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喜福会》讲述了早期移民美国的四个华人家庭两代人之间的不同人生际遇。本文以电影中母女两代人的不同命运为切入点，试图从两代女性面临的不同命运这一特殊视角分析电影中所涉及的东方主义的建构与解构问题，以期读者能更加理性地对待东西方的不同文化，消除文化歧视，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与繁荣。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喜福会看中西方文化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文化归途
摘 要：以塞义德的东方主义为理论基础，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为文本，从东方主义视角出发，重新解读谭恩美小说，通过其反东方主义元素以及其展现方式，提出谭恩美并不是在迎合东方主义，而是通过正视东方主义解构东方主义并获得文化身份的真实回归。
关键词：谭恩美;《喜福会》;反东方主义;文化身份
作者简介：项聿培(1996-)，女，江苏常州人，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文学专业本科生。
1989年，谭恩美出版了第一步长篇小说《喜福会》，该作品通过讲述四位中国母亲与他们各自的女儿通过误解、产生冲突最后获得理解的故事。纵观近几年主流读者对《喜福会》的评论，大多是开始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与他者的角度进行解读，然而笔者发现，这些解读都重点落于阐述《喜福会》如何建构了东方主义，而并没有关注谭恩美在消解东方主义上做出的贡献。本文从东方主义的视角出发，解读了谭恩美在小说中如何展现其反东方主义情结，进而提出了只有正视东方 主义与历史，才能对其进行解构，获得真正意义上文化身份的回归。
1.塞义德“东方主义”
著名文学评论家萨义德在二战后提出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使用了东方主义的观点作为其核心思想，“东方”并不只是地域上、人种上与“西方”的区别，更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一种思维方式上东西方之间的彻底对立。东方主义是一种对东方人的错误而僵化的描述，即东方人是异常的野蛮的。这种文化与政治的优越性满足了西方对控制东方，凌驾于东方的病态心理，将东方归结为低人一等的“沉默愚钝者”形象，东方人通常被描述为沉默者和他者。东方主义显示西方通过将东方归于低等的他者并强化西方自身的优越性来实现其霸权。[1]
2.正视历史 与东方主义存在
赛义德曾指出：“在讨论东方之时，东方是完全缺席的，人们感到出席的只是东方主义者和他的言论;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东方主义者的出席恰恰是由东方的实际缺席造成的。”[2]实际上，纵观谭恩美的《喜福会》，我们都能看到真实的东方者的存在，正是这些东方者的诉说让我们了解到了真实的历史。
2.1正视历史，出席历史
人们倾向于了解那些我们愿意了解的事物，因此在阅读《喜福会》时许多读者认为谭恩美笔下迷信、血腥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是对于中国的丑化，为了迎合东方主义的高高在上的文化优越感，然而四位母亲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前 ，当时的中国，虽然思潮涌现，然而迷信仍然是人们心上抹不去的阴影，鲁迅先生也曾反映过当时的人们食用“人血馒头”治病的可怕现实[3]，一味地否定 无法解决问题，这些令人读起来产生不适的文字却恰恰反映了真实的中国，将其归结为“满足东方主义”，实际上是武断的。直视真实的历史或许会令人痛苦，但能让我们看清过去，而非盲目自信。母亲们对过去故事的叙述，正是愿意直视伤民族之殇的体现。长期无视伤口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只能愈发使自身深陷于自卑与痛苦中，正如《喜福会》中的映映选择丢失过去的自己直视使她感到迷失和困惑，最终勇敢地站出来 “现在，我该把这一切也告诉我女儿。”[4]225让她走出痛苦，清醒过来，重塑了自我。
2.2正视东方主义的存在并进行解构
