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族经济法述论 清代民族经济法述论 清代民族经济法述论
有清一代的法制，既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法制的集大成者和总结者，也是中国近现代法制
的开启者和传承者。与前朝法制资料失散、匮缺之状况相比，清代法制资料浩瀚如海，“史料
详备，脉络清晰，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圭臬” 清代民族经济法，
入关前的民族经济法
以入关前作为时间界限的意义在于：其一，统一的全国政权未建立，但已经制定了一系
列促进满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这些法律是清代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纳入少数民族中
央政权民族经济法的范畴予以论证。其二，这些法律主要适用于本民族，尽管它体现在对其他
民族的经济关系方面。这一时期的民族经济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经济发展法
满族统治者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深谙经济发展是立国之根本。为此，早在努尔哈赤时
代，就十分重视用法律手段保护新生的经济关系，促进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面的法律
规范之总和，就是经济发展法。法律规定，“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官牛录章京，小拨
什库等俱治罪”。禁止王公贵族“扰害人民，蹂践田园，伤残牲畜” ;禁止随意宰杀牛马骡驴，
以保护农业生产力。实行按丁分配国有土地的制度，“每丁给田五日，一家衣食，凡百差徭，
皆从此出” 。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实行纳粟赎罪制度。“获罪之人，无银纳赎，愿输粮者，
准依时价算收。有余粮愿助者，量给奖赏。愿卖者许其自粜” 。这些法律规定，对保障农业
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当然，它们也是社会大变动的产物，它表明和记载着封建经济关系的要
求 。
〈2〉经济贸易法
后金政权为了规制日益发展的商业经济贸易，规定了一系列经济贸易法。在市场管理方
面，下令开店的诸申和尼基，要把店主的姓名刻在石头或木头上，立在店前，否则，将予以治
罪。同时，禁止“行商”游走，扰乱秩序。为此谕令户部：“自今以后，若别旗地方贸易及街
市往来贸易等人有为盗者，昔令本主连坐。既为贸易之主，即有约束之责，……自八家以下，
满州、蒙古、汉人官员人等，各令家中闲散人俱归屯居住，牛录章京及家长各严加稽察。” 在
贸易价格和税收方面，命令给各种贸易物品定价，对于蒙古人贩的牲畜，皮毛、布匹的价格，
规定违背价格，多给的钱不能私收，否则，将没收多给的部分，并给当事人定罪处罚。表明后
金政权加强了对贸易活动的干预。同时，对于市场上贸易的对象，抽取税收，并规定了严格的
处罚 。
总之，入关之前实施经济法律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为清入关
统一全国起到了一定作用。
统一稳定期间的民族经济法
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840年鸦片战争，为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时期，王朝在全
国建立了统一的法制，其民族经济立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立法数量上看，许多重要法典和单行法中都包含有民族经济法规范。清朝统一全国以来，
十分重视用统一的法制来实施专制统治。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
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 ，反映在法制上，普遍适用的法律如《大清律例》
之户律、刑律，《康熙令典》中关于贡赋、钱币之规定，《钦定户部漕运全书》等法律中，均有
关于民族经济法之规定。反映了清王朝努力推进统一法制之努力。清王朝还制定了许多专门的
民族法，这些民族法针对不同的少数民族作出法律规制，内容详备，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
民族经济法范畴。《蒙古律例》主要适用于蒙古族居住的地区，其中的“户口差徭门”对差役
徭役和户口管理作出规定，“朝贡门”有关于朝贡的事项，“边境卡哨门”对贸易往来作出规定。
《理藩院则例》以《蒙古律例》为基础修订而成，其中有关于户口管理、地亩、仓储、征赋、
朝觐、贡输等民族经济法内容，而且将其由原来的仅适用于蒙古地区的蒙古族扩大到适用于西
藏、青海地区的蒙古族以及藏族，这也反映出清王朝在千差万别的客观条件下追求法制统一的
决心，实属难得。《回疆则例》继承了清初确认的“伯克”制度，对回疆地区的度量衡、货币、
贸易和赋税、差役作了专门规定。另外，《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和《苗例》中均包含大量的民
族经济法规定。从内容看，以经济发展法、赋税法和经济贸易法为主。
清初，为了保护“国家肇兴之地”──东北，清王朝颁布了一系列封禁令，禁止汉族人进
入东北垦殖。但对蒙古地区，则极力发展农业生产，清圣祖谕曰：“朕巡幸所经，贝教汉及奈
曼诸部田土甚嘉，百谷可种……其向种谷之地不可牧马，未曾恳耕者，今教汉、奈曼蒙古捕鱼
为业者众，教之以引水灌田，彼亦易从” 。由于“教彼耕种，亦甚紧要” ，于是派人教蒙
古人从事农业生产。其实，清兵南征后，迫使大批汉民逃往蒙古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一些蒙古王公，也招募汉族农民开垦种植，收取地租，使蒙古地区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
而清王朝的发展农业经济之法律，顺应了这种客观要求。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颁行《试
垦章程》，说明法律在保障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日渐重要，清王朝也更加重视对经济法手段的
适用。在赋税方面，清王朝对落后贫困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减免赋税和赈济制度。康熙二
