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取得的本质目的是为了保护交易中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因受让人不知道处分人的行为是无权处分,基于公示公信原则认为其有处分权而与之进行交易,本身并无过错,若让其为无处分权人的处分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负责,则明显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则,对正常的交易秩序也是冲击。故而在此情形下,规定受让人取得财产的所有权。
问题同样在此,善意取得要件之一是受让人取得财产时善意。一般意义上,善意是受让人“不知”,但这是受让人的主观状态,无法证明,外界不得而知。可见,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之一,是要证明受让人善意。
理论上对善意的评判标准有“积极观念说”和“消极观念说”两种,并且“消极”说占据了主流,该观点要求,受让人不知也不应该知道转让人是无权处分。我国《民法通则》并无关于该制度的表述,只在《物权法》106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该规定将善意取得制度限定在了有偿交易的范畴,且规定了合理价格,这是善意评判时一个要标准。“消极观念说”认为受让人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因此受让人的行为并不具有可责难性,主观上知道与否过于抽象,必须借助客观的表现形式才能让人做出直观的判断,以合理价格转让就是这个客观的表现形式,也可以作为善意的评价标准。
合理价格,受让人支付了与财产价值相当的对价,形式上符合公平原则,实质上符合等价交换,交易本身合理,也足以说明受让人未从中获得不当利益。除所有权人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受让人取得财产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处分人无权处分外,应认为受让人为善意。
盗赃是否应当适用善意取得,我国法律并未明文规定,但法律实践中盗脏并不能善意取得,因为盗赃的获得方式涉及到违法犯罪,是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有国家公权力介入,而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故在民法中对盗赃是否适用善意取得未做明文规定,将此类案件的处理留给其他法律。
民法理论认为,若要物权发生变动,必须基于合法理由,因盗赃获得手段非法,不符合物权变动的法定形式,故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再有,从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不赋予受让人盗赃受让人财产所有权更有利于保护交易的安全。盗赃,都由非法手段获取,其中往往蕴含着暴利,如果法律承认了受让人能够善意取得,对于财产所有人来说,财产无法追回,极不公平,会使安全感丧失。同时,不承认成立善意取得,对于受让人也是良好的法律教育,使其在以后的交易中提高安全意识。
对于“不知情受让人以合理价格从正规渠道购买的盗赃是否可善意取得”的争论,应持否定态度。这种情况下,受让人固然有善意取得外观上的构成要件,但仍不能取得所有权,究其原因,该财物的本质是盗赃,对于赃物,受让人的占有属于非法占有,当然不能取得对物的所有权。
我国《合同法》51条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在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情形与《合同法》51条中的无权处分规定一样。需要明确的是,无权处分效力的确定。
学界关于无权处分的效力有三种观点,无效说,有效说和效力待定说。无效说认为无权处分是一种非法行为,因非法行为产生的结果必然非法,因此无权处分必然无效。有效说从合同的相对性出发,认为处分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处分合同真实有效,对于受让人来说,基于合同的真实有效,当然取得对物的所有权。效力待定说认为,处分行为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是否有效需要权利人追认,无效说和有效说都过于片面,或是基于法律角度或是基于合同角度的考量而没有对无权处分作全面地分析。而效力待定说没有片面的绝对肯定或否定,而是将其效力归结于所有权人是否追认。该学说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相符,并且法律实践中也能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切合实际,符合法律精神,故而无权处分是效力待定行为。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学中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被广泛的应用,有着极高的法律价值和实践价值。故而厘清该制度的相关问题,对于理解和应用善意取得制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成为常态,财产流通的法律表现形式为所有权的流转。交易,多是逐利行为,在利益的驱使下,财产的无权处分人往往为了一己私欲而处分他人财产,使得受让人既获利益处于不确定状态。为保护该类交易中受让人的利益,“以手护手”原则的内容获得填充,发展成为当代主要法系普遍采取的善意取得制度。该制度从民法公平原则出发,恰当处理了所有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利于交易的稳定。但同时应当看到,与该制度有密切联系的相关概念,在学界仍有争议。善意取得,就必须明确善意的评判标准;无权处分的效力问题;关于盗赃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等,都是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善意,盗赃,无权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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