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艺术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基石，也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艺术科学理论研究一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先导作用、服务职能日益凸显，不可替代。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格萨尔说唱音乐艺术研究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扎西达杰的藏学音乐研究
扎西达杰先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指挥专业，是位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同时在藏学音乐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多年来在广泛调查和拥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以扎实的音乐功底和独到的理论见解，发表了诸多学术论文，成果获得不少荣誉，内容涉及《格萨尔》音乐、佛教音乐、民族民间音乐等。研究特点具有宝贵的开创性、重要的突破性和完整的系统性。
一、《格萨尔》音乐研究
扎西达杰于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格萨尔研究》等刊发表了《玉树藏族〈格萨尔〉说唱音乐研究》、《玉树藏族〈格萨尔〉说唱曲调分析》等文章，填补了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空白。文章首次发表了80首《格萨尔》说唱曲调，从《格萨尔》说唱曲调与民歌的关系、关于《格萨尔》的说唱艺术、《格萨尔》说唱曲调的类型、《格萨尔》说唱曲调的音乐形象和体裁问题、《格萨尔》说唱曲调乐曲间的整体变奏关系、《格萨尔》音乐的发展与前景等七个方面，对玉树藏族《格萨尔》音乐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1989年他参加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格萨尔〉音乐研究》，重点研究了《格萨尔》音乐的曲调类型和音乐特点，他指出《格萨尔》说唱曲调可分为“人物通用调”、“人物专用调”、“人物专用套曲”等三种类型。称“如果对《格萨尔》曲调进行广泛的搜集、组合、编排，可能形成庞大的《格萨尔》音乐曲目‘套曲库’”，即“专用调—套曲—套曲群—套曲集团—套曲库”之现象。并从结构、节拍、节奏、调式、调性、音程、音区、装饰音、变化音及滑音的运用，主题类型，发展方式，旋律线条，曲调与歌词的关系及附加音、附加节奏问题，衬词的运用等方面，剖析了《格萨尔》说唱曲调的音乐手法。
扎西达杰参加第二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在《中国藏学》的长篇论文《〈格萨尔〉的音乐性》，则深入到史诗文字本身，将《格萨尔》内含的强烈的音乐性质和丰富的音乐内容解示出来。从“音乐诗剧”式的文体结构、“歌唱”的连环套式总体格式、“歌唱”的固定程式化诗体结构，与“歌唱”相吻合的诗句格律、用语特点的强烈歌唱性等方面阐明《格萨尔》所特具的“歌唱”式、戏剧性、剧本化特点。从浩瀚的文字表述中总结出二十种音乐现象，内容涉及关于《格萨尔》音乐的背景、形象、处理、手法、理论等问题。通过精到的识别、高度的概括和明晰的图表，建构以体现军事类、国务类、仪俗类、心理类、说教类等内容的歌名系统和由《格萨尔》的专用曲名系，岭方人物的专用曲名系，别方人物曲名系、反派人物的专用曲名系、神类人物的专用曲名系，动物类的专用曲名系等组成的曲名体系以及由二者形成的《格萨尔》音乐歌名、曲名综合体系及其运作规律。文章强调《格萨尔》音乐的重要意义，指出：“歌唱”是《格萨尔》诗文表现的基本形式;音乐不是外加的饰物，是史诗本质的反映，是主体领域和基本要素之一;《格萨尔》音乐不愧为具有自己独立见解和系统理论的较高级、较复杂、较发达的音乐;《格萨尔》音乐是了解藏族古歌曲、古音乐的窗口;《格萨尔》不是一般的史诗，它溶文学和艺术的诸多特点于一炉，成为巨型的音乐诗剧式的宏篇英雄史诗。
发表在《音乐艺术》等刊的《蒙族〈格斯尔〉音乐研究》是作者亲自采访诸位蒙族著名艺人，在掌握比较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内容包括关于表演艺术;以人物专调、人物通调、基本调、道白调、借用调等划分的关于曲调类型;从结构艺术、旋律手法、伴奏艺术等方面进行阐述的关于音乐手法;从曲调的丰富性、形象的生动性、表现力的多样性等方面进行阐述的关于音乐特点等。特别是对蒙族《格斯尔》的强项之结构艺术和伴奏艺术着笔进行了颇为精彩的论述。文章指出：“在《格萨尔》的传播过程中，音乐更加促成了这部史诗的蒙化进程和其彻底性。蒙族《格斯尔》音乐是为了表达这部不朽的史诗，由蒙族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说唱艺术，是蒙古民族音乐的一部分。它以鲜明的风格、独立的体系成为《格萨尔》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灿烂的《格萨尔》文化增添了光彩”。发表在《中国藏学》等刊的《藏蒙〈格萨(斯)尔〉音乐比较研究》一文从藏蒙的历史背景、文化交流、《格萨(斯)尔》文本间的关系等入手，从关于流传系统与音乐形态、关于艺人和表演、并于版本与曲名、关于曲调与旋法、关于曲调类型、关于音乐结构、关于伴奏艺术、关于音乐的吸收性;关于音乐的发展和扩展性等方面，对藏蒙《格萨(斯)尔》音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他在文革中指出：“藏蒙《格萨(斯)尔》音乐分属于各自民族音乐的一部分，各自得到独立的发展，各自形成独立的体系。但它们都是为了表现同一部史诗，各自从不同的侧面极大地丰富了《格萨尔》的音乐文化，它们同属于《格萨尔》文化的一部分。拥有《格萨尔》的多民族用不同的语言诵传它，用不同的音乐演唱它，用不同的文化铸造它，使它成为珍奇无比的大容量、大内涵之文化巨型物。这种现象在促进民族交流和文化发展方面，具有不同凡响的信息价值和实际意义。”
他参加第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会并发表在《中国音乐》等刊的《论现代〈格萨尔〉音乐的多元结构》一文，视角从传统转向现代，追述了《格萨尔》音乐从说唱曲调到表演形式的沿革历史、发展内因，扎西达杰在文中指出：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音乐引起的文体、表演形式的多种变化，终由促成的《格萨尔》音乐的新格局已经形成，现代《格萨尔》音乐的多元结构较完整的确立。形成了以“文字本体”为核心，由“原型说唱体”—“变形说唱体”—“艺术改编体”—“艺术移植体”—“艺术创新体”等构成的多重包围圈之形态。其中包括文字形态的史诗—剧本—歌词—无词;音乐形态的说唱音乐—戏剧音乐—歌舞音乐—纯音乐;表演艺术形态的说唱类—表演说唱类—有声戏剧类—无声戏剧类—歌舞类—声乐类—器乐类。“现代《格萨尔》音乐的这种多元结构标志着音乐从对史诗的依赖关系中解脱出来，逐步走向独立，以其丰富和广拥成为《格萨尔》文化中一支崛起的大军。它使《格萨尔》引起一场深刻的变革，以更加广泛和雄厚的文化积淀，努力从单一模式走向文体的多样化，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文化功能的多样化。它使《格萨尔》不但拥有用诗文唱述其故事和思想的势众的传统艺人队伍，而且拥有用舞蹈和音乐语言继续演述其故事和思想的庞大的现代‘艺人’队伍。并赋予《格萨尔》一种新的生命，使其作为一种内动力，在现代化文艺创作中得到共性化、主体化、永恒化”。
