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必求真 事必求是 行必踏实：收藏中国近现代大学校长墨迹有感
岁月不居，流年似水。蓦然回首，笔者收藏大学校长墨宝，不觉已逾35个春秋。其间，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为的是弘扬前贤崇高品德，展示先哲深厚学养。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开拓者
清末民初，新旧交织，风云际会。孙家鼐、马相伯、严复、蔡元培、唐文治、张伯苓、吴玉章、徐特立、陈垣、马寅初、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胡适、成方吾、范文澜等诸位校长，登高而招，引领风气，荜路褴褛，功勋卓著。我有幸收集到上述各位教育耆硕、士林翘楚之墨迹时，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无论是他们开创近现代高等教育事业无畏的勇气与敬业的精神，还是书法神韵所表现之功力，皆令我肃然起敬，不忍释手。
清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科状元、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图1)，创建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居功至伟;第三任管学大臣、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翰林张百熙(图2)，主持制定《钦定学堂章程》，作为首部一整套自小学到大学之学堂规章颁行全国，具有划时代意义;1917年蔡元培先生临危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力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以博大胸怀、崇高境界锐意改革，仅用两年时间，便使北大真正从中古教育内容中解脱出来，开创了北大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蔡先生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全国。他还强调，开创新文化运动，应以蔡先生居首。
江山代有人才出。1917年，胡适先生受蔡校长之聘而执教北大，他一到北大就踌躇满志地准备干一番事业，提出要把北大发展成现代化大学。当时不过而立之年的胡适教授成为蔡元培、陈独秀厉行改革的“最为倚重的军师”。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胡适先生(图3)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他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提倡“文学革命”和个性解放，倡导科学精神，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1931年春，北大时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图4)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之主张。因他任职时间最长，加之教育理念超前，又富行政管理才干，为北大教育事业之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曾担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先生评价其“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比蔡先生胡先生高明”。
再看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1931年，梅贻琦先生(图5)以清华大学教务长接任校长，主持校务，实行“教授治校”和“通才教育”，将这一留美预备学校一举变为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并使之于20世纪30年代跨入世界先进大学行列。而有“南开之父”之誉的张伯苓先生，1919年至1948年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他特别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并制订“公允公能，日新月异”之校训，为国家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之人才。如今南开大学得以发展成为全国著名高校，与张公数十年前所倡“日新月异”之南开精神密不可分。可以说，无张伯苓先生，便无今日之南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南迁，三强联合，于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担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在八年抗战之艰苦岁月里，三位常委尤其是梅先生，常驻昆明，带领西南联大8000余名师生，发扬“刚毅坚卓”之西南联大精神，为我国培养出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和新中国建立后急需的优秀人才。以西南联大理学院为例，该院共设算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等五系，从1938～1946年9年间，毕业生共673人，有80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其中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外籍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2人成为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其中郑哲敏、朱光亚为双院士。西南联大理学院有90名毕业生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院士，这意味着每七到八位毕业生中就产生一名院士。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史，这是前所未有的，西南联大创造出的这一奇迹，永远被载入中国高等教育史册。
崇高品德深厚学养
字如其人，文如心声。我于收藏校长墨宝之过程中，不仅注重书法艺术之观赏价值，更注重其内容。此次展出之校长遗墨，无论是对联、条幅、斗方，抑或信札、文稿、题词，透过书写的文字，均深层次反映出先贤们之精神气质、学术修养与思想境界。
1935年秋，北大蒋梦麟、胡适等诸君，代表北大数百名师生致函蔡元培先生，庆贺他七十华诞。贺礼是由北大数百名教师和校友集资建筑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这所房屋在蔡公百年之后，将作为“一座公共纪念坊”，让子子孙孙瞻仰这位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公而忘私的学界泰斗。1936年元旦，蔡先生复函答谢(图6)。一来一往的函件，拜读之后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一方面，北大数百名师友知恩图报，情意真切，念念不忘离开北大长达10年之久而上无片瓦的老校长，以献寿礼之名，解决老校长“最缺少、最实用”之安身寓所;另一方面。蔡公谦谦君子之气度，忠厚长者之胸怀，着实令人敬重。随着抗战爆发，筹建房屋工作被迫停顿。后来，蔡先生移居香港，他和他的后人终不曾见到这份贺礼。尽管如此，这份情真意切的师生情将永载北大史册，尊师敬老、感恩图报的中华美德，将被后人永世传颂。
