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南海争端的战略传播必要性及定位分析
在信息时代，战略沟通与传播极为重要，影响时局的不仅是军事行动的胜负，还有新闻报道场域的较量。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国家军事、外交、安全、经济等战略部署的同时，配合精制、系统、长效的“战略传播”，不失为明智之举。
一、基于南海争端战略传播的背景与重要意义
中国南海问题持续引起国际关注。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不容乐观。当今国际博弈是场“总体战”，是国家力量在自然空间、技术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总体对决。所以，左右世界客观认知，争取人心向背的国际“战略传播”，决不能缺席。在信息时代，战略沟通与传播极为重要，影响时局的不仅是军事行动的胜负，还有新闻报道场域的较量。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国家军事、外交、安全、经济等战略部署的同时，配合精制、系统、长效的“战略传播”，不失为明智之举。
将“战略传播”的理论，放在特定的南海争议背景之下，与实践相结合，针对性强，易于突破；为国家南海战略，提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和战略传播路径；也将进一步推动、深化、完善“战略传播”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经验。用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的话来说，“解决南海问题需要超越南海的战略思维。和平年代，任何一种争端，靠武力都是很难抉择的。必须要用超越南海的战略视野和战略思维来处理这个问题，在两难之中寻求战略平衡。”约瑟夫·奈说：“军事力量固然重要，但是力量的面貌不限于一端，柔性力量也绝非软弱。”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瑞奇也认为：“真正的关键不在歼灭多少敌人，而是增加多少盟邦，这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
战略传播常用于预防并处置冲突与战争。战略传播主张整合一国所有的对外言行、政策和项目。战略传播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国家武器之一。2010年2月美国国防部向美国国会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战略传播报告，列举了战略传播的四大使命：提升美國的可信度与合法性、削弱对手的可信度与合法性、促使特定目标采取具体行动支持美国（或国际）目标、促使竞争者或对手采取（或不采取）特定行动。同类推借，战略传播对中国的价值也有四点：提升中国的可信度与合法性、削弱对手的可信度与合法性、促使目标采取具体行动支持中国、阻止竞争者（不）采取某些行动。从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即吸引力、认同感和号召力。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南海争议背景下，中国梦寐以求的国际战略目标。
因此，研究对于积极主动营造有利于我国南海争端解决的国际舆论氛围与环境，影响相关国家采取相应的支持、理解、合作的态度与行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长远来看，对于我国其他国际争议问题的战略传播，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基于南海争端战略传播理论的梳理与述评
英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军事领域的“战略传播”概念于2001年由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首先提出，目前在美国等北约国家已形成一定共识。2004年该委员会定义了战略传播，并于2004年、2008年发表了两份战略传播专题报告。此后，美国军方数次修改战略传播定义。直到今天，仍无被普遍认可的战略传播定义。但美军对战略传播本质、特性、作用的认识已大为深化，并已融入安全与外交思维及政策中，形成实际的影响力和战斗力。2006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签署了《美国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国家战略》，各军种也都颁布了自己的战略传播手册。2010年5月，美国总统办公室签发《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把“战略传播”列为美国国家实力之一，与国防、外交、情报等并列。
目前，我国对战略传播还知之甚少，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随着南海问题的国际关注，相关论著和论文也显得异常活跃。截止至2014年2月15日，在全球范围内，书名中明确含有“战略传播”的中文著作有6部，标题中明确含有“战略传播”的中文论文有20余篇。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影响力很大，为国际传播的战略思维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国内学者对于战略传播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视角和成果：一是，着眼于战略传播基本理论研究。主要以毕研韬、王金岭为代表，专门成立“国际战略传播学会”，著作《战略传播纲要》等专著，发表十余篇论文，对战略传播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建构。二是，基于战略传播价值思考与国家软实力研究。以吴飞、孟健等为代表，主张从传播视角进行战略思考，并建构对国家软实力模式。三是，以推介战略传播为主的相关理论与案例分析。解码美国战略传播，介绍美国军事战略传播源流、内涵、特点、前沿、趋势、体系及对中国启示的，主要代表有毕研韬、聂秀生、陈俊侠、吕翔、贾珍珍、石海明、于朝晖、张程远、李明富、付畅一、谢奕旭、李健、王建军等。张建中以央视非洲分台为例，分析了中国对非洲的媒体外交与战略传播。魏超，分析了拉美的声音：从战略传播视角看南方电视台的崛起。台湾学者洪陆训、陈中吉、莫大华、谢奕旭等提出，“廿一世纪西方的政治作战思维与运用：第四代战争与战略沟通”。四是，战略传播具体路径与实践研究。毕研韬，提出了战略传播中的媒体运用。徐方达、赵振祥，提出了战略传播环境设置效应。谭坚政、黄尔新、严兴平、张喜燕等，分析推介了美军心理战、互联网的运用，及美军战略传播的新型载体——社交媒体。方鹏程，分析了美军战略性传播的媒体运用。李智伟、楼榕娇，从资讯时代战略传播思维析论国军之新闻发布。姚中原，指出影响战略沟通的变量分析。
总体而言，战略传播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日益重视，并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尝试运用。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战略目标明确，系统性较好。国内相关研究，已经初步构建战略传播的基本思路，明确战略传播的国家战略目标，但是由于重视程度以及学科限制等因素，参与研究者大多停留在翻译、推介、梳理阶段，较注重宏观层面的论证，对中观、微观层面的问题研究不多，离成熟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具体指导实践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特别是，面对国际化趋势，明确针对南海问题的战略传播理论和系统实务操作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三、基于南海争端战略传播的必要性、定位与具体思路
通过战略传播理论文献、南海争端国家战略文献资料等搜集、整理和分析，对近两年美国及南海问题相关国家主要媒体报道进行调研，对国家间处理南海争端战略传播方式方法现状，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并组织了南海问题专家进行了专题座谈。笔者指出基于南海争端的战略传播必要性、研究方向及目标定位。
基于南海争端的战略传播必要性研究。一是分析国际环境新变化及其战略意义。包括全球战略格局演变；涉华战略态势分析及预测；我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二是南海问题复杂化与困难性。包括南海问题的梳理及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与战略意义；国家战略的现状分析与局限性；美国南海问题的话语优势，中国南海问题的被动现状。三是战略传播的重要意义。包括和平时代、信息社会，国际战场是没有硝烟的；观念、态度、话语权的争夺更加激烈；“任何个别国家恰好不是产生于自己的主权，而是产生于所有其他国家对领土国家世界秩序的确认以及在此范围内对该国家的承认。”（德国哈贝马斯）“全球化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英国米特尔曼）
基于南海争端的战略传播现状分析。一是我国关于南海争端战略传播所存问题及其原因、后果分析。包括实地调查与比较分析，准确评估战略传播现状、与国家战略要求不适应之处；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评价对于南海争端解决的意义与后果。二是其他卷入南海争端国家战略传播的现状及其原因、后果分析。包括跟踪、评估美国和东南亚及与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和地区传播动态、战略；关注战略传播最新动态；评估美军战略传播模型、预测其战略传播趋势。三是比较分析。包括论证传播战略的同异，总结经验与不足；对中国的战略影响。
基于南海爭端的战略传播目标定位。一是明确战略传播在我国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价值与定位。包括探索战略传播对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巨大价值，在“反介入”“反遏制”、维护海疆安全中的巨大作用；探索战略传播对于国家其它战略的配合关系；探索战略传播在国家战略中的恰当定位。二是明确我国在南海问题中战略传播的战略导向、战略要求。包括国家意图的层次构建；国家意志的战略表达；特定时期的价值主张。三是明确我国南海问题中战略传播的首要受众和潜在受众。包括与南海相关的国家、地区或组织，权衡利益关系。
战略传播研究目标在于：在理论层面上来说，目标是为我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国家战略提供一个全新的思维、视角、渠道——即完整的国际战略传播理论框架和运行机制。从实践意义来说，本研究要通过深入实证调研，分析南海问题的各方（卷入南海争端国家）国际传播战略，提出我国南海争端国际战略传播的必要性、现状及所存问题，进而设计我国针对南海问题的国际战略传播体系和实践模型，为国家战略提供崭新的对策和建议。最终获得国际认同感和号召力、配合其他国家战略、促成中国南海问题总体战略目标实现。从而有效维护我国国家利益、提升我国在美国和东南亚及国际上影响力。
具体而言，基于南海争端的战略传播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①论证战略传播的紧迫性。基于我国南海争端问题，对外实施有效战略传播，是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一项十分必要且紧迫的任务。目前，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和国际化，解决难度日益增大。现有解决南海问题的法律、武力、谈判等路径，任重道远。客观分析，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暂时处于优势话语地位，跟其一贯主张和实施国家战略传播直接相关。我国在南海问题上传播明显被动。和平时代、信息现代的国际争端，是综合战。因此，战略传播非但不能缺席，且当务之急是放在国家战略高度加以重视。
②明确战略传播的协同性。本研究的逻辑是，不能缺失或忽视战略传播，但是必须准确定位，即摆正战略传播在国家战略体系当中的恰当位置。准确地说，基于我国南海争端问题，对外实施有效的战略传播，是国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战略是并行不悖的协同作战关系。重视战略传播的目的不是削弱或抑制其他战略，而是在其他战略基础上，开辟一条全新的话语思维和价值表达路径，扮演“帮手”、“参与者”、“促进者”角色，以有效缓解国际压力、营造有利氛围，辅助并推进其他战略的有效实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我国在南海争端中日益被动局面。
③构建战略传播的系统性。对外传播，涉及国际事务，直指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具有非常大的文化差异性、政治敏感性和集体意志性。准确做法是从长计议，全盘考虑，系统规划。具体设想：一是前期谋划——组织保证，资源整合；信息搜集，研判形势；发现问题，战略定位；制定目标，议程计划。二是模型建构——主体意图针对性战略“意志”模型；世界媒体和传播渠道全方位立体式“联动”模型；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议程“设置”模型；传播受众多元化战略“渗透”模型；传播效果评估具体化指标“协达”模型。三是具体实施和效果评估。
④评估战略传播的有效性。构建预评估体系和指标，是实施战略传播科学有效性的重要保障。评估一个传播战略，是否有效，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传播内容的吸引力、传播特定环境制约、传播技巧的适宜、传播主体意图的满足、传播受众的反馈等多方因素综合考证。特别关键的是看执行过程中受众的反应、态度与行动，即顺应主体意图改变的程度。同时，为保证战略传播的长效机制，还应注意恪守一些国际原则、遵守一些国家规律，注重战略的动态调整与完善。再有，配合国家公关的柔性战略，主动传播国家形象，策划专题活动，创造有利话题，以争取国际受众的好感、理解与合作，配合战略传播预期目标的更好实现。
基于南海争端战略传播研究的具体思路：
以构建基于我国南海争端的国际战略传播模型为研究目标，首先从理论上阐述目前特殊时空境遇下，战略传播在国家战略中的必要性与其他战略的关联性；随后实证我国南海争端背景下，利益相关各方国家战略传播的实际做法与效果，指出我国战略传播方面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以及对南海权益维护的消极影响；然后通过系统分析与研究，明确南海争端语境下我国对外战略传播目标与首要受众；最后，构建能够产生有效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国际传播战略与实操模型。
分析南海争议背景下，全球战略态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力证战略传播对于我国国家战略的急迫与价值；实证美国传播战略与中国传播战略的比较与有效性；设计、评估我国适合南海争议的战略传播实战模型。换句话说，中国能否突破美国遏制，关键在于能否有效组合政府资源和非政府资源（智库、高校、企业、NGO、个人，等），能否高效组合运用軍事资源和非军事资源，能否有效组合公开作业和秘密作业。这是本课题组设计战略传播模式的基点。一是根据前期研究，分项战略传播模型建构。包括主体意图针对性战略“意志”模型；世界媒体和传播渠道全方位立体式“联动”模型；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议程“设置”模型；国际受众多元化战略“渗透”模型；传播效果评估具体化指标“协达”模型。二是论证模型的系统性、有效性。包括保证传播模型的系统性原则；长效机制；灵活调整。三是战略传播实施过程中配套措施及推进步骤等完善对策。
结论：将努力提高战略传播研究的系统性、实战性与前瞻性，力求有效推动我国对外战略思维变革。基于南海问题这个特殊的场域，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很多政治敏感话题，问题解决本身具有非常大的操作难度；出于国家战略的长远、综合考虑，传播战略必不可少，但传播战略也只是在有限的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作用；对于目前国内研究较少的战略传播，理论建构与论证基础相对薄弱；试图从理论突破和实战演练，双重层面设计我国南海对外战略传播模型，是一个大胆且全新的尝试。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14年规划课题（青年基金项目 编号14YJC860023）
参考文献：
（1）毕研韬，战略传播纲要，合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2）江红义，南海区域问题研究，合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
（3）毕研韬，战略传播初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4）毕研韬，战略传播中媒体的尴尬角色，《青年记者》2010（11）
（5）毕研韬，国际博弈中的“期望管理”，《环球管理》2010（3）
（6）毕研韬，美国“外宣”理念值得解剖，《环球管理》2010（9）。
（7）毕研韬，‘微博外交’值得中国探讨，《环球时报》2010（11）