二、佛教音乐研究
他发表在《中国音乐》的论文《藏传佛教乐谱体系》对一直浓罩神秘面纱的藏传佛教古乐谱进行了大胆探究，文章简述了藏传佛教乐谱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其在藏族“十明学”学文体系中的地位。对藏传佛教乐谱现象及其基本原理进行了归纳、分析，指出“藏传佛教的音乐包括诵经(咏诵、唱诵、念诵)、器乐曲(用各类号、各类打击乐、各类旋律吹奏乐演奏的仪式曲、功用曲)、羌舞音乐、僧戏音乐、民间唱经调等非常广泛的领域。其中有记谱的为咏诵调，各类无音高打击乐器，如鼓谱、钹谱等;各类号，如长号谱、海螺号谱、腿骨号谱、口哨谱等;个别寺院的旋律乐器曲调谱。”“藏传佛教乐谱强调象形而生，以曲线谱为主，兼有色彩谱、图形谱(包括方位谱)、文述谱(混合谱)、指法谱、准总谱、节目谱以及个别寺院的藏传工尺谱等，形成多元、繁复、奇异的记谱体系。”文章用生动、多彩的谱例对形成此体系的八种谱式予以分别阐述，并对其音乐意义和文化价值给予高度概括和评价，指出了以下几点：
1、藏传佛教是个艺术色彩很浓、音乐性极强的一种宗教，可以说它的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各种过程都充满着音乐。音乐是佛教内容的基本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是藏传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在世界诸类重要谱式中，藏传佛教乐谱的历史仅晚于大约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古希腊字母谱。在许多传统谱式均已销声匿迹的今天，藏传佛教乐谱是正在实行中的最古老的乐谱。因此，它的古文化信息价值和现实使用价值不言而喻。
3、从古希腊字母谱到汉族的指法谱、工尺谱;西洋的线谱、简谱以及新近的六线谱等这些或已经消亡，或正在实行的谱式，都是用来记录以音阶式体现音高低的旋律曲调。藏传佛教根据自己的文化需要，掌握了用曲线的方式记录以滑移式体现音势、音法的人声咏诵调，填补了记谱史上的一项空白。
4、咏诵介于歌唱与语言之间，虽然缺乏旋律性，但很具艺术性、音乐性。佛教非常看重此种艺术效果，在诵经的长咏—短咏—唱诵—念诵的艺术系统中，把咏诵调视为最高的艺术。曲线谱通过这种音响的文字化处理，促进了此种中介或半成音乐的更加理性化和系统化。以各种有机的、创造性的组合，使其不断完备成套，更具规律性、变化性、艺术性和永久性。也如此形成了藏传佛教咏诵调作曲体系，这是作曲、音乐史上的一大创举。
5、藏传佛教记谱体系调动了各种记录手段，以不乏特色，并有好多独到之处的多样谱式、谱法，丰富、充实了世界的记谱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6、藏传佛教的记谱体系有着象形而生，手法繁复，符号零散，图形纷杂，时值、速度、音高不强调精确等特点，这与谱文抽象、符号简练、记谱精确的五线谱、简谱形成对比。同时又与西方现代音乐记谱法颇相似，如其中的非确定量因素、图形记谱法、行动提示记谱法、近似值记谱法等。”
三、民族音乐研究
他发表在《西藏艺术研究》等刊的长篇论文《牛角胡论》从文化背景、文化内涵、文化价值、文化功能、艺术技艺等多视角、多角度，对最具藏民族属性和特质的乐器—牛角胡进行了系统、精辟的阐述。作者在文中指出“每个民族都拥有一些从各个领域最能体现自己的文化个性、特质和独一无二之形式的珍奇传物，它们不但具有文化财富性，而且往往蕴藏着较丰盈的内涵，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藏族的民间乐器牛角胡，就从艺术领域可纳入这样的珍奇传物之列”。继而对牛角胡的形制、技法、艺人类型和技能，曲目的内容、类型、特点、艺术处理、音乐技法、曲体结构、表现形式等进行了精到、细腻的论述。他指出“牛角胡容纳了一个庞大的艺人群体”，“他们一般具备同时自奏、自伴、自唱、自诵、自跳、自表(演)、自操(操作吊在琴上的木偶人圈舞)，以及自制乐器的能力。”“曲目类型可分弦子曲、热伊曲、说唱曲、独奏曲、独表曲等。有时也用来演奏山歌等其它民歌。”“专门用牛角胡独立演出的牛角胡木偶人圈舞《则则拉姆》等音乐属于较大型复合套体曲目，将独奏、唱奏、诵奏、表奏集于一体，同时将木偶艺术也吸收进来，繁复多变，完备成套，是牛角胡艺术的较高级形式。”文章对牛角胡的典型曲目《则则拉姆》等从演出道具、表演方法、音乐布局、乐曲结构和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剖析。
文章关于牛角胡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文化功能、文化价值等笔触较多，指出“牛角胡是雪域这块特殊的文化地理萌生和养育的一个特别的精神之果，使它具有一种纯粹意义上的雪域特质。”“牛角胡产生并长成于康区这个广阔的生物园中，艺术上具有纯正、浓厚、鲜明的康巴特色”。“融汇、接纳了康巴藏人的不少性格特征，流露出一种渊存的个性力量和不灭的民族精神”。“牛角胡是一种在藏族器乐史上居重要地位的古老乐器”。“之于藏族乐器，无愧地扮演了弦乐之母和器乐之本的角色”。从音色、音区、演奏、表演等方面看，“牛角胡的音乐始终保持着这样几个本质特点：它不强调纯粹的音乐性，而在顽固地贯穿一种‘舞蹈性’;它不赏识单一的器乐化，而在实践一种复合功能;它不追求高难的技巧性，而善长一种流利的歌唱性;它不贪图耀眼的华彩美，而在创造鲜明的风格美;它不热衷于做作的表现，而专心于自然地抒发”。“面对辽阔藏乡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人口分散、交通不便和生产、生活不发达的自然、社会环境，牛角胡顺应了广大民众的接受能力，以制作方便、携带方便、操作方便的优越性，拥有最大的普及性，成为雪域民族最喜爱、最被广泛运用的乐器之一。”因而以“最纯朴、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具有最深刻的民族性和最广泛的民众性”。并称“牛角胡作为生成在雪域藏区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物，具有彻底的代表性和广泛的包容性，成为一个文化浓缩品，拆射出关于藏人和他的社会、他的精神、他的生活、他的艺术以及他的历史、他的现今的许多面目、事理。我们对牛角胡的珍视，不尽在于它是祖国艺术园地的一朵奇葩，是民族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而且在于它是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窗口，是促使民族全面进步、繁荣的一种深层动力。”由于藏族社会的历史原因和经济原因制约了牛角胡自身的改造进程，使它的形制、性能一直处在比较原始的状态。“该是振救和复兴牛角胡及其文化的时候了，我们应努力赋予它新的生命，使它成为既属于传统，又属于现代;既属于民间，又属于专业的文化复合品。让它扎根民间，走向舞台和殿堂;扎根雪域，走向世界和人类。作为藏文化的一小粒——牛角胡，也许它以新的高度的再生，将标志着一个民族新的质的腾飞!”
综上所述，扎西达杰先生在藏学音乐领域大胆探索，潜心研究，涉猎较广，层次较高，视角敏锐，观点独到，论述精深，自成体系。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功劳卓著，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总结、学习，以便更好地推动藏学音乐研究事业的发展。
