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法的研究论文

[摘要]迟延交付是海商法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律规定，但是由于其规定的不明确性，目前在法律界存在较大争议。本文针对这些争议挑选了迟延交付的定义、损失赔偿责任限额以及举证责任分配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简单对我国海商法中的迟延交付问题加以论述。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海商法的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海商法的研究论文 篇1：

基于西方海商法历史变迁视野下的海商法发展趋势研究

摘 要：海商法是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商法中最先发展的为海商法。这是因为海商法较之其他商事法，与人类的生存最早发生联系①。要了解海商法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必须要提到西方海商法，世界各国现代海上运输的法律都起源于欧洲。

关键字：西方国家 海商法 海上运输

一、西方古代海商法

学术界有观点认为应当将海上法的发展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这样的阶段历程，但由于中世纪本身属于古代，因此此种划分并不严谨。应分为上古时期和中古时期两个阶段。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西方海商法主要以习惯法形式发展为主。

(一)上古时期

公元前3000年左右至公元5世纪初，该时期海商法主要产生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希腊和罗马等地。这一时期的海商法处于萌芽时期，主要表现形式是君主的命令和习惯。

(二)中古时期

中古时期(又称中世纪)，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即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时期与古典文化"复兴"期之间的时代。在中古时期，随着航海贸易的发展，为了便于调整海上贸易中发生的各种关系，开始进入私人编纂海商法时期。其中中世纪著名的三大海法对现代海商法具有比较深的影响：

1、《奥列隆海惯例集》(又称奥列隆海法②)

12世纪，人们把法国西海岸奥列隆市的国际海事法庭的判决书和当时适用的习惯法加以整理和编纂，形成了《奥列隆海法》其主要内容涉及船舶、船长、船员、海难救助以及船长出卖运送。该惯例集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影响较大。

2、《海商判例集》(又称《康索拉度法》③)

该判例集的习惯和学说，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是法学家们又汇集和编纂的在地中海地区影响较大的海事判例，被称为当时最完备的海事法对欧洲后来的航运立法有一定影响。

3、维斯比海法(laws of Visby)

15世纪，在瑞典的果特兰岛维斯比城④，人们在继承《奥列隆海惯例集》的基础上，又整理和编纂了《维斯比法》，该法对法律的英文表述使用了复数的概念，可以看出，该法是众多规定和习惯性规则的总称，而不是一部具体的法典。德国、瑞典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海商法受其影响较大。

4、《海事黑皮书》(Black Book of the Admiralty)

在英国地区，曾经流行一部《海事黑皮书》，该书汇集了英国法院的大部分判例以及在海事审判中所适用的习惯，对欧洲各国的海事司法影响较大。

二、西方近代海商法-国家立法时期(16-19世纪)

17世纪初至20世纪初，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西方国家海商法发展主要以国家立法形式为主。要研究西方现代海商法的发展必须先考察当时历史背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逐步建立的历史，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870年普法战争前夕，欧洲社会处于"自由资产主义时期"。

(一)《海事赦令》(又称海事条例)

在海商法的立法方面，法国路易十四在1682年颁布了《海事条例》 (Ordonnance de la Marine )，该条例体系完整、内容广泛成为欧洲第一部综合性的海商法典。

(二)《哈特法》(Hater Act)

美国在1893年制定的《哈特法》，在这个时期承运人不负过失责任的责任基础使当时的国际贸易和运输秩序陷入混乱，不但使货方的正当权益失去了起码的保障，而且还出现了保险公司不敢承保、银行不肯汇兑、提单在市场上难以转让流通的恶劣局面。

(三)《商船航运法》(Merchant Shipping Act)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了解到本来通过国际立法可以有效地调整在海上运输中发生的各种关系，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和立法特色不同，自然也就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即使在同一法系之内，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法律法规也有一些具体的差别，进而为国际海事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

三、西方现代海商法--国际立法时期(19世纪后期开始，CMI、 IMO等))