在我收藏的条幅中，值得介绍者甚多，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三例。一是季羡林先生于1994年赠予我的行书条幅，录清人李惺箴言：“境遇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众;学问休言我胜于人，胜于我者还多”(图7)。这既是季老勤奋为学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晚辈做人做学问只座右铭。另一幅，是在20世界30年代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先生于197年赠金紫光之行书条幅：“灵龟飞蛇感逝川，豪雄犹自意惘然。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这是冯老读曹操《龟虽寿》之抒怀作(图8)。冯老晚年双目失明，但笔耕不辍，以“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之诗句与人共勉，豪情壮志，溢于言表。85岁高龄之冯老，“不知有暮年”，下决心要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巨著。经过10年辛勤耕耘，终于在临终之前，实现了这一宏愿，创造了中国学术史的一个奇迹。再有一幅，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东南大学校董黄炎培先生于1942年赠周公鲁之行书题词：“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行必踏实”(图9)。这是黄老于1942年在中华复兴讲座上所倡导之三言。他强调：“欲修养身心，以救国危，必须践行此三言。”求真、求是、求實，既是黄老一生的写照，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收藏艰辛 苦中有乐
我收藏20世纪上半叶百余所中国高校200余名校长之翰墨，范围之广，几乎涵盖了全国重点高校。作为一项专题收藏，其过程既漫长又艰辛。搜集百年名校校长墨迹不易，要搜集北大早期“校长”之手迹无疑更难。如京师大学堂，从创办到终止，历时14年，共有11位“校长”、3位管学大臣，分别为孙家鼐、许景澄、张百熙;8位总监督：张亨嘉、曹广权(代理)、李家驹、朱益藩、刘廷琛、柯劭忞、劳乃宣与严复。除曹广权(任期极短，只代理10天总监督)之墨迹未曾觅得，其他10位“校长”之翰墨已如愿收藏。然而个中艰辛，一言难尽。其中尤以搜集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与总监督柯劭志的手迹为甚。
1900年，许景澄接替孙家鼐出任管学大臣，在一次御前会议上，他反对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围攻洋人，触怒慈禧，遂以“卖国贼”为名被降罪，招来杀身之祸，故其存世手迹极少，我在京寻觅5年，未能如愿。然苍天不负有心人，1995年，我赴香港讲课期间的一个周日，在荷里活道的一个地摊上翻看一堆旧字画，突然发现一幅署有许景澄3个字的破旧七言联(图10)，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十分平静地问老板娘要多少钱，她回答：“先生，你给钱就拿走。”于是我掏出一张500元港币递给老板娘，问：“可以吗?”她接过港币，微笑示意，交易成功。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万万没有想到，在北京花了5年时间苦寻未得之墨宝，竟然就如此廉价而轻易地获得。我足足兴奋了一个星期，即使回到北京仍无法平静，遂请文物鉴定大家史树青先生鉴赏，他说：“好东西，我们历史博物馆都没有，加钱，转让给我们吧!”我说：“这是北大的宝贝，不是钱的问题，确实不能转让，请谅解。”
京师大学堂另一位“校长”柯劭忞总监督墨迹之觅得，却未遇上好运气，而是另一番情景。1996年，嘉德拍卖公司拍品中有两通柯劭忞的书札，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校长”的遗墨，我是志在必得。拍卖场上主要是前排、中排、后排(我在后排)三人竞争。这件拍品起拍价800元，我原先估计千元可以拍得，却未想到，这件拍品最终以5000元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5500元，比起拍价高出近6倍。在拍卖场上，坐在中排的竞拍者在拍卖师喊到3000元时主动退出，剩下我与前排竞拍者相争，当喊到4500元时，我不按一般竞价常规，一下跳到5000元，以示我实力雄厚且笃定不移。此举果然有效，前排竞拍者退出，我如愿以偿。
拍卖结束，坐在中排的那位具有文人气质的老者向我打招呼。攀谈间，才知道这位张先生原来是北大中文系校友，对北大校长的墨迹也颇有兴趣。当我们走出拍卖场时，张先生突然以质疑的口气问我：“一个教授哪有这么多钱收藏名人手迹?”面对这样的疑问，我只是报以微微苦笑。他哪里知道，我交完拍品款之后，银行存折中仅剩120元，这点钱不可再挪用，因为还有下半个月的日子要过。
无独有偶，时隔6年后，我又遇到类似张先生提出的同样质疑。2002年秋，应《收藏》杂志社约稿，我在该杂志11、12两期连续发表了我的稿件——《二十四位国民党将领的遗墨》。文章发表后，有位辽宁的收藏爱好者给《收藏》主编杨才玉先生去信，断定这些国民党将领的墨迹是赝品，理由之一为：“一个国内教授哪有钱收藏得起这些墨宝?!”杨先生给我来电话，征求如何答复读者来信。我说：您可以转告辽宁的藏友，这批墨宝是经过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今中国国家博物馆)5位专家和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先生鉴定的，是真迹，绝非赝品。辽宁的这位藏友用财力来断定古玩真伪，未必可取。
搞收藏，应具备眼力、财力、毅力和一定程度上的机遇等四要素。1996年我一次性搜集到数百份祝寿贺词斗方(其中有国民党上将40余人、国民政府部长以上200余人所写的贺词，还有20余位大学校长和一批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名流所写的贺词)，可以说这是我收藏生涯中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1996年，香港回归临近，在香港有一批富人移居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批贺词斗方是其中一位留下的。他委托香港一家画廊的黄老板：“找个好人家，再出手。”那年，我去香港给研究生讲专题课，照例要到这家画廊走一趟。我是这家画廊的常客，和老板较熟，他也知道我的北大教授身份。这一次和以往不同，我刚跨进店门，黄老板就把我引进里屋，捧出这批墨宝。我逐一翻看，第一感觉是震惊和兴奋，第二是不安，担心啃不动。岂知事情完全出乎我的预料，黄老板要替朋友为这批民国时期军政要员遗墨找个“好人家”，并且确定了我的诚意后，以令人意想不到的廉价售让与我。返回北京后，我请史树青等5位专家鉴赏。史老边看边说，重复了三遍：“这是一批难得的好东西。”其他4位字画鉴定专家对这批遗墨也是赞不绝口。
“穷人”收藏，自有“穷办法”。其一，进行专题收藏要有前瞻性。别人没有想到的，我提前数年就进行筹划，故廉价购取许多藏品，并逐渐形成系列。其二，节省每一分钱用于收藏。从1991～2000年，我每次赴港讲学，为省钱，都从北京带方便面;每次领取的讲课费从未买过一件香港时尚的三大件(名牌电器、黄金首饰、意大利皮具)。2000年最后一次赴港讲学，总觉得愧对家人，终于给老伴买了一条金项链和一块手表。其三，有得有失。为成就专题系列收藏，要有点壮士解腕的勇气，舍得割爱。1991年，我以一批珍稀的先秦币和一批民国时期稀少的纸币精品换取一批北大著名学者手迹。单纯从经济价值衡量，稀罕的古币和纸币要比名人墨迹昂贵，但北大的这批文化名人手迹却为我实现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遗墨的系列收藏奠定了基础。
卅载盼美梦能得圆
回顾我的收藏历程，大致可分两大阶段：从1980～2000年，这20年是业余爱好阶段，搞收藏属于“副业”，只收藏，无暇顾及藏品的整理研究工作。从2000年至今，属于“正业”阶段，其特点是把收藏和研究当作一种文化事业来做。既然当作事业，就意味着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负有一种使命感，对社会负有一份责任心，对自身要有一种知难而进的不懈追求。现今我已拥有四大收藏系列：清代科举制度文物系列、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系列、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遗墨以及民国时期军政要员手迹系列。15年来，我在整理研究大量藏品的基础上，主编出版大型图书7部，发表文章近90篇，在北京、西安、徽州休宁和绩溪举办过13次大型展览。这一系列活动，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取得了可喜的社会效益。