（8）江红义，我国南海区域海洋管理：现状、困境与对策，《理论导刊》2013（10）
（9）江红义，关于南海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兼论海洋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点，《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4）（作者简介：王芳，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作者：王芳
【摘要】 南海争端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涉及争端各方冲突对峙的利益关系。南海域内国家利益冲突以及域外势力干涉使南海争端陷入僵局，中国于2014年率先提出“双轨思路”来积极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虽然在争端中的处境相对被动，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参与、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提升，中国将国际合作原则与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相结合并同步推进创新性“双轨思路”，利用二者的协同效应来处理南海问题，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是中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最新实践和制度创新。
【关键词】“双轨思路” 南海争端 国际合作 协同效应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23.002
“双轨思路”的背景
近年来，南海局势日趋紧张，争端持续发酵。尽管中国控制南海的法律和历史论据有更大的说服力，①但是在与其他南海争端当事方的冲突中十分被动：在双边层面上，一些南海争端当事方为攫取海洋利益，通过挑拨中国与东盟关系、单方提起国际仲裁等方式将南海争端复杂化、国际化；在多边层面上，一些南海域外国家以航行自由等借口介入南海争端，带来的后果是各方加强了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无疑给地区安全蒙上了阴影。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所谓南海争端主要指当事各方就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归属争端和以海洋划界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权益争端。②虽然中国就非法占据南沙岛礁、单边开发利用相关海域的自然资源等问题与相对方进行过谈判，但因重大利益的冲突而停滞不前。域外国家的介入危害了南海地区的整体利益，中国对此一再表达抗议，却没有得到东盟国家的预期支持。此外，围绕领土主权及海洋利益的争端正不断向政治、社会等维度延伸。主权和海洋利益争端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时比争端本身更容易导致冲突，③从而破坏国际关系。如2014年中越撞船事件，在政治维度上导致两国关系十分紧张；社会维度上，引发了越南国内大规模反华游行，最终演变为疯狂的暴力抢砸事件。因此，创新性的国际争端解决模式需要超出传统法律形式的范围，融入政治、社会的维度，④从而维护正常的国际关系。
不言而喻，目前处理南海争端面临这样的困境：南海声索国因缺乏合作而难以找到摆脱僵局的着力点；又因不能有效解决争端而导致合作关系受到损害，影响地区和平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于2014年率先提出“双轨思路”来积极处理南海问题。“双轨思路”包括两方面内容，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⑤
“双轨思路”的理论基础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双轨思路”虽然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却有着丰富的国际法依据。“双轨思路”所包含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众多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决议以及国际判例中都得到了强调。其中“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的要求正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体现。维护和平是国际法的基本目标，⑥“双轨思路”的提出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的尝试。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人们意识到和平对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意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于1945年对《联合国宪章》第2（3）条达成统一意见，该条款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第33（1）条规定：“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又如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当事各方应当“以和平手段解决领土及管辖权争端”，⑦宣言虽然不具有国际法约束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划出了各方行为不可逾越的和平底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分为政治方式（或外交方法）和法律方式。⑧政治方式包括谈判、磋商、调解、斡旋等；法律方式主要包括国际仲裁和司法解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有关争端各方做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承诺，根据主权平等之基础并依照自由选择方法之原则解决。⑨虽然各争端解决方式没有优先顺序，但谈判是处理国际争端最主要的方式，⑩能够充分尊重争端方的意志自由。谈判协商作为国际争端解决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以避免因违背当事方意愿而激化争端。
国际合作原则。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国际合作原则的重要性越发不可忽视。《联合国宪章》将“促成国际合作”明确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且多个条款涉及该原则。例如其中第1条规定，各国应促成合作，以解决国际问题。第11条规定，联大应考虑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合作之普遍原则。可见，国际合作原则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都有着相同的目的：维护和平安全的国际秩序。双轨思路提出的“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就是国际合作原则的体现。
就自然资源争端而言，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来阐明国家合作分享共同自然资源这一法律原则。?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条规定：“对于二国或二国以上所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各国应合作采用一种报道和事前协商的制度，以谋对此种资源作最适当的利用，而不损及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就海洋争端而言，国际合作原则得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有关划界的条款以及争端解决条款的确认。?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认为特别是在面临保证重叠区域完整性的问题时，相较于对重叠区域协议分割或平均分割，共同开发则更为妥当。?埃文森法官在其不同意见中认为：在油田位于分界线上或共同开发区域的情况下，将联合开采条款加入到协议中对于本案当事方来说是明智的选择。?当今的国际争端不仅限于法律维度，也会涉及政治、社会等维度的问题，?仅凭一国之力无法解决全部争端，需要当事各方开展国际合作。从目前南海局势来看，当事各方仍未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更多的是采取单边行为来处理南海争端，这也是导致南海局势恶化的重要原因。正如海洋法专家克莱因教授所强调，如果放弃国际合作，孤立对待与海洋划界相关的问题，从而进入强制性仲裁或裁决，当事方则会失去达成协议的机会。同时法庭或仲裁庭对此问题做出的裁判无疑会剥夺《公约》赋予当事方的权利。?还有学者指出南海是半闭海，根据《公约》第123条规定，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
“双轨思路”的内涵
“双轨思路”的内涵体现为：一方面，中国坚持领土、海洋争端由直接当事各方谈判协商来解决，不赞成其他国家特别是域外国家介入领土及海洋争端，或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裁判。作为域内大国，中国与其他直接当事方的谈判磋商并不会以大欺小，损害或牺牲域内其他争端方的安全利益，这体现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另一方面，中国与其他争端当事方同为南海周边国家，对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共同的国际义务与责任。履行共同的义务需要各方的相互合作，这是国际合作原则的体现。将国际合作原则与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相结合并同步推进，以此来处理南海问题，这是中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最新实践和制度创新。
“双轨思路”的两个轨道各有侧重，并不是同等重要的，而是以前轨即争端直接当事国谈判解决争端为主。2016年10月21日，中菲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双方重申维护及促进和平稳定、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和1982年《公约》在内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从声明内容来看，这不但是南海争端方对“双轨思路”的确认，也突出了争端直接当事国谈判解决争端在双轨中的主导性。
双轨思路的原理
“双轨思路”的协同效应。国际争端通常会给争端当事方的国际关系带来损害，如果未能以合理方式处理好有关重大利益的争端，则争端可能会影响到地区乃至世界利益。?国际争端解决对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涉及当事方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当事各方在解决国际争端的进程中往往会陷入僵局。如果当事方的国际关系相对紧张，无疑会使争端解决难上加难。国际社会的发展使国际成员彼此更加相互依存，各方可以通过寻找彼此潜在的共同利益来推动国际合作，并将国际合作作为化解国际争端的催化剂，帮助各方摆脱僵局。
可见，国际争端解决与国际合作相结合，会产生出1+1>2的协同效应。“双轨思路”作为二者的有机结合，体现出中国对解决国际争端思路的创新：以解决国际争端与建立国际合作关系并举、“双轨并行”的方式来推动南海争端的解决，从而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国际争端解决对国际合作的维护。国际合作通常建立在和平稳定的国际关系基础之上，而国际争端的产生则会威胁秩序的稳定，破坏原有的国际关系，影响争端各方的国际合作，甚至有导致武力冲突的危险。南海争端当事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样肩负着发展本国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任，南海局势的稳定对各方都是意义重大的。国际法通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促进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因此，中国应与其他当事方依靠国际争端解决来妥善处理南海问题，从而维护好彼此间合作关系。
国际争端解决方式本身要具有适用性，否则可能适得其反。如国际裁判等强制程序可能会将争端各方带入一个比较对立的局面，如果争端一方拒绝接受司法手段的裁判结果，将给后续的对话造成更多的困难，从而破坏双边谈判。在巴勒斯坦特许权案中，法官摩尔（Moore）对谈判的定义为：“国际法意义上的谈判是指政府通过法律和有序的行政程序行使它们无需争议的权力，调节与其它政府的关系，讨论、调整和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谈判具有当事方自愿、程序自由等特点，不会影响谈判各方的国际关系。纵观中国的外交史，很多对中国意义重大的问题以及历史遗留问题都是中国政府与有关各方通过直接谈判协商解决的。中国已同14个邻国中的12国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
谈判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前提往往是争端双方实力相当，从而可以在平等的条件下解决争端。否则在力量相对悬殊的争端方之间，政治方式很可能会导致争端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并导致最终的解决方案对某当事方不利。在领土争端中，中国并非倾向于武力，而是更青睐合作解决，展现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扩张主义。自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23个因与邻国或相向国在陆地或海洋上的领土争端引发的事件，在其中的17个争端中，中国做出了让步，且让步是十分大的。中国几乎没有在敌方行动前攫取领土，利用军事优势在谈判中给相对方施加压力也是十分罕见的。
国际合作积极影响国际争端解决。第一，国际合作有利于减少国际争端。研究表明，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各争端方就争端的解决与管控，与较少合作的各当事方的情况大不相同。争端解决建立在各方的真诚意愿之上，因此对立的政治观点、各方的互不信任、紧张的政治关系都会影响各方达成合意，甚至拒绝、反对或不予理会其他争端方从双边、区域或多边层面解决这些争端的尝试。这种情形的后果通常是争端双方中实力较强的国家会仅通过胁迫或武力的方式，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争端相对方；而实力较弱的国家则会制造声势，力图证明自身主张的合法性、正当性，来给实力较强的国家施压，从而获得国内、国际上的支持。很明显，这样的单边行为和对抗的态度不能解决争端，甚至可能导致争端的升级。
相反，如果争端各方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则很可能在争端产生初期就能加以管控或解决。例如荷兰与当时的联邦德国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因此两国搁置了埃姆斯河口区域归属的争议，于1962年缔结了《关于1960年合作安排埃姆斯—多拉德条约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搁置了划界问题，而是号召当事方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合作应对一切与勘探、开采自然资源相关的问题。中越两国因存在领土问题而国际关系紧张，曾在南海地区爆发过军事对抗，两国关系降到冰点。而随着国际合作的开展，于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地区的军事冲突随之大幅减少。可以预见，如果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完善的合作机制，将可以有效避免、管控或解决争端。
