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看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摘要：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不断拓展，翻译的作品、介绍的作家、翻译的语种逐渐增多，作品的传播受众、传播国家及地区也越来越多。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现状、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的分析，探讨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提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应发挥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的综合效应；提高翻译质量，加强海外市场营销；并注重文化品牌，传播经典文化。
关键词：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化；海外传播
文献标识码：A
我国作家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评语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好友、著名作家阎连科接受腾讯网文化专访时说：“莫言得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名至实归的，这表明了中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的提升，中国文学需要这样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中国文学30年大发展的一个肯定。这个奖项对莫言来说是公正的，他的作品多，并且优秀，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从莫言获奖也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影响力的提升，本文着重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现状、传播模式、传播效果，探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提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建议。
一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不断拓展，翻译的作品、介绍的作家、翻译的语种逐渐增多，作品的传播受众、传播国家及地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当代著名作家。如莫言、苏童、余华等人的小说在外文翻译、出版、读者接收等方面都较为理想，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在西方有一定影响。莫言作品被广泛地翻译出版并且屡获国外文学奖，先后获得过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等国外奖项，显示了莫言小说广泛的海外传播影响及接受程度。例如莫言的英译作品目前有《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师父越来越幽默》和《爆炸》，译者主要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汉学家霍华德·戈德布莱特（中文名字是葛浩文），译介到美国的五部长篇小说都是他翻译的。
从作品的数量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数量大大增加了，在外国出版商的商业化、市场化运作下，作家的知名度也大幅提升。近年来，苏童作品有小说集《大红灯笼高高挂》、《刺青》、《桥上的疯妈妈》，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河岸》、《碧奴》等七部作品被译为英文，其中《我的帝王生涯》的英文译本引起《纽约客》等美国重要媒体的关注，并刊登了大幅评论。余华的英译本有五部，包括《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小说集《往事与刑法》；残雪的英译本是《五香街》、《天堂里的对话》、《苍老的浮云》等，其中有的作品多次再版。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汉学家罗福林也指出，“中国文学的译本在美国图书市场上。也就是说主流的连锁书店，基本上不会出现。……至于主流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和小说集，如莫言、苏童、王安忆、余华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主流的书店出售，但是它们与其他的所有的小说都放在一起，……经常没有东亚或中国文学的专柜。”
从作品的内容上区分，传播到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侧重于作品的文学性，如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等人的作品，出版商更偏重于文学自身的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也注重小说的商业价值，而翻译者和出版商获得作品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出版商通过多种渠道与作者和批评家展开交流与合作。而中国当代小说的海外传播自先锋作家开始已经与国际出版操作方式并轨，在出版商的商业运作下使作家明星化、作品文集化，多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出版不再是政治出版物而走向市场。第二种侧重于作品的猎奇性，以满足西方读者对神秘东方的好奇，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销量。作为营销策略，作品在包装上会有明显的“中国风格”，如中国红、龙、汉字、水墨画、扇子、京剧脸谱、唐装、旗袍等图画也会充斥在图书中，对读者造成了视觉冲击，使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视觉大餐。出版商为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对作品的选择上体现出求怪求异，偏好某些题材而导致选题狭窄，甚至会选择一些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的“另类”作品，如卫慧的《上海宝贝》、《像卫慧那样疯狂》，棉棉的《糖》等。第三种侧重于作品的政治性，特别是对我国出版机构禁止出版的作品趋之若鹜，例如阎连科的小说《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
总的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曾说：“现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比以前多了。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读者群同时也在扩大，这还很难说。我们要考虑到波动原则——每次新闻报道中报道了中国的事情，中国的文学作品销量就会好一些，而新闻报道没有什么中国的消息时，这些书就从书架上消失了”。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主动模式，即中国文学自发对外译介、编辑、出版当代小说作品。建国后由文化部与外事局（今外交部）主办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是唯一一份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发展的多语种国家级刊物，从1951年创刊到2001年停刊的50年间，先后译介了《新儿女英雄传》、《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当代作品。并于80年代翻译出版“熊猫丛书”，丛书用英、法、德、日等文字出版190余种、3200篇中国当代、现代和古代文学作品，发行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外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英文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40种，包括鲁迅、巴金、王蒙、张贤亮、史铁生、王安忆、贾平凹等人的作品。这是我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方面的主动尝试，但传播效果不很理想。第二种是被动模式，即海外译者和出版机构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翻译、出版。80至90年代，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了中国现当代小说丛书，冯骥才、刘恒、贾平凹、王安忆等人的作品被翻译出版，外国出版商开始认真对待中国当代文学，试图从总体上来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他们对中国作家的选择有所扩大。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及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都有大量翻译出版，莫言小说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也大幅提升。近年来一些国外著名出版商开始涉足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如企鹅（中国）从2011年开始计划每年出版5～8本中国题材小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翻译出版莫言、苏童、贾平凹、阿来等30位作家的40余部小说，2009年获第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第三种是合作模式，即国内外出版社和版权机构合作，向海外出版机构签订版权输出协议，由海外机构组织翻译并出版营销。通过版权代理机构的市场化、专业化运作输出版权，应该是今后中国文学海外翻译出版的趋势。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狼图腾》的海外翻译出版，就是一个成功范例。出版社首先在美国、英国、德国的主流媒体展开宣传，在《时代周刊》、《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国际大报介绍故事情节，吸引西方主流出版机构和评论的关注，选择与国际知名出版集团合作，让企鹅出版社做代理，签约了英、法、德、日等30多个语种，做到“能掌控出版社翻译和互动”。保证较高的翻译质量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出版发行成功的关键，《狼图腾》的译文大多较好再现中国文化，既保持了原作的文学性，又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狼图腾》各外文版本的翻译者都是各国最优秀的翻译家，其中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的译本最出色。英文版葛浩文的译本在240部亚洲各国推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法文译本获得了2008年度法国国际翻译奖；日文译本入围日本年度翻译奖；德文版译者卡琳是德国汉学界公认的最优秀的译者之一，翻译严谨细腻。为了配合英文版《狼图腾》的发行，企鹅出版集团在全球举行了系列推介活动，英国企鹅举办了内蒙古草原风情展览；澳大利亚企鹅在墨尔本召开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研讨会：美国企鹅在洛杉矶举办系列读书和推广活动。所以，《狼图腾》英文版一上市，就引起了欧美国家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美联社，英国的《卫报》、《泰晤士报》、《出版商》杂志以及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的各大报刊纷纷给予报道和评论。截至2011年5月《狼图腾》英文版已销售几十万册，创造了我国当代小说海外销量的佳绩。