作者：才旦
全国艺术科学发展与规划
按 语：艺术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基石，也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艺术科学理论研究一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先导作用、服务职能日益凸显，不可替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化艺术事业高度重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等重要”，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艺术科学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这些对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当代中华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塑造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新中国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已逐步走向深入，研究体系日益完善，枝繁叶茂，结出硕果。为繁荣理论建设，中共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等战略任务，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包括艺术学科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发展与繁荣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国家加大了对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的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重要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艺术科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也明确要求，全国各级文化科研机构务必进一步完善研究机构、整合学术资源、抓住时代机遇、创新思路方法，努力进取，完成任务，争取更大成果。
艺术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建设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党组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作为全国文化系统的公共信息平台，本着一贯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宗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气魄，《艺术百家》杂志社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党组研究，决定自2010年起，陆续分期分批介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以及国家艺术教育理论研究和艺术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欣逢中华盛世，共襄文化盛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规划项目
(一)藏族《格萨尔》唐卡艺术研究
《藏族〈格萨尔〉唐卡艺术研究》于2007年度被批准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批准号：07CA54;负责人：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冶青措研究员)，2011年通过专家组鉴定并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批准结项。该项目最终成果为专著《藏族〈格萨尔〉唐卡艺术》，共15万字，并配有包括《格萨尔》唐卡在内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题材的唐卡及部分反映唐卡绘制情况及画师的图片120幅。该成果在搜集、梳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格萨尔》唐卡艺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艺术特色及其在藏族艺术发展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并对《格萨尔》唐卡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现状、问题及发展前景等提出了建议。
该成果分为唐卡——藏族绘画艺术的瑰宝、仲唐——《格萨尔》唐卡艺术、《格萨尔》唐卡艺术的新发展、《格萨尔》唐卡画师、《格萨尔》唐卡的姊妹艺术、《格萨尔》唐卡艺术的传承保护与发展等6章。
第一章：唐卡——藏族绘画艺术的瑰宝。分析论述了从远古时期的岩画到佛教传入西藏后唐卡艺术的起源，唐卡在构图、用色、创作、题材等方面的艺术特点，唐卡艺术具有的广泛群众性与社会性，唐卡从内容、材料、绘画形式、地域、流派等方面区分的不同类型。
第二章：仲唐——《格萨尔》唐卡艺术。分析论述了《格萨尔》在安多、康巴、西藏地区的流传分布情况以及仲唐的产生，《格萨尔》唐卡中的格萨尔形象特点、画面背景特点、反映的格萨尔故事、其他人物造像特点，《格萨尔》唐卡的绘画特色、艺术风格、供奉及欣赏等。
第三章：《格萨尔》唐卡艺术的新发展。分析论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相继产生的《格萨尔》精选本插图中新式唐卡在构图、色彩、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变化发展，以及《彩绘大观》中的《格萨尔》唐卡、甘孜州《格萨尔王传》千幅唐卡、格萨尔30员大将唐卡的艺术成就。
第四章：《格萨尔》唐卡画师。概要介绍了画不完的《格萨尔》艺人阿吾尕洛、绘制“基尼斯之最”唐卡的美术大师宗者拉杰、为《格萨尔王传》千幅唐卡点睛的泽仁巴登、绘制《〈格萨尔〉精选本》插图的东智才旦等《格萨尔》唐卡画师。
第五章：《格萨尔》唐卡的姊妹艺术。概要介绍了《格萨尔》壁画、刺绣及泥塑、石雕等《格萨尔》唐卡的姊妹艺术。
第六章：《格萨尔》唐卡艺术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分析论述了《格萨尔》唐卡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传播价值、经济价值等，《格萨尔》唐卡继承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格萨尔》唐卡艺术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保护、继承、发展《格萨尔》唐卡艺术的建议等。
