或间接地向西方画家学习, 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17世纪荷兰绘画、18世纪意大利绘画和18世纪英国绘画的艺术观念;从绘画技法来看, 外销油画既取法西洋画的技法, 又有机地融入了中国画的特点。这就使得外销油画既不同于地地道道的西洋油画, 又明显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绘画;从题材类型来看, 外销油画的题材类型极其广泛, 家庭生活、历史故事、农业生产、手工制作、衣食住行、商业贸易、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游艺娱乐、婚丧嫁娶、山川海港、花鸟鱼虫, 无不囊括其中;从销售流向来看, 外销油画的买家主要是到访广州的国外商人、官员、海员和游客, 外销油画就类似广东人所说的“手信” (外出归来信手捎回的小礼物) 。这些外销油画则主要销往欧洲, 后也及至美国。这一历史背景使得清代外销油画目前主要被欧美的公私藏家收藏, 国内的收藏反而零零散散, 罕成体系。
外销油画大都以清末岭南地区的社会风貌和民间生活为题材, 形象地再现了清末岭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例如, 香港艺术馆收藏的《渔民烧火图》、《乡村乐手图》、《村庄卖艺图》、《广州戏棚图》等一系列外销油画皆以乡村风俗入画, 不仅描绘出了岭南地区的自然风光, 而且记录了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这类题材的油画作品多为当时来华的西方人“命题”, 而由中国外销画家创作。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人的猎奇色彩, 但依然是研究清末岭南地区农村风俗的重要资料。1837年8月出版的《中国丛报》曾经刊登过林呱的一套六幅《鸦片烟鬼图》, 并配有解说文字, 详细解说了这六幅图画, 将西方人的看法诉诸笔端。广州博物馆现在还收藏有一套十一幅《鸦片图》, 详细记录了鸦片装箱、切鸦片球、泡鸦片球、水煮鸦片、调剂鸦片、鸦片烟具、贩卖鸦片、销售烟具、鸦片交易和吸食鸦片的真实场景。这些作品不仅客观描绘了鸦片的生产和流通, 而且记录了中国人吸食鸦片之后的悲惨命运, 还真实反映了清末岭南地区的社会现实。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 外销画又增加刑罚题材。广州博物馆收藏的一套十二幅《刑罚图》就涵盖了审判、敲首、鞭刑、枷号、示众、发遣、监斩、腰斩、凌迟、绞刑等内容, 描绘生动, 微细毕至。例如, 《审判图》就描绘了县令、师爷、衙役、犯人等各色人物在公堂上的断案场面, 表情生动, 动作夸张, 戏剧性强。正如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研究员所说, 清代外销画是“十分难得的反映广州口岸社会风情的珍贵图像资料, 极大地补充了中国传统官修史书和文人笔记文献记载之不足”, 应该充分肯定外销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社会史中的地位” (程存洁, 2008) 。总的来看, 清代外销油画可谓是融国画与洋画、历史与艺术、高雅与通俗于一体的独特历史画卷, 对中国美术史、美术交流史、清代社会史、清代风俗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是当之无愧的“美术之外的美术, 历史之外的历史”。
客观地讲, 对于清代外销油画的艺术价值不能一概而论。毋庸置疑, 批量复制的商业化生产确实是清代外销油画的一大特色。但复制的仿品也有精粗优劣之分。在斯当东 (中译本, 1963) 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 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伦敦一位鉴赏家收藏了中国画家上色摹效佐休阿·累诺尔兹爵士的一幅画, 他认为这个仿件也可以列入艺术精品。”换句话说, 原创还是复制, 并非判断艺术品优劣的唯一标准, 更何况许多外销油画都不是一味地模仿, 而是在取法西洋画技法的同时, 融入了中国画的特点, 中西结合, 自成一家。另外, 史贝霖 (Spoilum) 、关乔昌 (Lamqua) 等优秀外销画家作品的艺术性也是应该受到肯定的。
早期的外销画家主要通过临摹自学西洋画, 缺乏专业指导, 但是特色鲜明。据英国政府马嘎尔尼 (Macartney) 访华使团成员约翰·巴罗 (John Barrow, 1804) 的记载, 广州的画家“不仅画出一朵花的花瓣、雄蕊、雌蕊的准确数目, 也画出叶片的数目, 在画中如数呈现。他们模拟自然界艳丽色彩的本领也是无人能及的。欧洲彩色印刷画送到广州, 被他们复制得相当逼真。”当然, “所有的缺陷和污点, 不管是原本就有还是无意造成的, 他们都照画不误。作为纯粹的模仿者, 他们对这类范本的艺术感染力浑然不觉。”18世纪末来华的英国使团成员的观点表明, 当时的外销画家以临摹复制为能事, 在缺乏专业指导, 仅凭自己摸索的情况下, 就复制出与原作非常相似的绘画, 这让西方人都惊叹不已。