尽管如此，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还亟待提高。长期以来，国外主流出版机构较少参与中国文学的翻译，直到最近几年，这种状况才开始好转。而国外中小出版机构由于实力有限，在系统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及海外市场宣传、营销发行、读者互动等方面都远不及大的出版机构，这些因素无疑都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受到很大影响。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教授、汉学家蓝诗玲指出：“（中国）文学翻译很难引起广告资金充裕的大商业出版社的兴趣，中国文学作品往往由学术出版机构出版，这更加使得中国文学始终被归在学术化专业化的角落。”所以，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译本局限于学术界交流，普通的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知之甚少，缺乏影响力。甚至，连德国汉学家顾彬也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虽然偏颇，但也看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
三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在于莫言小说高超的技巧、深刻的寓意和独特的中国书写，更离不开出色的外文翻译、海外出版机构对作品的宣传评论及营销推介、学术界及作家本人的海外交流，同时，由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国际上获奖也对莫言小说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莫言获奖也得益于莫言小说海外传播的成功，这些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有着重要的启示。笔者认为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借鉴。
1 借鉴影视传播带动了莫言小说的海外翻译出版，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应发挥电影、电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的综合效应，形成多种艺术形式海外传播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莫言自己曾表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而莫言小说在世界各国的翻译出版，与张艺谋成功改编他的小说《红高粱》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九八八年《红高粱》获第三十八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二年再获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青年评委最佳影片奖。电影的巨大影响迅速促成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一九九。年《红高粱家族》法语版最早出版，德语和英语版《红高粱》于一九九三年出版并多次再版。随后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莫言也先后获得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外奖项，这些都反映出莫言小说的海外传播影响。日本汉学家谷川毅也表示，“根据莫言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在日本很受欢迎，他的小说也随之开始引起注意，所以，他进入日本比较早”。张艺谋除改编莫言的《红高粱》（The Red Sorghum）之外，还根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Raise the Red Lanterns），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了《活着》（To Live），这些电影都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大奖，极大地吸引了海外受众对这些作家作品的阅读兴趣，对小说起到了宣传推介作用，而莫言、苏童、余华小说在西方的迅速翻泽出版并拥有相当的销量和读者，和张艺谋电影的海外传播效应有着重要的关系。导演霍建起把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改编成了电影《暖》，荣获了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大奖、最佳男演员奖，也扩大了莫言小说的海外影响。日本汉学家谷川毅说：“莫言几乎可以说是在日本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形象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百姓，莫言都是他们最熟悉的中国作家之一”。
2 海外高水准翻译和主流出版机构的运作、学术机构的推动及作家海外交流都促进了莫言小说的海外热销。同样，这些因素也是搞好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必不可少的环节，要提高翻译质量，加强海外市场营销，促进艺术家与海外受众、学术团体的交流与互动，提高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效果。莫言小说在世界各国广泛的传播，除了被改编成电影带来巨大的传播效应之外，小说的各个语种出色的翻译起了重要的作用，莫言的作品是被翻译最多、最精准的华语文学作品，作品被广泛地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十几种语言。莫言小说的英语翻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日语翻译是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等。长期以来，莫言的作品很为瑞典文坛所看重，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四部作品，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女士翻译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蘘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巨著《生死疲劳》今年瑞典哥德堡国际书展上被隆重推出。这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小说的英语、法语、瑞典语等语种准确出色的翻译是分不开的，莫言签约的出版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黎明认为，莫言用国际化的措辞、构思，来书写中国化的内容，使得外国文学家“能看懂莫言书中一些意义，能接受他的表达方式”，因此莫言备受青睐。
同时，莫言本人也很重视与海外作家、学者进行交流，这使得海外文学界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作家的创作，为更好地翻译传播莫言小说创造了有利条件。海外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学术期刊几乎都发表过研究莫言小说的论文，如《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有的还专门出版过莫言评论专辑。在各类主流报刊杂志上也有许多关于莫言及其作品的评论。海外权威的中国文学学者对莫言多有论述，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莫言的文学世界》一文中认为：莫言的作品多数喜欢讨论三个领域里的问题，一是关于历史想象空间的可能性；二是关于叙述、时间、记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三是重新定义政治和性的主体性。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杜迈克（Michael Duke）教授认为莫言“正越来越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潜力”。“在这部作品（《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或许比任何一位写农村题材的20世纪中国作家，更加系统深入地进入到中国农民的内心，引导我们感受农民的感情，理解他们的生活”。与莫言和村上春树都有过交流的、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曾预言说，“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我看好莫言”。法兰克福书展总裁于尔根·布斯也曾说：“在很多西方评论家眼中，莫言是有希望获得这一殊荣的中国作家”。
3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要注重文化品牌，传播经典文化。莫言小说在海外大受欢迎也凸显了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品牌，而作品的文学性是莫言获奖的根本因素。一般来说，中国作家在欧美国家得到认同是非常困难的，但莫言作品在国外出版之后，得到了核心文化圈的认同，莫言作品的丰富性被更多人所认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表示：“莫言讲述的中国故事，洋溢着浑厚、悲悯的人类情怀，因而不仅深受国内广大读者的喜爱，在国外也深受一大批读者的喜爱”。这与莫言小说的文学性密不可分，中国作协的贺词高度评价了莫言的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莫言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莫言小说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塑造了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系列“传奇故事”，小说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通过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创造了独特的、神秘的主观感觉世界。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是莫言苦心构筑的文学王国，他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中国乡村的叙事，向历史纵深挖掘，正如电影《红高粱》所展示的那些色彩鲜艳的画面和黄土地上张扬的生命力，探索出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谈到自己获奖的原因，莫言自己说是“文学的胜利”，可能是自己作品中的某些素质打动了评委。