十二年(1683年)，谕户部曰：“黔省为滇南孔道，地瘠民贫 ……所有本年秋冬及来年春夏应
征地丁正项钱粮
阳名强
(新疆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向来治文字学者必治《说文》，而治《说文》者，则离不开对《段注》的研究。《段注》作为中国语言文学史上的一部巨著，后人对它的研究几与《说文》分庭抗礼。而其中对《段注》一书进行总的述论是其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完成对《段注》研究的一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说文解字注》;校勘;阐明;贯通;系联;推阐
中图分类号：H0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8-0192-04 清代“说文学”成就大者有4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桂馥《说文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四大家之中，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重于形，桂馥《说文义证》偏于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恻重于声，其中尤以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成就最大(以下称《段注》)。《段注》形、音、义三者并重，以文字学而兼音韵、训诂之学。它不仅堪称“说文学”之经典，亦可称为音韵学、训诂学之要着，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巨著。
《段注》凡30卷。据段玉裁之所以注《说文》，他在“庶有达者理而董之”下自述，是因为“向来治《说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不得许氏要领。”[1]为了注解《说文》，段玉裁于乾隆四十一年开始编撰长篇《说文解字读》(540卷)，至乾隆五十九年告成，历时19载。段氏继而以《说文解字读》为基础，加工精炼，又历时13载，于嘉庆十二终于完成伟大之作《说文解字注》。
《段注》代表乾嘉学派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其书一问世，在学术界很快赢得崇高声誉，被公认为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王念孙《段注·王序》云：“吾友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尝为《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因是为《说文注》，形声读若一以十七部之远近分合求之，而声音之道大明。于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而引经与经本异者，不以本字废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诸经义，例以本书，若合符节，而训诂之道大明。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无此作矣。”[2]以上单从王氏对段书的评价，可知《段注》在当今学术界的影响和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一、进一步校勘《说文》，恢复《说文》的本来面目 《说文》传世后，屡经改易，特别是唐代李阳冰窜改，颇失其真，后虽经二徐等人整理校订，许氏原书亦不复原貌。段氏运用考据学、校勘学的方法，对《说文》作了大量增删改订，其中多有发明，有其独特的见解，这是段氏注《说文》的主要成就，同时也是评定段氏对《说文》功过的关键。据余行达《说文段注研究》一书统计，《段注》中总共“改篆九十文，増篆二十四文，删篆二十一文”[3]。周祖谟《问学集》中《论段氏说文解字注》一文统计段氏对《说文》的校订为“改篆文九十二，删篆文十九，増篆二十二”[4]。蒋冀骋在《<说文段注>改篆简论》一文中统计段氏对《说文》的校订为“改篆一百一十八，增篆二十四，删篆二十一”[5]。如今传大徐本《说文》“上”字作“丄”，段注：“古文作二，故帝下、旁下、示下皆云丄，各本误以为丄为古文，则不得不改篆文之上为上，而用上为部首，使下文从二之字皆无所统，示次于二之恉亦晦矣。今正丄为
二、上为丄，观者勿疑怪可也。”[6]此为段氏改篆之例。把古文“丄”改作“二”，所列古文形体正与甲骨文、金文写法暗合。删篆上，如今传二徐本“榣”篆下有“樛、朻”二篆，《说文》：“榣，树动也，从木 声。朻，高木下曲也，从木丩，丩亦声。”在“朻”下段注云：“此《韵会》所据小徐本也。今二徐本皆分‘樛’‘朻’为二篆，‘樛’训‘下曲’，‘朻’训‘高木’，乃张次立以铉改锴而然，《尔雅》作‘朻’，《毛传》曰：‘木下曲曰樛。’下曲即下句也。‘樛’即‘朻’也，一字而形声不同。许则从丩声者，容许《毛诗》当日亦作‘朻’也。《玉篇》分引《诗》、《尔雅》，而云二同，甚为明皙。丩者，相纠缭也。凡高木下句，垂枝必相纠缭，故曰从木、丩，丩亦声。”段删“樛”篆，改“朻”篆之训为“高木下曲也。从木、丩，丩亦声。”[7]增篆上，如二徐本均无“第”篆，段则于竹部最末补入“第”篆，训为：“次也。从竹弟。”注云：“此见《毛诗正义》卷一之一引《说文》，其在第部抑竹部今不可知，要孔冲远所据有此篆无疑。俗省弟作第耳。”[8] 另外段书在改补《说文》说解上，段氏亦作了大量的工作。如今大徐本有云“唬，啼声也。”段注：“锴本不误，铉本改为‘啼声’，误甚。自‘吠’篆以下，皆言鸟兽矣。《通俗文》曰：‘虎声谓之哮。’唬当读呼去声，亦读如罅字。从虎口，虎亦声。”[9]《说文·矢部》：“短，有所长短，以矢为正，从矢豆声。”[10]段注：“有所长短，以矢为正，从矢。按此上当补‘不长也’三字乃合。‘有所长短，以矢为正’说‘从矢’之意也。”[11]等等。
段注对篆文的改易历来被人所垢病，于是段氏被戴上了“鲁莽”的帽子，徐承庆甚至斥之为“破坏形体”。段氏之病在于有时自信过度，流于武断。说他“武断”，可能是段氏好谈本字本义而改动说解而引起的。如许慎析“末”字为“从木，一在其上”，段氏改篆文作“从木从丄”。然按六书分析，我们知“末”为指事字，不是会意字，此段氏之改未免武断。段氏由于未曾见甲文、金文等古老文字，故在刊正篆文上就有时失之鲁莽。但一一审之，除了那些由于受时代学术水平的局限而造成的失误外，其他大多是精准的。他没有见过甲文、金文，但有些校订竟与古文字暗合，这不能不令人叹服。可以说段氏之功大于过，其成就是主要的。
二、阐明《说文》义例
