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初年，在中国沿海及内陆发达地区出现了离婚潮。它的出现除了受到近代以来男女平等思想的浸染外，更受到民国成立后法律制度层面对男女平等意识的鼓励与强化的影响。辽宁地区出现离婚潮稍晚于内地，其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并伴有自己的特点。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新婚姻法中的离婚制度法律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冬眠离婚”呼唤别居制度
【摘要】“冬眠离婚”是近些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种新名词，然而对这一新生事物如何认定，如何看待其法律效力，却在理论界出现了分歧。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司法实践需要法学理论的支撑，“冬眠离婚”制度其实就是英美法系国家家庭婚姻法中别居制度的中国版。我国有必要在《婚姻法》中增设别居制度。
【关键词】冬眠离婚;理论争议;别居制度;设立必要
2003年8月8日，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离婚成了一件越来越简单的事情。首先，是简化离婚的手续，离婚不再要求出示男女双方各自的离婚证明，只需出示各自的户口本和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在当地民政部门就可以办理离婚手续，使整个离婚过程加起来不会超过1小时;其次，是取消了1个月的调解期。它实现了婚姻登记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变，保障了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开创了婚姻登记工作的新局面。
而离婚，是除了配偶一方死亡外，解除夫妻关系的有效法律行为，从婚姻关系建立的那一天起，就随时有可能发生。随着时代的发展，立法的不断改进，现代人对待婚姻的态度越来越宽容，“合则聚，不和则散”，中国的离婚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据中国民政部统计：2003年中国的结婚率为12.6‰，比上年上升0.4个千分点;离婚率为2.1‰，比上年上升0.3个千分点。特别是现在人们对待离婚的态度更加宽容，加之现代年轻人的爱情快餐、“闪婚”等新形式的出现，都增加了婚姻的不稳定性。于是一种名叫“冬眠离婚”的制度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
“冬眠离婚”就如同在严肃的法律里糅合进了一些人情，告诉那些还在围城中徘徊的人，离婚是可以妥协的。婚姻是个严肃的事情，已经进入婚姻的人们必须要慎重的对待它。那么究竟什么是“冬眠离婚”?它与国外一些国家的“别居制度”又有什么区别?对我国婚姻法的完善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一、“冬眠离婚”制度的出台
中安网以“法院尝试‘冬眠离婚’五个月内不履行夫妻义务”为题进行了报道： 郑州晚报8月29日讯一气之下夫妻怒而分手离婚，但等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双方冷静下来之后，很多人便开始为自己当时的过激行为后悔。出于减少此类现象发生的目的，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法院孙口法庭从2004年5月开始尝试实行“冬眠离婚”制度。
“冬眠离婚”也有人把它称作“试验离婚”即指的是夫妻双方在法官确认夫妻感情尚未破裂，但调解不能和好的情况下，经双方同意后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一种承诺，夫妻双方在三至五个月内暂时互不履行夫妻义务，让夫妻双方体验离婚后的生活情境，从理性的高度审视婚姻，然后再决定是否离婚。而配之程序上要求主办法官先对夫妻共同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子女抚养情况记录在案,在试验期内只要有“第三者”或财产转移情况出现时“冬眠离婚”停止。“冬眠离婚”期满后，当事人自愿和好的，依法裁定准许原告撤诉;调解无效的依法作出判决。
2005年8月24日，台前县法院孙口法庭副庭长张西敏见到《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时，对此案仍记忆犹新。“我联想到一些年轻人在吵架时，一冲动就闹着要离婚，但内心里并没有离婚的意思，如果两个人都互相赌气，在目前离婚程序又极其简单的情况下，离婚是特别简单的事情，但离婚后再复婚，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琢磨采用什么方法，尽量避免因为冲动而造成的离婚，减少离婚给双方以及孩子带来的伤害。”
张西敏说，在刚开始采取这个制度时，其实并没有一个名字，最初称为“试离婚”，后来县法院让写经验介绍，又用了“休克离婚”，后来想想，越想越感觉“休克离婚”这个词不太好，因为“休克”属于一种病态，于是考虑来考虑去，感觉“冬眠离婚”这个词不错，于是就用到了现在。孙口法庭在采用“冬眠离婚”前就考虑了这些问题，采用“冬眠离婚”是在不违背《婚姻法》和《诉讼法》的大前提下，调节婚姻案件的一种方式，它扩大了“冷处理”的外延。
不是所有离婚案件都适合“冬眠离婚”，采用“冬眠离婚”的案件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实行“冬眠离婚”，要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并且是自愿的。其次是法官经过详细了解情况，认为夫妻双方的感情尚未破裂，只是在冲动下提出离婚的。张西敏说，这就需要法官甄别哪个案件适合“冬眠离婚”，对法官业务素质、工作经验都是个考验。如果双方没有像某些行将离婚的双方一样反目成仇，急于逃离“婚姻围城”，他们的婚姻中有着一些值得留恋的情景，“冬眠离婚”可以说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较好方法。
但客观的讲，根据相关法律“冬眠离婚”并不具有法律意义。因此在“冬眠离婚”期间，夫妻双方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都存在。如期间任何一方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仍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不仅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冬眠离婚”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个从冲动中冷静下来的“缓冲地带”，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从这种意义上说，“冬眠离婚”应该是一种对法律有益的实践。