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自己的作品表现了人民的生活、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民族风情。写作要站在人性的高度，放手去写人，超越地域、种族等界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五昌也认为，莫言是运用中国元素最成功的作家，他运用了大量名家的传说、地方文化元素，把中国的经验做了非常生动的诠释。莫言的作品非常有效地表达了中国的经验，而且让中国的经验成为世界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极大丰富了文学内涵。他这次获奖是众望所归，让中国文学获得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也让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平等对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表示，“莫言获奖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拉近了中国文学和世界各国读者之间的距离。中国有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为语言障碍、价值观差异，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还不够广泛，一些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作家莫言，会使外国读者更加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激起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会激发国外汉学家下功夫把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世界上去”。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当我们在快速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能否有效传播中国文化，关系到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良好国家形象，关系到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所以，莫言获奖应该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新起点，要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品牌，使海外受众通过文化艺术作品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人民，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实现“先进文化的中国化”。
责任编辑 文嵘
作者：谢稚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喜欢讲故事 名字“莫言”像讽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是有神论者 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 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丰乳肥臀》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如看戏人般看众人表演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当哭成为一种表演 应该允许有人不哭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莫言的演讲是在和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
2012年12月08日 03:53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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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2年12月8日0:30分左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发表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文学讲座，这是莫言赴瑞典受领诺贝尔文学奖之旅的首次演说。
莫言在这篇演说中以回忆母亲开头，介绍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并全面回顾、解释了自己几部主要作品的创作和含义。最后他以三个小故事结尾，呼应了《讲故事的人》这个主题。
针对莫言发表的这篇演说，著名作家、《收获》杂志副编审、《莫言评传》的作者叶开，深夜连发两篇微博进行了解读和点评：
苦难、人性、爱、理解与宽容，是莫言演讲关键词，他用这种方式与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能够宽容彼此价值差异的人，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在不违背人性的前提下，人们应彼此宽解、尊重，而不是朝着别人扔石头。那个被小孩子莫言及同学扔过石头的老单干户，在他不断的反思中，成为他小说中的人物。 莫言最后讲了一个带有宗教寓意的道德故事：八个泥瓦匠通过某种挑选手段把其中一个害群之马挑出来，让他单独受惩罚，其他人则可因代罪羔羊的被献祭得以幸免并心安理得。问题在于：牺牲别人性命的七人集团毫无罪过吗?一个宽容的、活性的社会，是能容忍差异的，极端主义者通常是暴力的同谋。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作品是：《蛙》。
代表作：《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
主要作品：
《檀香刑》
《生死疲劳》
《丰乳肥臀》
《红高粱家族》
《透明的红萝卜》
《丰乳肥臀-增补版》
《藏宝图》
《四十一炮》
《天堂蒜薹之歌》
《拇指铐》
《白狗秋千架》
《莫言精选集》
《莫言作品精选》
《酒国》
《食草家族》
《白棉花》
《红树林》
《月光斩》
《老枪·宝刀》
《会唱歌的墙》
《司令的女人》
《良心作证》
《锁孔里的房间》
《什么气味最美好》
《传奇莫言》
《莫言散文》
《莫言中篇小说选》
《莫言王尧对话录》
《战友重逢》
《蛙》
雪龙号极地考察船
雪龙号破冰船即雪龙号极地考察船。
“雪龙”号(英文名：Chinare)，中国第三代极地破冰船和科学考察船，是由乌克兰赫尔松船厂在1993年3月25日完成建造的一艘维他斯·白令级破冰船。中国于1993年从乌克兰进口，以1750万美元低价购得，然后船厂按照中国的需求于1993年3月25日改造完工。“雪龙”号前后投入了近2亿人民币的改造，据估算，该船现价在7亿人民币左右。
“雪龙”号是中国最大的极地考察船，也是中国唯一能在极地破冰前行的船只。雪龙船耐寒，能以1.5节航速连续冲破1.2米厚的冰层(含0.2米雪)，技术性能先进，属国际领先水平，也是中国进行极区科学考察的唯一的一艘功能齐全的破冰船。
1994年10月首次执行南极科考和物资补给运输，“雪龙”号已先后11次赴南极，至2012年已5次赴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与补给运输任务，足迹遍布五大洋，最北航行到北纬85度25分，最南航行到南纬70度21分，创下了中国航海史上多项新纪录。
2013年12月24日，隶属俄罗斯远东地区水文气象研究院的考察船绍卡利斯基院士号于南极被困，中国雪龙号与其余两艘破冰船澳大利亚“南极光”号、法国“星盘号”前往营救。截至12月29日，雪龙号驶至附近因冰层太厚暂无法靠近，仍无法救出被困人员正等待“南极光”号协助救援。[1]2014年1月2日，中国雪龙号成功营救绍卡利斯基院士号52名被困南极乘客。[2]1月3日，在撤离密集浮冰区时自身被“冻”住，“雪龙”号及船上101名人员被困。
2014年1月7日，“雪龙”号抓住风向转变有利时机，终于冲出重冰区，进入清水区航行。
临沂沂堂中学
刘玉春
得知山东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山东人我无比的自豪，为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而骄傲——在诺贝尔奖的大家庭中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但作为一名物理教师我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诺贝尔物理学奖离我们还会远吗?这么多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纵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中，多是在实验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规律、方法或是发现了新的粒子。因此，加强实验探究教学是当务之急。
一、物理实验探究教学的现状。
实验探究教学在城镇中学开展的比较好，而农村的实验教学相对要差一些。部分农村学校实验器材不齐备，有的学校有实验器材却放在仓库里无人问津。实验课就凭老师一张嘴，把学生实验变成了演示实验，演示实验变成了老师讲实验，实验教学就大打了折扣。不过有的老师克服条件限制自制教具，给学生做实验也得到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实验课的开展，并不全是受条件限制和制约的，只要我们态度端正、观念明确，是可以较好地开展好物理实验教学的。
二、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必须转变实验观念。
一般的老师在物理实验教学中，更多的是把物理实验作为物理理论教学的辅助手段，物理实验的教育功能也仅仅停留在培养学生智力、操作技能、提高学习兴趣、调节课堂气氛上。而忽视了实验教学对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和其它素质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教育者必须努力转变观念，要对实验教学有一个全面的和科学的认识，真正意识到实验教学本身独特而重要的素质教育功能。实验观念的转变是新课程改革中实验改革的前提和保障，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只有我们教育者的思想转变了，才会引起实验教学的转变和改革。
三、发挥学生在实验探究教学中的作用。
一般来说，在实验探究课上学生的兴趣是很浓厚的，学生探究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只要我们充分抓住学生的探究欲望和兴趣，合理地组织实验探究教学，学生的探究实验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借鉴了杜郎口中学的教学思想，在我校掀起了一股课改之风。在实验教学中我们也尝试让学生去讲，通过学生说猜想、说实验设计实验的方法、说实验结论等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和语言的表达能力。
在实验教学中我们尝试让学生动手做实验，让学生在动手中观察思考、讨论分析、推理、判断，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得出结论，使实验探究的过程成为学生再发现的创新过程。
例如：在学习“液化现象”时，课本上没有降温液化的实验。而学习这部分教学内容刚好在初冬季节，气温较低，可以让学生对着铁皮文具盒或玻璃窗的玻璃呵气，不一会铁皮文具盒或玻璃窗上就会出现很多小水珠。