许多“华裔作家，感受到民族强大的重要性，从而从自己的良知出发，竭力维护华人形象，强调并宣传正宗的中国文化经典，来解构西方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5]谭恩美正是其中之一。她实际上意识到了“东方主义”的存在，并想要进行合理的解构。小说中的女儿们在美国出生，在美国生长，深受美国社会对东方的认识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对她们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谭恩美借用女儿们对于母亲的不理解，甚至是鄙夷，展现了当时日益强盛的“东方主义”。小说中的女儿们西方文化身份看待东方，对中国文化理解片面，带有偏见，实际上正是西方文化的“东方主义”在作怪，作者借由母亲们在冲突中的无奈与痛苦，展现了这种东方主义带来的负面作用，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的维护。
2.3民族身份的回归
《喜福会》的设定是在麻将桌边，四个母亲轮流做东，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回忆性质的故事让女儿们了解到了过去，这不仅是她们母亲的过去，更是中国的沉重的历史。这种述说，一方面是母亲们获得了自身民族身份的回归，他们通过讲述这些故事，正式了自身的伤痛。通过幼年时的孩子们无法理解，产生了对于中国的错误理解，然而随着她们慢慢长大，逐渐意识到这正是她们无法割舍的民族记忆，是她们的民族身份。“两首曲子，其实是同一个主题的变奏。”[6]25当君终于认祖寻亲，找到两位姐姐时，她终于意识到她身上的中国身份是不需要由别人来认同的，那是刻在他们骨子上，流淌在血液里的，这体现了民族身份的真正回归。谭恩美并不是迎合“东方主义”，而是借此体现对于自身民族身份的逐渐认同，一蹴而就的认同是不切合实际的，这种逐渐的醒悟才更为流畅自然。母亲们让身处西方文化身份中的女儿们了解到了中国的真相，虽然它迷信、甚至残忍，但是同时也传递着母亲们的信仰与美好的愿望。
3.展现反抗精神，绝非沉默
长久以来，沉默成为东方主义对华人刻板化描写的一个重要特征。华人女性没有说话权是一种民族和性别上双重的他者形象，长期失语使她们只能依附于他们来表现自己，然而我们看到，在《喜福会》中，这些女性没有选择让他人来替自己发声，扭曲自身形象，而是勇敢积极的站了出来，或作出反抗，或大胆发声，有些反抗的形式或许受困于时代因素，但已经是女性精神的重大突破，完全有别于过去“东方主义”对华人女性的刻板描述。
小说中的母亲一方面顽强地反抗自身命运，虽然由于受困于时代与环境因素，或许仍然会体现当时中国的迷信，但是相较于被动等待，不做反抗已经是华人女性形象的重大突破。小说中，琳达成功地利用智慧与观察，积极主动地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从她第一次的婚姻中逃脱出来，最终解除了婚约，决不让自己成为封建婚约的牺牲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我终于醒悟了，发现了一个真正的 自我，并任凭着这个‘我’的思想来带领自己。这种对妇女“沉默”状态的成功突破，是对长期以来东方主义的驳斥与解构。另一方面积极主动站出来，不再沉默，消除与女儿的矛盾与误会，鼓励引导着女儿们追寻真正的幸福。丽娜的丈夫自私自利，明明领着比自己妻子要高八倍的工资，却还要和她什么都均分，哪怕是丽娜并不爱吃的冰激凌，丽娜的母亲映映便打碎花瓶，以此来开导她顽强地站出来，不要畏惧。小说中的华人女性不再是以往东方主义所认为的沉默隐忍的形象，而是主动站出来勇敢的追寻自己幸福的表现。
4.展现真实中国，不迎合东方主义
在小说的最后，君回到了中国，谭恩美借君的双眼与描述展现了一个与东方主义构建下完全不同的中国，“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真阔气!只见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侍应生，奔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搬进大厅里，只见大厅四周都是花岗岩和亮晃晃的镜子，金碧辉煌。”谭恩美终于无法克制其民族自豪感，用直白的话语展现了真正的中国，一个文明先进，经济独立的中国，一个不是东方主义视角里野蛮肮脏的中国。
5、结论
谭恩美的《喜福会》并不是对于东方主义的盲目迎合，她展现了真实的令人心痛的中国过去的形象，意在令我们不忘历史，牢记历史;同时通过对第二代美籍华裔移民与第一代移民的冲突真实再现了东方主义思想形态与发展中成长中的真实中国的冲突。这有力地冲击了一直高高在上的西方霸权文化，粉碎了西方人心中的所谓文化优越感，谭恩美将真实的中国文化引向世界，不藏不遮，既自豪于中国目前的优秀，也不因痛苦的过去而自卑，她将西方人带着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看中国人具象化并成功解构，粉碎了西方人固有的东方主义，还中国文化一个清白，获得了真正意义上文化身份的回归。
参考文献：
[1]揣琼.《喜福会》中的东方主义[J].英语广场(下旬刊)，2014，(7)：58-59.