收藏、研究、出版、展示和宣传，这一切只为圆我和夫人汤蕉媛的一个梦——建立一座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博物馆。我们希望建成后的高教博物馆不仅可成为对青少年传授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也是对各阶层，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基地，更可以成为在海内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平台。对民间收藏界来说，这座博物馆则是汇集民间高教文物的窗口与研究机构，为更多流散于民间之高教文物提供一个永久家园。但愿在我有生之年，能盼得美梦成真。
責编 杨柳
作者：程道德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抱朴守贞不求甚解 不容置疑按名责实循序渐进金石为开 窥斑知豹醍醐灌顶鞭辟入里举一反三 精益求精废寝忘食逐夲求源白首穷经 知难而进刨根问底持之以恒寻根问底一丝不苟坚持不懈有始有终敢为人先孜孜不倦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刻苦钻研求实创新实事求是 不耻下问 襟怀坦白 光明磊落 兢兢业业 励精图治 孜孜不倦不耻下问鞠躬尽瘁百折不挠锲而不舍迎难而上永不言弃求真务实爱岗敬业废寝忘食高风亮节叹为观止歌功颂德一丝不苟一视同仁
一丝不苟锲而不舍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坚定不移善始善终不辞辛劳锲而不舍 见微知著 学而不厌 万民称颂 文质彬彬 精益求精 孜孜不倦追根求源开拓创新百折不挠 阐幽发微 淡泊名利溯本求源刻苦攻关
精益求精追根求源持之以恒堂堂正正忠心耿耿
如何科学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之间的关系?
答：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切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历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继毛泽东同志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事求是”的丰富内涵、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之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分别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再到“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及其丰富和发展，体现了时代性，把握了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条件，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规律，求真务实是实事求是的直接体现和必然要求。
1.“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高度概括。“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它不仅充分体现了“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这一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而且充分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因而我们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之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思想财富。
2.“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条件。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挫折。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压力，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与此同时，邓小平从拨乱反正特别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实际出发，大力倡导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全面改革也需要解放思想。因此，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由此可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有机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历史地联系起来、内在地统一起来，这是形势的需要、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造性贡献。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必须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也就是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只有解放了思想，克服了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思想与实际相统一，避免主观主义、盲目性、片面性和绝对化等的错误，也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因此我们说，“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条件”。
3.“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规律。
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中国社会和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也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要使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党就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也就是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此，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和认识必须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不仅如此，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阶段性和过程性(连续性)的统一，总体上呈前进、上升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会被淘汰--这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时代，尤其如此。
4.“求真务实”是实事求是的直接体现和必然要求
为了贯彻落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告诫全党同志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
综上所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有机构成，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历史的、逻辑的展开、丰富和发展。它们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依据，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深刻揭示了党的思想路线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实现条件、内在规律和必然要求，从而更为完整、充分地体现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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