再如：学习改变内能的方法时，9.5班的邱建洋同学主动上台做了一个实验：把一个喝过矿泉水的瓶子用盖子盖好，然后用力在瓶子后面拧，最后瓶盖被压缩
空气打飞，瓶子中冒出“白气”。通过放手让学生去探究，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四、充分发挥学习小组的作用。
小组合作学习改变传统教学中师生之间单向或双向的交流模式，形成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交流模式，使小组中每位同学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也乐于倾听他人的意见，使学生感受到学习是一种愉快的事情，从而满足了学生的心理需要，并充分开发了学生的情感资源，促进学生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最终达到使学生学会、会学、乐学的目标，可以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在实验探究教学中我们也采取小组合作探究的方法。
1、在小组划分中要注意：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在实验分组中要注意学生的搭配，操作能力强的和操作能力差的搭配、基础知识好的和基础知识差的搭配。否则有的小组实验探究开展的有声有色，而有的小组却冷冷清清。
2、在实验中也要注意各小组器材是否有问题，各小组是否动手，各小组的实验进度，各小组的实验数据等，还要对有困难的小组要及时帮助指导，还要注意到组内每个人的活动，避免基础好、操作能力强、性格外向的学生做，而其他同学坐着看，没有达到人人操作、人人动手。
五、利用多媒体辅助实验教学。
1、多媒体辅助实验教学提高实验的可见度和清晰度。
多媒体辅助实验教学是采用直观方法展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它具有声像并茂，形象鲜艳，再现迅速，感染力强，能突破时空限制等特点。它的运用能弥补传统实验教学的局限性，能充分地把教师、学生与实验融为一体，增加了演示实验的可见度和清晰度，提高了学生的多种感官效能，降低了学生的感觉阈限，让多媒体辅助教学与实验演示产生珠联璧合的最佳效果。借助多媒体辅助实验教学为学生创设观察的通道，将实验现象投影放大，能增加可见度，缩短观察时间，提高实验效果。
例如：学习“牛顿第一定律”中的演示实验，演示在三种情况下(平面上铺毛巾、白布、木板)，同一辆小车保持从同一高度由静止开始下滑，观察小车在三种不同物体表面上的运动情况。实验演示效果并不理想，但把它制成多媒体课件，学生非常直观地看到了平面越光滑，小车在水平面上滑行得越远。在此基础上，学生很容易理解牛顿第一定律所说的“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的作用时，总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理论。
再如：我们在演示动能和弹性势能相互转化的实验时，由于木球撞击弹簧片、弹簧片弯曲形变、弹簧片恢复形变反推木球的过程发生时间太短，学生根本就看不清实验现象。通过多媒体课件，可以把实验过程放慢，让学生看到木球慢慢地撞击弹簧片，弹簧片慢慢变弯曲，老师再暂停动画讲解：“此过程中木球的动能转化为弹簧片的弹性势能”;接着老师再放动画，弹簧片恢复形变，将木球反弹回去。讲解：“此过程中弹簧片的弹性势能又转化为木球的动能”。这样通过多媒体课件的慢放，学生也就详细地看到了整个实验的过程，较容易理解其中的能量转化。
2、多媒体辅助实验教学可优化实验操作步骤的讲解。 将实验指导，规范的操作方法等制成多媒体课件，这样就能把实验过程清楚地显示出来，优化了实验操作步骤的讲解，使学生对操作步骤和方法以及操作要领获得深刻印象，在操作的同时，对照投影内容及时调查，较好地解决了用大量时间去讲解实验步骤的问题。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动手操作，同时教师也有时间深入到学生中去指导，提高实验的成功率和实验的效果。
六、引导学生多做课外小实验。
课外小实验和小制作是课内演示实验、学生实验的有效补充，是学生独立自主的实践活动。在选题、取材、时间、空间上都比课堂教学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让学生独立操作、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因此有利于学生施展聪明才智，培养能力，发挥创造力。学生从独立实践中，能够不断获得经验和教训，这是教学手段所无法传递的教育信息。
在学习了光的色散后，我就利用活动课的时间带着学生做了一次人造彩虹。在烈日下，我端着一杯水领着学生来到室外，学生们用怀疑的、惊奇的眼神望着我。我用力喝了一口水，使劲喷出去，阳光下，一道小小的彩虹瞬间呈现在我喷出的水雾中。学生兴奋的一阵狂呼。之后，学生各自端一杯水来研究这人造彩虹，居然还有学生总结出要背对阳光才能看见彩虹的结论。
如有的同学课下制成了温度计：用一个小的薄壁玻璃药瓶，在药瓶中装上红颜色的水，在瓶盖上开个小孔插一根细吸管，用胶水把瓶盖和玻璃管间的缝隙密封。用手捂住药瓶液柱就会上升。
所以，加强物理实验教学，是提高物理教学质量的十分有效的途径，对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很有帮助，能为学习高中乃至大学物理知识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初中物理教学中，应大力加强和优化物理实验教学，从而进一步提高物理教学质量。
当代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写作风格大胆 曾屡次获奖
2012年10月11日 19:04
中国知名作家莫言
北京10月11日电(刘欢)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消息，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已于北京时间19：00公布。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莫言 凭借作品《蛙》此次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著称 曾屡次获奖
莫言原名管谟业，于195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童年时因经济贫困和政治上 1
受歧视，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12岁读五年级时因“文革”辍学回家，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应征入伍，历任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
自1980年代中期起，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是演义现代革命历史。
在经历《红高粱家族》的写作高峰后，莫言继续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数部极具份量的长篇小说。其中，《丰乳肥臀》曾获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檀香刑》曾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红高粱系列》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生死疲劳》获第二届红楼梦奖，《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此外，莫言还曾获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第三十届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福冈亚洲文化奖等奖项，并曾位列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0位，中国作家实力榜第一位。
然而，莫言曾义正言辞地说，我永远不会为了一个奖去写作，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文学成就是“世无英雄，竖子成名”。
迄今为止，莫言有三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其中，由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曾获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由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曾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而莫言自己却认为，只有《丰乳肥臀》可以拍成气势磅礴的巨片。
国际上享有声望 被誉为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由于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莫言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所影响。幼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成为莫言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如《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莫言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想象成为其最大特色。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曾说：“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莫言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强悍的民风与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振聋发聩。冯牧文学奖曾评价说，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莫言的《蛙》则折射出中华民族在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一位乡村妇产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 2
为线索，重点回顾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刻变化与影响，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
莫言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国内影响较大，在国际上也已享有名望。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对其评价称，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福冈亚洲文化奖肯定了莫言对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成就，认为莫言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据悉，莫言很多作品都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红高粱家族》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等;《丰乳肥臀》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西班牙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文等。
莫言是怎样的作品风格，用哪些诗可以形象表达呢?