[2]爱德华 · 赛义德. 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8-30
[3]鲁迅，呐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31-42
[4]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严映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沈琳.《喜福会》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东方主义"的解構[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78-79.
[6]陈茗，聂靖.双重身份下的双重写作——论《喜福会》中的东方主义元素与反东方主义元素[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01-106.
作者：项聿培
从女性命运角度分析电影《喜福会》中东方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摘 要：电影《喜福会》讲述了早期移民美国的四个华人家庭两代人之间的不同人生际遇。本文以电影中母女两代人的不同命运为切入点，试图从两代女性面临的不同命运这一特殊视角分析电影中所涉及的东方主义的建构与解构问题，以期读者能更加理性地对待东西方的不同文化，消除文化歧视，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与繁荣。
关键词：女性命运;东方主义;建构;解构
作者简介：王霞(1989.7-)，女，汉族，四川南充人，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一、引言
1993年，知名导演王颖根据著名美籍华人作家谭恩美的当红小说《喜福会》改拍了同名电影《喜福会》，电影一经上映便取得了轰动效应。电影讲述了移民美国的四位中国母亲在中国发生的悲惨遭遇以及其女儿们在美国遇到的一系列生存困境。电影中，移民母亲许安美之母不堪做妾的悲惨的命运选择吞金自杀，许安美则逃往美国，现育有一女为罗丝;移民母亲林多则因家境贫寒被迫做了童养媳，后不堪虐待逃离中国远赴美国，现育有女儿薇弗莉;电影中母辈女主人公们的故事个个荡气回肠，她们的命运堪称中国文化的缩影;而其女儿们在美国的遭遇则是美国文化的代表，因此，本文选取了电影中两代女性的命运作为切入点，力图分析电影中所重现与建构的东方主义以及对东方主义在建构之后的解构，以期打破东西方文化之壁垒，促东西方文化之融合与繁荣。
二、东方主义理论
东方主义是著名后殖民主义作家赛义德的代表性理论，赛义德认为，西方国家自认自己之民族与文化高于东方之国家一等，便自行将东西方文化分门别类，并付之于高低。简而言之，东方主义本质上是西方人想象和构建的一种关于东方的观念，是“西方对东方的统治，重构和权威施加”(p3. 赛义德)。此外，东方主义观点认为，“西方是强大的，富裕的，文明的”，东方则是“落后的，贫穷的，野蛮的”(p17 麻淑清)。因此，东方主义下的东方文化代表着落后与野蛮，而西方则代表着现代文明与智慧。
三、东方主义的重现与建构
(一)东方主义再现之妻妾制
电影《喜福会》中，移民母亲许安美之母无名无姓，她的丈夫亡故之后她便富商吴富清看中，吴用迷药迷晕安美之母后便将霸占，使得安美之母意外怀孕。无奈之下，安美之母只能委曲求全下嫁给富商吴富清;然而过门之后的许母发现吴富清早已妻妾成群，自己嫁过去便做了吴家的四姨太。嫁到吴家以后，安美之母诞下一子，其子却被妻妾制里权力更大的大太太强行夺走抚养，自己眼巴巴望着儿子无法认亲。无奈之下，安美之母吞金自杀以示反抗。电影播出之后，有评论认为此情节不实，乃谭恩美为迎合西方之文化故意而写之，实则不然，中国文化素来便有妻妾制。据《礼记.曲礼》记载，“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8)，而《元史》则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宜令民四十无子则听娶妾，以为宗祀记”(57)，可见上至天子下至百姓，妻妾制是旧时中国之合法的夫妻模式。又从安美之母的悲惨遭遇可知，中国的妻妾制使得共事一夫的妻妾之间妒忌不断，女性地位低下，与代表现代文明的一夫一妻制相对比，妻妾制的确为我们构建出了一幅东方主义的悲观画面。
(二)东方主义再现之童养媳