前人编撰字书，未能像今人那样说明字书义例，以便使用者循其义例去查考有关内容。而许慎著《说文》，书中暗含许多义例，然许氏对自己所著之书没有做过细致说明，书中只是简略地说到其体例。如《说文·前叙》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12]《说文·后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13]正因为许慎说的很简括，后来学者在这方面多有发现，其中尤以段氏对《说文》中的义例，融会贯通，详于注中而多有发明。如《段注》“欲”下曰：“《说文》经后人妄窜，盖不可数计，独其义例精密，迄今将两千年，犹可推寻，以复其旧。”[14]段氏阐明《说文》义例，为王筠所推重。王筠《说文句读·序》曰：“苟非段玉裁力辟榛芜，与许君一相心印，天下安知所谓《说文》哉!”诚如段书“一”部末：“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颜氏家训》所谓“隐括有条例”也。“上”部“上”：“凡《说文》一书，以小篆为质，必先举小篆，后言古文作某。此独先举古文，后言古文作某，变例也。以其属皆从古文上，不从小篆上，故出变例而别白言之。”[15]《说文释例·自序》曰：“段书体大思精，所为通例，前人所未知。”[16]前人说解《说文》，多是从六书而论，而对隐含于全书之例极少涉猎，因而未能很好理解许书大例。段氏亦云：“自有说文以来，世世不废，而不融会其全书者，仅同耳食，强为注解者，往往眯目而道白黑。”[17]段氏之发明义例，也影响到近代的学者。如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曰：“段氏之注，于许书条例多所发明。读段书者玩索求之，其例自见，至有益于文字学。惟其散见于全书内，读者每忽略。”[18] 通观段书，段氏对《说文》义例的阐发是先从部首开始的，再依次发明其它。正如段氏在“一部末”下所说“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先通过形旁的关系来进行部首排列，然后在形旁相近的基础上，对每部中字的排列则依“以义之相引为次”，通过意义的关系来进行排列。同时在说解方式上，段氏于“一”部下曾云：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再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成一篆。
三、以《说文》贯通群书，据群书训诂解释许说
许慎博学多闻，他写《说文》就贯通了群书，尤其是经部方面的书，常常引用来说明文字的形体、意义、读音。如许慎《说文·叙》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19]作为古文学派经学大师的许慎讲解文字是非常重视经学的贯通，这固然是受当时小学依附于经学地位的影响。许书训释大都根据经籍训诂而来，要疏证许说，必须对古书有根柢。诚如《说文叙·段注》中“犹复深惟五经之妙”下所云：“六经者，古古相传之说也。”[20]“六艺群书之诂”下云：“六艺足以摄群书，必兼言群书者，容有不见六艺而见群书者也。”[21]章太炎《国故论衡·小学说略》云：“段氏为《说文注》，与桂馥、王筠并列，量其殊胜，固非二家所逮。何者?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此段氏独以为桀。”[22]以上可知，段氏注《说文》所引用的材料极为广泛，采用的方法是授引经传子史，融会贯通全书，以许解许，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双重手段来贯通全书。 段书的贡献除了贯通群书，还以《说文》校释群书。如余行达先生曰：“学术界只知王念孙《读书杂志》、卢文弨《群书拾补》等的嘉惠士林，其实段书所校释的群书，比王、卢的范围更广泛，又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采用。如段书在‘潧’篆下说陆德明《释文·诗·郑风》‘泛’是‘汍’之误字，阮元《释文校勘记》、卢文弨《释文考正》、陈奂《诗毛传疏》、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李富孙《诗经异文释》、陈乔纵《鲁诗遗说考》及《诗经四家异文考》、法伟堂《释文校语録》、本师赵少咸《经典诗文集说附笺》等，并采用无异辞。”[23]余氏所言极是，段书中对群书的校释较多，详于注中。如段氏于“谇”下注云：“今《国语》《毛诗》《尔雅》及他书‘谇’皆讹‘讯’，皆由转写形近而误。”[24]“楫”下注云：“各本作舟摧也。许无擢字。《手部》曰：‘摧，引也。’揖所以引舟而行，故亦谓之擢。毛《卫风》传曰：‘揖，所以擢舟也。’此许所本，今据以正。今《毛诗》擢讹櫂，浅人所改也。《方言》曰：‘揖谓之挠，或谓之櫂’，櫂亦擢之讹也。”[25]等等。
四、以音韵为骨干，系联文字之形、音、义
《说文》是很古的一部字书，其中保留了很多古字、古音、故义。但《说文》是形书，段氏为许书作注，并不只着眼于形，就字论字，而力求用语言学的观点分析文字的形、音、义。他认为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是相互关联的，要研究《说文》，必三者互求，以音韵为骨干进行训诂。段玉裁《广雅疏证·段序》曰：“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今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26]如《段注》“鏓”下曰：“囱者多孔，蔥者空中，聪者耳顺，义皆相类。凡字之义必得诸字之声者如此。”[27]如《说文》“衣”部下“一曰盛服”《段注》“盛服”下注曰：“ ，本训稠发，凡 声字多为浓重。”[28]书中这种阐发声义关系的例字是很多的，在此不一一列举。
综观段书，段氏作注并非简单地就形论字，而是运用语言学的系统观、历史观，互求文字之形、音、义。他继承和发扬了戴震因声求义的方法，将训诂建立在音韵的基础之上，将宋人发明的“右文说”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五、推阐发明《说文》义训