19世纪30年代以后, 随着钱纳利 (Chinnery) 等欧洲画家来华传授西洋画技法, 外销画家的整体水平得以显著提高。最重要的外销画家关乔昌 (即蓝阁、林呱) 就是钱纳利的门下高足, 他可能还是最早在欧美展出作品的中国画家, 1835年, 关乔昌的《老人头像》入选英国皇家美术院展;1841年, 关乔昌的《茂兴茶商肖像》在纽约阿波罗俱乐部 (Apollo Club) 展出;1851年, 关乔昌的《林则徐像》、《耆英像》等三幅肖像在波士顿图书馆展出。关乔昌的一幅描绘炉前取暖的费城人像作品甚至一度被误认为是英国肖像大师托马斯·沙利 (Thomas Sully) 的作品 (万青力, 1992) 。1844年, 泰凡里 (Tiffany) 评价道:“林呱是广州画家王子, 他享誉全中国, 是一位优秀的画家。他以欧洲风格绘制肖像, 他的画作颜色运用相当出色, 捕捉逼真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愿你长得不难看, 因为林呱不是一个阿谀奉承者, 我可以讲出有关他坦率的许多轶事, 这在他的画作中都可以看到。”同时代的唐宁 (Downing) 则称:“一些中国人有着与林呱同样的才能, 但并没有达到他的水平, 所以林呱在广州的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 经常有充足的生意。” (江滢河, 2007) 刘海粟 (1987) 则评论道, “蓝阁一生创作了极为出色的油画, 至今仍为香港和广东的画家所临摹, 倘若他生活在除去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度, 都会成为一个新画派的奠基人。”尽管这个判断只是一种推测, 但也足以表明史贝霖、关乔昌等中国早期杰出油画家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
早在1996年, 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秋季拍卖会上, 一幅估价为5-8万元的清代佚名《水浒人物玻璃油画》就以17.6万元的高价成交。但在此之后, 清代外销油画的成交情况始终不好。在中国艺术市场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2003年, 广州嘉德夏季拍卖会曾经推出了一件保存非常完好, 艺术价值极高的清晚期布面油画《官员像》, 广州嘉德对其期望颇高, 估价高达150-200万元, 但这件博物馆藏品级的油画精品却意外流拍, 这从一个侧面放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清代外销油画乃至所有清代油画的整体认知状况。直到2005年3月31日, 在纽约苏富比举办的“中国陶瓷及工艺品”专场拍卖会上, 一幅估价仅为100-150美元的清代油画《欧式装束妇女像》最终却以40.8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337.8万元) 的高价成交, 成交价是估价的2720倍 (按估价上限算) 至4080倍 (按估价下限算) 。这应该是清代外销油画首次获得国际拍卖市场的肯定。这件作品的高价成交对中国内地清代外销油画交易情况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据不完全统计, 1996年11月至2005年1月上拍的5件清代外销油画就有3件流拍, 除了上文提到过的清代佚名《水浒人物玻璃油画》外, 清关乔昌的纸本油画《男人像》仅以略超过估价下限6万元的6.82万元成交。而在2005年3月, 《欧式装束妇女像》高价成交以后上拍的9件清代外销油画, 仅有当年6月19日, 广东保利夏季拍卖会上拍的清布面油画《官员像》 (估价为2.8-4万元) 流拍, 其他拍品都顺利成交。虽然成交价格多在几万元至一二十万元, 但这也说明人们似乎开始重新认识清代外销油画的价值了 (见表1) 。
事实上, 无论是从学术研究来看, 还是就系统收藏而言, 西方学者和收藏机构都占得了先机。从某种意义上讲, 西方人对清代外销油画的认识远比中国人系统和深入。作为中国油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外销油画的价值目前依然没有受到国内学者和公私藏家的足够重视。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异常火爆相比, 清代外销油画更是显得备受冷落。然而, 随着中国学者对清代外销油画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相关主题展览的不断举办, 人们对清代外销油画必然会有新的认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不管是普通画工的批量复制作品, 还是著名画家的创作型精品, 都存在价值被整体低估的状况, 这正是清代外销油画所具有的潜在价值。
[1] 程存洁.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 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M].中华书局, 2007
[3] 刘海粟.蓝阁的鳞爪[N].中国美术报, 1987-2-9
[4] 斯当东.英史谒见乾隆纪实[M].叶笃义译.商务印书馆, 1963
[5] 万青力.广东外销画史[J].雄狮美术, 1992.12
[6] 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M].London:A.Strahan, 1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