一个现实是，自实施以来，在占1/4离婚案件中有10对欲离婚的夫妻尝试了“冬眠离婚”，其中有9对已经破镜重圆，一对仍在离婚的“冬眠”阶段。[1]台前县法院的一位负责人告知，“冬眠离婚”制度得到了濮阳市中级法院的认可。[2]
二、“冬眠离婚”引争议
这种制度的出现引起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激烈的争论。
一些专家认为，冬眠离婚制度的施行让人们在离婚问题上更加理性。主要表现为：(1)减少草率离婚造成的不幸;(2)给心理一个适应期;(3)可以重新审视情感;(4)增加夫妻的责任感等一系列好处。这样可以给想离婚的夫妻一个缓冲过程，免得因一时的冲动而做出离婚的决定后又后悔不已，且离婚后再去复婚只是增加当事人和民政机构的工作难度。
据国家民政部的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复婚的夫妻有68081对，在上海、温州、贵阳等地复婚率仍不断上升。但更多的可以复婚的夫妻，由于时空的距离，“面子”的阻隔，重新生活在一起的愿望只能化为泡影。阳原县人民法院城镇法庭推出“试离婚”制度以来，从实践的效果看，很大一部分人都和好如初，这对当事人和社会的伤害大大减少了。这不仅符合治病救人的法律精神，还给冰冷的法律添加了人文情怀，告诉那些在情感中徘徊的夫妻：离婚是可以妥协的。对这一新事物，许多专家持肯定的态度。
全国妇联婚姻与家庭专家陈新欣提出：“试离婚”是在新婚姻法实施以后，结婚、离婚的手续都比以前简单的前提下，缓解家庭婚姻危机的好办法。离婚前，冷静地对婚姻进行反思，对他或她进行再认识。给婚姻一个缓冲期再决定是离还是不离。经过冷静思考以后再作出正确、理智的选择也不迟。婚姻，要讲究效率，更需要深思熟虑。“试离婚”是一种理智、成熟和慎重的婚姻观，值得提倡。[3]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叶林教授个人认为“冬眠离婚”没有干涉离婚自由。因为“冬眠离婚”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如果当事人通过“冬眠离婚”最终放弃了离婚，说明他(她)在当初提出离婚时是一时冲动，为激情行为，缺乏理性的思考。“冬眠离婚”是“强迫”当事人从冲动到冷静，减少激情离婚的比率，是一种法律的人文关怀而不是侵犯了其离婚自由的权利。[4]
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王蕾也对“冬眠离婚”持赞成态度，她认为：“冬眠离婚”的做法，其实是对婚姻高度负责的表现。离婚不仅是对当事人一种伤害，对于那些有孩子的家庭，离婚对孩子的成长也极为不利。为了减少因冲动带来的恶果，“冬眠离婚”是一个好办法，给婚姻一个缓冲期，经过冷静思考以后，再作出理智的选择也不迟。[5]但同时有学者指出“冬眠离婚”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对挽救婚姻的意义不大。
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的婚姻专家周美珍认为“冬眠离婚”增加了婚姻的不严肃性。她的理由如下：首先，试离婚规定了夫妻双方不履行夫妻义务，但在婚姻法中从来没有试离婚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试离婚这种做法没有法律效应。如果夫妻任一方在试验离婚期间有了外遇或和第三方结婚，都要依据婚姻法来处理。其次，法院作为一个国家机构，它推出“冬眠离婚”这种做法带有社会导向性。如果连离婚也可以试验，那么婚姻就太不严肃了。另有人说，“判决试离婚，是在拿严肃的法律开玩笑”。判决“试离婚”的初衷是好的，但结婚证仍在，若夫妻中有人在“冬眠离婚”期间做出有违婚姻法的事，试行的制度与严肃的法律该以何为准呢?到最后只能是法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权威。[6]
更有人认为，在“冬眠离婚”中法院是越俎代庖，把本来属于当事人的权利给剥夺了。其实，应该看到民间已经存在的婚姻危机调解功能，亲朋劝和、婚内分居等办法，在当事人走向法庭前，也不是都没试过。当然，法官也不是不可以帮助当事人，做挽救行将死亡婚姻的工作，但是用推出“试验离婚”制度的办法去约束当事人，于情可原，于法不符。法官的一片好心，同样也可能会做出违法的事来。
专家们对这一现象的高度关注，表明这一现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阳原县法院城镇法庭副庭长赵洲对实行“冬眠离婚”制度有着自己的忧虑：“一旦出现在试离婚阶段一方强行要求对方履行夫妻义务等类似的情况，法院就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司法权威也随之受损。[7]”
三、“冬眠离婚”需要法律支撑
“冬眠离婚”制度其实就是英美法系国家家庭婚姻法中的别居制度的中国版。
别居制度，又称分居或分床制，即依法解除夫妻同居义务，但仍保持其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对于这种先进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大胆地“拿来”，为我所用。因此笔者建议远期可以考虑通过立法，把这种“冬眠离婚”制度以别居制度的方式加以明确下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别居(separation)，又称不完全离婚(Limited divorce)亦称桌床离异(divorce from bed and board)，谓依判决或合意免除夫妻同居义务之制度，[8]是外国亲属法或婚姻家庭立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即依法解除夫妻同居义务，但仍保持其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是国家用以调整夫妻关系而规定的一项特别的制度。如1976年《联邦德国民法典》第1567条规定“如夫妻之间不存在共同家庭关系，而夫妻的一方拒绝夫妻共同生活关系，显然不愿意建立共同家庭关系时，夫妻为别居。”“如夫妻在其住宅内部别居时，共同家庭关系也不再存在。”
夫妻同居，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这是当事人缔结婚姻时的愿望和追求。夫妻任何一方均可以要求与对方共同生活，也应该与对方共同生活，当然，有正当理由者除外。同居要求夫妻在一起共同生活，在共同生活中实现相互扶助与抚慰。没有共同生活，违背了婚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利益，不符合夫妻作为共同生活伴侣的要求。有家不回的一方即定期或不定期地承担了部分或全部家庭经济开支，也仅仅是部分履行了经济抚养责任，因而也是一种没有很好履行夫妻义务的行为。