古书所用的字互有不同，或字同而义异，或字异而义同。与《说文》比较，又有同有异。段氏认为《说文》所作为本字本义，而古书则有假借，义有引申，所以与《说文》不同，要了解古书的文字训诂，必须了解《说文》。此为段氏之误，其实《说文》说解除用本字外，有古字、古今通用字，又有不少异体字。关于段氏对《说文》中两字并释和一字一训的往往用同义词或反义词给出义训。如《段注》“差”下曰：“左不相值也者，左之而不相当则差矣，今俗语所谓左也。”[29]从训释中可以看出，“左”与“差”同义，“值”与“左”反义。同时《说文》释义是专释本义，段氏则兼顾发明引申义、假借义区别本义。《段注》“经”下曰：“盖非用其字之本义，即用其字之引申之义。”[30]又“镐”下云：“武王都，在长安西上林苑中，字亦如此。”《段注》曰：“此于例不当载而特详之者，说假借之例也。土部堋下引《春秋传》矣，而又曰《虞书》‘堋淫’于家亦如是，谓《书》‘堋淫’亦如此作也。武王都镐本无正字，偶用镐字为之耳。一本有其字之假借，一本无其字之假借也。镐京或书鄗乃浅人所为，不知汉常山有鄗县。”[31]江沅《段注·后序》云：“沅谓世之名许氏之学者多矣，究其所得，未有过于先生者也。许氏着书之例以及所以作书之旨，皆详于先生所作注中，„„许书之要，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先生发明许书之要，在善推许书每字之本义者也。本义明而后余义明，引申之义亦明，假借之义亦明。形以经之，声以纬之。凡引古以证者，于本义，于余义，于引申，于假借，于形，于声，各指所之，罔不就理。菿、谥毕见。形、声、义三者皆得其杂而不越之故焉。悬是书以为旳，而许氏着书之心以明，经史百家之文字亦无不由此以明。”[32] 段氏《说文解字注》在文字学以及在训诂学上的成就而论，是其同时代著作之巨擘。《段注》行世以后，即受到“说文学”界高度的重视，成为“说文学”家们必研究的对象。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也并非无可挑剔。段氏的毛病除了一般的封建观点外，在于自信过甚，因而不免武断。并且《段注》成书之时，段氏已过70，这时精力已衰，而对于校雠之事，也实属于他的门下，他们往往不能参检本书，因而难免会出现错误。《段注》的缺陷，主要是武断地增删改动篆文和说解。王筠《说文释例·序》曰：“段氏书体大思精，所谓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断支离，时或不免，时则蔽也。”[33]因此，对《段注》进行订补、匡谬、注笺、考证一类性质的著述便应用而生。如钮树玉《说文段注订》、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冯桂芬《说文解字段注考证》、马寿龄《说文段注撰要》、徐承庆《说文解字匡谬》等较具价值。段氏之书成为许学研究的一宗重大系属，几与《说文》分庭抗礼。 其中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肯定了《段注》的旁征博引和对《说文》的深刻注解，同时从6个方面指出《段注》与许书的违拗之处，有理有据。钮氏之订大多正确，比较客观地评价了段书的得失。引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曰其订段之弊有六：“一曰许书解字，大都本诸经籍之最先者，段氏自立条例，以为必用本字。二曰古无韵书，段书创十七部，以绳九千余文。三曰六书转注，本在同部，故云建类一首，段氏以为诸字音恉略同，义可互受。四曰凡引证之文，当同本文，段氏或别易一字，以为引经会意。五曰字者言孳乳而浸多，段氏以音义相同，及诸书失引者，輙疑为浅人所增。六曰陆氏《释文》、孔氏《正义》，所引《说文》多误，《韵会》虽本《系传》，而自有增改，段氏则一一笃信。”[34]等等，其它在这里就不加以论述。
总的来说，《段注》虽有这样或那样的的缺点，但毕竟小瑕不掩大瑜。诚如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曰：“段玉裁用考据学、校勘学之方法，以治文字学，其成功尤巨，即《说文解字注》是也。段氏之注，称之者谓为博大精深，议之者谓为过于武断。段氏之征引审订，诚不愧博大精深之目。其果于改增删，亦不免有武断之弊。然莫友芝所得唐写本《说文·木部》，与今本颇有异同。以与段注相校，凡段氏所改订增删者，或多与之相合。足征段氏诸侯改订增删，亦必几经审慎，故能冥合古初，非轻心出之也。平心而论，自成一家之学，皆不免稍有武断，要其武断之处，仍不害其博大精深，斯为佳作耳。”[35]胡氏又曰：“段氏之书，为研究文字学之人，所公认为博且精者。惟吾人以客观的眼光述文字学史，断不容稍有成见，为一家之说所囿。吾人尊崇段氏之书，而反对段氏之论，尤宜平心静读，以见学问之真。所以自段氏以后之著作，无论其“匡段”、“订段”、“补段”、“申段”、“笺段”，皆文字学史上所当记述。俾学者愈以见段氏之书，在文字学上之重要，且因此对于段氏文字学之认识，愈加深刻。„„皆关于段注之检讨，学者合而观之，纯以客观之眼光，为学术之研究，对于段氏之文字学，其认识当更深刻也。
2014-07-01来源： 杜鸿林 王其辉
西方学界特别是政治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和理论保持着持久不衰的热度,出版发表的论著文章甚多。由于西方学者的政治立场、学术派别、理论操守的差异,他们对我党执政的事实、执政的绩效、执政的挑战、执政的前景等作出了迥异多样的研析和阐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就有着尖锐的对立分歧。
一、关于中共执政理念
执政理念是执政文化的核心。在中共执政理念问题上一些西方学者达成若干基本共识。
务实治国理念。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PeryLink)教授、季北慈(BatesGil)教授认为,由于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具备务实的态度,因而相对来说,这个执政党是比较成功的;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也曾论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正逐步从‘转型、巩固’,进入‘适应的阶段’。从而表现出了实用主义逐步取代意识形态的特征”[1]。新加坡学者林住君认为,贯穿中国走特色之路的精神,其实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响亮的口号覆盖了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又可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
持久发展经济理念。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江泽民所做的政治报告将为十六大后更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即中国将继续以“经济工作、经济建设”为重点,通过经济成就来巩固社会和政局的稳定与繁荣。西方学者把这条路线概括为“政治渐变,经济优先”。林培瑞教授、季北慈教授等认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从中国民众的支持度上得到了证明,而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公众支持的关键。中国执政党通过成功地推进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大卫•沙姆鲍尔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60年里表现得相当不错。