第二，国际合作对国际争端解决的推动作用。国际合作是两个或多个国际法主体的共同行动，涵义不只是“共存”或“协调”，而是各方积极地共同努力，致力于单独一方无法取得的目标。当国际争端解决无法取得进展时，当事各方可以尝试开展双边、多边合作，能够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利益契合点，为妥善处理争议创造良好氛围，从而推动争端的解决。例如一些案例中，若海洋划界争端不断破坏争端各方关系，当事各方则会通过区域内富有建设性的合作来保持彼此紧密的联系。如马来西亚在1979年12月公布了一份官方地图，单方面将本国大陆架边界划在共同开发区内，而后遭到新加坡抗议。此后，又因为泰国在决定建立共同开发区之前，已在合作开发区域向外国石油公司颁发许可证，马来西亚却并未有此类行动，而导致两国与外国石油公司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1989年8月，两国政府重新审议并确认了共同开发协议，之后签订了共同开发协定的执行协定。随着泰马共同开发区正式启动，两国争端得到了解决。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不论为生物或非生物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以及关于在该区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风力生产能等其他活动的主权权利。”因此单边开发争议区资源的行为会危害其他权利声索方的利益，这也是引发国际争端的一个诱因。由于争端各方就各自的立场互不妥协，一味地就争端进行谈判难以扭转国际争端的现状。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以国际合作取代单边行为。
《公约》赋予沿海国对大陆架、专属经济区资源的排他性权利（以及相关事项的管辖权），但在此区域内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当各方因这些权利的主张冲突时，各方应当合作解决。此外，各国还能够扩大合作，包括航行安全、海洋科学研究或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随着中国—东盟合作的深入，中国与东盟国家将建立更加紧密的国际关系，利益更加融合，相互依赖程度更深，而这正是打破南海问题谈判僵局的重要基础。
双轨思路的适用性分析
南海争端是当事各方间的问题，各当事方直接谈判更利于争端解决。国际社会或第三方介入争端的情形比较局限，只有在争端当事方同意或争端升级到威胁国际社会普遍和平安全的情况下，第三方或国际社会介入争端才是被允许或认可的。但现实中一些国家为挟制中国以攫取一己私利，单边提起国际仲裁，放弃当事各方直接解决争端的机会；拉拢域外势力介入争端，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局势，使南海争端不断扩大化、国际化。
首先，就国际司法机构作为第三方介入争端而言，有关国际条约均规定国际争端的裁判者应保持司法独立，即使这些裁判者也愿意如此践行，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实际上无法达到中立，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影响国际法院法官对国际法的解释。在许多国家和非政府机构看来，这些国际司法机构力主西方化的正义，缺乏法官的多元化，依然存在着偏见。例如，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的组成、对案件的受理、做出的裁决都受到了国际社会对其公正性、合法性的质疑，其实质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其次，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中国在南海地区一边独大，一些域内国家对于中国的国力存有忌惮顾虑，试图推动东盟抗衡中国来借力获益；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利用南海争端作为其推行“重返亚太”战略的支点，造成的是中美间的大国博弈；日本等国家更是趁乱搅浑南海局势，试图牵制中国，使自身在与中国就东海争端上占据主动。因而，国家作为第三方无论以何种方式介入南海争端，都难以避免地缘政治的消极影响。
因此，第三方的介入不仅很可能无法解决或管控争端，甚至可能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前美国国际法学会主席海洋划界领域专家基斯海特就曾指出，有时会有6%～7%的海洋划界争端是仲裁庭的协助达成协定的，而有93%～94%的划界案都是当事方自己解决的。可见当事方直接解决争端的积极效果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东盟的建立使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然而南海问题并不是中国同东盟间的问题，更不是与域外国家的争端，而是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菲律宾、越南等国试图将东盟作为与中国就南海争端谈判的相对方是不符合法理的，南海问题不宜国际化、多边化，只能使情况更糟，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大。
目前，中国在与其他当事方直接处理南海争端中取得了乐观的成绩。如2000年中越完成了北部湾划界，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争端，并积极探讨湾口外海域划界与共同开发，公平解决了位于南海北部的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同时就北部湾渔业合作做出了妥善的安排。中越之间就北部湾以外的海上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的原则共识，包括保持海上问题谈判机制，按照国际法寻求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积极研究和商谈共同开发问题，双方都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或扩大化的行动，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局势的稳定等。2014年，中国与文莱、马来西亚等国达成一致意见，就双边争端开展协商合作，共同解决南海争端。这体现出通过当事各方直接谈判可避免争端扩大化、国际化，这也符合其他争端当事方的意愿和利益。
南海争端具有政治性和法律性，政治方式更适合南海争端解决。根据国际争端的性质可以分为由政治利益冲突而引起的争端，即政治争端；以及由法律权利冲突而引起的冲突，即法律争端。由于“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争端在性质上往往根源于政治背景，它经常表现为当事国之间更为广泛的政治争端中的一个要素”。即一个复杂的国际争端往往既包含政治侧面，也包含法律侧面，因而南海争端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
虽然理论上所有的国际争端都具有“可裁判性”，但实践中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方式并不能处理好涉及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法外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法院或仲裁庭即便做出裁判，依然不能解决问题的关键。例如在斯洛伐克诉匈牙利案中，关于在多瑙河建水坝这一争端，尽管国际法院做出了裁决，但是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在核试验案中，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就法国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核试验危害到两国的主权、环境及航行而提起诉讼，国际法院因未能解决核试验的是否合法这一政治问题以及未能确定哪些法律原则可以作为环境保护的依据而备受指责。
南海争端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涉及争端各方冲突对峙的利益关系。国际裁判等法律方式可以依据国际法对南海争端的法律问题进行裁判，但无法触及争端的政治问题，而这也是争端的核心问题。在双轨思路下，争端各方一方面可以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平等自愿地进行谈判协商，共同维护国际法规则；另一方面可以就涉及各方重大利益的问题进行协调、合作，从而处理好争端中的政治问题，因为现实中许多重要的问题都不具有可裁判性。而且谈判协商程序自由、成本较小，当事方可以采取多轮谈判的方式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解决争端。这样还可以避免诉讼将争端各方带入比较对立的局面，如争端一方拒绝接受国际裁判的结果，将会给后续的对话造成更多的困难，乃至影响彼此的国际关系。
南海争端是利益之争，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共同利益。国际争端是指“对某一法律或事实产生的分歧，由于违反一项或多项约定的法律义务，引起国家间法律观点或利益的冲突”。在冲突的背后，驱动国际争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利益受挫。找到驱动争端的利益，对管控或解决争端具有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前，南海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从未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提出过异议，也不存在南海问题。但随着南海地区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发等原因的出现，南沙的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难看出，南海丰富的资源和战略意义就是驱动争端发展的利益之所在。当事各方曾共同为此做出过努力，但数次谈判均未达到预期，南海争端的解决停滞不前。研究显示，若谈判各方认为达成协定所带来的利益大于损失，则谈判可能会成功；如果谈判各方的利益完全对立，则做出巨大妥协让步来达成协定对于任一方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这表明在和平解决争端的条件下，当事方就自身立场进行博弈的传统方式无法使各方达成一致，南海争端各方实现利益一体化才可能迎来解决问题的转机。
双轨思路是将争端解决与加强国际合作并举，通过促进各方利益一体化模式来推动争端解决。该模式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避免零和博弈；二是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首先，利益一体化模式力图解构最初的争端，并通过这种方式消除立场式谈判所带来的消极对抗，要求各方相互协商，实现共赢。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约翰斯顿认为，相比于适用关于海洋划界的现有规则来划分空间，在海洋开发及问题管控等方面开展合作更为有效。通过制定有效开发自然资源的制度来实现共享海洋资源是更优的选择。其次，该模式要求争端各方通过扩大争端各方利益的方式来满足彼此的优先利益，至少能满足各方部分利益。亦谓之“做大蛋糕”来增加各方合作的意愿。如泰国和马来西亚搁置海域争端50年之久，开展共同开发，原因在于对能源的需求以及石油资源在现代经济中的重大战略意义，这是共同开发石油资源最直接的经济诱因。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每个国家的核心任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发展是唯一出路。中国与其他当事方的互利互依的关系为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铺设了基础，而成员间的利益融合就是解决争端的和平途径。各国迫切需要在贸易、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为国际关系和经济合作开辟更为广阔的领域。彼此在经济、安全、环境等领域的互利合作所带来的长远利益，无疑远远大于从南海争端中分得的利益。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盟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也是中国对外投资第四大经济体，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东盟各国来说，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力量。对中国来说，周边环境是国际环境中与中国战略安全最为直接相关的部分。南海局势稳定对各方的发展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稳定安全的环境可以使各方更容易吸引外资，获得开发南海资源的资金和技术。通过与外资谈判以及建立适当的开发制度，还可以让争端方获得来自国内或国际机构的稳定支持。
南海争端具有敏感性，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建立争端预防机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使岛屿在海域划界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南沙岛礁大多被他国侵占的现状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变，因此解决南海争端很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大量的谈判工作。显然，如果当事各方没有建立争端预防机制，恐怕很难避免就南海问题产生争端。
处理争端最好的方式就是预防争端。协商作为谈判的一种形式，不仅是解决分歧的潜在方式，也是预防争端发生的技术手段。协商的优势是能够在一方采取行动之前向相对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共同协调彼此间的重要利益，从而可以在制定决策阶段做出必要的修正，这样可以避免决策做出后给相对方带来消极影响而引发争端。协商在处理多边关系中的作用与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是同样明显的。例如南极条约各缔约方在建立常设机构前，就是通过“预先合作”来处理区域性问题，并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考虑到“双轨思路”，争端解决和国际合作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有必要设立协商机制来预防争端的产生。一方面可以避免中国与东盟高速的合作进程因南海争端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可以维护现有的、潜在的合作，促进争端的解决。鉴于中国以外的南海争端方皆为东盟国家的客观情况，中国与东盟国家尚未建立全方位的合作机制，多边机制尚存在低效、难于落实的问题，以及一些争端方受到域外势力的指使，不断搅乱南海局势的事实，中国应与相关国家直接建立双边争端预防机制，避免陷入“集体行动困境”。
“双轨思路”的展望
中国参与、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已今非昔比，这为中国处理国际争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思路。在此背景下，“双轨思路”可谓应运而生：当今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复杂、成员间联系更加紧密，这给国际合作创造了条件，使中国可以将国际争端解决与国际合作一齐推进，实现“双轨并行”“双剑合璧”。
至今，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始启动，2012年，中国倡议建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伙伴”，发布《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3年，中国提出以东南亚为枢纽建设21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2014年中国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2015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完成全面升级；中国、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六国外长一致同意正式启动澜湄合作进程，正式建立了澜湄合作机制；中国正式启动“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2016年，中国与东盟举办了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戏剧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正在从经贸合作扩展到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双轨思路”也得到东盟成员的广泛认同。