一般而言，别居应该包括以下含义：
第一，夫妻双方解除同居关系。夫妻同居是指男女双方以配偶身份共同生活，包括夫妻性生活和夫妻在共同生活中经济上的相互扶助、精神上的相互抚慰以及工作学习上的相互帮助等。解除夫妻同居关系就是指排斥主要包括性生活在内的共同生活。
第二，不解除婚姻关系。别居主要在于解除夫妻同居关系，而不解除婚姻关系。别居以夫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如果夫妻关系已不存在，别居也就无从谈起。如果解除了婚姻关系，使夫妻双方各自成为毫无身份牵连的自由人，别居的法律效力也就类似离婚的法律效力，别居制度的存在就毫无意义。因此，别居制度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婚姻关系的消灭，法律确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发生重大变故时可以别居，并不等于婚姻当事人可以自行变更婚姻关系或自行终止婚姻关系，在别居期间原有的婚姻关系仍然受法律的保护。
别居制度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是国外许多国家民法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但我国《婚姻法》中没有别居的相关内容，只是将分居的期限作为法定离婚的一种理由。
“冬眠离婚”在中国并不具有法律意义，它只是各地方出台的政策，还未上升为严肃的法律，始终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由于其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河北省高院的指示精神，此项制度早已停止执行，但作为一种对法律的有益实践，它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即在我国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将“冬眠离婚”这种现象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因此，正视“冬眠离婚”现象，制定相关法规，已成为新《婚姻法》颁布实施后的又一个刻不容缓的法制建设问题。
参考文献
[1]河南濮阳法院实行试离婚制 9桩婚姻起死回生[N].郑州晚报，2005-08-02.
[2]法院尝试“冬眠离婚” 五个月内不履行夫妻义务.参见中安网.
[3]“试离婚”开始流行.参见http://www.511511.sina.com.cn.
[4]“冬眠离婚”律师法官众说纷云者.参见中国律师网.
[5]专家提倡“试离婚” 给婚姻一个缓冲期.参见http://www.jiaodong.net.
[6][7]离婚是可以妥协的.参见http://blog.sina.com.cn.
[8]史尚宽.亲属法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王勤芳(1966—)，女，黑龙江人，福建省厦门集美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民商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民法学、家事法学;宇文(1969—)，女，湖南人，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讲师，研究方向：刑法学。
作者：王勤芳 宇 文
20世纪30年代辽宁地区离婚案的文化透视
摘 要 民国初年，在中国沿海及内陆发达地区出现了离婚潮。它的出现除了受到近代以来男女平等思想的浸染外，更受到民国成立后法律制度层面对男女平等意识的鼓励与强化的影响。辽宁地区出现离婚潮稍晚于内地，其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并伴有自己的特点。本文以此时段辽宁地区的典型离婚案为切入点，对当时的离婚现象进行剖析，力图从文化角度说明离婚潮与时代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广大渴望新生活的妇女们希冀通过离婚的方式，作为告别过去、追求美满幸福生活的手段，从而导致了新一轮离婚潮的兴起，辽宁地区的离婚潮也体现出这一时代特征。
关键词 民国，辽宁，离婚，文化透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关系受宗法伦理影响颇深，女子的家庭地位普遍低下，且要“从一而终”。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西方生产生活方式如洪水般涌入，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其冲击下逐渐解体，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维系传统社会关系的法律体系也不得不相应进行调整。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作为中国法律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量吸收了西方法律制度的内容，引入了西方的离婚制度，使妇女离婚权首次出现在中国法律的条文中。尽管《大清民律草案》尚未施行，清朝统治迅即崩溃，不过它成为民国初年相关法律的蓝本得以继承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肇兴，社会巨变，自由、平等的思想洪流不可阻挡地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新思潮引发了传统婚姻的巨大裂变。时人曾说：“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在中国本属骇人听闻之事。自中国改建民国而后，虽春秋无几，而自由结婚，自由离婚之事，日有所闻。中外比较，中华民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① “自由结婚”“自由恋爱”这类新名词频频出现，“致使旧式的婚制大有破产之趋势”。②从当时的各种报道来看，离婚案自1913年后呈现直线上升态势，且以女性主动提出离婚者居多，反映了广大妇女要求摆脱封建婚姻关系的强烈愿望。