电影中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便是林多阿姨。林多阿姨自小家境贫寒，打三岁起便被卖到另一户富户人家黄太太家里。黄太太的儿子是一个弱智儿童，林多阿姨便做了这位弱智儿童的小媳妇。对于童养媳一俗，亦有证可考。据记载，童养媳“起源于宋代，元，明，清之时普及于社会，一些买不起奴婢的小地主家庭以及娶不起亲的贫民多收养幼女，让她们先做奴婢，后做儿媳”(季雅群 5)。在电影《喜福会》中，林多阿姨极尽孝道，专心服伺婆婆，端茶递水，小心伺候她的弱智丈夫。然而，因为其丈夫弱智不懂男女之事，致使林多阿姨结婚多年不曾怀孕，其婆婆黄太太愚昧地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林多阿姨，不仅打骂林多阿姨，更是将其关押，不许其出房门半步。林多阿姨最终不堪其罪，设计逃往美国。在林多阿姨的经历中，林多阿姨与其弱智丈夫无半分感情，只因家庭贫困便被卖于黄家做了童养媳，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之经济贫困;林多阿姨之婆婆不分青红皂白，将不能生育视为女方一方之过错，丝毫不考虑自己儿子之状况，更是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人们之愚昧，凡此种种，与东方主义中认为东方代表落后和愚昧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见，电影《喜福会》的确为我们构建出了一幅活生生的东方主义画卷。
四、东方主义的解构
(一)东方母辈对自身命运的抗争
正如上文所说，移民母亲许安美之母是妻妾制的受害者，林多阿姨是旧俗童养媳的受害者，她们的悲惨遭遇彰显出了东方的愚昧，贫穷和落后。然而，正是这些东方主义的受害者，解构了东方主义中人们对东方的刻板印象。许安美的妈妈为了反抗妻妾制的不公平待遇，在大年三十晚上(传统意义上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吞金自杀以示反抗。她的自杀，不仅为女儿和儿子获得了自由以及远赴美国工作和生活的权利，更是用自己的死给了女儿勇气去反抗不公平待遇。而林多阿姨则利用黄太太及其弱智儿子的封建迷信，设计出逃美国，最终摆脱了悲惨的童养媳命运。可见，纵然当时的东方虽有愚昧和落后的一面，却也有着诸多的女性在为自己的命运抗争着，她们的抗争史，表明东方人民拥有智慧，不甘于向不公平的命运屈服，她们在不断进步，具备了进步的女性主义的启蒙精神，这，是对东方主义的一种解构。
(二)东方母辈对女儿们的指导
在电影《喜福会》中，移民母亲的女儿——二代移民们——同样面临诸多困惑。许安美之女罗丝与美国白人丈夫泰德的感情出现危机，泰德提出要与罗丝离婚并拿走原本属于罗丝的一处房产，罗丝对于如何挽救自己的婚姻表现的手足无措。移民母亲盈盈之女丽娜则无法直面诸事都要与她实行AA制并且占尽她便宜的男朋友，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始终没有勇气与那位丝毫不尊重她的男朋友分道扬镳。电影中，移民母亲们的女儿们从小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她们完全接受美国的教育和理念，因此，女儿辈们代表着的，是东方主义中“强大，富裕和文明”的西方。然而，电影中彻底接受西方教育的两人没主见，犹豫不决。正当两人不知所措时，两位移民母亲都看出了她们的困境并通过和她们分享或自己的母亲在中国的遭遇，给予了她们精神上的勇气。通过许安美之母的故事，许安美让女儿罗丝认识到女性“不能无欲无求，忍受他人的侮辱，吞忍一切的苦楚”，而应该了解到自己的价值。于是，罗丝奋起反抗，在丈夫泰德来找罗丝谈判离婚事宜并宣布要卖掉两人共同的房子的事时，她大声向丈夫泰德呐喊道“滚出我的房子!”“你不能带走房子，带走女儿，带走我的任何一部分”。最终，她的坚定反而赢回丈夫的心，主动与她重修旧好。而盈盈则通过分享自己年轻时遭遇出轨和家暴最终奋起反抗的经历促使丽娜终于鼓起勇气与其男朋友分手并最终找寻到真爱。可见，女儿们在遇到困难时，她们并没有因为从小接受西方文化就更加智慧理性，反而是来自东方，具备东方智慧的母亲所提供的帮助，才让她们安稳度过困境，解决了问题。这表明，即使是西方文化，亦不能泯灭东方文化的智慧和存在价值，正是来自东方主义的智慧才让女儿们的婚姻转危为安，这亦是对东方主义的一种解构。
五、结论
通过移民母辈们所经历的妻妾制和童养媳的经历，电影《喜福会》的确构建出了稍显落后和愚昧的东方主义画卷，但亦正是东方主义的画中人们的不断反抗和理智應对又在这个过程中瓦解了东方主义所带给我们的刻板印象。而移民母辈们对女儿们的指导，使得二代移民女儿们最终走出即使西方文明亦不能解决的困境时，东方主义的魅力再一次彰显。事实证明，不论东西方文化，均有优势和不足，只有东西方文化大融合，方能使得主人公们更加顺利的直面人生，故而，电影《喜福会》不愧是建构与解构东方主义的佳作。