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振兴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民意的支持,证明了它的合法性,很好地保护了国家利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民主建政理念。海外学者认为,增强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的有效方式。中国共产党正在加强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通过改革行政管理体制,逐步从统治向治理转型。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1]。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社会学家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ighi),在他2007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分析,认为: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一个契机,一个摆脱迄今为止的、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契机。
科学发展理念。针对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充分考虑到本民族的传统因素的基础之上,基于对传统、现实和未来的前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思路。采取这一执政思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将以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的目标为己任。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强调的是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的阶层性,如果说“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那么“北京共识”的目标,则是要帮助更多的普通人,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此外,在看待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与意义方面,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二、关于中共执政的“主义”之分
“新权威主义”论。1986年美国学者邹谠(Tang Tsou)发表文章,用“集权主义”来概括当代中国的改革思路;凯尼思•莱布丝尔(KennethLieberhal)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t用“分化的权威主义”来形容中国的政治观念;爱德温•A.温克勒(Edwin A.Winckler)提出了“柔性权威主义”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学者冈部达味、毛理和子通过对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比较,认为邓小平时代是走向新权威主义的过程;伊利沙白•J.皮埃尔从政权控制、市民社会、国际化等方面对中国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新权威主义做了考察,认为1992年是中国全面试验新权威主义的一年。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学者郭苏建(Sujian Guo)出版了《后毛时代的中国:从极权主义到权威主义?》一书,认为后毛时代以来的中国是走向权威主义统治的过程。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发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21世纪的挑战》一文,
对中国新权威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
“中国式联邦主义”论。1995年,冈比瑞纳莫尼提洛那(Gabriela Montinola)等人在《世界政治》上发表论文,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中国式联邦主义的路子。有人针对苏珊•舍克(Susan Shirk)的“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是中国后毛时代改革的特征”这一观点,认为中国自后毛时代以来,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事实联邦主义。并且认为,这种事实联邦主义在邓小平的中国已普遍流行,但其重要性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它在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新保守主义”论。美国学者约瑟夫•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邓主义时代在中国即将结束的意义不限于邓小平即将去世的前景;从那时起,一个不确定的转折期伴随旧保守性改革派力量的加强而出现,并且逐渐被新的和更复杂的关于怎样保持改革的成果同时指导市场化过程的张力所取代。派伊(Lucian W.Pye)也坚持新保守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毛的中国的本质显然是意识形态的统治,邓的中国以实用主义为特征,但要找出几个词来描述江泽民的中国很不容易。有很多矛盾的趋向,很难说哪些是具有历史性的,哪些是暂时的。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及自身政策行动、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变化,保住执政权力”