现实中，“双轨思路”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体现。2016年2月15日，美国─东盟峰会期间，美国试图拉拢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一致针对中国。美国总统奥巴马谈到会议的主要目标是：“我们可以推动我们对一个区域秩序的共同愿景，即国际规则和规范，包括航行自由得到遵守，以及通过和平和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争端。”但美国并未如期得到东盟的任何回应，这从侧面体现出东盟不愿将南海争端扩大化，损害其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目前，中国正在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稳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制定进程；与东盟探讨商签“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双边友好合作的精神；同时认真落实同越南、文莱就共同开发达成的重要共识，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全面拓展同相关国家海上合作，以合作淡化分歧，为争议的最终解决创造条件。
没有争端的社会是没有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中，如何处理争端是对人类文明的检验也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只要各方能秉承友好精神积极开展合作、和平共处，就能处理好国际争端，使国际社会向着和平繁荣的方向发展。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面向国际争端管控的南海资源共同开发的国际法问题研究”的前期成果之一，批准号：14BFX12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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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杨昀贇
作者：孔庆江
摘要：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菲律宾、越南等国纷纷援引国际法，对南海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诉求。本文将这些国家的领土主张置于国际法框架下，并指出其在国际法适用上出现的重大误区：未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原则划定领海基线，从而曲解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概念;以个别概念否定中国对南海拥有的历史性权利，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尊重历史性权利的精神;片面解读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中关于领土取得的原则，为自己的非法行为寻找借口。
关键词：南海争端 领海基线 国际法
近年来，南海周边国家诉诸国际仲裁手段，试图维护其在南海获得的非法利益。2009年5月，越南、马来西亚问题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200海里大陆架划界案。同月，文莱也提交了对200海里大陆架的主权诉求。2010年7月，印尼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照会，质疑中国南海“九段线”的合法性。2011年4月，菲律宾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照会，对“卡拉延群岛”提出领土主张。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就黄岩岛的主权归属以及“九段线”的合法性向国际法院提起仲裁。2015年10月27日，国际仲裁庭裁定，对菲律宾提出的诉讼案具有管辖权。菲律宾、越南等国的行动都无一例外地挑战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地位。尽管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对国际法院判决表示“不接受、不参与”，但是仍然需要在法理上有所应对。本文认为，在南海问题上，从国际法的角度加以审视，下列几个问题需要思考：中国就南海提出的理据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要求?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主权诉求是否满足国际法的要求?厘清这些问题，需要考察各国的理据，并将其置于国际法框架中予以分析，进而判断哪一国据有更为有利的法律地位。
一、各方的理据
南海争端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1年，在旧金山会议上，南越提出对西沙、南沙拥有主权，南海争端初露端倪。1969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发布“埃默里报告”，提出南海大陆架上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东南亚国家石油资源普遍短缺，从中看到机会。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通过后，南海周边国家出台国内法并控制临近岛礁。此后，南海争端不断升级。各国根据自身对国际法的理解提出理据，以支持其主权诉求。
中国在南海主权利益的主要依据是“U形线”，又称“九段线”。“U形线”最早出现于1914年12月，在地质学家胡金杰所绘制的地图中，它的南端至北纬15-16度。1933年，法国在南沙一些岛礁上开展活动，中华民国政府表示抗议，并将胡金杰绘制的断续线延伸至北纬4度。二战结束后，1946年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派舰队接收南海诸岛，随行的内政部方域司人员在南海诸岛进行实地测量。在1948年2月发行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中，《南海诸岛位置图》以十一段断续的虚线标注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于与越南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考虑，去掉北部湾、东京湾两段，成为“九段线”。南海周边国家对各群岛也提出主权诉求，列举了各自的理据。
(一)西沙群岛
自1974年以来，西沙一直由中国控制，但越南也提出主权诉求。中国的理据可追溯到唐宋时期，根据1044年《武经总要》，宋代海军将西沙列入巡防范围。元代郭守敬以西沙为基地进行测绘，《元史》记载着西沙被纳入元代疆域。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都对外国人在西沙进行测绘等活动表示抗议，申明中国拥有主权。1883年，德国船只前往西沙测量，因遭到清政府抗议而停止。1946年，国民政府接收南海诸岛。由此可见，从宋代到近现代，中国一直对西沙行使管辖权，因此拥有主权。
越南也从历史上寻找依据。自15世纪起，越南人就开始在西沙周边捕捞海产、开展海事事故救援。17世纪的《天南四至路图》将西沙列人其中。1808年，一名越南军官对西沙进行测绘，据此绘制的地图于1821年出版，但是该地图将南沙混淆为西沙的一部分。1835年，越南国王下令在岛上建造庙宇，19世纪中期，法国攻占越南，将其纳为殖民地。1930年，法国将西沙并入法属印度支那。越南据此认为，基于历史和继承宗主国权利的理由，其可对西沙提出主权诉求。
(二)中沙群岛
中沙群岛主要由淹没在水中的暗沙、岛、礁等组成，只有黄岩岛南段露出水面。1956年，菲律宾表示对临近岛屿拥有主权。中国宣示对其拥有主权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追溯历史权利，与在西沙提出的理由基本一致;二是根据条约权利，驳斥菲律宾的理据。中国认为，根据《巴黎条约》(1898年)、《华盛顿协议》(1900年)、《英美条约》(1930年)，菲律宾领土的西界为东经118。线，而黄岩岛的位置在这条线以外。另外，菲律宾《宪法》(1935年)、《菲律宾领海基线法》(1961年)和《菲律宾宪法》(1987年)都肯定前述条约所规定的界线。因此，菲律宾的主权诉求违背相关的国际条约及其国内宪法、法律。
而菲律宾认为，其主权是基于历史、实际控制和继承宗主国权利，并非根据《巴黎条约》而来。早在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国渔民就利用黄岩岛捕鱼、避险。菲律宾独立后，于1965年在岛上悬挂国旗，修建灯塔。此外，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班牙、美国地图将黄岩岛列入菲国领土，菲律宾据此认为其可以继承宗主国美国的权利。
(三)南沙群岛
南沙群岛是争议最为密集的地区，中国、越南认为对整个南沙拥有主权，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对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诉求。除文莱外，其他争议方都在南沙存在实际控制，其中越南占据的岛礁数量最多。
还有一些岛礁，尽管没有被实施军事控制，但处于被事实控制的状态，这种岛礁是指如果其所在位置14公里以内没有被其他国家占领的岛礁存在，该岛礁即被视为在事实控制状态下。尽管这种状态的岛礁没有任何军事力量驻守，也不会有定期登岛的行为，但任何接近该岛礁的他国舰船都会被其控制国视为一种军事行动。另外一些岛礁虽未被占领，但实际上被一些国家所控制。如位于东经116度以东的礁和暗沙被菲律宾控制，菲国海军和空军定期巡逻，很多菲国渔民在该地区作业，与海军协同行动。其他国家的渔民只有遵守菲国法律方被允许在此捕鱼。
中国对南沙提出的理据主要有二：一是发现无主地，汉代以来的中国典籍已经出现了关于南沙的记载，如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三国时期万震的《南国异物志》、东吴将领康泰的《扶南传》。二是实施统治权。中国发现南沙后，历代政府在当时技术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对南沙实施一定程度上的管辖。唐代，中国将南沙列入版图。近代以来，中国政府给在南沙作业的渔民发放国旗。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法国在南沙的行动及时表达抗议，维护本国主权。二战期间，日本侵占南沙，二战结束后，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日本放弃所攫取土地，南沙回归中国怀抱。1946年，民国政府收复南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申明对南沙拥有主权。
文莱声称根据《公约》，其拥有大陆架附近专属经济区权利。它对南通礁有主权诉求，但目前尚无军事控制。菲律宾的领土主张主要基于无主地先占、地理临近以及《公约》。菲律宾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和日本经营岛屿之前，没有任何国家在南沙行使国家主权，二战结束后，日本根据《旧金山条约》放弃对南海所有岛礁的权利，南海回归无主地状态。1956年，菲国民间商人宣称对53个地理特征拥有所有权，后来售给政府。1978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宣布菲律宾对南沙拥有主权。此外，菲律宾认为，根据1982年《公约》关于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规定，南沙所有岛礁位于菲律宾范围内。在它看来，中国不是群岛国家，不能根据基线延伸原则对南沙拥有主权。
越南基于行使统治权原则获得对南沙的主权。自17世纪开始，宗主国法国曾代表越南行使权利，在1988年中国军队夺取赤瓜礁之前，没有任何国家挑战越南对南沙的主权。对于中国认为《开罗宣言》中所列举的日本应归还中国的岛屿，越南认为，该宣言并未明确指出日本归还的岛屿包括南沙。法国殖民撤退后，越南恢复对南沙的权利。
综上所述，适用于南海周边国家的法理依据主要有三类：一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专属经济区权利;二是国际法理论中关于领土主权的原则;三是国际法院在岛屿争端案例判决中确立的关于主权问题的一般性原则。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上述国际法在南海争端上的适用问题。
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争端上的适用问题
南海周边国家的主权诉求，是其海权意识觉醒的产物。1982年《公约》对此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各国对《公约》的解读和适用是否合理?
(一)菲、越等国的主张不符合关于领海基线的规定
对南海有主权诉求的国家声称其可根据《公约》中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获得合法权益。由此而来的问题是，既然领海基线作为测量领海宽度的起点，对支持沿海国家的领海主张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各国测量领海宽度的起点即领海基线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
《公约》第五条规定，“测算领海宽度的正常基线是沿海国官方承认的大比例尺海图所表明的沿岸低潮线”，除非在下列两种情形中，才可划直线基线，即必须符合第七条第1款的“海岸极为曲折”、“紧接海岸有一系列岛屿”、“因有三角洲和其他自然条件以致海岸线非常不稳定之处，可沿低潮线向海最远处选择各适当点”等条件，才可以在基点之间划直线。而关于基点的确定，《公约》第七条第3款规定，“直线基点不应在明显偏离海岸的方向上;基线内的海域必须充分接近陆地领土并使其受内水制度的支配”;第七条第6款规定，基线不得隔断其他国家的领海。越南海岸线的实际情况与划直线基线的条件不符。越南大量使用直线划定领海基线，导致许多基点远远偏离其海岸的方向，显然是不合理的。
菲律宾虽然在其紧接海岸处有巴拉望群岛，符合划直线基线所需的两点条件之一——群岛国家，然而，《公约》第四十七条规定，“群岛基线的长度不应超过100海里，围绕任何群岛的基线总数中最多只能有百分三超过这一长度，最长以125海里为限。”菲律宾的最长基线是141海里;而不属于群岛国家的越南，最长基线段更长达161海里，因此，菲律宾、越南划定的领海基线带有明显的管辖权扩张性质。而中国的最长基线为107海里，符合《公约》的规定。
2009年，菲律宾国会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将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其领海基线内，显然违反《公约》的规定。黄岩岛距菲律宾苏比克湾有126海里，不应被列入基线内。文莱和马来西亚至今没有公布其领海基点和基线，无从判断其合理性。
综上，领海基线是划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重要标准，而南海周边国家在海洋利益的驱使下，未能参照其一再声称所依据的《公约》规定而自行划定基线，因此《公约》不足以支持它们的主权诉求。
(二)历史性权利高于公约权利
制定于1982年的《公约》能否成为否定此前历史性权利的国际法依据呢?根据国际法上“不追溯既往”的习惯原则，《公约》并不会对此前有关国家拥有的海洋权利构成损害。实际上，《公约》尊重历史性权利。《公约》第十条第6款规定，上述内容“不适用于所谓‘历史性’海湾”;《公约》第十五条在述及相邻国家领海界线的划定标准时规定，“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来划定两国领海的界线，则不适用于上述规定”。由此可见，《公约》体现出充分尊重历史性权利的原则和精神。因此，《公约》所规定的各项要求并不能被其他国家用以否定中国已经确立的和业已存在的海洋权利。中国自汉代以来一直延续至清代的各类文献中都有关于南海的记载，并在近代史上就南海采取了诸多具有宣示主权性质的行动，包括向外国的勘测行为表示抗议，促使其停止、官方接收等，由此奠定了中国对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的基础。
尽管越南也声称它基于历史理由对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诉求，但是它虽然曾对西沙进行测绘，却并未据此将其纳入管辖范围。而且在遭到法国殖民统治后，越南作为一个主权实体的治理被外来政权中断(关于宗主国权利的继承问题，笔者将在后文述及)。在独立前，西沙并未被划为越南版图中的一部分。菲律宾提出的历史理由有本国渔民借助岛屿避险等，但未曾有官方行动参与其中，因此，不足以构成历史性权利。
此外，《公约》主要围绕领海主权争端，就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概念进行界定，对于岛屿争端，《公约》并未明示判断主权归属的标准。综上所述，南海周边国家依据《公约》的理由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符合《公约》的要求。即便依照各国所声称的《公约》的规定，各国在划定作为对主权诉求具有关键性意义之依据的领海基线时，并未严格按照《公约》的要求进行。二是各国将《公约》中的个别规定凌驾于历史性权利之上，违背《公约》尊重历史性权利的原则和精神，难以获得《公约》的支持。
三、国际法理论中的领土主权归属标准
在越南、菲律宾援引的国际法中，有国际法理论中获得领土主权的无主地先占和时效取得方式，菲越对上述领土取得方式的解读和适用是否合理合法?