同时也可看出，此时的离婚潮多是由西方新思想的传入与政治制度的更迭所带动，从而导致了社会变迁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因由社会总体风气的变化，迫于压力，北洋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反映时代要求的法律法规，如《限制纳妾条例》，将夫与妾的关系表达为一种相互间的身份契约关系。1926年编纂完成采用男女平等原则的《第二次民律草案》后，民国北京政府司法部通令各级司法机关作为事理加以适用。③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要求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④随后，男女平等原则被贯彻于立法、司法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于1928年开始制定民法亲属编，当年十月完成草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成为这一时期制度设计不可避免的现实因素。法律成为女性维护婚姻自由、摆脱不良婚姻的武器，从而又进一步助推了离婚潮的蔓延。
20世纪30年代的离婚潮影响大、范围广，以大中型城市为中心向外扩散。上述有关民法的变化也对东北的核心区域辽宁地区产生了影响。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于民国初期的离婚潮做出论述，①但对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地区的离婚状况讨论不多。本文试以该时间段内发生在辽宁地区的几则具有代表性的离婚案例为核心进行剖析，以点带面，从微观角度揭示出其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政府出于维护社会原有秩序的动机、限制离婚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力量，透视出深层的观念冲突以及这一现象对社会生活的现实影响。
一、自觉维护婚姻权利的
“二王离婚案”
妇女主动提出离婚，是女性追求新生活、表达逐步觉醒的权利意识、追求自身解放的一个缩影。发生于沈阳的“二王离婚案”由女方主动提出离婚，反映出女方主动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婚姻权利的自觉意识。该离婚案的主角王锡龄、王馨如都是东北大学的在读学生，由于二人的特殊身份，使得该离婚案更具有典型性。《盛京时报》从1930年4月10日起先后刊出19篇报道，足以说明该离婚案受时人关注程度之深，可谓是“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热点。
王锡龄于1928年升入东北大学本科，系中国文学系学生。与女方王馨如从恋爱关系发展到同居关系。离婚是由王馨如向沈阳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理由是“王馨如谓王锡龄又娶郭文华为妾，不能再与同居，王锡龄则谓王馨如另有新恋”。当事人及双方律师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法院认为“有添传证人的必要”，于是定于1930年4月18日继续开庭审理。后来的庭审中，经过双方辩论和法官调解，“王锡龄表示服从，并允于二日内将第三者郭文华取消，惟王馨如则表示坚决，请求判离，并请判生活费数万元”。王锡龄对王馨如执意使自己“陷于重婚罪”的态度和行为非常不满，因此双方未能达成和解。4月23日，沈阳地方法院再次对该案进行开庭审理，依据情形判处两人离婚，男方王锡龄向女方支付抚养费3000元，并承担两审诉讼总费用的9/10，女方承担1/10。然而，“二王离婚案”并未到此结束，由于王馨如及其辩护律师认为王锡龄在此之前已与郭文华结婚，并且掌握王锡龄在沈阳东海楼曾设结婚宴席的事实证据，认定王锡龄犯有重婚罪，于是“当即向地方法院刑庭提起公诉，请求依律公判”。②遂要求检察官进行调查，希望判定王锡龄犯有重婚罪。经沈阳地方检察官调查，确认男方有开设婚宴的事实，认为男方依照民国法律已在事实上构成了重婚罪。于是由检察官提起公诉，请求依律对男方进行审判。
该案中，王锡龄能否被判定犯重婚罪的关键问题在于其与第三者郭文华的关系是“妻”还是“妾”。在传统中国社会，男子纳妾不需要经过明媒正娶的过程，在家产继承等方面，“妾”与“妻”所享待遇存在着巨大差别，妾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卑微，与夫不具备婚姻成立的重要条件。近代以来，男女平权思想日盛，民国成立后在法律上确定了一夫一妻制原则，但因历史原因，“妾”在民国时期仍然大量存在，军阀官僚、名人要员乃至家境殷实的平民纳妾之风依然盛行。1914年，北洋政府开始进行民法典的编订工作，初期的民事司法活动并没有回避纳妾问题;后期经两次修订，成文《中华民国民律草案》，其法律条文中，对“嫡子”“庶子”所享待遇有明文的法律规定，无疑默认了妾制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直到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始对婚姻制度作以重大调整。然而该部民法虽规定禁止重婚，但男子纳妾在法律上并不被视为婚姻，因此“自无所谓重婚”。①据此，该案中被告方郭文华极力强调自己是“妾”，试图否定王锡龄重婚罪名的成立。围绕双方争论的这一焦点，沈阳地方法院在1930年4月29日再次开庭审理。原告王馨如堅持认为王锡龄犯有重婚罪，而王锡龄则认为“前院长周天放帮助王馨如，曾七次到东海楼要求做账”，才造成法官认为其在该楼包席与郭文华举行结婚仪式的事实，即有人帮助王馨如作假证，诬陷他犯有重婚罪。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又详细询问证人，东海楼当日是否举办过酒席，双方有无婚书、婚据、结婚证人等相关问题，以期弄清这些事关案件判决的重要问题。东海楼方面的证人提供的信息是，在酒席纸条上签字的名字为“王喜林”，由此人订办四桌酒席。庭长又找来东海楼的侍者，指认王锡龄、郭文华二人，侍者均称不认识。②
1930年5月10日，法院重新开庭。王馨如申诉如前，郭文华“仍称个人对王绝对是妾，及驳斥正式结婚之证据(东海楼方面)不充”。③至此，东海楼的婚宴账单是否系伪造，当时的证婚人卞宗孟能否出庭作证成为此次庭审的重点。庭审从上午10点半持续至午后13点半止，审判长宣告择日宣判。1930年5月15日上午，沈阳地方法院再次对“二王离婚案”开庭审理，“传及当事人，在第一刑庭宣判，王锡龄为重婚罪，处徒刑一年，郭文华为相婚罪，处徒刑半年，但准以金折赎，至是二王一郭由恋爱而结婚，由结婚而离婚，由离婚而又归于重婚，一幕一幕，接续而演，中间经过许多欢乐悲哀之离合，而两角三角之或团圆，或残缺，直不啻一场大梦”。④这一桩原本极为普通的离婚案，由于当事人的特殊身份及各种社会关系的渗入而变得异常复杂，不仅审理过程长，且判决结果相对严重。