参考文献：
[1]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2]麻淑清.浅谈东方主义在《喜福会》中的建构与解构[J].西安：陕西教育(高教)出版社，2015(4)：17.
[3]戴圣.《礼记》[M].刘小沙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8.
[4](明)宋濂.《元史》[M].中华书局，2016：57.
[5]季雅群，朱文苍. 畸形婚姻藩篱内的女性异化：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童养媳形象.
作者：王霞
从心理分析角度解读《喜福会》中母女两代人的自卑情结
摘可要：在谭恩美的《喜福会》中，成功描写了近一个世纪漫长时间里不同时代、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国度里，两代甚至三代女人在爱情、婚姻、事业方面的坎坷经历的故事，生动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特别是其间新旧两代间一直不断出现自卑情结。但是这些自卑不仅与其在异质文化中的特殊身份相关，还跟其在特殊环境下自我爱的表达方式息息相关。
关键词：自卑情结 异质文化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有三个层面：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人们复杂的行为正是在这个三层面的作用下形成的。弗洛伊德把无意识、无理性的那一部分心理称为本我，有理性、有意识的那部分心理称为自我。自我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和约束本我，本我按照所谓“快乐原则”行事，而自我则按照所谓“现实原则”行事，而超我代表了社会道德和父母的约束，是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标准，如果一个人的超我意识太强烈，那么他总会认为自己的言行和社会的要求有差距，从而总有负疚的情绪。进而形成自卑情结。而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专家阿德勒认为：人是一种弱小的生物，自卑感和不安感时常出现在其意识之中。本文试从心理分析角度解读《喜福会》中母女两代人的自卑情结。
移民母亲的自卑情结
华裔作为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群体一直处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地位。强势白人主流文化对华裔少数民族弱势文化的排斥和压迫导致了华人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一开始便处于卑微低下的失语状态。她们的身份危机、她们的无根感和她们的自卑心理是在白人至上的社会中，心灵被扭曲的表现。
映映是个很敏感，有危机意识的人， 时常在臆想着，就是从一间房子也可以看出许多险像。 她时常瞪着双眼出神，“像在等着某种意料中的灾祸到来的恐惧和不安的神态”，映映也经历着不幸的婚姻，出身于无锡富贵人家的大小姐，貌美如花，可是却嫁人不淑，遭到丈夫的冷落和遗弃，最后还被迫打掉肚中婴孩。自卑情结的产生与父母对小孩的态度和养育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小孩六岁之前，父母对小孩的否定，消极话语和对于错误和缺点行为的评判会影响小孩的成长。映映的自卑一部分就来自于缺失的母爱，从小出生名门望族的她最盼望的就是母亲的关怀，即使是轻柔地责怪几句，她也觉得暖心，可是母亲却很少关心，而是把一切料理的事全交给保姆。当然之后婚姻的不幸经历也更加剧映映的失言状态。因为情感的缺失使她变得自卑，让她失去尝试的自信，失败的经历使她难以摆脱不幸的阴影。自卑超出了她正常的限度。就像映映一样，小说中的母亲们时常以消音的方式来体现自卑，正如许安梅所说，“我知道，该如何保持沉默，如何观察和聆听这个世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