国际法理论中的领土主权概念最早出现于17世纪，早期国际法学家按照罗马法的私有财产概念推演出一套界定领土主权的理论。19世纪以前，它一直被欧洲国家在实践中沿用，并逐渐成为一套广为接受的习惯法。拉萨-奥本海(LassaOppenheim)在其著作《国际法》中详细列数获取领土主权的缘由：“一是可能从另外一个国家通过割让获得，二或许因为地质变化添附获得，三是通过征服获得，四是通过占领无主地取得，五是由于某国对某地区已经实施长时间的统治，治理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构成对其拥有不受干扰的所有权这一事实，由此认为具有充分的理由对其拥有所有权。”按照某国领土的五种来源，拉萨·奥本海将领土主权的获得归纳为五种方式，分别是割让、无主地先占、添附、征服和时效取得。在此，主要介绍与南海争端有关的四种方式：割让、无主地先占、时效取得和征服。
割让，是指一个国家向另外一国让渡领土主权，这意味着“一方放弃其拥有的权利，让渡给另外一方。这需要一项协议确认双方同意进行主权让渡。”鉴于这是衍生权利，因此，所获得权利的有效性有赖于让渡方权利的有效性，如果让渡一方对某块土地并不享有主权，它便无权将土地让渡给其他国家，为此而签订的条约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
无主地先占，来源于罗马法取得财产的自然方式——对无主物的先占，即如若某物品目前没有主人拥有它，如财产、土地等，占有者拥有该无主物并且想继续拥有它，是为先占原则。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殖民者通过这一方式对新发现领土据有所有权，由此产生大量的殖民地。
时效取得方式，源自罗马法物权法中的时效取得，即占有他人之物，在以和平方式且不受其他人干扰的情形下，达到一定期限，占有者可取代前所有人成为该物品的主人。在理论与实践上，很难区分无主地先占方式与时效取得方式，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所涉及土地的性质。在先占中，土地属于无主地。在时效取得中，该土地已经有一方对其宣示具有所有权，而另外一方取代前者成为新的主人。时效取得强调在拥有权利期间必须不受干扰，这对取得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限制性条件，即“在其占有他国土地后，并对其实施有效的统治权期间，前主权所有者表示承认或者从未表达任何反对意见”。此外，两种取得方式对于实施统治权的程度要求也有所不同，时效取得对占有者提出的实施统治权的要求高于先占原则。“由于时效取得的权利来源是非法的，因此，如果占有者只是在名义上对占有地宣示享有主权，不足以支持其对该地据有主权”。根据该原则，越南、菲律宾声称的所谓继承宗主国权利是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中国的历史性水域，南海并非无主地。这就要求其他国家在改变南海的主权地位时，一要获得中国的承认，二要实行较高程度的治理。而越南的宗主国法国和菲律宾的宗主国西班牙、美国，在殖民期间在南海开展的行动，都未曾得到过南海的所有者中国的承认，也并未提出主权诉求。因此，越菲两国的主张难以获得国际法的支持。
征服，在19世纪以前，是一种常见的领土取得模式。征服系指“在战争中一国通过使用武力征服别国，占领别国领土，并存在保有被征服领土的意愿，而且有能力对其实施统治权。征服国家并不能根据单纯的军事征服对被占领国的领土据有主权，尽管被占领国的土地彼时已处在占领国的控制之中。”②征服者要想获得主权也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一是控制别国土地，二是想继续拥有所征服的别国土地，且有能力实施统治权。”
菲律宾、越南在援引上述原则为它们在南海的扩张进行辩护时，有意忽略其中固有的限制性条件，从而损害了其主张在国际法上的价值。菲律宾对南沙提出无主地先占，认为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日本放弃所侵略的土地，南沙回归无主地状态，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按照国际法理论，无主地先占，要求占有国发现土地时该土地不属于其他国家所有。中国最早发现、命名、经营南海并行使统治权，无论是1914年“九段线”的确立抑或1946年民国政府接收南海诸岛，都早于1956年菲律宾商人涉足南沙。这说明菲律宾商人涉足南沙时，南沙并非无主地。其他历史事实也可以对此加以佐证。1933年法国在岛礁上开展活动，遭到民国政府抗议。1958年，驻菲美军欲前往南沙群岛的北子岛勘察，需先向台湾政府递交申请，得到批准后，方付诸行动。
菲律宾对中沙、越南对西沙提出主权主张的重要依据之一是继承宗主国权利，而其所谓的宗主国权利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要求?根据国际法理论，菲、越两国声称的宗主国权利都是基于时效取得，而这因涉及所有权的变更，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行使统治权期间，权利不受打扰;二是“前主权所有者从未表达任何反对意见”;三，不仅仅在名义上宣示拥有主权。将以上三点适用于菲、越两国主张的宗主国权利，不难发现其理据缺乏法理支持。
菲律宾对中沙群岛提出的所谓继承宗主国权利，是个多重继承问题，也是个领土割让问题。先是美国通过西班牙的割让从其手中获得对中沙的权利，而后菲律宾从美国手中继承权利，而事实上，这种连续继承并不成立。首先，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西班牙在关于菲律宾领土让渡的《巴黎条约》中，并未将中沙囊括在内。且菲国宪法也并未将中沙列入版图。其次，美国驻菲海军于1957年前往黄岩岛勘察之前，曾向台湾提交申请，虽然当时中美交恶，美国不承认新中国，但向台湾提交申请证明足以表明美国知晓黄岩岛的主权所有者是中国。第三，菲律宾提出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班牙、美国地图将黄岩岛纳入菲律宾领土，但美西战争后，西班牙和美国的领土主权让渡协议都没有将中沙覆盖其中。根据国际法理论中的割让，美国所获得权利的有效性取决于西班牙所拥有权利的有效性。虽然美国、西班牙将中沙列入地图，但是在主权让渡协议中，西班牙并没有将中沙列入其中，说明西班牙并不认为自己对中沙拥有主权。
越南对西沙提出的所谓继承宗主国权利，也不符合时效取得的限制性条件。1930年，法国将西沙并入法属印度支那，遭到中国政府抗议，说明其权利并非不受打扰，因此不足以确立法国对岛屿的统治权。由此，越南更谈不上从法国手中继承后者不曾拥有的权利。
越南对南沙提出的所谓继承宗主国权利，也是基于时效取得。越南认为，《开罗宣言》没有名列南沙，因而不具有约束力，这是断章取义。在对条约义务的解读上，国际法要求名列领土的具体名称，是用以规制双方的主权让渡，而非用以制约侵略国放弃所侵入的土地，《开罗宣言》并未将日本所放弃的其他土地逐一列出，便是例证。这不能说明日本入侵的其他土地不在条约的范围内。因此，越南认为南沙不属条约范围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因而就不存在日本撤退后权利回到法国手中的问题。而且越南认为宗主国法国的权利依据是根据时效取得，而时效取得要求不受打扰，但事实上，法国在南沙开展活动期间，受到中国的抗议，因此不足以构成权利，越南也无从继承法国不曾拥有的权利。
综上，菲律宾、越南对国际法理论中无主地先占、割让和时效取得的解读及适用存在明显的断章取义，有意忽略对其不利的限制条件，因此难以获得国际法的支持。
四、国际法实践中对领土取得标准的解释和适用
南海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是岛屿争端。近代以来，国际法院审理了多宗关于岛屿争端的案例，在判决中，对国际法理论中关于领土主权的原则进行解释和适用。根据判决来审视各方的理据，对解决南海争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中国提出的法理依据是否满足完全统治权的要求?国际法院在帕玛岛案和克里帕顿岛案判决中，对无人居住岛屿满足“实际控制”标准的要求进行了说明。帕玛岛案判决写道，“行使领土主权……尽管原则上要求有延续性，但实际上主权不可能在每一时刻、每寸领土实施。时间和空间上的间断性是否符合维持权利的要求可考虑涉及地区有人或无人居住”。“在关于部分地区无人居住的案例中，某国家无法证明在这块土地上行使统治权，并不能由此认为统治权是不存在的，每个案例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衡量”。193 1年法国与墨西哥之间关于克里帕顿岛案的判决遵循这一原则：“如果一块土地无人居住，从占领国出现在该地的第一刻起，即被视作占领已经完成”。“没有理由认为法国因荒废该岛从而丧失主权，因为它从未表示要放弃该岛。它没有以明确的方式对该岛行使统治权，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业已明确获得的领土”。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南海争端。在争议出现之前，虽然有渔民间断性地使用岛屿避险，但是各岛的客观条件决定其属于无人居住岛屿。即便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岛上生活供需仍基本仰赖于运输。在国际法实践中，此类岛屿被视作无人居住岛屿。中国先于其他主权争议方对南海开展测绘等行动，并且国民政府官方正式接收岛屿，而这些所作所为并未引起南海周边国家的抗议。按照无人居住岛屿满足实际控制的行为标准，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地位在开展测绘并列入管辖区内时就已确定无疑。
第二，越南的主要理据是实际控制原则，越南强行控制中国的南海岛礁是否符合国际法实践中完整主权的要求?在国际法实践中，不但对领土的完整所有权有着明确的界定，而且由于实际控制原则和传统国际法理论中的征服、时效取得等方式相关联，而征服、时效取得更多地与殖民主义的弱肉强食联系在一起，因此，国际法实践对实际控制原则设置了诸多限制性标准。在帕玛岛案判决中，法官认为，“延续性是构成国家主权的核心要素……在国际法中，和平而持续地行使国家权威依然是确立国家领土界限的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按照这一原则，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越南控制南沙的部分岛屿期间，中国政府从未停止过申明中国的主权立场，并持续表示抗议。越南的实际控制显然违背“和平而又持续”的标准，从而损害其在国际法上的价值。
第三，对于满足上述条件的控制岛屿行为，国际法院也设置相应的判断标准，并非在所有时间段进行的对岛屿的实际控制都具有行使国家主权的性质。为此，国际法院引人关键时间点概念。关键时间点是与主权有直接联系的某个时间点。引入这一概念，目的在于判断哪些证据当被列入证据的范围。在帕玛岛案判决中，关键时间点之后的行为都不在证据之列。敏基埃岛和埃克里荷斯岛案判决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认为判断证据准入，还需要考虑在关键时间点前后，争议方采取的行为是否具有连续性和同质性。如果之后与之前的行为没有不同而且方式类似，之后的行为也应该在证据的范围内。判决指出，“关键时间点之后的所有行为也应该在考虑范围，除非采取这一行为旨在改善争议方(对于争议岛屿)的法律地位”。将这一原则适用于南海争端，越南、菲律宾对南海相应岛礁提出主权诉求时，主权争议由此产生，因此可被视作关键时间点。在此之前，各方仍处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不可能挑战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地位。各方实际控制岛礁的行为无一例外地都发生在争议产生之后，因此弱化了其在国际法上的价值。
第四，关于宗主国权利的继承问题，国际法理论和实践都强调：权利接受的一方不能继承权利让与的一方本身不曾拥有的权利。帕玛岛案中，美国提出的理由之一是西班牙对菲律宾殖民时期对帕玛岛拥有主权。美国认为，通过与西班牙签订《美西条约》，即获得西班牙对该岛屿的权利。国际法院则认为，西班牙从未对该岛屿拥有主权，因而即便这一条约具有国际法效力，它也无法将自己不拥有的权利让渡给美国。适用于南海争端，菲律宾以其宗主国西班牙、美国绘制的地图作为支持其对黄岩岛据有主权的依据，认为拥有继承西班牙、美国在南海的权利。但是西班牙、美国即便在对菲律宾进行殖民时期，也并未对南海提出主权诉求。因此，菲律宾无从继承宗主国不曾拥有的权利。同理，在南沙主权争议中，越南以法国曾在个别岛礁上开展勘察活动为依据，认为它可继承宗主国的权利。正如前文所述，法国在岛礁上开展活动期间，中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按照前述完整所有权的标准，这说明法国在南海的行动并非完全不受干扰，相反，中国作为主权所有方，一直在向法国申明自己的主权地位，因而法国对南沙开展的活动并不足以支持其主权地位，而越南也就无从继承法国未曾拥有的权利。
此外，国际法院有多宗案例涉及殖民权利的继承。在2002年印尼和马来西亚关于锡帕丹岛和利吉坦岛主权归属案例中，两国分别提出继承其宗主国荷兰和英国对岛屿的权利，并举证荷兰与英国签订的划界条约为依据。国际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划界条约并未涉及岛屿争议，两个宗主国并未对岛屿的主权归属进行划分，因此，印尼和马来西亚都不能继承任何权利。另外，关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对殖民权利的继承问题，国际法上有惯例，即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独立时所拥有的领土边界是符合国际法的，否则是无效的。该惯例得到国际法院的肯定。按照这一逻辑，菲律宾、越南等国在独立之日，都不曾对南海任何岛礁据有主权。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国家最早是于20世纪50至70年代陆续对南海提出主权诉求的，发生在国家独立之后。因此，继承宗主国权利无法获得国际法支持。