王锡龄和郭文华二人对于沈阳地方法院的重婚罪判决不服，遂同时上诉于辽宁省最高法院。辽宁省最高法院于1930年6月19日宣判：“原判撤废，王锡龄重婚之所为，判处徒刑一年，执行缓刑四年，郭文华相婚之所为，判处徒六个月，执行缓刑二年。”⑤最后的判决虽然对二人撤销了原判，但仍认为王锡龄有重婚罪，改判为“名誉罪刑”，从而结束了这一在当时产生轰动影响的离婚案件。
王锡龄作为正在东北大学读书的学生，在案件判决后并没有受到学校处分，显示出社会以及学校相对包容的环境。不过，此事引起校方的重视，文法学院院长曾于1930年9月12日召集男女学生训话，明确禁止学生恋爱，认为青年男女“竟尚恋爱，往往走入歧途，身败名裂”，强调“在求学时期，敦品勤学，为其本务，绝不可轻易尝试，自贻伊戚”。⑥这显然是在“二王离婚案”发生后，校方对校规校紀的重申。这宗离婚案的男女双方虽经自由恋爱，但当女方得知男方在此之前已经结婚后，为维护自身权益，主动向法院提出离婚并要求男方做出赔偿。该离婚案涉及法院对于妻与妾的身份认定问题以及重婚概念的界定等问题，因此值得认真讨论。
二、借离婚分割家产的
“叶陆离婚案”
“二王离婚案”在社会反响颇大，而同年7月末出现的“叶陆离婚案”亦在社会上引发了轰动效应。原告女方陆淑贞提出离婚的理由，一是丈夫叶伯勤在自己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纳妾”，损害了自身利益;二是受到丈夫虐待。所提离婚要求为“须判予养赡费二万元，又现有女孩九岁，按之法律有继承财产权，原告因不便多索，请到予七万元”。⑦被告叶伯勤则阐述了与女方完全不同的辩词，声称自己纳妾全由原告方一手操办;不仅没有虐待原告的情况，且自己及时对女方的病情进行医治，因此“原告所言虐待，皆非事实”，①要求法院进一步核实情况。
法院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发现，原告女方对于丈夫纳妾事先知情，因此对法官所言纯属捏造、隐瞒事实;至于所称在家遭受虐待一事，法院认为并不成立。据此，原告提出的离婚条件，以及对被告所要求的巨额赡养费及子女继承财产权等，“于理于情与法律，皆有未合”。法院经调查发现，被告叶伯勤现有的一切财产，都为其父母所有，被告并不掌管财产，所以法院断定“原告所言财产价格，皆属不实”。最终，法院判决二人离婚，将两人的女儿判归被告方养育，被告方两年内支付原告方24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在这则离婚案中，沈阳市法院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取证，最后依据事实以及双方意愿进行了合理判决，说明当地法院能够相对客观、公正地进行断案。既满足了女方的离婚要求，也否决了其不合理的索求。自此，“叶陆离婚案”宣告结束。该离婚案涉及妻妾问题、虐待及反虐待问题、孩子的抚养归属权问题、赡养费及继承财产权等问题。其中关于“纳妾”的问题，法院认为，若妻子事先同意，则不予追究，反映出中国传统婚姻关系的历史惯性。其他问题也有讨论的空间。
从当时的报道来看，“叶陆离婚案”开庭审理时，“旁观之人，络绎不绝，自九时起，已先有男女学生，及关怀男女风化贪看热闹诸公，至门内传达室，领取旁听券，至各报记者到时，旁听之座位已满”。②可见时人对于离婚案的关心程度之高，旁听者以青年学生为主，又以女性居多。《盛京时报》曾详述一位女子旁听时的情形，“旁听女子中，有一身著淡黄色印花旗袍，梳一元宝头之妇人年三十许，左手腕有手表，右手带两双蒜苗式的金镯，一边听审，一边流泪，似乎有无限感慨，亦深代女子不平者，众人观之，皆交头接耳云，此之来者，皆预习原告方法，谋与其丈夫离异云”。③记者推测女子很可能是为了谋划与丈夫离婚，通过旁听来“预习原告方法”。由此可见，离婚已经不再是人们避而不提的事情，在许多女性的内心深处，离婚成为改变不良婚姻生活的一种法律手段。
三、反映当时婚姻状况的各类离婚案
上述两个离婚案比较有代表性，都是在当时报纸上连续报道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20世纪30年代在辽宁各地还出现了许多类型的离婚案件。
1.以婚姻自由为由，拒绝履行原有婚约的案件。典型案例有宽甸县司法公署受理的“徐方田控王乐荣婚姻案”。徐方田的侄女经媒人介绍与王乐荣次子王树善订婚，“聘金彩礼有单为证，业已领有正式婚书”。④于是，原告徐方田以媒妁之言为凭、以彩礼婚书为证要求履行婚约。但被告王乐荣在辩诉状中以“徐氏痨疾，属不治之症”为由，要求解除其子王树善与徐方田侄女的婚约，并要求女方“退还彩礼现小洋一百四十元”。宽甸县司法公署认为“父母本于主婚权之作用为其幼小子女订立婚姻预约，虽为吾国旧律所容许，然与婚姻自由之原则皆相违反。在现行婚姻制度下，根本上不能容其存在，故子女之一造如于成年后不愿履行该婚约，自可诉请解除”。⑤法院否定了原告要求履行婚约的要求，判定原告败诉。体现了当时强调婚姻自主的法律原则。
2.当事人以时值年幼、婚约由父母包办为由，诉请解除婚约的案件。宽甸县司法公署受理的“王惠兰控刁永贵婚姻案”即是一例。⑥在该案中，原告王惠兰申诉请求判令被告刁永贵求婚之请为无效。其理由是订婚时女方年幼，被告方未能如期如数交付聘礼，男女双方并不具备缔结婚约的形式。所以判定此案双方婚姻无效。符合“女子未成年，其婚姻系由其父代定者，如于成年后表示不愿结婚，原婚姻应重当事人意思起见，将其婚约解除，并无不当”⑦的法律精神。
3.以夫妻双方感情不和为由提请离婚的案件。宽甸县的“韩葛氏朝名臣离婚案”“李焕业控唐文贤离婚案”都是因夫妻感情不和的理由双方提请离婚的案件。由于法律存在“夫妻两愿离婚者，得自行离婚”①的原则，所以经宽甸县司法公署批准，依法判予离异。
4.因丈夫在外包养妓女危及婚姻生活而提出离婚的案件。1931年凤城县的“王邢氏控夫王允文重婚郝黛氏及郝黛氏挥霍财产案”即属此类。该案诉讼理由是被告男方王允文“生性放荡，于去岁赴安游至七道沟桂林书馆与妓女郝黛玉接交情热”，还为该妓女“出资数千元”“赎身”。更过分的是与其登记结婚，将其接到家中居住，“竟将该妓领家同正室”。“郝黛玉日吸食鸦片，昼夜不息，任意挥霍”②本案中的丈夫不务正业，在名分上、经济上、伦理上都严重威胁家庭生活，于是妻子为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得不提出离婚。
5.因丈夫身体残疾妻子提出离婚的案件。在宽甸县的“王于氏与王成亮离婚案”中，原告王于氏就以“似此家风不正，人又残疾，实难与同居处理”③为由，提起离婚诉讼。在“徐公控王金芝离婚案”中，家住宽甸县碾子沟村的62岁老农，以女婿王金芝系阳痿残疾为由请求判令与妻离异。据诉状称，女儿结婚5年“有夫妇之名并无夫妇之实。被告人系阳痿不举之残疾人，男女婚姻首重子嗣，嗣续无望，老待何依?被告人身有残疾，妄冒成婚，应请判令离异”。④上述两案都是因男方身体残疾而导致的离婚诉讼，表明残疾是产生婚姻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上述五类离婚案外，经济原因是离婚的重要因素。如因家庭生活困难，致使女方提出离婚的案件。