该成果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
——“唐卡”作为藏族特有的一种绘画艺术，与壁画有着密切的联系，绘制在墙壁上的为“壁画”，绘制在卷面上的则称“唐卡”。“唐”，在藏语里是“展示”的意思;“卡”，在藏语里指被展示的物品。
——公元7世纪以后，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尼泊尔赤尊公主先后入藏，带来许多工匠和画师，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和古老的印度文化传入我国西藏地区，对藏族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唐卡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绘制唐卡的画师大部分来自民间，因而唐卡艺术又与丰富多彩的藏族民间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绘制唐卡的颜料提取自青藏高原特有的有色矿产与动物血，各种颜色对比强烈，不仅使画面的立体感增强，而且不易变质、褪色，使画面长久保持色泽鲜艳。
——在没有出现手抄本与木刻本之前，《格萨尔》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主要依靠民间艺人的说唱得以广泛流传，为了加强说唱时的效果，加深对听众的感染力，吸引更多的听众，一些聪明的民间艺人就以《格萨尔》为题材，绘制人物画及“格萨尔故事”，说唱时把它们悬挂起来，边演唱边解释，这就是有关《格萨尔》最早的“唐卡”画。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专门的类型，称作“仲唐”。“仲”，即《格萨尔》故事，“仲唐”，就是画有《格萨尔》故事的唐卡，并逐步发展成为藏族文化艺术的精品与瑰宝。
——解放前的西藏及其他藏族聚居地，基本上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宗教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学艺术也不被重视，不能进入艺术殿堂。唐卡中以佛经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德唐”、“协唐”占主流地位，它们质地最好，工艺最精美，篇幅最大，数量最多，价格最昂贵，流传最广泛，多悬挂、供奉于寺院、宫殿或农奴主贵族的宅院，一些较好的唐卡往往价值数十万乃至上千万元;唐卡中分别以藏医藏药、藏族天文历算为主要内容的“曼唐”与“孜唐”，也因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受到重视，第五世达赖喇嘛在建立噶丹颇章王朝、修建布达拉宫时曾集中当时藏区最优秀的画师绘制了《四部医典》彩色唐卡与历算唐卡，至今仍被广泛运用并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而唐卡中以反映《格萨尔》故事及其人物为内容的“仲唐”，则主要通过民间说唱艺人自画、自用、自卖、自我欣赏，质地很差，甚至连一块像样的画布都没有，从历史上看，官方、寺院及农奴主贵族从未重视、支持过“仲唐”的绘制，但艺人们依然满怀激情的指画说唱，群众听得津津有味，显示出民间艺术极强的魅力与生命力。正因如此，国内外研究“德唐”、“协唐”与“曼唐”、“孜唐”的论著难以计数，而对《格萨尔》唐卡的专门研究亟待加强。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格萨尔》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传统的《格萨尔》唐卡艺术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可喜局面。(田军亭)
(二)正本清源——中国本土民间建筑经验体系的原创性研究
《正本清源——中国本土民间建筑经验体系的原创性研究》于2005年被批准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十五”规划项目(批准号：05BF054;负责人：中国美术学院王澍教授)，2011年通过专家组鉴定并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批准结项。该项目最终成果为同名研究报告，共10万字。该成果从原创性这一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本土民间建筑经验，指出中国近代现代建筑学研究本质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使它从来不愿把本土民间建筑经验视为自己学科的基石与根源，从而提出“非西方方法的本土民间建筑经验体系”这一全新重大课题。
该成果内容包括五部分：一、框架性理论研究，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现象学的直观把握与建筑学的视野结合，以实践从“物质性、真实性、技艺、意义和场所”诸多方面的、建构学方式下的本土性建筑特征的分析与认知，形成“砌筑”、“土作”等地域性建筑语言范型与营造方法的体系性提炼，并以“景观建筑体系”以及“手工建造技艺”为核心内容，探索中国民间建筑中的非西方方法的回归与重构。收已发表论文4万余字。二、典型区域调查，立足于对中国本土民间建筑的研究，抢救性地调查了浙江省大量村镇乡土聚落，系统采集了69个民居村落的一手资料，为这个地域传统民居研究积累了珍贵的图文信息。三、典型区域营造研究，节选收入一系列关于民间建造的思想与做法的研究报告，计3万余字。四、营造工艺试验，计10种。五、从乡土营造出发的“原创性”实践，收已发表论文两篇，计3万余字，建成案例两个。
该成果认为，众多所谓从保护出发的研究事实上意味着民间建筑工艺因脱离生产活动而消亡。因此，课题研究以专业研究方式深入民间建造活动，通过将其经验体系经实验室验证改良，支持和推动在新的城乡建设中广泛使用手工营造，这对保持和原创性发展中国城乡的本土文化特征，推动城乡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可操作的广泛实用价值，对于矫正目前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的偏差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该成果集合实际调查、理论探讨和工程实践于一体，为重建以中国本土方法为核心的建筑学研究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为建立保持当代中国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设计实践也提供了可贵的范式。(小石)
(三)东西方戏剧观研究
《东西方戏剧观研究》于2003年被批准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十五”规划项目(批准号：03BB019;负责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刘彦君研究员)，2011年通过专家组鉴定并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批准结项。该项目最终成果为同名学术专著，共15万字。该成果通过对东西方戏剧观念的双向互动过程的研究，梳理了中国乃至东方戏剧自近代以来的发展演变过程，探讨了戏剧作为人类重要的艺术活动的本质和特性。