第五，菲律宾对南沙的无主地占领理由，不符合历史事实。以南沙群岛中菲律宾控制的中业岛为例，早在清嘉庆年间，海南渔民便开始在此地种植作物。1935年法军人侵时，居住于岛上的中国渔民还曾扯下法国国旗以示抗议。而且中国政府接收南海，无疑具有国家对辖区行使统治权的意义，只是因为南海各岛的实际情况，不足以支持居住和其他经济用途，因此处于无人居住状态，但这并不代表是无主地。在克利帕顿岛案判决中，法官强调，“暂时荒芜并不意味着丢失主权”。因此，菲律宾的理由难以获得国际法支持。
第六，菲律宾根据临近原则获得主权，也难以获得国际法支持。在帕玛岛案中，国际法院否定美国提出的理由——根据临近原则获得主权，因此，菲律宾等国家依据临近原则对邻近岛礁提出的主权诉求，难以得到国际法支持。
综上所述，在国际法上，菲律宾、越南有意根据自身利益曲解国际法。第一，其违背《公约》的规定划定领海基线，将领海向外延伸。第二，其违背国际法理论中关于领土主权的原则。菲律宾、越南等依据的所谓国际法原则包括实际控制、无主地等，这些领土取得方式带有限制性条件，菲律宾、越南有意忽略这些条件，断章取义，根据个别概念为自身的非法行为和所取得的非法利益进行辩护。第三，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殖民主义的产物，国际法理论中关于领土主权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殖民色彩，如时效取得，征服等路径，都有可能被一些国家曲解为维护其非法利益的借口。近代以来的国际法实践一直在努力修正这一缺陷。因而，根据国际法院在一系列岛屿争端案判决中对国际法理论的解释和适用来判断领土取得，更具有权威性。而根据国际法院适用的领土取得原则，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的实际控制权缺乏关键的支持标准，如实际控制权要想转化为完整主权，需要相关国家和平而持续地、不受干扰地进行控制，争议产生前后的行为需要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根据这些条件，上述国家的实际控制行为显然不足以支持其对相应岛礁的主权诉求。
综上，鉴于南海争端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国际法斗争倾向，对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深化相关国际法研究，合理、合法地驳斥其他国家非法的主权诉求，打赢这场来势汹汹的国际法之战，以坚定地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坚定地捍卫中国合法、正当的主权及海洋权益。
收稿日期：2016年5月
(责任编辑：赵裴)
作者：于英红
海洋对于一个国家意味着边界、国防和海洋权益。直到今天，东海钓鱼岛、南海争端、台海问题，仍在折磨着每一个中国人。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弱势显而易见，没有航母并不是最大缺憾，领土不完整才是中国最大的痛。放眼南眺，这其中，情况最严峻的要属南海诸岛。
一、南海的现状：好岛屿被周边瓜分殆尽，海疆“九段线”名存实亡
目前南海诸岛的情况是，越南占了29个，占据最多;菲律宾占了8个，占据最早;马来西亚占了5个，占据得最肥。还有印尼和文莱分别占了2个和1个。中国实际控制9个，大陆8个，台湾1个
二、南海争端的原因
首先，经济价值，石油储量约为350亿吨，随着陆地能源的枯竭，未来能源靠海上，海上能源靠深水，对于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在未来20年内只要开发30%，每年可为中国GDP增长贡献1-2个百分点。
其次，南沙海域是黄金通道。南海素有“亚洲地中海”之称，处于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控制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道，是东亚通往南亚、中东、非洲、欧洲必经的国际重要航道。在我国通往国外的39条航线中，有21条通过南沙群岛海域，60%的外贸运输从南沙经过。谁控制了这些海上战略通道，谁就能随时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当今世界海上运输承担了95%的国际贸易量，海洋已经成为不少以外贸型经济为主导的国家的命门。
再次，战略价值。南沙群岛扼两洋、制八方，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我国能控制南沙海域，我军防御纵深将增大上千千米。这一宝贵的战略纵深，不但加大了我军海、空力量的回旋余地，而且对于我国抵御强敌战略空袭，掩护陆上兵力行动具有突出意义。中国东海、黄海外是日本本土四岛，钓鱼岛也处于日本实际控制之中，我们如果失去了南海，中国有相当一段海上生命线将失去控制。国防线将被压缩到海南岛一线，南部出海口将被封死。
三、我国解决南海的主要对策
1.首先，落实南海行政建制刻不容缓。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痛定思痛，定方略、施重手，加强对南沙群岛的管理与开发。主权问题不容争辩。行政管理的触角需要遍及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域
2.统一我国的海上执法队伍，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海上执法力量，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当务之急。中国发展准海军有现实需要。可以看看别国的做法，目前，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军警结合的体制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当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拥有海岸警卫队。这样做的好处是：和平时期海岸警卫队进行海上维权，战时海岸警卫队辅助海军作战，相当于我们的武警。最好以非军人的警察出面。
3.解决海权争端，立法要跟上来。我国的相关法律比较陈旧，不太适应新的形势，执行度也比较小。美国和英国的船长都有执法手册，遇事不用请示，对照着做就可以了。而我们的规定是层层请示，等请示完毕，事情可能都过去了。立法之后一定要行之有效。战略博弈中在于承诺可信，否则还不如没有，在政治博弈中，获取威慑之本在于建立可信的承诺机制。在正中“广而告之”之后，该出手时就出手。威慑是要有力量作后盾的，军事实力就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后盾，箭在弦上，引而不发才最具有威慑力。强大的军事力量未必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如果没有这股力量，就会在许多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
4.建设强大的海军。这是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根本保证。包括钓鱼岛和东海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和平方式或者不得已的战争选择，都离不开强大的海洋实力。建设强大的海军，就是为保卫我国海疆安全，为解决海上纠纷提供后盾。加大海上防御纵深，实施全方位保卫海疆战略，脱海入洋迫在眉睫。涉足浅水者得鱼虾，涉足深水者得蛟龙。
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大步前进，目前的中国已是飞龙在天，但这还不够，中国还需要蛟龙在渊，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1-07-13)
声称“和平崛起”的中国遭遇的不是和平，而是愈演愈烈的周边之争。除了朝鲜半岛、中印边界、中日东海和钓鱼岛、海峡两岸统独以及中俄领土划界之争端忧虑外，当前最严重莫过于南海争端了。
南海问题，触动亚洲，甚至世界的敏感神经，演变下去，成为又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也不无可能。
为妥善处理南海争端，很有必要借鉴一下英国与阿根廷福克兰群岛(以下简称“福岛”)之争。比较福岛之争和南海争端，发现“三个不一样”：
第一，历史渊源脉络清浊不一样。
福岛土地面积1.2万平方公里。阿根廷认为福岛是1520年由葡萄牙人发现的。英国认为英国航海家戴维斯1592年发现福岛。最早记载登陆者是1690年的英国船长斯特朗，他以英国海军官员福克兰的名字命名群岛。英国于1833年1月武装占领福岛至今，时任阿驻岛总督被迫撤出。1982年战后福岛实现岛民自治，英政府已经在该岛任命了第31任总督。福岛现有人口3000多人，97%是英国人后裔，讲英语，80%信奉基督教。
而从百度记载看：南海几十个岛屿土地面积相加不到20平方公里。三个群岛现有总人口约1000余人。中国汉代(2000年前)就有记载。元代(600年前)将“千里长沙”划入海南岛管辖。明代(400年前)郑和途经西沙和南沙，留下了海域航海图。1947年，中国内政部完成南海划界，最南到北纬4°的曾母暗沙，黄岩岛也在中国领海范围。其后20多年，周边国家没有提出异议。1974年中、南越西沙海战后，西沙群岛完全由中国军队控制。南沙群岛除中国大陆控制的6个礁和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外，其它44个岛礁均被周边国家占领，其中越、菲、马3国还对岛礁进行军事占领。越南声称对南沙群岛拥有全部主权。
可见由于岛屿面积、居住人口、集中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英阿福岛之争比南海争端要简单明确得多。福岛从发现岛屿、登陆岛屿人员和日期记载都很确切，有效占领与管理也很明确。而南海诸岛的发现、命名与管理就显得模糊不清了。国际法院裁决领土争端时，往往支持有效占领与管理的一方。
第二，涉及国家多寡不一样。福岛只涉及英、阿两个国家。而南海诸岛却直接涉及越、菲、马、文莱、印尼、中国6国7方，再加上中沙群岛天然的航标价值，中、西沙之间的黄金航道，又牵扯了美、日、韩、澳等国的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三，涉及海域面积不一样。福岛只涉及专属经济区海域面积40多万平方公里，而南海水域面积达350万平方公里，其中南沙群岛水面环礁的礁体面积有3000平方公里，按照群岛基线准则，南沙群岛能划出数万平方公里的领海，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其中蕴藏巨大资源财富。谁能有效占领它、控制它，谁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处理南海争端，众说纷纭，大体上有五项方略可以单独或综合运用：
一是和平谈判。英、阿之间从1966年开始就福岛归属开始谈判，到1981年谈判破裂。1982年3月，阿军占领福岛。6月，英军又夺回福岛。战后阿曾提出按香港租借方式解决和派遣联合国部队等建议，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也通过决议案，要求英阿对话和平解决争端，均遭英方拒绝。1994年，阿仍将对福岛主权要求写入宪法。1995年9月以来，英阿在福岛水域勘探、开采石油、阿恢复与福岛直航、阿公民持本国护照赴福岛、打击非法捕鱼、通讯、巡逻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南海争端不能没有和平谈判，但是如果没有军事、经济手段介入，单靠和平谈判无疑于隔靴搔痒、缘木求鱼。
二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高高树上采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最终随着当事各方势力的消长，水到渠成地解决。此前大多采用此种方式，但此种方式没有根本解决矛盾，而是转移危机、遗患后人。
三是军事解决。
南海如果采用军事手段，要比英阿之战复杂百倍。南海诸岛，攻易守难。如果开战，绝不会只限于两个国家之间，极可能是多国参战。很可能是开了第一枪，没有结束的一枪，因为现在的世界格局已经与1974年的中国、南越西沙海战时代大相径庭，那时越南尚未统一，中国打南越让北越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即使1988年海战时，美苏两霸仍在冷战，美国要打中国牌对抗苏联，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而今越南统一，冷战结束，中国成了美国的主要威胁，一旦发生南海之战，美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了。希拉里就说：美国在支持菲律宾海上防御方面将“尽我们所能”。马伦表示：我们强烈支持和平解决南海分歧，当下发生的事端会催发误判，以及无人所料的冲突，美国继续保持在南海的存在。英阿之战时，智利给了远离本土作战的英国军队很大的支持，南海如果发生海战，中国军队又能得到哪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呢?可以说，尽管中国国内“打”声震天，但最不能采用的就是军事手段，搞不好就要重蹈阿根廷军事独裁政府跨台的覆辙。
四是诉诸国际法途径。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曾对白礁等三岛的主权归属各执一词。1994年，双方决定由国际法院裁决三岛争端。2008年联合国国际法院作出判决，白礁岛主权属于新加坡。两国外长联合声明重申遵守判决，这是国际法院裁决岛屿争端的成功典范。但由于南海诸岛纷繁复杂，当事方众多，国际法院恐怕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呀!