沈阳和大连为辽宁省内主要城市，社会经济发达，离婚案的数量远胜其他地区。在大连，“从来华人离婚案提诉法庭极少，然及至本年度，顿呈激加，查本埠(大连)地方法院民事部，至一月至十一月五日间所接離婚案，计四十三件中，华人居头位，即有三十二件”。⑤越来越多的国人因不满自己的婚姻状况而提出离婚。在辽宁省内，就连交通闭塞、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也出现了离婚现象。例如地处山区的岫岩县离婚案件日渐增多，“恋爱自由之新潮流如中国，无知妇女，与其夫稍有龃语即思离婚，通都大邑姑无论矣，即我岫岩处山际，文化梗塞，近月来竟发起离婚案至数十件之多”。⑥说明新思想的传播对民众观念的影响巨大。“近月来竟发起离婚案至数十件之多，如白旗沟郑吕氏，郑张氏，松树秧王毛氏等，皆先后提起离婚诉讼未知如何处分。”⑦仅在1930年的8月间，就有数十件由女子主动提起诉讼的离婚案发生，此可见青年男女在法律的保障下追求自身幸福和婚姻自由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潮流。不仅要求结婚自由，女子亦开始行使离婚自由的基本权利。
四、地方政法部门
对离婚演变趋势的应对
西方社会追求个人的自由、平等的主张，于婚姻领域则表现为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在中国，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洗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理念逐渐被社会认可，并成为国民政府在婚姻家庭制度立法上的基本原则。传统以夫权为中心的婚姻制度开始瓦解，让位于以“男女平权”为原则的“限制离婚”制度，这是由妇女主动提出离婚这一潮流形成的时代背景。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各地的离婚案件数量持续增加，其离婚原因多种多样，其中由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案件占有很大比例，说明女性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在不断觉醒、强化。从前述离婚案中可以概括出3方面的离婚理由：1.因经济原因提出离婚;2.因情感不合提出离婚;3.因家庭矛盾提出离婚。这3类离婚理由几乎涵盖了当时法律“准许离婚”的各类要件。前述两则主要离婚案中还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中存在着第三者，即“妾”的问题;二是案件由女方主动向当地法院提出离婚申诉的为多;三是离婚案均涉及抚养费(自身、子女)等财产问题。尤其是由“妾”而引起的“重婚”罪的提出，表达出女性对一夫多妻旧婚制的不满，也体现了对民国新婚姻法倡导的一夫一妻制的认可。这是民国以来社会文化变迁的自然结果。离婚案一旦出现，往往会对社会上的一些人产生示范效应，使这一现象如滚雪球般不断增大。“二王离婚案发生以来，社会颇受影响，而医大毕业生某甲离婚案，现亦正向某律师接洽中”。①这种扩散效应很说明问题。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女性提出的离婚理由反映了她们对于婚姻自我处境的觉醒。追求美满婚姻、追求幸福符合人性。尽管多数人是在不得已的状况下提出离婚，然而走向离婚之路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选择。
当然，离婚现象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社会日益开放，法律文本的确立使广大妇女获得了享有更多自主权利的制度保障。即便如此，这一时期多数女子想要离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颁布之前，无论是《大清民律草案》，还是《中华民国民律草案》，尽管给予妇女以离婚的权利，但是在准予离婚的具体内容操作中，均存在着“宽于男而严于女”的情况。②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也是如此，只有离婚案符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中的关键要件，才会被判决离婚。尽管法律条文中对判决离婚提出了很多限制性条件，但离婚自由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广大觉醒了的妇女一旦有了离婚权，就有了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法律途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可能。
民国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各方面都处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阶段，社会存在失范性是在所难免的。随着女性打破传统观念的拘囿，开始在婚姻中追求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也使得原本隐藏着的婚姻矛盾逐渐公开，这种愈演愈烈的离婚风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甚至恐慌。由于一些上层人士以及知识分子在离婚方面的示范作用，使当时的离婚形势十分复杂，给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这使得一些较进步的报纸杂志一改在五四时期极力宣扬婚姻自由言论的姿态，开始发文质疑“离婚自由”的合理性，而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从维持中国传统公序良俗的角度亦开始谨慎对待日益增加的离婚案件。各地方法院在审判离婚案件时，往往详加审讯后才做最后判决。审讯的环节尤其看重所涉离婚案件的具体内容是否符合传统道德规范以及民间规则，以免破坏了社会风俗习惯。辽宁省高等法院就在1930年发布通令：“鉴于各处法院受理之离婚条件，为数过多，长此以往，实与风俗人道尤有关碍，特令知各法院嗣后对于离婚案务须慎重从事。”③辽阳市地方法院亦表态：“查近来离异讼诉者颇多，原因甚为复杂，稍有审理不慎，即失夫妇之情，特令各法院，嗣后对于该项案件务须慎重审理。”④各级地方法院面对提请离婚案件增多的情状，均持慎重办理态度，担心一旦形成风气会对传统的婚姻习俗产生颠覆性影响。