说法一:“否定说”,即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将会失去政权。1996年,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亨利•S.罗文(Henry S.Rowen)认为,中国到2015年将会实行民主化[2](p.61);“中国崩溃论”的吹嘘者、美国华裔学者章家敦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会在2010年被推翻[3]。
说法二:“肯定说”,即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改革,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增强政党-国家体制(Party-state)的适应性,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经历了“转型”和“巩固”阶段,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中国的一党领导体制有五个特征:第一,意识形态作用减弱;第二,新兴社会力量出现;第三,新政治精英出现;第四,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第五,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海贝勒从这些特征出发进而断定: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并非一个同质的(Homogeneous)实体,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1]。
说法三:“成因说”,即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直是成功者和胜利者,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适应和主动创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阿列克谢•舍甫琴柯(Alex-ei Shevchenko)认为,中国共产党面向市场作出了“创意性导向”的适应逻辑[4];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员金山爱(Maria Edin)认为:“人们错误地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旧时代的残余,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而失去权力。相反,中国共产党正在使用市场力量来重造自身,已经证明了自己比人们所称赞的更富有创新精神。”[5]布鲁斯•迪克逊认为,中国共产党变得比以前 “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例如改造和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发展“先进生产力 ”的分子入党,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行竞争性的选举等[6]。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挑战与执政合法性
合法性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流行范畴。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转变: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或领袖的个人魅力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逐步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有的西方学者则认为,正是在这三个合法性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面临着如下挑战: 挑战一:由于缺乏来源于民主选举所赋予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只能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的福利,以便获取人民的支持。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难以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严重恶化了中国的环境,并且带来了失业和不平等等严重问题。
挑战二: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加剧了社会紧张和冲突,必将在中国政治中产生新的紧张和力量。美国学者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认为,“到21世纪初,社会的不安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日常特征”[7]。因此,中国面临着“重大的社会管制危机 ”,并且 “政府的失灵是矛盾变成对抗性和危险的矛盾 ”[8]。
挑战三:西方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改革开放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必将培养和宣传自
己的民族主义性质。此外,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的教训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把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因素[9](p.153)。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 ”,并不是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长久之道,因为民族主义情绪很有可能会转向中国共产党自身[9](pp.12-13)。
挑战四:尽管从腐败产生之日中国就发动了反腐败斗争,但是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难以阻止腐败的发生。腐败问题是中国改革的“致命弱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因为它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合法性危机[10](pp.330-336)。