五是经济利诱或制裁解决。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三成以上。中国政府掌控着庞大的国家收入，在国内、国际事务中财大气粗。如果能够借鉴“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有效方法，利用经济手段，主权问题用美元解决，比如投资，比如援建，比如免除债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听话的给糖，不听话的挨棒，很有可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解决主权归属新路子。
综上所述，现阶段应当以第五项为主攻方向，一对一与相关国家协商，请君入瓮，双边会谈，各个击破，就像房屋拆迁一样，中国是一对一暗箱操作，西方是开发商通过中介与大多数住户公开协商解决。实践证明，一对一解决效率极高，能让资本主义世界瞠目结舌。这一项恰巧是美国政府所不乐见的，美国希望做仲裁调停人，针对南海各方纠纷寻求达成多边和解，拟定一份适用于南海的行为准则。现在就看当事双方愿意吃谁的饭、买谁的账了。
如果第五项也屡碰钉子行不同，中国只有痛定思痛，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攘外必先安内、练好内功做起了。
年级专业：09应用化学(1)班
姓名：韩玮霖
学号：120091202123 ——————————————————————————————————
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对南海问题争端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主张
南海是中国四大海域中面积最大的海域，同时也是中国同周边邻国争议最大的海域。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南沙群岛及其周围海域被探明有着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从而成为了南海周边各国争夺的对象。这些国家纷纷对南沙群岛及其周围海域提出主权要求，进而侵占岛礁、分割海域、大肆攫取南沙群岛的油气资源，从而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构成严重挑战，对中国的周边安全以至整个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
为了维护中国在南海诸岛及其周围海域的主权，遵循邓小平同志和平解决国际领土(海)争端的思想，中国政府提出了“主权属我、搁臵争议、共同开发、和平解决"的方针。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根据这一精神，中国已同一些邻国通过双边协商和谈判，公正、合理、友好地解决了领土边界问题。这一立场同样适用于南沙群岛。中国愿同有关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和现代海洋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有关南海争议。这已明确写入1997年中国-东盟非正式首脑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还提出"搁臵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愿意在争议解决前，同有关国家暂时搁臵争议，开展合作。中国政府不仅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近些年来，中国与有关国家就南海问题多次进行磋商，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中菲、中越、中马等国的双边磋商机制正在有效运行，对话取得不同程度的积极进展。在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中国-东盟对话会中，双方也就南海问题坦诚交换意见，一致赞同以和平方式和友好协商寻求问题的妥善解决。
中国主张有关各方在南沙问题上采取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近些年来，越南、菲律宾等出兵强占南海一些无人岛礁，摧毁中国在南沙无人岛礁所设主权标志，抓扣或以武力驱赶我在南海作业的渔民，对此，中方始终坚持通过外交渠道，以和平方式与有关国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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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解决有关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维护地区稳定和双边友好关系大局的诚意。
中国政府解决南海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不会接受一些国家军事侵占造成的既成事实。但是,鉴于地理环境等具体情况,中国愿意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同有关国家谈判解决。在谈判解决条件不成熟时,中国主张把南海主权争议搁臵起来,这意味着把有关国家岛礁争端和相互海域划界争端搁臵起来,在不涉及主权归属问题的情况下,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可以先着手开展海洋环境保护、海底资源勘察、海洋研究、航海安全及海洋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开发与合作,然后再进一步就其开发和分享资源等方面的合作拟订出措施和安排,相邻国家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可成立合资企业。这些措施和安排对将来的主权问题不产生影响,一俟主权问题得到解决,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新的安排和调整。
中国关于搁臵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是出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考虑的。南海周边国家是中国的近邻,搞好与它们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的一项长远的对外战略。据有关专家分析,法律上的论证和法庭上的仲裁不一定能解决南海问题,而某个共同的双边协定也许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双边谈判解决南海问题是唯一的现实方案,诚如中国领导人所言,“双边渠道是处理南海争议的合适途径”。 现在,中国和越南、菲律宾两国分别建立了磋商机
制:1995 年7 月,中越海上问题专家小组成立; 中菲也已成立渔业、环境、建立信任措施三个小组。中国和越南、菲律宾间均达成了“不使争端复杂化或扩大化,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分歧应进行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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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共识。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也就南沙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并同样就通过协商解决南沙争议达成共识
南海问题是中国与有关国家间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分歧。任何外部势力的介入都 是不可取的，只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中国与有关国家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妥善处理彼此的争议。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可以长期保持。
3.近年来，我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主权争端不断。结合理论与实际，谈谈你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解?
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无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无数次的割地赔款，已将“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名言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民心里。不夸张地说，它可能是我们全力投入现代化建设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历史的中国，是值得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们自豪的事。但近代的中国却一直处于落后的状况，相对于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美国的科技、经济更加发达。近代的中国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归根结底是中国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以及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不及其他国家了。
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实力又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 而在当代中国，我国与周边国家纷争不断，不论是南海的主权问题，还是钓鱼岛问题，都体现出了一些国家仍在对我国的领土资源虎视眈眈，希望来分一杯羹。而这一问题的背后，还是涉及到了强权政治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问题。
近年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领土上的纷争日趋激烈，美日印相继插手南海问题图谋使争端国际化、复杂化。
南海诸岛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其主权从来就没有成为过问题。南海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能源问题。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第二的层面是南海是印度洋通向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和美、日的能源之路。正因为如此，决定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而在钓鱼岛问题上，更加体现了日本的肆无忌惮。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隋朝时期，中国就发现了钓鱼岛;最晚至明代，中国人就开始利用钓鱼岛。尽管如此，日本仍然一直对钓鱼岛觊觎垂涎。而美国虽然在官方上的导论是说持中立态度，但他在钓鱼岛事件实际上又扮演着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
美国与日本之所以插手干预中国的内政，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决策将给他们带来利益，更是因为他们自身强大国力的支持。而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水平和军事水平对于他们仍然没有太大的威慑力。
要改变这种局面，最根本的还是发展两字。这就涉及到了论文的标题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提升中国的地位，让我们的国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让中国这只雄狮屹立于世界之上，我们首先要做到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收入，提高国家的经济总产值。
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有什么样的经济，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反之，政治和文化又反作用于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金融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
而中国要如何发展经济呢?
一、坚持走中国特设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和保证。
(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有效使用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四)、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开展企业竞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五)、社会保障制度是筹集建设资金、加强经济调节作用的重要手段。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不以发展速度为指标，真正做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进。
(二)、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要进一步转变经济体制。要着力推进以下几项改革：首先要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等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增长方式粗放、低水平扩张的问题。
(四)、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抓紧建立对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评价的新的指标体系，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五)、要进一步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在实践中形成新思路，在群众中寻求新办法。要着力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相信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也会得到相应提高，而到了那时候，那些困扰我们的边界纠纷问题和他国对我们的政治干预都能得到解决。
沈影
【内容提要】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使长达40多年的中俄边界谈判终于落下帷幕，为中俄两国的边界争端划上了历史句号。中俄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为中俄关系的发展扫清了政治障碍，对中国利大于弊，符合中国现实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并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开辟了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中俄关系 黑瞎子岛 边界谈判 区域合作
【作者简介】沈影，197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生。(北京 100007)
2008年10月14日，中国和俄罗斯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界碑揭牌仪式。从此，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黑瞎子岛上。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使中俄长达40多年的边界谈判落下了帷幕，为中俄两国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划上了历史句号，同时也为中俄关系未来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一 问题的由来
黑瞎子岛，满文名为摩林乌珠岛(即马头之意)。该岛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是由两江主流冲刷而成的三角洲，故又名抚远三角洲。该岛位于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东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隔江相望，西距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县城11公里，扼守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江通航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黑瞎子岛地处我国最东端，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34°25′19″至135°4′48″，北纬48°16′38″至48°27′3″，面积为335平方公里。该岛由银龙岛、黑瞎子岛、明月岛3个岛系组成，其中黑瞎子岛面积最大。中国习惯于将整个三角洲统称为黑瞎子岛，俄罗斯称黑瞎子岛为大乌苏里岛，银龙岛称为塔巴罗夫岛。该岛与长江人海口崇明岛面积差不多，相当于香港的1/
3、澳门的12倍、珍宝岛的500倍。因岛上常年有黑熊出没，当地老百姓称黑熊为黑瞎子，随之，该岛也被称为黑瞎子岛。岛 屿平均海拔约40米，地势平坦，且大面积为湿地，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森林、鱼类等自然资源丰富。
黑瞎子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413到1432年间，明朝著名的太监亦失哈曾先后十次率大规模船队经过黑瞎子岛到黑龙江流域巡视。该岛上很早以前就建立了中国的村屯，中部有木克得赫屯、东部南端有乌苏里昂阿屯，清代属吉林三姓副都统管辖。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黑龙江、乌苏里江是中国的内河，作为两江的三角洲，黑瞎子岛自然是中国固有的领土。1734年法国国家地图官唐威尔所绘制的中国地图也将该地区标为中国人居住的村屯。1854年，清政府在黑瞎子岛东北角设立了乌苏里昂哥卡伦。历史上，俄国文献，如19世纪出版的《中俄交界图》、《百科辞典》及20世纪出版的《远东地图》等，都承认黑瞎子岛属于中国。
1858年沙俄借助武力迫使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从而割占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根据这两个条约，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从原来的中国内河变成了中俄两国的界河。位于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西侧的黑瞎子岛毫无疑问仍然属于中国。然而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情节，俄方谈判代表在一份比例尺为1：1 050 000的地图上贴近中国一侧划了一条红线。这条线违背了相邻两国国界以界河主航道或中心线为界的国际通行规则，按照这条线黑瞎子岛似乎就属于俄国了。在后来的中苏边界谈判中，苏方曾把这条线作为证明黑瞎子岛属于苏联的依据，但中方历来不承认这条红线。
沙俄从未停止过对黑瞎子岛地区的渗透和蚕食。1886年沙俄将此处界碑由乌苏里江口向南移动几十里。1907年，俄国士兵闯入黑瞎子岛，将界碑强行移到乌苏里镇。但是，黑瞎子岛一直处于清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辛亥革命后，沙俄仍不断加强对黑瞎子岛的渗透。1929年，苏联利用中东路战争趁机出兵占领了黑瞎子岛。
中东铁路(也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是沙俄根据1896年签订的《中俄密约》和1898年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经中国东北地区修建而成的“丁”字形铁路。该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全长2 489公里，1903年开始正式运营。 日俄战争(1904～1905年)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称南满铁路)，俄国继续控制长春以北的路段(仍称中东铁路)。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发表对华宣言，表示要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给中国，但实际没有兑现。1924年中苏两国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及《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由中苏双方共管。但实际上，中东路为苏联一方所控制。中方多次提出抗议，但都遭到苏方的拒绝。1929年，已经归附于南京中央政府的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在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决心收回中国在中东路的权益。5月27日，张学良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7月中旬，东北地方当局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方职员，接管铁路电报、电话机 构，查封苏联在哈尔滨市内的商业机构等。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中苏边界局势日益紧张，并上升为武装冲突。8月，苏联军队从绥芬河、满洲里和绥东(黑瞎子岛所在地区)三个方向向东北军发动进攻。9月19日夜，苏联军舰和飞机袭击黑瞎子岛，致使该地区民房焚毁一空。自此，黑瞎子岛被苏军占领。中东路战争以苏军的胜利、东北军的失败而告终。12月22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也称《伯力记录》)，除了规定恢复苏联在中东路的权益之外，还规定“立即恢复中、苏国境之和平状态，双方随即撤兵”[1]。虽然苏联从中国其他地方撤出军队，但仍然保持了对黑瞎子岛的占领。