于是，高等法院以及各地方法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能不判决离婚的尽量不判离。如“有大西关五斗居南胡同斗牌一百五十六号住户夏友清之妻，向地方法院请求离婚，以该夫吸白面为理由，法院因其理由不充足，不准离婚，该妇以未能达到目的，哭闹不止，将头撞破”;⑤沈阳“大西边门里，李家园子胡同住户周某……日前夫妇又大起争吵，经警察带所理论，黄坚主离婚……法院以其无正当理由，乃予却下”。⑥以上两则离婚案都由于法院认定当事人离婚理由不充分，没有予以批准。可见官方面对“近来的离婚案件各处多有，此种颓风，突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⑦的情形，对离婚案的判决实施了严格管控，从侧面反映出政府管理者对“欧风美雨”冲击的恐惧。“自欧风东渐以来，吾国一般青年男女，醉心自由，离婚之事，时有所闻，兹闻省内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七月份受理离婚案件，共有一百三十余起，但准予离异者，不过三分之一云云。”⑧这一时期提出离婚的人数固然很多，但真正获得批准的只有1/3左右。
为了防止离婚潮的过度蔓延，辽宁省高等审判厅训令“各审判官、承审员等，概不准在现任之县，娶妻纳妾，更不准纳妓女为妻妾，倘有故连，一经查出，定予撤换不贷，凛之慎之”。①希冀以官吏为表率整顿婚俗，从而达到解决奉天境内因纳妾所导致的婚姻纠纷的目的。中央司法部特令各省高等司法机关，专门有针对性地设立离婚规劝所，调解地方的离婚纠纷，“已通令所属司法机关，一体遵照设立离婚规劝所，以资救济离婚案件”。②“近年来我国之青年男女受西欧潮流熏染”，尽力避免“其中因某方被一时欲愿或气忿所冲动，提出诉讼，请求离异者亦多，及至离后，虽有悔悟，已不可挽救”③的情况发生，通过设立离婚规劝所，以期对当事人进行劝导，“如有请求离婚者，先由规劝所以利害解劝，使之重修旧好”，力图遏制日益扩大的离婚风潮。当然，这也不是强制性的，若双方坚决离婚，那就只能进入法律程序进行解决了。
婚姻家庭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离婚率的上升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密切相关，一方面，是社会日趋开放包容、家庭功能转变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由于离婚要素的复杂性，其转变必然威胁到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不仅容易招致社会保守力量的抵制，政法机关为了维护所谓的公序良俗，也需对日益高涨的离婚潮进行遏制。近代中国社会就在这样的互动中前行。
离婚案件的增多以及受关注程度的加深，说明离婚风潮已波及辽宁地区，表明此时辽宁民众的婚姻观念已与关内无异。而沈阳、大连这类大型城市以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率先感受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开明，这里的男女或由于接受新式教育、或受到了周围人的感染，成为敢于摆脱传统大家族的重重束缚，追求婚姻自由的群体。此外，中心城市繁荣的经济，吸引着周边地区的人力资源，塑造了大批城市移民。这些移居到城市中的异乡青年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同乡择偶的旧俗，接触到新式婚姻观念。当这些人再回到故乡，就会把在城市浸染到的新思想、新观念带回去产生传播效应，使城市之外的广大民众也受到离婚潮的影响。
由于主动提出离婚的女性不断涌现，东北地区较有影响力的《盛京时报》专门開设专栏，帮助读者解决婚姻问题。从来稿所反映的情况看，许多女性与记者探讨离婚的途径与方法。一位女性读者因其丈夫有精神疾患而希望离婚，但公公不愿出具离婚所需字据，女方无奈，只能在报纸上申明离婚。记者建议该妇女还是需要找到事实证据，若没有证据“法律也怕是不许可的”。④可见记者不仅同情她，还为她的离婚之事出谋划策。另一位知识女性因离开了“毫无知识”的丈夫而高兴。她在来信中描述了自己离婚后的心情：“这时我心中的喜悦真是不能以笔迹形容啊!”表达出自己因实现了离婚愿望而获得的幸福感。记者在回答中也写道：“你能脱离了旧式压迫下的结婚，那是你的胜利。”⑤由于在法律上给予妇女同男子一样的离婚权利，对于遭受封建婚姻之苦的妇女来说是绝好的摆脱机会。这一时期，虽然男女婚姻纠纷在新旧思想博弈的过程中广泛发生，但都是以谋求婚姻幸福、社会和谐为终极目标的。
在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婚姻家庭制度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下，传统的以夫权为中心的制度开始让位于以“男女平权”为原则的“限制离婚”制度。从文化史的角度看，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离婚潮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它是近代以来自由平等思想启蒙、法律上对男女平权的确立以及社会进步开放程度加深共同促进的结果，反映了女性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彼时的女性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大幅提高。《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的制定和实施顺应了时代要求，婚姻自由原则得到了法理认同，从法律上动摇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男权基础，它是传统家庭存在方式向近代家庭存在方式转型的一种手段，对于促进新型夫妻关系的生成及确立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焦婕，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法律史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法律思想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
作者：焦婕
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的思考
摘要：婚姻法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本文分析了新婚姻法的进步性与不足，并以此作为深入探究的切入口，阐述了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新婚姻法;进步;不足;完善
作者简介：左龙(1994-)，男，江苏淮安人，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学。
1950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历经1980年的修改之后，2001年新婚姻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婚姻法的进一步完善，以更好的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新婚姻法的出台是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推进婚姻法立法发展的集中体现。相比于旧婚姻法，新婚姻法的进步性显著，但不足也十分突显，强调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新婚姻法的进步性