现代海商法主要以国际立法为主，这里所说的国际立法并非是指现代社会国际立法可以取代国内立法，这在事实和理论上都说不通。

(一)通过国际海事委员会制定具有私法性质的国际公约

国际海事委员会(Comit€?Maritime International，CMI)是国家海事法律协调组织。⑤自其成立以来，在统一各国海商立法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海运界所熟知的《1910年船舶碰撞公约《1910年救助公约》、《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1957年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公约》和《1968年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等，都是由国际海事委员会制定的。

(二)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制定公法性质的公约

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制定公约有《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1969年船舶载重线公约》、《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1986年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公约》、《1978年船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公约》等。

(三)通过制定民间规则形式

这种制定规则的形式主要是将国际海运实践中的一些习惯性规则性规则定成文件，供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适用，如关于共同海损理算的《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即属于这种性质⑥。由于这种民间规则的存在，使得各国在立法时有一个基本的参考数据，因而对海商法立法的统一，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

四、海商法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目前海商法主要发展趋势为：海事法律冲突的范围逐渐缩小，海商法进一步出现国际统一的趋势即国际海事公约;船方责任加重，海商法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海事立法;海商法中保护性立法在加强，出现公法扩大化的趋势即港口国监控、船舶反恐;海事立法由以货物为中心向以船舶为中心转化即船舶大型化、现代化;环境污染;船员立法由福利型向资格型转变即航海技术变化;海上事故的发生原因。

注释：

①梁宇贤：《海商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7页。

②奥列隆海法：形成于欧洲中世纪的海商习惯及判例汇集，得名于法国西海岸罗歇尔附近的奥列隆岛。

③Stanley. S. Jados：《欧洲中世纪的国际贸易与<康索拉度海法>》，参考Stanley. S. Jados著，黄永申译《the Consulate of the Sea》一书的序言。

④果特兰岛： 瑞典的果特兰岛是波罗的海中最大的岛屿，距瑞典本土90公里，面积3，140平方公里，与苏联隔海相望。

⑤关效荣等主编：《国际经济法大辞典》，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页。

⑥李天生："论海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与属性"，《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11(6).

参考文献：

[1] 郭瑜著.海商法的精神--中国的实践和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胡美芬，王义源.远洋运输业务[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6

[3] 司玉琢. 面向海洋世纪 确立海法研究体系[J]. 中国海商法年刊. 2010(02)

[4] 司玉琢，等.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 於世成，等.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6] 王非.海商法词源在中国的发展[J].商情，2013(36)：335-335.

[7] 刘程.11-13世纪北欧海上贸易网络的复兴[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4)

[8] 郝鹭捷.论中世纪西方海商及海上贸易[J].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0)

[9] 荚振坤.中世纪欧洲海商法研究(11 至 15 世纪)[D].华东政法大学，2013(9)

作者简介：张延辉(1991-)，女，(回族)宁夏银川人，上海海事大学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海商法、航运法。

作者：张延辉

海商法的研究论文 篇2：

海商法中的迟延交付制度的问题研究

[摘要]迟延交付是海商法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律规定，但是由于其规定的不明确性，目前在法律界存在较大争议。本文针对这些争议挑选了迟延交付的定义、损失赔偿责任限额以及举证责任分配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简单对我国海商法中的迟延交付问题加以论述。

[关键词]迟延交付;海商法;争议

针对迟延交付的问题，我国《海商法》对此进行了立法上的相关规定，但是随着现实中海商事务的不断发展，也相应的出现了很多方面的争论，其中最大的争论出现在对迟延交付的定义上，与《汉堡规则》相比定义并不明确，其次还包括迟延交付中的赔偿责任限额和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的问题，鉴于此，笔者在下文中，简单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迟延交付的定义规定

在对迟延交付问题的定义规定上，我国《海商法》跟《汉堡规则》相比，仅仅采用了“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而在《汉堡规则》中除了对明确约定时间的规定外，还包括“合理时间”和“勤勉承运人的合理要求时间”这两方面的补充。这是我国《海商法》和《汉堡规则》在迟延交付定义上明显的不同。