小说中的龚林达是个外表威严、强悍可是内心却充满自卑的母亲，她用着自己的力量为子女创造更好的生活，正如她所说的，“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却保留中国的气质。可是当她发现美国的大环境和她的生活处处产生矛盾时，潜意识便出现自卑感和不安感。正如阿德勒所说，当一个人面临困难、障碍，不是去设法克服，而是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时，他的自卑感就会越积越多，从而产生“自卑情结”。龚林达自身没有可以创造优越感的地方，可是她发现她的女儿，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于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她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拿她跟其他小孩作比较，喜欢把女儿“作为奖品一样向众人炫耀卖弄“当女儿真的在象棋方面有所天赋时，她的优越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是没想到，这在女儿的眼里却成了“卖弄和瞎吹牛”所以后来长大的女儿终于发现她强硬的外表也隐藏着“孱弱、单薄、无助”，其实正是因为这位母亲内心也一直埋藏着羞愧，正如她说，“我之所以羞愧，是因为她，我女儿为我觉得羞愧，可我一直却是为有这么个女儿而骄傲的。但她并不因为我是她母亲而觉得骄傲。”
移民女儿的自卑情结
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一个人的性格是由在其成长过程中的情感经历形成的，而家庭是我们最初建立自我意识和与他人联系的场所。一个孩子在家庭中被灌输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标准后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在华裔女儿们的身上，作为移民后代，深受内外两边压力，她们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自卑情结。首先身为第二代移民，在美国出生长大，受美国文化熏陶的女儿们把自己当作美国人，她们认为美国和美国文化就是好的、先进的，而母亲身上所显露的中国性就是所谓的中国文化，是落后的，移民母亲和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因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碰撞产生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母女之间的沉默。在择偶上，薇弗莱，丽娜，许露丝都选择白人为对象。她们自认自己的种族是劣等民族， 而白人是优秀的民族。她们甚至讨厌自己的亚裔生理特征， 丽娜常故意睁圆双眼，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白人。面对白人伴侣，她们总是不自觉地采取仰视的态度，一方面抬高对方的形象，一方面贬低自己。
对于儿女自作主张所做的一切，中国母亲总是喜欢批评。小时候，薇弗莱就想方设法躲避母亲对自己不足之处的寻觅和挑剔。长大后，龚琳达不仅批评女儿薇弗莱的头发样式，还奚落她的未婚夫里奇送的圣诞礼物，数落他的嗜酒，讥诮他脸上的麻子。在薇弗莱的眼里，母亲总是“对谁都看不顺眼，对谁都能挑出一大堆不是”，对女儿挑中的伴侣也不例外。“生怕自己心中的里奇的形象，会被妈那番信口开河的议论和夹枪带棒的言语冲毁”。而正是在母亲“刀子样割人的话”的挑剔挖苦下，薇弗莱高傲的外表下却有着深深的自卑情结。正如薇弗莱自己所言，“在我还是夜歌孩子时，我就想躲到一道更安全的屏障后边，我要躲避的，就是妈的闲言碎语，妈对我的不足之处的寻觅和挑剔”其实薇弗莱是个内心缺失母爱的女儿，幼年时在下棋一事上对母亲的叛逆导致了母女两人陷入沉默无言的僵局，之后在母爱的寻求上变得小心翼翼，甚至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也都是她想望的。
还有罗丝也是一个内心充满自卑的女儿，首先她崇拜白人文化，否认自己的华人血统，对母亲声称自己更愿意被美国文化所同化。露丝承认她最初被泰德吸引是因为“那些与我的哥哥和我所认识的中国男孩子们的不同之处”，“他的鲁莽，他的执着，他的自信与固执己见。她的搜学的轮廓分明的脸庞和欣长的身材，他的壮实的手臂”，但是更重要的是“她父母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前面对泰德形象的赞美在最后一句得到了阐释，露丝爱泰德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是白人而不是华人，非常明显地看出种族歧视已经内化在华裔女性心中。