该成果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从原始巫祭到早期戏剧发展过程中的“仪式原则”的论述。其中涉及“祭祀仪式规范与原则的非日常性质”，“仪式性决定了东西方戏剧的共同的基因”等。并在“早期东西方戏剧观念的相异基因”这一节中，论述了古希腊戏剧的理性追求，以及精确性与逼真性理念产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舞台形态、呈现语汇、叙事角度，以及时空观念等角度深入探讨了早期东西方戏剧观念的相近特征。
第二部分，着眼于东西方戏剧在各自发展历程中产生的不同和分野。从“写实状态与非写实状态”的区别入手，着重论述了西方戏剧观念朝向写实主义倾仄的过程和阶段。列举了理性原则对戏剧的影响、透视原理与戏剧逼真标准的确立、对准确性的追求——“三一律”、绝对写实原则——第四堵墙。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二者之间的一些本质区别。
第三部分，是基于近代戏剧发展中东西方戏剧观念的逆动而论述的。涉及到了西方对于写实主义的反动，回视东方的热情，对东方戏剧观念的贴近，以及趋向东方戏剧的假定性原则的设立等。同时，针对东方戏剧观念的倾仄，分别以“东方戏剧传统的阉割”、“戏剧观念向写实方向的发展”、“舞台构成的改变”、“潮流中的异响”为题做了同等的论述。
该成果具有开阔的视野和较高的理论视点，研究方法坚持史论结合、案例分析与理论论证相结合，很好地揭示了东西方戏剧观重大异同及背后的成因，并在很多方面提出了研究者自己的新见。同时，该成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理论方面，而且也可体现在创作上。戏剧观念不仅制约着人们对戏剧的理解，而且对戏剧的文本创作和舞台呈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小石)
(四)音乐学世纪回眸
《音乐学世纪回眸》于2003年度被批准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批准号：03BD040;负责人：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2011年通过专家组鉴定并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批准结项。该项目最终成果为专著《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该成果从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世界音乐学的发展与现状，对我国音乐学的总体状况及其各子学科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与总结，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思考意见;同时也对音乐学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规范、工具使用与文体写作等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该成果从现代学术分类的角度，明确了音乐学是关于音乐的学术性研究和总结，作为人文——社会知识的一个领域，其目的是从各个角度对音乐进行多层次和全方位的研究;分别概述了音乐学从19世纪的德国出现对音乐分门别类的系统化专门研究到独立学科的形成乃至作为音乐学术研究领域的学科名称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音乐学研究、教学机构自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大量科研、教学成果的发展历程;分析、阐述了我国音乐学现有研究格局及范式多仅为对国外音乐学架构与思想的介绍、未能立足我国现有的音乐学学科架构与现状，缺乏最新学术成果的引入与吸收等局限性，亟待进行回顾性总结与前瞻性展望。全书共50万字，分为上下两编共16章。
上编为“学科领域引导”，旨在立足中国，以国内外音乐学学术研究的成果为依据，对音乐学的全貌与目前已经在国内外音乐学中得到公认的成熟子学科的发展历史、学科意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主要文献、研究问题、研究现状、最新动向、今后的学科展望等进行梳理与反思。包括12章。
第一章“音乐学总论”，主要论述了音乐学作为一门研究音乐艺术与文化的学科的人文学科性质、学科发展的内涵演变与思想理念、研究成果的社会功用与文化职责、学科人才的知识及素养结构等。
第二章“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梳理了该学科发展所经历的起步期、发展期与成熟期，对该学科一些专题领域的重要文献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提出了进一步推动该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意见。
第三章“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论述了该学科的对象、目的与相关学理问题，对学科的历史进展、重要文献、相关争鸣问题与方法论进行了深入梳理，并对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与展望。
第四章“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全面回顾了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对相关文献、主要学术问题及今后的学术动向展望进行了讨论。
第五章“西方音乐史研究”，重点对西方国家的音乐史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20世纪以来的西方音乐研究与发展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第六章“音乐分析学”，对西方和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整理与论述，并对这门新兴学科今后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第七章“音乐人类学”，讨论了该学科的性质、范畴与目的，进而对西方和中国有关该学科的发展历史与重要文献、人物进行了梳理，并对该学科所使用的一些特殊研究方法以及近年来所出现的研究动态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八章“音乐美学”，对中外音乐美学的学科发展进行了梳理，对该学科出现的一些关键性学理问题提出了意见与看法。
第九章“音乐批评”，在较为准确地界定音乐批评内涵与对象的基础上，针对音乐批评的实际，论述了相关学理问题，并在回顾中外音乐批评发展史的基础上，剖析了当前中国音乐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第十章“音乐社会学”，全面考察了该学科的学理性质与定位，并在总结西方音乐社会学发展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音乐社会学的发展与前景。