随着科学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航运业早已不会有像过去那么大的风险，对航运时间的控制也是比较容易的，因此，我们无需再在立法上给予承运人更多的偏袒，并且在长期的海商法的法律实践中也可以看到，承运人具有合理速遣的义务，这种义务应该不以双方明确约定交付时间为前提，即使双方没有针对时间进行具体的约定。承运人同样也有义务在能力范围之内以最合理的时间内将货物交付。

因此，迟延是一个时间概念，在法律上它用来指“某一行为或行动在该行为或行动应该履行的时间届满后的推迟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具有很强的时间性，承运人在整个合同期间有按照协议准时履行的义务。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62条第4款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从我国《合同法》来看，债务人在履行期限到来之时不履行债务，明显违背了合同关于履行期限的规定，构成违约。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没有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或在合理时间的到来之时交付货物，构成违约。

所以笔者认为，无论是出于对承运人义务明确的方面，还是对收货人利益的保护方面考虑，都应该在立法上对迟延交付的范围加以明确，单单只规定未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是远远不够的，要加上“合理时间”以及“勤勉承运人的合理要求时间”这两方面的规定，才能更好地对迟延交付的定义规定加以完善。

二、迟延经济损失赔偿责任限额规定

我国《海商法》在五十七条明确规定了承运人因迟延交付所需赔偿的限额，即为迟延交付货物的运费。针对这一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赔偿的限额过低。

许多学者都认为，在具体的海上货物运输中，迟延交付所给收货人带来的经济损失跟该货物的运费往往是不成比例的，如果由于承运人的迟延交付，而针对收货人的巨额损失仅仅只赔偿相应的运费，同时这种法律规定就在承认承运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对赔偿责任的范围加以限制，也是针对承运人的又一不合理的保护规定。

笔者认为，由于我国《海商法》颁布的时间较早，还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因此在立法中对承运人加以保护实质上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目前我国海上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航运实力和竞争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国际货物运输也开始大规模的出现，而针对赔偿限额的规定，往往损害了我国的货主的利益，却保护了国外承运公司的利益。

三、迟延交付举证责任分配

在对迟延交付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我国《海商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了由于承运人的过失应该相应地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中需要收货方对承运人的主观过失承担举证责任。但是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跟海商法第四十六条是相矛盾的，第四十六条规定采用的是《汉堡规则》的过失推定原则，将过失的举证责任倒置，但在这条规定当中并没有包含迟延交付，而且迟延交付的概念是在随后的条款里才出现的，这很明显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同时，要求收货人承担承运人迟延交付的主观过失的举证责任，对收货方是不公平的。在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是运输的当事人，对航运的具体情况比收货人要了解得多，而且在航运中发生的很多事实只有承运人知道。收货人在远离海洋的大陆，不清楚航运的具体情况。收货人往往很难了解，要去搜寻证据很难，成本很高。承运人获得证据的能力比收货人强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因此把迟延交付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承运人去承担比较合理。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海商法》的颁布的时间较早，在很多法律规定上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目前实际海运和经贸事业发展的要求，也无法满足对各方利益的法律保护，这在迟延交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对我国《海商法》进行修改和完善刻不容缓，就如著名学者梁慧星所言：“海商法施行17年，已显现出诸多不足与缺陷，不能适应我国海运和经贸事业发展的要求。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启动海商法修改工作。”

[参考文献]

1.赵红.关于完善海商法迟延交付制度的思考[J].人民司法.2002，(02).

2.马瑄，于国庆.我国《海商法》迟延交竹定义的缺陷及完善建议[J].中国水运(下半月).2009，(05).

作者：谢芷环

海商法的研究论文 篇3：

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國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习大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参考文献：

[1]孙世彦.中国的国际法学：问题与思考[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23(4)：34-35.

[2]王贵勤.民国时期国际法研究考[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4)：74.

[3]宋連斌.国际法研究应注重实证[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51.

[4]何志鹏，王元.国际法方法论：法学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地位[M]//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2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228.

[5]刘志云.中国国际法学的繁荣之路：一种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路[J].武大国际法评论，2001，14(2).

作者：梁文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