通过对以上“挑战”的分析,有些西方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第三次“合法性危机”,必须再次进行“合法性”转型。傅士卓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持续的增长,而是取决于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取决于正式程序规则和使民众形成正义感[11]。
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按照西方的合法性理论,从中国共产党的民众支持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合法性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薄智跃认为,按照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专家意见”来评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错误的做法,因为他们不可能判断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权统治。要评估任何一个政权合法性,必须看被统治者对该政权的接受程度如何。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合法性危机。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承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12]。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在苏东剧变乃至更早的时间,中国 “政党-国家体制 ”的演变是一种“收缩(Atro-phy)”和“调适”(Adaptation)的双重过程。虽然, “政党-国家体制”的收缩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使中国共产党也面临许多紧迫的挑战,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措施来稳定乃至扭转了“萎缩”。这些政治改革表明,中国的一党制国家能够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来重新合法化自身,而且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紧张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尖锐的威胁。不像西方许多学者和记者所认为的那样“太小、太迟”,而是“相当有效地应对了许多挑战 „„从而维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13](p.9)。
五、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前景
研究中国政治的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政治民主都颇感兴趣,他们围绕中国政治民主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关系来研究中国政治的变化和前景,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非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自由民主转型”。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认定中国目前尚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则是民主转型。但就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问题,西方学者们产生了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将通过暴力、激进的路径走向民主;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将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走向民主。总的来说,他们都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表示乐观,认为经济增长、新兴的公民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国际权力的制度化和去政治化、国际压力、具有远见的领导人和选举的遗产,将会帮助中国产生一种新的民主制度,“2020年将是中国民主化的‘最早’期限”[14](p.7)。
观点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非自由主义民主”。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中国当前的政治正处于转型之中,不论是陷入崩溃或混乱,还是通过和平的转型,终归都要走向民主。因此,一些西方学者从理论上讨论中国走向非自由主义民主(Iliberal Democracy)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因而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就不是中国的民主。就中国未来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政体而言,它可能是“政党-国家民主”(Party-stateDemocracy)、“合宜的民主集中制”(Decent Democratic Centralism)或者“法治的宪政”(Rule of Law Constitutionalism)[15]。