“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莫言：《天马行空》
有人这样评价他：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莫言。也许莫言的名字对于相当多的人们来说，还不很熟悉。1985年以前，他总共发表了不过十几个小说，艺术上也还缺乏明显的个性。开始有些与众不同的短篇《民间音乐》，因其“空灵缥缈”而得到前辈作家孙犁的青睐，也仅仅是认为其“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而已，默默无闻是自然的。可是，1985年中，他突然排炮式地在《中国作家》、《收获》、《钟山》等刊物上连续轰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五部中篇，和《秋千架》、《枯河》等八个短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奉献出一个多达数十万字的作品群，这已经是蔚为大观了。但仅止于此，我们至多也只能把他称作为一个“快手”。值得庆幸的是，他创作的质量几乎和产量等高(如果可以这样比较的话)。他不仅是带着“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而且也是带着立足继承传统而又着意打破传统钳束的“邪劲儿”，带着从中外小说艺术的融渗中脱胎出来的独异的小说风貌登上文坛的。因此，要及时地对其作出较为全面的审美批评以及成因分析，的确是一件艰巨甚至危险的事情。所以本文只能仅仅就莫言小说艺术的十点特色，结合大量实例，进行一次粗浅的，然而是关于艺术本体的评析与探美。但愿能对读者的审美和作者的“创美”活动均有所启示。
一 、“有一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 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这是莫言曾经作过的一个有趣的梦，这个梦使他如闻天籁，如悟禅机，创作发生了嬗变。从这个梦里，他获取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美丽而奇特的意象。这个意象像一段电影，一个童话，萌发了一种莫名的感受，他觉得很妙，妙不可言，只有诉诸笔端。于是，这个意象不断膨胀，这种感受渐渐发酵，终于变成了一个小说。这就是后来颇为人们称道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我们先不讨论小说中那种迷离恍惚的梦幻感与这个梦之间究竟有什么血缘关系，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小说的产生(或构思)方式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多少年来，我们总习惯于一种所谓“从外往内注入式”的构思方法，即往往是带着某种需要的眼光，去生活中“量体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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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削足适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大脑动力定型”。直至今天，不少人仍然不自觉地在自己禁锢自己，在固定的模子里不能越雷池半步，这是十分可怖的创作自由的自我丧失。而莫言则不然，他或者从一个梦境里得到一个意象，并由此产生《透明的红萝卜》、《三匹马》等，或者从川端康成的《雪国》中“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样一句话里，唤起一种遥远苍凉的情绪记忆，从而捕捉到一种叙述的“调子”，写出了《秋千架》。总之，都是用受到了某种激活的主体心灵去融铸生活积累，进而显示出作家鲜明的审美个性。我们称这种方法为“由内向外放射式”的构思方法，并认为它比那种“从外往内注入式”更接近艺术创作的规律。一个作家能自如地运用它，也就获得了相对的创作自由。丹纳早就发现：“有艺术才能的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强烈而自发的印象;二是这个印象所占的优势能改变一切周围的印象。”当然所有“意象”或“印象”都只是酵母，都必须和生活中和才能发酵。那么，在“生酵过程”中遇到生活不足的部分怎么办?莫言的经验是“用想象来补足。”
想象，则是莫言艺术的最大特色
二 、“一个文学家的天才和灵气， 集中表现在他的想象能力上。”
女孩抱着他的衣服，仰着脸，看着白杨慢慢地倾斜，慢慢对着自己倒过来。恍惚中，她又看到光背赤脚的男孩把粗大的白杨树干坠得像弓一样弯曲着，白杨树好像随时都会把他弹射出去。女孩在树下一阵阵发颤。后来，她看到白杨树又倏忽挺直。在渐渐西斜的深秋的阳光里，白花花的杨树枝聚拢上指，瑟瑟地弹拨着浅蓝色的空气。冰一样澄澈的天空中，一绺绺的细密杨枝飞舞着;残存在树梢上的个把杨叶，似乎已经枯萎，但暗蓝的颜色依旧不褪;随着枝条的摆动，枯叶在作响。——《枯河》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能够写出如此精妙的文字。写人：女孩眼中白杨倾斜的感觉，男孩敏捷如猫的动作，何等传神。写物：大到“杨树枝聚拢上指，瑟瑟地弹拨着浅蓝色的空气”，小到残存在树梢上枯萎的个把杨叶的色泽和音响，以及那“冰一样澄澈的天空”，都是何等奇警。处处见出笔力的弹动，灵气的闪光。这就是想象的功用。有了它，可以给经历过的生活插上翅膀，让它飞腾;也可以给未经历过的生活灌注灵性，使它活蹦乱跳。我们再看《金发婴儿》开篇写那个瞎老太婆夜摸“游龙戏凤”的缎被面，直摸得“龙嘶嘶，凤唧唧”，龙凤齐鸣;听那窈窈冥冥的夜声，直听到星星相撞，訇然作响，天河泛滥，浪涛喧哗。还有中间那一大段关于孙天球用望远镜看“渔女塑像”的描绘，借助一天中阳光的微妙变化，活生生写出了一块石头的肤色、体温和呼吸，以至“那显得非常结实的嘴唇里正在吹出三鲜水饺的香味。”这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的结晶。
勃兰兑斯认为，想象力是作家的显微镜，而“通过显微镜看起来，一个蜘蛛比最巨大的大象还要大，组织还要复杂。”莫言正是借助一个显微镜，使自己从一个出色的观察家进而成为一个深刻的透视家。成功地突破了一般的平面简单的描写，深入到事物内部进行立体的观测和描绘，不光写出一滴水珠的形状，甚至解剖分析出它的光和色乃至基本粒子。因此，他往往可以在一点上无限深入下去，且写得声色并茂，情采饱满。这样一种立体化、深层化的细部描写功力，在当代作家中几乎是凤毛麟角。我们不少人缺的就是这种汪洋恣肆的主观创造力，常常使艺术在过分拘泥于生活的真实上失足，一味“描绘”、“照相”，把水灵灵，活脱脱的生活写得干巴枯燥，死气怪样。特殊的想象天赋成全了莫言，使他在从取材炼意乃至细部描写诸方面都获得了高度自由，在创作的“自由王国”里如鱼得水，几近达到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点石成金的境界。有了这样的本事，他在小说的结构上当然也就可以百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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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纵横才情了。
三 、“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若干事物联系在 一起，熔成一炉，烩为一锅，揉成一团， 剪不断，撕不烂，扯着尾巴头动弹。”
谁见过“立体时空小说”吗?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看，莫言的中篇《爆炸》就算是一部。小说写的是“我”带妻子去医院流产的经过，事情本来十分简单，时间也不过半天。可他在天上调来一支飞行部队，若干飞机漫天盘旋，连连打炮;在地上弄了几十个人带着一群狗拚命撵着一只狐狸东奔西突，满草甸子乱窜;还在公路上支使一对青年男女骑着一辆摩托来回兜风。真是产房内外，天上地下贯通一气，四条线索纵横交织立体推进。作者似乎是有意无意间把发生在这一时空内的一切人和事和盘托出，既让你觉得场面雄阔，气度恢宏，又感到这千头万绪之间互有关系。是的，结构的复杂性，自然就带来了小说题旨的多义性，你可以说它反映了人口的“爆炸”，也可以说它表现了新旧道德观念矛盾的“爆炸”，甚至也不妨看做是各种时代信息的“爆炸”。见仁见智，悉听尊便。