(一)个人财产保护的进步性
在新婚姻法中，涉及家庭事务的法律，得到了进一步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法律的可操作性。一方面，立足于社会发展需求，新婚姻法强化了个人财产保护，特别是在“房产归属”问题上，做了更加细致的规定;另一方面，财产分配是离婚案例处理的重点与难点，个人财产保护的进一步明确，对于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各方合法权益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立法技术的进步性
相比于旧婚姻法，新婚姻法的立法技术有了显著性的进步。首先，新婚姻法立足于社会发展需求，强调立法制度的民主化，确保新婚姻法的科学性的同时，对相关规定进一步具体化;其次，立法语言也有了较大变化，新婚姻法的立法语言更加通俗易懂，并且内容的逻辑性进一步强化;再次，新婚姻法突出实效性，在新婚姻法中融入了“夫妻双方共同维护家庭和睦”的内容，并以“专章”的形式明确了相关的法律责任，提高了新婚姻法的立法技术。
二、新婚姻法的不足
(一)夫妻财产制度的不足
新婚姻法虽然在个人财产保护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夫妻财产制度仍存在较大的不足。首先，夫妻财产制度的修改，以“列举”的方式进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可操作性，但对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却捉襟见肘;其次，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尚未分离，并制定完善的、统一的标准，对立法执行带来较大的问题;再次，夫妻由于某些原因，如感情不和等因素，夫妻双方处于分居状态。那么，这一情形下的财产如何界定，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新婚姻法也尚未进行明确而具体的说明。
(二)生育制度的不足
生育制度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夫妻结婚之后，生育问题不可回避，但在子女生育时间问题上，很多家庭存在冲突。但是，我国新婚姻法对生育制度尚未设立，对于生育权尚未明确规定。毋容置疑，我国是人口大国，如何在“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之下，实现对生育权的进一步保障，在新的历史时期显得尤为突出。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采用先进技术生育或代孕行为，已出现在现实生活之中，这些行为的进一步界定与明确，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女性权益保障不足
我国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在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之下，“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现象十分普遍。但这也产生了诸多问题，男女的不平等，女性权益的保障不完善。新婚姻法在女性平等性方面，尚未形成明确的法律条款，但从一定程度而言，现行法律强调女性应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样一来，对于女性在家庭及非财务上的贡献过于忽视，不利于女性权益的有效保障。
三、完善新婚姻法的几点建议
(一)出台行政法规及实施细则
新婚姻法的进步性是显著的，但新婚姻法的不足也不可回避，在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的过程中，应出台相应的行政法规，以及配套的实施细则，让新婚姻法落地，并有效落到实处。一方面，婚姻法是社会关注的重点，进一步出台行政法规及实施细则，是强化新婚姻法实施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对于新婚姻法中的一些原则性规定，应做进一步的细化，提高新婚姻法的可操作性。
(二)进一步完善财产制度
财产是婚姻家庭的重要元素，如何在婚姻关系中维护个人及共同财产，是婚姻法的重要立法内容。为进一步完善财产制度，新婚姻法应立足于实际情况，参照民法中的一些原则，实现将契约化的观念注入家庭关系之中。并且，婚姻家庭的冲突，出现财产关系的矛盾，这时约定可作为必要的程序。与此同时，“约定”的法律效力，也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与修改，在实际中应遵循“情势便更”的原则，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性。
(三)进一步完善婚姻家庭法律体系
婚姻法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是维护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保障。从实际而言，我国民事立法相对比较落后，新婚姻法虽然有了显著性进步，但体系分散、混乱的问题仍存在，在诸多领域仍存在空白区。因此，我国应对《妇女权益保护法》、《民法通则》、《继承法》等法律中，涉及到的“婚姻家庭问题”内容进行整合，进而形《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编。这样一来，对于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新婚姻法的出台与实施，契合射虎发展的需求。一方面，我国社会处于转型发展期，新婚姻法强调法治与德治的有效结合;另一方面，新婚姻法在内容上进行了一定的补充，特别是充实了离婚程序的内容。因此，新婚姻法表现出显著地进步性，无论是立法技术的进步，还是个人财产保护的进步，都突显出新婚姻法显著的进步性。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对我国婚姻法中离婚规定的几点体会[J].法制与社会.2010(06).
[2]吴钰.从美国离婚制度看我国婚姻法的完善[J].科教导刊，2012(05).
作者：左龙 黄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