观点三:“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将会继续执政”。不论是那些认为中国通过崩溃走向民主的西方学者,还是那些认为将会出现和平的民主转型的学者,他们实际上都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难以维持下去的看法。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不予赞同。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应对和适应了这些挑战,完全能够继续执政下去,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会发生诸如崩溃或民主化之类的重大变化。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将像经济改革一样,也是渐进性的。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兼收并蓄型国家”(Eclectic State)[13](pp.179-181)。
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转型的探讨,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想话语和认识维度,有助于我们突破自身的视域盲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党情国情的认识。中西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差异,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掌握不同文化视野下的认知逻辑,以便有效地构建自身的有力的话语系统,进而积极有效地应对西方学者所持的种种偏见。实际上,一些西方学者诸多刺眼的过头的乃至怀有恶意的表达,对我们是难得的
警醒。没有对立面的存在,只有一致的赞美,这对于我们党始终为民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长期执政才是可怕之极的。
参考文献: [1][德]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5). [2]Henry S.Rowen.The Short March:China ’s Road toDemocracy[J].The National Interest,1996,[45]. [3]Gordon G.Chang.The Coming Colapse of China[M].New York:Random House,2001. [4]Alexei Shevchenko.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the CCPand the Traject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China[J].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2004,(37-2). [5]Maria Edin.Rem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The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J].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3,(1-1). [6]Bruce j.Dickson.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rategies of Survival and Prospects forChange[C]//Chaeho Chong.Charting China ’s Fu-ture:Political,Social,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Lanham:Rowman &Litledfield,2006. [7]Thomas Bernstein.Unrest in Rural China:A 2003As-ses ment[EB/OL].htp://repositories.cdlib.Org/csd/04-13/[August 1,2004.] [8]Muray Scot Tanner.China Rethinks Unrest[J].TheWashington Quarterly,2004,(27-3). [9]Robert Weatherley.Politics in China Since 1949: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 Rule[M].New York:Rout-ledge,2006. [10]Tony saich.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M].London and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an,2004. [11]Joseph Fewsmith.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J].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2,(25-4). [12]Bo Zhiyue.China ’s Model of Democra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2010,(1-1). [13]David Shambaugh.China ’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ion[M].Washington:Woodrow WilsonCenter Pres ,2008. [14]Lary Diamond,Bruce Giley.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Comparisons with Taiwan[M].Boulder &London:Lynne Riener,2008. [15]Brantly Womack.Democracy and the Governing Par-ty: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ChinesePolitical Science,2005,(10-1).
(杜鸿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文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其辉,河南信阳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 (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