虽然倾心特德，可是却遭到周围亲人的阻止，除了母亲的懊恼，还有来自特德母亲的阻拦，黄色的皮肤被误当成是越南人。无法改变的外表让露丝再次陷入自卑，她把自己和特德想象成悲剧中的男女主角，“他是搭救我的勇士，我只是个孱弱的女子。不论我陷于怎样的困境，我的勇敢的男猪脚，总会排除万难，就像童话中的王子历经曲折去解救受难的公主一样，将我搭救出来。”通过这些想象，露丝从心灵深处感到了保护和依靠。但罗丝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成长在华裔文化家庭，她不知不觉也受到了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对比泰德的优秀后，自卑的她一味地减低自己的地位，一味地听从，总是重复着同样类似的话：“你看着办吧，特德”或“你决定吧，特德”。仔细发现，罗丝与其丈夫泰德形成了一种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正是自卑心理的产物，而由自卑衍生出的顺从正是导致她婚姻失败的内因。
自卑情结的原因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男尊女卑的男权统治。中国女性受到父(夫)权制的压迫，长期处于失声状态的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小说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母亲们凭借坚忍与智慧，离开了让她们窒息的环境，并最终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母亲们固守中国文化传统，希望女儿能继承自己的精神遗产，她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设计女儿们的未来，即将中国的文化性格与美国特定的环境相结合。然而母亲们把自己封闭在华人的生活圈子里，对外部世界感到恐懼，并本能地拒绝主流文化，她们喜欢群聚，家庭观念极强，是一群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妇女，而女儿们积极地融入到美国生活中去，信奉美国人的信念，对母亲们所重视的大家庭观念十分冷淡，她们都尽早地脱离了父母的约束，走出了大家庭，她们是一群有着中国人的模样，内壳完全美国化的美国妇女。四位女儿和四位母亲之间的冲突，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母女两代在不同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所形成的生活准则。母亲们都将自己的一部分同中国大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固守中国的生活准则;女儿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美国生活方式。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嗤之以鼻，对中国式的母爱那种铺天盖地的、彻底忘我的牺牲精神视而不见。正是这样母女们产生了种种冲突隔阂，甚至在彼此之间产生了自卑情结。
结语
《喜福会》的母女们尽管有着种种隔膜和冲突，彼此间的深爱却是不容质疑的，天然的情感纽带终会跨越一切鸿沟和障碍。也正是这种爱，使美国的女儿们能够正视她们一直以来所排斥的中国式的母爱与关怀，从而在自身达到了一种和谐。其实母女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缺乏其中缺乏爱，而是缺乏正确传递爱的途径，导致彼此在爱的感受上的缺失，进而造成内心的自卑情结，而造成爱的隔阂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异质文化的冲突造成的难以避免的结局。然而事实上，母爱是一直存在的，彼此间的自卑情结，随着爱的理解，也会部分慢慢消融。
参考文献：
[1]阿德勒.李心明译.自卑与超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46.
[2]谭恩美.程乃珊，贺培华，严映薇译.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陈红霞，郭利民，徐珍.从谭恩美的《喜福会》看中国人的家庭价值观[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8，(11).□
作者：张晓燕