第十一章“音乐心理学”，界定了该学科的对象、范围与研究意义，在清理中外学科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该学科最新发展趋势与今后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
第十二章“音乐教育学”，在全面梳理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内涵、学科历史与学科问题的基础上，对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面进行了简要说明，并对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建设意见。
下编为“研究工具与写作规范”，是音乐学研究规范与范式的分析与总结，较为侧重学术实践中应用的方面，旨在对研究生层次以上的音乐学者提供实用性的研究指南，既有学理性的深入探讨，又有实用性的工具性指导，这种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特色是该成果的重要方法特征。包括4章。
第十三章“音乐学的研究工具与写作规范”，通过对音乐图书馆、主要音乐工具书、重要期刊以及相关网络资源的介绍，引导读者全面、准确地掌握音乐学研究的途径及方法。
第十四章“音乐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全面、深入地讨论了音乐论文的写作基础、音乐研究的基本规范、音乐论文的写作规范等方面的程序与规格问题。
第十五章“音乐书(文)评的写作规范”，讨论了书评的问题界定，在相关的优秀书评实例分析的辅助下，针对书评的原则、写法与特点进行了剖析。
第十六章“调查报告与采写问题的写作”，主要针对民族音乐学等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中常见的调查报告文体进行梳理，特别列举了田野调查中一般所应涉及的问题与方法，具有使用指导价值。(田军亭)
(五)我国电影观众消费心理和行为研究
《我国电影观众消费心理和行为研究》于2003年度获准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十五”规划项目(批准号：03BC030;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李乃和教授)，2010年通过专家组鉴定并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批准结项。该课题最终研究成果《我国电影观众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研究研究总报告》为研究报告，共计33万字。该成果以观众消费心理和行为研究为切入点，以观众为本位，直接进入市场的“终端”，为当今我国电影产业结构的重组并向现代大电影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成果包括以下专题研究：美国大片观众偏好研究、网上电影观众爱情喜剧片观赏行为研究、网上电影观众情色片观赏行为研究、美国科幻电影的观众偏好研究、青少年动漫影片的偏好和行为研究、青年受众韩国反转剧影视观赏偏好研究、电影博客对科幻片票房价值影响研究、电影置入式营销在消费者中有效性研究、网络口碑与电影消费者态度及观赏动机关系研究、农民电影观赏行为研究。
研究者致力于在观众群体和电影本体两个交互式的动态系统之间展开耦合过程的研究，一方面把观众对电影的欣赏行为与心理素质看成是一个多变量的系统，另一方面又将电影本体构成的诸要素，直接渗透于观众的欣赏行为与心理活动之内，将电影观赏心理、计量心理学方法和结合分析思想引入电影观赏研究，创建了分层-解构模型，并根据问卷设计及数据搜集，得出了最终的解释和结论。这种方式，较之以往一般的观众调研分析更具有可信性、指导性和科学性。
该成果不仅是一项学术著作，更是倾注了研究者数年来的心血及其对我国电影市场发展的一种关爱和期待，对于促进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尤其对当下我国主流商业大片的市场拓展与国际传播，呈现出新鲜的理论启示性。(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
(责任编辑：楚小庆)
西藏地区《格萨尔》史诗千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为西藏地区《格萨尔》史诗千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内容，“《格萨尔》史诗千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于8月13日在西藏社科院召开。
西藏《格萨尔》抢救工作的回顾与前瞻
西藏地区的《格萨尔》史诗抢救工作开始较早，自1958年以来，在辅助青海省做好这部史诗的搜集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如当年代表青海《格萨尔》工作小组的徐国琼同志，就曾在西藏昌都地区得到了友好帮助，获得了许多非常优秀的手抄本和木刻本。1979年，西藏地区成立《格萨尔》抢救小组拉开了新时期《格萨尔》抢救工作的序幕。
此次学术研讨会上，西藏社科院院长次旺俊美的论文《西藏〈格萨尔王传〉抢救工作及其研究前瞻概述》，提供了探讨这方面问题的一个契机。
《西藏研究》主编、编审尊珠朗吉(中)在研讨会上发言。 次旺仁青摄
此篇论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西藏地区《格萨尔》工作的特点与成绩：首先，从总体特点看，《格萨尔》这部富有民族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史诗，不仅体现了人类英雄史诗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同时据目前全国搜集的情况来看，除了民间说唱艺人自报说唱的千余条篇目外，去同存异，具有独立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篇目就达到了226部。无论从篇幅、诗行、字数都比世界上最古老、最著名、最长的五大史诗即《伊利亚特》、《奥德修记》、《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吉尔伽美什》加在一起还要多，称之为世界史诗之最毫不为过。
特别是从世界五大史诗以及19世纪成为定本的芬兰史诗《卡勒瓦拉》来看，西藏仍然流传的《格萨尔》史诗的活形态特点，体现了对世界史诗研究的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明确了史诗形成特点，即民间说唱在前，各种抄本、刻本、整理本产生在后的事实。另一方面，从史诗的流传特点来看，伴随着民间说唱的不断丰富和完善，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各种抄本、刻本、整理本的出现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了艺人说唱的内容。而且这种互为补充和丰富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再一方面，从不同的艺人说唱特点还可以看到，依赖于艺人说唱的史诗，表现了各个艺人的才华、禀赋、经历、知识和气质。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民间诗人的创作风格，突出了民众优秀的品质和智慧。