除此之外，莫言小说还大胆试验“多角度叙述结构”(《球状风电》)，“对位式结构”(《金发婴儿》)以及“时序颠倒”“时序并列”等多种结构手法。或使作品增加层次感与逼真感，或使作品万象纷繁，引人入胜。总之，为了“使人物和环境获得最大可能的立体感”，使“故事活动起来，获得一种生命的力量”(巴尔加斯•略萨)，他怎么方便怎么来，表现了极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甚至还体现在他每每越出常轨的闲情逸致上。如《秋千架》里写部队过河的那一段，按常理可说是节外生枝，即便不全部删除，至少也可大量压缩。可他反而在这儿洋洋洒洒写下近千字。为便于说明，特摘出一节，略加分析： „„战士们一行行踏着桥过河，汽车一辆辆涉水过河。(“小河里的水呀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车头激起雪白的浪花，车后留下黄色的浊流，(“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大卡车过完后，两辆小吉普车也呆头呆脑下了河„„(“拉起了家常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糟糕!”一个首长说。另一个首长说：“他妈的笨蛋!让王猴子派人把车抬上去。”(“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很快就有十几个解放军在河水中推那辆截了气的吉普车„„(“你们是俺们的亲骨肉，你们是俺们的贴心人”)那几个穿白大褂的把那个水淋淋司机抬上一辆涂着红十字的汽车。(“党的恩情说不尽，见到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如果说“过河”的这一整段已经有点儿节外生枝的话，那么这里插进来的几句歌词就更是旁逸斜出了。然而，他正是通过这信笔拈来的歌词的分句穿插，通过紧张混乱的军车渡河场面与悠扬抒情的歌词的“二声部平行”的交叉叙述，自然造成了叙述节奏的急促与舒缓;语言形式的韵文与散文;感官形象的视觉与听觉;内在涵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四组对比，而这四组对比又产生了崇高与滑稽，欢快与沉重，忠诚与愚昧，甘甜与苦涩的四重组合。最终给了读者一颗浸透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军民关系、社会心理和人物情绪的怪味豆，让你咀嚼之余，啼笑皆非，获得一种奇特的审美快感。
莫言在小说结构上就是这样地随心所欲，他决不做“单纯”，“集中”之类的奴隶，而是哪儿有“味”就往那儿写。因此也就避免了单调和呆板。反而还常常在环顾左右时能妙趣横生，在闲情逸致中有神来之笔，在艺术上最容易全军覆没之处铤而走险出奇制胜。 四 “高尔基说过，一切思想、事实的外衣就是语 言。因此，我采撷各种丝线来编织她。”
读莫言的小说，你可以从任何一页的任何一行读起，它首先征服你的，并不是故事和人物，而是那语言本身。那一个个字都像是在叫着喊着，笑着跳着，活鲜鲜水灵灵地来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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拽你，不知不觉你就跟着它们扑进了那一片语言的情彩斑斓的波浪，心旷神怡地遨游起来。怎么说呢?它们传神写意而飘逸玲珑，气势灌注而潇洒蓬松，灵动活泼而变化无穷。总之，企图用几句话来概括莫言小说语言特色是困难的，但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他究竟采用了一些什么“丝线”来编织他的小说的“外衣”。 现代通感的运用------ 曾给诗人带来抒情的广阔天空的艺术通感，在这里同样大显身手。它随笔所至，来去如风，通过比喻、夸张等，使各种信息都呈现出一种放射性传导，其速度、深度、广度和密度都不可限量，让人觉得在张开每一个毛孔，接受着天地万物间的一切色彩、线条、音响和气息。同时，又使种种最难以言传的复杂细微的感受得到了最形象生动的表达。下面是《金发婴儿》里的几个例句——听觉变嗅觉：“她的叫声很响，具有一股臭豆腐的魅力。”
嗅觉变视觉：“槐花的闷香像海水一样弥漫着„„风吹来，把香气吹成 带状 。”
视、听觉互变：“醒来听到太阳正 嘎吱吱地响 着，像一条老牛车在爬着上坡路。” 莫言《红高粱》的 生命意识
《红高粱》既是“寻根文学”的终结，也是“新时期”“新历史小说”家族小说的起源。其中透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物的历史边缘性都给新时期小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红高粱是有爱恨情仇的鲜活的生命个体，山川草木、清风白云甚至溺尿都是有生命质感的。《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从出嫁的那天起似乎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然而她却凭着坚强和果敢闯了过来，从而获得新生，获得了自己的爱情和事业;罗汉大叔面临酷刑自知没有生存的希望却并不绝望，依然以自己的忍耐力与极刑斗争到底，他的英雄气概被后人传为佳话;“我爷爷”率领的非正规军队虽然抗日失败了，他的率性和他的辉煌业绩却被载入史册传为佳话，“使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这里，社会正统的伦理道德和是非观念失灵了，我们所感觉到的只有强盛的生命力量的震撼之美。
(2)植物是有生命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但植物是有灵性有感觉的却是童话神话里和寓言中才有的事。然而在莫言笔下，植物的灵性和感觉却是那么的自然，丝毫不让人觉得突兀。红高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有喜怒哀乐，也会“肃然默立”、“感情激荡”，“向苍天呼吁”，它们同扎根于故乡的黑土地，已经与“我爷爷”、“我奶奶”融为一体，山川河流、蓝天白云、风雨雷电都是通灵的有感觉有感情的，河水也会愤怒从而给人施加惩罚，也会因悲哀而呜咽。
(3)死亡皆自然。文中对罗汉大叔被活剥皮的过程写到极致，将生命结束的瞬间无限拉长，把死亡过程本身酣畅淋漓地展示出来。描写酷刑并不一定代表作者受过或者执行过，而是靠着艺术想象虚构出的真实，其目的却是为了展示在极端情况下人的生命感觉和生命存在状态本身即生命本身，而不是聚焦于死亡的意义。在这里，莫言将人置于生命的临界点上加以考察，即将死亡“降格”到“物质——肉体”层面，“为肉体恢复名誉”，将“一切高级的、精神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是对传统文学“死亡禁忌”的反拨，是对民间死亡观念的文学表现。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众生在成为中华儿女英勇不屈、顽强拼搏的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的精魂。莫言小说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些由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英雄式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普通的人群。他们粗鲁、顽愚，与正统的文明沾不上边，往往还带有破坏性，然而正是这些不开化的非正统历史的边缘人物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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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010424 11级汉语言文学4班 赵一赫
1、莫言获诺贝尔奖对当代文学的启示与影响?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属于莫言的，这一消息沸腾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文坛。从上世纪中期以后，国人翘首以盼的诺贝尔奖终于花落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它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它的名字那么简单。沉寂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终于扬眉吐气，以胜利者的姿态站立在世界面前。在此之前，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虽有一点成就，但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却是九牛一毛，其影响力远不及唐诗、汉赋、宋词。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必将一举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萧瑟处境，是给中国文坛打的一剂强有力的兴奋剂。