二 漫长的谈判之路
长期以来，中俄边界争端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黑瞎子岛的归属是中俄东部边界最大的争议问题。自1964年以来，中俄之间共进行了四次边界问题谈判：第一次是在1964年2月至8月;第二次是在1969年10月至1979年12月;第三次从1987年2月至1991年5月;第四次谈判从2001年7月至2004年10月。
1964年2月23日，中苏之间开始第一次边界谈判，当时尽管双方的立场存在原则性分歧，但在谈到两国东部边界的实际划分时还是取得了重 大的进展。两国同意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主航道中心线一侧的争议岛屿(包括珍宝岛)和洲渚划归中方。额尔古纳河以现行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苏方控制的200多平方公里的岛屿(苏界外领土)划归中国。双方同意先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搁置起来。由此可见，除黑瞎子岛问题之外，中俄就东段边界大部分争端问题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其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中苏进入全面对抗时期，这为中苏边界谈判带来了困难。
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会晤，其中就维持边界现状、两国武装 力量从边界争议地区撤出达成协议。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从1969年10月至1979年12月，长达十年。在这场谈判中，中苏双方主要围绕争议地区问题争论不休。苏方不仅拒绝承认中苏之间存在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以主航道为中心线划界的国际惯例，连上次边界谈判中同意的以界河主航道和中心线为界的划界原则也不认可了，所以这次边界谈判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
中苏第三次边界谈判是在中苏关系转暖和走向正常化的背景下开始的。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关于中苏和解的讲话，提出了全面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特别提出同意遵照以主航道为中心线划界的国际惯例。1987年2月中苏开始了第三次国界谈判，在谈判中双方都同意以历史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1989年5月，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会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91年5月19日江泽民访苏期间，两国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确立了国界勘分的主要原则是以通航界河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界河水面中心线为依据。根据协定，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的岛屿，包括珍宝岛，划归中国。中国保留了经黑瞎子岛外侧两江 水域的航行权和经图们江口的出海权。协定同时规定，两国就尚未解决的额尔古纳河上的洲渚和黑瞎子岛问题继续进行谈判。1994年9月，中俄签署《中俄国界西段协定》。1999年12月9日，中俄签订《中俄关于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
2001年7月17日，中俄两国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中俄双方相互没有领土要求，一定要解决黑瞎子岛问题。双方的第四次谈判启动，经多轮谈判后最终两国达成共识，原则上决定平分黑瞎子岛。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终于签订了解决额尔古纳河上的阿巴该图洲渚和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问题的《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按照该协定，面积为335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其中171平方公里划归中国，164平方公里划归俄罗斯联邦。2005年6月2日，中俄两国外长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互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批准书，完成了划界的全部法律程序，并启动中俄勘界工作。2007年，中俄黑瞎子岛地区陆地勘界工作基本完成。2008年7月21日，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了《俄中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协议议定书及其附图》。10月14日，根据《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及《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协议议定书及其附图》，俄罗斯将半个黑瞎子岛移交给中国。同日，中国和俄罗斯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中俄界碑揭牌仪式，标志着中俄长达4 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彻底确定，为中俄两国长期的边界争端划上了历史句号。
三 未来的明珠
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就像许多国家解决涉及国家和民族重大利益的边界问题一样，在中俄社会各界引起不同的反应，有的拥护，有的不赞成。但主流舆论都认为，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则指出，“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为双边关系发展扫清了政治障碍”[2]。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称，“双方成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典范就是边界问题的解决，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3]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使漫长的中俄边界由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变成了联系两国人民友好的和平纽带，为实现中俄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对中国利大于弊，也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现在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俄两国都为振兴自己的民族和国家，集中力量致力于本国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中俄是两个相邻的核大国，拥有4 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如果两国不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那就谈不上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人们记得，中苏全面对抗时期，由于中苏边境纠纷不断，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的边境武装冲突，曾使两国关系一度濒临战争的边缘。在此期间，中苏双方都不断加强了针对对方的军事防卫措施。为了应对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战争，中国把大量工厂、企业从传统的工业基地和沿海地区转移到内地的“三线”地区，把大量资源投入备战，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苏联则沿中苏边境地带部署重兵和新式武器，建立军事基础设施，为此耗资达2 000亿卢布[4]。随着中俄边界争端的解决以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俄两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和战略环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对于俄罗斯而言，其东部和东南部的稳定和安全有了更可靠的保障。对于中国来说，其国家安全屏障向西延长了数千公里，中俄两国互为战略后方。在当代世界的格局下，这不仅符合中俄两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的利益。中俄两国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增加军事投入，发展军事力量，而是依靠建立军事领域的信任，发展边境合作，以实现两国的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
同时，中俄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为促进中俄两国区域合作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历史证明，中俄两国关系的冷暖、中俄边境地区的形势对两国边境地区的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里不妨用中国两个边境城市——黑河和绥芬河30年来命运的变迁来说明。
在中苏对抗时期，黑河市和绥芬河市地处中国的军事前沿，两个城市的主要任务是备战，而不是发展经济，因而长期处于贫穷和落后状态。黑河市1980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0.4亿元，人均只有666元。绥芬河市1978年地区生产总值为997万元，人均地只有为560元[5]。但是，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改善，中俄大部分边界问题的解决，黑河市和绥芬河市从军事前沿基地变成了中国对俄开放的窗口，两个边境城市随之快速发展和繁荣起来。2007年，黑河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9.9亿元[6]，相当于1980年的13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 206元[7]，相当于1980年的15倍;出口额达到22.4 902亿美元[8]，相当于1987年49万美元的4 590倍。2007年，绥芬河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0.566 5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500多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0 962元，相当于1978年的145倍;出口额达到22.226 3亿美元[9]，相当于1987年247万美元的近1 000倍。需要指出的是，黑河市和绥芬河市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开展同俄罗斯的经贸合作。
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将为中俄两国的区域合作创造新机遇，开辟新天地。在这方面，中俄双方都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008年10月，中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政府已经提出了关于将黑瞎子岛辟建成为中俄边境经贸合作区综合开发建设的方案。该方案把黑瞎子岛的综合开发定位为中俄双方共建中俄边境经贸合作区、生态旅游特区和联接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大通道。为此，将加快抚远地区的铁路、机场、港口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前抚铁路[10]已通过国家铁道部的审查和发改委组织的评估，即将动工建设，预计2010年通车。抚远支线机场项目建设也已正式纳入规划，等等。俄方也对通过开发黑瞎子岛带动整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寄予很高的期望。早在2006年年底，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就向中方提出开发黑瞎子岛的三点建议：第一，开通抚远乌苏镇至俄哈巴罗夫斯克市南郊的常年通道，实现口岸常年过货;第二，在大黑瞎子岛建立贸易综合体;第三，建立交通网络中心[11]。此外，由于黑瞎子岛地处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潜力不仅将吸引中俄两国企业家，而且将吸引其他国际资本前来。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黑瞎子岛不仅将会成为中俄边境地区，而且会成为整个东北亚地区一颗璀璨的新明珠。
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不仅为中俄两国边界争端划上了历史句号，而且为中俄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2]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人民日报》2008年11月17日。
[3]梅德韦杰夫：中俄边界问题解决是具历史意义的大事，源自中国新闻网，2008年5月24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5—24/1260947.shtml。
[4]《苏联外交部长爱·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28大上的报告》，《真理报》1990年7月5日。(当时1卢布=1.6美元)。
[5]改革开放30年：全国18个典型地区的调研综合报告，源自中国网，2008年10月8日，http：//www.china.com.cn/policy/zhuanti/17thszqh/2008—10/08/content 16580026 3.htm。
[6]《振奋精神、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扎实推进小康黑河和谐黑河建设进程》，载《黑河日报》2008年2月25日。
[7]2007年黑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黑河日报》2008年4月24日。
[8]黑龙江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黑龙江省调查总队：《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00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460页。
[9]改革开放30年：全国18个典型地区的调研综合报告，源自中国网，2008年10月8日，http：//www.china.com.cn/policy/zhuanti/17thszqh/2008—10/08/content 16580026 3.htm。
[10]即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嫩江县前进镇到抚远县的铁路。前进镇火车站，是哈尔滨铁路通往北大荒方向的终点，又是即将开工的前抚铁路延伸段的起点。建成后的前抚铁路将被考虑如何与江对岸的俄罗斯远东铁路相衔接。
[11]张敬伟：《黑瞎子岛低调回归中国的意义》，载《文汇报》，2008年10月15日。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1期
讲到移动互联,大家都会感受到,目前大量的消费者都是活在手机上面网络营销方法, 在手机上他们有很多停留,有浏览、刷微博、玩微信、玩游戏、看视频、扫描二维码、获得 优惠等等。 在整个移动互联领域里面, 其实做酒店的是最后端的, 因为酒店是在最后端的一 个供应商。对于整个移动互联网络营销方法而言,酒店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
1、网络营销方法礼宾服务
礼宾服务是我们比较看重的,因为酒店的客人安装了你的这一款 APP 客户端以后,他 其实有非常多的深度操作。 他进入酒店以后, 他需要周边的一些查询, 包括交通线路及景点 的查询,可以通过客户端办理自助入住或离店的手续;他也可以去查询航班,还可以租车, 进行天气预报的查询; 甚至在客人离店以后, 还可以进行一些满意度的调查等。 这些以前在 传统的酒店里面是网络营销方法由礼宾部的人来做的。 但是现在随着移动互联的发展, 我们 慢慢就会把它搬到移动端, 它会更加便捷, 而客人也更乐意和你进行这样的交互。 所以礼宾 服务是对于酒店的移动互联比较重要的一块内容。
2、网络营销方法预订
另外还有一些是预订。 预订有酒店客房的预订, 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高星级酒店, 还会涉 及到很多的服务项目, 比如说 SPA 、 健身房、 客房服务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手机端, 或者通过移动互联的方式来进行这些预订的。
移动端客户忠诚度较高
作为酒店的这款 APP ,现在有 30万累计用户,日均可以带来的预订单是 1000多单, 占整体预订单的 10%。这个数字比去年相比有比较大的突破,去年所有移动端的订单占 2%不到,今天到现在已经突破 10%,所以移动端对于酒店行业而言,我们会非常地重视,因 为我们会发觉中国用户的消费习惯在移动端上面会非常明显和强烈的。
我们对通过移动端过来的一些客户网络营销方法进行分析,发觉从 APP 移动端过来的 客人的忠诚度相对来说比其他客人的忠诚度更高一些, 郝泽霖——人性营销专家。 原西门子 高级讲师。 10余年中外企业营销实战经历,曾在中国人保、西门子、加多宝、大田等多家 中外知名企业担当销售经理、总监、营销总监、大区经理、高级讲师等不同职位。精通人格 分析、 各种营销工具,尤其在销售精英训练、 大客户营销培训、识人术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认 识, 能够将培训方法落地, 让企业能够顺利实施。 个人销售经验丰富, 管理销售团队数千人, 培训学员上万人。 现任天下伐谋咨询独家签约讲师, 人性营销学院院长。 他的重购率会高过 其他将近 7%-8%, 24小时之内预订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几乎占七成左右的用户。
苹果和安卓的比例从布丁的用户群体来看, 还是苹果用户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用户的订 单转化率的程度也是苹果的用户更高一些。
我们在支付端里面最新上了一个和支付宝钱包的合作,我们是支付宝首家合作的酒店。 支付宝“我的旅行”里面有一个行程单,布丁在支付宝钱包里面所有的订单,可以在“我的
旅行” 的板块里面看到他的完整订单信息。 这个网络营销方法功能的上线也是超乎我的预期, 上线以后给每天给我带来的订单比原来增长了 100-200左右。
网络营销方法微信运营六大招
布丁微信运营了大半年左右的时间,运营中六点需要注意的: 第
一、 做不做微信最关键的一点是找准你的定位, 你的客户群体和微信客户群体是否有 比较好的匹配; 第
二、不管是推广你的 APP 还是推广你的微信账号,网络营销方法渠道的推广是非常 重要,作为我们这样 O2O 企业的,有一个很好的渠道,就是我们的线下渠道。如何用好线 下渠道, 把这些码铺设了, 同时如何用你线下人员来引导你的用户扫码, 成为你的激活用户,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整体操作下来我们发觉, 单纯的只是把码铺到线下, 其实引过来的用 户数量还是有限, 更重要的是你线下的工作人员的一
些引导, 他们只要用一两句话, 向你的 用户做解释以后, 用户就会更乐意来进行扫码和激活, 所以, 渠道上面的一些推广是非常重 要。 我们酒店的网络营销方法渠道推广基本上是无孔不入的, 在整个酒店里, 从大堂到电梯、 走廊,直到进入房间,甚至在马桶上都可以看到二维码,这样才便于客人进行扫描; 第
三、 活动的网络营销方法策划还是针对用户的需求来进行的, 硬推你自己所要推广的 一些促销性质的活动, 对于用户的损失是蛮大的。 因为我们尝试过硬推活动, 直接掉粉量非 常大, 但是你做一些比较有互动和趣味性, 再增加一些奖品的刺激, 那么用户的活跃度就会 比较高; 第
四、如果你的公共账号能够开放 API ,可以对接你的自定义菜单以及自定义回复,会 让你的微信功能丰富; 第
五、不管是 APP 还是网络营销方法微信,也需要你的用户帮你口口相传去做口碑的 宣传,你的产品本身的网络营销方法功能和体验度是非常重要的; 第
六、 APP 上所运营内容是不是你的网络营销方法用户喜爱和接受的,这点也同样非 常重要。
总结
第一、从酒店行业来进,如果要做移动互联,还是要搭建一个比较好的网络基础环境, 无线 WIFI 的布入还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生活服务类的网络营销方法商家。我有一个很 明显的印象,酒店而言, 网络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基础。有高星级酒店来跟我交 流, “我怎么样把你们布丁现在这套东西复制到我的酒店里面去?”我说这个很难,因为你 前期第一步连无线 WIFI 都还没有完全覆盖,你后面的很多的内容真的很难做。
第二、 如果说你要来做这个网络营销运营团队, 对于生活服务商而言他们可能会有这样 的问题, 就是找怎样的人组建团队做这件事。 找对人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找一个具有互联 网基因的人来组建团队和做这些事情。
第三、 就是对于自己客群的精准分析, 你的客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些客人, 他有怎样的需 求和特点, 他在移动互联上面的消费行为又是怎样的?了解了以后再来做后期整体运营和营 销才能更有效果。还有一些是关于到内容的,比方说布丁的这一款 APP ,我一直和我的团 队成员强调网络营销方法, APP 做得再炫,为未必能真正带来客户。但是你要最了解你的 客户的核心诉求是什么?你们的第一核心诉求, 可能他在预订过程当中, 他的流程要非常地 顺畅, 不要有任何的卡壳或者图片跳不出来以及预订出错这样的情况, 这是基础前提。 另外 就是你推送的网络营销方法内容到底是不是他最核心需要的, 所以内容的网络营销方法运营 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后面数据的积累、分析、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