其次，西藏地区的抢救工作对全国《格萨尔》史诗目前取得的成绩填补了重要成果。对西藏地区的抢救工作，国家和自治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1980年设立了第一个《格萨尔王传》抢救领导小组和抢救办事机构，即西藏自治区《格萨尔》抢救办公室。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前身)抽调了对史诗有较深研究的部分教师，成立了西藏师范学院《格萨尔》抢救小组。此后，在史诗流传较广的阿里、那曲、昌都等地区的文化局，相继设立了《格萨尔》抢救点。这样逐步形成了全区范围内的史诗抢救网点。机构成立后，自治区《格萨尔》抢救办公室先后16次派专人到那曲、阿里、昌都等地区，对史诗文本及说唱艺人进行全方位的普查、搜集。结果①寻访到能唱10部以上的艺人41名;②录制每位艺人最具特色说唱1-2部;③搜集到74部抄本和刻本;④搜集到《格萨尔》说唱目录千余条;⑤50种与史诗有关的民间传说;⑥10件格萨尔大王及其将领使用过的马鞍、战刀等民俗文物;⑦特别宝贵的是搜集到了“觉如”形象的铜像。
搜集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后，西藏地区展开的对艺人说唱本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①已录制艺人说唱本122部，共4500盘磁带;②已记录成文字90部;③识字艺人已写出6部;④开篇4部、18大宗和结尾3部等反映史诗主体结构的艺人说唱本的笔录工作已基本完毕;⑤已出版45部。
第三，西藏社科院目前正在开展的项目艺人桑珠本的特色及其课题意义。(见下文)
第四，史诗抢救面临的现实紧迫性和研究上注意的问题。从西藏的特殊地理环境来看，流传着《格萨尔》史诗的青藏高原农牧区，交通闭塞、生产方式落后、文化娱乐贫乏，因此群众性自娱的民间说唱活动显得极为重要，而那些说古论今、口才流利、嗓音动听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倍受人们欢迎。然而，半个世纪来随着这些区域内部社会制度变革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青藏高原农牧区的生活已不是昨日的单调枯燥，而是日益多姿多彩，民众心理也正随着现代文明的节奏出现多样化趋向，现代的价值观正一步步渗入高原农牧民的心里。作为活形态的《格萨尔》史诗也将面临世界上其他史诗经历过的路程：将从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说唱文学走向书面文学，由散乱无章的搜集、整理状态走向完整的定本状态。这是史诗本身发展过程所依赖的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社会阶段所决定的。基于这些特点，对艺人说唱本的抢救和散落在民间的以及已发现的大量的珍贵手抄本资料进行及时挖掘、修补、复制、翻译和妥善保存管理，依然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
对《格萨尔》史诗的历史和人文关怀
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两位学者分别从历史研究方面和人文精神方面对《格萨尔》史诗给予了关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研究》编辑部主任兼汉文主编尊珠朗吉研究员的《坚持唯物史观，深化〈格萨尔〉研究》一文认为，从纪念《格萨尔》史诗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周年纪念名单谈起，首先为取得今天的成绩而做出贡献的史诗演唱艺人和领导者、组织者、编辑们表示了敬意和感谢。其次，从史诗的史学研究方面展开论述，进而指出史诗的历史研究的意义。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艺术研究所刘志群的《从〈格萨尔王传〉看藏文化的人文精神》，从史诗的人物形象入手，探讨了史诗体现的藏民族的人文精神。认为从史学角度研究《格萨尔》，就是将《格萨尔》史诗纳入藏族史的整体框架之中，用历史验证史诗，用史诗补充历史。从而探索《格萨尔》史诗产生、发展、变化的脉络。把史诗纳入藏族历史范畴后，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史诗中的众多民族、部落的名称可以考证;他们的谱系可以讲述;迁徙路线可以确定;居住地域可以认定。比如史诗中的“穆布董”，迁徙到“玛康岭”后(黄河源头)，首先接触的氏族是邓(vdan)、噶(rga)、贡觉(gong-vjo)。这些氏族以后成了“董”氏族的联姻对象。当时还有弥药(mi-nyag)、达吾(rtavu)、白利(be-ri)等氏族，经过历史文献与史诗资料相互验证，他们原来是“董”氏族的支系。由此可以断定：现今作为地名的贡觉、道孚、白利，古代是氏族、部落的名称。用同样的方法，作者验证史诗中提到的在青海最早放牧的老人“然查根保”(ra-khra-rgan-po，译为“花山羊老头”)，就是汉文献中提到的“羌人”。由此比附藏族历史与汉族历史文献，其年代可以追述到汉文献中的殷商时代。
另外，作者依据恩格斯对史诗是从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遗产的论断，指出作为同样是英雄史诗的《格萨尔》也应该是藏族原始社会父系制时代的产物。作者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学，这就像“龙生龙、凤生凤、山羊不会生小狗”一样清楚明了。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利用恩格斯研究史诗的民族学方法同样可以确定史诗的主题思想问题。从史诗中可以见到的各种大小战争，并不是有人所说的“抑强扶弱、除暴安良、为民除害、反对侵略、保卫家乡;反对分裂、希望统一……”，而实际上是恩格斯所说的“英雄时代的人们，在不断地进行抢劫，抢劫变为营生的手段，一种生存之道、生财之道。把抢夺来的财富，作为氏族的福利，从而受到人们的赞美和崇敬。”因此，作者认为科学地对待史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不以现代人的思想观念来歪曲或美化古代人的思想，才是当前从史学角度研究史诗的关键。
刘志群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史诗中体现的藏文化的人文精神。首先，从格萨尔形象的形成、发展看，作为吐蕃王朝崩溃后，遭罹兵焚之灾的黎民百姓渴望有一个和平、安宁、稳定、统一的环境，期盼一个能够保护部落和人民自己的英雄出现。因此，就在这种幻想中塑造了这个集天神和英雄领袖于一身的半神半人的格萨尔大王。格萨尔代表了民族整体的精神形象，这一形象唤醒了“黑头藏人”，使其从中发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充分显示出人对自身力量的肯定，增强了人对自身的认识，对人性的张扬。其次，格萨尔作为“藏民族之神”看，史诗《格萨尔》中的格萨尔，是藏民族的神，而且从古至今和以后永远是活在人们观念中的神。但是它不同于人为宗教中的神，他既是人格化的神，又是神化了的人，他并不象宗教中的神那样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主宰人类的命运，他始终同他赖以产生的大地母亲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是民间文化土壤中诞生的神，始终生活在“岭国”百姓之中。最后，从格萨尔身上凝聚的“种族记忆”看，史诗的主人公身上寄托着一个民族的理想和希望，凝聚着藏族人民从远古以来长期积淀的巨大心理能量。因此，就像荣格所说，原始时代以来，这种沉淀在无意识深处的“种族记忆”塑造了史诗的英雄形象，他代表着整个民族的心声。由此可见，贯穿《格萨尔》史诗始终的这种充分展现人性魅力、张扬民族意识的人文精神，使这部史诗具有独特的意蕴，成为了藏族文学史上不可企及的珠穆朗玛峰。