然而，当兴奋的余温散去，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审视这个诺贝尔奖。毋庸置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孱弱现状令人堪忧，或许我们能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上找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语言独特，穿透性强。首先，莫言在小说中善于使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如在《金发婴儿》中：“她的叫声很响，具有一股臭豆腐的魅力”，化听觉为嗅觉，借此表达声音的穿透力，使人身临其境。其次，小说语言形象可感。如《红高粱》中这样写道：“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陌生化的语言却意外给人以音乐性的享受，生动淋漓地鲜活了奶奶的形象。最后，莫言小说中的比喻是非常有个性的。如把高密人比作白鳝鱼，肥肥的白鳝鱼——从头到脚一根刺，呆头呆脑，实在让人摸不清他是自豪，还是恨铁不成钢，抑或是褒扬。
无关成败，讴歌人性。莫言在一种不纯粹、不完美的环境中来表现人性的美，他把丑恶和美丽的东西杂糅在一起，在一个很混沌的、很复杂的时空中展现人性。他的作品《蛙》中充斥着对人性的描写。在国家政策与伦理道德的碰撞下，不同的人显现出了不同的状态，人性或许是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小说中面对鲜活的生命，“姑姑”从来没有半点手软这与年轻时如天使般的姑姑形成鲜明的对比。“姑姑”的美与丑对比，不以成败论英雄，让读者去感受人性。莫言相信这是一个正义的世界，他相信人性的善良。
关注现实，书写灵魂。通过对《蛙》的拜读，我们很容易通过莫言的描写找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却又因为小说本身的存在而显得遥远。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贯穿于他的作品中，现实在于他的描写对象，乡土气息，总是很容易就给我们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魔幻于他的人物形象刻画又与我们真实中的人物有一点相异，比如《蛙》中全村人的名字都以器官来命名，这便是魔幻。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奇谲、幻想的感观世界。
以文写文，接近纯粹。莫言曾说，你没有太认真地写，很随意、很放松地写，也许会写出一部不错的作品。现在许多作家都以写作求生存，他们的写作带有严重的目的性。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对时下流行的话题、焦点趋之若鹜，使得纯文学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可以收到一定的甚至可观的经济效益，但这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是功利性的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应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应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作一个纯粹的写作者。莫言做到
1 / 3 了，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扎根乡土，描摹乡情。莫言善于用粗鄙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他作品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山东高密乡，仅是一片长满红高粱的地方就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一种乡土气息，接近自然。莫言不刻意的去模仿，他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来表现自己家乡的故事，是用一种类似“移花接木”的手段为己所用。正是这种特点使他的作品让读者在感叹情节真实的同时又能看到一点外国的影子。而对于外国读者来说，这种手法是他们所熟识的，也是易于接受的。莫言坚持了自己的乡土文学，也让他的乡土文学走向世界。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在中国刮起了一股“莫言热”，也使得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收到世界的瞩目。在此之后，如果说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一直苦苦挣扎于黑暗中找不到出路的话，莫言的获奖放佛照进了一丝亮光，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总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当代文学的启示是有益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要沿袭着莫言的足迹，不断创新，使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走向繁荣。
2、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文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民主”与“科学”登上历史舞台，自由思想得到空前传播。1917年“文学革命”爆发，“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接踵而至，白话成为文学的主流，自由之思想进一步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自由的思想主张得到进一步提倡。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中国封建枷锁，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孕育而生。
中国自古是有浪漫主义的传统，屈原的《离骚》便是中国浪漫主义的鼻祖。而中国的现当代浪漫主义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的延续，而是“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一个横向移植，是西方浪漫主义在遥远的东方所激起的一次巨大的回声”。20世纪初，在西方的启蒙下，才逐渐有了追求自由和真实的浪漫主义文学，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西方影响下产生的。
受西方启蒙思想而产生的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在拥有浪漫主义特点的同时又具有着本民族的特点。
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与西方相比在个性主义上有着自己的特点。个性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中被引进中国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效果和深刻的思想影响，进而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光辉旗帜和锐利武器。然而，中国“五四”新文化的个性主义义承担着西方个性主义所不具备的“救国”功能，这是与当时中国的大环境紧密联系的。
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与西方的浪漫主义有着共同的主题，即自然。西方浪漫主义追求回归自然，不希望看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工业文明，他们的作品突出人的自然本性，这是中外所共通的。在外国有卢梭对自然美景和田园风光的描绘，如《新爱洛绮丝》;而在中国有郭沫若的诗歌对自然的赞颂，如《太阳礼赞》。
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西方浪漫主义相比有明显差异，即攻击封建主义和对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极度失望的差异。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由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浪漫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即推翻封建主义的束缚。而外国的浪漫
2 / 3 主义发生在封建主义已被瓦解，自由思想已深入人心的时代。因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斗争对象。在郭沫若的诗中甚至还出现了对资产阶级文明表征的讴歌，这一讴歌的态度明显是对他诗歌中的攻击封建主义文化立场的支持，而他所借重的却恰是西方浪漫主义所竭力逃避的，中西浪漫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此出现了巨大的裂度。
中过现当代浪漫主义在想象性上与西方浪漫主义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浪漫主义的想象更多的时候是在讲一种夸张的技巧，夸张是在现实层面上的夸大，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用三千丈的白发夸张的变现愁之深。而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的想象则是超越了现实的构想，是纯精神层面上的构建。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柯尔律治的《古舟之咏》《忽必烈汗》
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的抒情在注重感情的主观性、直接性，注重感情的强烈程度和个人色彩的同时，又受当时中国现实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有着更为可贵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更为注重对现实的思考和改造，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现实的过程中，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出绝对自由和个人幻想的世界，从个性主义走向大众，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革命。
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受执政党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中国共产党执掌大权以后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被深深得打上了政治的烙印，文人们取消了对自我的颂扬，革命成为文学的主题，诗人们纷纷 “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身份”，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使浪漫主义逐渐背离了它的初衷，越来越向 “畸形浪漫主义”发展。
总之，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在宣扬与西方相同的自由的浪漫主义的同时又受时间、环境的影响而具有了自己的特色。有些特色虽与浪漫主义的初衷不相符合，却依然有着自己的魅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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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国内可谓普天同庆，引以为傲，有点扬眉吐气的激动。而他的一言一行也随之影响着全国上上下下的国民，出现“莫言热”狂潮，有跟着去买房的，有跟着去问什么是幸福的?有跟着去莫言故乡做旅游城市规划的····
不可否认莫言获奖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但我们是否应该适当理性的看待，不能只是来来回回地仅仅纠结于结果呢?那么，我们先从为什么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开始谈起。
首先，莫言获奖，张艺谋有功。1987年张艺谋导演凭借电影《红高粱》获的中国首个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部电影不仅使张艺谋自己的电影事业风生水起走向世界，而且让《红高粱》小说的创作者莫言进入国外人的视角，开始引起注意。其次，没有翻译陈安娜，莫言获奖不可能。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翻译成外文的译本，使莫言作品的丰富性、文学艺术上的魅力很完整地呈现出来，恰到好处地打动了评委们。还有，莫言本身的的文学素质。文学评论家梁鸿鹰就说道，莫言的文学艺术有三个特点。一是人性，他把人当成人来写。二是原创力，他有好多点子，别人想不到。比如《蛙》采取那种形式，具有独创性。第三是幻想力，他幻想能力非常强，对自己脚下土地非常熟，理解也非常深。也许，就是因为种种的天时、地利、人和便好不容易的摘取到了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孜孜不倦的诺贝尔奖头衔。
自从中国加入WTO后，紧随世界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因为我们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所以我们迫切渴望融入国际，渴望那些对我们有偏见或是不在乎的人能更加理解我们，接受我们。所以当萨马兰奇先生宣布北京申奥成功时，我们激动的落泪;当世博会的举办地点定于上海时，我们沾沾自喜;而今，当知道以前遥不可及的诺贝尔奖花落咱家，大家高兴地忘乎所以。虽然能理解这当中的喜悦来之不易，但凡事都应适可而止，高兴的闹完了之后，是否应该关关门，冷静思考，理性得看待这事呢?
是不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就等于莫言是当今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们就都应该以他的文章或是句子为首是瞻?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想，是不是梁博获得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就等于是当今中国最好的歌手?不可置疑梁博唱的歌曲是很好听，节目组根据已定的规则，选出一个主流的好声音是必然的。但结果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可以好好享受每一个自认为感觉良好的好声音，不管是获奖了的或是没获奖的，只要能对自身有益就行。至于冠军，我希望我们不要太去在意、太去较真。毕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冠军。回到莫言问题上，看待的观点也差不多。
真心希望透过这次莫言获奖，能引起国民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关注，也可以促进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热爱与研究。也许莫言的作品对于某些人来说算上是好作品，相对来说，村上春树作品会更受宠爱。但每一个作品的出现都有其闪光点，我们需尽可能打开视野广泛吸收每一个闪光处，为我所用。对于是否是好作品或是颁奖得第一名都已显得不重要，更何况好作品需要自己慢慢寻找，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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