《格萨尔》史诗的音乐和艺人帽的内涵
史诗的音乐问题和其他民俗事项，比如说唱中使用的道具像唐卡、艺人帽子等，都是史诗研究的重要对象。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偏重文本或受书面文学的影响，再加上像音乐这类需要专门知识的人才的缺乏，我们的研究一直以来将这些内容边缘化了。此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两篇论文比较详细地概述了这些方面的内涵。
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艺术研究所边多的论文《综论〈格萨尔〉说唱音乐艺术》，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史诗中说唱音乐的作用、特点和当前抢救史诗音乐的紧迫性。作者认为，史诗中的音乐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解为单调、乏味，因而不受重视。而实际上经作者研究，仅《赛马称王》由56个唱段组成，其中各种人物专曲专用的唱腔达36种;《霍岭大战》全书由233个唱段组成，其中各种人物专曲专用的唱腔有46种。按此类推，那么全部《格萨尔》的音乐唱腔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将是一种规模特别庞大的唱腔群体。除此，《格萨尔》中的主要人物，不仅采用专曲专用的演唱形式，而且每位还都采用了多首不同种类的唱腔。由此可见，众多的唱腔对塑造人物形象，表现史诗风格，增添史诗光彩以及传播史诗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作者认为，史诗中出现的“标题音乐”，早在吐蕃王朝时代，特别是赤松德赞时期已经有明确的特色。可见史诗中的这类音乐即是民族音乐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作者在探讨了各种音乐唱腔在塑造艺术形象方面具有的特殊贡献，特别称赞了民间艺人所拥有的简朴、典型、精炼的塑造人物形象的音乐特色。
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艺术研究所索次的论文《论〈岭仲·格萨尔〉说唱帽的艺术特色》，从拉萨市民族艺术团的土登将精心制作的艺人演唱帽子，最近赠送给西藏博物馆谈起，认为这顶帽子具有艺人说唱帽子的全部特色，是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精品和瑰宝。作者认为，不论何种艺人，都有一顶自己的说唱帽子。说唱帽子对艺人具有神奇的力量。艺人演唱时，左手托帽，右手指点，介绍帽子的来历、形状以及装饰物及其象征意义，然后再戴上帽子开始说唱史诗。艺人帽子的一般特色为：四方有棱角的高帽，约高一肘，帽子顶端呈尖形，左右两边各有一兽耳，后边垂有五色彩条(白、黄、红、绿、蓝)，顶部插有孔雀羽毛，帽底一周镶有小海螺，上方正中有三只慧眼，旁边缀有小型弓箭等;帽子由银色锦缎做成，戴在头上呈四方形，摘下来可叠成扁形片状，便于携带。作者详细论述了说唱帽子形状特色的来历。作者认为，所有艺人的说唱帽子基本上来自史诗《霍岭大战》中宗巴说唱帽的特色。诗文用892行的篇幅介绍了帽子的设计结构和各种用意和象征。作者也在此详列了其各种部件。最后，作者认为，虽然宗巴赞帽中详述了各种帽子，但“岭仲”说唱艺人帽子基本式样主要结合了释迦修行帽、莲花生帽、噶举黑帽、萨迦帽、藏王帽等等一些最具有特色的帽子的共同点为基础而做成的。
关注桑珠本课题和新的研究动向
此次学术讨论会上桑珠艺人及其演唱本的讨论，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焦点。这种讨论已经显露出了新的研究动向。
社科院院长次旺俊美在其论文中，专门有一节讨论桑珠艺人演唱本的特点。他认为，桑珠艺人的说唱极富特色，除了能说唱几十部《格萨尔》外，而且明显地表现了他在驾驭语言艺术方面的高超水平。同时，他从不以旧版本和学者的观点而改变自己的演唱风格。特别可贵的是在他的多数说唱本里，对有关史诗的具体疑难问题还做出了研究性的解释。正在整理出版的桑珠说唱本已经出版了10部11本，待这套说唱本全部问世，必将填补《格萨尔》学界以及世界史诗范围内的许多空白，也将创造史诗文本诗行的新的吉尼斯记录。
西藏社科院民族所副所长次仁平措和副研究员仁增也以桑珠说唱本为主，探讨了艺人桑珠本的特点。
次仁平措宣读的论文是《〈格萨尔艺人桑珠本·果岭〉的特点及其整理后的思考》，作者认为：第一，从《果岭》可以看到艺人说唱本显著的灵活性和变异性特征。通过比较四川出版的《仙界遣使》、《英雄降生》，扎巴说唱的《天岭占卜九藏》，以及桑珠本人说唱的《天界篇》和《果岭》，作者得出作为独立成部的《果岭》完全是艺人发挥而成的。也就是说，艺人可根据需要，在大的框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随时随地灵活多样地衍生故事。第二，从《果岭》中还可以看到史诗反映社会生活的科学性特征。作者认为作为早期传递人类经验唯一工具的口头说唱，在保存人类早期文化方面表现了相当真实的特性。《果岭》可以说是早期藏族社会各种婚姻形式的集中反映，从中可以看到现在史书中已经很难看到的斗智决婚、比武争偶、抢婚、赏婚等类型及观念。第三，整理艺人说唱本时必须以忠实记录的初稿为基础，力求保持艺人说唱本的原貌，完全保留原来的情节结构，尽力保持叙述方式和语言特色。但由于客观原因(主要是录音带各盘之间衔接不上)以及前后矛盾和片段重复的地方，像地下出土文物一样，总要洗刷一下尘垢，或修补某些残缺破损的地方，才能再现它的本来面目和光彩。在整理这些唱词方面，必须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通过请教艺人，了解有关情况，启发艺人对某些不足之处予以补充，才进行修改。
仁增的论文《浅析桑珠艺人说唱本〈天界篇〉的特点》，通过比较四川德格木刻本《天界遣使》、扎巴《天界占卜九藏》和桑珠说唱本《天界篇》，作者认为桑珠说唱本具有以下四方面的特色。1、从主题方面看，桑珠本认为格萨尔王是朗达玛灭佛后，出现的历史人物。2、从形象上看，桑珠本《天界篇》不仅刻画了众多英雄形象，而且即便是人格化了的蛇、鸟、猴等动物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3、从情节安排上看，特别有趣的是桑珠本《天界篇》与德格木刻本出现了超常的雷同性，许多方面如出一辙，甚至有时好似出自同一人之口。4、从语言方面看，一方面他的语言中出现了各大藏区丰富多彩的谚语、农牧业术语、民歌等;另一方面他的语言兼容了三大方言的一些特点，具有藏语普通话的味道。这或许与他不平凡的流浪经历有关。不论怎样，他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是其他艺人很难企及的。
小结
西藏地区的学者宣读论文后，会议主持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副所长朝戈金博士做总结发言。朝戈金从国际学界早期的史诗研究理论到最近的研究走向，做了简练的概述。同时，他指出除了美国、芬兰以外，我国的史诗研究正在逐渐兴起。特别是看到西藏社科院搜集工作的巨大成绩，看到如此多的学者参加《格萨尔》史诗千年纪念的学术研讨会，确信我们的史诗研究定能在新世纪有所作为。
作者：李连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